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晉時期，華夏國家向南方擴展過程中留下了豐富多彩的文化、權力接觸場景，只是由于文字記錄缺乏，“莫可得而考”，[1]長時間內對這些問題欠缺細節上的深入理解。[2]隨著湖南等地秦漢吳晉簡牘的陸續出土，這種情況稍有改觀。近幾年來，針對簡牘中出現的夷民、真吏等問題，學者進行了有意義的探索。[3]不過，由于簡牘多為官府行政記錄，直接顯示華夏文化與南方接觸的文字資訊很少。而且，如何避免華夏立場上的“偏見”，也需要認真辨析。這些都要求研究者改變思路，盡可能在零碎的資料中尋找新的觀察角度。筆者在這方面的努力之一，是通過分析吳簡中特殊的姓氏結構，觀察南方土著人群的編戶化痕跡。[4]本文打算沿著這一思路，進一步考察漢晉南方的人名問題。
“人之有名，以相紀別”，[5]在現代社會中，姓、名共同構成一項人群標記符號。但姓與名實際是有區分的。名的使用要早于姓，兩者組合是一種後起的文化習慣。在不同的文化體中，人名的使用大都有其特定規則。[6]具體到古代中國而言，春秋戰國以降中原地區逐漸形成穩定的華夏式姓名習慣，即“姓（氏）+名”。[7]這種用漢字標記的姓名系統，包含豐富的尊卑、統屬等觀念，[8]具有華夏文化標籤的作用。在華夏國家向周邊擴展其勢力的過程中，這種文化標籤也會隨之擴散到周邊地帶。從某種意義上說，周邊人群對華夏式姓名的接受和使用，意味著文化同化和變異的發生。
這種現象至今仍然存在。民族學者和語言學者對人名所體現的民族接觸，如雙語人名現象，就給予了相當關注。[9]歷史上，這種現象不斷重複發生，不過由于南方民族普遍缺乏自身的文字記錄，其人名系統的變化長期以來也一直隱而未彰。與之相比，湖南里耶、長沙等地所出時間上形成序列的簡牘人名，雖然也屬于華夏立場上的單方記錄，由于其地方性和原始檔案性質，仍為探索早期南方地區的文化接觸與權力關係提供了重要線索。本文計畫從上述簡牘資料人手，重點對漢晉南方人名系統中單名、雙名的使用進行分析，由此觀察華夏文化對南方社會的影響。
需要說明的是，“南方”是一個需要界定的地理概念。在自然地理上，一般以秦嶺一淮河作為南北分界。具體到漢晉時期，根據《漢書·地理志》來看，南方可以分為巴蜀、楚、吳越三個文化區域，對應著長江上游、中游、下游三個地理單元。上游巴蜀“土地肥美”、“俗不愁苦”，官僚教化較早推行；中游楚地“火耕水耨”、“信巫鬼，重淫祀”；下游吳越之地則民風“好勇”、“輕死易發”。[10]本文參照這種區域觀念，將考察重心放在巴蜀、楚和吳越三個區域，同時也適當涉及西南夷和南越地區。
一、單名與雙名
南方出土的漢晉簡牘資料中，包含編戶民人名最多的是長沙走馬樓出土的三國吳簡。目前竹簡仍在陸續刊佈中，詳盡的人名統計仍有待來日，但僅《吏民田家莂》就出現近兩千個人名，數量相當龐大。這些人名主要為長沙郡臨湘縣編戶民，具有很特別的區域抽樣意義，引起一些學者關注，相關討論涉及人名用字特徵、同姓名現象等問題。[11]而吳簡人名最顯著的特徵則是全部為單名，即由“姓”和一個單字的“名”構成。由于《後漢書》、《三國志》和存世漢魏石刻中顯著的單名色彩，人們通常認為東漢三國是一個單名流行的時代。因此走馬樓吳簡單名現象所具有的學術意義，並未引起特別注意。
問題往往存在于“常識”之中。一般認為，東漢三國時期的單名習慣肇始于西漢元始二年（公元2年）的“去二名”詔書。這年春天，皇帝下詔稱自己的“箕子”之名不“合于古制”，故“去二名”，改為單名“衍”。[12]這件事的推動者是剛剛出任大司馬不久的王莽。由于《漢書》只是摘錄，不清楚是否同時發佈了“令中國不得有二名”[13]的法令。但不少學者認為，“去二名”由此成為制度，開啟了一個單名流行的時代。[14]不過，仔細梳理東漢石刻資料就會發現，東漢人名實際上呈現出明顯的分層現象。官吏和知識階層的確遵循著“單名+字”的制名習慣，對一般民眾而言，單名、雙名仍並行使用。
最典型的資料是章帝建初二年（公元77年）的《漢侍廷里父老僤約束石券》，[15]共出現24個人名，分屬于6個姓，單名、雙名者各有12人。分別是：（1）于氏：于中山、于中程、于孝卿、于孝、于伯先、于伯和、于程、于季、于稚、于思；（2）單氏：單侯、單子揚、單力；（3）尹氏：尹伯通、尹明功、尹太孫；（4）錡氏：錡中都、錡初卿、錡季卿；（5）周氏：周平、周蘭、周偉；（6）左氏：左巨、左中。石券中單名、雙名同時存在，說明雙名不會是稱“字”。石券出土地是河南偃師縣緱氏鎮鄭瑤大隊南村，東漢時屬河南尹緱氏縣，[16]距離首都洛陽很近，正處于東漢帝國的統治腹心。按照通常認識，這里的民眾應是整齊的單名，可實際情況並非如此。類似的材料還可以找出不少。現存東漢買地券數量可觀，這些地券中往往會書寫買賣雙方和見人姓名，下面列出其中一些（括弧內為地券時間和出土地）：[17]
孫成、張伯始、張長卿、許仲異、樊永、張義、孫龍、樊元祖（建寧四年，洛陽）王當、王使偷、王元興、左仲敬、曹奉祖、黃唯、留登勝（光和二年，洛陽）
房桃枝、趙敬、羅西造、樊漢昌、王阿順（中平五年，洛陽）
樊利家、杜謌子、孟□、秦胡、杜子陵、李季盛（光和七年，平陰）
武孟子、靡嬰、馬熙宜、朱大弟少卿、趙滿、何非（建初六年，忻州）
上述地券中單名、雙名並存，可以排除稱“字”的可能。由上文可知，單名在地券人名中並不佔優勢，如武孟子地券有6個人名，單名2人，雙名4人。[18]房桃枝地券提及5個人名，單名1人，雙名4人。這種人名結構與侍廷里石券相近。其他類型的東漢石刻資料中也有不少雙名記載，如定縣北莊東漢墓發現的160余個匠人名中，有王文伯、于仲荊、馬伯成、李次孫、祝文虎等20餘個雙名；[19]安徽亳縣出土東漢字磚提到主人王成和兩個工匠名：丁永豪、張永驕；[20]永興二年（154）東阿薌他君石祠堂題名有師操義、榮保、代盛、邵強生；[21]洛陽出土殘碑有左阿息、王阿犢、閻青堅等俚俗人名，多為帶有“阿”字的雙名；[22]任城王墓題名有曹文、戴元、陸唐子、嚴仲問、房付英、田仲文等；[23]建初八年肥城畫像石題記有孝子張文思、石工王次。[24]由此可以進一步明確，東漢中原地區下層民眾的命名習慣並非單名，而是單名、雙名並存。這一點文獻中也有佐證。東漢中後期農民軍領袖多有雙名者，如“海賊”張伯路，渤海、平原“劇賊”劉文河、周文光，九江蔡伯流等。[25]
東漢一般民眾制名具有單雙名混雜特徵，與《漢書》、居延漢簡等史料中記錄的西漢人名使用狀況相近，顯示出民間制名習慣的延續性。概括來說，西漢人名中的雙名主要有兩種形式：（1）兩個字連用，共同構成一種表達。常見的如延壽、漢昌、利家、延年、長壽；（2）由一個實字和一個虛字構成。地券人名此類較多。虛字使用有一定規律，主要有子、之、元等語氣助詞，表示排行的伯、仲、季、叔、末，表示美德的忠、信等。[26]以上兩種形式的雙名，在西漢社會中都是普遍存在的。
這就提醒我們，觀察兩漢制名習慣的變化，要注意區分不同層次的人群。事實上，東漢為單名時代的認識，主要來自于正史列傳人物和官吏、知識階層的碑石題名。這些史料中呈現的“單名+字”整齊形式，其實是社會上層的文化習慣。與此同時，底層民眾不僅一般無“字”，對單名、雙名也並沒有明確區分。換言之，“單名+字”體現了一種身份。《後漢書》中所記為數不多的雙名者，就大都帶有明顯的民間色彩，方術、逸民、列女等傳尤為集中，如張巨君、叔孫無忌、樊志張、泠壽光、皋伯通、魯女生、費長房、薊子訓、解奴辜、東郭延年、封君達等，[27]可以印證此點。
一些漢碑題名也顯示了這種身份上的區分。建寧五年（172）的《成陽靈台碑》，正面和碑陰均有題名。[28]正面尾部題名為官吏，均為“姓+單名+字”的連稱形式。碑陰第一、二段為出錢人題名，多為仲氏宗人。其中，第一段至主吏仲調子蹇為止，亦為“姓+單名+字”的連稱形式，此下則多為“姓+名”形式，如仲客生、仲阿東、仲阿先、仲子林、仲阿先、義民陳彥。第二段情況相似，督郵仲邵子周以前為“姓+單名+字”，以下則是主吏仲熾客生、主吏仲東阿東、主吏仲阿同、義民陳彥、弟富、富弟贖。仲熾客生、仲東阿東即第一段中出現的仲客生、仲阿東。他們的名字在同一碑刻中為何呈現為兩種書寫形式？這一點很值得注意。“仲東阿東”，從書寫形式上說，是“姓仲名東字阿東”的意思。可是按照一般取字習慣來說，以“阿東”作為“字”，顯得過于俚俗。顧炎武根據該段題名之後“惟仲阿東年在元冠，幼有中質”的記載，認為仲阿東是由于年少而未有字。[29]這個看法可以由5歲去世的許阿瞿之名、[30]蜀後主幼名阿斗得到佐證。[31]
不過，同碑題名中出現“阿”字的還有多人，他們是否均未成年？這種形式的題名在光和四年（181）的《殽阬君神祠碑》中曾大量出現，洪適指出：“其間四十人，皆字其名，而系以阿字，如劉興阿興、潘京阿京之類，必編戶民未嘗表其德，書石者欲其整齊而強加之，猶今閭巷之婦以阿挈其姓也。”這是一個很敏銳的觀察。根據《殽阬君神祠碑》題名分析，“字其名”的方法，除了系以“阿”字，可能還有排行、美稱等用字，如田俱伯俱、藉昌仲呂、蘇排叔排、王蓋蓋德。[32]這些題名者是否均由于年少而無字是值得懷疑的。再回到《成陽靈台碑》，碑陰對仲阿東的記述全文是：“惟仲阿東，年在元冠，幼有中質，遵櫃<匋><先見>，上仁好義，見群從無者，代出錢萬以立碑，大意翻然，君子善之，恩加骨口，鄉朝所稱。縣令菅君，即請署門下議生，都市掾官，未可測矣。”[33]可知仲阿東是一位年輕的富人。他因代為貧困宗人出錢而受到表彰，碑陰特別稱頌其德。值得注意的是，結尾處說縣令為表彰他而“請署”為屬吏，阿東在當地顯然已頗具影響。他為何還要以俚俗幼名題碑？有些不合常理。其實正如洪適所論，這里呈現出的是人名的分層現象。對于普通民眾而言，即便到了冠禮之年，也不一定會被“命字”，而多會繼續使用俚俗幼名。由于普通民眾並沒有“字”，因此有的官方碑刻題名場合中，要模仿官吏“單名+字”的題名形式，臨時為其造“字”。最簡便的方法之一，是將實際使用的雙名作為“字”，同時省掉雙名中的“虛字”成為單名。如果本來是單名，則可以增加一個虛字而成為“字”。
單名、雙名由此體現出社會分層的意義。需要指出的是，這種人名分層現象，早在元始二年詔書以前就已經存在。尹灣出土的西漢永始、元延年間簡牘中，有一種《東海郡下轄長吏名籍》，記錄了140餘個可辨識的下層官吏人名，絕大多數為單名，雙名僅有14人。[34]這表明早在“去二名”詔書發佈之前，地方官吏層的人名已經以單名為主。
上層人名的單名化趨勢，其原因或許可以歸結為西漢昭宣以後儒學理念的滲透。儒家很早就有“二名非禮”的觀念。[35]這種觀念及與之相關的避諱問題，會隨著儒學的滲透而逐漸在儒生、官吏階層擴展，導致上層人名中單名的流行。在這種背景下來看元始詔書，就可以理解所謂“二名”之禁，不過是順應了當時的社會風氣而已。宋人邵博曾說：“王莽令中國不得有二名，又遣使諷單于為一名。東漢士大夫以操節相高，遇莽之事必唾也，乃終其世謹一名之律，何也？”[36]這個提問或可由此得到解答。不管詔書是否強制施行，單名觀念都會因此而得到加強。姓、單名、字構成的人名，就逐漸成為漢碑官吏、儒生題名的一般形式。與此同時，普通民眾所受影響並不明顯，仍然是單名、雙名並存。這種制名習慣上的明顯差異，顯示出“大傳統”對“小傳統”影響的有限性。
值得注意的是，東漢人名的這種分層現象，不僅存在于中原地區，西北地方也是如此。新疆拜城東漢永壽四年（158）劉平國摩崖中，提到6位“家從秦人”，分別是：孟伯山、狄虎賁、趙當卑、萬羌、石當卑、程阿羌，1個單名、5個雙名。[37]這些人名具有明顯的俚俗色彩，有的很可能是羌民。甘肅地區出土的西晉鎮墓文中也多見雙名，如頓霓兒、頓盈姜、呂阿豐、呂來業、蓋顏仲、呂軒女、吳仁姜。[38]這樣就回到本節開始提出的問題：為何走馬樓吳簡中的編戶民會是整齊單名？究竟是長沙地區的特殊現象，還是另有原因？回答這一問題，需要梳理漢代南方人名的變化過程。
二、漢代南方人名的變化與單名問題
南方地區華夏式姓名的使用是文化接觸的結果。《魏書》卷101《獠傳》說：“獠者……散居山谷，略無氏族之別。又無名字，所生男女，唯以長幼次第呼之。其丈夫稱阿瞢、阿段，婦人阿夷、阿等之類，皆語之次第稱謂也。”[39]這個觀察不盡準確。現代民族志調查顯示，長幼次第只是南方土著人群命名的一種方式。習見的植物、動物、自然現象、器具等都經常被用作人名，表示個人身體特徵的人名也很常見。[40]這種帶有原始標記性稱謂的人名，經過文化接觸而演變為單名、雙名混雜的華夏式姓名結構，再呈現為走馬樓吳簡這樣’整齊的單名，顯然需要一些權力或文化上的契機。[41]為了更好的理解這一問題，下面打算先簡單梳理戰國至漢初南方人名的變化過程，再分析吳簡整齊單名的成因。
（一）從蠻夷名到華夏名
春秋戰國時期，南方人名仍具有濃厚的土著色彩。以《吳越春秋》和《越絕書，》提到的吳王名和越王名為例，會發現其中經常會出現一些特定用字，如吳王名中的“餘”字（余喬疑吾、余祭、餘昧），越王名中的“無”（無餘、無彊、無皞）和“不”字（不壽、不揚），以及共有的“夫”字（夫差、夫康）。[42]李錦芳認為，人名詞頭中的“餘”字為強調量詞，表示尊稱；“夫”和“無（毋）”字則有王、首領之意。[43]這些字至今仍多見于江浙地名首字。[44]越國銅器中數次出現的“者旨于賜”，據研究是勾踐的越語音讀。勾踐大夫馮同，有的銅器中寫作“姑馮昏同”；吳王壽夢，在吳國兵器中也寫作“是野”，均為不同譯音。[45]由此看來，儘管吳越兩國均有一些華夏化策略，如吳國的太伯奔吳傳說、越國追認的大禹祖先及其祭祀，[46]但其王族人名仍具有土著特徵，多由吳越語音節對譯而來。
蜀地的早期王族人名則屬于另外一種形態，如蠶叢、柏灌、魚鳧、杜宇、鱉靈、葭萌等。[47]這些人名與吳越王名一樣均無姓。從命名方式上看，最顯著的特徵是人名多與動植物名有關，也可能是其部族徽記。[48]
與吳、越、蜀相比，楚王名的華夏特徵相對顯著，熊麗之後多見“熊+單名”的形式，也有部分雙名，如熊毋康、熊摯紅。[49]這反映出楚國與吳、越、蜀相比，受華夏的影響更為顯著。而戰國時期楚國的普通人名，在包山、葛陵等地出土文書中有集中體現。特別是包山楚簡記錄的人名數量最為可觀。這些人名與楚王名一樣，大多數為華夏式的“姓+名”形式，單名、雙名均有，而單名佔據主導。而且仔細分析，可以發現不少人名帶有明顯的質樸色彩，如：旮與、苛胼、苛狗子、差令愆、兢丁、雇女返、場賈、兢不割、<害夫>佢餘。還有不少是以動物名作為人名，如：石耴<七鳥>、沈<糹雁>、舍蝟、屈貉、宋<予鼠>、奠羊、婁狐、<害夫>狸。[50]這與魯國大夫申繻從避諱角度出發，認為命名“不以畜牲”是相悖的。[51]申繻所論命名原則當然是針對貴族社會而言，一般民眾自不必遵守。[52]楚簡中大量的質樸人名，表明楚國編戶人名雖已接受華夏式人名，卻仍然保留了相當的土著色彩。
戰國時期長沙周邊的人名狀況，通過出土楚印可以稍有瞭解，如區夫、苛<月差>、黃鑄、登繪、張女、黃惑、某薥、張瑤等。[53]這些人名均為“姓+單名”的形式，區、登（鄧）、黃等也都是包山楚簡中常見的姓氏。能夠擁有印的當然屬于社會上層。推想起來，上述楚印中的華夏式人名，可能是在與楚國接觸的過程中，被賜予或主動習得的。
楚秦之際，隨著兼併戰爭的進行和新縣制的推廣，南方的編戶化進一步加強。記載這一時期編戶民情況的確切資料有湘西里耶秦簡。其人名的記錄方式有兩種，一種是華夏式姓名，一種則僅稱名。這種區分在著名的遷陵縣南陽里戶籍中有顯著體現。其中戶人名均為“姓+單名”，舉例如下：蠻強、黃得、彭奄、〈糸言糸〉喜、宋午、李獾。每戶內的母、妻和子女僅稱名而無姓。而且與戶人名相比，母、妻名用字顯得較為俚俗，如負芻、不實、縛/、繒、嗛。[54]其中“嗛”字出現多次，《說文》：“嗛，口有所銜也。”這個字還有動物頰囊的意思。更有趣的是戶人李獾，“妻曰<隸雚>”，妻名似是根據夫名所取。
南陽里戶籍以外的里耶秦代行政文書中，也記有不少士伍等身份的人名，單名、雙名並存，例如：匄、成、毋死、不<豸{丿犬}>、不識、衷、鹽、小欬、越人、<彖頁>、不采、勝日。[55]岳麓秦簡中也提到幾個人名：陽陵士伍毋死、鹽、馮將軍毋擇。“毋死”與“鹽”亦見于上述里耶簡。[56]這些資料中雙名比較常見。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人名中也有一些顯示土著語言特徵的常用字，如不、毋。張家山漢簡《奏讞書》中，有一個蠻夷大男子“毋憂”。[57]與上述人名相比，南陽里戶人名顯得過于整齊，也許並非一般編戶。
里耶秦簡中的這種人名特徵，在稍後的江陵鳳凰山西漢簡中仍可以觀察到。鳳凰山漢簡人名可以分為三類：戶人名、中販共侍約者人名、奴婢人名。三類人名各有其特徵。侍約者人名的記錄形式是“姓+名”，單名、雙名均有，如載翁仲、王翁季、楊公子、陶仲、姚季、張蒼、陳黑。人名用字與中原相同，多出現伯、仲、季等排行字。戶人名和奴婢名則均只著錄“名”而無姓，[58]單名、雙名均是如此。戶人名與奴婢名的俚俗色彩很明顯，前者如：厭治、擊牛、不章、野人、越人、虜、小奴、青肩；後者如：美、蒲蘇、獾、祿、不敬、熊（以上奴）、縛、留人、畜、醉、綠、紫、豹（以上婢）。[59]上述人名特徵與侍約者人名形成比較顯著的對照。這一點與里耶人名的差異相似。
與之相關，《史記》等書中記載了一些秦漢之際東越、閩越、南越、夜郎首領人名。如秦始皇開闢嶺南時，曾殺西嘔君譯籲宋，越人則立桀駿為將與之抗衡。[60]譯籲宋和桀駿顯然都是越語人名的譯音。此外還有閩越王無諸、越東海王搖、鄱陽令吳芮、閩越王郢、其弟余善、越繇王丑、將軍騶力、故越衍侯吳陽、建成侯敖、繇王居股、夜郎王多同、鉤町王亡波、夜郎王興、興妻父翁指、興子邪務等。[61]上述人名明顯可以分為兩種類型：一類具有華夏式單名特徵，如吳芮、吳陽；一類則具有譯音特徵，如騶力、居股、餘善、多同、邪務、譯籲宋。[62]這種差異反映出在早期南方部族與華夏國家的接觸中，使用華夏式人名是一個漸進的過程。有的較早接受了華夏式人名，有的則仍使用土著人名，還有的可能是雙語人名並用。這種情況與楚簡人名可以相互印證。可以想見，隨著秦漢帝國南方統治的推進，這種華夏式與土著式並存的人名狀態，會進一步朝著“姓+名”的華夏化方向過渡。在人名用字上，一些明顯帶有南方土著色彩的用字會逐漸減少。在這一過程中，上層人名的變化會早于一般的編戶民。
（二）單名的推廣與戶籍編制
根據前面的分析，戰國至西漢初期，南方人名呈現出兩個顯著特徵：（1）具有從土著人名到華夏式人名過渡的階段色彩；（2）單名、雙名並存，而單名比例較高。這兩個特徵成為思考走馬樓吳簡整齊單名現象的起點。
正如竹村卓二所說，每個民族都有其獨特的命名法（name giving system）。[63]而命名法中的核心人名又往往受制于其語言習慣。[64]古代楚地居民與苗瑤語族關係密切，民族學者指出，由于苗語詞匯以單音節為主，複音的單純詞很少，因此苗族個體本名的命名受此影響，絕大多數是由單音節構成的。[65]這種單音節人名，在對譯為相應的漢字人名時，會比較自然的標記為單名。這或許是戰國至漢初楚地單名比例較高的語言基礎。
不過正如前節所論，雖然戰國至漢初楚地單名比例較高，卻仍有大量雙名存在。走馬樓吳簡整齊單名的由來顯然另有其因。根據出土簡牘來看，漢武帝時期長沙地區人名中單名、雙名仍然並存。[66]而走馬樓吳簡整齊的單名現象，很可能東漢後期已經形成，如東牌樓東漢簡中出現的人名就均為單名。[67]根據這些情況，再結合第一節所討論的兩漢之際人名變化趨勢判斷，長沙地區人名在東漢時期（特別是前中期）必定有一個顯著的變化過程，即本來比例就較小的雙名逐漸消失，最終呈現為整齊的單名。
如何理解這種人名的整齊化現象呢？洛陽東漢刑徒墓地出土的刑徒磚提供了一個值得注意的線索。刻在磚上的數百個刑徒人名中，絕大多數為單名，雙名僅有黃丙午、黃丸以、李馬少、江賓安等有限幾人。[68]根據第一節的討論來看，即便刑徒來源身份多樣，如此高的單名比重也是很難理解的。富谷至敏銳地注意到，有些奇特的人名如金陵、渭陽等，可能是刑徒“生前因出生地而被稱呼的俗名”。[69]這種地名型人名還可以舉出趙郡、河陽、扶溝等。此外從單名用字觀察，少、大、小、奴等出現很多，干支作為人名也有不少。這些都給人一種非正式人名的印象。前面提到，漢碑中“仲東阿東”之類題名，顯示出官方存在著將編戶民人名整齊化的做法。雖然還不能確認刑徒人名也存在這種情況，但由此顯然可以提出一個疑問：走馬樓吳簡整齊的單名是否也是一種官府行為？
提出這種懷疑還有一個原因。同屬于南方的巴蜀、吳越地區，東漢時期編戶民中單名、雙名也是共存的。先來看巴蜀。犀浦出土東漢殘碑有王岑鞠、康眇、王奉堅、何廣周、王汶、蘇伯翔、張王等多個人名，單名、雙名均有。[70]延熹七年（164）《蜀郡屬國辛通達李仲曾造橋碑》官吏題名均為單名，但義工均為雙名，如王文宰、王漢期。延熹四年成都《鄭子真殘碑》可以辨識的人名有：鄭子真、潘蓋、呂子近，[71]有單名，也有雙名。都江堰出土建安四年（199）《北江塴碑》，官吏均為單名，“作者”則有趙口卿、蘇子邛、楊叔財等雙名。[72]王孝淵碑有石工張伯嚴。西南夷地區也有類似證據。雲南昭通出土永元八年（公元96年）孟孝琚碑稱，孝琚本名廣宗，後改單名為琁，字孝琚。[73]
再看吳越地區。建武二十八年（公元52年）的《三老諱字忌日記》中記載了三老“通”及其家人共15個人名。[74]三老“非吏而得與吏比”，[75]實際上具有官方色彩，[76]家族人名大多為“單名+字”形式或與此有關。不過，也有兩個兒子提餘和持侯是雙名。而且從這兩個人名的用字來看，似乎有吳越地方色彩。此外，揚州出土的熹平五年（176）劉元台買地券，記有劉元台、劉文平等雙名。[77]吳興、台州等地出土的紀年磚銘則顯示，東晉初年吳越地區民眾中存在不少雙名，[78]應當是延續漢代以來的制名習慣。[79]
由于巴蜀、吳越地區缺乏東漢簡牘戶籍資料可供比較，這些地區是否存在戶籍上的整齊單名現象，目前還不清楚。[80]這個問題同樣也存在于中原、西北等地區。而長沙周邊地區又缺乏相應的石刻資料可以比較。這就提出了一個難題：究竟是東漢時期存在普遍的戶籍名與使用名不一致的現象，還是單名化僅存于長沙地區？
戶籍名與實際用名不一致的情況，任何時代當然都是存在的。但從地券和侍廷里石券等資料來看，東漢時期中原、西北等地區的雙名所占比例不小。如果戶籍上全部登錄為單名，會有相當規模的戶籍人名與實際用名不一致。這一點是很難想像的。此外，現存東漢記錄有雙名的資料，很多都與官府有關，如劉平國摩崖、辛通達造橋碑。蜀郡《繁長張禪等題名》中，官吏為“姓+單名+字”形式，夷王為單名，民、夷侯、夷民等則均為雙名。[81]侍廷里石券和買地券均有契約性質，似乎也應該使用與戶籍對應的人名。西北等地出土的漢晉簡牘，年代從西漢中期一直延續到西晉，單名占絕大多數，但仍有一定數量雙名。如樓蘭尼雅出土魏晉文書中就有胡騰寧、張幼業、尚法龍等雙名。[82]
走馬樓吳簡中的整齊單名由此顯得相當特別。我在討論吳簡姓氏問題時曾提出，吳簡中存在的特殊姓氏結構，可能是經由楚秦到兩漢的編戶化過程而得以推廣的。[83]如所周知，從不同人群的文化接觸和同化過程來說，人名相對于姓氏而言，發生變化一般會更早一些。但對于編戶化過程中伴隨的人名登錄來說，姓與名的變化卻可能是同步的。會不會正是強制性的戶籍登錄，推動了長沙地區的單名化進程呢？《後漢書》中記載了一些活躍于武陵、長沙、零陵等郡的蠻夷首領人名，包括漊中蠻覃兒健，武陵蠻詹山、精夫相單程，武陵澧中蠻陳從，零陵蠻羊孫、陳湯，五溪蠻夷黃加少、高相、法氏、趙伯、潘鴻等，[84]有的就並非單名，或許可以作為單名化與編戶行為有關的證據。
關于編戶帶來的人名登錄，敦煌懸泉出土的西漢歸義羌人資料提供了可資參考的例子。其中提到如下一些羌人名：奴葛、芒東、潘朐、狼顛、東憐、唐堯、蹏當、封芒、落蹏、屈調、封調、榦芒、驢掌、歸何、芒封、封唐、零虞、嘉良、離吉、狼陽。[85]這些人名顯然只是羌語人名的對譯，並沒有姓，如驢掌、芒封是父子，歸何、封唐為兄弟，人名中就並無體現。這是編戶過程中的人名對譯登錄。值得注意的是，音譯人名首字有的與華夏習慣上的“姓”吻合，如潘、唐、封、屈，有的則保留了較質樸的譯音。這種情況也見于《後漢書》記載的羌人名，如燒當羌支的滇良、滇吾、滇岸、東吾、迷吾、迷唐。[86]在官方戶籍和華夏觀念中，這些音譯人名的首字顯然具有了“姓”的功能。[87]
歸義羌人籍人名被整齊的對譯為兩個漢字。如果認為首字具有“姓”的功能，這些人名就呈現為整齊的“姓+單名”形式。這對于理解吳簡單名現象很有啟發。地方官府在編制新附戶籍時，可能普遍存在技術上的整齊化傾向。新附戶籍的編制者是官吏，他們自身習慣于使用單名，按照習慣給新附人口登記單名是很自然的。而且如前所論，苗瑤語族中流行的單音節命名習慣，也為此提供了人名轉譯的語言學基礎。不過，如果說長沙地區的編戶人名經由這樣一個過程而走向單名化，前提則是東漢時期長沙地區必須有大規模的新戶籍編制。這一點只要對照《漢書·地理志》和《後漢書·郡國志》相關諸郡戶口數位，便會有更進一步的認識：
《漢書·地理志》所據戶口資料大致在元始二年前後，《後漢書·郡國志》則一般認為在永和五年（140）前後。[88]在這一百多年間，巴蜀、吳越諸郡戶籍人口增長很少，有的幾乎停滯；而贛湘地區的豫章、桂陽、零陵、長沙等郡則有巨大增長，增長額均為西漢在籍人口的數倍，最低的桂陽郡是三倍多，最高的零陵郡竟有七倍多，走馬樓吳簡出土的長沙郡則有四倍半。這種短時間內局部地區大規模的戶籍人口增長，顯然不會是地方經濟發展和人口自然增殖的結果，背後應該有地方官府的強制性人口附籍舉措，比如對蠻族戰爭帶來的蠻口遷入、和平時期的人口搜檢，等等。[89]這也帶來當地民族關係的變化，東漢長沙及周邊地區蠻族動亂頻繁發生，其根本原因就是反對附籍和承擔賦役。[90]
戶籍人口數字巨大增長的背後，是大規模的新戶籍編制工作。由于新編入戶籍的人口超過原有人口數倍之多，單名化得以顯著推行。[91]據此判斷，南方戶籍的“單名化”現象不會僅存于長沙地區，臨近的豫章、桂陽、零陵、蒼梧等郡應當也是如此。遺憾的是尚缺少這些地區的具體資料。[92]而伴隨著大規模編戶化進程而發生的，當然也不僅僅是戶籍人名的變化。西漢末至東漢時期，長江中游以南地區的社會文化面貌究竟發生了怎樣的變化，是一個值得今後認真思考的問題。令人期待的是，最近長沙走馬樓新發現了數量可觀的東漢前中期簡牘，從相關報導來看仍以官府文書為主。相信隨著這些簡牘的陸續整理公佈，漢代長沙郡及周邊地區編戶人名的變化軌跡會更加清晰地顯現出來。
三、晉宋之際上層雙名的興起及其意義
如上所述，西漢末至東漢，上層人名的制名習慣經歷了一個單名化的過程。這種單名習慣經由戶籍編制等途徑，對某些地區的編戶人名產生了很大影響。不過，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那樣，人名使用習慣自東晉後期開始又出現了新的變化，社會上層的單名習慣開始被突破，進入南朝後，雙名比重則逐漸增大，形成單名、雙名並行使用的狀態。[93]這就提出一個問題：社會上層“去二名”的文化觀念，為何會在晉宋之際逐漸消退？這與底層單名、雙名並存的制名習慣有無關係？
東晉後期社會上層人名中雙名的興起，有一個特殊現象，即多以“單名+之”的方式構成雙名。關于“之”字的意義，陳寅恪很早就指出是天師道徒的習慣，具有信仰標識的內涵。[94]不過，單純從文字角度來說，“之”則是一個虛字，也可以認為沒有任何實質性字義。正由于此點，使用時也常常會省略這個字，只以單名相稱。由此就引出一個問題：在上層雙名興起的過程中，虛字究竟具有怎樣的意義？
雙名中的虛字確實比較特殊。南北朝是最重視避諱的時代之一，但之、道、僧等人名用字不在避諱之列。陳垣指出：“晉王羲之子知名者五人：曰玄之、凝之、徽之、操之、獻之。徽之子楨之，獻之嗣子靜之。祖孫父子，皆以‘之’為名，不以為嫌也。宋王弘子僧達，孫僧亮、僧衍，從子僧詳、僧絳、僧虔，從孫僧祐，叔侄皆以‘僧’為名，不以為嫌也。”[95]這就說明，之、道、曇、僧、靈等虛字，主要是作為雙名中的信仰點綴。[96]由于這些字並不具有實際人名功能，所以不需要避諱。由此可以認為，帶有這類虛字的人名，並非純粹意義上的雙名。問題是，為何要增加這類無實際功能的虛字呢？
這可能要考慮到民間文化習慣的影響。東晉南朝社會雖然強調身份制，但士族社會與民間社會之間並不能完全隔絕。在士族社會的人名系統中，單名和字共同構成一個身份性的雅名，與此同時，小名的使用卻具有民間性。如司馬攸小名桃符，梁武帝小名練兒，其子子卿小名烏熊。[97]此外，還可以舉出鎮惡、桃枝、道民、靈寶、法生、法真、蠻奴、客兒、蟠龍、社客等小名。[98]這些小名最顯著的特徵，就是俚俗色彩和信仰表達意涵，如道教色彩的道民、靈寶，驅鬼辟邪的桃枝、桃符、鎮惡。在小名使用上，士族與普通民眾看不出明顯差異。值得注意的是，在民間社會中，這類俚俗小名也常被用作正式人名。[99]從性質上說，這種做法與士族人名中的“之”、“僧”、“道”等信仰性虛字是相似的。士族社會中雖然沒有直接以小名為人名的情況，公開場合中稱小名則很常見。司馬昭喜愛司馬攸，常呼其小字：“此桃符座也。”[100]有人曾當面稱桓伊小字說：“此桓野王也。”[101]除了小名，前面曾談到漢魏人名中帶有虛字“阿”的人名是很常見的。六朝士族社會也延續了這一習慣，如稱呂蒙為阿蒙，王子敬為阿敬。[102]“阿”是一個非信仰性的虛字。這就讓人懷疑，上層“之”、“道”等虛字類雙名的出現，也許是受到民間習慣的影響。雙名與單名相比，其優勢就在于多出一個字，表達的人名內涵更為豐富。東晉桓豁諸子的命名，提供了一個很好的例證。《晉書》卷74《桓彝傳附子豁傳》：“初，豁聞苻堅國中有謠云：‘誰謂爾堅石打碎。’有子二十人，皆以‘石’為名以應之。唯石虔、石秀、石民、石生、石綏、石康知名。”[103]桓豁諸子名字中共有的“石”字，據稱是為了契合前秦謠讖。而要想在人名中體現“堅石打碎”這一謠讖的話，在當時流行的單名基礎上增加一個“石”字，是最為方便的。這應當是流行于民間社會的雙名，逐漸為士族社會所接受的功能性基礎。當人們發現在人名中增加一個字可以更豐富地表達願望之後，虛字也就逐漸超出了信仰和口語層面。上層人名由此突破了東漢以來的單名慣例。
晉宋之際，隨著統治階層社會身份的變動，雙名化趨勢也愈益顯著。《宋書》中劉裕諸子均為帶有“義”字的雙名，是最好的事例。雲南所存兩通爨碑的明顯差異，也體現了這種變化。其一是爨寶子碑。[104]碑立于桓玄大亨四年，即義熙元年（405）。此碑僅有碑主爨寶子是雙名，主簿、斡吏等13人均為單名，如主簿揚磐、錄事孟慎、斡吏任升、小吏揚利。[105]到了劉宋爨龍顏碑，題名有了很大變化。此碑立于大明二年（458），上距爨寶子碑50餘年。列碑題名50人，姓名完整者41人，其中單名9人，雙名32人。[106]題名中爨姓者最多，有11人：
建寧爨道慶 府長史建寧爨道文 司馬建寧爨德氓 倉曹參軍建寧爨碩□ 府功曹建寧爨□ 別駕建寧爨敬祖 主簿建寧爨德□ 鎮蠻長史建寧爨世明 司馬建寧爨順靖 屯兵參軍建寧爨孫記 門下建寧爨連迫
此外據碑文所記，爨龍顏有子4人，孫9人，亦均為雙名，且有同輩排行用字，如子輩均以“驎”，孫輩均以“碩”命名。這種情況與劉裕諸子均以“義”排行相同。爨氏為當地土著大姓，其人名的雙名傾向是非常顯著的。為何僅僅50年間，兩通爨碑的題名有如此大的變化？從爨龍顏碑全部題名來看，有三點值得注意：（1）信仰用字集中于“道”字，共有7人，“之”、“靈”、“曇”、“僧”等字則未見，似乎具有區域信仰特徵；（2）題名與漢代底層人名命名方式有一定延續性，如叔、世、孫、祖等家族性用字多見；（3）“子”尾人名多見，共有6人：杜萇子、楊瓊子、毛瑋子、謝國子、耒叔子、盛慶子。聯繫到前面提到的爨寶子，可見“子”尾人名在當地是很流行的。現存南朝最龐大的題名資料——蕭秀碑碑陰題名中，也可以看到一些“子”尾人名。[107]而與“子”尾人名相似的，還可以舉出“兒”尾人名。南朝寒人名中就有不少，如梅蟲兒、鄒伯兒、王竺兒。[108]人名中的“子”、“兒”與“阿”一樣，都是帶有口語意味的虛字。[109]有的語言學者認為，魏晉時期漢語詞彙出現了雙音化傾向，代表性現象之一就是“子”等無意義詞尾的出現。[110]不過，這類人名在東漢民間社會中已經存在，恐怕不能簡單歸結為詞彙習慣的變化。爨碑和寒人的“子”尾、“兒”尾人名，顯示出制名取向的變化。在東漢到西晉上層社會流行單名的時代，新進入官府者會習慣性的模仿製作單名。孟孝琚就是很顯著的例子。而隨著“之”、“道”等虛字式雙名在以建康為中心的政治上層流行，單名已不再具有嚴格的身份標識意義，新進入官府者也就無需再製作單名。其原來的制名習慣，如單名、雙名並存以及“子”尾、“兒”尾式人名，就會出現在官方場合之中。總之，上層人群對單名習慣的突破，導致社會不再處于提倡單名的氛圍之中。正是這點導致南朝人名中雙名比例的逐步上升，到了梁普通年間的蕭秀碑題名，雙名比例已占到九成以上。
晉宋以後上層社會的這種雙名化趨勢，最開始是底層社會的信仰心理、口語習慣等影響上層社會的結果。這是民間文化影響上層社會的一個事例。而一旦上層社會突破了單名觀念的限制，反過來又會推動雙名化的進程。特別是上層社會擁有文化優勢，他們在雙名制名方面的用字習慣會重新影響普通民眾。雙名中的虛字，在這種背景下就有了一些新的變化。《陳書》卷8《周文育傳》說：
周文育字景德，義興陽羨人也。少孤貧，本居新安壽昌縣，姓項氏，名猛奴。……及薈秩滿，與文育還都，見于太子詹事周拾，請制名字，拾因為立名文育，字景德。命兄子弘讓教之書計。[111]
周文育出身于社會底層，本名“猛奴”，是一個典型的民間俚俗人名。這個名字在民間也常用作小名。他改名為“文育”的經歷，正說明上層社會文化觀念的重要影響。[112]新名中的“文”體現的是一種文雅意識。人名中的“文”字在漢代已經存在，爨龍顏碑和台州磚銘中也可看到。梁蕭秀碑題名中帶有“文”字的雙名更多，如陳文展、陳文進、張文智、楊文粲等。[113]而南朝寒人名中，帶有“之”的雙名也有不少，如李粲之、周管之、許朗之、豐勇之等，[114]應當也是受到上層制名習慣影響的結果。將這些人名與里耶、鳳凰山等簡牘人名進行對比，秦漢至六朝數百年間南方人名的變化就有了直觀呈現。這種變化是上層文化習慣與民間習慣互動影響的結果。需要指出的是，這種變化至南朝並沒有結束。由于雙名中的虛字往往體現出民眾信仰和社會觀念，使其很容易受到社會文化變遷的影響。比如，從南朝到隋唐，人名中一個比較明顯的新變化是“僧”、“靈”等信仰性虛字在逐漸減少，“仁”、“孝”等道德性的虛字則逐漸增加，顯示出儒學理念對制名的影響。[115]而趙翼指出，五代時帶有“彥”字的雙名極多，為“一時風尚”。[116]
還有一點值得注意。雖然西漢末期以後上層人名走向單名化，但他們對雙名或者說由兩個字構成的人名並不陌生。《白虎通·姓名》中說“名者，幼小卑賤之稱也”，[117]《禮記·檀弓》“冠字”孔穎達疏解釋說“二十有為人父之道，朋友等類不可複呼其名，故冠而加字”。[118]孫休詔書也提到：“人之有名，以相紀別，長為作字，憚其名耳。”[119]在東漢三國官吏、知識層單名流行的環境中，單名的使用其實是有很多限制的。[120]而“冠德明功”，以“敬成人”的“字”，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相當廣泛。[121]漢晉碑石簡牘中官吏的“姓+字”書寫形式，數量不少。碑石如光和年間的孫根碑陰題名，可辨者244人，人名均為“中軍督孫玄象、孫彥龍”之類形式；青龍三年（235）的廬江太守范式碑，題名近40人，人名與尹灣漢墓出土《贈錢名籍》一樣，均為“陳文信、王文舒”之類形式。[122]這些人都有相當的身份，如《孫根碑陰》出現的官名，就有中軍督、大中、駙馬都尉、舍人、中書郎、計吏、督郵等；《贈錢名籍》所載亦均為地方吏員。[123]從當時的制名習慣來說，孫根碑陰題名者應當均為單名，《贈錢名籍》也應以單名為主。所以上述題名很顯然是“姓+字”的書寫形式。這體現出當時吏員圈的交際和禮儀習慣。
這種“姓+字”的題名形式帶來一些啟示。東漢官吏、知識層的生活中，由于諱名的影響，“字”的使用非常頻繁。這應當是增加“之”、“道”等信仰性虛字的過渡性雙名，在晉宋之際能夠興起並很快被官吏、知識階層所接受的社會基礎。在虛字使用擴大化以後，命“字”的用字習慣就會影響到雙名的制名。南朝以降雙名中的“文”、“仁”、“孝”等虛字，在漢代人的“字”中使用很多。“字”本來是對單名含義的進一步延伸。[124]當晉宋之際上層雙名興起之後，雙名與“字”就出現了暫時的功能性重疊。東晉南朝文獻中可以看到不少人名與字相同的現象，如司馬德宗字德宗、王僧孺字僧孺，[125]可能就是這種功能性重疊的一種反映。從這種意義上也許可以認為，南朝上層人名的雙名化最開始表現為信仰性虛字的過渡形式，而當單名習慣被突破後，命字習慣對雙名的影響則變得顯著起來。這種變化可以稱之為雙名的“字化”。
四、結語
中國文明的多元起源早已成為一種共識。不過，學者也注意到，在公元前三千年紀後期的文明突破過程中，南方和北方呈現出明顯的差異。[126]這種差異後來逐漸擴大，到《呂氏春秋》的時代，在華夏國家眼中南方的社會形態已相當落後：“揚、漢之南，百越之際，敝凱諸、夫風、餘靡之地，縛婁、陽禺、歡兜之國，多無君……其民麋鹿禽獸，少者使長，長者畏壯，有力者賢，暴傲者尊，日夜相殘，無時休息，以盡其類。”[127]華夏國家向南方地區的權力推進就是在這一背景下進行的。
華夏國家向南方的推進以及由此帶來的文化同化表現在許多方面，本文關心的主要是南方人名標記系統的變化。概括來說，早期南方部族中人名的華夏化具有階層差異。上層人群在與華夏國家的接觸中，較早的模仿或被賜予華夏式人名。這是一種文化交際需要，同時獲取華夏式人名也具有權威意義，有助于標榜身份和顯示權力。與此同時，下層人群華夏式人名的大規模實現，則與編戶化過程密切相關。
東漢以前南方經歷了兩次編戶化過程。楚秦之際的編戶化，主要是在軍事征服的背景下實現的，雖然南方各區域完成征服的時間不同，但其人名系統均體現了這一時期的華夏特徵，保留了初期編戶化時期的過渡色彩。第二次編戶化發生于東漢時期，這次編戶化存在明顯的區域差異，集中于湘贛諸郡。走馬樓吳簡呈現的整齊單名，就是這次編戶化所推動的，它顯示出華夏國家對邊緣地區的權力影響。社會學家在解釋多族群國家內部關係時，曾提出過一種“擴散理論”，即核心地區逐漸向邊緣滲透，經過長時期擴散後逐漸拉平差距。[128]從早期南方人名系統的變化來看，核心地區在向邊緣擴散時，有可能會在邊緣地區推行較之核心區更為整齊的制度。這或者可以稱之為“邊緣的強化”。
與區域差異相伴隨的是人名的分層現象。從某種意義上說，人名背後其實是精英文化與民間文化——所謂“大傳統”與“小傳統”的區分。[129]東漢的單名習慣是精英文化的產物，而民間並不遵循這一理念。而屬于“大傳統”的單名習慣，通過兩種方式影響著民間人名的“小傳統”。其一是地方官的權力和教化；其二是地方屬吏階層的觀念和實踐，他們身處官民之間，容易受到單名慣例的影響。反過來說，“小傳統”對于“大傳統”的影響顯得較為遲滯。晉宋之際，上層社會的單名慣例開始被突破，首先是“之”、“道”等信仰性虛字附加在單名之上，形成一類特殊的雙名。影響這種變化的，可能有來自“小傳統”的兩種因素：信仰心理和口語習慣。單名慣例被突破後，屬吏階層也擺脫了單名影響，大量“子”尾、“兒”尾等帶有口語特徵的人名浮出水面。而當上層人群突破了單名限制，就會創造出新的雙名制名方式。最明顯的是漢代以來上層人群中“命字”的方式，開始影響到雙名用字。這種雙名的“字化”，又反過來通過各種途徑影響到下層人群。從人名的這種變化軌跡來看，精英文化會吸納民間文化的某些因素，以實現某種文化突破。而當突破完成後，新的精英文化會再次回饋到民間。
人名作為一種文化標記符號，具有相當特殊的文化意義。本文所討論的漢晉南方人名中單名、雙名的變遷，只是人名所蘊含的豐富歷史內涵中很小的一個側面。永嘉之亂以後，南方和北方社會進入了不同的發展軌跡。大量湧人華夏核心區域的邊境人群，他們的人名系統如何在具體層面上發生變化？陳寅恪先生雖然很早就曾提及這個問題，[130]但一直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131]本文對南方人名的考察，也許可以印證陳先生的這一設想。有理由相信，人名問題或是推進今後中古社會史研究的一條重要線索。
附識：感謝兩位匿名審稿人提出的寶貴意見，修訂稿多有參酌。本文初稿曾于2010年8月在臺灣大學召開的“第四屆中國中古史青年學者聯誼會”上報告，承蒙評議人吳修安、許凱翔及與會的陳弱水、佐川英治等多位師友批評指正；同事魯家亮博士亦在資料方面提供不少説明，謹此一併致以誠摯謝意。
注釋：
[1]譚其驤：《近代湖南人中之蠻族血統》，《長水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78頁。
[2]學術界在這個問題上的已有研究主要集中于一些傳統論題，如南方蠻越族系、秦皇漢武的南方經略、漢晉南朝的蠻族政策、西南夷與南中大姓、山越，等等。由于史料限制，不少論題實際上已陷入停滯狀態。相關成果繁多，茲不贅述。近年來，受到族群認同理論的影響，出現了一些新角度的研究成果，代表性的如王明珂對“太伯奔吳”傳說的分析（王明珂：《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第163—184頁）。但他的研究更偏重于北境民族和羌人社會。關于南方蠻族問題的相關思考，參見魯西奇：《釋“蠻”》，《文史》2008年第3期。
[3]王素：《說“夷民”》，《故宮博物院院刊》2004年第5期；羅新：《“真吏”新解》，《中華文史論叢》2009年第1期。利用出土簡牘對中古南方民族史的一個反思，參見羅新：《王化與山險——中古早期南方諸蠻歷史命運之概觀》，《歷史研究》2009年第2期。
[4]魏斌：《吳簡釋姓——早期長沙編戶與族群問題》，《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24輯，武漢：武漢大學文科學報編輯部，2008年，第23—45頁
[5] 《三國志》卷48《吳書·孫休傳》，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1160頁。
[6]張聯芳主編：《外國人的姓名》，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第454—490頁。
[7]張淑一：《先秦姓氏制度考索》，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31—146頁；李學勤：《先秦人名的幾個問題》，《歷史研究》1991年第5期。
[8]侯旭東：《中國古代人“名”的使用及其意義——尊卑、統屬與責任》，《歷史研究》2005年第5期。
[9]羅常培：《語言與文化》，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年，第81—96頁；納日碧力戈：《姓名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7年，第183—190頁；張錫祿：《白族姓名初探》，《民族學研究》第5輯，北京：民族出版社，1983年，第117—132頁。
[10] 《漢書》卷28下《地理志下》，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1645、1665—1669頁。參見周振鶴：《秦漢風俗地理區劃》，《中國歷史文化區域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7年，第123—127頁。關于南方文明和自然環境的簡要解說，參見童恩正：《南方一中華民族古文明的重要孕育之地》，《南方文明》，重慶：重慶出版社，1998年，第1—3頁。
[11]参见森本淳：《嘉禾吏民田家莂にぇみる同姓同名に關する一考察》，《嘉禾吏民田家莂研究——长沙吴简研究报告》第1集，東京：日本长沙吴简研究會編，2001年，第68—79页；高凯：《从走马楼吴简〈吏民田家莉〉看孙吴时期长沙郡民的起名风俗》，《寻根》2001年第2期；高凯：《从走马楼吴简看孙吴时期长沙郡吏民的联姻》，《史学月刊》2002年第9期；黎石生：《〈吏民田家莂〉中的田家姓名问题》，《故宫博物院院刊》2004年第1期。
[12] 《漢書》卷12《平帝紀》，第352頁。
[13] 《漢書》卷94下《匈奴傳下》，第3819頁。
[14]蕭遙天：《中國人名的研究》，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87年，第53—54頁；賈從江：《兩漢時期西域人漢式姓名探微》，《西域研究》2006年第4期。
[15]黃士斌：《河南偃師縣發現漢代買田約束石券》，《文物》1982年第12期。邢義田曾對石券姓氏構成有過梳理，參見邢義田：《漢代的父老、僤與聚族里居——漢侍廷里父老僤買田約束石券讀記》，《天下一家：皇帝、官僚與社會》，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461—462頁。
[16]邢義田推測，侍廷里似指縣寺所在之里，參見邢義田：《讀居延漢簡劄記》“寺廷里”條，《地不愛寶：漢代的簡牘》，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104—105頁。
[17]每列首個人名為券主。其中，孫成地券釋文見羅振玉：《芒洛塚墓遺文續編》卷上，《石刻史料新編》第1輯第19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7年，第14057頁；王當券釋文見洛陽博物館：《洛陽東漢光和二年王當墓發掘簡報》，《文物》1980年第6期；房桃枝、樊利家地券釋文見羅振玉：《貞松堂集古遺文》下冊卷15，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年，第348—353頁；武孟子地券釋文見端方：《陶齋藏石記》卷1，《石刻史料新編》第1輯第11冊，第7993頁。有關諸券的整理和考釋，參見魯西奇：《漢代買地券的實質、淵源與意義》，《中國史研究》2006年第1期。
[18]張傳璽認為武孟是地名，“子男”作“男子”解，可備一說（參見張傳璽：《契約史買地券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第188頁）。魯西奇根據楊守敬的意見，認為“靡嬰”應斷開，讀作“靡、嬰”，依據是東漢雙名少見（參見魯西奇：《漢代買地券的實質、淵源與意義》，《中國史研究》2006年第1期）。按：這個依據顯然不能成立，仍以連讀為是。另外，少卿是否為朱大弟之“字”，不明。
[19]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河北定縣北莊漢墓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64年第2期。
[20]亳縣博物館：《亳縣曹操宗族墓葬》，《文物》1978年第8期。
[21]永田英正編：《漢代石刻集成（図版·釈文篇）》，京都：同朋舎，1994年，第118—119頁；羅福頤：《薌他君石祠堂題字解釋》，《故宮博物院院刊》1960年第2期。
[22]永田英正編：《漢代石刻集成（図版·釈文篇）》，第302—303頁。
[23]濟寧市文物管理局：《山東濟寧市肖王莊一號漢墓的發掘》，《考古學集刊》12，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9年，第99—112頁。
[24]永田英正編：《漢代石刻集成（図版·釈文篇）》，第26—27頁。
[25]分見《後漢書》卷5《孝安帝紀》、卷6《孝順帝紀》，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214、267頁。
[26]關于漢代人名的用字習慣，學界已有不少討論，參見蕭遙天：《中國人名的研究》，第40—42頁；邢義田：《漢簡、漢印與〈急就〉名互證》，《地不愛寶：漢代的簡牘》，第84—101頁；秦進才：《兩漢姓名窺管》，沈長雲等編著：《探古集》，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第136—157頁；劉釗：《古文字中的人名資料》，《吉林大學學報》1999年第1期。
[27]人名分見《後漢書》卷82《方術列傳》、卷83《逸民列傳》、卷84《列女傳》，第2703—2806頁。
[28]洪適：《隸釋》卷1《成陽靈台碑》，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14—17頁。
[29]顧炎武：《日知錄》卷32“阿”條，黃汝成：《日知錄集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824—1825頁。
[30]南陽博物館：《南陽發現東漢許阿瞿墓誌畫像石》，《文物》1974年第8期。
[31]關于文獻所載漢魏人名中的“阿”字，參見張孟倫的分類輯考：《漢魏人名考》，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1988年，第57—62頁。
[32]洪適：《隸釋》卷2《殽阬君神祠碑》，第33—35頁。
[33]洪適：《隸釋》卷1《成陽靈台碑》，第16頁。
[34]連雲港市博物館等編：《尹灣漢墓簡牘》，北京：中華書局，兒997年，第85—95頁。關于長吏人名的統計和分析，參見李解民：《〈東海郡下轄長吏名籍〉研究》，連雲港市博物館、中國文物研究所編：《尹灣漢墓簡牘綜論》，北京：科學出版社，1999年，第46—54頁。
[35]顧炎武《日知錄》卷23“兩名”條指出，“二名”的本意，其實是指一個人先後有兩個名字，黃汝成：《日知錄集釋》，第1329—1330頁。
[36]邵博：《邵氏聞見後錄》卷8，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59頁。
[37]永田英正編：《漢代石刻集成（図版·釈文篇）》，第132—133頁；王國維：《劉平國治□谷關頌跋》，《觀堂集林》卷20，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979—980頁。左將軍劉平國和題詞中的京兆長安淳于伯□，或許是稱“字”。
[38]相關鎮墓文見戴春陽、張瓏：《敦煌祁家灣——西晉十六國墓葬發掘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年，第100—122頁。
[39] 《魏書》卷101《獠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2248頁。
[40]關于苗、瑤、壯、侗等南方主要少數民族的人名簡況，參見張聯芳主編：《中國人的姓名》，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第174頁以下。
[41]近代臺灣泰雅人命名的變遷，就折射出清、日本、民國在不同階段的權力影響，參見程美寶：《臺灣苗栗縣泰雅人的命名與墓葬》，《廣西民族學院學報》2005年第3期。
[42]上述人名分見《吳越春秋》卷1、卷2、卷10，周生春：《吳越春秋匯校輯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5、18、178頁。
[43]李錦芳：《百越族系人名釋要》，《民族研究》1995年第3期
[44]周振鶴、遊汝傑：《古越語地名初探》，《復旦學報》1980年第4期；鄭張尚芳：《古吳越地名中的侗台語成分》，《民族語文》1990年第6期。
[45]董楚平：《吳越文化新探》，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42—354、331—332頁。
[46]王明珂：《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第163—184頁。
[47]任乃強：《華陽國志校補圖注》卷3《蜀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13—129頁。
[48]西江清高：《關于重建四川古代史的幾個問題》，《扶桑與若木——日本學者對三星堆文明的新認識》，成都：巴蜀書社，2002年，第3—35頁。“蠶叢”一名，有學者認為與養蠶有關，童恩正認為也可能得名于部族居地岷山“巉稜如簇蠶”（《古代的巴蜀》，重慶：重慶出版社，1998年，第44—47頁）。
[49] 《史記》卷40《楚世家》，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1691頁以下。
[50] 《包山2號墓簡冊》文書類“疋獄”、“案卷”等，釋文參見陳偉等：《楚地出土戰國簡冊[十四種]》，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9年，第36—91頁。
[51] 《左傳》桓公六年，楊伯峻：《春秋左傳注》，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第115—116頁。
[52]劉釗：《古文字中的人名資料》，《吉林大學學報》1999年第1期。關于文獻中記載的禽獸蟲魚類人名，參見張孟倫：《漢魏人名考》，第37～46頁。
[53]高至喜：《楚文化的南漸》，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82—186頁。
[54]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里耶發掘報告》，長沙：嶽麓書社，2006年，第203—211頁。關于南陽里戶籍的討論很多，參見邢義田：《龍山里耶秦遷陵縣城遺址出土某鄉南陽里戶籍簡試探》，簡帛網，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744,2007年11月3日；張榮強：《湖南里耶所出“秦代遷陵縣南陽里戶版”研究》，《北京師範大學學報》2008年第4期；黎明釗：《里耶秦簡：戶籍檔案的探討》，《中國史研究》2009年第2期；陳絮：《里耶“戶籍簡”與戰國末期的基層社會》，《歷史研究》2009年第5期。
[55]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湘西里耶秦代簡牘選釋》，《中國歷史文物》2003年第1期。
[56]陳松長：《岳麓書院所藏秦簡綜述》，《文物》2009年第3期。
[57] 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張家山漢墓竹簡［247號墓］（釋文修訂本）》，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91頁。
[58] 戶人名按照其里名推測，或許可以理解為均姓“鄭”，參見邢義田：《漢代的父老、倬與聚族里居——漢侍廷里父老僤買田約束石券讀記》，《天下一家：皇帝、官僚與社會》，第458—459頁。奴婢本來是否有姓還不清楚，尾形勇認為漢代奴婢無姓（參見尾形勇：《中國古代的“家”與國家》，張鶴泉譯，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第89—101頁）。關于早期的平民姓氏問題，另參杜正勝：《編戶齊民——傳統政治社會結構之形成》，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0年，第192—196頁；徐復觀：《中國姓氏的演變與社會形式的形成》，《兩漢思想史》第1卷，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187—191頁。
[59]長江流域第二期文物考古工作人員訓練班：《湖北江陵鳳凰山西漢墓發掘簡報》，《文物》1974年第6期；紀南城鳳凰山一六八號漢墓發掘整理組：《湖北江陵鳳凰山一六八號漢墓發掘簡報》，《文物》1975年第9期；鳳凰山一六七號漢墓發掘整理小組：《江陵鳳凰山一六七號漢墓發掘簡報》，《文物》1976年第10期。參見李均明、何雙全編：《散見簡牘合輯》，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55—82頁。
[60]何寧：《淮南子集釋》卷18《人間訓》，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第1290頁。關于秦漢的嶺南開拓，參見河原正博：《漢民族莘南發展史研究》，柬京：吉川弘文館，1982年，第3—46頁。
[61] 《史記》卷114《東越列傳》，第2979—2984頁；《漢書》卷95《西南夷兩粵朝鮮傳》，第3837—3846頁。
[62]李錦芳認為，早期百越地區的多音節人名，顯示出膠著型語言特徵的殘留，參見氏著：《百越族系人名釋要》，《民族研究》1995年第3期。
[63]竹村卓二：《瑤族的社會與文化——華南、東南亞山地民族的社會人類學研究》，金少萍、朱桂昌譯，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165頁。命名法的獨特性同時體現在姓名兩個方面。另參謝劍：《排瑤命名制度淺釋》，《貴州民族研究》1985年第1期。
[64]納日碧力戈：《民族姓名的語言制約因素析要》，《民族語文》1990年第4期
[65]宇曉：《中國苗族親子連名制初探》，《民族研究》1994年第5期。
[66]走馬樓出土漢武帝時期簡牘尚在整理之中，已公佈少量簡文中有堝子、襄人、搞、周等人名，單名、雙名並存，長沙簡牘博物館、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聯合發掘組：《2003年長沙走馬樓西漢簡牘重大考古發現》，《出土文獻研究》第7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57—64頁。
[67]長沙市文物考古所等：《長沙東牌樓東漢簡牘》，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71—131頁。如著名的光和六年李建諍田案卷，載有李姓的升、建、替、顏、條，精姓的宗、姬、張、昔等人名，即均為單名（第73頁）。不過，東牌樓簡編戶人名資料不多，此點還不敢確認。
[68]參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漢魏洛陽故城南郊東漢刑徒墓地》附刑徒姓名統計表，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141—145頁。
[69]富谷至：《秦漢刑罰制度研究》，柴生芳、朱恒曄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64頁。
[70]謝雁翔：《四川郫縣犀浦出土的東漢殘碑》，《文物》1974年第4期；另參永田英正褊：《漢代石刻集成（図版·釈文篇）》，第286—287頁。
[71]洪適：《隸釋》卷15《蜀郡屬國辛通達李仲曾造橋碑》、《鄭子真宅舍殘碑》，第159—162頁。
[72]羅開玉：《關于〈建安四年北江堋碑〉的幾點認識》，《四川文物》2011年第3期。
[73]永田英正編：《漢代石刻集成（図版·釈文篇）》，第70—71、266—267頁。
[74]永田英正褊：《漢代石刻集成（図版·釈文篇）》，第18—19頁。
[75] 《史記》卷30《平准書》裴駰集解引如淳語，第1431頁。
[76]牟發松：《漢代三老：“非吏而得與吏比”的地方社會領袖》，《文史哲》2006年第6期。
[77]蔣華：《揚州甘泉山出土東漢劉元台買地磚券》，《文物》1980年第6期。胥浦漢墓出土的先令券書記有多個雙名，年代是元始五年（揚州博物館：《江蘇儀征胥浦101號西漢墓》，《文物》1987年第1期）；浙江諸暨出土的建寧元年番延壽墓莂，記兄弟九人買山葬其父馬衛將，出現了番延壽、馬衛將兩個雙名，其中“延壽”是西漢常見人名。不過，這通地券的真偽還存在疑問，張傳璽主編《中國歷代墓券彙編考釋》將其列入疑偽地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第63—64頁）。
[78] 《吳興金石錄》卷2，《石刻史料新編》第1輯第14冊，第10698—10700頁；《台州金石錄附台州磚錄》，《石刻史料新編》第1輯第15冊，第11181—11231頁。試舉幾例：俞龍唪（建武元年）、劉力門（大興四年）、番有言（永昌元年）、高茂周（泰寧三年）、任景誠（咸和元年）、吳思功（鹹和五年）。
[79]現在發現有題名的孫吳地券，券主多為官僚身份，人名均為單名，參見羅宗真、王志高：《六朝文物》，南京：南京出版社，2004年，第234—243頁。不過，南京燕子磯出土的孫吳墓磚中，有一個“陳少珍”，還不清楚是稱字還是雙名，圖版和釋文參見莊大明、淩波主編：《古代銘刻書法》，天津：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2003年，第35、173頁。
[80]吳郡、會稽等地出土孫吳銅鏡中所記鏡師人名，均為單名，不知是否與官府控制有關，參見王仲殊：《吳縣、山陰和武昌——從銘文看三國時代吳的銅鏡產地》，《考古》1985年第11期；《吳鏡師陳世所作神獸鏡論考》，《考古》1986年第11期
[81]洪適：《隸續》卷16《繁長張禪等題名》，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429—431頁。
[82]林梅村編：《樓蘭尼雅出土文書》，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74、78頁。
[83]魏斌：《吳簡釋姓——早期長沙編戶與族群問題》，《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24輯，第32—36頁。
[84] 《後漢書》卷86《南蠻西南夷列傳》，第2831—2834頁；洪適：《隸釋》卷7《車騎將軍馮緄碑》，第86頁。
[85]胡平生、張德芳：《敦煌懸泉漢簡釋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59—174頁；張俊民：《敦煌懸泉出土漢簡所見人名綜述（二）》，《西域研究》2006年第4期。
[86] 《後漢書》卷87《西羌傳》，第2878頁以下。
[87]直至現代，岷江上游比較閉塞的村寨中仍有羌人有名無姓，與此相應，其人名譯音的首字常常被作為姓使用（參見張聯芳主編：《中國人的姓名》，第494—496頁）。史籍中常見的羌人大姓，如彌姐、昨和、雷、黨等（參見馬長壽：《碑銘所見前秦至隋初的關中部族》，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99—107頁），可能來源于其部落名。懸泉簡中提到的“聊藏耶茈”、“聊良”等“種”名（胡平生、張德芳：《敦煌懸泉漢簡釋粹》，第166頁），可能就是部落名。
[88]葛劍雄：《中國人口史》第1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317318、401408頁。
[89]魏斌：《吳簡釋姓——早期長沙編戶與族群問題》，《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24輯，第32—36頁。
[90]伊藤敏雄：《中国古代における蠻夷支配の系谱——税役を心として》，《堀敏一先生古稀记念中国古代の国家と民衆》，東京：汲古書院，1995年，第239—256頁。
[91]雙名如何整齊化為單名，這一點很令人感興趣。走馬樓吳簡記載的吏民單名中，有不少諸如鄧客、蔡客、鄭黑以及以狗、鼠、牛、羊、鹿、象、尾、角、爪等動物或其肢體命名的人名（參見高凱：《從走馬樓吳簡〈吏民田家莂〉看孫吳時期長沙郡民的起名風俗》，《尋根》2001年第2期）。與之相似的還有包山楚簡人名中多見動物性用字。根據苗族人名習慣來看，這種帶有很強俚俗色彩的單音節人名，在實際使用中常常會加上“子”、“兒”、“阿”等音節性虛字（參見張聯芳主編：《中國人的姓名》，第281—283頁；另可參見楊庭碩：《史載黔中苗族人名研究》，《民族研究》1986年第4期）。東漢也有漊中蠻覃兒健這樣的人名。這種音節性虛字在登錄戶籍時大概很容易被省略。
[92]廣州出土的東漢西晉磚文中，記有陳次華（永元十六年）、陳仰（永嘉五年）、陳仲恕（永嘉六年）等幾位造磚者人名（參見陳永正：《嶺南書法史》，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6—7頁），遺憾的是人名數量很少，性質亦不能斷定，還無法據此做進一步論證。
[93]楊雙群：《魏晉南北朝碑刻人名研究》，碩士學位論文，西南大學漢語言文獻研究所，2007年，第55—56頁。
[94]陳寅恪：《崔浩與寇謙之》，《陳寅恪集·金明館叢稿初編》，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第121—123頁。
[95]陳垣：《史諱舉例》卷5“南北朝父子不嫌同名例”，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7年，第67—69頁。
[96]關于南北朝人名與信仰的關係，參見呂叔湘：《南北朝人名與佛教》，《中國語文》1988年第4期。
[97] 《晉書》卷38《齊王攸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1133頁；《梁書》卷1《武帝紀上》，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第1頁；《南史》卷48《陸慧曉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1191頁。
[98]參見石雲孫：《魏晉南北朝人小名》，《淮南師範學院學報》2003年第1期。
[99]周一良《魏晉南北朝史劄記》“蕭衍及東晉南北朝人小字”條：“東晉南北朝之人名，往往反映宗教信仰、民間風俗以及民族來源等。北朝石刻造像上所列大量社會中下層人民之名字，由于受士族傳統文化影響較少，往往不以儒家經典命名。”（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267頁）另參《廿二史劄記》卷15“元魏時人多以神將為名”條，王重民： 《廿二史劄記校證》，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第316—317頁。
[100] 《晉書》卷38《齊王攸傳》，第1133頁。
[101] 《晉書》卷81《桓宣傳附族子伊傳》，第2118頁。
[102]張孟倫：《漢魏人名考》，第57—62頁；蕭遙天：《中國人名的研究》，第60—61頁。
[103] 《晉書》卷74《桓彝傳附子豁傳》，第1943頁。
[104]釋文參見汪寧生：《雲南考古》，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3—115頁。
[105]洪適《隸釋》卷17《益州太守無名碑》有永壽元年（155）滇池、建伶、橋棟、牧靡等地出身的故吏題名多人，大都殘缺，可見的幾人均為“單名+字”的題名形式（第176—177頁）。
[106]釋文參見汪寧生：《雲南考古》，第115—120頁。原釋文“爨連迫”前衍一“爨連寧”，今不取。另參方國瑜主編：《雲南史料叢刊》第1卷《爨龍顏碑》，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406—410頁。
[107]王昶：《金石萃編》卷26《始興忠武王碑陰》，《石刻史料新編》第1輯第1冊，第464—475頁。按，此碑陰為蕭秀碑題名，王昶誤系之蕭儋碑。題名有一千二百餘人，可辨者約一半。
[108] 《南史》卷77《恩悻傳》，第1935頁。
[109]王國珍認為，“人名+子”現象的起因是表達親昵（《社會語言學視角中定襄話的“人名+子”現象》，《修辭學習》2007年第5期）。
[110]駱曉平：《魏晉六朝漢語詞彙雙音化傾向三題》，《古漢語研究》1990年第4期。
[111] 《陳書》卷8《周文育傳》，北京：中華書局，1972年，第137頁。
[112]類似的改名經歷也見于張敬兒和曹虎，如敬兒本名“苟兒”，宋明帝“以其名鄙”而改為敬兒（《南齊書》卷25《張敬兒傳》，北京：中華書局，1972年，第464頁）；曹虎本名“虎頭”，齊武帝以“名鄙”改為虎（《南齊書》卷30《曹虎傳》，第561–562頁）。不過，他們的新名仍未擺脫俚俗色彩
[113]王昶：《金石萃編》卷26《始興忠武王碑陰》，《石刻史料新編》第1輯第1冊，第464—475頁。
[114] 《南史》卷77《恩悻傳》，第1935頁。
[115]关于仁、孝在六朝隋唐时代的政治文化意义，参见渡辺信一郎：《中国古代国家の思想耩造》，東京：校倉書房，1994年，第259—292页。
[116]趙翼：《廿二史劄記》卷22“五代人多以彥為名”條，王重民：《廿二史劄記校證》，第487—489頁。
[117]陳立：《白虎通疏證》卷9《姓名》，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第407頁。
[118] 《禮記正義》卷7《檀弓上》，《十三經注疏》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1286頁。
[119] 《三國志》卷48《吳書·孫休傳》，第1160頁。
[120]侯旭東：《中國古代人“名”的使用及其意義一尊卑、統屬與責任》，《歷史研究》2005年第5期。
[121]陳立：《白虎通疏證》卷9《姓名》，第415頁。
[122]釋文分見洪適：《隸釋》卷10《孫根碑陰》，第117—118頁；王昶：《金石萃編》卷24《廬江太守范式碑》，《石刻史料新編》第1輯第1冊，第418—419頁。
[123]連雲港市博物館等編：《尹灣漢墓簡牘》，第119—122頁。關于《贈錢名籍》的討論。参见高村武幸：《漢代の地方官吏と地域社會》，東京：汲古書院，2006年，第199—236页。
[124]蕭遙天：《中國人名的研究》，第27—34頁。
[125] 《晉書》卷10《安帝紀》，第249頁；《梁書》卷33《王僧孺傳》，第469頁。更多的例子，可以參見蕭遙天：《中國人名的研究》，第62—65頁。
[126]童恩正：《中國北方與南方古代文明發展軌跡之異同》，《中國社會科學》1994年第5期。
[127]許維通：《呂氏春秋集釋》卷20《恃君覽》，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第545—546頁。
[128]赫克特（Michael Hechter）：《內部殖民主義》，馬戎編：《西方民族社會學的理論與方法》，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79—90頁；馬戎編著：《民族社會學——社會學的族群關係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187—194頁。
[129]余英時：《漢代循吏與文化傳播》，《士與中國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29～139頁。
[130]陳寅恪：《姚薇元北朝胡姓考序》，《陳寅恪集·金明館叢稿二編》，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第274—276頁。
[131]在這個問題上的後續探討，參見何德章：《北朝鮮卑族人名的漢化》，《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14輯，1996年，第39—47頁；羅新：《北魏太武帝的鮮卑本名》，《中古北族名號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166—174頁；羅新：《北魏皇室制名漢化考》，《中國中古史研究：中國中古史青年學者聯誼會會刊》第2卷，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137—149頁。
來源：《歷史研究》201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