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简牍的研究与意义

——李均明先生访谈录

《孔子学刊》（以下简称《学刊》）：非常感谢李先生接受我们的采访！您长期致力于秦汉简牍的整理与研究工作，在此一领域成果卓著。首先，请您给我们谈谈出土简牍的研究现状、发展预期等情况。

李均明先生（以下简称“李先生”）：迄今为止，全国出土简牍已过百批次，总数在三十万枚以上，内容丰富。就出土方式而言，除了传统的墓葬及障隧传置遗址出土者外，井窖出土，俗称“井喷”者尤显突出。井窖出土的地点主要分布在以长沙为中心的湖南省全境，简牍总数近二十万枚，为此还专门成立了长沙市简牍博物馆及里耶秦简博物馆。再者，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安徽大学等陆续入藏战国简及秦简，主要内容为先秦典籍，对研究先秦思想及文化有重大意义，因此掀起大学系统整理与研究简牍的热潮。复旦大学、武汉大学等展开与文博系统强强连手、合作整理与研究简牍的新局面。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中国中医科学院、成都中医药大学等也有类似的举措，获得一定的成效。后浪推前浪，在大局推动下，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出土的批量较多的肩水金关汉简、地湾汉简陆续公布，马王堆汉墓帛书再整理出版，悬泉汉简及重新整理的银雀山汉墓竹简亦将分册公布。李学勤先生曾说：“随着考古田野工作的开展，简牍发现急剧增加，简牍学的进步非常迅速，不仅成为一门国内外瞩目的学科，而且产生进一步细化的趋向。由于简牍大致可分为文书和书籍两大类，具有各自的性质和特点，简牍文书和简牍书籍的研究现在已经逐渐形成独立的学科分支，能够同时深入两方面的学者为数不多。”今后，简牍研究需要更宽广的视野与更丰富的知识，分工亦将更细，尤其涉及自然科学史的领域，尚需更广泛的合作才能将研究推向深入。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介入清华简《算表》的研究，中国中医科学院、成都中医药大学参加四川成都天回医简的整理与研究，即代表了这一发展方向。

《学刊》：前些年出土的汉简牍中，有不少官府文书。其中，有一些是法律类的，向我们展现了汉代社会的法制法规。那么，这些法律类简牍对于我们研究中国法制史有什么重大意义呢？

李先生：涉及中国法制史的简牍资料大致有三类：第一类是古书。如《包山楚简》所录司法文书（非原始文本，已经摘录成书）之《集著》《集著言》《受期》《疋狱》，是研究楚国司法诉讼的珍贵资料。《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六）之《子产》篇涉及郑国法制，对子产的法制思想有详细的解说。《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九）之《成人》篇全面论述了战国时期楚国的法制指导思想。以上三宗不失为中国法制溯源之珍宝，皆详于史籍所载。第二类是律令条款。大宗者如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龙岗秦墓竹简、岳麓书院藏秦简、张家山汉墓竹简及近期出土的湖北荆州胡家草场12 号墓竹简。条款种类包括律、令、科、品、式、约、法律答问等，大多未见于史籍。第三类是司法文书。其散见于各地出土的文书简之中，大宗者如里耶秦简、长沙走马楼西汉简及三国吴简、岳麓书院藏秦简、居延汉简、悬泉汉简、肩水金关汉简等。文书种类主要有爰书、举书、解书、奏谳书、劾状、鞫状、辞状等。其中，鞫状是近年湖南益阳兔子山汉简及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公布后才露出真容的，使我们了解到它的内涵不仅局限于史籍中所说的是审讯中的一个环节，而且涉及从举劾、审讯、调查到论决的全过程。战国、秦汉之际，正是中华法系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时期，上述史料的发现使得人们对它的深入研究成为可能。例如，睡虎地秦简的发现，使我们对秦代的法律体系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再如，岳麓书院藏秦简所见，使我们以往关于是否有秦令存在的问题迎刃而解——该批秦简中即有大量的秦令。又如，奏谳书的反复出现，使我们认识到中华法系是以成文法为主，又与判例法混合使用的法系。数量庞大的司法文书，给我们展现了复杂多变的司法环境及各个时期不尽相同的司法手段。秦律之严酷与汉中期以后礼法平衡的司法原则形成一定的反差。政法合一容易让官员得心应手，从而严格监督、严惩职务犯罪，形成了鲜明的汉代司法特色。特定时期施行特殊政策，如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所见，逢灾年粮食不足时，朝廷便颁布禁酒令，严禁酿酒及聚餐喝酒，违者将受重罚。东汉中期，由于自然灾害等原因，移民流动频繁，而当时的湖南地区自然及气候条件较好，流入人口较多，五一广场简即见到朝廷颁布的法令，允许脱籍户口在流入地重新审报。针对时弊采取的措施，在简牍所见司法实践中是行之有效的。

《学刊》：大量的秦汉简牍中，有许多是发现出土于甘肃、新疆这些西北地区的。西北地区地处中国边疆，是秦皇汉武建立过文治武功的地方，又是丝绸之路和中西交通的重要通道。可想而知，这批汉简具有重要的价值。请您谈谈汉简所反映的西北地区的文明状况如何？

李先生：西北汉简很早就闻名于世，经久不衰，它为研究该地区的古代文明提供了翔实的史料。其中，核心资料是居延汉简（包括肩水金关汉简）及敦煌悬泉汉简。居延汉简是研究汉代屯戍制度无可替代的史料。屯戍制度促进了中原地区与边疆地区的交流，保障了汉朝边塞的安宁与繁荣。居延汉简出土于额济纳河沿岸多个地点，涉及多层级机构，所见的文书种类是迄今已出土的简牍中最多的，研究中国古代的文书及档案离不开这些简牍。居延汉简所反映的烽火信号及邮书传递系统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烽火信号包括烽、表、苣、积薪等。烽是立体的信号标识物，改变了过去把烽等同于明代长城狼烟的观点；表是信号旗，都是用于白昼的，开启了用信号进行远距离通信的先河。敦煌悬泉汉简出土于传置遗址，数量有三万余枚，有字简两万多枚，为西北汉简中批量最多的，保存了大量的交通邮驿资料，是研究丝绸之路、中外关系的极佳资料。无独有偶，居延汉简及悬泉汉简中都发现了丝绸之路部分路段的道路里程的内容，展示了汉代从长安到河西敦煌的路程，清晰记载了汉代丝绸之路驿传设置和路线。葛承雍归纳其基本走向是：“东面始于西汉的首都长安（今西安），经咸阳，一条路沿泾河而上，经固原、景泰进入河西走廊，路途短但缺水，补给难；另一条路沿渭水西行，经陇西、金城（今兰州）进入河西走廊，沿河西走廊西行，经武威、张掖、酒泉，再西行即到咽喉之地敦煌。由敦煌出玉门关或阳关，穿过白龙堆到罗布泊地区的楼兰。长安至敦煌的路途按照汉简分为京畿段、安定段、武威段、张掖段、酒泉段和敦煌段等六段路线。”悬泉置地当属丝路要冲，负责接待朝廷官吏和各国使者。简文所见西域都护控制下的小国有楼蘭（鄯善）、且末、小宛、精绝、扜弥、渠勒、于阗、蒲犁、皮山、大宛、莎车、疏勒、乌孙、姑墨、温宿、龜慈、侖头、渠犁、危须、焉耆、孤胡、山国、车师等。其中，关于乌孙的资料尤为具体而生动。与西域都护以外的大月氏、康居、祭越等国家的往来也有记载。王子今的《汉代河西市场的织品——出土汉简数据与遗址发掘收获相结合的丝绸之路考察》一文，结合出土汉简数据与遗址发掘收获展示了汉武帝打通西域后丝绸之路贸易的情况。文中引用简牍所见“贳卖”与“贳买”之数量，可看到布料交易多者达“二千七百九十七匹九尺六寸五分”，价值“六十万八千四百”钱。布料如此之多，无疑为批量交易而非个人日常所用。文中亦谈到河西织品运输的绩效规定和时限要求、衣橐的封缄等。

《学刊》：根据先生目前的研究，您认为简牍中有儒学价值的是哪些？还可以从哪些方面促进儒学的研究？

李先生：简牍中有儒学价值的数据很多，大宗者如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上海博物馆藏楚简、湖北郭店楚简、山东临沂银雀山汉简、安徽阜阳双古堆汉简、河北定县汉简等。相关研究已经很多，大多按照传统的思路进行，不仅重视儒家与其它诸家的区别，而且对儒家各派的分野也试图搞得更加清楚，这无疑有益于研究的深入。但对儒家与诸家的相互影响乃至交融重视不够，而这恰恰是出土简牍能补缺最多的。清华大学藏战国简所见儒墨交融及汉初竹简所见儒道合流，便可说明无任何学说及流派是一成不变的。清华大学藏战国简《邦家之政》以孔子的名义论说，主要观点亦符合儒家思想，却不乏墨家主张，试举三点：一是有鲜明的节俭观。简文云：“宫室小卑以迫，其器小而粹，其礼菲，其味不齐。”“其丧薄而哀。”其主张宫室卑小、器物简朴、食物简单、礼仪实用、薄葬思哀，尤其后二者与儒家主张不尽合拍。典型者如儒家很重视丧祭之礼，程序复杂，而《邦家之政》却倾向于墨家之薄葬，所云“其丧薄而哀”。虽然未至其薄葬程度，却无疑已经偏离了儒家正统而偏向墨家。二是主张选贤。简文见“其位授能而不外”，“其君子文而情”，“弟子不转远人，不纳谋夫”，与《墨子》之《尚贤》三篇详述选贤使能的必要性一致。当然还有其保守的部分，如《邦家之政》的尚贤虽然也称得上不拘一格，却是不彻底的。简文云：“其君执栋，父兄与于终要。”由于血缘的关系，对父兄是特殊照顾的，重要的军国大事还是由家族掌控的。墨子则不同，《尚贤中》云：“故古者圣王，甚尊尚贤，而任使能，不党父兄，不偏贵富，不嬖颜色。贤者，举而上之，富而贵之，以为官长。”三是宣传民本。利益分配是民本的基础，简文云“其分也均而不贪”，主张普遍施惠于民。这种均分思想也与墨子的主张吻合。《尚同中》云：“分财不敢不均。”反之，如《尚贤中》云：“贪于政者，不能分人以事；厚于货者，不能分人以禄……使断狱则不中，分财则不均，与谋事不得，举事不成，入守不固，出诛不强。”荀子的主张与其相左。《荀子•王制》云：“分均则不偏，势齐则不壹，众齐则不使。有天有地，而上下有差；明王始立，而处国有制。”类此种种，表明各家之间并没有绝对的界限。荀子把儒者大体分为大儒、雅儒、俗儒三类。他所描述的俗儒表现，包括“其言议谈说已无异于墨子矣”，则《邦家之政》所代表的当为根植于民众，主张简朴生活、公平分配乃至社会和谐，与墨家有更多交融的儒者。汉初主张“无为”，道家思想无疑占据优势地位，但各派的共存交融从来也没有停止过，马王堆汉墓帛书中所见最为典型。马王堆帛书中可见如《老子》甲、乙本，北京大学藏西汉竹简中亦见《老子》凡二百余简（或时当景帝时期），反映的无疑是道家的理论，与时代潮流吻合。此外，其中却不乏与儒家相关的思想，如帛书《五行》提出“仁、义、礼、智、圣”五德说，引起过热烈的讨论，可与1993 年湖北荆门郭店楚简《五行》相比对，说明它与儒家的子思、孟轲相关。各家交融的痕迹更是随处可见。帛书《黄帝书》虽然仍属黄老之学，但亦如学者所云：“其思想正是属于司马谈所论的‘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的黄老学派。”帛书《明君》为写给国君的奏书，阐述贤君治国的要务，融合了儒、法等诸家的思想。郭店楚简及马王堆汉墓简牍所见儒、道两家典籍并存的信息，透露出战国至汉初儒、道乃至诸家和平共处的事实；又有学者比对，发现今本《老子》许多与儒家对立的内容，在郭店楚简《老子》中并不存在，因此主张重新审视早期儒家与道家的关系。随葬于汉文帝十五年（前164年）的安徽阜阳双古堆1 号汉墓1号木牍正、背存篇题四十七条，如《子曰北方有兽》《卫人醢子路》等，多与孔子及门人有关。《庄子》约二十片，有传本《内篇》中的《逍遥游》《人间世》，《外篇》中的《骈拇》《在宥》等，以及《杂篇》中的《徐无鬼》《外物》《让王》《天下》等内容，亦是儒、道并存的。直到随葬于汉宣帝五凤三年（前55年）的《论语》《儒家者言》等于河北定县八角廊40 号汉墓出土，其中的内容才显示出儒家经典占优势的局面。

《学刊》：我们看到网上评价简牍文献说，从公元前17 世纪到公元4世纪的两千多年间，被称为简牍时代。两千多年间，中国的历史文化得以保存，中国的古代典籍得以传世，中华民族的智能和知识得以继承与弘扬，是竹木简牍作为书写材料和文字载体承担了这一历史重任。由此可见，简牍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那么，请您谈谈先秦、秦汉出土文献对于认识中华文明有哪些价值？

李先生：这个话题太大了，只谈一点感想。除地理位置、气候因素等自然条件外，政治、经济、文化因素构成的社会条件决定了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未曾间断传承的古代文明。考古发掘显示：以二里头为代表的文化类型开启了夏、商、周三代文明的先河，加之北方的草原文化、诸如三星堆之类的西南文化，这些文化类型构成了多元一体的格局。甲骨文开始展现了迄今能直接看到的文字记载，而后金文、简牍帛书、碑刻乃至纸质文献大量出土，文字演变的脉络非常清晰，同时提供了许多文化信息，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体系的鲜明特征。特别是从清华大学、安徽大学、上海博物馆藏战国竹简及郭店楚简中，我们能看到先秦诸子的论说，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直到西汉中期儒家才定于一尊。不过这时候的儒家已非孔孟时代的儒家，而是融合了诸家之长的新儒家，随后也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演变。中国传统文化呈现出鲜明的世俗特征，其对天道公理的执着造就了牢固的信仰体系，约束着人们的行为。中国传统文化因素中的哲学思想已经有过很多的讨论，此不赘述。值得一提的是，在当今世界中仍然别具一格的中华美食及中华医学也是一脉相承的古老传统。马王堆汉墓出土了许多记载菜肴的竹简。从遣册所记可知，当时的食物种类繁多，饮食结构复杂。主食有稻食、麦食、黄粢食、白粢食、粔籹、仆、卵等，副食有肉食、瓜果蔬菜等。其中，肉食包括羊、牛、猪、狗、马、兔、鹿、野鸡、野鸭、雁、鹧鸪、鹤、麻雀、天鹅、布谷鸟及鲫鱼、鳜鱼、鲏鱼、白鱼、鲤鱼、鲂鱼、鰸鱼、泥鳅等。蔬菜包括笋、芋、藕、藾、葵、白菜、蘘荷、黄卷和芜荑。烹制类型有羹、濯、煎、腊、脯、熬、炙、蒸、炮、濡、菹、脍等十余种。餐具考究，种类有鼎、匕、勺、钫、锺、壶、卮、耳杯、盂、大盘、平盘、食盘、椑栀、匜、几等。沅陵墓出土的《美食方》中记载了复杂的炊事流程。如羊肉和牛肉，从宰杀到清洗、加入拌料、蒸煮、终成菜肴，共有十多道工序。其中，仅烹制肉食的方子就有一百四十多条，如“豚口方”“为鸡口方”等。人们在烹制时往往将动物各部位的肉和内脏分割加工，简文中有牛肩掌、牛背、膂、心、肺、膏、鹿胃、鱼肠等。配料考究，有葵、茈、糯米、黍等。调味品有盐、酒、肉酱汁、菽酱、汁、姜、木兰、茱萸、酰酸等。简帛中有关中医学的资料更是比比皆是。长沙马王堆3 号汉墓出土医书十四种，其中帛书十种，包括《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脉法》《阴阳脉死候》《五十二病方》《却谷食气》《导引图》《养生方》《杂疗方》《胎产书》；竹木简医书四种，包括《十问》《合阴阳》《杂禁方》《天下至道谈》。马继兴曾统计，马王堆出土的医书涉及矿物药三十一种、植物药一百六十九种、谷类药十八种、菜类药十种，种类齐全，多数未见于《神农本草经》，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五十二病方》记载方剂二百八十三方，涉及内科、外科、妇科、儿科、五官科等。《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脉法》《阴阳脉死候》记载了比较丰富的经络学说及脉诊方法。《却谷食气》《导引图》《养生方》《十问》《合阴阳》《杂禁方》《天下至道谈》等涉及养生与保健。张家山汉简《脉书》可补充马王堆汉墓帛书《脉书》所阙。又，张家山汉简所见《导引》，是对导引术的解说，可与马王堆汉墓帛书《导引图》相比对。甘肃武威旱滩坡东出土的汉简牍医书中记载了三十多个医方，涉及针灸、内科、外科、五官科、妇科等。2013 年，四川成都天回镇3 号汉墓出土了大量医简，以及制药工具、人体经穴髹漆人像等器物，墓葬年代推测在汉景帝、汉武帝时期。整理者推测，其主体部分或抄录于西汉吕后至文帝时期，与仓公行医及授学时间相当。整理归纳发现，其中含五种医书，拟名《脉书•上经》《脉书•下经》《治六十病和齐汤法》《刾数》《逆顺五色脉臧验精神》。简文中所见“敝昔”即扁鹊。扁鹊是中医脉学诊疗法的创始人和集大成者，出土医简的内涵与扁鹊的身份相符。出土的人体经穴髹漆人像，其五官、肢体刻画准确，白色或红色描绘的经络线条和穴点清晰可见，不同部位还阴刻着“心”“肺”“肾”“盆”等线刻小字。上述文献为研究中国古代医学提供了新的史料。此外，出土文献中也有许多科技史方面的惊人发现，可展现中华文明发展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