南宋洪适《隶释》一书荟萃汉魏隶书189种，每篇依隶字楷定，兼考史事，世以洪书为“今天研究汉字流变、石刻碑拓、汉魏历史的重要文献和珍贵资料”。笔者近缘校理《隶释》而调查其版本，故知该书存世刊本不过明万历王云鹭本、清乾隆汪日秀本、清同治洪汝奎本三种，而明清抄本中的善本至少尚存十余种，其中有一种明吴氏丛书堂抄本（以下简称吴本），年代颇早。笔者取以校勘，发现此本在保留原石字形、符号方面优胜处甚多，但或许是因为吴本仅存4卷，较之《隶释》全书27卷缺损过多，故未引起学界足够重视。此前黑田彰、白谦慎二位先生对明万历四年抄本《隶释》多有表彰，该本的优点已被学界了解，而吴本的价值似乎还未得到充分揭示。本文将在考述吴本情况的基础上，以存世东汉摩崖名品《石门颂》《西狭颂》《郙阁颂》为例，揭示其价值。

吴本《隶释》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书号02660，1册，存卷1至卷4凡4卷，半页10行，碑文行20字，跋尾大多低一格、行19字。此本全文电子黑白影像已经“中华古籍资源库”公布，极便利用，但电子黑白影像有其局限，因此笔者又调阅了原书，并与现存吴宽丛书堂稿本进行对比，获得了一些电子黑白影像无法提供的信息。吴本《隶释》抄书所用纸张特征与稿本非常接近，二者均为半页10行的黑格纸，一页版框纵约18厘米、横约26厘米，左右双边，白口，无鱼尾，版心刻楷书“丛书堂”三字，字体风格一致。观察抄书字迹，吴本《隶释》并非由一人抄写且均非吴宽笔迹，但综合抄书用纸特征，断为吴氏家抄本应无大误。

此书卷前《隶释序》首页从下至上钤有“黄叶邨庄”朱文椭圆印、“北京图书馆藏”朱文正方印，《隶释目录》首页从下至上钤有“潘氏仲履”朱文正方印、“潘允端印”（环读）白文正方印、“几士居藏”朱文长方印、“史树青印”（环读）白文正方印，卷4末尾从下至上钤有“董宜阳印”（环读）白文正方印、“北京图书馆藏”朱文正方印（见图1）。

上海图书馆藏明朱衣抄本《隶释》卷尾盛时泰自书跋文云：“右《隶释》二十七卷，乃匏翁吴文定公所收，余往年借于何柘湖，抄之留苍润轩中。”国家图书馆藏吴焯等校明抄本《隶释》卷尾则有佚名转录盛时泰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跋语，云：“右《隶释》二十七卷，共六册，乃云间何元朗所收本，前为吴文定公故物。余得借之，久欲抄而力不能。昨友人刘少峰自高淳还，遂托书之，以藏苍润轩中。”何柘湖即何良俊（字元朗），由以上两则盛氏跋语可知吴宽所收之本曾归何氏（以下简称吴何藏本），今日所见吴本《隶释》盖丛书堂据该本传抄，而吴何藏本或已不存。其实吴本中也有一条墨笔批语提到何氏：“何柘湖以朱笔改正文，不宋版乃尔。”由此则可推知作此批语者曾见吴何藏本。

吴本《隶释》因有董宜阳钤印，故抄写时间不会晚于董氏卒年隆庆六年（1572年）。又据上引盛时泰嘉靖三十三年跋语可知，此时吴本所据之底本已归何良俊，丛书堂的抄写时间很可能在1554年之前。若进一步大胆推测此本抄写于吴宽在世之时（1436—1504年），则弘治十七年（1504年）当为抄写时间下限。《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以下简称《善目》）将此本置于明抄本之首，其实也表明了《善目》编者的意见。

至此，可大体还原吴本《隶释》的形成过程与递藏源流：吴宽曾收得《隶释》27卷全帙，此本后归何良俊；丛书堂盖据吴宽所收本传抄，今存吴本即传抄实物，抄写时间很可能在嘉靖三十三年之前；吴本经明人董宜阳、潘允端及近人史树青收藏，最后入藏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

此书卷前《隶释目录》仅有卷1至卷4目录，卷4目录后即接淳熙丙申（1176年）洪适题记（见图2），颇令人费解。若该本在流传过程中亡失卷5至卷27，卷前目录何以也缺失卷5至卷27？今国家图书馆还藏有一种清人校勘汪日秀刻本，此书为汪曰桢、张钧衡、张乃熊旧藏。校者尝见吴本《隶释》并据之校勘，书中多有批校，称吴本为“钞本”，卷4之后仍有钞本校记。若吴本抄写之初便有意仅抄前4卷，该校本卷4之后的相关校记又从何而来？

笔者在调阅吴本《隶释》原书之前，已在黑白影像中发现卷4目录尾行，即“周憬碑阴”所在之行左侧栏线略粗，迥异于其他右半页第二行栏线，此为疑点一。又吴本所用抄书格纸并非由同一块雕版印刷：版心“丛书堂”三字上方横线断开且该版右下角栏线不断者，为一块印版所印，简称A型纸；“丛书堂”三字上方横线不断、右上方竖线断开且该版右下角细竖线断开者，为另一块印版所印，简称B型纸。然而，图2所见格纸“丛书堂”三字上方横线断开，乃A型纸的特征；右下角细竖线断开，又是B型纸的特征。何以在一纸之中，同时存在两种纸张类型特征？此为疑点二。

笔者调取原书后用10倍放大镜观察，方知“桂杨太守周憬功勋铭熹平三年/水经有欧赵有”“周憬碑阴欧赵有”两行原在一纸，系B型纸；“隶释目录”四字及其后洪适题记为一纸，乃A型纸。前者经人仔细剪下，与后者前两行重叠并粘牢，于是便形成了一纸之中同时存在两种纸张类型特征的情况。此外，观察纸背又进一步发现，叠压在“桂杨太守”四字之下的纸张已被挖去，参考同为半页10行的明万历四年抄本《隶释》，“隶释目录”及洪适题记页首行低一格正有“天下碑录”四字（见图3）。故可知前人将吴本卷4目录最后两行沿栏线剪下，置于《隶释目录》尾页前两行处，上层纸的“桂杨太守”四字与下层纸的“天下碑录”四字位置相当。此人又挖去下层纸中“天下碑录”四字，细致对齐上、下纸张边缘栏线并粘贴固定，遂宛如一纸。观此行事，当书贾所为。盖吴本流落至书贾处时已仅存卷1至卷4，故此贾抽去卷5至卷27目录，剪拼挖改，存心作伪，欲使目录与存卷数目相合，由此将残书伪装成全帙。

“汉三颂”是东汉摩崖石刻的代表作，兼具学术研究和艺术审美价值。《石门颂》《西狭颂》《郙阁颂》，《隶释》卷4分别称《司隶校尉杨君石门颂》《武都太守李翕西狭颂》《李翕析里桥郙阁颂》。本文首选“汉三颂”为比勘对象，主要有以下四点考虑。其一，原石存真，涵盖较多异体字。“汉三颂”原石尚存，字形原貌有原始书刻载体为依据，并且含有数量较多的东汉异体字，存在大量加羡、省简、讹混、通假等文字现象，根据这些异体信息更容易判断所校诸本《隶释》异文的优劣。其二，拓本众多，颇易获读。传世摩崖石刻缺少明拓本，而“汉三颂”的清拓善本数量众多，加之影印本、电子影像的传播之功，皆非稀见材料。其三，体量适中，可对校单字较多。“汉三颂”算上重文，拓本共存1528字，一方面可比对象丰富，另一方面体量易于把握。其四，研究系统，文字争议较小。学界关于“汉三颂”的研究有深厚积累，高文、毛远明二位先生搜集各家考释意见，对三篇皆有通盘整理，清理了不少文字障碍。

下面就以“汉三颂”为例，先从文字构形与写法两个方面考察，以揭示吴本的价值。需要说明的是，受摩崖保存状态等因素影响，“汉三颂”拓本质量不一，亦有不清晰、不准确之处，故下文举例又列出汉代简牍中可资参证的异构、异写字，为辨别所校诸本的优劣进一步提供汉代的字形依据。

首先，吴本文字颇能在构形上保留原石之真，证之以下诸例。

作为两宋石学范式之一，洪适《隶释》选择用摹写的方法保存、呈现拓本文字及辅助文字记录的符号，以达到《隶释序》期望的“借书以读碑，则历历在目”，这显然有别于前辈欧阳修、赵明诚剪裱拓本的方法。一方面，洪适的选择成功将此书所录碑文大体保留，而欧、赵拓本则早已湮灭。另一方面，这一选择也要面对此书在后世流传过程中，尤其是宋乾道原刻、淳熙重校、元泰定重刊本均已不传的今天，如何达成作者“历历在目”的读碑期待。

通过校勘“汉三颂”拓本及《隶释》多个版本，同时参照汉代简牍资料，可见吴本保留原石字形、符号面貌的特征，具有留真价值。就“汉三颂”而言，吴本及其所据底本采取更为严格的隶定形式，在追求释文准确的同时，还能兼顾字形细节，刷新了我们对《隶释》在何种程度上保留真迹的认识。在已知存世版本中，吴本时代颇早，既为揭示《隶释》早期版本情况提供了重要线索，也启发我们：《隶释》前4卷中原石、拓本亡佚但碑文尚存的部分，是否仍可借助吴本趋近“借书以读碑”的阅读效果？后续笔者将全面考察吴本，检验这一猜想，并为多学科利用该本进一步提供文献学与文字学方面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