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乾盛世的冷思 

　　——读《中国何以落后挨打——问责康雍乾》 

　　吴四伍，中国社科院历史所清史室 

　　近40年来，清史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从史料发掘到专业领域拓展，从私人成果著述到国家学术集体工程，整体进入一种类似管理丛林的高水平状态。要消化前人研究成果，把握特定领域资料，或深耕细作、或另起炉灶，对于后人来说，都不可谓不是一种严肃的挑战。幸好，我们的身边从来不缺乏榜样的力量。王戎笙先生最新出版的《中国何以落后挨打——问责康雍乾》一书，（以下简称《问责》）以难得的大视野、大手笔、大思维，重新思考清史的“康雍乾盛世”，寻找近代中国之所以落后挨打的根源，读来让人心潮澎湃。 

　　治大国如烹小鲜，治国和治学往往殊途同归。学术研究中，最为重要的，往往不是热情，而是理性。因为历史的犄角旮旯，固然可以等待有闲人窥视，但是对于大多数世人来说，他们更关注的是影响历史大进程的关键节点与核心因素，更关心的是与当下乃至未来息息相关的重要命题。近代中国何以落后挨打，这是一个再平常不过的主题，却也是世人心中最为看重的问题。这一问题何以此时重提，背后的深刻时代背景与学术背景，却不得不做一番交代。自孟森、萧一山以来，对于清朝的整体评价始终不高。但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外赞扬十八世纪清朝繁盛的思潮迅速汇聚，“康乾盛世”的口号弥漫学界。具体来说，不管中外，不知出于何种原因，总有一些人将十八世纪的中国，即《问责》中的“康雍乾盛世”，加以自我的想象，给世人一幅经济繁荣、国家强盛、人民安康的单一面向，而对于其致命的缺陷、糟糕的影响却淡而化之，或置之不顾。 

　　近十年来，此种风气有增无减，学人论证康雍乾时期的国力、文化、军事等积极面向往往不遗余力，虽有一些学者对十八世纪的复古思想进行揭露，如夏明方教授《十八世纪中国的“现代性建构”——“中国中心观”主导下的清史研究反思》系列文章的思考，但整体反思康雍乾带给中国历史的消极影响，却寥寥无几。造成此种不良研究格局的原因很多，排除某些学人的特意为之以外，有三点因素值得重视：一是对传统的误读，认为传统文化的自应是跟过去历史的整体全盘挂钩，却不能正确认识到，继承传统的最好方法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他们分不清传统社会中的主次，不能正确看到康雍乾时代留给我们的精华和糟粕；二是对国外学人的盲目跟随，教条式理解“中国中心”，不能看到康雍乾发展诸多面向的内在深刻矛盾，往往沉浸自己的研究小园地，孤芳自赏，自言自语；三是没有能力站在整个清代的高度全盘分析，他们更多平面化、格式化看待康雍乾时代，或高估其经济发展总量，或宣扬其文化成果数量，而对其治理方式、权力体系无力深入认识，最终陷入盲人摸象的尴尬境地。 

　　重新聚焦“中国何以落后挨打”，并非简单的重复旧调，更不是哗众取宠，而是关注康雍乾时代留给我们的最为重要的精华，同时也自然去除那些糟粕。诚如《问责》谈到“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可以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方面创造业绩，但无法解决封建制度本身难以解决的种种矛盾，反而由于专制政治压抑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探索与追求精神。（第73页）”康雍乾时代在经济发展的总量，文化成果著述的数量，专制政治统治的效率方面，的确创造了前所未有的业绩，但是其背后的更大代价是广大人民的饥寒交迫、文人们的胆战心惊、官员们的唯唯诺诺。如果不想拣了芝麻丢了西瓜，那么我们最应该重视的就是康雍乾时代对创新机制的破坏与打击，关注康雍乾时代的科技文化管理策略、国家统治策略、外交战略等，《问责》正是着力解决这一点。 

　　一、教育文化战略的 “请君入瓮” 

　　将时代最优秀的人才赶进科场，同时辅以惨绝人寰的“文字狱”震慑，使得他们只能角力科场，皓首穷经，碌碌无为，这就是康雍乾时代的教育策略。诚然，清代科举制度的发展，从考试的参与人数、官员的培养数量，考试管理的程序体系，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问责》作者曾有专论，姑且不表。但是，科举制度及教育策略对国家竞争力的损害，才是《问责》最为关注的重点。“一个国家民众的素质、民族的精神、社会的进步，都依赖发达的教育。（第47页）”在《问责》看来，清朝统治者着力推行科举制度，最重要目的并非是发展传统文化，创新教育，而是笼络人心、培养服务自己统治的奴才。对于科举制的改造，成为朝廷的大事。康熙帝强化科举考试的命题内容，将其锁定于四书五经之中。雍正帝要求考官命题必须别出新意，乾隆帝颁布了标准的应试参考书。可以说，从命题试卷内容，到考场搜检，再到评卷放榜，可怜的士人们，最终成为一场思想控制盛宴中的残羹冷炙。 

　　对于科场中侥幸过关的士人，清朝统治者也不敢掉以轻心，他们通过制造大量的“文字狱”，不仅给广大士人带来了巨大的身心痛苦，更是给人们的思想自由、文化创新精神以致命打击。乾隆帝寻章摘句，肆意打击，书生胡中藻的简单诗句“一把心肠论浊清”，被斥责为“加浊字于国号之上，是何肺腑？”此种行径，给全国士人无疑套上一个沉重的枷锁，又何以奢谈文化创新？正是对思想的严密控制，固然有利于统治者的愚民政策实行，却禁锢了所有士人的视野，束缚了他们的创新能力，即使西方传教士的到来，也没有打开中国士人封闭的心理，它直接为后来的落后挨打埋下了真正的隐患。 

　　乾隆帝不仅控制当代士人的思想，同时力图斩断文化的传承。他同意臣子们的编纂巨著，征收全国书籍，同时更重要的目的是寓禁于征，销毁传统书籍，尤其是对自己统治不利的书籍，达到长久控制人们思想的目的。据学人统计，乾隆朝追缴出书版10万片以上，禁毁书籍4千余种。今日留存的《四库全书》的煌煌大作，蔚为可观，诚为难得的文化典籍，但其产生背后对清代知识的毁灭，文化的摧残，显然是不能忽视的。像《天工开物》如此优秀的科技著作，也只能事后从国外辗转回国，劫后重生。乾隆朝文化政策的导向，对于士人的打击，对于传统文化的健康发展，其消极方面显然是主流，是值得重视的。 

　　二、科技战略的“有家无国” 

　　科技是社会发展的最大推动力，自然成为今日人们共识，但是在清代，情况却远非如此。清朝科技政策的失误是造成中国在世界发展中落后的最直接因素。中国何以落后挨打，最表面的原因就是科技的落后。但是，事物本身更为复杂，科技落后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除了强调教育文化策略上的禁锢以外，《问责》更强调国家科技管理政策的失误，这种失误又是有着深刻的阶级原因，主要是统治阶级的自私。康熙年间，英、德、法等国纷纷成立科学院，中国却成立编辑天文算法书的蒙养斋，两者有着本质的区别，前者是发展科学，后者是某种皇帝个人喜好意义上的玩弄科学。康熙帝是清朝皇帝中对西方科技知识最感兴趣的人，但是他学习西方知识，了解近代科技，并非是为了发展近代科技，而是“技压群雄”，希望自己能够高人一等，显示自己“断人之是非”的能力，炫耀自己天生才俊。对于真正意义上的科技书籍，它不仅不鼓励翻译传播，而是设法禁止，尤其是禁止其流向民间。 

　　世界之间的联系加强很难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尽管清朝皇帝希望掩耳盗铃，但是西方传教士的到来，还是开启了中西方交往的步伐。康熙帝也不得不承认西方传教士知识和技术的先进，钦天监的掌管自南怀仁历法争论事件后，始终为西方传教士所主导，就是明证。可是西方传教士带来的大量先进的科技书籍和仪器，却只能深锁宫中，成为皇帝的玩物，而不是大众生活的日常用品。南怀仁在康熙二十年（1681）就做出了蒸汽驱动的玩具，但是康熙帝始终将其放置宫中，作为玩物而已。雍正帝、乾隆帝他们同样对自动玩具兴趣盎然，但对于发展科技却是完全不顾。 

　　三、军事战略的“重旗轻汉” 

　　清朝统治的显著特征是以武治国、旗汉分明。清朝陆军的强大跟特定的八旗制度紧密相连。在明清易代的战争中，八旗兵既能精于骑射，又齐心协力，利用火炮，以区区几十万人，问鼎中原，统治全国。清初八旗兵的战斗力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八旗兵的战斗力并没有得到很好的维持。 

　　《问责》最为关注的是，清朝八旗兵的战斗力因为体制、将领和管理等原因日渐衰退，但是朝廷对此却苦无良计。他们一方面相信骑射传统，希望保持原有的强劲的战斗力，不惜以木兰围猎、昆明湖操练等名目，进行训练；另一方面他们在八旗子弟成长方面多设栅栏，如科举考试先考骑射，驻防八旗到京师考试等，总之，保持八旗的骑射能力，武功为上，这是康雍乾时代的陆军发展总的策略。然后，《问责》指出，围猎跟战争有着本质的区别，训练带来的后果往往是落后的掩盖。特别是，众多八旗将士得到丰厚奖赏后，成家立业，尽享荣华，“雄心尽向峨眉老”，原有勇往直前的锐气、血战到底的决心一去不返，八旗子弟更是提笼架鸟、纸醉金迷。与之相随的是，八旗一直为国家所供养，人口日增，花费愈广，八旗竟为生计所累。自康熙发现八旗生计艰难，到雍正着力解决，再到乾隆勉强维持，八旗成为清朝发展最为沉重的包袱之一。八旗兵不仅战斗力江河日下，在后来的战争中难见身影，如乾隆末年清军镇压白莲教起义，曾想把京营八旗中最精锐的健锐营和火器营调往前线，结果是军纪涣散，无功而返；更重要的是八旗生计成为国家财政的重要累赘，也极大影响了八旗整体的士气和统治能力。归根结蒂，清朝统治者囿于统治私心，始终不敢放弃八旗军制，即使再溃烂，也要尽力维持，始终坚持军队发展重心是有旗无汉，最终换来的是军队的更加腐败。腐败的军队，即使有再好的武器，也不能避免挨打的命运。 

　　实际上，清军武器的演进，也体现其陆军重旗轻汉的发展策略。清朝的最为锐利的武器是火炮。清军的火炮始终为八旗兵垄断。值得注意的是，军事科技是决定近代国家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清朝对于军事科技的发展也显示其狭隘、自私的一面。清朝定鼎中原的过程中，八旗兵对于明朝火炮的威力是十分熟悉的。他们的成功正是将火炮和骑射的结合，在学习火炮的基础上，发扬骑兵的优势。康雍乾时代的军队，他们更多地将火炮交给自己最为信任的八旗，对于民间的火铳等加以禁止。康雍乾时代正是世界军事史上冷兵器向火器过度的关键时期。清军为了巩固自己统治的需要，在军队内部强调旗汉之别，垄断火炮，只准八旗使用。从短时期来看，垄断火炮有利于巩固清军的军事优势，但是放置世界范围了，无异于自我束缚，自断利器。 

　　更为甚者，清朝一直害怕建立和发展水师。由于清初，清军对于对郑成功等海军作战的数次失利，康熙帝更是形成了某种心理的恐惧。清朝采取了守株待兔的消极防守思想，实施“禁海”和“迁界”政策，以牺牲沿海地区，乃至全国经济的代价，换来一时的苟安，造成清朝国防战略上长期的“有海无防”局面，才使得后来的鸦片战争中海战一塌糊涂。《问责》特别讨论了造船技术，因为清朝统治者担心民众的造反，禁止民间建造大船。造成的结果是乾隆末年的造船和航海技术，还停留在康熙初年的水平，整整地延误了两百年。而在这两百年中，西方的造船和航海技术一日千里，中国的落后挨打就是这样层累的。可以说，康雍乾时代，清朝对于海洋发展的恐惧，对于海军建设的忽视，深层次心理都是对汉人发展的恐惧，是一种统治者有意为之的策略，也是军事战略中“重旗轻汉”的延伸。 

　　就是在康雍乾时代，西方的殖民扩展与海洋发展，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只要我们拉长历史观察时段，拓宽历史观察视野，清朝统治者为了一姓之私，为了统治阶级的狭隘利益，在更大的范围内，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无法弥补的灾难，这种灾难在军事斗争表现最为直接，最为明显。 

　　四、外交策略中“有脸无识” 

　　面子是中国人特别看中的东西，因为与之相连的是身份、地位和尊严。对于面子的理解，本身也反映了个人，乃至国家的认识水平。该书特别讨论康雍乾时代的外交策略，对于其“有脸无识”，盲目虚荣的无知自大的外交策略给予了揭露。 

　　事实上，在近代鸦片战争中惨遭侵略之前，清朝跟西方的外交也不是完全封闭，只是一些重要机遇被无端放弃。《问责》选取了1792年的马噶尔尼访华和1816年的阿美士德使团来华两件大事，分析清朝官员和帝王在接待外国使团中，最为看重是礼仪，是自己的虚荣，而不是试图了解对方的意愿，以及对方实际的势力和目的。无论是马噶尔尼还是阿美士德，中方官员都要求对方下跪，作为外交的基本条件，自然遭到了西方势力的拒绝，也造成了中西健康交往的延误。《问责》还观察到，即使是清朝真正落入到被西方殖民者痛打的时候，他们念念不完的还是条约文本中双方国王字眼的位置高下。当清朝已经耻辱到丧权辱国的境地，统治者最在乎的还是颜面何在？早知今日，又何必当初！ 

　　对于康雍乾时代的统治者的外交策略的反思，并不是刻意否定这种“皇家脸面”维护的必要性，而是要反思其对于整个世界的理解，以及与来访者的深入了解。如果来访者并非清朝统治者下无奈的安顺的子民，你又有何理由要求他跪地叩见呢？传教士的优秀，士人的优秀，都不应该只是清朝统治者自己豢养的对象，而是社会发展的核心力量。正是对自己特定狭隘利益的维护，乃至固守，也正是这种深层的老子天下第一的自大心理，才使得清朝失去了一次次走向世界，追赶西方的机会，最终造成了挨打的落后局面。 

　　余论  

　　平心而论，此书为王戎笙先生近九旬高龄的精心制作，诸多论点曾有阐述，如《清代前期历史中的几个问题》、《从承德避暑山庄看康雍乾三世的忧患意识》等。碍于精力、时间，许多重要问题未能深入，给人浮光掠影之感，如西方科学院和蒙学斋的比较等，诚为遗憾，但《问责》却是第一次整体性视角长时段观察康雍乾时代的另一面，着力展示其特定扼杀创新力量，阻碍社会发展的关键面相。其核心思想尤其值得时人重视，择要论之： 

　　一是立足中西互动的全球性大视野。《问责》在第一章不惜笔墨，阐述西方地理大发现的具体过程，意在梳理参考坐标，全面审视康雍乾时代的历史业绩。如果不从经济总量、文化水平等简单的社会面向出发，该书更关注启动和制约社会创新的关键要害，阐释清代科举及其教育文化政策的急功近利与短视。西方不仅是康雍乾时代发展的背景，更是无时不在的坐标，是整个全球观察体系的一部分。无论是西方中心还是中国中心，切实观察中西互动，才是了解和比较中西发展的起点所在。对于清朝的《四库全书》，该书特意提到几乎同时的法国《大百科全书》，中西知识体系的建构与稳定，跟时代的整体发现密切相关，而不仅是文本本身，更是社会政策、文化实践的产物。 

　　二是书写清代历史纵横捭阖的大手笔。《问责》以康雍乾时代的全景为研究对象，不限一城一池，而是提纲挈领，从社会创新动力的文化教育策略，到影响社会发展的科技管理，再到关系统治基本格局的军事战略，以及关系中西直接互动的外交战略，全方位地展示康雍乾时代不为人知，却关系甚大的另一面。作者秉承马克思主义的优良传统，在充分肯定康雍乾时代的发展业绩同时，从更为长时段的视角，观察其给后世带来的极为不利的影响。最为突出的是，作者十分珍视民间创新机制的发展，无论是民间士人的出路，还是民间科技的发展，都因为清朝统治者的个人私欲，或是因为考虑特定的统治集团利益，最终或被阻断，或者扼杀。无论是火炮，还是造船技术，以及西方的科技，在康雍乾时代整整地几乎停滞两百年，这是中西发展史上何等遗憾的悲哀。 

　　三是聚焦关系中华民族长期发展的真问题。与当下史学碎片化的大潮相比，《问责》更愿意关注人们常论却不能深思的真问题。不管是火炮、造船还是西方科技在康雍乾时代的发展演变，都可以大书特书。即使是康熙帝与西学的关系，以及西学在康雍乾时代的发展，都是极为值得思考的地方。但是，该书将更多的精力聚焦于影响时代发展的核心要素与关键力量上。不管是科技还是教育，背后都是政治因素的笼罩，尤其是清朝专制统治的控制。如果不看到这一点，就无法理解西方的科技只能在清朝的宫廷内开花，更无法了解清朝民间造船的停止，乃至民间科技创新活力的扼杀与消磨。无论是士人们披星戴月、呕心沥血的科场竞争，还是费尽心力，伤痕累累的官场内斗，中华民族最为优秀的人士因为可恶的专制统治，多少才华精力最终白白消耗，换来的只是近代中国挨打落后的局面，这才是历史思考的最为动人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