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4月9日，“清史沙龙”学术讲座在1258会议室举行，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定宜庄作《从全球史的视野看清朝》的学术讲座。历史所副所长杨珍，清史室主任吴伯娅、副主任林存阳等出席。
定宜庄研究员近半年在美国访学，她在讲座中首先介绍了其与哈佛、斯坦福、匹兹堡、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学者的交流，并解释了其以全球史为演讲命名的两层含义：一是从她自己观察和研究的角度，二是从国外学术界兴起的全球史的角度，将其具体落实到清史研究中。
定宜庄研究员指出，美国史学界的主流始终是美国史，乃至现在兴起的全球史，可以说，美国学界在理论上的创新点，基本上不是由中国史兴起、更不是受中国史研究影响的，中国史相对说还是边缘的。因此，中国学者在理解全球史以及基于全球史视角的新清史时，要特别注意这一点，不要本末倒置，否则就会可能对其的理解产生偏差。
在《从全球史的视野看清朝》的主题演讲中，定宜庄研究员从三个部分进行了阐述：一、全球史简述；二、国家认同；三、新清史现状。具体内容如下：
一、全球史简述
全球史是目前国际史学界新兴的、发展迅速并广为人们关注的研究领域。它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其实质是史学界对于日益深化的全球化的学术反思与回应。它批判“欧洲中心论”，主张从全球视角考察和分析世界历史的进程，专注跨民族、跨国家和跨地区的文化或文明交往和联系，形成一种跨学科的新的学术视角和方法，在当今史学界影响很大。中国的全球史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但已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是一个发展迅速的新的学术增长点。
传统世界史主要研究的是单一国家的历史，是国别史的集合。而全球史研究则通过某一具体的问题（比如农作物、文化、经济贸易等），把全世界的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美国目前清史研究中，尽管加州学派的清史研究也在不断取得进展，但新清史已经成为主流。美国新清史有三个特点：第一是将清朝史置于世界历史亦即全球史的范畴之内；第二是满洲特点；第三是强调以本民族语言亦即满语研究清史。国内学者最关注的是第二个问题，里面又关注满族是否汉化问题。但是第一条是最重要的，也是国内学界始终不甚关注和理解的。所以，定宜庄研究员特意用新清史学者柯娇燕,(Pamela Kyle Crossley)的《什么是全球史》说明新清史学者所秉承的全球史观点。
在和全球史相关的概念中，定宜庄研究员着重探讨了帝国（Empire）的概念，指出现在美国学界谈帝国，完全是中性的，并不带价值判断，只是研究一种现象、一种制度而已。最近十多年来，西方出版的有关“帝国”的著作很多，都是从比较史的角度出发的。这在美国学界是非常热的领域。从这一观点出发，清朝确实具备帝国的特征，例如被纳入其版图的非汉族地区，清朝都不破坏它们固有的制度，也不干涉它们统治者的统治方式，或者说，是不干预地方行政的。而同期的其他帝国，包括英帝国，也具有同样的特征。
对帝国的理解，应将帝国与边界的概念联系在一起，从移民与人口，以及帝国崩溃后的后续影响的角度认识。
二、国家认同
新清史在国内受到很多质疑和批评，大多都是从国家认同的政治含义加以考量的，定宜庄研究员通过引述梁启超《少年中国说》，说明所谓“国家”、“国族”，乃至与之相伴随的“民族”、“种族”的概念，都是近代的产物，都是直到18世纪晚期，随着法国大革命、工业革命等天翻地覆的政治、经济、社会大变革，这些名词才充分概念化，成为西方社会区分人群、解释世界的主要框架。而这些论述发展成为全球性的概念范畴，更要到19世纪以后。在中国，这些名词和概念应运而生更有着特定的历史背景，那就是晚清知识分子面对西方世界的步步紧逼，感受到“亡国灭种”威胁时，为构筑“国族”所作的努力。
帝国崩溃后的后续影响，即“大清如何变成中国”，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西方学者对此已有关注，而中国学者对此还关注不够。世界上所有的大帝国中，只有中国保持了领土的基本完整。这是因为1911年建立的中华民国基本保持了大清帝国的领土，之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又继承了中华民国的领土。这是一个异乎寻常的成就。20世纪之交，中国被认为是“东亚病夫”。欧洲列强和日本曾多次战败中国，并提出了在其领土上发展各自势力范围的要求。全世界都认为中国将会分裂，在21世纪，只有中国依然基本保持了其原有的帝国边界。清朝的属民怎样成了中国人？这个转化非常重要，但中国学界对此的关注和研究太少了。
另外，在国家认同的同时，应重视多重认同问题的研究，这有助于从学理上对认同有进一步深化的认识。
三、新清史现状
基于全球史视角的新清史不仅没有衰落，而且不断出现新的生长点，不断提出新问题。新清史学者重视语言学习，尤其是满语，哈佛每年夏天的满文班，一些教授也参加学习，而满语学习小组（Manchu Studies Group）大约有来自各国的学者十余人，主要由年轻人组成，但新清史的领军人物，如欧立德、柯娇艳等教授也会参与活动。新清史学者已不满足单纯的满语学习，而是从满语词汇的变迁中发现了政治、经济甚至医疗史中的一些以前不被关注的问题。
关于近年来新清史的研究成果，定宜庄研究员给出了如下参考：
Akçetin, Elif. “Corruption at the Frontier: The Gansu Fraud Scandal.”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2007.（边境的腐败：甘肃的欺诈丑闻）
Chiu, Elena. “Cultural Hybridity in Manchu Bannermen Tales (Zidishu 子弟書).” PhD dissertation, UCLA, 2007.（文化的杂交，满洲的八旗子弟书）
Chou, Wen-hsing. "Where Our Journeys End: Visions, Exchanges, and Encounters in Early Modern Representation of Wutaishan.” UC Berkeley, 2010.（我们旅行的终点在哪里：五台山的早期近代典型 视界、交换和遭遇）
Guy, R. Kent. Qing Governors and Their Provinces: The Evolution of Territorial Administration in China, 1644-1796.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10. （清政府和他们的省：中国的地区行政革命，1644-1796）
Kim, Kwangmin. “Saintly Brokers: Uyghur Muslims, Trade, and the Making of Qing Central Asia, 1696—1814.”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2008.
（神圣的中间人：准噶尔的穆斯林）
Kim, Loretta. “Marginal Constituencies: Qing Borderland Policies and Vernacular Histories of Five Tribes on the Sino-Russian Frontier.” PhD dissert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2009. （边缘的选区：在中俄前线的五部的清朝边境地区的政治和白话历史）
Kleutghen, Kristina. “The Qianlong Emperor’s Perspective: Illusionistic Painting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PhD dissert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2010.
Koehle, Natalie. “Why Did the Kangxi Emperor Go to Wutai Shan? Patronage, Pilgrimage, and the Place of Tibetan Buddhism at the early Qing Court.” LIC 29.1 (Jun 2008), 73–119.（康熙帝为什么要去五台山？）
Mosca, Matthew. “Empire and the Circulation of Frontier Intelligence: Qing Conceptions of the Ottomans.”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70.1 (June 2010).
Mosca, Matthew. The Qing Discovery of India & the Origins of Modern China’s Geopolitics, 1644-1880.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forthcoming).
Newby, Laura. “’Us and Them’ in 18th and 19th-c. Xinjiang.” In Ildikó Bellér-Hann, et al., eds., Situating the Uyghurs between China and Central Asia (Burlington: Ashgate, 2007).
Perdue, Peter. “Erasing the Empire, Re-racing the Nation: Racialism and Culturalism in Imperial China.” In Ann Stoler et al., eds., Imperial Formations (Santa Fe, New Mexico: SAR, 2007).
Perdue, Peter C. “Nature and Nurture on Imperial China’s Frontiers.” Modern Asian Studies 43.1 (Jan 2009), 245-267.
Thum, Rian. “Sacred Routes of Uyghur History.” PhD dissert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2010.
Wang Liping and Julia Adams. “Interlocking Patrimonialisms and State Formation in Qing China and Early Modern Europ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636.1 (July 2011), pp. 164-181.
最后，定宜庄研究员简要介绍了除新清史之外的美国清史研究状况，指出加州学派还在继续发展，在物质文化史、历史人口、城市史方面等方面都有一些代表作：如Matthew H. Sommer的《Sex, Law, and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