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度有关明清史的研究成果超过了180篇。其中，包括《东亚海域丛书》两本著作在内，有关对外关系、海域社会的成果很多。在其他领域，通过对于新出史料与基本史料的研究与重新解读，提出新的历史像的力作也不断涌现。下面分类加以说明。
海域社会、对外交流。山崎岳《方国珍与张士诚》（井上彻编《海域交流与政治权力的对应》，《东亚海域丛书》2，汲古书院，以下简称《海域交流》）描述了元末江浙地方的两大割据政权的兴亡与生存处世之道，认为朱元璋在创立明初中央集权体制的过程中否定了弱肉强食的逻辑——他本人实际就是利用这种方法战胜其他势力的。陈波《兰秀山之乱与明初海运的展开》（《九州大学东洋史论集》39）利用朝鲜的史料，分析了明初从事海运的运军的职责。指出正是海禁体制的成立，破坏了官民共享的利益结构，使得沿海居民消极对待海运。川越泰博《洪武、永乐时期的明朝与东亚海域》（《海域交流》）研究了郑和的远征是否违犯了洪武皇帝禁止兴兵的祖训。他指出，在永乐皇帝看来，远征则与内陆出使一样，并不是一种兴兵行为。井上彻《明朝的对外政策与两广社会》（同）认为应该结合地域社会的变化来说明对外政策的改变。他指出明朝政府为了解决两广地区与少数民族战事的财政问题，开始实行对于外国船附搭货物收税的政策，从而使朝贡一元体制发生了极大的变化。陈春声（白井顺译）《关于明代潮州的海防与沿海地域社会》（同）根据卫所的整备过程研究了明朝中央政策在广东沿海的实施情况。有关中俄关系，松浦茂《清朝遣俄使节与俄国的外交态度》（《亚洲史学论集》4）利用俄国公文书分析了18世纪前半期清朝向俄国两次派遣使节的行程及谒见的礼仪。认为清朝政府派遣使节的意图是想探知俄国对于清朝与准噶尔战争的态度，并认为当时的俄国采取的是中立、不合作的立场。
中日、中朝关系。OLAH Csaba（オラー・チャバ）以《入明记》为主分析了与遣明使节相关的中国史料，发表了两篇论文，一篇是《浙江巡抚朱纨的遣明使节保护、控制策略与“信票”的导入》（《史学杂志》120-9）考察了朱纨对于1548年到达宁波的使节的政策。作者指出，被许可与日本使节进行贸易的中国的商人、牙行可以从巡视海道司获得“信票”，故朱纨的目的是保护并控制使节。另外一篇为《日本的遣明使节与浙江巡抚朱纨》（《东方学》122）再现了该使节遭遇的匿名投书事件以及中国商人的金钱欺诈事件，描述了朱纨与官僚的对抗意识以及宁波使节的活动。范金民（石野一晴译）《文书遗珍》（《海域交流》）讨论了关于日中长崎贸易的新史料。岩井茂树《清代中期的国际交易与海防》（同）分析了清朝对日本与南洋的态度，认为国家政权与华人商业势力共享利害的安定体制出现于十八世纪的清朝。徐仁范（渡昌弘译）《朝鲜使节的海上朝贡路与海神信仰》（吉尾宽编《海域世界的环境与文化》，《东亚海域丛书》4,以下简称《海域世界》）复原了女真占领辽东后、朝鲜使节经由海路前往北京的船队组成情况及路程，指出当时的朝鲜官吏也存在着天妃信仰观念。荷见守义《送还与宗藩》（《海域交流》）以1556年被倭寇掠取的明人华重庆漂流到朝鲜后，被保护送还的事件为例，说明了这是为了确保宗藩关系顺利协调而采取的临时性措施。中岛乐章《从铳筒到佛郎机铳》（《史渊》148）以西洋式火绳铳为中心，重新考察了14至16世纪东亚海域火器普及的过程。大田由纪夫《15至16世纪东亚的经济与货币流通》（《为了新史学的创立》279）揭示出这一时期伴随着明朝、朝鲜、日本的经济增长，引发了原有的通货秩序动摇的情况。他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周边地区向明朝输出各种物产。不过，还有一点也是十分重要的，即不能将这一时期货币秩序出现动摇的全部原因都归之于明朝经济的凝聚力。吉尾宽《乘风破浪又跨越》（《海域世界》）、八木光《关于進贡船航海的工学探析（福州至那霸）》分析了季节风与海流，从航海技术方面说明了渡海事例。
琉球。冈本弘道《琉球王国的交易品与琉球弧的域内联系》（佐佐木史郎、加藤雄三编《东亚的民族世界》，有志舍）利用考古学、文献学的成果，研究了16世纪以前的交易品，从琉球弧的长期历史中评价了琉球王国成立的必要性。赵文良（外间みどり译）《从清朝皇帝给予琉球赏赐品的变化看清帝国的衰退和中琉宗藩封贡关系的消灭》（冲绳县教育委员会《史料编集室纪要》34）指出嘉庆朝以后，清朝政府从内务府库藏品安排赏赐品已经变得非常困难了。渡边美季《近世琉球的自我意识》（《历史评论》733）着眼于御勤与御外闻这种政治的逻辑，描述了琉球王府利用与中国、日本的君臣关系来强化凝聚力的情况。前田舟子《琉中之间围绕副官生派遣的争论》（《琉大亚洲研究》10,2010）考察了嘉庆初年琉球王府向清朝提出的官生增额方案的背景，讨论了对于围绕派遣人员的构成而形成对立的久留米村进行特别关照的情况。沈玉慧《关于清代北京朝贡使节间的交流》（《九州大学东洋史论集》39）分析了朝鲜使节记录的琉球使节的冠服、发型以及赠答品，考察了朝鲜使节对于琉球使节的礼仪的评价，指出琉球使节会隐瞒日本产赠答品的产地。相关专著有松浦章的《清代中国琉球交涉史研究》（关西大学出版部）、深泽秋人的《近世琉球中国交流史研究》（榕树书林），前者论述了中琉使节的往来与舶载物资，后者从渡唐使节与福州琉球馆的变迁论述了中琉交流史。论文集有村井章介、三谷博编著《从琉球看世界史》（山川出版社）。
毗邻政权。本年度有多篇利用了多语言史料研究明清王朝毗邻政权的研究成果。山田勅之《云南纳西族政权的历史》（庆友社）研究了云南西北部木氏土司政权在中华世界与西藏佛教世界之间施展外交策略以不断扩大势力的历史。野田仁《俄清帝国与哈萨克汗国》（东京大学出版会）以俄罗斯、清朝、哈萨克汗国的国际关系为基轴，论述了18至19世纪欧亚大陆中央地区的国际秩序。唐立（Christian Daniels）《清朝与贡榜王朝夹缝间的云南傣人政权》（永原阳子编《生成历史、创造历史》（刀水书房）利用傣语年代记分析了今天云南德宏州的傣人盆地政权勐焕发生的内部纷争，说明了为了政权的稳定，国主不但要有效统治同一民族的盆地民，而且也要很好地控制各个山地民族。这篇文章可以说是有关该地区傣人政权的概说。
朝贡、互市。通过对于史料用语及个别的事例重新定义朝贡与互市概念的成果很多。檀上宽《明代朝贡体制下册封的意味》（京都女子大学《史窗》68）考察了明朝授予蕃王的文书与物品，确认了册封的基本事项，重新探讨了对于足利义满和琉球国中山王察度的册封事例，认为以往的通说值得商榷。同氏《明代中华帝国论》（《为了新史学的创立》279）研究了明代的天下观，分析了明朝通过建立长城与实行海禁从而强制构筑起华夷分离的朝贡一元体制，认为在永乐时期开始出现“华夷一家”的说法使这种思想意识正当化。冈本弘道《系统把握明朝的“朝贡体制”》（《东亚文化交涉研究》4）根据《明宪宗实录》的记载，整理了成化年间土司土官、番僧人等的入贡记事，制作了详细的朝贡事例表，这是基础研究的精心之作。中岛乐章《14至16世纪东亚贸易秩序的变化与重组》（《社会经济史学》76-4）论述了朝贡贸易体制事实上崩溃后的16世纪70年代前后，明朝与贸易对象国之间在海域与内陆亚洲同时构筑了的多种贸易途径并存的贸易体系。冈本隆司《朝贡、互市与会典》（《京都府立大学学术报告》人文62，2010）探寻了清代会典关于互市这一术语使用法的变迁，指出作为概念结构的“互市”一词不应该被随意使用。《岩波讲座：东亚近现代通史》（和田春树等编，2010）收录了岩井茂树、冈本隆司、村上卫的论文，整理了近年来有关14至20世纪初的朝贡、互市、条约体制研究动向。
政治、军事。伍跃《中国的捐纳制度与社会》（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触及了明清中国捐纳制度的实质，关注到社会流动被隐藏的一面。高桥亨《明代永乐时期内阁的性质》（《历史》116）分析了内阁翰林院官僚的职务，指出永乐时期内阁官员不过是承担汉文文书工作的秘书，当时的内阁还不具备后来成为权力中心的内阁的要素。川越泰博《关于明代贵州的军站》（《中央大学文学部纪要》史学56）说明了在边境以外地区，军站有同民站并设的情况。同氏《明代中国的驿站卫所官》（中央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编《情报的历史学》，中央大学出版部）从开平卫的卫选簿中抽出拥有卫所官职的驿站官的事例，分析了他们的出身与任务。非常期待着他能够从交通史的视角继续驿站的研究。同氏《关于奉天靖难军的四川再部署》（中央大学《人文研纪要》72）分析了靖难之役后燕王麾下卫所官的再部署的事例。荷见守义《明代巡按山东监察御史的基础考察》（同）整理了历任巡按山东监察御史的传记，明确区分了他们在山东布政司和辽东镇的活动领域。同氏《明代辽东的情报与审判》（《情报的历史学》）分析了辽东的自在知州审断死伤事件的四件档案。前田尚美《大礼议中慈寿皇太后懿旨的意味》(《京都女子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研究纪要》史学10)指出在正德皇帝驾崩后皇位继承者虚悬的紧急情况下，慈寿皇太后根据家族秩序，越过了君臣关系，利用了大礼议引发的廷臣与嘉靖帝的对立，提高自身的权威。城地孝《明嘉靖马市考》（《史学杂志》120-3）围绕着1551年前后明朝与蒙古马市的政治进程，揭示出官僚在与嘉靖皇帝的原理主义的姿态及现实相争中，试图寻找妥协点来实现事态软着陆的全貌。可以说朝贡论也包含着丰富的启示。作为明清督抚制度新研究的一环，辻原明穗考察了明清交替期的督抚制度。他在《明清交替期的督师幕府》（《京都女子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纪要》史学10）分析了扬州督师史可法的幕僚，指出督师幕府与督抚幕府不同，督师有向朝廷推荐幕僚为官的权力，同时督师也可以建立安置人才的馆舍。同氏《明末的经略与督师》（《洛北史学》13）分析了明朝政府为了应对清军的进犯及流贼叛乱，授予军事指挥官的职务权限及其设置背景。小野达哉《清初的汉人官僚与人事政策的志向》（《东方学报》京都86）论述了顺治、康熙皇帝以打破人事习惯为目的的新的任用方针在与官僚的互争中逐渐恢复旧框架的过程。可以看出，皇帝的意志也会被官僚机构强固的安定性很好地吸收，这一点意味深长。新村容子《19世纪20到30年代北京的士大夫交流（三）（四）》[《冈山大学文学部纪要》54（2010）、55]、《许乃济“驰禁上奏”与黄爵滋“敬陈六事疏”》（同56）两篇文章在探讨了黄爵滋的交友关系的同时，对于黄爵滋为反驳许乃济要求鸦片贸易合法化的上奏而提出的奏疏进行了解释。石桥崇雄《走向大清帝国之路》（讲谈社）则是在前著《大清帝国》（同，2000年）基础上增加了乾隆后期的内容并文库化的专著。
八旗、藩部。杉山清彦《女直即满洲人的“国”与“世界”》（《东亚民族的世界》）分析了清朝国家形成期中的女直即满洲人是如何认识自己及周围的政治势力。增井宽也《“天狗食日”及其他三则》（《立命馆东洋史学》34）考察了女真与周边各个集团的民间信仰，从八旗旗王与皇帝的关系重新思考了清朝的权力结构。矶部淳史《清初六部的设置及其意义》（《立命馆文学》619，2010）认为清太宗设置六部，改变了旗王与旗人的统属关系，其目的是为拉拢太宗的支持者进入政权。同氏《关于太宗、顺治朝的固山额真及其职责》（《满族史研究》9，2010）通过对于清太宗与多尔衮介入他旗的事例的分析，发现了固山额真事实上并不是旗王的亲信，而具有更强烈的王朝官僚特征。同氏《顺治朝的继承人问题及围绕康熙帝的旗王们》（《立命馆东洋史学》34）指出早期康熙政权支持势力是以科尔沁派系为中心，其与顺治皇帝亲政时的支持势力断绝了关系。铃木真《清朝康熙年间的皇位继承者问题与旗王、权门的动向》（《史学杂志》120-1）论述了皇太子的册、废问题的政治背景，深入分析了旗王家及其姻亲的纽带与动向，指出由下五旗特定的旗王家支撑皇帝的结构一直到雍正时代也被继承下来了。高井秀招《满汉合璧〈御制翻译行军纪律〉》（《国土馆东洋史学》4、5）翻译了东洋文库所藏的八旗、绿营遵行的军纪。石滨裕美子《清朝与藏传佛教》（早稻田大学出版部）分析直到乾隆时代清朝皇帝参与藏传佛教的计划。村上信明《从驻藏大臣的“瞻礼”问题看18世纪后半期的清朝与西藏关系》（《亚非语言文化研究》81）分析了乾隆末期清朝官僚在西藏停止向大转世僧人“瞻礼”的意义。萩原守《从文献学的角度再论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崇德三年律〉》（同）重新讨论了清太宗制定的八旗专用法规编入蒙古例的时期及编入的过程。阿拉木斯（アラムス）《关于清代蒙古语抵押契约的书式》（《日本蒙古学会纪要》41）对比了汉文书式，明确了蒙文抵押契约的书式。此外，由吉田顺一监修、早稻田大学蒙古研究所编写《蒙古史研究》（明石出版）也于2011年出版。
法制。作为同治朝巴县档案研究会的成果，夫马进编《中国诉讼社会史研究》（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出版，该书利用了新的史料，在很多方面补充强化或者颠覆了以往研究中关于的诉讼、裁判的印象。该书所收夫马进《中国诉讼社会史概论》概述了专制国家与诉讼社会的关系，指出国家向民众开放的诉讼同时，又通过不准、未准的方式来合法地减少诉讼的数量。水越知《关于中国近世的亲子间诉讼》指出对于父母的“不孝”罪可以严罚，也可以轻判，说明了当事人与地方官都利用了这一双重标准。谷井阳子《为何诉诸“冤抑”》根据明代的事例，指出前近代中国的民事裁判并不被看成是公权的主要义务之一，因此民众诉讼时，要考虑到提出的诉求是否能够引起当政者的重视。陈宝良（水越知译）《“乡土社会”还是“好讼”社会》从明清时期的社会变动来寻求诉讼社会形成的主要原因。范金民（箱田惠子译）《把持与应差》分析了巴县的商贸诉讼档案，探讨了县衙在审判时承认行商铺户通过低价承应县衙差务而获得垄断经营的权利。阿风（井上充幸译）《清代的京控》以探讨了导致京控大增的嘉庆四年谕旨颁布的背景及其影响。伍跃《近世中国行政诉讼的一面》以清末江苏省山阳县的诉讼案件为例，描述了与生员参与的复杂对抗的行政诉讼的实态。寺田浩明《自理与上申之间》以巴县档案中的命案为素材，深入讨论了根据正式刑罚的必要性，从州县衙门审理的案件中提出上申案件的过程，指出官员在确定是自理案件或是上申案件时，都要考虑到当事人社会阶层具有的共识，这种见解今后值得注意（以上诸文收入《中国诉讼社会史研究》）。林乾《从叶墉包讼案看讼师的活动方式及特点》（《东亚研究》55）根据军机处档案考察了作为讼师的监生在北京的活动，描述了讼师的网络与情报收集的实际情况。喜多三佳《杀死奸夫之理》（《法史学研究会会报》15）指出通奸败露时，明清的法律条文规定在一定条件下，丈夫杀死奸夫可以免于处罚。作者认为，这种法律条文是下述妥协的结果，即在禁止人民复仇的同时承诺使用暴力机器保护人民的国家与人民之间相互妥协的结果。
都城。新宫学《中国近世的罗城》（桥本义则编著《东亚都城的比较研究》，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分析了具有四重构造的南京城的京城与外郭，指出嘉靖年间北京外城就是仿照南京的外郭城来修建的。同氏《北京城与墓地》（同）根据北京地区出土的明代墓志，尝试整理分析了从皇帝到庶民的各个阶层的墓地信息。
社会、经济。有两本著作利用了丰富档案史料。党武彦《清代经济史研究》（汲古书院）论述了乾隆年间京师、直隶的铜钱流通政策与水利政策。堀地明的《明清粮食骚动研究》（同）分析了从明末到清末的抢粮抢米行为。山崎岳《同化与异化》（《史林》94-1）考察了明代广西猺獞土人等的称呼所包含意义，指出设置土官对于官府与土人双方而言都是有必要的。井上彻《“华”包含着怎样的“夷”？》（《历史评论》733）分析广东西部山区与岛屿的猺族对应汉族儒教文化的影响的过程，探寻了徭族自我认同的波动过程。陈永福《关于万历年间言路问题的一考察》（《东洋学报》92-4）重新还原了顺天府乡试疑似不法事件的全貌，分析了内阁针对东林派士大夫的主张所采取的对策及其意图，指出当时的论争的不能仅仅看成是对言路的弹压与对立、分权和专制。太田出《清代中国的监狱社会与牢头》（《史学研究》273）尝试探讨了监狱内部的权力关系这个新的研究领域。他指出，由于存着未决囚犯长期监禁的现象，因此，适应监狱行政的必要性与维持囚犯的权力关系，牢头的出现是必然的，这是监狱管理的需要。李红梅《关于清代安徽省的货币流通》（《松山大学论集》23-2）利用徽州文书整理了货币的使用动向。石野一晴《关于17世纪的泰山巡礼与香社、香会》（《东方学报》京都86）根据作者采录的灵严寺大雄宝殿残存的题记，分析了巡礼者的诸要素。并从巡礼的季节揭示出典籍史料没有描述过的泰山巡礼与民间宗教结社的关系。可以说现在进行实地考察，仍然有收集到史料的可能性。村上正和《清代地方戏剧的社会实态》（《东洋学报》92-4）从中央档案史料中提取出有关地方剧团的丰富事例，指出地方官、军队与宗族一样，同样是地方戏剧环境形成的主体。辻高广《从清末地方都市的公共事业看知县与绅士的关系》（《中国—社会与文化》26）通过对于江西省南丰县事例的分析，指出与四川不同，江南绅士如果要主导公共事业，需要在知县之上进行组织化。关于前近代至近代连续的广州贸易体系与国内商人的实证研究不断推进。刘志伟（阿部由美子译）《鸦片战争前广州贸易体系中的宁波商人》通过对于英国国立公文书馆藏清代两江总督衙门相关文书的分析，论述了19世纪前半期宁波商人的贸易活动。王振忠（彭浩、相原佳之译）《从内陆山岳地带到港湾都市》（《年报都市史研究》18）利用大量新发现的商人书，探寻了从内陆溯赣江翻越山岭到达广州的这条商业路线上从事茶叶、磁器、墨贸易的徽州商人活动轨迹。石川晶《关于清代樟树镇药材商人》（《药史学杂志》46-1）分析同一商业路线上的流通据点、药材商人辈出的江西省清江县樟树镇在上海开港后流通路线发生变化的情况下，继续保持着人材的供给地的角色。
族谱、科举。有两本著作利用族谱展开有特色的研究，特别是考察了族谱中非主角的女性，显示出可以从新的角度来研究族谱。仓桥圭子《中国传统社会的精英们》（风响社）以江苏省常州的一个家族为例，采用统计分析的实证手法，论述科举地位与文化资本世代继承的关系。仙石知子《明清小说女性像研究》（汲古书院）根据族谱的族规与凡例分析了当时社会通行的观念，进而描述了明清小说中的女性像。佐佐木爱《罗虞臣的族谱编纂与裁判》（《社会文化论集》七）以广东顺德县的宗族为素材，考察了围绕着正在开发的土地资源的争夺中，诉讼证据被个人努力编入族谱的事例，指出拥有族谱、族产的宗族的统合水平具有多样性。水上雅晴《清代学术与科举》（《琉球大学教育学部纪要》79）论述了乾隆、嘉庆年间考证学的盛行对于科举考试的影响。
环境、开发。关于西北，井上充幸《明清时代黑河中游的水利用》（《东亚文化交涉研究》4）围绕着18世纪黑河流域灌溉用水的分配问题，分析了地方官的对策与乡村的水管理组织。同氏《明清时代的黑河流域》（中尾正义编《绿洲地域的历史与环境》，勉诚出版）以开发的进程与政治势力的交替为中心探寻了这一地域的变迁。张莉（村松弘一译）《乾隆年间天山北麓的土地与人》（学习院大学《东洋文化研究》13）分析了这一地域的屯田与农业开发，指出事前进行的实地调查所形成的土地认识，影响到内地的耕作制度与技术对于当地自然环境的适应过程。关于西南，森永恭代《清代四川的移民开垦政策》（京都女子大学《史窗》68）探讨了清朝政府针对被称为“湖广填四川”移民的政策变迁，指出政府对于超出地域承载量的移民的背景缺少一贯性的政策。该文也探讨了云南、贵州的相关开发情况。西川和孝《明清时期云南石屏盆地汉人移民的耕地开发》（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研究报告》162）着眼于云南省内的汉人再迁移行为，论述了石屏由官员主导的水利事业和教育设施惠及民众的结果，认为随着人材的辈出，许多人作为官吏与塾师而向外地迁移，这种情况日益增多。同氏《18世纪末云南普洱府漫撒的会馆建立与茶园开发》（西村昌也编《东亚的茶饮文化与茶业》，关西大学文化交涉教育研究据点）以作者采录的碑文为素材，说明了由于管理茶园的少数民族土司与汉人商人合作建造了石屏会馆，更加促进了移民与开发的进程。增田厚之《中国云南西南部地区茶叶的商品化》（同）认为清代以降，由于普洱茶的流行，云南西南部地区商业日趋活跃，导致了清朝政府的积极介入，从而加重了土司与山区非汉人的负担，也加剧了环境的压力。唐立编《云南南部少数民族古文书集》（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则是实地调查的资料集成。关于东北，山本进《清代鸭绿江流域的开发与国境管理》（《九州大学东洋史论集》39）从开发移民史的角度重新解释了中朝国境问题的相关史料，指出国境问题间歇性频发的背景是人参、森林资源的开发热潮。关于台湾，林淑美《清代台湾“番割”与“通事”的交错》（名古屋商科大学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55-2）指出以镇压闽粤械斗为契机而设置的通事，受制于本地的私人的人脉关系，无法实现汉番关系的根本变革。森岛雅治《清代台湾凤山县的汉人与原住民的关系》（《奈良史学》28）批评了柯志明的三层族群论，提出闽、粤、熟、生、官五层社会模式。关于日本国外的水利史研究介绍，有森田明《中国及台湾水利史研究的近况与新动向》（《大阪市立大学东洋史论丛》17，2010）、松田吉郎《最近的中国水利史研究》（《中国—社会与文化》26）两篇文章，对于如何利用丰富的实地调查与新出史料，并深化吸收这些显著的成果而展开了探索。
文化史。井上进《明清学术变迁史》（平凡社）从出版的层面追踪了学术变迁过程。浅井纪《作为儒教国家的明朝》（奥崎裕司、石汉椿编著《作为宗教的儒教》，汲古书院）通过灾害发生时等天子的修省，考察了明朝对于天的观念。王标《清初江西文化秩序的重建》（《都市文化研究》13）探讨了清初江西巡抚宋荦恢复秩序的政策。新居洋子《十八世纪在华耶稣会士钱德明与满语》（《东洋学报》93-1）分析了钱德明的满语相关著作，指出钱德明认为法语与满语具有共通性，可以成为替代拉丁语与汉语的新兴通用语言。这是钱德明著作所体现出来的个人独特见解。同氏《从耶稣会士钱德明来看乾隆皇帝与清朝官僚》（《中国——社会与文化》26）指出钱德明主张乾隆时期的政治是一种因“公”而治的政治，其目的是为了在法国舆论界评价中国问题是争得一席之地。大野英二郎《停滞的帝国》（国书刊行会）论述了在西洋有关中国记述的变迁。
社会比较、近世论。有关东亚区域内各国的社会构造的比较研究，成果丰富。井上智胜《“蛮夷”们的“中华”》（《为的新史学的创立》279）比较分析了近世日本、朝鲜、越南的国家祭祀与小中华意识，指出越南与日本有很大的相似性。关于社会阶层，岸本美绪《明清时期的身分与日本近世的身分》（《部落问题研究》195）根据中国明清时期的事例，对日本史的身分周缘论的范围和前提提出疑问。山田贤《中国的“士”与“民”》（大桥幸泰、深谷克己编《身分论的展开》，吉川弘文馆，2010）以日本江户时期为参照，描述了中国的“士”的形象。足立启二《18至19世纪日中社会组成的结构比较》（熊本大学《文学部论丛》102）利用日本熊本藩与中国四川省巴县的地方文书，从村落共同体与公共事务负担的层面对比了日中两国的情况。冈本隆司《中国的“反日”源流》（讲谈社）叙述了17世纪以降近代日中两国社会结构的差异。关于近世论，宫岛博史《作为儒教近代的东亚“近世”》（岩波讲座：东亚近现代通史1）着眼于朱熹思想的近代性格，认为它促进了其影响所及的东亚地区历史像的范式转换。岸本美绪《围绕东亚史的“范式转换”》（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编《思考：“合并韩国”100年》（岩波书店）认为宫岛的观点具有再生产新中心性的可能性。山田贤《东亚“近世化”的比较史研究》（赵景达、须田努编《从比较史看近世日本》，东京堂出版）比较了日本、中国、朝鲜的近世,同时也指出根据比较对称轴得出的结论有被诱导的危险性，应该引起注意。
这种比较的盛行，大概是有关明清时期社会像研究在某种程度上能够详细描述的个案研究不断进步的结果吧。不过，这种社会像研究进展虽然不断被更新，但还缺乏从总体上来把握明清与近世的研究成果。并且，女性与长期环境变动等成果也并没有反映在社会像研究之中。期待着今后更多领域的个案研究不断进展，进而推动社会像综合研究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