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度，秦汉史研究以传世史籍与出土文献相结合为主流研究方法，对各领域的研究均有不同程度的推进，其中尤以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简牍与文物考古等领域的进展较为突出，出版了大量报告、专著和论文，其中出版论著及工具书约70部，发表论文约400篇，并在国内及海外成功举办了如 “2012·中国秦汉时期的九原学术论坛”（2月），“出土文献与秦文化研究高层论坛”（6月），“日常秩序中的秦汉社会与政治国际学术研讨会”（8月，“第四届中日学者古代史论坛：中国新出资料学的展开”（日本，5月）等十几场专题性学术会议。现分类将本年度重要成果及动态介绍如下（其中有一些成果因出版于2011年底而未及被收入2011年秦汉史研究综述中，本文亦将其中较为重要的部分列出，以方便读者，特此说明）。
一、 政治史研究
政治史研究历年来始终是史学研究的重点。本年度秦汉政治史研究的突出特点是，在坚持传统研究方法的同时，也在不断尝试创新，寻求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点，努力探索新视角及新方法。具体来说：
政治文化与意识形态研究：主要论著包括徐冲《中古时代的历史书写与皇帝权力的起源》（上海古籍出版社）主要讨论“历史知识的生成与表达”与“权力”之间的复杂关系，揭示这一历史时期各种形式的历史书写在正当化王朝权力方面所承担的意识形态功能。王刚《学与政：汉代知识与政治互动关系之考察》（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一书，全面解析了两汉时期知识与政治的互动关系，尤其是武帝独尊儒术后，儒学在汉代社会政治中的作用。
论文有朱子彦《论东汉党锢的缘起与党人失败原因》（《史学集刊》2期）探讨了党人集团失败的原因。王子今《汉末政治风暴与“处士”的文化表现》（《社会科学》1期）认为在汉末社会的激烈动荡中，与激进的“党人”不同，“处士”对政治取全面回避的态度，坚守平民立场。孙家洲、李禹阶《从杨震屈死一案看东汉统治体制的弊端》（《咸阳师范学院学报》1期）认为杨震秉执儒家“修齐治平”之学，没有真正融入官场“利益集团”之中，是其被当政集团迫害致死的根本原因。赵凯《汉末地望景观下的并州势力——以九原吕布为中心的考察》（《2012·“中国秦汉时期的九原”学术论坛专家论文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从地望观念与地域文化的角度，对吕布及其所代表的并州势力在汉末政治舞台上的表现，作了新的考察。代国玺《坑儒一事真伪辨——与李开元先生商榷》（《史学集刊》1期）认为《史记•秦始皇本纪》有关坑儒一事的记载是可靠的，东汉儒生对坑儒一事有不少误解和夸张，严重偏离了历史事实。
官制研究。朱绍侯《从居延汉简看汉代民爵八级的政治地位》（《南都学坛》4期）认为汉代民爵从一级公士到八级公乘,在居延屯戍区内既可担任各种官职(实为百石小吏),也可以当兵。当官凭本人才能,与爵位无关,当兵说明爵位八级已失去免役等特权,成为有名无实的荣誉头衔。金子修一、林松涛《汉唐之际遗诏的变迁及意义》（《中华文史论丛》1期）讨论了汉代、东晋南朝、北朝及唐朝皇帝遗诏内容、语言的变迁及其与中国政治体制变化的关系。孙家洲《光武帝独出心裁的封爵之赏——“不义侯”》（《史学集刊》1期）认为光武帝给予弑主（彭宠）家奴以“不义侯”的特殊封爵，具有制度史上的意义，成为意蕴深厚的文化符号。杨振红《吴简中的吏、吏民与汉魏时期官、吏的分野——中国古代官僚政治社会构造研究之二》（《史学月刊》1期）认为“吏”与“官”相对，其社会身份为公乘，是国家法定的赋役对象，有“算事”义务；吏与公乘以下庶民合称为“吏民”；三国时期官与吏的区别源于汉代长吏与少吏亦即士与庶民的分野。凌文超《汉初爵制结构的演变与官、民爵的形成》（《中国史研究》1期）认为秦汉之际爵制结构变动中的高、低爵与相对稳定的以六百石为界标的上、下秩级相结合促使了官、民爵的形成。廖基添《论汉唐间“舍人”的公职化——“编任资格”视角下的考察》（《中国史研究》3期）分析了舍人的公职化过程，展示了古代官僚政治演进中私人依附关系向公共行政关系的转变。王彦辉《〈里耶秦简〉（壹）所见秦代县乡机构设置问题蠡测》（《古代文明》4期）考察了里耶秦简所见秦朝迁陵县所设的九曹及其职能，包括少内、尉曹、吏曹、户曹、仓曹、库曹、司空曹、狱曹、厩。邹水杰《东汉诏除郎初探——以荫任除郎与上计拜郎为中心》（《南都学坛》1期）认为东汉的荫任除郎与计吏拜郎均为诏除郎，体现了皇权在郎官外朝化过程中力图保持郎官家臣性质的努力。刘啸《从御用到国用：汉唐之际太仆制度的演变新探》（《江汉论坛》8期）认为汉唐之际太仆制度演变的总趋势是家国分离及南朝化。
法制史研究。通论性专著有刘云生《中国古代契约思想史》（法律出版社）。此外还有闫晓君《秦汉法律研究》（法律出版社）是作者多年对秦汉时期法律文化和法律文书的研究成果，包括18篇文章。张忠炜《秦汉律令法系研究初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涉及秦汉律令研究省思、《二年律令》解题及其他、秦汉律令的历史考察、以“购赏科”为中心的汉科研究、律令法系的起源与发展等内容。吕红梅《秦汉时期士人犯罪研究》（人民出版社）以秦汉时期的士人作为研究主体，主要从静态和动态两方面研究士人的犯罪行为。
近年来法制史研究多以新出简牍为依据进行研究。如籾山明著、庄小霞译《王杖木简再考》（《中国古代法律文献研究》第五辑）认为王杖十简、王杖诏书令册均属挈令，原本是由中央的兰台、御史颁布至地方官署，并在“显处”揭示的“通告”。王杖木简所体现的不是所保管的法典的形态，而是被揭示的法令的形态。陈伟《关于秦与汉初“入钱缿中”律的几个问题》（《考古》8期）认为睡虎地秦简、张家山汉简及岳麓书院秦简所见秦与汉初“入钱缿中”律文中的“为作务”是与“官”或“官府”类似的概念，赍钱是损坏公物后依价赔偿的钱款，质钱是官府为大型交易提供质剂而收取的税金。陈松长《睡虎地秦简中的“将阳”小考》（《湖南大学学报》5期）认为睡虎地秦简中的“将阳”是秦汉时期一个特定的法律用语，是“将阳亡”的省称,是相对于“邦亡”、“阑亡”而特定的一种犯罪程度最轻、处罚也最轻的一种逃亡。王彦辉《关于〈二年律令〉年代及性质的几个问题》（《古代文明》1期）认为汉初存在由朝廷正式颁布的统一律令,亦有供各级官府抄写、校雠的律令范本或“正本”；《二年律令》的内容集中作于高祖五年、十一年至惠帝初年以及吕后时期；《二年律令》文本的性质是抄录不同时期行用律令的汇编,所抄范本或底本并未经过统一修订。曹旅宁《张家山336号汉墓〈功令〉的几个问题》（《史学集刊》1期）根据公布的照片，对张家山336号汉墓《功令》简文进行了释读和探讨。邬文玲《〈甘露二年御史书〉校读》（《中国古代法律文献研究》第五辑）对肩水金关所出木牍《甘露二年御史书》的释文及句读做了全面的校读和疏解。陈玲《从简帛文献看汉代的复作》（《青海社会科学》5期）认为复作既不是女刑徒的代名词,也不是轻刑,而是刑徒经朝廷大赦后形成的一种特殊身份。丁义娟《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第90、91简解》（《学术探索》10期）认为秦及汉初律中“耐”罪(包括单独出现的“耐”)都是指“耐”与劳役刑的结合适用,不存在“耐”作为与鬓须有关的刑罚单独适用的情况。宋磊、尚琤《张家山汉简“奴婢代户”律制定时间及其作用探析》（《兰台世界》24期）探讨了张家山汉简中的“奴婢代户”律的发布时间及其在汉初休养生息中的作用。
此外本年度对刑律的研究成果较多。如宋杰《汉代死刑中的“显戮”》（《史学月刊》2期）详细考察了汉代死刑中“显戮”的行刑过程、行刑场所、行刑方式等问题。宋杰《汉代的槛车押解制度》（《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期）从槛车形制、押送犯人的构成及相关待遇等方面，详细考察了秦汉时期的槛车押解制度。徐世虹《秦汉法律研究百年（一）——以辑佚考证为特征的清末民国时期的汉律研究》（《中国古代法律文献研究》第五辑）从学术史的角度对清末民国时期的汉律研究做了全面的回顾与检讨，指出这一时期的汉律研究虽以辑佚考证为主要特征，但起点很高。南玉泉《读秦汉简牍再论赎刑》（《中国古代法律文献研究》第五辑）对秦代的赎刑制度、汉代的赎刑制度、正刑与替代刑、赎刑的起源与发展变化等问题展开讨论。任仲爀《秦汉律的赎刑》（《简帛研究二○一○》）认为秦汉时期的赎刑包括正刑和代替刑两种概念。杨国誉、晋文《秦汉时期刑罚减免述论》（《理论学刊》4期）讨论了秦汉时期的刑罚减免情况。闫晓君《汉代继承问题刍议》（《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期）认为汉代身份继承是在先秦时期“立子”与“立弟”两种继承方式中进行选择的结果,以“立子”为主、“立弟”为补充。张忠炜《汉科研究——以购赏科为中心》（《南都学坛》3期）认为汉代的科是律令的诠释、细化,也有弥补律令规定不周之用意；科通常由官吏奏请、皇帝批准并颁行,经由官府逐级下达而布告基层民众；科具有灵活性、针对性和孳殖性的特点，在汉末三国成为法规汇编或编纂的代称,实现了从如律令到如科令之历史转变。刘晓满、卜宪群《秦汉行政中的效率规定与问责》（《安徽史学》2期）认为秦汉行政中的效率规定主要表现为政府对行政事务的完成明确限期，秦汉政府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备的问责机制。水间大辅《汉初三族刑的变迁》（《厦门大学学报》6期）分析了汉初对三族刑多次废除与再制定的现象，认为其废除的原因既有战国以来的三族刑废除论,又有解除秦朝苛法的目的。其重新制定是由于重新认识到三族刑的威慑效果,以及废除三族刑并没有给国家带来实际益处。江娜《汉代边防法律的社会控制功能——以汉简研究为中心》（《求索》4期）认为法律在边疆地区的管理中发挥了重要的社会控制功能。
二、 经济史研究
本年度秦汉经济史研究，多集中在对赋役制度的考察上，对经济史其他方面的问题关注较少。
赋役制度研究。个人论著如赖建诚《井田辨：诸说辩驳》（台北学生书局）检讨了诸家观点，认为井田之说源于《孟子》，井字型的耕地和传说中的井田制是两回事，历史证据和文献记载都无法证明井田制存在过，从上古至秦汉都没有实行井田的环境和条件。臧知非《秦汉赋役与社会控制》（三秦出版社）探讨了秦汉户籍与乡里制度、田税的演变、人口税、关税和市税、“月为更卒”与更赋、兵役制度的演变等问题。
论文如张金光《战国及秦：国家索取制度的形成与定型化》（《西安财经学院学报》5期）认为战国及秦的官社时代是中国传统赋税制度的形成和定型时期，以租赋徭役为主要形式和内容的中国传统赋税制度——国家索取制度的本质属性是国家以土地国有权制度、国家权力、政治暴力统治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国家体制式社会生产关系。杨振红《从出土简牍看秦汉时期的刍稾税》（吴荣曾、汪桂海主编《简牍与古代史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考察了秦汉时期刍稾税发展演变的实态，认为户刍和田刍虽然征收物相同，但税目性质、征收标准和方式不同，田刍稾税与田租的征收标准和性质亦不同。王彦辉《论汉代的“訾算”与“以訾征赋”》（《中国史研究》1期）讨论了汉代经济活动中颇具重要性的訾算问题，提出汉代訾算可能是任官资格而非通常所说的财产税的新见。于振波《秦简所见田租的征收》（《湖南大学学报》5期）认为井田制破坏之后，秦国实行授田制，田租征收采取寓“公田”于“私田”之中的办法，田租属于分成租而非定额租。张信通《秦汉乡里赋税制度和赋税征收》（《中国经济史研究》1期）认为秦汉乡里赋税来源于国家最小基层行政单元里,征收的财物包括口赋、献费、户赋、田租、刍藁，赋税制度的落实主要靠基层的乡官里吏去完成。陈立正、孙占宇《张家山汉简所见西汉初期土地及赋税制度》（《西北师大学报》4期）讨论了汉初的土地制度和赋税制度。李恒全《从天长纪庄木牍看汉代的徭役制度》（《社会科学》10期）认为天长纪庄木牍《算簿》所载算赋数与更役数重合，表明凡算赋交纳的对象同时也是服更役的对象，凡算赋交纳的年龄段同时也是服更役的年龄段，即汉代服更役的对象为十五岁至免老年龄之间的成年男女。李恒全《从出土简牍看秦汉时期的户税征收》（《甘肃社会科学》6期）从出土文献的角度分析了秦汉时期户税征收中的基本形态、征收方式、征收数量、征收对象等一系列问题。
此外还有财政货币制度研究如罗运环《中国秦代汉初货币制度发微——张家山汉简与睡虎地秦简对比研究》（《武汉大学学报》6期）对睡虎地秦简《金布律》、张家山汉简《钱律》进行了对比研究。路方鸽《居延汉简“稍入”是边塞的财政收入之一》（《南都学坛》4期）认为“稍入”指小额的收入，是独立于赋钱的一项额外收入，也是汉代边塞财政收入之一。农业研究如宋立恒《汉魏文献记载中的“东墙”实为今之荞麦考》（《农业考古》6期）对汉魏文献中关于“东墙”的记载进行了考证。王大宾《汉代中原诸郡农耕技术选择趋向》（《中国农史》1期）认为汉代中原诸郡的农耕存在多样的技术组合并有复杂的表现形态，精耕细作技术并非其唯一的选择。其他还有如袁延胜《三杨庄聚落遗址与汉代户籍问题》（《中原文物》3期）认为三杨庄聚落遗址发现的庭院遗址，可能就是《二年律令·户律》中“民宅园户籍”中“宅园”的真实再现，“民宅园户籍”应是记载民户家庭人口情况、住宅及其附属物“园”情况的综合簿籍。
三、 社会史研究
本年度秦汉社会史研究的成果很多，且研究范围较广，涉及社会问题的方方面面，可以看到社会史的研究思路正在被不断拓展与创新，很多成果颇具新颖度及启发性。
意识形态及社会风俗研究。论著包括王子今《秦汉社会意识研究》（商务印书馆）广泛研究了秦汉时期的政治意识和民间意识。黄宛峰《汉代孝子图与孝道观念》（中华书局）认为汉代墓葬环境中的孝子图是迄今所见中国最早的孝子系列图像，它们从不同层面彰显庶民孝养之义，体现了先秦两汉民间孝道的朴素理念和核心内容。论文包括李凭《黄帝历史形象的塑造》（《中国社会科学》3期）认为脱离传说境界以后，黄帝的形象向神仙偶像与历史人物两个方向发展。司马迁撰写《五帝本纪》，将黄帝塑造成华夏始祖，适应了汉武帝构建大一统宏图和巩固家天下专制局面的时代需要。党超《论两汉风俗观念的政治文化特性》（《史学月刊》5期）认为两汉风俗观念表现出比较鲜明的政治文化特性。薛瑞泽《秦汉时期泛河套文化圈的南缘地区的民风》（《咸阳师范学院学报》3期）认为泛河套文化圈南缘地区的民情风俗受草原文化的影响，表现出不同于其他农耕地区的社会风俗。
宗教、信仰、仪礼礼制研究。个人论著有林富士《中国中古时期的宗教与医疗》（中华书局）考察了公元2到6世纪中国社会的“大疫”、宗教以及政治格局的变迁问题。余欣《中古时代的礼仪、宗教与制度》（上海古籍出版社）系“中古时代的礼仪、宗教与制度”学术研讨会的论文结集，包括相关文献辑考、宗教史论考、仪式与制度的考证以及综合性研究。刘玲娣、熊铁基《秦汉道家与道教》（三秦出版社）分别介绍了秦汉道家道教发展的历史轨迹、道家与秦汉时期的思想整合、道家与秦汉时期的政治、道家的新发展、秦汉新道家、黄老化的秦汉《老子》注和秦汉道家向道教的演变。练春海《汉代车马形像研究：以御礼为中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以汉代车马的视觉形像遗存为主要研究对象，系统地讨论了汉代马车装饰、使用以及仪仗等方面的礼仪。
论文如李祖德《刘邦祭祖考——兼论春秋战国以来的社会变革》（《中国史研究》4期）对《史记·封禅书》与《汉书·郊祀志》中刘邦祭祀的史料进行考证，考察了刘邦历代祖先的活动与事迹，同时描述了刘邦祭祀中包含的古代祭祀仪式及其内容。辛德勇《秦始皇禁祠明星事解》（《文史》2期）认为《史记·秦始皇本纪》“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有其特殊缘由，涉及到天文占验观念伴随着战国至嬴秦间政治地理格局而发生的转折性变化。贾艳红《论汉代政权对民间信仰的多重政策》（《齐鲁学刊》4期）认为汉代政权针对民间自发形成的信仰与崇拜采取了多重政策。王亚军《试论汉代镇墓习俗中灵魂信仰》（《管子学刊》3期）以出土的汉代镇墓实物为主要依据探究古代民众对死后灵魂世界的构建。崔建华《论皇权传承规范对西汉帝陵布局的制约》（《考古与文物》2期）认为秦汉时期皇权取得了独尊地位，“父子相传”的皇统传承规范成为制约帝陵布局的重要因素。
社会生活及社会问题研究。个人著作如林永强《汉代地方社会治安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全面考察了汉代基层社会治安状况。顾丽华《汉代妇女生活情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从汉代主流文化预期的理想女性形象、汉代律令规范、经济层面、国家封赏政策、家庭、产育风俗、奴婢等方面考察了汉代妇女的生活情态。论文如魏斌《单名与双名：汉晋南方人名的变迁及其意义》（《历史研究》1期）指出东汉人名呈现出明显的分层，上层人名是单名，底层人名单名、双名并存；走马楼吴简整齐单名的形成，应是东汉时期长沙等郡大规模编户化过程中新附人口户籍登录整齐化的结果；东晋以后，受到民间口语习惯和信仰心理的影响，南方上层带有“之”、“道”等虚字的双名逐渐兴起；汉晋时期南方人名中单名、双名变化的背后，是华夏文化对南方社会的持续影响。贾丽英《秦汉出嫁女与父母本家关系探析》（《中国史研究》3期）以主流伦理、法律规定和生活实态为切入点，观察秦汉时期出嫁女与父母本家关系，展现秦汉妇女的生活状态。乜小红《秦汉至唐宋时期遗嘱制度的演化》（《历史研究》5期）探讨了秦汉至唐宋时期从遗令到遗嘱制度的发展演化过程。张功《汉代家庭财产的支配形态与流转方式》（《天水行政学院学报》3期）认为汉代家庭财产支配与继承几乎没有受到儒家礼制的影响。夏增民《身体与空间:汉魏六朝时期上巳节中的女性与女性活动》（《妇女研究论丛》6期）以上巳节为切入点，分析了汉至六朝时期女性的活动空间所经历的由广阔到狭窄的演变过程。王爱清《秦汉基层小吏的选用及其功能变迁——以里吏为中心》（《绵阳师范学院学报》12期）通过分析秦汉时期国家选用基层小吏的方式变迁，反映其功能的变化，并由此把握秦汉基层社会秩序的历史变迁，加深对该时期国家权力与社会势力互动的理解。
社会阶层研究。王子今《汉代“街卒”与都市交通秩序》（《古代文明》4期）讨论了汉代文献中的“街卒”称谓，认为具有“街卒”身份者与“县”有体现为“佣”“赁”形式的经济关系，主要承担治安任务。臧知非《“闾左”新证——以秦汉基层社会结构为中心》（《史学集刊》2期）认为闾左是浮浪人群居住区，来源复杂，使之居于闾左，是秦统一之后基层社会秩序化的体现。“发闾左”体现了秦朝徭役制度的严肃性，不能简单地看做秦政残暴的证据。宋艳萍《汉代“良家子”考》（《南都学坛》1期）认为汉代良家子是个特定阶层，拥有一定资产，遵循伦理纲常，是从事于正业者；六郡良家子是国家选兵择将的重要来源；良家的女子是朝廷选秀的主要来源。
除了上述研究角度之外，还有阎爱民《凑聚之道：古代的家族与社会群体》（天津古籍出版社），台湾三军大学主编《中国历代战争史》（第三册楚汉战争～东汉）（中信出版社），王克芬《万舞翼翼：中国舞蹈图史》（中华书局），姜永兴《中国古代音乐图像》（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等通论性著作。
四、 思想文化史研究
本年度秦汉思想文化史研究的重心主要集中在学术史与文化史方面，此外在历法研究、思想史研究等方面也各有贡献。
学术史研究。论著如许殿才《秦汉史学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通过对秦汉时期史学著作和历史思考的表现方式、理论价值及史学社会功用的分析研究，全面展示这一时期史学发展的整体面貌。刘玉建《汉代易学通论》（齐鲁书社）对天人之学、汉代易学的勃起与发展进行了阐述。此外还有刘玲娣《汉魏六朝老学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等。论文如王子今、乔松林《〈汉书〉的海洋纪事》（《史学史研究》4期）分析了《汉书》中海洋纪事的相关历史迹象，认为其反映了政治文化意识中的海疆观以及汉文化面对海洋的进取风格和突出成就。成祖明《从版本流传和文本重建论〈乐记〉的成书》（《黄钟：武汉音乐学院学报》1》期）从版本流传、文献采辑和文本的思想重建入手研究《乐记》，认为《乐记》在先秦并未成书，而是经河间儒学集成以往文献成果,进行创造性的思想重建而完成。张宗品《略论东汉史学之转向》（《中华文史论丛》1期）认为东汉时期的国史修纂由一人撰作转为群体修史这一修撰方式的转变对此后封建王朝的修史模式、修史立场产生了巨大影响。
文化史研究。除戴宠海《中国文化史探研》（大象出版社），张杰《中国古代空间文化溯源》（清华大学出版社）等通论性著作之外，王子今《秦汉文化风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从多角度探讨了秦汉时期的文化节奏与社会风俗。何国正、刘蜀子《汉代士人心态与辞赋创作》（云南大学出版社）从汉代辞赋理论的视角出发，从作者和作品两个方面对汉代士人心态做了系统论述。葛晓音《先秦汉魏六朝诗歌体式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系统探讨了从《诗经》、《楚辞》到五言、七言、杂言等各类诗体产生和发展的原理，各类诗歌体式之间的关系，以及体式的形成与各类诗型的艺术表现感觉和创作传统之间的关系。
历法研究。李忠林《秦至汉初（前246至前104）历法研究——以出土历简为中心》（《中国史研究》2期）详细考察了秦至汉初历法的岁实与朔策、历元、岁首建正和置闰规则，由此给出了秦至汉初朔闰表。李天虹《秦汉时分纪时制综论》（《考古学报》3期）认为西汉时期十二时制没有在日常生活中得到普遍运用，但为一般民众所了解；西汉中晚期西北边塞通行的十六时制应该就是西汉政府推行的官方时制。
其他方面还有如汪高鑫《董仲舒与汉代历史思想研究》（商务印书馆）分别探讨了董仲舒“天人感应”、“三统、五德说”、“大一统”说与汉代“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大一统”历史思想之间的关系。陈德弟《秦汉至五代官私藏书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全面系统探讨了我国秦汉至五代时期官私藏书的搜聚、庋藏、整理、编目、利用、流通等内容。廖育群《重构秦汉医学图像》（上海交通大学出版）通过对今本《黄帝内经》等中国传统医学经典以及马王堆出土医学著作的研究，重新刻画了秦汉医学史的概貌。
五、 边疆及民族史研究
秦汉边疆及民族史研究在本年度也有不少成果。如黄今言《汉代西北边塞的“坞”》（《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期）探讨了汉代西北边塞坞的兴起、发展及其建筑形制和功能。王子今《匈奴“僮仆都尉”考》（《南都学坛》4期）对“僮仆”取义、“僮仆都尉”居地和“僮仆都尉”设置的时段特征做了分析考察，认为“僮仆都尉”是汉文义译匈奴官职特例之一。王晓天、黎小龙《板楯蛮(賨人)源流考略——廪君之后还是“百濮”先民？》（《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期）认为板楯蛮(賨人)与来自鄂西南清江流域的廪君蛮(巴人先祖)并非同一族群。朱圣明《试论汉代西南夷地区的人群划分——以不同场景变换为视角》（《史学月刊》4期）考察了不同语境下与“夷”有关的各种称谓的内涵。杜晓宇《试论秦汉“边郡”的概念、范围与特征》（《中国边疆史地研究》4期）认为“边郡”概念的形成与秦汉国家治理边疆的实践密切相关，“边郡”与“内郡”的差异不仅体现在地域范围上,更体现在制度设计上，“边郡”是在统一郡县制的前提下实行特殊制度的地区。
六、 历史地理与环境史研究
本年度秦汉历史地理及环境史研究可谓新作频出，成果颇多。
历史地理研究。研究论著有韩茂莉《中国历史农业地理》上、中、下三卷本（北京大学出版社）以农业地理系统为研究对象，主要研究农业生产地域分异及其规律。鲁西奇《人群·聚落·地域社会：中古南方史地初探》（厦门大学出版社）从居住人群的来源与划分、乡村聚落形态与城市里坊制的实施及实态、行政区域的设立与划分、乡里制度的推行与地域社会的实际控制形态等方面，探讨中古时代南方地区特别是长江中游地区人群与社会的变动。刘跃进《秦汉文学地理及文人分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从时空的观念对秦汉文学的发展源流作全新的论述。徐卫民《秦汉都城研究》（三秦出版社）对秦的早期都城历史、秦咸阳、西汉长安、东汉洛阳进行研究，探求发展中的变化与规律。孔祥军《汉唐地理志考校》（新世界出版社）对汉唐正史地理志及唐宋地理总志进行校理，并对汉唐地理诸问题作了考察。
研究论文有周宏伟《云梦问题的新认识》（《历史研究》2期）早期“云梦”不是专名，而是古夏（汉）语楚地方言对具有游赏意义的水体不大但植被繁茂之区的通称，其本来含义即为草泽或泽草。王子今、刘林《咸阳—长安文化重心地位的形成与上古蜀道主线路的移换》（《长安大学学报》1期）认为随着咸阳—长安文化重心地位的形成，蜀道主线路发生大致以自西而东为趋向的移换。王子今《西汉长安的公共空间》（《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期）认为西汉长安有规模可观的空间，民众可以比较自由地进行公共活动的空间是“市”，“里巷仟佰”也曾经成为民众“聚会”场所；西汉长安宫殿区的宏大规模,使得普通居民的生存条件受到严重压抑,而公共活动空间相对有限,使得都市功能的实现,不得不以诸陵邑作为补充；东汉洛阳已经有空间更为充裕的公众活动场所。魏坚、郝园林《秦汉九原—五原郡治的考古学观察》（《中国历史地理论丛》4期）认为麻池古城不仅是目前该区域规模最大的古城,且形制也符合《水经注》所载“接对”特征,其地理位置与文献记载基本一致,故应为秦之九原郡及西汉之五原郡治所在。郑威《战国至汉初的鄱君与鄱县、鄱阳县》（《中国历史地理论丛》4期）通过对鄱地的微观研究，勾勒出了战国至汉初基层地方行政体系的一种演变过程。后晓荣《〈汉书·地理志〉脱漏九县补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4期）利用秦汉玺印、封泥、简牍等资料，补考了《汉志》所缺九县。马孟龙《〈汉书·地理志〉汝南郡“宜春”非“宣春”之误》（《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期）认为《汉书·地理志》汝南郡“宜春”并非讹误，铜鼎刻铭“宣春”之涵义当另作探讨。马孟龙《汉武帝“广关”与河东地区侯国迁徙》（《中华文史论丛》1期）认为元鼎年间河东地区侯国分布的剧烈变动与“广关”政策有关。马孟龙《谈肩水金关汉简中的几个地名》（《中国历史地理论丛》3期）对汉简所见赵国尉文、梁国载、魏郡鄃、魏郡厝、魏郡廪丘等地名以及相关西汉政区问题进行了分析。孔祥军《肩水金关汉简所见“太常郡”初探》（《中国历史地理论丛》3期）认为“太常郡”是西汉时期的特殊政区。郑炳林、吴炯炯《乌氏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4期）对汉唐间乌氏县之沿革、迁置、地望等进行了仔细考证。张勇《“西南”区域地理概念及范围的历史演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4期）考察了先秦以来“西南”区域地理概念及范围的发展演变历程。罗帅《悬泉汉简所见折垣与祭越二国考》（《西域研究》2期）认为悬泉汉简中的折垣为《汉书·西域传》所载之乌弋山离,是对该国别名Zarangiana或首都Zarin的译称；祭越为《汉书·西域传》里的子合(西夜),即古罗马地理学家托勒密《地理志》里提到的Sizyges。其他相关文章还有章宏伟《秦浙江郡考》（《学术月刊》2期），辛德勇《〈后汉书〉对研究西汉以前政区地理的史料价值及相关文献学问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4期），王子今《东海的“琅邪”和南海的“琅邪”》（《文史哲》1期）、《古代蜀道的“关”》（《四川文物》3期），马孟龙《定县北庄汉墓墓石题铭及其相关问题研究》（《考古》10期）、《西汉郡国更置与侯国迁徙》（《中国史研究》4期）、《西汉“王国境内无侯国”格局的形成—以景帝封建体制改革为视角的考察》（《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国中古史青年学者联谊会会刊（第三卷）》，中华书局）等。
环境史研究。冯广平等《秦汉上林苑植物图考》（科学出版社）采用考据学和训诂学方法，以考古发掘和文献记载的植物古汉名为对象，从历代文献记载中考释出116种植物。王子今《简牍资料所见汉代居延野生动物分布》（《鲁东大学学报》4期）考察了居延地区野生动物分布的情况。此外还有辛德勇《由元光河决与所谓王景治河重论东汉以后黄河长期安流的原因》（《文史》1期），辛德勇《日本学者松元洪对中国历史植被变迁的开拓性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期）等。
七、 考古学及出土文献研究
利用出土文献进行历史学研究一直以来为学界所重视。随着近年来出土文献的不断增加，其重要性愈加凸显，也越来越成为催生新观点新成果的突破口。因此，本年度考古学及出土文献研究等方面均成果斐然，相信在较长的一段时期之内都会保持这一发展势头。
个人论著及合集。宿白《考古发现与中西文化交流》（文物出版社），西安市文物局等《汉长安城遗址保护》（文物出版社），李京华《李京华考古文集》（科学出版社），胡平生《胡平生简牍文物论稿》（中西书局）等皆为通论性著作。白云翔、孙新民主编《汉代城市和聚落考古与汉文化》（科学出版社）收录“汉代城市和聚落考古与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43篇。张德芳主编《甘肃省第二届简牍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收录甘肃省第二届简牍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60余篇。汪小洋《汉墓壁画的宗教信仰与图像表现》（上海古籍出版社）以汉代主流社会的长生信仰为逻辑起点，考察了汉墓壁画图像所体现的宗教信仰。
考古发现。本年度公布的重要考古新发现报告有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美国密歇根大学人类学系《云南滇池地区聚落遗址2008年调查简报》（《考古》1期），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塔城地区白杨河墓地发掘简报》、《新疆新源县别斯托别墓地》（《考古》9期），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云梦县博物馆《湖北云梦楚王城遗址1988与1989年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期），南京博物院、盱眙县文广新局《江苏盱眙县大云山汉墓》（《考古》7期），连云港市博物馆《江苏连云港海州西汉墓发掘简报》（《文物》3期），徐州市博物馆《江苏徐州市奎山四座西汉墓葬》（《考古2》期），滕州市汉画像石馆《山东滕州市染山西汉画像石墓》《考古1》，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山东定陶县灵圣湖汉墓》（《考古》7期），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汉长安城泬水古桥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3期），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西安南郊西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0期），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天镇沙梁坡汉墓发掘简报》（《文物》9期），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南阳八一路汉代画像石墓》（《考古6》期），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北黄冈市对面墩东汉墓地发掘简报》（《考古》3期），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广西合浦寮尾东汉三国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4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河南禹州新峰墓地东汉墓（M127）发掘简报》（《文物》9期），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连州市博物馆《广东连州东汉墓发掘简报》（《文物》2期），李龙彬等《辽宁普兰店姜屯汉墓（M45）发掘简报》（《文物》7期），张国硕等《河南宝丰史营遗址战国至汉代墓葬》（《文物》4期），韩甲等《河南南阳景庄东汉画像石墓》（《文物》4期），朱磊等《山东滕州出土北斗星象画像石》（《文物》4期）等。
墓葬研究。个人文集如刘尊志《汉代诸侯王墓研究》（社科文献出版社）对两汉诸侯王墓的墓葬分布、合葬形式与相对位置、墓葬形制与陪葬品、墓外建筑及相关问题、汉代诸侯王墓体现的丧葬制度及其特征等进行全面细致的研究，并对以往学界研究相对薄弱的东汉诸侯王墓，通过对考古与文献等资料的研究，全面分析了其基本内容、丧葬制度及特征、发展演变与衰落过程等。论文如马晓亮《四川早期崖墓及相关问题探讨》（《考古》1期）对四川崖墓进行分类和分区。陈云洪、颜劲松《四川地区西汉土坑墓分期研究》（《考古学报》3期）对四川地区西汉土坑墓进行了分期研究。孙伟刚《秦始皇陵北部西侧建筑遗址的性质及相关问题》（《考古6》期）秦始皇陵北部西侧建筑群应为秦始皇陵园内的陵寝建筑遗址，再现了秦始皇理念中秦都咸阳内的朝寝建筑，可能是文献记载中“宫观”的具体体现。
器物研究。全洪《南越王墓出土秦代“西共”银洗及相关问题》（《文物》2期）认为广州西汉南越王墓的后藏室中所出有“西共”铭文的银洗当为秦器，是秦代沿用至西汉的器物；“西共”即西县共厨，是设在西县供应西畤牲厨用具的机构；西县大约在今甘肃省天水市西南的礼县、西和县一带；“西共左”是“西共左般”的省称。郑君雷《岭南战国秦汉墓的“架棺”葬俗》（《考古》3期）认为棺木悬空于墓底数十厘米的“架棺”葬俗，在战国秦汉时期岭南地区的越人墓葬中使用较为普遍。黄展岳《肥致碑及相关问题》（《考古》5期）集中对《肥致碑》碑文的释读、肥致碑的性质、碑文记述与墓内被葬者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分析与讨论。
其他相关研究论文还有张文玲《茂陵博物馆收藏的几件铭文铜器》（《文物》2期），杨哲峰《文化变迁中的器形与质地——关于江东地区战国秦汉之际墓葬所见陶瓷器组合的初步考察》（《文物》4期），王望生《汉长安城发现西汉西河太守虎符》（《文物》6期），白宝玉等《辽宁普兰店姜屯汉墓（M45）出土玉覆面复原研究》（《文物》7期），李晓岑《陕西扶风出土汉代中颜纸的初步研究》（《文物》7期），赵超、赵久湘《成都新出汉碑两种释读》（《文物》9期），张翔宇《西安地区汉代壁画墓特点浅析》（《文物》10期）等。
画像石研究。任鹏《武梁祠的刺客画像研究》（《清华大学学报》3期）认为武梁祠刺客画像中忠诚与复仇两种因素,反映出东汉士人对待二重性君臣关系的现实态度与政治理想。刘秋晨《儒家思想在汉代祠堂画像石中的反映——以山东嘉祥武梁祠中的历史故事画像石为例》（《鸡西大学学报》4期）认为山东嘉祥武梁祠画像石作为汉代祠堂画像石的代表集中反映出儒家“仁”和“忠孝节义”的思想。
简牍研究。本年度新公布的简牍资料主要有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里耶秦简（壹）》（文物出版社）。针对新出简牍资料，《文物》2012年第6期发表北京大学藏秦简牍简报和系列论文，首次对2010年初入藏北京大学的秦简牍做了全面介绍，并发表了部分简牍的照片和释文。
个人论著有裘锡圭《裘锡圭学术文集》六卷（复旦大学出版社）收录作者2012年5月以前关于甲骨、简帛、古文字等方面的全部研究论文300余篇。夏含夷（Edward L.Shaughnessy）《兴与象：中国古代文化史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收录作者关于甲骨、金文和简帛写本与传世经典《周易》、《诗经》和《竹书纪年》等研究论文20余篇。陈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释》（第一卷）（武汉大学出版社）在《里耶秦简（壹）》公布的简牍图版、释文基础上，进一步缀合断片、复原简册、校订释文并加以断读。于振波《简牍与秦汉社会》（湖南大学出版社）利用传世文献与简牍、金石等文物考古资料，多角度考察了秦汉基层社会的实态。另外还有李孝林《基于简牍的经济、管理史料比较研究——商业经济、兵物管理、赋税、统计、审计、会计方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张国艳《居延汉简虚词通释》（中华书局），白于蓝编著《战国秦汉简帛古书通假字汇纂》（福建人民出版）等。
本年度发表了多篇简牍研究论文，内容对已有及新出秦汉简牍均有所涉及，但主要集中在新出简牍如里耶简、岳麓简、安徽天长纪庄汉墓木牍等方面。
综述型论文有郝建平《近30年来居延汉简研究综述》（《鲁东大学学报》3期），朱家栋《近十年来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中的刑罚研究述评》（《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4期）等。
关于马王堆帛书的研究，有黄人二《马王堆帛书经法君正章试解——兼论老子乙卷前古佚书之性质与先秦汉初论语之传》（《考古》5期），此外，《文史》第2辑刊发了一组马王堆汉墓简帛研究专栏文章，包括邬可晶《以〈五行〉为例谈谈马王堆帛书〈老子〉甲本卷后古佚书重新整理的情况》、郭永秉《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整理琐记（三题）》、董珊《马王堆帛书“物则有形”图与道家“应物”学说》、广濑熏雄《〈五十二病方〉的重新整理与研究》、周波《马王堆简帛〈养生方〉、〈杂禁方〉校读》、刘建民《马王堆汉墓帛书〈五星占〉整理剳记》等。
关于秦简的研究，有李忠林《岳麓书院藏秦简〈质日〉历朔检讨——兼论竹简日志类记事簿册与历谱之区别》（《历史研究》1期），马芳、张再兴《岳麓秦简〈为吏治官及黔首〉释文校补》（《长春大学学报》1期），斯琴毕立格、罗见今《岳麓书院秦简三年〈质日〉初探》（《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3期），孙思旺《岳麓书院藏秦简“营军之术”史证图解》（《军事历史》3期），朱红林《里耶秦简债务文书研究》（《古代文明》3期）等。
关于安徽天长纪庄汉墓木牍的研究，《简帛研究二○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刊发了一组论文，如陈刚、李则斌《关于安徽天长纪庄汉墓年代学的考察——以出土陶器的类型学研究为线索》，戴卫红《天长纪庄汉墓木牍所见礼单考析》，王晓光《天长纪庄木牍墨迹研究及书写时间新探》，此外还有蔡万进《天长纪庄木牍〈户口簿〉及相关问题》（《中国史研究》1期），宋艳萍《天长纪庄汉墓木牍所见“外厨”考析》（《中国史研究》4期）等。
关于汉简的研究也在原有基础上继续深入，如黄兆宏、秦菲《居延汉简反映的汉代河西地区戍卒、田卒问题探析》（《石河子大学学报》4期），侯宗辉《汉简所见河西边郡“盗贼”考论》（《敦煌研究》4期），侯宗辉《汉简所见两汉之交河西窦融集团的粮荒问题》（《甘肃社会科学》5期），刘林《居延汉简女子婚龄资料考议》（《文博》3期），郝树声《从西北汉简和朝鲜半岛出土〈论语〉简看汉代儒家文化的流布》（《敦煌研究》3期），李迎春《汉简“小府”考——兼谈简牍词汇语义的辨析》（《石家庄学院学报》5期），邓天珍、张俊民《敦煌汉简札记》（《敦煌研究》2期），费仙梅《从敦煌汉简看王莽伐西域后勤补给问题》（《文博》2期），赵莉《悬泉汉简中的马、马政文书及相关问题》（《发展》9期）等。
值得一提的是，本年度简牍形制研究方面值得称道的两大进展，一是对简册背划线现象的深入认识，相关研究有孙沛阳《简册背划线初探》（《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第四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12）。
八、 总结
总体而言，本年度秦汉史学科在众多领域均取得了重要成果，以往东汉史研究相对薄弱的情况有所改观，研究视角有新的拓展，但在研究框架和理论探讨方面仍无重大突破，涉及政治制度史、军事史、民族史的研究在本年度相对沉寂，对社会史、思想文化史、历史地理等领域的研究较为活跃。简帛学科本年度在新资料的整理公布、文本解读、簿书复原等方面成果突出，重视对新资料的追踪研究，但在整合资料进行综合深入研究方面比较薄弱，希望随着出土文献的不断发现和整理，逐步加强对出土文献的深入解读，并与传统史料相互结合相互印证，力求发挥其最大效应，拓展新思路、发现新观点，推动历史学研究不断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