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历史照亮未来
——甲午战争120周年祭
鱼宏亮
《红旗文稿》2014.12.12
一、两种制度的较量
西人曰，战争是政治的延续。什么样的政治，决定什么样的战争。120年后，我们再来观察甲午战争，对于期间所涉及的武器、装备、技术、战术等等具体因素，已经淡出了我们的视野。历史的进程为我们提供了以长时段和全局的视角来观照这一东亚近代史上最为剧烈的一场战争，在意识形态、地缘政治、长效后果、国际局势种种因素的综合考量下来反观甲午战争及其深远影响，正是历史所能给予我们的最宝贵的教益。
日本明治维新后改革官制，先是设立教部、宫内、外务、民部、大藏、兵部、刑部七省，四年后废除兵部，增设陆军、海军两省，标志着军队建设的急剧扩大。1878年，日本设立参谋本部，直接隶属于天皇，内阁无权干涉参谋本部的用兵、作战事务。在此后的不到15年中，日本四次改革兵役制度，为建立全民总动员式的总体战军事体制奠定了制度基础。
从1874年向英国订购扶桑、金刚、比睿三艘军舰，开始了海军建设之路始，到甲午战前，日本建成拥有大小军舰31艘、鱼雷快艇37艘，总排水量在59000多吨的大规模近代海军。日本周边海岸划分为5个海军区，建立了完整的海疆体系。在这个过程中，日本举全国之力增加军费支持军备扩张，到1892年军费预算占到了全国预算的40%以上。除此之外，还多次发行海军公债，号召全国各级官员将薪俸的10%捐出。天皇睦仁多次下诏节省宫廷开支，甲午前一年下诏每年从皇室开支中节约30万元划拨海军。
至此，日本已经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所有方面，完成了向一个全面武装的现代军国主义军事强国的转变，使“开拓万里波涛、耀皇威于海外”、“兼六合掩八纮”的扩张目标具备了坚实的条件。
而就在同一时期，反观清朝的海军建设却一步三折，步履艰难。中国拥有漫长的海岸线和广阔的领海，列强入侵都是从海上而来。但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30年间，除了魏源等少数有识之士的无力的呼吁外，中国从未在海军方面有所建树。1874年日本侵入台湾、次年入侵朝鲜，迫使朝鲜签订《江华条约》脱离中国藩属，当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才决心建议朝廷发展海军。朝廷接受对英国海军有所了解的驻英公使薛福成的建议，决定建立北洋、南洋、闽粤三支海军，分别守护黄海直隶、东海江南、南海广东，实际上分为三个海军防区。从1875年委托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赴英订购第一批军舰起，到1889年，北洋舰队共拥有舰船25艘，排水量45000吨，其中最重要的主力战舰是建造于1881年从德国订购的定远舰和镇远舰。根据当时世界海军年鉴的统计，清朝的海军力量排名世界第八。
19世纪末期正处于第二次工业革命急速发展时期，技术革命日新月异。而清朝的海军建设则由于经费一再被克扣甚至停发而被迫终止，1889年以后海军再未添造新舰。中国海军的舰艇无论从航速还是火炮威力上，都落后于同期的世界海军。1892年英国阿姆斯特朗造船厂设计建造的当时最先进的航速达23海里、排水量达4000吨、装备强大火力的巡洋舰完成下水，日本第一时间完成购买，命名为吉野号，成为日军旗舰，从装备上全面超越清朝，占据了火器的主动。
科学与技术虽然对社会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技术从来不会孤立地发挥作用，技术从来都依附于特定的人及社会组织系统。一场战争的成败固然可以归因于某一单一因素主导，但中国社会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长达半个世纪的曲折顿挫，其深层原因是对人和制度的拷问。
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事件，不仅促使清朝下决心建立海军，也促使清朝向日本派驻外交公使。从1877—1894年甲午战争前，中国共向日本派驻六任公使。其中第二任公使黎庶昌在1881—1990年间两次出使日本，这一时期正是日本扩军备战最重要的时期。黎庶昌及其随员姚文栋等人对日本的政治、经济、军事进行了详尽的考察，向总理衙门和李鸿章递交有重要报告。其中特别对日本从天皇到政府大力支持建设海军、日本海军军舰的数量有详细的汇报，准确预言了日本的战略动向。第三任公使徐承祖于1884年抵达日本。第二年，他通过极为隐秘的渠道获取了日本内阁会议的重大情报。正是通过此次会议日本定下了十年后对华用兵的战略决策。会议讨论了征服朝鲜和中国的问题，最后决定等待日本军费充裕后看中国情形再行办理，“惟现时则不可妄动”。这个报告由伊藤博文汇报给天皇，这也正是日本开始大力节约经费建设海军的开始。
对于日本扩张战略的认识反映到清朝的中枢决策机构后，并未引起当局充分的重视。以慈禧太后为中心的政治势力并不会从长远的战略来考虑政策与措施，他们更重视眼前的利益和危机。原定每年400万两的海军建设军费，经过层层克扣到达北洋海军手中时只剩下不到120万两。并且1889年后干脆就停止了拨款。所以当1894年日本按照十年前定下的方针放手一搏的时候，中国的最高决策层却显得惊慌失措，这正印证了伊藤博文的预言：又睡觉矣。
反观日本，从官方到民间，甲午战前形成了对中国侦探、考察的大潮。日本参谋本部有计划地派出各种间谍小组前往中国获取情报。被称为“中国通”的荒尾精等人，以汉口“乐善堂”药店为掩护，四处建立分支机构，在上海建立的情报机构日清贸易研究所，培养了大批对华间谍。其中，宗方小太郎等人潜往天津、威海等地，获取了中国海军船只、火炮、兵员等机密情报，回国受到天皇的接见与嘉奖。对华情报工作汇总而成的《日清贸易全书》达到2300多页，大大地鼓舞了日本侵华的信心。
处于战争前夜的中日两国，其决策体系的差别如此巨大，战争的后果不是显而易见的吗！
从1894年7月25日日本偷袭中国运兵船导致700多名中国水兵牺牲，到8月1日中日两国正式宣战，到1895年2月11日（正月十七日）威海卫军港被日军围攻，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刘步蟾等多位高级将领殉国，期间经历陆战、海战多场，清朝海陆军在极其不利的条件下奋勇反击，其勇气与壮烈连外国雇员和记者都为之动容。出身于福州船政学堂一期、担任各主要舰艇舰长（管带）的十四位海军军官，有一半以上为国殉难。但是，战争甫一结束，清廷一边在谈判和约的具体内容，另一边则将失败的责任推到指挥官兵的身上，甚至开始调查丁汝昌等将领莫须有的“通敌投降”的责任。一周后的《纽约时报》报道了《三名清国海军将领自杀殉国》的消息：“在战争中他们表现出了比他们的同胞更加坚贞的爱国精神和高尚的民族气节，他们值得大清国的人民引以为傲。他们向世人展示出：在四万万清国人中，至少有三个人认为世界上还有一些别的什么东西要比自己的生命更宝贵。这种表现难能可贵，因为大清国官员的一贯的行为准则就是：为了金钱可以出卖国家，同时保证自己不受伤害。”（《纽约时报》1895年2月19日）
实际上，战争即将开始之初，日本海军司令伊东佑亨中将通过一艘英国舰船将一封书信带给与他有着深厚交谊的老朋友丁汝昌。这封信写道：“今日之事，国事也，非私仇也……前三十载，我日本之国事，遭若何等之辛酸，厥能免于垂危者，度阁下之所深悉也。当此之时，我国实以急去旧治，因时制宜，更张新政，以为国可存立之一大要图。今贵国亦不可不以去旧谋新为当务之急，亟从更张，苟其遵之，则国可相安；不然，岂能免于败亡之数乎？”信中历数清朝种种腐朽不堪，自言出于个人友谊，不希望丁汝昌在这无谓的一战中同归于尽。希望他能来日本寄居，等待着清朝“维新之时”的召唤再为国效力。丁汝昌拒绝了邀请，临死前命部下回信，只要求伊东佑亨攻入军港后不要伤害士兵和无辜的人民。伊东佑亨这封书信言辞恳切，对清朝政府的批评尖锐深刻。甲午战后，许多致力于改革维新的中国士大夫都为这封信所感动，也增加了自强维新的决心。
根据日本报纸《朝日新闻》1895年9月29日的报道，日本政府责成桥本清氏、中村新助氏、小野隆太郎氏三家公司将沉没在威海卫军港的定远号、靖远号、来远号打捞解体拖回日本，晚清以来一代志士仁人梦想的巡弋于海洋之上的海军之梦就此烟消云散。
二、变革时代的来临
甲午战争及《马关条约》对于中国来说是一场众所周知的深重灾难。但是，其深远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当初发动战争的日本和在一旁推波助澜的列强甚至疲于应付的清朝自己的想象。
甲午战前的几十年，中国虽然在与列强的交涉中屡次惨败，各项国家利益和主权损失严重，清朝也在亦步亦趋地进行着有限度的调整和改变，但是整个社会在看待列强及其所带来的坚船利炮、科学工艺等事物上，依然存在着一种强烈的文化与道德优越感。士大夫精英阶层认为西方列强贪婪地四处掠夺并且屡屡得逞，既无正当性也无合理性。中国的礼仪道德依然是超越列强“以强凌弱、以众暴寡”的强盗逻辑的大经大法，中国仍然是世界的道德中心。中国的失败只是统治阶层不习时务，缺乏经世致用精神而导致。只要引进并学习西方的火炮与军舰、工艺与技术，清朝即可与列强抗衡。中国近代的洋务运动，正是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展开的。1840年9月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当直隶总督琦善受英国远征军司令璞鼎查之邀登上英军军舰谈判时，正好有一队英国海军学院实习生在舰队上。看着这些军容整齐、雄姿英发的年轻军官们的队列，琦善叹息道：这么年轻英俊的年轻人，怎么不去读书做官呢。这固然反映出统治阶层官本位思想的根深蒂固，但也反映出中国道德性思维与西方工具理性思维的巨大差异。
更为深层的是，中国曾经是东亚大多数国家的宗主国，因此面对列强的残酷侵略，也承担了最为沉重的责任。列强的所有注意力都被吸引到中国，这为日本等国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条件。历史学家肯尼斯·汉歇尔深刻地指出：“日本幸运地被允许以自己的步调、自己的方式向外国学习。19世纪的西方列强对殖民日本不真正感兴趣。他们在其他地方有较好的选择——古老的中华世界。”
但是，甲午一战，彻底摧毁了中国士大夫的这种道德与制度自信。同为东亚儒学化国家，也具有相同的被侵略的经历且向来被认为勤于从中国文化中汲取滋养的东亚邻邦，在全面采用西方制度之后，只用了短短30年不到的时间就一举打败了这个千年帝国，以至于人民涂炭，领土割裂，其震撼不可谓不大，其痛心不可谓不烈。从此，中国社会中维新变法、革命思潮才开始浸润蔓延，并最终成为凝聚人民的社会共识。此后的公车上书、戊戌维新、宪政改革、辛亥革命才得以成为中国社会运动的大潮，保守、腐朽、堕落的统治集团才逐渐开始瓦解，社会价值的导向才开始以变革为进步、以大众为主体，以皇权为代表的专制制度成为社会公认的“恶”。20世纪中国革命也由此拉开序幕。
1817年，被囚禁在圣赫勒拿岛的法兰西帝国皇帝拿破仑迎来了一位刚从中国回来的访客，这就是英国派往中国的第二任使臣阿美士德勋爵。拿破仑直率地告诉阿美士德应当遵守中国皇帝要求的礼节，对于英国用武力打开中国商业之门的打算进行严厉的批评：“要同这个幅员广大、物产丰富的帝国作战将是世界上最大的蠢事。可能你们开始会成功，你们会夺去他们的船只，破坏他们的商业。但你们也会让他们明白自己的力量。然后建造船只，用火炮把他们装备起来，然后把你们战败。中国是一只沉睡的狮子，当他觉醒时，世界也将为之震撼。”
只是，由于中国这头雄狮过长地被操纵于一个腐朽而落后的统治集团手中，因而他醒来的过程注定充满曲折磨难。
对于日本来说甲午一战有着更加深远的影响。如果说战胜大清只拿到了列强俱乐部的敲门砖的话，那他决心对西方列强中的一员发起挑战，以证明自己具有登堂入室的资格。1904—1905年，日本一举战胜了传统西方强国俄国，正式证明了自己的列强地位。至此，它占领了中国的东北、台湾，从俄国手中获得库页岛南部，并吞并了朝鲜，日本在两年间对朝鲜人民的反抗进行了1450次镇压，国际社会从未对日本说过“不”字。这部赤裸裸的扩张史取得“辉煌”成功的背后，再次证明公理与强权只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强权即公理的逻辑，完全契合了明治以来日本的国家意识形态。公理为强权服务，成为公然的国际准则。
然而，这个膨胀的怪物，也在制造扭曲的人格。全盘西化所制造的冷酷的自我中心主义，也制造了一代精神与人格完全扭曲的人民。1909年，日本著名作家夏目漱石出版了《以后》一书，书中写道：“看看日本，它试图挤进列强行列之中。它像一只想长成母牛一样大的青蛙。当然，不久它会破裂。这斗争影响你、我以及每一个人。由于跟西方国家竞争的压力，日本人没时间放轻松……他们只想到自己与他们眼前的需要。看看日本全国，你不会看到充满希望的地方，到处都是黑暗。”
在这个充斥着弱肉强食的怪兽的世界中，没有人是永远的霸主，也没有谁能够保持长久安全。历史进入了20世纪，欧洲各国基本上都成为了民族国家，而老牌的民族国家都已经存在了一个多世纪。民族国家的价值边界以及双重标准，必然导致国家之间弱肉强食的竞争关系。而双重标准并不能保证这个“民族国家俱乐部”之间的安全，随着殖民地被瓜分殆尽以及革命风暴的风起云涌，俱乐部会员之间的强弱关系每时每刻都在改变，民族国家之间兵戎相见就成为不可避免。两次世界大战在相隔十几年间发生，第一次世界大战伤亡人数3000万以上，第二次世界大战总伤亡达到了6000万。而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以日本全面侵入中国而揭开帷幕的，在导致了中国人民近1800万伤亡后，以两颗原子弹的轰炸而终于停止了其侵略机器的转动。
没有人能够解释这种极度癫狂如何发生。1909年美国记者诺曼·安吉尔出版了畅销书《大幻觉》，书中认为在当前如此紧密的世界经济结构下，战争不仅不会给任何人带来任何利益，反而会毁掉所有人。那些试图通过发动战争而获取暴利的想法，只是政客们的幻觉。当时众多的银行家和经济学家也认为，就算一场巨大的战争发生，也不会持续太久，因为没人能为之买单（玛格丽特·麦克米兰）。但是这种美好的愿望不到5年就真的成为一个大大的幻觉。
就在甲午战争过去120周年之际，2014年7月1日，日本国会通过了所谓“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决议。历史地来看，这标志着东亚政治领域发生重大变化。由于中国经济的世界性崛起，这个与中日关系有着密切关系的变化，因此也将具有世界性意义。在全世界都已经厌倦了民族国家间互相倾轧、弱肉强食的旧式国际关系，从而都在积极思考、寻求变革、塑造新型的面向人类福祉的未来的新型政治体制与国际体制的今天，日本及其盟国的每一个举动，都将在世界历史上记下浓重的一笔。这一笔，无论对中国还是日本，抑或世界，都将发生重大影响。
中国有句古话： “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近代以来人类历史的发展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但当人类的智慧和理性被用来创造互相毁灭与奴役的手段达到巅峰之时，也正是我们反思现代制度与现代“文明”的开始。“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中国已经走出了固步自封的时代，变革将成为中国的主题。在改革中创造新的政治文化与国际秩序，共同创建东亚地区互相依存而非恶性竞争、更具人文精神而非工具理性的共同家园，也将成为世界各大政治实体所聚焦的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