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南昌西汉海昏侯国考古历经数年的辛苦工作，取得丰硕成果。如专家所言，发现了布局完整的西汉列侯墓园，以及面积较大、保存完整且内涵丰富的汉代侯国聚落遗址。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成果，是发现了保存基本完好，出土大量珍贵文物的第一代海昏侯刘贺墓。发掘和整理研究尚在进行，相关材料可参考《五色炫曜：南昌汉代海昏侯国考古成果》，以及徐长青、杨军等先生撰文所作扼要介绍。①这里不揣冒昧，想就“海昏”地名稍加探讨。
一 “海昏”诸说简析
据《汉书·武五子传》和《诸侯王表》，刘贺为汉武帝之子昌邑哀王刘髆之子，嗣昌邑王。元平元年(前74)汉昭帝崩，无子嗣，刘贺践帝位，旋即被废，归故国，但“国除，为山阳郡”。汉宣帝元康三年(前63)诏封为海昏侯，食邑四千户，“就国豫章”，颜师古注：“海昏，豫章之县。”②《汉书》的《王子侯表下》和《地理志上》同。③
刘贺就封的海昏侯国都城地望，据介绍，位于南昌市区北约60公里的新建区东北部铁河乡陶家村的紫金城，城址东临赣江，北依鄱阳湖；城址的西面和南面是几代海昏侯的墓葬区(位于大塘坪乡观西村墩墩山)、贵族和平民墓地。④
从所揭示的出土文字材料看，“海昬”的“昬”的写法，同《汉书·宣帝纪》《水经·赣水注》及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⑤而《汉书》的《元帝纪》《王子侯表》《地理志》《武五子传》作“昏”。据出土的金饼上墨书文字，刘贺自称“南海海昬侯”。清人胡渭据《尔雅·释地》“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及郭璞的注释来解说《尚书·禹贡》“四海会同”，谓“古书所称四海，皆以地言，不以水言。《尔雅》四海系《释地》，不系《释水》；《禹贡》九州之外即是四海，不以海水之远近为限。刘向《说苑》云‘八荒之内有四海，四海之内有九州’是也……四海会同，举远以该近”⑥。王仁湘先生谓同出的奏牍文字“南海”当作“南藩”⑦，按，“南藩”见于《史记·赵世家》。马孟龙先生提出，汉武帝平定闽越、南越之前，武陵、桂阳、豫章、丹阳、会稽皆属边郡，向来不置侯国。岭南十郡设置后，限于这些地区的自然、经济条件，汉廷仍然不在当地封置侯国，而分布于这些地区的王子侯国，也会申请迁离。真正被汉廷有意分封在江淮以南的，只有海昏侯国，海昏侯之封有流放的用意。⑧
《史记·平准书》记载，汉武帝时，朝廷为了备战南越，大规模修挖昆明池，“是时越欲与汉用船战逐，乃大修昆明池”。司马贞《索隐》“昆明池有豫章馆。豫章，地名，以言将出军于豫章也”⑨，正是豫章所处地位的体现。关于“海昏”这个地名，笔者暂时了解有三种说法。一种意见认为，昏表示西方，海指的是鄱阳湖，海昏是指鄱阳湖西面，比较早提出这个观点的可能是黎传绪先生。⑩第二种意见认为，海指大池，即彭蠡泽，昏通婚，意指海昏县位于彭蠡泽的水源之地，因而得名，这个观点由刘新光先生提出。(11)第三种意见认为，“海昏”封号“非县邑名”，“海昏”取义“晦昏”，是对刘贺道德层次、行为风格和执政表现的否定，并援引南齐无道之君萧宝卷被弑之后“令依汉海昏侯故事，追封东昏侯”为证，这个观点的主要提出者是王子今先生。(12)
关于第一种意见，据谭其骧、张修桂等先生的研究可知，今天所见的鄱阳南湖部分形成时间较晚，(13)海昏意指鄱阳湖西面的说法与历史地理不符。刘新光先生已指出这一点。第二种意见的提出，与第一种意见的思路相近，也是从地形地貌角度考虑，但对“昏”的解释过于曲折，而且古彭蠡泽周边和赣水下游不只有海昏，为何独有海昏被视作“诸水之源”，也有待进一步论证。关于第三种意见，史载萧宝卷被宣德太后斥为昏凶，且比为亡国之君，“校辛、癸之君，岂或能匹”，“令依汉海昏侯故事，追封东昏侯”(14)，的确是以海昏侯为鉴。但海昏侯之封与东昏侯是有区别的。首先，刘贺被废以后，没有恢复原有的昌邑王位，多年后得封列侯，至少算是地位稍有提升。在刘贺身后，侯位原本是可以正常继承的，由于继承者子充国和奉亲接连短命而亡，经豫章太守上奏及朝中廷议“天绝之也”，“不宜为立嗣，国除”(15)，因而中断。但刘贺的另一子代宗在元帝时得以复封，到了东汉，又得以复封，顾炎武分析，“海昏以尝居尊位故欤”(16)？而萧宝卷的情形不同。据《南齐书·皇后列传》，萧宝卷死后追封“东昏侯”，家人“并为庶人”(17)，可知是不封实地的名号。其次，海昏不仅是侯国名，还是隶属于豫章郡的一个县名，甚至作为县名存在时间更长。刘新光先生文中提到，延续至南朝宋文帝元嘉年间。(18)由于海昏侯的初封是废帝刘贺，结合南齐东昏侯的后例推理海昏有贬义，或有道理。但一个县为何需要同担这个恶名？此外，尚有海昬江(又名上缭水或缭水，详下)。再次，据《宋书·自序》，沈约祖上沈戎“仕州为从事，说降剧贼尹良，汉光武嘉其功，封为海昏县侯，辞不受”(19)。为何光武帝拟沿用带有贬义的名号封有功之臣？以上是对现有的“海昏”说法的粗浅讨论。海昏初始置县时间，目前没有明确的史料记载。上述诸说，都认为“海昏”地名的出现不早于西汉。笔者的看法是，“海昏”在汉代以前就曾经出现过，即西周柞伯鼎铭文(《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02488号，以下简称铭图)中的“昏”。
二 柞伯鼎铭的“昏”与西汉“海昏”的关系
为便于讨论，先结合诸家考释，节录柞伯鼎铭释文如下：唯四月既死霸，虢仲命柞伯曰：“在乃圣祖周公，(迪)又(有)共(功)于周邦。用昏无殳，广伐南国，今汝其率蔡侯，左，至于昏邑。”既围城，命蔡侯告(报)虢仲遣氏曰“既围昏”。虢仲至，辛酉，薄戎，柞伯执讯二夫，获馘十人……(20)
这件器物的年代，有恭王世、夷王世、厉宣世等不同看法，跨西周中期至西周晚期。朱凤瀚先生已经从形制、纹饰等方面讨论了柞伯鼎与典型西周器物的差异。(21)笔者曾观察实物，看到其铭文是铸在与一足相对的腹壁上，这一现象也有别于典型的中原同类型器物。本文暂将其放在西周中期后段至西周晚期前段之间。铭文记述柞(胙)伯率蔡国等诸侯，奉周王朝卿士虢仲之命，讨伐不纳贡且蛮横侵扰周王朝南国的昏。(22)
铭文中昏及昏邑的所在，诸家都是结合“南国”问题讨论的。下面就学者们对昏邑大致方位，以及南国的远近的不同认识加以梳理。李凯先生认为昏邑就是晋侯钟铭(铭图15298至15313)的“”，支持马承源先生考证的在今山东郓城东的观点，主张属于东方淮夷，而不在南国。(23)
于薇先生认为，战事发生在汝水的中上游一带。不过，该结论可能是误认为柞伯鼎出土于平顶山而做出的推理。(24)
黄盛璋先生结合驹父盨铭，认为昏原为东夷，后被周征伐，不断南迁淮上，与淮夷共处，成为淮夷；昏就是周南国之外的淮夷，在成周南畿之外、淮河上中游之南；昏所伐周的南国，在蔡的防线以南的淮河中游一带；昏当更近蔡，而柞在北稍远。(25)
李峰先生认为大约是周厉王时期对淮夷的一次战争，又认为是对南淮夷的征伐，没有讨论昏邑的具体位置。(26)
欧波先生认为，昏当在柞、蔡之南，其地望难以确指，无法确定其与淮夷的关系。(27)
朱凤瀚先生分析，昏邑大致位置在今河南南部的淮水流域，今信阳地区，并认为晋侯钟中的“”就是昏邑。他认为，南土是周南方的国土，南国则更在其南，当时的南国，大致在今江苏和安徽境内之淮水流域、今河南境内之淮水以南地区、南阳盆地南部与今湖北北部之汉淮间平原一带，以上区域皆在长江以北、汉水以东。(28)
黄天树先生认为昏是昏邑之戎，“南国”应看作周王朝的南部疆域，即《左传》昭公九年所谓“巴、濮、楚、邓，吾南土也”(29)。李学勤先生认为，“南国”就是“南土”(30)；昏可能是《国语·郑语》提及的芈姓的闽，“闽芈蛮矣”，与楚同姓，是一个有城邑的南方蛮夷方国，城邑的具体位置尚无法考定。(31)
上述讨论中，又可大致分两种意见，即是否将昏邑与淮夷联系起来分析。铭文并没有提及淮夷，所以不必囿于淮夷的范围讨论昏邑的位置。笔者认为，鼎铭中的昏、昏邑与西汉豫章郡的海昏有关，试述理由如下。西周王朝对南方的经营，已经到达长江中下游地区。西周时期，周王朝前往南国，有从成周或从丰镐出发的东、西两条线路。其中的东线，途经今河南漯河东的胡国，即沿今天的京广线走，业已得到证明。(32)柞伯鼎中提到的蔡、柞(胙)，都在这条南下通道附近不远。顾颉刚先生曾据《诗·召南·江有汜》《大雅·江汉》和《大雅·召旻》等材料，讨论西周早期召公对南国如江汉等地的开拓。(33)这一点已由太保玉戈“王在丰，令太保省南国，帅汉，遂殷南，令厉侯辟”所证实。(34)《大雅·江汉》谓：“江汉之浒，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彻我疆土……于疆于理，至于南海。”清人胡承珙指出是倒装语，谓王命召虎由江汉之浒进而式辟四方。(35)这里的“南海”，应如前述清人胡渭等诸家引《尔雅·释地》和《说苑·辨物》所解。《古本竹书纪年》记载周穆王时曾经“伐大越”，“东至于九江”(36)。杨宽先生以为“大越”即“扬越”，结合《史记·楚世家》，认为九江在今湖北鄂城(按，即鄂州)东南。(37)
随州文峰塔M1出土的春秋晚期曾侯與钟铭记载了周初曾国始封的经过：“唯王正月，吉日甲午。曾侯與曰：伯括上庸，左右文武，达殷之命，抚定天下。王遣命南公，营宅汭土，君庇淮夷，临有江夏。”(38)李学勤先生指出，汉水在受夏水后通称夏水，江夏即指江汉地区；周朝建立曾国的目的之一，是要监临以至占有江汉地区。(39)他还据此讨论《礼记·乐记》载《大武》乐章所言“南国是疆”反映的周初对南国的经略。(40)
通过对涉及昭王伐楚荆和南巡等史事的文献和青铜器铭文等古文字资料，以及近年新发现的随州叶家山西周早期曾国墓地等考古文化遗存的研究，学者提出，在西周早期和中期，周王朝的势力已可以达到或影响长江中游大部分地区，包括鄂东的孝感、黄陂、麻城一带，以及湘水流域的湖南北部。(41)
西周早期的宜侯夨簋铭文(集成04320)记载虞(吴)侯迁侯于宜，“王眚(省)珷(武)王、成王伐商图，(诞)眚(省)东或(国)图”。该器出自江苏丹徒烟墩山M1，杨宽先生据此认为，西周姬姓贵族势力已经到达长江下游和江南地区。(42)李学勤先生曾论证，簋铭“厥川三百”反映的正是苏南一带水道纵横的自然景观。(43)
上述相关材料和讨论，使得对西周时期的“南国”的范围，以及向南方的发展较过去有了更多的了解。赣鄱及邻近地区在西周时期具有重要地位。徐长青先生提到，海昏侯墓所处的鄱阳湖西岸从瑞昌过艾城到南昌一带，是江西古代最繁荣、文明程度最高的一条通道。(44)在广大的华东华南地区，鄱阳湖周围的江西北部地区和赣江流域从新石器时代到夏商周时期所具有的重要枢纽核心地位，其与周边相关文化的关系，乃至与中原地区的文化关系，苏秉琦先生有深入讨论。(45)这一区域，属于李伯谦先生所划分的赣鄱区。(46)就商周青铜器文化圈而言，属于李学勤先生所说的东南文化圈。(47)著名的吴城遗址和新干大洋洲遗址就在这一地区。在西周时期，在楚文化影响到达之前，江西境内出土的青铜器与中原文化存在较为密切而复杂的联系。比如，既有时代属于西周早中期的较为典型的中原型青铜器，也有包含土著文化因素的中原型青铜器。(48)邹衡先生认为，江西地区发现的西周铜器“大抵与中原的相同”(49)。李伯谦先生认为，这一地区在当时可能已经接受了中原西周王朝表示身份地位的礼制，与西周王朝关系密切。(50)西周时期江西与周王朝的联系，还有出土文字材料方面的线索。李学勤先生曾讨论余干县出土的一件应监甗(集成00883)和陕西扶风出土的叔赵父爯(称)(集成11719)，认为铭文中的“应监”“艾监”是西周王朝派遣到当地的，艾在今江西永修县西，应的位置很可能在今鄱阳湖附近，表明江西北部与西周王朝关系的密切。(51)最近田率先生又补充讨论了另一件应监甗(铭图03329)和应监鼎(集成01975)。(52)
顾颉刚先生曾猜想吴国的早期移徙，或许到过今江西九江之南、鄱阳湖西的吴城镇一带。(53)据《史记·吴太伯世家》，吴太伯和仲雍为避弟季历而奔荆蛮，“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太伯……自太伯作吴，五世而武王克殷，封其后为二：其一虞，在中国；其二吴，在夷蛮”(54)。关于西周至春秋间的荆蛮，刘和惠先生认为是中原对长江中下游广大地区包括受封前的楚、吴及某些部族的概称。(55)联系《吴世家》三家注以及宜侯夨簋铭文，可知吴国早期曾有数次迁徙，但是否经过今江西北部，目前没有明确的材料。宜侯夨簋的时代属于西周早期康王时期，但出土该器的墓葬，有学者认为或当在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56)簋铭反映的地理位置、地形地貌，也有不同认识。吴国早期的活动路线，或许还涉及先周考古学文化分布的讨论。(57)
邻近的鄂东地区，也存在这种复杂而密切的联系。蕲春毛家嘴遗址、铜绿山矿冶遗址等西周考古学文化遗存中，包含越文化类型和江西赣西北文化因素。(58)黄陂鲁台山西周早期墓葬出土的青铜器及遗址所出的陶器，与宗周文化有密切关系；蕲春达城发现的西周前期青铜器窖藏所出青铜器，在形制、纹饰、铭文以及铸造方面，多具有典型的同时期中原周文化特征。(59)笔者曾经尝试分析，涉及周昭王南巡、伐楚的金文材料中，用作地名的“斤”，或可读作蕲，地望在今蕲春一带。(60)
这一地区与中原王朝的密切关系还涉及“铜路”问题。在矿产资源方面，已经发现的西周时期的铜矿遗址，以长江中下游两岸的沿江铜矿带最为集中。其中，典型的如瑞昌古铜矿、湖北大冶铜绿山遗址等。学者据此探讨商代及西周的铜路问题。(61)此外，据《汉书·地理志》，与海昏县同属豫章郡的鄱阳县下，“武阳乡右十余里有黄金采”，即符合开采条件的金矿。(62)
这些矿产资源，应该和柞伯鼎铭中虢仲率诸侯讨伐昏的理由之一——“无殳”——即昏不向周王朝缴贡纳，有一定关系。《周礼·夏官》有“职方氏”和“怀方氏”，涉及当时的职贡制度，可参看。(63)
上述诸方面，应是理解柞伯鼎铭所提及的“昏”与“南国”之间的关系时需要考虑的。柞伯鼎铭中的昏邑与考古发现的海昏侯国都城地理位置相合。柞伯鼎铭中，虢仲命柞伯“汝其率蔡侯，左，至于昏邑”。朱凤瀚先生认为，战事是南征，以南为前进方向即正方向，“左”指南下后从昏邑东面抵达之。他还举班簋铭文(集成04341)“左比毛公”“右比毛公”为例。黄天树先生释作命令柞伯率领蔡侯从左面进抵昏戎之邑。李学勤先生认为是虢仲命柞伯带领蔡侯担任这次征伐的左军。黄盛璋先生以为柞、蔡从左翼进发，而主帅虢仲率主力从右后至，左右合围，右围为主，并举史密簋(铭图05327)为例。上述几种不同的意见中，笔者倾向黄天树先生的观点。铭文中的“左”，与军事作战的指挥方向有关，但并不是西周涉及军事的铭文中所见到的多支部队分兵配合作战的含义，而是指昏邑所处的具体方位。试作如下分析。田炜先生曾分析西周金文中的“左”，他认为柞伯鼎铭中的“左”和散氏盘铭(集成10176)中的“左”，都是“向左”之意。(64)散氏盘铭文作：履丼(井)邑田，自桹木道左至于丼(井)邑封道，以东一封；还，以西一封；陟岗，三封……铭文中的“左”有参照物，即“桹木道”。文末记“氒(厥)受(授)图”，结合这幅“图”，应该能复原当时踏勘田界情形。在商代的甲骨文中，也有类似用法。(65)
传世文献及出土材料中涉及的早期地图的史料，学者已经有整理和讨论。(66)据《周礼·夏官》，“司险掌九州之图，以周知其山林川泽之阻，而达其道路”；“合方氏掌达天下之道路”(67)。一些军事文献里，经常会提到利用地图了解地形对作战的利害关系。如《管子·地图篇》：“凡主兵者，必先审知地图……然后可以行军、袭邑，举错知先后，不失地利，此地图之常也。”(68)又如《孙子》的《军争》篇和《九地》篇：“不知山林、险阻、沮泽之形者，不能行军。”(69)
柞伯鼎铭里，虢仲部署柞、蔡等诸侯讨伐昏，应该有类似军事地图的东西。铭文中的“左”，是标识或说明昏邑的位置，有所参照。顾颉刚先生曾提到五代丘光庭讨论“水之左右，随流所向言之”(70)。丘光庭说见《兼明书》卷五“江左”条：“按水之左右，随流所向而言之。水南流则左在东而右在西；水东流则左在北而右在南；水北流则左在西而右在东。昔三苗之国，左洞庭而右彭蠡，则洞庭在西彭蠡在东，其水北流故也。又哀二年《左传》云晋赵简子纳卫太子蒯聩于戚，夜行迷道，阳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此时河转北流，故谓河东为右也。”(71)
丘光庭讨论的两个例子，分别见于《史记·吴起传》和《左传》哀公二年。郦道元《水经·河水注》在经文“(河水)又东北过黎阳县南”下注，“黎，侯国也……河水迳其东……故渎东北迳戚城西，《春秋》哀公二年，晋赵鞅率师，纳卫太子蒯聩于戚，宵迷，阳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今顿丘卫国县西戚亭是也，为卫之河上邑”(72)。戚在今河南省濮阳北，正在黄河故道(北流)的东侧。《左传》襄公十一年所记晋国率诸侯伐郑国，也有类似文例：四月，诸侯伐郑。己亥，齐大子光、宋向戌先至于郑，门于东门。其莫，晋荀罃至于西郊，东侵旧许。卫孙林父侵其北鄙。六月，诸侯会于北林，师于向。右还，次于琐。围郑。观兵于南门，西济于济隧。(73)杜预注：“北行而西为右还。”(74)考古发现已经证明，郑国都城位于洧水(今双洎河)和黄水河交汇处，与《水经·洧水注》相合。(75)据《左传》成公十七年、襄公元年、襄公九年等多处记载，(76)以晋国为首的诸侯伐郑，一般要渡过洧水。据《左传》襄公九年，其侵伐路线是“济于阴阪，侵郑。次于阴口而还”。杜预注：“济于阴阪，复侵郑外邑。阴阪，洧津。”(77)可知洧水在靠近郑国一带有渡口。因此，《左传》襄公十一年的“右还”，也应该结合洧水的流向来理解。洧水为淮河支流，大体自西北流向东南，(78)伐郑的诸侯军队从洧水的右侧(西侧)向回(来的方向，北)走，然后渡过洧水，抵达距郑国国都稍北不远的琐。(79)传文没有提到洧水，或许是省略。(80)
前面提到的西周晚期的晋侯钟铭文，也有类似的用“左”表示方向的文例。其辞曰：“……王亲令晋侯：率乃师左洀，北洀，伐宿夷……”铭文中的“左”，或许也应结合水的流向考虑其含义。但由于学者间对于钟铭的历日、历史地理等方面的理解存在诸多分歧，(81)这里暂置不论。这种“左”“右”的用法，还可以结合《水经注》文例来理解。《水经注》在涉及小的地理区域或具体位置时，常会提到“左”或“右”，都是结合水道的流向而言。行文中，在运用东、西、南、北等固定方位词的同时，辅以左、右等相对方位词加以细致描述。而《尚书·禹贡》《周礼·职方氏》《山海经》《汉书·地理志》《水经》等文献，因为多属于宏观叙述较大的空间范围，基本不使用这种表述。又以古地图为例。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箭道封域图》(旧称《驻军图》)，绘有“山脉、河流等普通地理要素，乡里、县廷等行政地理要素，驻军等军事地理要素”。图中的二十条河流用浅田青色绘制，其中十四条在其上源注记水名。(82)据此，就可在地图上知道水的流向，而结合水的流向，便可以判断相关行政或军事单位在某条水道的左或右。而同出的《地形图》，因为要在大致接近的尺幅里表现大的多的地理范围，对水道描绘的精细程度就不及前者。(83)
柞伯鼎铭中，虢仲命柞伯“汝其率蔡侯，左，至于昏邑”，和上述《左传》襄公十一年和哀公二年的文例近似。鼎铭或出于简略，没有交代具体的行军路线和所经之地。但根据上述分析，可以认为是讲柞国、蔡国军队根据地形，沿着某条水道的左侧进到昏邑(或抵达位于水道左侧的昏邑)，形成包围之势。赣江总体自南向北流。西晋司马彪撰《续汉书·郡国志》，东汉豫章郡下有侯国“海昬”，南朝梁刘昭注补：“在昌邑城”，并引《豫章记》：“城东十三里，县列江边，名慨口，出豫章大江之口也。昌邑王每乘流东望，辄愤慨而还，故谓之慨口。”(84)《水经注》有相近的记载：“缭水又迳海昬县……谓之上缭水，又谓之海昬江。分为二水，县东津上有亭，为济渡之要，其水东北迳昌邑城，而东出豫章大江，谓之慨口。昔汉昌邑王之封海昬也，每乘流东望，辄愤慨而还，世因名焉。”(85)豫章大江即赣江，缭水即今冯水。(86)据此可知赣江和冯水从刘贺就封的海昏侯国东侧流过。(87)又据记载，刘贺可能筑有上缭营。据《三国志·魏书·刘晔传》，刘勋攻打上缭(据《三国志·吴书·孙策传》裴松之注，即围攻海昏邑)，刘晔反对，认为“上缭虽小，城坚池深，攻难守易，不可旬日而举”(88)。清代王谟曾对此有细致分析。(89)
前面已经提到，据主持发掘者介绍，紫金城城址就是西汉海昏侯国的都城，城址东临赣江，即在赣江西侧。以北流的赣江为参照，海昏位于赣江西侧，即“左”，与历史记载相合。这个地望，也正符合柞伯鼎铭文中的昏邑所在。柞、蔡等国“既围城”，蔡侯才去向虢仲遣氏报告。之后，“虢仲至，辛酉，薄戎”。可知从围城到攻打，应有间隔，和前面引《三国志》等文献关于其地理位置险要及相关战役的描述，也是符合的。当然，西周时期不一定有类似上缭营那样的军事设施。发掘工作也验证了此前在新建区(故新建县)铁河垦殖场(今铁河乡)周围的考古调查。(90)过去关于刘贺就封海昏的地望的说法，如位于新建区的东北部赣江东、鄱阳湖西岸的游塘村附近一处古城遗址，(91)或者今江西永修县西北艾城一带，(92)已被这次的考古发现证明不够准确。刘新光先生的文章也有相关讨论。而关于海昏县初治昌邑城、后徙今永修县西北艾城的观点，(93)则需要分析海昏侯国和海昏县的时空关系，并结合将来新的发现进一步研究。这里只提一点，据《续汉书·郡国志》和《水经注》，东汉豫章郡下有三个与海昏有关的地名：建昌县(东汉和帝永元十六年分海昬置)、海昏县、刘贺就封海昏侯国修筑的昌邑城，据前人考证，都分布在赣江以西。(94)据此推测，西汉时期，海昏侯国和海昏县或当并存，面积远较今天发现的海昏侯国都城遗址面积大，不过应该还是限于赣江以西。《说文》：“昏，日冥也。从日，氐省。氐者，下也。一曰民声。”会意字，古音在晓母、文部。昏、民古音相近，所以也从民得声。柞伯鼎铭的“昏”，是早期字形。从民的昬，是后来的讹变。(95)
昏虽然见于西周金文，但可能因为地小(称邑)、僻远，或其与中原的关系时有疏远，史籍阙载，无法知其详。关于“海昏”的“海”的含义，这里稍加分析。海昏侯之封，是仿效舜封其弟象于有鼻，汉宣帝诏“盖闻象有罪，舜封之”，朝臣上书“不宜得奉宗庙朝聘之礼”(96)。海昏远在豫章郡，正合前述清人胡渭等人的观点。此外，还有另一种可能，“昏”与“海昏”是同一个地名的异写，本应为双音节词“海昏”，汉代之后仍然有所保留；省称为“昏”则属于双音节词头的弱化现象。《汉书·地理志》豫章郡十八个属县，据研究，有多个见于先秦，举例如下。南昌县，春秋属楚，《左传》鲁昭公六年“(楚)令尹子荡帅师伐吴，师于豫章”(此据《水经·赣水注》)。彭泽，《禹贡》“彭蠡泽”。鄱阳，故曰番，《史记·楚世家》楚昭王十二年“吴复伐楚，取番”，《史记·吴世家》“十一年，吴王(阖庐)使太子夫差伐楚，取番”。历陵之傅昜山、傅昜川，古文以为傅浅原，即《禹贡》“敷浅原”。柴桑，《山海经·中山经》有“柴桑之山”。艾，《左传》哀公二十年吴公子庆忌“出居于艾”，又见于前述叔赵父爯(称)(集成11719)。(97)
以上对于柞伯鼎铭文中的昏和海昏的关系的讨论，只是一种想法，敬请指教。附记，关于柞伯鼎铭中的“昏”与海昏的关系，曾有机会向李学勤先生请教，先生说他也一直有这样的想法，这令我很受鼓舞，因此草成此文，以求赐教。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王志平先生、历史研究所苏辉先生和熊贤品博士提供宝贵意见和资料，在此致谢。又承蒙匿名评审专家和编辑部邵蓓先生提出修改意见，也在此致谢。
注释：
①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首都博物馆编：《五色炫曜：南昌汉代海昏侯国考古成果》，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徐长青：《南昌西汉海昏侯墓的撼世价值》，《江西日报》2016年1月22日，第C02版；徐长青、杨军：《西汉王侯的地下奢华——江西南昌西汉海昏侯墓考古取得重大收获》，《中国文物报》2016年3月11日，第5版。
②《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769页。
③《汉书》，第493、1571页。
④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首都博物馆编：《五色炫曜：南昌汉代海昏侯国考古成果》，第7-8页。又据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南昌市西汉海昏侯墓》(《考古》2016年第7期)校。
⑤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选释》，上海，中西书局，2015年，木两行CWJ1①：86，图版见第63页，释文见第124页。
⑥[清]胡渭著，邹逸麟整理：《禹贡锥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652-653页。又清人胡元直《介堂经解》有“南海说”，参见谭其骧主编《清人文集地理类汇编》，第5册，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653-654页。刘寿曾也有同样分析，参见[清]刘文淇撰《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年，第254页。又，谭其骧《〈山海经〉简介》，《谭其骧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59页。
⑦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研究员：奏牍文字“南海海昏侯”应为“南藩海昏侯”》，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hoto/2016-03/24/c_128831308.htm[2016-03-24]。
⑧马孟龙：《西汉侯国地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02-103页。
⑨《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1731-1732页。
⑩黎传绪：《解说海昏国》，《中学历史教学》2008年第7期。该文还分析了海昏侯国和海昏县地望。
(11)刘新光：《说“海昏”》，《光明日报》2016年5月14日，第11版。
(12)王子今：《“海昏”名义考》，《中国史研究动态》2016年第2期。在修改时，又看到网名“庄观鱼”《刘贺为什么被废放于海昏：漫谈古代废帝所封地名的政治含义》，有类似观点，见“天涯论坛”的“煮酒论史”http://bbs.tianya.cn/post-no05-422318-1.shtml[2016-03-03]。
(13)谭其骧、张修桂：《鄱阳湖演变的历史过程》，《复旦学报》1982年第2期，又收入张修桂《中国历史地貌与古地图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尚有自然科学方面的研究进一步证明，参见彭适凡《江西通史·先秦卷》，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页，导论(邵鸿撰)脚注②引文。
(14)《南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106-108页。
(15)《汉书》，第2770页。
(16)[清]顾炎武著，[清]黄汝成集解：《日知录集解》卷二二，长沙，岳麓书社出版社，1994年，第779-780页。
(17)《南齐书》，第394页。《南史》文字稍异。
(18)又参《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086-1088页。
(19)《宋书》，第2443-2444页。前揭“庄观鱼”《刘贺为什么被废放于海昏：漫谈古代废帝所封地名的政治含义》，也提及此事。
(20)“虢仲遣氏”，有不同断句和解说。结合上下文，笔者怀疑其与虢仲或者就是同一个人物，虢仲为其本人的氏，而遣氏应是母家的氏，结构类似城虢遣生簋铭(集成03866)的“城虢遣生(甥)”，以及见于《左传》襄公十年的“王叔陈生”。
(21)朱凤瀚：《柞伯鼎与周公南征》，《文物》2006年第5期。
(22)铭文中的“无殳”，李学勤先生指出即孟簋铭文(集成04162-64)的“无需”，读为输，即委输，指蛮夷对王朝承担的贡纳。参见李学勤《从柞伯鼎铭谈〈世俘〉文例》，《当代名家学术思想文库·李学勤卷》，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10年。
(23)李凯：《柞伯鼎与西周晚期周和东国淮夷的战争》，《四川文物》2007年第2期。
(24)于薇：《淮汉政治区域的形成与淮河作为南北政治分界线的起源》，《古代文明》2010年第1期。
(25)黄盛璋：《关于柞伯鼎关键问题质疑解难》，《中原文物》2011年第5期。
(26)李峰：《西周考古的新发现和新启示——跋许倬云教授〈西周史〉》，许倬云著：《西周史》(增补二版)，北京，三联书店，2012年，第379、385页。
(27)欧波：《金文所见淮夷资料整理与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安徽大学，2015年，第136页。
(28)朱凤瀚：《柞伯鼎与周公南征》；《论西周时期的“南国”》，《历史研究》2013年第4期。
(29)黄天树：《柞伯鼎铭文补释》，《中国文字》新32期，2006年。
(30)李学勤：《论西周的南国湘侯》，《通向文明之路》，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
(31)李学勤：《从柞伯鼎铭谈〈世俘〉文例》，《当代名家学术思想文库·李学勤卷》。
(32)裘锡圭：《说簋的两个地名——“棫林”和“胡”》，《裘锡圭学术文集》第三卷《金文及其他古文字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李学勤：《试说新出现的胡国方鼎》，《江汉考古》2015年第6期。
(33)顾颉刚：《顾颉刚全集》卷29，《顾颉刚读书笔记》卷14，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102页。
(34)参看李学勤《太保玉戈与江汉的开发》，《李学勤文集》，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
(35)参看林义光著《诗经通解》，上海，中西书局，2012年，第382页。
(36)方诗铭、王修龄撰：《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修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52-53页。
(37)杨宽：《西周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561页。
(38)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随州文峰塔M1(曾侯與墓)、M2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14年第4期。释文用宽式，并参考董珊《随州文峰塔M1出土三种曾侯與编钟铭文考释》，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2014年10月4日，以及文后评论跟帖陈剑、王宁等先生考释；清华大学出土文献读书会《曾侯與编钟铭文补释》，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网，2014年10月9日；魏栋《随州文峰塔曾侯與墓A组编钟铭文拾遗》，《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6年第9期。
(39)李学勤：《正月曾侯编钟铭文前半详解》，《中原文化研究》2015年第4期。
(40)参看罗恭《“曾国考古发现与研究”学术研讨会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15年第6期。
(41)李克能：《鄂东地区西周文化分析》，《东南文化》1994年第3期；张长寿、殷玮璋主编：《中国考古学·两周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42页；刘彬徽：《长江中游地区西周时期考古研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编：《考古学研究(五)：庆祝邹衡先生七十五寿辰暨从事考古研究五十年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年；刘彬徽：《江汉文化与荆楚文明》，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140-149页；李学勤：《论西周的南国湘侯》；《湖北随州叶家山西周墓地笔谈》，《文物》2011年第11期，朱凤瀚、张昌平先生意见。
(42)杨宽：《西周史》，第388页。
(43)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长春，长春出版社，2007年，第155-159页。
(44)徐长青：《南昌西汉海昏侯墓的撼世价值》。
(45)苏秉琦：《关于“几何形印纹陶”——“江南地区印纹陶问题学术讨论会”论文学习笔记》，《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
(46)李伯谦：《我国南方几何形印纹陶遗存的分区、分期及其有关问题》，《中国青铜文化结构体系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年。
(47)李学勤：《商周青铜器与文化圈》，《当代名家学术思想文库·李学勤卷》。
(48)彭适凡：《赣鄱地区西周时期古文化的探讨》，《江西先秦考古》，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1992年；郑小炉：《吴越和百越地区周代青铜器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138-139、142-144页。
(49)邹衡：《江南地区诸印纹陶遗址与夏商周文化的关系》，《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续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年。
(50)李伯谦：《我国南方几何形印纹陶遗存的分区、分期及其有关问题》。
(51)李学勤：《应监甗新说》，《李学勤集——追溯·考据·古文明》，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9年。
(52)田率：《新见鄂监簋与西周监国制度》，《江汉考古》2015年第1期。
(53)顾颉刚：《顾颉刚全集》卷19，《顾颉刚读书笔记》卷4，第96页。
(54)《史记》，第1747-1750页。
(55)刘和惠：《荆蛮考》，《文物集刊》第3辑，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年。
(56)郑小炉：《吴越和百越地区周代青铜器研究》，第15-16、81、83-85页。
(57)参见袁进《吴城文化族属句吴说》，《南方文物》1993年第2期；彭适凡《江西通史·先秦卷》，第123-124、126-127页。
(58)刘彬徽：《长江中游地区西周时期考古研究》。
(59)陈贤一：《黄陂鲁台山西周文化剖析》，《江汉考古》1982年第2期；张亚初：《论鲁台山西周墓的年代与族属》，《江汉考古》1984年第2期；李学勤：《谈盂方鼎及其他》，《文物》1997年第12期；吴晓松、洪刚：《湖北蕲春达城新屋垮窖藏青铜器及相关问题的研究》，《文物》1997年第12期；张长寿、殷玮璋主编：《中国考古学·两周卷》，第129-142页；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518页。
(60)王泽文：《试说西周金文中用作地名的“斤”》，《南方文物》2012年第2期。
(61)李学勤：《比较考古学随笔》，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40-41页；张永山：《武丁南征与江南“铜路”》，《南方文物》1994年第1期；彭子成等：《鄂赣皖诸地古代矿料去向的初步研究》，《考古》1997年第7期；陈公柔：《先秦两汉考古学论丛》，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1-12页；秦颖等：《长江中下游古铜矿及冶炼产物输出方向判别标志初步研究》，《江汉考古》2006年第1期；孙亚冰：《商代的铜路》，《纪念殷墟YH127甲骨坑南京室内发掘70周年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年。
(62)王先谦：《汉书补注》，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影印本，1995年，第745页。武阳乡、黄金采分别在今天的康山东西两侧的鄱阳湖中，参见谭其骧、张修桂《鄱阳湖演变的历史过程》。按，《山海经·西山经》谓槐江之山，“其阴多采黄金银”，郝懿行注“采谓金银之有符采者”。参见袁珂《山海经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45-46页。
(63)[清]孙诒让撰，王文锦、陈玉霞点校：《周礼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2636-2696页。
(64)田炜：《西周金文字词关系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64页。
(65)赵鹏：《谈谈殷墟甲骨文中的“左”、“中”、“右”》，宋镇豪主编：《甲骨文与殷商史》(新四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56-157页。
(66)朱玲玲：《论先秦时期的地图》，田昌五主编：《华夏文明》第2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王晖：《从西周金文看西周宗庙“图室”与早期军事地图及方国疆域图》，《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
(67)[清]孙诒让撰，王文锦、陈玉霞点校：《周礼正义》，第2408、2697页。
(68)参见谭其骧《二千一百多年前的一幅地图》，《谭其骧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563页。
(69)李零：《〈孙子〉十三篇综合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47、74页。
(70)顾颉刚：《顾颉刚全集》卷18，《顾颉刚读书笔记》卷3，第356-357页。
(71)[五代]丘光庭：《兼明书》卷五，丛书集成初编本《兼明书及其他二种》，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45页。清人俞正燮也指出“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是“北向言之”，参见诸祖耿编撰《战国策集注汇考》(增补本)，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年，第1143-1144页。
(72)陈桥驿：《水经注校释》，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79页。
(73)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988-989页。
(74)《春秋左传正义》，《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950页。
(75)参看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8页。
(76)参见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修订本)，第897，第917页，第969-970贡。又《史记·郑世家》，第2136页。
(77)《春秋左传正义》，《十三经注疏》，第1943页。
(78)陈桥驿：《水经注校释》，第391-395页。
(79)地名位置暂依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1册，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第24-25页。
(80)由于文字简略而省去所涉的河流，还可举殷墟卜辞为例。如，合10602“丁亥卜，宾贞，王往涉(狩)”。参见陈炜湛《甲骨文田猎刻辞研究》，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165页。类似还有合05231“己亥卜，贞，翌庚子，王涉归”等。
(81)相关研究请参见牛清波、王保成、陈世庆《晋侯苏钟铭文集释》，中国文字学会《中国文字学报》编辑部编：《中国文字学报》第5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
(82)裘锡圭主编，湖南省博物馆、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编纂：《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图版见第贰册第159-167页，说明、释文及复原摹本见第陆册第115-123页。
(83)裘锡圭主编，湖南省博物馆、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编纂：《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图版见第贰册第152-158页，说明、释文及复原摹本见第陆册第109-114页。
(84)《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3491-3492页。
(85)陈桥驿：《水经注校释》，第684页。
(86)[北魏]郦道元注，杨守敬、熊会贞疏：《水经注疏》，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3252页。沈家本：《豫章水考》，引自谭其骧主编《清人文集地理类汇编》，第4册，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01-402页。
(87)谭其骧、张修桂：《鄱阳湖演变的历史过程》。
(88)《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443-444页。又，《三国志·吴书·孙策传》及裴松之注，第1104-1108页。
(89)[清]王谟撰：《江西考古录》卷二“土地·上缭”，收入《四库未收书辑刊》，壹辑，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27册，第439页。
(90)参看钟起煌主编，卢星等著《江西通史·秦汉卷》，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68-69页。
(91)柏泉、红中：《江西新建昌邑古城调查记》，《考古》1960年第7期；钟起煌主编，卢星等著：《江西通史·秦汉卷》，第68页。
(92)参看钱林书编著《续汉书郡国志汇释》，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280-281页，“海昬”下的“编者按”；马孟龙《西汉侯国地理》，第490页。
(93)谭其骧、张修桂：《鄱阳湖演变的历史过程》；周振鹤编著：《汉书地理志汇释》，第281页，“海昏”县下的“编者按”。
(94)参看钱林书编著《续汉书郡国志汇释》，第281页；[北魏]郦道元注，杨守敬、熊会贞疏《水经注疏》，第3252-3253页。《水经注》记载的建昌县是“汉元帝永光二年分海昬立”，杨守敬已辨正。又参看[清]顾祖禹撰，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舆纪要》卷八四，江西二，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南昌府·奉新县”，第3904页；“南昌府·武宁县”，第3906-3907页；“南康府·建昌县”，第3920-3921页；“南康府·建昌县”下“海昏城”和“昌邑城”，第3921页。
(95)参李学勤主编《字源》，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604页。
(96)《汉书》，第2769-2770页。
(97)参看周振鹤编著《汉书地理志汇释》，第277-282页；李学勤《应监甗新说》；曲英杰《水经注城邑考》，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660-696页；马楠《周秦两汉书经考》，博士学位论文，清华大学，2012年，第131-135、150-15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