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瓜”何以“得豆”
——读《种瓜得豆: 清末民初的阅读文化与接受政治》
王士皓
《清史论丛》2018年第1辑
一
张仲民教授的《种瓜得豆: 清末民初的阅读文化与接受政治》出版后，在学界引起了一定的反响。这个书名就很有新文化史的意味，刘文楠以《“启蒙”的讽刺剧》为题介绍该书时，指出从“这一反讽式的书名中，我们大致可以猜到作者选择的叙事原型不会是一部高歌猛进的浪漫剧。”
这里所谓的讽刺剧、浪漫剧，以及二者之间的悲剧、喜剧，是借用戏剧理论对历史书写的一种描述。其实，在一个巨变的历史时期，浪漫剧和讽刺剧几乎是同步上演的，而其中的分别，除了书写的角度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即时间的截取。写到前一年可能还是浪漫剧，但过了一年就可能会成为讽刺剧。该书作者选取了自甲午战争之后，到民国初年（大致以20世纪20年代为限）这一各种思潮交织变化最为明显的时段，向我们展示了期间“不那么精英的社会阶层乃至普通大众的阅读实践与有关的受众接受情况”（第6页），而他们在阅读实践所面对的则主要是知识精英阶层所译介和倡导的新观念、新术语、新小说、新戏剧等。倡导者所预期和努力的方向，在接受者那里没有实现，甚至完全相背，即是该书所说的“种瓜得豆”。
王汎森先生在该书的序言中指出，“过往针对学术思想、学科术语和新词汇的研究较为偏重在精英阶层，比较忽略受众的反应。然而，新名词或新概念的铸造虽往往出于精英之手，却是透过各色的大众媒介如报刊、小说、戏曲、教科书等，经由各种管道传播至普罗大众那里才发挥作用。”（序言第2页）这段平实而又有深度的文字概括了该书所关注的内容及大致的研究方向。 应该说明一点，概念史和新文化史都为认识和研究历史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视角与方法，概念史所关注的大多也是那些能够沟通精英阶层与普通大众的政治和文化概念。但是，如何沟通？特别是从接收者或者受众的角度来观察和研究，这恐怕还是新文化史更为擅长的领域。因此，王汎森先生上述表述还是十分中肯和公允的。作者以明显具有新文化史标签的“阅读文化”和“接受政治”为切入点，细致探讨了具体的沟通过程，最后得出了“种瓜得豆”的结论。
二
该书正文除引言和结语外，分为六章，分别是：清季启蒙人士改造大众阅读文化的论述与实践、“淫书”的社会史、“黑格尔”的接受史、“古腾堡”的接受史、世界语的接受史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在地化。
第一章可以视为该书的总论，从总体上探讨了清末启蒙人士改变大众阅读习惯、提升大众阅读品位的努力和这种努力最终的失败。而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清末主张新小说与戏曲改良的启蒙人士，他们一般并不太在乎小说、戏曲本身的艺术价值如何，看重的依然是其文以载道的特质——对现实的影响、感化作用，借小说、戏曲来影射比附现实，把其看作政治的婢女，为现实服务的工具，忽略了文学作品最重要的艺术特征，夸大了小说、戏曲等文类的社会作用。”（第50页）此外，在启蒙者和受众之间，还有一个漫长的中间环节，这个环节很大程度上不受启蒙者控制而受市场的调节。因此，许多具有启蒙意义的观念、术语和艺术形式，被出版商等市场主体利用，淡化甚至完全去除了启蒙效果，成为迎合大众娱乐消遣的工具。
从第二章到第六章可以视为五个个案研究。从“淫书”的社会史、到“黑格尔”“古腾堡”及世界语的接受史，再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在地化，这种编排顺序，不知是作者有意为之还是巧合，基本上是按照阅读的影响力或者受众的数量范围来进行的。
“淫书”的社会史一章是最具有大众性的。清末知识精英在宣扬启蒙，试图用现代性观念来改造大众阅读文化时，是极力反对“淫词小说”等淫书的。然而，当他们编译或撰写基于现代医学的生殖卫生书籍时，却被反对者认定为“淫书”加以攻击。不管编译者的初衷是什么，也不管反对者的批评是什么，读者的反应却是大相径庭的。但是，清末大规模生殖卫生书籍的出版，尽管“难以避免被滥用的情况，但它们也鲜明体现出一种新的性文化及阅读文化之建构态势”（第134页），不仅“对当时的身体观、生育观、性文化影响匪浅”，而且“开启了以后更大规模讨论的先河”。（第135页）
接下来的三章分别探讨了两个西方人物“黑格尔”“古腾堡”以及世界语的接受史。虽然都是讨论接受史，但作者的视角还是略有不同。“黑格尔”一章偏重于作为思想资源的黑格尔对当时知识分子的作用，“古腾堡”一章则比较强调历史书写与民族主义对历史记忆塑造的影响，世界语一章则向我们展现了一段世界语在中国的乌托邦之旅。
相较而言，“古腾堡”接受史一章可能会有更多的读者感兴趣，因为它有一个中国的参照对象——活字印刷。作者也是以此为参照，探讨了晚清以来关于“古腾堡”的三种书写模式：第一种仅就古腾堡印刷术本身来书写；第二种将其与中国印刷术相比较，但并未涉及二者有无渊源的问题；第三种则进一步将中国印刷术视为其源头，通过“古腾堡”的书写重新塑造了毕昇活字印刷术的意义。第三种书写方式，无疑在中国是最具有现实影响意义的，而这种意义，正是通过“以时间差距来弥补空间错位，以历史中介的传播可能表征实际达到的传播效果”（第245页）的叙事模式实现的。然而，作者的反思并未就此结束，因为无论这种叙事模式的主观意愿如何，实际上都是对古腾堡印刷术作用的抽象化理解，反而“严重忽视和大大低估了木板印刷技术在中国与近代欧洲所起的巨大作用及产生的社会效果，无形中也夸大了古腾堡印刷术的意义。”（第245－246页）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在地化一章，主要以一个具体的地方知识分子舒新城为例，探讨五四新文化运动从北京、上海等中心地点蔓延到地方时，地方知识分子是如何理解和接受，以及在地知识分子的“二手传递”，又对这场运动产生了何种影响。正如作者所述，“本人无意为已经非常思想史化和意识形态化的五四研究添砖加瓦”（第315页）。当然，这一个案所展现的“种瓜得豆”效果相对前几章来说不是那么明显，让我们从这本总体上批判基调的书中看到一丝乐观的色彩。
该书的最后一部分是结语，但这部分并不是简单罗列了前面几章的主要观点（当然，作为标配，也有这样一段必要的总结），而是探讨了一个更深层面的“种瓜得豆”现象——虽然梁启超等重要启蒙人物在革命与立宪之中选择了保守的立场，但是他们开启民智的文字及其呼唤科学理性的报刊媒介，却在推动近代中国日益走向激进的道路上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三
新文化史强调对文本的深度解读，往往伴随着对简单的、线性的历史意义的破解，这一点读者可以从该书的字里行间感受到。阅读这样一本新文化史的著作，我个人倾向于首先按照作者的论证逻辑去扩展认识历史的视角，而不是生硬地打断作者的逻辑链条，在作者的逻辑之外加以评判。毕竟，基于新文化史视角所建构的历史，并不寻求一种绝对的终极真理。因此，对于该书，我更为关注的是作者的论证方法及其论证中的一些细节。
第一，该书主要讨论的是清末民初阅读文化中受众一端的内容，这需要对“接受者”有一个明确的界定。我们再引用一次作者的表述，“不那么精英的社会阶层乃至普通大众的阅读实践与有关的受众接受情况” （第6页）。这个表述虽然并不文雅也略显冗长，但我认为是准确恰当的。如果没有这一界定，我们很可能把“接受者”局限于普通大众。但经过作者对受众的概括，从看“淫书”的普通大众，到“黑格尔”“古腾堡”及世界语的“接受者”（主要是一般知识分子），再到在地化研究中的舒新城，都可以纳入其中了。诚然，如果读者对作者有一定了解，大概会知道作者对该书的大部分内容已有了很多前期的成果，但是作者在整合这些内容于一本书时，对“接受者”的界定显然为篇章结构的搭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作者在结语部分着重论述了梁启超在清末民初阅读文化中的作用，谈及梁启超自然绕不开《新民丛报》。作者在这一部分的论述中也大量使用了《新民丛报》的材料，不过作者注意到了一个需要说明的问题——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后就是清政府的通缉犯，流亡日本后创办的《新民丛报》在国内是一份禁刊，那么《新民丛报》在清末时期在国内的传播影响又是如何实现的呢？作者没有回避这个问题，而是通过时人的文集和其他报刊材料，适时的点出了《新民丛报》在国内的翻印情况、传播途径和范围。除了专门的《新民丛报》传播史研究，相较于很多研究大而化之地谈论《新民丛报》在清末的影响力，作者的这一处理显然会让我们对此有一个更为深入和接近历史实际的认识，也使作者关于梁启超及其《新民丛报》在清末民初的作用的论述具有了更强的合理性。
第三，该书的着眼点是清末民初阅读文化中的“接受者”，如何才能较为准确地把握“接受者”的反应呢？我们知道，在当今的全媒体网络时代，若获知“接受者”的反应，似乎不是一件难事。但是，在清末民初时期，“接受者”的反应，特别是普通大众的反应，却没有留下太多的文字记录。当然，这主要是指“淫书”的社会史一章的情况。因此，作者使用了小说等非传统史料作为补充，较为完整地建构了普通大众的阅读接受史。新文化史研究经常会用到非传统史料，但是，作者使用这些材料并非刻意求新，而是在可控的范围内谨慎地寻找非传统史料和传统史料的对应依据。例如，在小说《最新女界鬼蜮记》和《官场维新记》中提到的“淫书”，都是当时的实际出版物或者是和实际出版物有着可以确认的映射关系。在这个范围内使用非传统史料，会比泛泛地使用，更能体现出其在历史研究中的参考价值。
当然，该书的某些论述还是有一定的继续探讨的空间。这里也仅就作者本身的逻辑链条而言。所谓“种瓜得豆”，显然指的是阅读提供者的“瓜”和阅读接受者的“豆”，但是该书的个案中，并非每一个阅读提供者的“瓜”都具有作者所预设的启蒙初衷。那么，即使是“接受者”对此有误读，甚至在误读——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历史记忆，是否一定能用“种瓜得豆”来总结呢？对此，我个人也无法提出一个没有逻辑缺陷的表述，只是提出一个疑问而已。此外，该书的副标题是“清末民初的阅读文化与接受政治”，对大多数读者而言，“接受政治”（reception politics）是一个陌生的词语，尽管在引言部分具有特定语境的上下文关联中有“亦即近代中国的知识如何再生产问题”的表述，尽管在第四章中有专门一节的题目就是“接受政治”，但是作者并未在书中对此作出一个明确的定义，由此可能使读者产生误解，以为会指与政权运作相关的“政治”。
对于清末民初那段复杂而又动荡的历史，后人自然会有很多后见之明，不过作者通过对当时阅读接受者的深度描述，告诉我们作为精英阶层的启蒙者似乎并没有太多的先见之明。
（附原书信息：张仲民著：《种瓜得豆: 清末民初的阅读文化与接受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