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清史研究主要特点及简述
（李娜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室 100732）
2017年的清史研究呈现蓬勃的发展势头，依然是高产的局面。本文首先介绍2017年清史研究的热点问题和主要特点、重要著作，其次就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学术与思想文化、环境与自然景观五个主题分别进行简要论述。
一、
2017清史研究的热点问题和主要特点：
（一）、以全球史的视野进行清史研究。
本年度的清史研究与国家“一带一路”政策相呼应，全球史的相关问题成为清史研究的热点问题。鱼宏亮在《超越与重构：亚欧大陆和海洋秩序的变迁》（《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2）中认为西方近代以来的大航海和地理大发现，使建立在海洋体系之上的现代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得以形成。但当今全球发展失衡等问题使世界秩序面临新变革。中国 “一带一路”计划的提出，将推动新的历史时期亚、欧、非大陆体系的重建，并因此而酝酿一个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的诞生。此方面的代表论文还有刘文鹏《论全球史观下的“满洲殖民主义”》；夏继果的《全球史的研究方法 》等。
（二）、“新清史”的争论依然存在，但热度稍减。传统文化复兴，多种文献、文书应用到清史研究中。
刘文鹏《回到国家建构——对清代历史研究中帝国主义路径的再分析》（《史学理论研究》2017.2），其认为“满洲殖民主义”作为新清史的主要理论来源之一，是濮德培等人将西方帝国主义理论运用到清朝历史解释上的一个结果，在史实和逻辑上都存在着严重缺陷，有着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作者认为在批判满洲殖民主义的同时,更应该注重回到国家构建的视角和路径，纠正我们以往研究中的思维误区，推进对清朝政治史的整体性、历时性研究。
多种文书、文献资料被发掘并应用到清史研究中。有关清代市场、交易和产权等方面的研究广泛使用文书资料。冯定雄《土地买卖与海岛社会——基于清代舟山展茅史家宗族契约文书的考察》（《档案学研究》2017.3）新发现的舟山展茅史氏家族土地买卖契约，集中反映了康、雍、乾三朝展茅的社会状况，反映出当地居民的主要生活依赖是田地和农业,反映出舟山居民的农业生活特征。胡英泽《清代苏州鱼鳞册中的业佃并录考释》（《中国史研究》2017.1）文中 对道光年间鱼鳞册地权流动的考察表明，业户、佃户共同记载的田块并不能体现出田面田的特点。这一时期，苏州地区显示出租佃关系相对固定化的趋向。杜树海《土地权与人身权：清代广西土司地区土地文书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2017.2）作者认为有清一代，土民通过改变役田性质减轻劳役，逐渐掌握了役田的完整产权。清末民初，役田的劳役解除最终完成。土地权与人身权相辅相成的现象可以丰富中国契约、地权研究的总体理论。马勇虎、李琳琦《清代祁门县王鼎盛户实征册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2017.2）文中这批实征册展示出清代乡村地权分配的实际形态，反映乡村经济结构的变迁，揭示了土地买卖周期与土地市场供求、诸子均分与土地流向的关系。邓亦兵《清代前期京城市场上的双轨制》（《中国经济史研究》2017.1）指出清代前期(1644-1840)京城市场的住房和粮食供给制度的实质是政府和市场共同配置资源的双轨制，并对此双轨制产生的根源、优劣、相互间的矛盾以及政府理念与实践进行阐述。张利民《从旅津晋商碑刻看清代天津集散中心地位的形成》（《史林》2017.4）晋商认为随着天津集散能力的增强，其经营范围和规模逐渐扩展。但天津开埠通商后,旅津晋商显现应变力不足影响了其在天津的进一步发展。
其他方面的专题研究还有杨志芳《清代、民国云南买卖契约中“第三方群体”研究》（《思想战线》2017.5）以中人为代表的契约"第三方群体"的广泛存在与当时云南的社会结构、本土文化传统,以及法制传统密不可分。刘正刚、杨宪钊《清代闽东契约与乡村女性地位研究》（《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1）使用新发现的清代闽东契约研究认为乡村社会女性地位并非想象的那么低下。吕振纲《从朝贡文书看清代的朝贡体系——兼评何新华<清代朝贡文书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17.1）介绍何新华先生的新著《清代朝贡文书研究》认为该书史料翔实而丰富。全书共收集了532件朝贡文书,涵盖了清朝与当时世界上的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之间的各种文书。
（三）、清史研究更加注重跨学科方法的运用，例如地理信息系统（GIS）的空间计量方法应用更广泛。量化研究不局限于经济史、灾害史等，在政治史、文化史等研究领域也有用武之地。更多学者关注大数据对清史研究的影响、思考和应用。
相关论文有阮建青、李垚《自然灾害与市场演进——基于18世纪清代粮食市场的研究》（《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2）文中利用清代“宫中粮价清单”中1746—1795年中国主要粮食月度价格数据以及中国历史灾害记录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自然灾害对市场一体化存在显著正向影响。龚胜生、李孜沫《清代山西地区疫灾时空分布研究》（《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17.6）文中运用疫灾计量指标和GIS空间分析方法，探讨了清代（1644-1911）山西地区的疫灾地理规律。张连银《清代甘肃的粮食流通与市场整合（1796—1911）》（《求索》2017.1）文中认为清代甘肃区域性的粮食市场已经形成，粮食市场的整合度有限，地理环境、灾变、仓储、粮食种类都是制约市场整合的因素。余开亮《清代粮价的空间溢出效应及其演变研究（1738—1820）》（《中国经济史研究》2017） 该文采用基于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简称GIS）的空间计量方法对清代粮价的空间溢出效应及其空间分布模式的演变进行时空分析。文中认为地理距离是价格空间溢出效应的决定性因素，自然灾害和社会动荡均对粮价分布格局造成影响，且社会动荡的影响更为直接而深远。政治史方面论文也使用数据进行论证。云妍《从数据统计再论清代的抄家》（《清史研究》2017.3）通过对清代中央档案中两千起抄家案例进行研究，认为在时间分布上以雍、乾、光三朝频次最高。研究发现官员抄家，更多是皇帝个人意志、偏好与抉择的结果。
大数据与史学研究也有多篇论文进行关注。陈争平《大数据时代与经济史计量研究 》；郭辉《大数据时代史学研究的趋势与反思》； 顾晓伟《大数据时代史学的人文关怀》；张剑《清代科举文人官年现象及其规律》等。
（四）、多语种文本资料，如满、蒙、藏、俄等文字记载为清史研究提供新角度和新依据。
祁美琴《从清代满蒙文档案看“非汉”群体的中国观》（《清史研究》2017.4）利用清代满蒙文档案文献中的有关汉（尼堪）、中国（清朝）、皇帝（汗）等概念的记载、表述，探讨此类“表述”背后所体现出的满蒙藏各族以及俄罗斯、中亚等国家和地区对清朝国家属性的认知。解读结果表明，“他者”的视角和观点，与学者们根据汉文官方文献所得出的中国观并无二致。孙文杰《从满文寄信档看“高朴盗玉案”对清代新疆吏治的影响》（《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1）文中认为“高朴盗玉案”的处置及善后措施奠定了清代新疆吏治管理的基本模式，甚至对清廷在天山南路的综合管理范式形成也有重大影响。
二、
2017年出版的主要清史著作：
（一）、档案资料的整理与出版：《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马毓林《鸿泥杂志点校与研究 》；李鸿章、黄彭年《光绪·畿辅通志》；《江苏历代方志全书:苏州府部》；《江苏历代方志全书:江宁府部》；《江苏历代方志全书:省部》；《遂宁县志（康熙二十九年本校注）》；《北湖小志北湖续志北湖续志补遗》；吉辰《清日战争实记》；张西平《交错的文化史:早期传教士汉学研究史稿》；张乃清《上海市闵行区碑刻资料集》等。
（二）、国内出版或再版值得关注的著作：陈祖武《清代学者象传校补》；李立民《<清朝续文献通考•经籍考>研究》；吴四伍《清代仓储的经营绩效考察》；刘铮云《档案中的历史（清代政治与社会）》；安东强《清代学政规制与皇权体制 》；邱澎生、陈熙远《明清法律运作中的权力与文化 》；王元周、徐鹏《近代中国:地域秩序与社会变迁》；巫仁恕《优游坊厢:明清江南城市的休闲消费与空间变迁》；方祖猷《晚清女权史》；王翔《晚清丝绸业史》；张勇《梁启超与晚清“今文学”运动:以梁著清学史三种为中心的研究》；彭蕙《明清时期澳门黑人问题研究》；肖雄《明清云南书院与边疆文化教育发展研究》；王振忠《社会历史与人文地理:王振忠自选集》；付海晏、徐剑《大数据与中国历史研究（第1辑）》；刘开军《晚清史学批评研究 》；韩荣钧《黄葆年与太谷学派研究》；陈瑶《籴粜之局:清代湘潭的米谷贸易与地方社会》；孔祥吉《惊雷十年梦未醒:档案中的晚清史事与人物》；陈跃《清代东北地区生态环境变迁研究》；森正夫《 “地域社会”视野下的明清史研究:以江南和福建为中心》；孟森《清朝历史的教训》；赵云田《大清帝国的得与失:乾隆出巡记》；屈广燕《文化传输与海上交往:元明清时期浙江与朝鲜半岛的历史联系》；朱永杰《清代满城历史地理研究》；邹立波《明清时期嘉绒藏族土司关系研究》；李潇云《清代云南诗学研究》；徐国利《徽州社会文化史研究》；王卫平《清代江南地区慈善事业系谱研究》；梁其姿《变中谋稳:明清至近代的启蒙教育与施善济贫》；孟凡胜《徽州水利社会研究--以新安江流域为中心》；冯艳《明清散曲与歌谣时调互动研究》等。
（三）、国外多部经典著作再版或中译本首版：【法】费尔南•布罗代尔《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三卷）；【英】高志《澳门与英国人（1637～1842）：香港的前奏》；【美】柏理安《东方之旅(1579-1724耶稣会传教团在中国》；【美】彭慕兰《腹地的构建:华北内地的国家、社会和经济（1853—1937）》对清末民初1853—1937年间，华北内地的社会、经济和生态变迁及其原因进行探索；【英】阿拉斯泰尔•兰姆著《中印涉藏关系史（1904~1914）——以“麦克马洪线”问题为中心》从中英关系的角度来考察“西藏问题”，驳斥了印度所谓继承英帝国遗产的论点，对中印边界冲突等敏感问题展开较为客观的研究和分析；第二本《中印涉藏关系史（1914～1950）：以英帝国外交史为中心》通过分析英帝国的外交政策，从中英关系的角度考察“西藏问题”，为读者提供了英国政府看待“西藏问题”的历史渊源和视角。【美】白彬菊《君主与大臣：清中期的军机处（1723-1820）》等。
三、
（一）、2017年政治史的研究选题广泛，但传统政治制度与文化、政治制度运行与成效方面依然是热点。法制史关于律例、具体案例的研究成果颇丰。边政与边疆治理方面，研究角度新颖。
政治活动与事件：王开玺《圆明园为中国奸民焚掠说辨析》（《北京社会科学》2017.8）认为所谓圆明园为中国奸民焚掠的说法是错误的，必须厘清事实，以正视听。王宏斌《清代前期台湾内外洋划分与水师辖区——中国对钓鱼岛的管辖权补证》（《军事历史研究》2017.3） 清代前期福建台湾府严格划分了内洋与外洋，建立比较严格的巡逻会哨制度。文中指出台湾南面与北面诸岛包括钓鱼台等岛屿及其所在洋面是清代环台湾海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被纳入清军水师巡哨、管控范围。此外政治史方面的论文还有杨珍《康熙五十三年噶礼获罪原因再探》；杨海英《明清鼎革视域下的“世子之死”》；《明清易代之际的东征游击张应种及其家族》；李娜《清代南书房研究30年》等。
政治制度与文化：姚敏《清代功牌制度考论》（《清史研究》2017.2）文中对清代功牌的等次、式样、授予对象、颁赏权、优待等方面进行论述。孔勇《清代皇帝祭孔与衍圣公陪祀之制初探》（《历史档案》2017.1）一文认为清代承袭历代祭孔礼制,在仪典、规制等方面逐渐完备和提升。清廷以此宣示礼奉先师、崇儒重道的治国理念。黄丽君《清代内务府的包衣荫生》（《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1）指出清代内务府包衣适用荫叙制度时有着诸多客观条件的限制，这是清代少有包衣大员援以入仕的原因。
制度运行与成效：刘铮云《具题与折奏之间:从“改题为奏”看清代奏折制度的发展》（《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2）文中认为清代公文书初分题本与奏本二种，乾隆朝以后,经由改题为奏的提出，奏折与题本一样具有公文书的性质。我们今日所认知的例行公事用题本，重要公事用奏折，其实是这个改题为奏过程的结果。吴佩林、万海荞《清代任官中的“署理”运用》（《历史档案》2017.1）署理原本运用于两任官员交替和一任官员任内的出缺代理，后署理逐渐成为一种重要的任官方式。但是署理没有严格的制度规范与运作程序，在实践中存在的弊端加剧了清代的吏治腐败和任官制度的紊乱。刘炳涛《清代雨泽奏报制度》（《历史档案》2017.2）文中分别就雨泽奏报的两种形式——经常奏报和不规则奏报进行讨论。 裴丹青《清代省友、司院书吏与州县省事》（《清史研究》2017.3）认为 清代省友与司、院书吏在利益驱动下对州县省务的不规范运作,有促进上下级行政机构有效沟通、提高地方衙门行政效率。李稳稳《清代甘肃循化厅乡约职能探析》（《历史档案》2017.3）清代甘肃循化厅的乡约制度具有与内地社会迥异的特色，循化厅乡约的职能分担了县级行政在基层社会的部分职责与权力。中国传统国家权力的延伸触角，突破了“国权不下县”的传统。
外交与中外关系：陈国保《“驰驱臣分敢言劳,事济功成皆国庆”——清代越南入华使臣的考察》（《清史研究》2017.3）清代中越宗藩关系确立以后,在对清朝贡的实际运作中，越南遣使如清形成了一套系统规范的选拔和管理制度。中外关系方面的论文还有李华川《“大西洋文士”与中国士大夫的交往》等。
关于律例的研究：陈灵海在《<大清会典>与清代“典例”法律体系》（《中外法学》2017年2期）认为清代 “典例”法律体系中，《会典》是纲，律例是目。“律例”体系只是“典例”体系中的刑法部分，不足以全面概括清代法律体系的特征。栗铭徽《清代法律位阶关系新论——以<大清律例>和<户部则例>的关系为例》（《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7.3）认为《大清律例》与包括《户部则例》在内的部门则例均是具有重要实用功能的基本法典。部门则例标志着清代法律体系已发展成为中国传统法制的完备形态。陈长宁《清代诉讼概念框架中的“民事刑事”》（《学术交流》2017.4）认为从“国进民退”视角看待清代州县诉讼，可展现具体社会实态下的法制运作，并形成着眼于社会整体的法史学研究式。
法律实践、具体案例：陈锐《清代的法律歌诀探究》（《现代法学》2017.1）认为清代法律歌诀的出现使得律学向着更简便、实用的方向发展,对法律知识的传播起到了很大推动作用。张晓霞《清代抱告制度在州县民事诉讼中的实践——以清代巴县档案为中心的考察》（《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4）文中对抱告的实际呈现状态、“老幼”的具体表现等问题等进行归纳和总结分析，进而对清代抱告之规定与实践有更加深刻的认识。
边政治理方面：陈跃《清代新疆和卓研究回顾与展望（《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1）文中认为自清代以来，国内外学界对清代新疆和卓问题研究取得丰硕成果。不足之处主要是研究群体过小，研究角度仍需深化，新公布档案资料需要利用。白京兰、张建江《多元族群与国家建构:清代回疆治理的问题与省思》（《西域研究》2017.3）以清代回疆治理为视角,就清代回疆于国家体系中的地位、地域文化等多方面展开多元族群背景下的国家建构问题的研究，指出清代回疆治理不乏成效，亦值得多族群关系与国家建设深鉴。武沐、易剑文《清代对于甘青土司法律层面的治理》（《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2）文中认为清代对于甘青土司法律层面治理的研究可从两方面入手，一是指法律条文的制定；二是指清代针对甘青土司的法律特点。张峰峰、武沐《清代新疆东布鲁特属部考》（《西域研究》2017.2）文章将东布鲁特诸部视为一个整体，集中分析了乾隆年间的相关界定，对其属部进行再考辨并简述东布鲁特松散联盟的产生和演变过程。秦和平《述论清代甘孜藏区的设治特点及演变状况》（《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7.2）文中指出清政府在甘孜藏区的设治特点及演变状况说明中央政府依据藏区实际、沿袭传统，因俗而治，分区管理。张振国《论清代“苗疆缺”的演变——以贵州省所属文官为中心》（《清史研究》2017.2）“苗疆缺”是清朝为加强边疆治理，在西南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设置的官缺。这是清代人事管理制度的重要内容,体现了朝廷对边疆地区的重视,对边疆统治产生了深远影响。
边疆经济：刘锦增《清代吐鲁番的屯田及其影响》（《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1）指出清前期，清政府在吐鲁番地区实行兵屯、回屯、民屯、犯屯、商屯。道光年间，清政府废兵屯，实行招民开垦。文中认为清代吐鲁番屯田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也造成了生态问题。同氏《清代回族在新疆的经济开发》（《回族研究》2017.1）和《回族在清代西宁府的经济开发》（《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2）关注了回族的边疆经济问题。
（二）、经济史研究方面，粮价、税收、盐政、仓储依然成果众多，但货币、资本市场与产业经济方面的研究也在逐步推进。
财政体制与政策：粮价问题依然是关注热点。吕长全、王玉茹《清代粮价奏报流程及其数据性质再探讨》（《近代史研究》2017.1）认为清代的粮价奏报有两粮价清单和粮价细册两种。该文对粮价清单中的府级粮价从空间和时间两方面进行讨论认为州县的粮价数据和该州县的市场中心地级别和其在粮食运销层级中的位置有一定关系。侯鹏《清代浙江顺庄法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2017.4）清代浙江州县的田赋催征模式最终发展到顺庄法全面推行，其控制手段则从原有里甲户名与田土转变为人户现实居住的村落。这套控制体系的整个形态因社会关系类型和聚落分布的差异呈现出极大的多样性。何富彩《税收体制改革的政治经济学——来自1685年至1820年清代各直省摊丁入亩的历史证据》（《南开经济研究》2017.4）指出摊丁入亩后的税收征收成本的节省以及耗羡归公给予地方政府的财政激励最终强化了地方政府在财政上的自主权。沈祯云《清代茶马贸易制度及其对汉藏关系的影响》（《敦煌学辑刊》2017.1）认为 清代茶马贸易由于清朝政府总体制度框架的约束与具体民族政策的影响，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汉藏民族交流。赵红军、陆佳杭、汪竹《美洲白银输入是否抬升了江南的米价？——来自清代松江府的经验证据》（《中国经济史研究》2017.4）文中发现中国银铜双本位的内部汇率体制发挥了应对国外经济冲击的正面作用，但同时也对国内物价水平的波动产生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财政管理和运行：黄国信《清代盐政的市场化倾向——兼论数据史料的文本解读》（《中国经济史研究》2017.4）认为清代各盐区的盐引分配,基本上与本盐区的市场容量吻合，这说明清代各盐区的盐引分配具有一定的市场导向性。朱雄、纪丽真《20世纪以来清代两淮盐业研究述评》（《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4）认为清代两淮盐业研究体现出重宏观、范围广、视角新、成果丰等特点。吴四伍《清代仓储的经营绩效考察》（《史学月刊》2017.5）通过对清代仓储运作情况的考察发现，无论常平仓，还是社仓，其经营理念始终局限在于粮食流通领域获取利润的模式。这种以仓养仓的经营模式,是传统仓储运作出现困境的重要因素。与仓储紧密相连的清代国家的治理水平和经济意识，也不应过分高估。庞润娟、穆崟臣《清代旗仓研究述评》（《农业考古》2017.3）该文对旗仓研究成果进行梳理，有助于推进该课题的深入展开。李著鹏《试析清代河东盐商》（《经济问题》2017.9）在清代河东盐区的盐商，是由负责组织生产的坐商和承当远途销售的运商组成。二者协作，保证了河东盐业经济的稳定；同时,双方相互制约，又妨碍了当地盐业经济的发展。
货币、资本市场：江晓成《清代的京债与地方吏治》（《清史研究》2017.1）文中认为清代京债的年利率以100%以上为常态，京债的高利率突出了京债的独特性。债官外任，迫于超高利息的债务造成了地方吏治的腐败。韩祥《被遮蔽的“钱赈”：清代灾赈中的货币流通初探》（《清史研究》2017.1）清代“钱赈”经历了一个由临时举措到固定惯例，再到成熟制度的演变过程。通过考察可知灾荒对清代城乡货币流通具有双重性影响。一方面会引发灾区钱荒危机；另一方面引发城乡金融资源的重新分配。石涛《清代东钱新考》（《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3）认为清代东钱这一称谓按时间顺序存在过短陌、钱票和铸币三种形式，以期为深入研究清代东北地区经济发展状况提供借鉴。
产业经济的发展和变化：马琦《清代滇铜产量研究:以奏销数据为中心》（《中国经济史研究》2017.3）该文推算出康熙六十年（1721）至咸丰三年（1853）共133年中119个年份的滇铜产量，并归纳不同发展阶段影响滇铜产量的具体因素。温春来《清代矿业中的“子厂”》（《学术研究》2017.4）认为清代国家下达的僵化定额与矿厂生产的波动形成了清代矿业中的一个结构性矛盾，最终妥协的结果是出现了辅助既定矿厂完成产量与税额的“子厂”。子厂的这一根本性质，决定了它与正厂之间不必有地理或矿脉上的邻近关系。 付永正、张文霞《清代东北旗人群体经营采煤业问题初探》（《中国社会经济史》2017.2）认为清代东北地区驻防旗人群体一直参与着本地的采煤业，文中对东北各地旗民开办煤窑的发展过程进行讨论。
中外贸易和经济交流：冯立军《清代中国与东南亚的鱼翅贸易》（《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2）文中认为奢靡之风和国人食补理念的扩散和深入，是清代鱼翅贸易迅猛增长的主要动因。邱捷《清代广东丝绸出口与“海上丝绸之路”》（《学术研究》2017.5）认为鸦片战争导致“海上丝绸之路”的结束并不符合客观事实。
（三）、社会史研究方面，宗族与地方社会、地方社会秩序方面的研究热度不减，普通民众的社会生活空间和日常生活引起重视。
中国本土宗教与信仰：林移刚《清代四川民间信仰的区域差异》（《四川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4）认为清代四川民间信仰的地域差异是四川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差异的一种适应性结果。
宗族与地方社会：姚春敏《清代山西杂姓村宗族祠堂、祖茔及庙宇建设——以碑刻、族谱、村志和田野调查为中心》（《南京社会科学》2017.4）认为各村较大宗族均有规模不一的祠堂，在村落空间布局上，祠堂一般分布在本姓聚集区，小型庙宇散布全村。惠清楼《清代宗族经济关系探略》（《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5）认为清代民众普遍与其所在的宗族存在的一定程度的经济依存关系，族人间通财意识明显较强，但对经济利益的计较也十分强烈。
地方社会秩序：周琼《天下同治与底层认可：清代流民的收容与管理——兼论云南栖流所的设置及特点》（《云南社会科学》2017.3）认为云南在清代建立了栖流所并实施了官方的系列制度，在边疆治理及社会控制中起到积极作用。吴才茂、李斌《清代黔东南地区的乡村社会控制——以新见官文书为中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7.1）指出清代中期以后“札”体公文大量使用，清王朝正是通过各类官文书的上传下达及其在诉讼裁决中的有效运用，使其成为清王朝最终成功经营黔东南苗疆地区的重要一环。钟翀、赵界《清代严州府城内的“庄”》（《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2）严州府城在清雍正六年推行顺庄法之后，以图为基础划分确定了“庄”，以承担赋役征发等职能，“图”与“庄”在城市管理上有着较为明确的继承性。孙明《清代东北满洲旗人的迁徙及其影响——以家谱为中心的考察》（《社会科学战线》2017.2）认为满洲旗人家谱中记载了迁徙的细节，能够更清楚地了解和反映当时的情况。刘道胜《清代图甲户籍与村落社会——以祁门县王鼎盛户<实征册>所见为中心》（《学术月刊》2017.5） 由明至清，图甲作为自上而下普遍实施的基层组织，在不断适应基层乡治实际中呈现出地方性和稳定性的一面。图在基层乡治中具有稳定性，甲作为图甲制、保甲制之下共同的基层组织形式，成为基层行政的有效单位和地方乡治的功能社区。
地方社会的生活空间和情景：余新忠、郝晓丽《在具象而个性的日常生活中发现历史——清代日常生活史研究述评》（《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7.2）以清代日常生活史研究为例，如想取得更高的研究成果，有待于研究者深入挖掘和细致考察各种史料。张正田、翁汀辉《台中神冈北庄客家“义民首”李安善事迹考》（《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4）探讨清乾隆台湾林爽文事变时李安善举义民军保乡卫土，最后力战而死之事迹与后人记述之演变。
医疗与性别：冯尔康《清代徽州才女的文学创作生活与思想境界》（《天津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4）认为清代徽州才女辈出，诗词创作活动是她们生活的重要内容，表达出她们思想上具有较前人更加开化的因素，具有可贵的社会历史见识，同时也存在思想束缚。吴才茂《立碑树德:清代清水江地区少数民族妇女的公益事业及其表达》（《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2）认为清代清水江地区碑刻展现了少数民族妇女们有较高的社会活动能力，而且隐含着妇女拥有分享社会话语的权利。
医疗史：余新忠、陈思言在《医学与社会文化之间——百年来清代医疗史研究述评》（《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3）一文对近百年清代医疗史研究做一概览性的梳理，以跨学科的视野和理念，认为创建相对独立的医史学科具有重要意义。
（四）、学术与思想文化方面的研究，呈现传统学术史与科举、教育、艺术文化多向发展的态势。
传统学术与文教：林存阳《清儒孔广林礼学思想探论——以《孔丛伯说经五稿》为中心的考察》《湖南大学学报》2017.6）对清儒孔广林的礼学思想进行阐述。孔定芳、林存阳《清代学人的价值取向与乾嘉考据学的形成》（《哲学研究》2017.6）认为对清代学术思想成因的解释，不仅需要关注外缘因素，更应在此基础上深入抉发内缘性因素，方能建构一个自足的解释系统。刘瑾辉、陈子暄《怀疑 纠结 批驳——戴震孟学四书人性观之嬗变》（《华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6）戴震孟学四书之人性观，体现了戴震对程朱理学由怀疑、纠结、远离到全力批驳的心路发展历程。孟琢《清代学术的历史总结与思想突破——章太炎<清儒>的四重解读》（《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从《清儒》在清代学术史研究中的奠基地位、古文经学与太炎对清代学术精神的总结等角度，进行深入解读，展现太炎对清代学术的历史总结与思想突破。陈居渊《<白虎通>与清代经典诠释的礼制化》（《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4）文中论述了清代经典诠释中“礼制化”的基本特征。罗检秋《清代家学脉络中的汉、宋关系》（《安徽史学》2017.3）文中认为清代汉、宋关系呈现出较为复杂的情形，彰显了理学传承的意义。
文教：雷成耀、杜建群《清代贵州民族地区书院的发展及分布特征》（《贵州民族研究》2017.1）文中对贵州民族地区的书院在清代各历史阶段的发展、分布和作用都进行了讨论。吴洪成、郭春晓《清代重庆书院探析》（《南昌师范学院学报》2017.1）重庆书院在清代数量、规模上的盛况空前，清末通过改制，融入学制体系之中，从而为重庆区域的近现代教育发展作出贡献。
翻译：马子木《翻译科与清代驻防八旗的仕进》（《史学月刊》2017.10）认为翻译科在驻防八旗的开设，拓展了驻防旗人的仕进空间，但驻防士子由此进身者补官不易。清廷以扩大宦途改善旗人生计的试图是失败的。
科举问题：程伟《清代科举经费与科场供应管理制度探析》（《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2）认为清代科举经费与科场供应管理制度兼具规范性和灵活性，目的是为了保障科举考试的顺利进行和科举制度的有效运作。张剑《清代科举文人官年现象及其规律》（《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4）通过清代科举文人官年与实年的大数据统计分析，总结其基本规律，对清代人物生卒年的考订和清代科举文化史的研究皆有裨益。曹南屏《清代科举的知识规划、考试实践与士子群体的知识养成》（《学术月刊》2017.9）指出科举考试对于士子群体购阅书籍、储备知识等行为具有明显的导向作用。王学深《清代殿试阅卷标识符号释义》（《历史档案》2017.2）指出清代殿试阅卷的标识符号有着特殊意义,也是清代科举阅卷制度中的重要一环。孟义昭《清代江南乡试分闱动议考论》（《史林》2017.3）认为在知识公平与区域公平发生冲突时，清廷选择了后者，致使江南两省为此付出了长期又沉重的代价。
教育问题：李立民《论清代内务府官学——以景山官学、咸安宫官学为中心》（《中国史研究》2017.2）认为康雍年间景山官学、咸安宫官学相继成立，至乾隆初年向精英化教育演进。清代的内务府官学通过教化八旗中的优秀子弟，增强了他们对皇权统治思想的认同，形成以忠君为核心的国家意识，体现清代八旗学校教育所具有的政治文化内涵。刘永华《清代民众识字问题的再认识》（《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7.2）认为通过寻求诸如花押等读写能力的外在证据,应可对清代民众识字率的总体水平和变动趋势进行计量分析。
艺术、文化：贺电《清代馆阁体政治功能的再思考》（《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7.1）认为馆阁体书法在促进当时政治文化的发展上起到了相当积极的作用，同时亦对清代政治生活及书法艺术的发展有着深刻的负面影响。孙敏强、 霍东晓《试论清代诗人寿苏雅集及其文化心理》（《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2 ）寿苏雅集乾嘉年间逐渐风靡全国，体现诗人们在繁忙的世俗官场之外渴望拥有的乐观豁达、潇洒从容的另一个自我。蒋东玲《明清之际文人的集群关系变异及其诗界影响》（《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4）认为 明清之际文人群体关系再聚合过程中所形成的群体文化共质和混层文化空间对于清初诗歌创作多方面皆有影响。吕姝焱《《道咸同光四朝诗史一斑录》编纂源流考述》（《北京社会科学》2017.12）常熟孙雄所著《道咸同光四朝诗史》所涉名家及诗作颇丰，其印刷方法使用了在当时尚未普及的“钢笔版”印制工艺。曹虹《清代文坛上的六朝风》（《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1）认为在清代骈文复兴的历程中,持续性地激扬回旋着一股六朝风，牵动文坛风尚的进路。罗时进《明清近代诗文研究：清代家族文学研究》（《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3）对家族文学进行讨论。戚学民、温馨《论清史馆《食货志·茶法》对清代“茶法”的重新定位》（《社会科学研究》2017.4）清国史馆《茶马》档案将茶马之政定位为安定边疆、充实战备的国计要政。《清史稿·食货志·茶法》的纂修官姚永朴则强调振兴茶业的民族商业意义。温世亮《张英家族与清代“清真雅正”的文学风尚》（《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3）认为张英家族文化的兴起、壮大，与地域环境、家风教育、世族联姻等因素关系密切。洪江《20世纪50年代以来有关“清代祭孔释奠礼乐研究”的述评》（《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学报》2017.1）一文对清代祭孔释奠礼乐研究涉及的主要领域及方法论进行述评。李晓明《清代宝应刘氏家学历久传承原因述论——从家风、家教及姻娅说起》（《安徽史学》2017.1）认为 宝应刘氏终清一代学术传衍不辍，这与刘氏谨严的家风、良好的家教、稳定的姻娅圈密不可分。
（五）、环境与自然景观方面的研究，自然灾害和生态环境依然是颇受瞩目的研究领域，但地理与地图学和科技史方面的研究也很有学术价值。
自然灾害与社会：刘锦增《清代宁夏地震与政府救济》（《历史档案》2017.2）清代是宁夏地震灾害的频发期。地震发生后，各级政府都及时采取了行之有效的救济措施，这对维护宁夏地区社会秩序和人心安定起到积极的作用。武玮婷等《清代广西洪涝灾害时空特征分析》（《云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7.4）探究清代广西洪涝灾害频次与强度的时间和空间分布特征及灾害的演变规律。作者认为清代整个时期该地区以偏涝为主,清代前期和清末洪涝灾害较严重.
生态环境与社会变迁：张力仁《清代城市人口构成问题研究——以清代陕西县治城市为例》（《中国地理历史论丛》2017.2）文中详细探讨清代陕西县治城市人口的一般构成，并构建估算历史城市总人口的基本模式。关亚新《清代辽西地区沙尘天气的特点及成因》（《史学集刊》2017.1）对清代辽西地区发生的94次沙尘天气进行梳理，既发现这里沙尘天气具有季节上集中性、地带上多发性和周期上变化性的特点，又找寻到沙尘天气出现的原因。
区划和地域格局：张永江、王坤敏《清代中后期青海丹噶尔城的空间发展与功能变迁》（《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1）认为清代丹噶尔城的演变历程可视为西北边疆地区纳入王朝国家体系历史的一个缩影。通过对丹噶尔城物质空间和社会空间的综合分析，进而能从清代西北地区历史演进的宏大叙事框架中去深入思考地方社会建构的过程。
地图与地理学史：王耀《清代《海国闻见录》海图图系初探》（《社会科学战线》2017.4）揭示了该系列海图在演变过程中分化成了不同图系，并归纳了各图系的特征，为该系列海图提供了图系辨识依据。
科技史：陈志辉《乾嘉学者以古历推算史事年代的实践及其意义——以李锐等人对《召诰》日名问题的研究为中心》（《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6）阐述清代乾嘉学者以古历推算史事年代的实践、方法特点和意义
总体而言2017年清史研究呈现多个特点：整体成果丰富，成就显著；研究问题细化，研究领域和选题多元化；数据史料在清史研究中广泛应用；对研究热点的回顾与展望增多；尚缺乏具有影响力的理论创新。
（发表于《清史论丛》2018年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