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镜”的幻像：一个晚清故事的知识考古
鱼宏亮
《光明日报》（史学版）2013.1.9
在中国工作、生活将近60年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在《花甲忆记：一位美国传教士眼中的晚清帝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一书中讲了一个离奇而又发人深省的故事：1816年，英国使团来华，英王送给嘉庆皇帝的礼品中有一只威力巨大的凸透镜。使团甫离京师，清廷即急召朝臣会商对策。众大臣均认定此魔镜是可使英邦君主窥视清宫内廷的一只魔眼，遂决议将其打碎埋入土中。丁氏随后说：这个故事可能是真的，尽管我还没能证实。
尽管丁韪良谨慎地说没得到证实，但这个“魔镜”的故事，却在中西方社会中流传甚广，甚至许多人都以此来作为清朝统治集团愚昧无知、腐朽不堪的例证。从历史事实来看，对这个故事进行证伪并不难，而围绕其产生的历史背景和观念模式，却有许多值得思考的东西。
近代之前，英国先后共有三次派出使团出访中国，且都在乔治三世（1760-1820在位）任期。第一次是在1787年，那时的航海条件还很落后，由于风暴和疾病的肆虐，使团被迫于中途返航。第二次就是以马戛尔尼勋爵为正使的著名访问，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8月，使团顺利抵达中国并觐见乾隆皇帝。其所提请允许英国派遣贸易代表居住中国管理中英贸易等要求，为乾隆皇帝所拒绝。其后由于跪拜礼仪的矛盾，使团于9月初被遣回国。1816年（嘉庆二十一年）到达中国的使团，是英王乔治三世第三次派遣出使中国的使团，以阿美士德（Lord Amherst，清朝官方译为罗尔美都）为正使。
使团副使之一斯当东曾经随父作为马戛尔尼使团的成员面见乾隆皇帝。当时斯当东年仅十二岁，由于他机敏聪慧，并且会说汉语，得到乾隆皇帝称赞，并亲手解下一个随身佩戴的荷包送给他。当时，身为皇子的顒琰（即后来的嘉庆皇帝）亦在场，可以说双方对因为觐见礼仪的争执而引发的不快都有记忆。时过二十三年，斯当东对当年那场麻烦仍记忆犹新，怕牵扯到新的争论中去，因此将自己第一次来华时所用的名字多玛斯当东改为司当东。不过嘉庆皇帝依然注意到这个名字，命人查明此司当东是否就是当年随父来华之斯当东。在回答质疑时，斯当东只好编了一些谎话来加以掩饰（历史学家Alexander Pearson对此有论述）。可以看出，在这次觐见之前，已经埋下许多复杂的因素，觐见结果变得难以预测。
1816年6月（嘉庆二十一年），英国遣使抵达天津海口。清内阁拟仿照马戛尔尼使团的规格安排接待：七月初七觐见，初八正大光明殿赐宴颁赏，然后在圆明园的同乐园再次赐宴。初九向嘉庆辞行，并御赐游览颐和园的万寿山。十一日在太和门对英使臣及随员再次颁赏，然后赴礼部宴请。十二日遣返离京，从天津白河口出海返国。
这个日程表每个环节的内容和应该遵照的礼仪都有详细而严格的规定，作为当年的见证人，嘉庆皇帝认为仿照当年的礼仪既合理又合适。随即这个日程表和礼仪要求被发到接待官员处，要求英国使团最晚于初六日答复。
但是，嘉庆皇帝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在英国使团看来却难以接受。实际上，对于二十多年前马戛尔尼使团觐见乾隆皇帝这一事件，清朝与英国双方不仅存在着完全不同的记录，而且有着完全不同的解读。清朝将这次事件看作英王为乾隆皇帝祝寿、输诚入贡的表现，而英国则将其看作为一个全面侦查、了解中国并占有中国财富所进行的一次外交活动。台湾学者黄一农教授曾经发现出版于1893年的伦敦的一本诗集中有一首称赞马戛尔尼使华活动的长诗，其中写道：骄傲的中国，富饶的银矿。在Clive’s的伟大计划下，……她的财富将被掏空，成为帝国的供应。
诗中提到的Clive，是首个英国海外殖民地的建造者。可以看出，在乾隆皇帝沉浸在万国来朝的虚假繁荣背后，一个虎视眈眈的觊觎者已经开始接近中国。这两种认识的分歧，延续到1816年间的这场外交风波中，所以由于老问题而引起的新冲突也就变得易于理解和解释。
在觐见皇帝行三跪九叩礼的问题上，英国使团表示无法接受。迫于期限将近，中国的接待官员决定冒险带他们进京，并打算在路上继续进行说服。不幸的是，阿美士德不肯让步，而斯当东则诡称：“乾隆五十八年来时，所有礼节虽经目睹，实系年幼不记得”。这一局面一直僵持到北京。7月7日卯时，规定的觐见时刻，嘉庆皇帝已经到达大殿，而英国使臣依然不愿如仪行礼。吓坏了的接待大臣，无法收拾局面，只好向皇帝谎报说，英国正使因长途跋涉病倒，而两位副使则因为走得太急，装载官服的车子还落在半道，因此不能行礼。嘉庆皇帝非常恼怒，认为这些外夷十分无礼，下令立即遣送英国使团出京，使团所携贡品，一概退回。
至此，阿美士德使团的希望完全落空，一行人满怀失望与怨气，在沿途中国官员的看守下，从原路返回。但嘉庆皇帝很快就察觉了何世泰等接待官员捣的鬼，又觉得如此绝决地驱逐远道而来的外国使节有点说不过去，所以给自己找了个台阶，将何世泰等人痛骂一通撤职查办，并于第二天派人追到良乡，送去一道写给英王的谕旨：“尔国王恭顺之心，朕实鉴之”，“特将贡物内地理图画像、山水人像收纳，嘉尔诚心，即同全收。并赐尔国王白玉如意一柄、翡翠玉朝珠一盘、大荷包二对、小荷包八个，以示怀柔。……尔国王其辑和尔人民，慎固尔疆土，无间远迩，朕实嘉之。嗣后毋庸遣使远来，徒烦跋涉。但能倾心效顺，不必岁时来朝始称向化也。俾尔永遵，故兹敕谕。”（《清实录·嘉庆朝》二十一年七月）
嘉庆皇帝的谕旨中，详细地提到了对贡物的处理办法以及回赠礼品的清单。我们可以看出，这批“贡物”，清朝只象征性地收了地理图画像和山水人像两种，其余并无接纳。这是非常严肃的涉及到大清王朝威望的事件，因此无论是谕旨中的表述还是实际中的处置，都非常严格地遵照既定方针办事。而查前后朝议记录，也并无专门召开讨论贡品的会议的记录。这足以证明所谓“魔镜”一事，确为子虚乌有。
被嘉庆逐出北京而垂头丧气的阿美士德，出乎意料地接到了一份措辞温和的圣旨以及沿途款待的命令，这令他大惑不解。而“中国通”斯当东对此进行了这样的解释：这表现了嘉庆皇帝的追悔之意。事实上，也正是这个中国通，成为若干年后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有力游说者。从英国的角度来看，无论使团表面的结果多么糟糕，却仍达到了了解中国政府的管理与运作、侦查中国军事实力的目标。更为重要的是，他们通过与清朝高级官员的反复谈判，认清了清朝各级官员颟顸无知、自私贪婪的面目。所以，前后两次外交事件，清廷似乎扮演了主导者与胜利者的角色，但真正的结果，要在若干年后才能作出定论。
事实上，此次英国使团乘坐的战舰Alceste号装有40门大炮。当他们到达广州外洋时，由于风浪巨大，要求进入虎门海面避风，但未获准。于是怨气演变成愤怒，Alceste号右舷发射排炮轰击虎门要塞，要塞守卫一败涂地。为了不把事情闹大，总督蒋攸铦下令允许军舰进入内洋避风，但未敢把此消息上报朝廷。这一年离鸦片战争还有24年，有学者认为这实际上是近代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炮舰外交”的滥觞。（参见黄一农《印象与真相：清朝中英两国的觐礼之争》）
以上就是1816年英国阿美士德使团出使中国的大致过程。“魔镜”故事所依托的历史背景已经清楚。我们可以通过历史记载来否定这个故事的真实性。从更为广阔的背景来看，清初众多传教士服务于清政府，他们通过一些西方的先进器物来敲开宫廷和士大夫大门的策略，使得清朝的上层人士对望远镜、自鸣钟、西洋火炮等器械非常熟悉，宫廷造办处亦能仿造不少西洋器物。一个凸镜，对于嘉庆时期的朝廷来说，也不算稀奇东西。中国古代对于凸透镜也早有认识和应用。明末中国著名思想家方以智在《物理小识》一书有“空中取火法”一节，讲到：“琉璃有火齐之名，亦以其光取火也”，讲的就是利用玻璃凸透镜聚焦取火。现代考古也在汉晋墓葬中发掘出水晶平凸镜、扁圆凸透镜的实物。
以上事实充分说明从物质史的角度来讲，清朝宫廷发生这么一次关于魔镜的会议是不太可能的。但是，从观念史的角度来看，“魔镜”故事所传达的历史观念却值得仔细玩味。
丁韪良是美国基督教长老会的传教士，1850年起即被派往中国传教。他是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的翻译，协助起草过《天津条约》。他在国际法方面具有深厚的造诣，1864年他将美国哈佛大学国际法权威惠顿的《国际法原理》一书翻译成中文《万国公法》。在此后的几十年中，丁韪良总共翻译了四五十部关于法律、经济、军事、政治、教育的著作，并担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等职。相比起清初第一代天主教传教士，丁韪良是新教传教士中既拥有渊博的现代科学知识又对中国有着深入了解的政治家与知识分子。让我们感兴趣的是，这样一位学贯中西的大人物，如何会在其著作中记录如此无稽的一个故事呢？
每个历史事件都折射着一种观念。但观念与事件之间却往往并非直接对应、契合无间。丁韪良在《花甲忆记》中说：“我与清朝官场打了四十年的交道，熟识各个等级的文武官员，从衙门小吏到王公大臣。”他目睹了中国从鸦片战争起的悲惨局面到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等自强救国行动。作为中国近代向现代转型的艰难过程中一个直接参与者与推动者，他对中国怀有同情与善意，同时对这个过程中清朝最高统治集团的愚昧无知与腐朽堕落有深刻的感受与体会。这从他讲的一个故事能够清晰感知：1870年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被派往法国为天津教案向法国政府道歉。在巴黎，他被安排参观法国人引以为傲的巨大的下水道工程，他从一端进入，从另一端出来，看到出口地上是一个熙熙攘攘的广场。崇厚坚持认为在他参观下水道期间，有无数法国人的脚踩在他的头上，这是法国政府刻意安排的对他的羞辱。而事实上，法国政府当时为了炫耀自己的城市建设，只安排各国皇室的贵宾参观此工程。同一天还有两位来自巴西的王子也同样进入下水道进行了参观。（《花甲忆记》第258页）
因此，作为一个在中国生活超过一个甲子，在其晚年的回忆录中，记载下这个传闻来的故事，其挖苦、嘲讽与谴责的用意要高于历史记录的用意。乾隆和嘉庆们对世界格局发生的深刻变化一无所知，甚至到了十九世纪末期，宫廷还沉浸在天朝上国的迷梦之中，这才是丁韪良无法忘怀这个子虚乌有的故事的真实原因。“魔镜”的故事是虚幻的，但它所折射出的观念与心态却真真实实地贯穿于晚清的官场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