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我曾经出版过两种随笔集，《秦汉闻人肖像》和《秦汉文化风景》。落笔杀青前后，深知如果试图通过一些零碎散漫的文字向读者描绘一个伟大时代的文化风貌，无疑是妄想。但是从严肃的史学论著视角来看，尽管有若干种以秦汉为主题的鸿篇巨制出版，我们对秦汉时期文化史的认识，其实还是片断的、局部的、浅薄的、不完整的。也许用看似碎小散乱但尽可能细致生动的画面，能够让读者从不同视角比较真切地了解所关心的历史文化对象。《长安碎影：秦汉文化史札记》用一“碎”字，与这样的想法有关。 “方春”季节 汉代瓦当有“方春蕃萌”字样。《秦汉文化风景》曾收入短文《方春蕃萌：秦汉文化的绿色意境》，从这一瓦文出发，讨论了秦汉人爱护生态的开明理念以及秦汉人心境中的自然意趣，对秦汉文化风格也有所涉及。 茂陵出土的汉代“众芳芬苾”瓦当 “遥想汉人多少闳放”“毫不拘忌”“魄力究竟雄大”，鲁迅对我们民族文化在当时表现出来的时代精神，有这样的描述，或可概括为“豁达闳大之风”（《坟·看镜有感》）。秦汉时期，是中国文化的“方春”季节，是中国文化的“少年”岁月。梁启超《少年中国说》关于“我国民少年时代良辰美景、赏心乐事之陈迹”，就曾经回顾“秦皇汉武，若何之雄杰”。 鲁迅关注秦汉遗存，尤其重视汉画，以为“颇可供参考”。他希望通过这些文化迹象求得“涵养”，实现“艺术”的“真切，深刻”。对于艺术创作，也曾明确建议“参酌汉代的石刻画像”。鲁迅是在书信中与对方讨论“中国精神”时发表这样的认识的。他赞赏“惟汉人石刻，气魄深沈雄大”，认为“倘取入”现代艺术，“或可另辟一境界也”。这样的意见，是对“汉代”文化精彩内涵的深入体会。 “少年时代” 所谓“闳放”和“雄大”，其实既可以看作对秦汉社会文化风格的总结，也可以看作对当时我们民族心理、民族性格、民族精神的说明。而进取意识、务实态度、开放胸怀，也是这一时期社会文化的基本风格。 当时的人们，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比后来一些历史阶段的人有更多的率真，更多的勇敢，更多的质朴，更多的刚强。而我们国民性中为近代激进学者所深恶痛绝的虚伪与懦弱、曲折与阴暗，以及鲁迅在记述儿童表情时用较和缓的文字所说的“拘谨，驯良”“精神萎靡”，似乎在秦汉时期还并没有明显的表现。如果追溯“我国民少年时代”，应当重视秦汉文化的考察。 李大钊在《“今”与“古”》（一）一文中介绍了“倍根”的说法，“他说我们称为古代而那样常与以崇敬者，乃为世界的少年时期”。又引“圣骚林”说：“古代的世界，是个只有少许的花的春”。 理解秦汉时期乃中国历史“少年时代”和春天季节的意义，可以参考如下史论。 柳诒徵《中国文化史》写道，“（汉代）足以生国民宏大优美之思想”，“比而论之，其学术文艺，犹有千门万户之观。”“自汉以降，则为我国文化中衰之时期。”“要其发荣滋长之精神，较之太古及三代、秦、汉相去远矣”。翦伯赞《秦汉史》重视战国以来“中原诸种族鼓其青春健壮的历史活力，企图扩展他们的天地”，而“四周诸种族向中原压迫”的情形，以为历史的合力，“造成了当时中国史的紧张性，并从而触发了中国史的全面运动。”他把当时“中原”与“四周”的文化交汇比喻为“卵黄”和“卵白”，以为汉文化正如这种“血肉相连的”“有机构造”，在这一时期形成了。“当秦之时，中国的历史，正在发生一种适当的温度，来孵化这个鸡卵。所以到西汉之初，鸡雏遂破壳而出，是为汉族。” “方春”季节、万物“发荣滋长”、“适当的温度”，使得秦汉新的文明“破壳而出”。秦汉的进步，借用李大钊《史学要论》中的话，正是“活的历史”，“有他的永续的生命。” 秦汉人的“童心” 对于历史的观察和文化的理解，贵有“童心”。发现历史人物的“童心”，也很重要。 《左传》有“昭公十九年矣，犹有童心”之说。《史记》沿承了这一记载。《鲁周公世家》：“昭公年十九，犹有童心。”也是较早使用“童心”这一语汇的文献。不过，《左传》以批评的语气言“童心”。《史记》却没有表现否定性倾向。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就司马迁与汉武帝进行比较，注意到这两位历史名人的共同之处：“汉武帝之求才若渴，欣赏奇才，司马迁便发挥在文字上。汉武帝之有时而幼稚，可笑，天真，不实际，好奇，好玩，好幻想，司马迁也以同样的内心生活而组织成了他的书。”所谓“幼稚”“天真”“好奇”“好幻想”，可以理解为“童心”的表现。也许汉武帝和司马迁所生活的时代，有一种社会共同的“童心”。 在秦汉时期的历史文化遗存中，可以看到若干长安人童年生活的生动画面。 《长安碎影》中《童话“金屋藏娇”》《汉代神童故事》《长安的“少年”和“恶少年”》几篇，就未成年人生活这一文化主题有所讨论。相关话题，在拙著《秦汉儿童的世界》《插图秦汉儿童史》中已有探讨，收入本书，希望笔调有所变换之后，能吸引更多读者关注。上述文章，分别涉及宫廷制度、情感生活、文化教育、行政方式，以及更广阔社会层面“少年”的表现。“恶少年”又称为“悍少年”“暴桀子弟”“轻薄少年恶子”，其心理有临近青春期的叛逆。“恶少年”“悍少年”的行为往往破坏都市治安，甚至成为“盗贼恶少年”。所谓“少年”“任侠”风习，也是游侠的社会文化基础。 长安碎影 集于《长安碎影》的34篇小文，正如一篇标题所说《咸阳——长安文化重心地位的形成》，一些内容是讲述“长安”地方在秦汉时期的文化优胜地位的。 若干故事，涉及秦孝公、商鞅、孟尝君、燕太子丹、秦始皇、秦二世以及刘邦、项羽、贾谊、司马迁等人物。其中《咸阳与郢的联系及“秦客公孙鞅”使楚》《孟尝君在咸阳》，提示了通过文物研究新发现的历史文化信息。关于咸阳、长安的秦汉建筑遗存，本书中有“冀阙”“秦城”“汉寝”等讨论。《大汉奇华》一文，则评论了陕西出土汉代玉器及其研究。 《长安碎影》前有短序，说到书中《踏行秦始皇直道》一文的写作缘起。这是我主编的“秦直道丛书”面世之后，发表于《光明日报》光明悦读版的“著书者说”。秦始皇直道可以看作“秦政的纪念”。司马迁行走直道，为我们留下的有关这一工程的真实记录，是值得珍视的文献遗存，而几代学者的多次考察，也收获了交通考古的成果。文中分析了早期史学有关帝制时代皇权与民心的理性判断。一句“固轻百姓力矣”，使我们感受到史学家的批判精神。秦汉历史“青春期”的粗暴凶残等迹象，是司马迁时代就有所指摘的。 序文中，回顾了1990年暑期我们西北大学考古专业77级四位同学徒步考察秦直道南段的情形。好友张在明有诗作：“最忆当年子午巅，热血四人正青年。探秦反把秦皇骂，一吐块垒震万山。”在明的诗句，保留了我们当年考察记忆中印痕至深的画面。随后，笔者写道：“感慨世态变幻，弹指一挥，时隔竟已21年。”后来幸得友人指出，“21年”实为“31年”。一错竟然10年，老人著书，不免见事晚、智识浅，而又如此粗心，实在是太惭愧了。

本文原刊《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