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龄修自述
何龄修
（一）
何龄修，于1933年11月出生在湖南湘乡县城务门前。那时，湘乡县很大，但县城小（只有约两万人）。历史上动乱不是很严重，所以一直没有筑城墙。湘江的一条名叫涟水的支流经城滨缓缓而东。我家不是湘乡土著，是清咸丰年间从江西迁来的客户（堂叔某先生认为自安徽迁来。此系据祖宗牌位上所书堂名庐江堂推断而来，不可靠）。湘乡民风剽悍，但性气尚称平和，不排外，是江西难民喜欢定居的地方之一。我家始迁祖洪仙公，生三子：东林、西林、吉林。家境贫寒，做纸牌为生。光绪初，钦差大臣、陕甘总督左宗棠在湘乡城隍庙树旗招军。东林公迫于生计，投入行伍。以腰细膀阔，孔武有力，为招兵主持者所喜，一到即派充什长，跟随出征西北，后调往新疆，对阿古柏作战，维护祖国西陲领土完整，多著功劳。后来，左宗棠内调，东林公也回乡成家，开设同林酒席馆，经商为业。他的独子汉泉公，即我祖父，自小学习烹调，精于技艺，成为县中有影响的厨师，擅长燕窝烧猪、生炒肚丝、汤泡肚尖、蛋糕杂烩等名菜，新编《湘乡县志》《湘乡人物志》均有传。在他的主持下，同林馆兴旺发达。为寻求本地大族的保护，我家加入城前何氏支派，成为土著的一部分。
汉泉公二子，原配彭生子馥秋，继配沈生子仲篪。馥秋公少习南货行，但一生未从事本行。我是其第三子，出生后就过继为仲篪公之子。仲篪公是祖父厨技传人，并时不时有些出蓝胜蓝的表现。因此他最得先祖父钟爱。尽管那时他还不满26岁，先祖就匆忙为他立嗣。这就使我从小就比兄弟姐妹们多得一分长辈的呵护。1940年，我得严重的鹤膝风（中医病名，西医名类风湿性关节炎），中医治疗不得法（那时本县西医始兴，水平低下，威信不高），迁延日久，差一点进鬼门关。养母萧秀媛精心护理，几乎也失去信心，抱着我日夜悲哭。正在医人和家人全都束手无策之际，许翰源先生自荐来医，一帖新方，把我从死亡线上挽回。又经一年休养，重学走路，我才得以复学。
传统的大家庭总是充满内争。养母得罪继祖母曾氏，生活艰危。我一点不懂得长辈由小忿酿造大变，1942年春夏间，眼睁睁看着养母中谗离婚，脱离带给她数不尽的辛劳、屈枉、悲伤的家。不久，继养母贺氏进门，使我较早知道自己掌握冷暖饥饱，培养独立生活的能力。两年后，养母罹患重病，流落异乡，在祁阳去世。1944年春，长期的争执导致我的生父与养父分家，同林馆一分为二。家庭的变故让我逐渐积淀着对社会生活的认识。
日本侵略者进攻湖南。1944年6月，湘乡沦陷。县城主要街道被占领者放火焚烧。我们躲在近郊，目睹火光烛天，心中涌起莫大的民族仇恨。从此直到日寇投降，侵略者盘踞湘乡15个月，烧杀淫掠，频繁发生。我们在颠沛流离中生活，痛苦万状，惊恐万状。先祖老友、先师贺云瞿先生在《湘涟周报》上刊出《为无名英雄叫屈》文，记载了湘乡民众抵抗和死难的历史。耳闻目睹的史实，给了我深刻的民族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
湘乡沦陷前，我在城立四校读完初小。逃难期间停学。光复后我进湘涟中心小学读高小。1947年秋开始，我在湘乡中学读初中，后升入高中。这期间湘乡解放，新中国诞生。1952年秋，湘乡中学高中部最高的两个班与湖南省立第十五中学（改名涟源第一中学）相应的班合并，我们转到涟源。在小学和中学阶段，湘乡和涟源有许多优秀教师，为我们的学习打下牢固的基础。1953年夏秋，我在涟源结束中学阶段的学习，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
选择学习和研究历史为终身职业，不是偶然的。湘乡有厚重的历史沉积。纪念蒋琬的蒋公祠、褚遂良的洗笔池、北宋云门寺等，是我年少时就知道的。读中学时，我又知道了烧车御史谢振定、湘军统帅曾国藩和刘锦棠、儒将罗泽南（湘乡中学校址即罗忠节公祠）、清末革命烈士禹之谟等的点滴故事。先祖父酷爱古玩字画，藏有曾国藩、左宗棠、李汝航、张通谟等写的对联、条幅、扇面、册叶等书法作品，时常取出张挂欣赏，不定期更换。他还同我讲过一些大革命时期的历史，说到城里开大会，各行各业人士携带本行业主要工具赴会，厨师带炒勺，布店伙计带量尺等。我当时并不了解这段历史的意义，携带本行业标志性工具参加大会的用意，但这却是我最早接触的中国现代史。认真说来，浸润我的感情世界，唤起我对祖国历史浓烈的喜爱的，还有戏剧和小说。湘乡没有固定的剧团，但时断时续地有人出钱约班子演营业戏，甚至在务门前街尾的谭家祠堂开办涟湘大戏院，上演湘剧。我是看“蹭”戏的孩子，跟随在里面经营小卖部的朱坤和伯父（仲篪公好友）入场，一文不花，还享受瓜子、开水、板凳优待。《清河桥》《凤仪亭》《新杀蔡鸣凤》等等使我倍感愉悦，悠然神往。三国戏还能让我联想起“蜀中曾继如龙相，湘上今传伏虎名”的蒋公祠联，涌起一种湘乡人特有的豪情。小说《三国演义》《东周列国志》《水浒传》等更令我爱不释手，有时觉得自己神游在小说展开的广阔舞台上，能够比较准确地给先祖父复述其中的精彩故事。所以我的青少年时代是在一种生动的历史氛围中度过的。这一点决定了我毕生的事业。
北京大学历史系1953级是全国第一届历史系五年制学生。我们有幸受到许多名师的系统教育，其中有中国史的翦伯赞、向达、邓广铭、商鸿逵、吴晗、张政烺、汪篯、许大龄、陈庆华，世界史的杨人楩、齐思和、周一良、胡钟达、张芝联，考古学的夏鼐、苏秉琦，哲学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潘梓年、李光灿等先生，都是当时学术界、教育界的精英、优秀代表。我们在世界观形成、品质修养、史学方法训练、历史基础知识积累等多方面，得到他们的言传身教。汪先生课上课下常给我们讲自己读马恩著作的体会，结合专业讲尤觉亲切易懂，听完后总感觉恍然有悟。邓先生强调学好理论，也要掌握四把钥匙（年代、地理、职官、目录学），特别深入人心。在袁良义先生指导下，我学习明清史，阅读了一些明清史籍，特别是方志、别集。我的毕业论文题为《明代的山陕商人》，也在袁先生指导下顺利进行。这是我自选的课题。我学习傅衣凌先生，搜集了若干山陕商人的资料。结果我只写成大半，没有完篇。我感到不甚满足，认为傅先生用传统方法排比资料，没有进一步应用经济学的方法做分析。我试着绘制了山陕商人资金流动示意图，但知识菲薄，思想幼稚，所做“分析”， 非驴非马，而且几句几行之后，再也无话可说，真可谓自不量力（后来，到历史所，王毓铨先生曾经索看并找我谈话，开头就问我在家时是不是要自己照料生活，我说是，得自己注意一点，并问他怎么知道。他说：从你的文章中可以看出来。又说，好好用功，文章交白先生看看，请他指点一下。白寿彝先生只说了两句：嫩一点。用半年时间改出来。白先生的话我一听就知道是说文章浅薄，但用语柔和，不伤青年人自尊心。王先生的话我琢磨后认为他肯定我的文章还有点条理，不是一团乱麻，自己都不知所云，理不清头绪）。
1958年秋，我毕业后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后来国家建立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归其所属）。所里把我拨归明清史研究组。组长白寿彝先生，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兼。副组长王毓铨先生主持日常工作。在我首次参加的全组会上，我与组内同事见面，王先生说道：“我们这里号称明清史组，实际上是大明天下。”然后面向我说：“你来了，就搞清史吧！”于是我成为本所第一名清史研究实习员，开始了自己毕生专业清史研究征程。
我的专业清史研究全程，有两个阶段至为明显。以1978年重建明清史研究室为界，其前共20年为第一阶段；其后至1993年我退休，再至1996年停止对我的返聘，共18年为第二阶段。此后，我一个退休又停止返聘人员，临渊虽不羡鱼，退仍积极结网。1997年春，我又有了打工人员身份，接续起第二阶段，让我的专业知识发挥重大作用，一干七、八年。从1997年起，这项工作实为我的专业历史树立了增加的第三阶段的标志。我在1963年升任助理研究员，1980年任副研究员，1988年7月任研究员。我没有当过任何学官和有人羡慕的学术行政职官，在所外当过顾问、委员之类，在所内当过室学术秘书。1991年左右曾让我当室主任，我因生不逢时，做不满一届就到退休时候，频繁更换主任对工作不利，自己又不会弄钱，筹措点小经费也无能为力，局面打不开，婉言推却，被加以“不合作”的大罪名。自己知道自己多大能耐，不管怎么说，就是不当，这方面终究没有刷新纪录。
（二）
我第一阶段的研究课题，都是所里分配的集体项目。在大学时，我受政治运动的影响，逐渐形成大集体的想法，认为始终在集体中则毕生一路平安，反右和双反加固了我这一思想（1958年，我在系里跟随和协助师兄张磊先生办系报《大跃进》，读了许多用火辣辣的文字批判个人主义的大字报），确定只做集体工作，不搞个人项目的原则。这就需要把个人融合在集体之中，不搞“地下工厂”， 不争个人名誉、地位，不计较个人得失，在必要时能把个人求得的学术成果、找到的好史料贡献出来，全心全意工作。几十年中我大体上可以说是照此办理的，没有怎么越出自己划定的圈圈。现在看起来，这是一个多少有些愚蠢的决定。我把一个个人特质影响极深的职业完全集体化了，而我的集体思想又有其片面性，并不完全正确。总之，我是这样地投身我的职业工作的大潮了。这个阶段参加并完成的主要著作为《太平天国运动史》《封建贵族大地主的典型——孔府研究》《中国史稿》第7册，大型资料集《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此外，还有批判四人帮影射史学的小册子。这一阶段虽然总觉得任务压肩，工作实际上时断时续，政治运动、专业工作、其他任务（如1959年3至10月协助历史博物馆完成中国通史陈列）、无效劳动相伴或交叉进行，形成游击战与阵地战并举的局面。迅速适应是客观需要。我总算走过来了。
《太平天国运动史》本是郭沫若先生应毛主席的要求准备写作的书，调我们四个青年人（王戎笙、龙盛运、贾熟村和我）当助手整理资料。全书是郭老亲自设计的。他在书中试验改进史学著作体裁，立意将传统的纪传体与纪事本末体结合起来，将历史的纵（进程）与横（问题）结合起来。在内容上他主张不单写太平天国一方面，还要知己知彼，写对立面，写清朝政治、军事领袖人物和各种对策。我们完成了搜集基本史料的工作后，郭老同意由我们试写《革命战争概观》（即纪事本末部分，亦即纵的部分），后来因国务繁忙而改由我们全部承担。现在回顾起来，郭老的史学体裁和内容改革是一次基本上成功的实验。全书实际上是纪传体、纪事本末体和近代章节体的结合，能够提供历史全过程的完整情景，又便利研究的展开和深入。内容较易产生重复，是目前明显暴露的缺点，需要改进。在我们完成的书稿中，描写清朝领袖人物的一章，就因存在重复而在出版时删节。无论如何，这样的体裁和内容改革是值得继续进行的。我为亲身参加了他的实验而感到荣幸。
我初出茅庐就参加《太平天国运动史》写作，自觉差距很大。同组三位同事都比我年长，各有所长，并且各具特色，取法便利。在他们帮助下，我起草了12节初稿，经讨论、修改后由王戎笙先生删增定稿。对我来说，《太平天国运动史》确实是集体劳动的成果。我从搜集材料到著作成文，第一次将所学到的史学方法全面应用，有叙述，有考证，有分析，有概括。而我认为收获最大的，是我的思维路线的根本，在工作过程中逐渐明确起来。这就是“实事求是”， 人文科学工作者不应忽略的四个字。在同事们影响和帮助下，我追随他们，按历史实际研究太平天国的历史。我在写作时曾就一些具体历史问题做过考证，如北伐军人数、密诏杀杨、《待百姓条例》、《天朝田亩制度》刊行时间、石达开安庆安民时间、广一秦日纲接替石达开主持安庆防务时间、石达开出走后另树一帜问题等等，得出新结论。关于《天朝田亩制度》的历史意义，是关系评价太平天国的关键因素之一。传统的看法把它捧成纲领、号角。这与太平天国对它少刊刻、少散发、位少流传、少收藏、群众不熟悉的实际情况不符合。我们大胆地提出符合历史实际的创新看法，断言“它的真正价值之被发现不是在当时，而是在后世。它既称不上是农民革命纲领，也不曾在群众中发挥号角的作用。《天朝田亩制度》只能作为太平天国的一份珍贵文献，作为农民小生产者理想的典型载入史册”。 这是在闲谈中、在切磋、讨论中提供、充实、论定，并一致通过的。谁最先溅出的思想火花已不重要，这里的有关引文是王戎笙先生改定稿，我起草的原稿己荡然无存了。太平天国领袖人物，我分工写作杨秀清、石达开二传，二人都是被广泛研究过的人物。传统上，写杨秀清，喜欢突出他的性格、作风上粗暴、严厉和跋扈的一面，我则力图据实揭示亠他宽厚、谦虚、 奖功罚罪、执法平允的另一面，以恢复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并就逼封万岁的问题提出新的看法，指出这个问题在政治上的不自然性（万岁就是皇帝，天下第一人物。从来只有自称、被拥戴两种方式获得称万岁权，绝对排斥由别人封授，逼封意味着承认另有天下第一人物。在杨秀清加入拜上帝会后，他始终承认洪的地位在自己之上，恐已深入其下意识，以致在此生死以之的关键时刻，他还在郑重其事地傻乎乎地演出”逼封’’ 的滑稽剧, 而不日就是一场尸横全城, 血洗天京的惨祸, 令人哀叹,令人痛恨不置。天下事物的不自然性, 恐怕没有逾于此者），以便确定问题的性质，求得对历史人物的公正评价。关于石达开，我把分析重点放在三方面，一是早期功绩，二是天京事变中的表现，三是被害前和被害时的思想、表现，提出新的看法。太平天国起义期间清朝军费问题过去研究不算多，我在基本查清清朝各项财政收入来源后，得出结论说：地丁和盐课总的说不足原额，发行大钱、钞票也没有给清政府带来多少收益。清政府在它的常年收入之外，大量的追加军费，主要依赖厘金，这种依赖愈到战争后期愈明显；同时，在战争开始时的若干年内，捐输在财政上给了重要的补充，此后海关税代替捐输而显示出重要性。我进一步指出，清朝战争的反人民性质贯串在战争的各个方面，因此清军所有的军需给养绝对不可能都通过合法形式取得，抢劫成了清军解决给养问题的重要形式。此外，我还着重研究了财政制度上的改变即推行专人办饷措施，对解决军费问题的作用。
在太平天国研究临近结束时，我被调去参加一个新项目，曲阜孔府研究。这是研究组组长杨向奎先生发起和指导的一项工作。孔府的正式名称是袭封衍圣公府，其主人为孔子嫡派子孙，从北宋仁宗时受封衍圣公，历代世袭不绝，延续到清朝灭亡。这是一个源远流长的贵族地主，具有很大的代表性、典型性。它不为统治阶级内部政治风暴所摇撼，不随皇朝更替而沉浮，与在一朝一代就消逝了的其他贵族地主相比，它又具有很大的特殊性。孔府政治地位的稳定性，使它保存下来大量弥足珍贵的私家档案，主要是清朝档案，对于研究封建后期贵族地主的政治、经济，具有重大的意义。
研究孔府有三个方面：政治方面，是孔府作为贵族大地主政权与皇朝朝廷、地方政府、其他政府机构等各方面的复杂关系和活动；经济方面，是孔府经济的贵族大地主经济体系性质、特征和表现；社会方面，是封建宗法思想和制度、孔氏宗族族权统治、神权统治。孔氏宗族在中国传统宗族制度中具有极大的特殊性。宗族以嫡长子孙为大宗，余者为小宗，孔氏宗族不例外。奇特的是，孔子与诸先圣先贤先儒的师弟之间的宗法关系，在历史上结成以孔府为首，包括孟、颜、曾、仲等各氏的宗族体系，共奉孔府为大宗，孔以外各氏为小宗。这是一种放大了的宗法关系和宗族制度。我们初步研究了它的种种表现。但是，全书重点是经济史，占全书八章中的五章。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经济是基础，社会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是基础，决定社会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一般过程。也就是说，经济是历史进程的决定力量。我信奉这一理论。经济史的重要性对我来说是不言而喻的。我在大学时对经济史与其他史一视同仁，并无轩轾，我的大学毕业论文选题就是经济史。但后来我自己也想不到，我丝毫没有贬低经济史的重要性，竟与经济史日行日远。
这种情况对一个史学工作者来说是很不应该的、错误的。我们研究的是社会的历史，或者说是历史的社会，而社会是复杂的，社会历史是由无数的人物、事物、事件组成的，也是一个前行地曲折地发展的过程，无论从纵的或横的方面看，都是一幅五光十色，目不暇接的图景。要研究它，可以有轻重、分先后，而不应有大的空白。中国历史的极端丰富，史籍数量过大，已经迫使史学工作者采取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的办法应对。这种办法割断了历史，实际上有损对历史的认识。如果在研究中更留下大的空白，那对认识历史的损害就更加严重，不可原谅。对此，我经常产生心理矛盾。我仍然摘钞经济史资料，关注经济史研究进展情况，阅读可读性较高的经济史论文，也没有完全停止对经济史问题的考虑，以期减少副作用。于是，我又原谅自己。偏向和错误拖成痼疾，无法矫治了。（有的先生、有的年青朋友，不赞成我在这一段写的意见。批评我说得太过份了。他们认为，现代学术越来越重视精细和创新，搞好研究最重要的是取精用弘、扬长避短八个字。历史太复杂、太丰富，个人不必所有领域都研究遍，要选取适合自己的课题，扬长避短。有意义很大、国家急需的任务，也要迎难而上。但学习则要广泛，自己不熟悉的，可以学习、汲取已有成果，这是被广泛认可和利用并行之有效的学术惯例。所以还有取博用约、厚积薄发八个字。个人研究了所有领域，未必是优点，造出过多平庸、粗疏、浅薄的“著作”， 绝对是得不偿失。以上所说，也有道理，记此备考。）
已故著名史学家傅斯年、陈寅恪先生，都说过类似的话，将史学的科学性与生物学相提并论。我猜想这可能源于西欧某一大历史家的弘论。我在大学上《马列主义基础》课时，得知斯大林说过，将哲学唯物主义原理用于研究社会历史，史学“能成为例如生物学一样的准确科学”。 我对此表示怀疑，这类议论视而不见，完全忽视两种科学中影响其科学性的因素，是许多截然不同的特性：研究对象不同，生物学研究仍然存世的可以见到的生物，史学研究消逝了的人类社会历史；研究方法不同，生物学应用接触、观察、解剖、化验等直接方法得到认识，上升为理论，史学是就遗留的文字记录、实物残余、遗迹、民俗材料、民族材料，做考证、推论、对比、分析、概括、描述，既间接，又隔膜；根据资料不同，历史记录者的阶级性、认识能力、环境、传闻失误等，带来资料的不完备性、不准确性、不确定性，而生物学资料不大会存在这类问题；研究和著作者的阶级性和认识能力等等，严重影响史学著作的科学性，而对生物学著作影响一般较轻。因此，史学经常存在曲解和模糊性，会留下较多悬案和空白。有唯物史观的指导，史学能够正确地反映历史的实际。在科学之林中，有史学这株挺拔的大树的位置。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史学的那些特性和困难的存在，也是不争的事实。以致史学走在科学的道路上，显得步履蹒跚。它作为人文科学的一个大类，是有条件的。条件就是它必须克服或降低其种种特性所酿造的副作用。这使它在“准确” 上，即科学性上，很难与自然科学中的生物学相提并论。史学多错误和容易犯错误，就是它的特性先天地带来的。凡此种种，史学全部如此，经济史表现还更突出一点。我曾经说：经济史课题的研究结论，有一半符合历史实际，就是一流的成果。这完全是心血来潮说的一句笑话，如此具体的结论也难以复验， 怎么知道有几分之几符合?这类想法却阻止了自己端正工作态度，重新起步，涉足经济史研究领域。
当然，将经济史课题作为集体项目任务分配下来，是另一回事。我也产生了从经济上进一步认识、剖析清代贵族地主的愿望。我了解一点明代皇亲经济上的情况，很想用来与清朝贵族地主做些对比。于是我欣然承担了《孔府研究》中的引言、地租剥削量和剥削率、额外盘剥、高利贷和屯义集行税剥削等章节，陆续完成，并通改全书，重新研究和写作个别全节和段落。孔府研究除我们这一项目的导师杨向奎先生最早做过外，其他没有人做过。因此，这是一本有点开创性的专题研究作品，含有许多自己的独立的研究心得。从我个人的工作中举例来说，我们研究孔府地租剥削时，不断地有所概括，或对其中的某些发展、变化有所解说。我在书中比较细致地分析、计算了孔府各种地租剥削量和剥削率，阐述了额外盘剥的种种形式、特征和意义。在修改本书时，我根据自己对孔府牛租的研究，提出牛租是封建地租剥削的补充形式，也是高利贷的变化形式，是高利贷剥削渗透进农业生产领域，同农业生产结合的一种典型形式。在写作商业、高利贷和屯义集行税制剥削一章时，我从四个方面对孔府的商业活动做了分析，指出孔府商业在孔府经济体系中的多方面作用，它是整个孔府贵族大地主经济体系中一个有利于强化这一体系，在若干方面（比如在消费方面）补充了这一体系的构成部分。我分析和说明了孔府高利贷的种种形式、特征和作用。我认为，孔府商业、高利贷剥削，表明贵族大地主经济是具有极大的扩张性、强烈的吸血性的经济。在考察孔府屯、义集市时，我认识到此种集市的设立，实际上是地主阶级内部利益分割或再分配的一种表现。孔府拥有一个私集群、私集体系，是贵族大地主经济的一种特点，只有凭借贵族大地主的政治、经济地位，才能这样公开、大规模、制度化地分享封建国家的集市征税权，并与地方政府的干预相抗衡。书中还就屯、义集市在孔府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集市与社会经济环境的关系做了论述。我也曾依据孔府历史实际例证，归纳孔府额外盘剥的特征，一是设置多层次的征收系统，其中每一层次都在租税原额上给自己增添新的份额，使租税额在征收过程中呈层垒式增长；二是在这样做时，可以是制度化的，也可以是非制度的，但任何非制度的盘剥都可以变成制度；三是征收时完全依靠经济的、非经济的强制，即断绝佃户生路、饥饿、锁押、官府助征（助纣为虐）等等；四是在征收中事故频发，征收经办人常常毁坏佃户庄稼，直接破坏生产。这些特征在贵族大地主经济中是非常典型的表现。还有一些实例，不及一一列举。这是青年人的研究成果，浅显，却是符合实际的理论升华。
写到这里，我联想起自己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的初步的甚至幼稚的想法，不妨在此一并说说。新中国建立后，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大盛，它是共产党用马克思主义改造旧史学的标志性课题之一，也被向达先生归纳进“五朵金花”之中。当时，一些学生怀着复杂的心情，既欣赏其观念先进，又因其不出于传统史学而怀疑其真实性、科学性。我虽不怀疑它的“身份”，但也因其过份新鲜而生疏，解释的方法与其他史学课题判然两途，参考书很少等原因，与这个课题似乎存在隔膜。我觉得资本主义萌芽这个名词似乎就不是史学名词，我猜想这个名词不是史学家创制的，而是某个经济学家为描写经济现象而发明的，后来我又琢磨这某个经济学家就是马克思、恩格斯二人。我外语没有学好，不能到原文本中去查找可靠的答案，就请教牟安世先生，也没有能够释此疑团。这样的问题在当时的社会气氛下不适合敞开来同别人谈，更不能引起讨论，只能闷在肚里，直到自己弄个明白。最后，我终于依靠不断阅读和思考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萌芽”的表述，得到一种自认为较确切的理解，才中止了对这个问题的反复思考。中国史学界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中国社会萌芽历史的研究，理论的依据正是来自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因此，到他们的著作中寻找由其著作引发的问题的答案，无疑是正确的途径。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一个注的后半中提到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他写道：“包含着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的雇佣劳动是很古老的；它个别地和分散地同奴隶制度并存了几百年，但是只有在历史前提已经具备时，这一萌芽才能发展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恩格斯在这里写得如此晓畅明白，显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就是指雇佣劳动。雇佣劳动，是以劳动力所有者出卖劳动力，而雇主以资金购买，来换取劳动力为自己进行劳动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特征正是这样的，所以说雇佣劳动包含着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加一个“萌芽”， 是因雇佣劳动在奴隶制条件下只是个别地分散地存在，是细小的存在，不是大块地成片地集中地存在，不是大规模存在。“萌芽” 可能还有另一种意思，即奴隶制下的雇佣劳动不那么“干净”， 也会兼有一点其他剥削制度的表现，如劳动者身份不完全自由等。在奴隶制下， 雇佣劳动所反映的资本主义萌芽会很少变化地存在几百年. 它的发展， 演进到资本主义为主导形态，要具备为演进所必需的历史前提才会发生。当它静静地存在， 很少变化时，是没有经济意义的， 史学上没有重要性， 可以忽略，应该放弃，但在认识论上有意义，属于哲学范畴。
恩格斯加这个注，有他自己的配合正文的需要，我想说明的是，我所提到的认识论的意义。积累对社会发展的知识，我们知道，社会发展变化具有规律性。也知道，在阶级社会中，生产关系单一、纯粹的社会是没有的，先前的社会有后续社会制度的萌芽，后来社会有过去社会制度的遗存。这是各阶级社会的一个共通点。这就使人明白，在奴隶社会有雇佣劳动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是社会发展的常态，不足为奇。不要因为它身上沾染污迹即旧制度的表征而加以否定，或提出苛求。也不要因为它与新制度的主导形式有不同而怀疑，应对萌芽有切实的了解。比如， 对某种植物的萌芽， 必须正确理解它与长大了的植株不同，异形，有的芽株的子叶竟与成熟的植株叶片形状差别极大，几疑不是同一植物。缺少正确理解的研究者往往会走投无路，只好改变恩格斯的理论，增加不必要的条件。当“延续性” 问题提出来时，我觉得就是掺和“添加剂”。 现在看来，萌芽多少会出现异形，社会与自然是一样的。《中国史稿》第七册不写资本主义萌芽，与我当然有关，与郭松义先生也有关。不过我们不清楚彼此的想法，居然没有讨论，也是不应该的。但是我对我的理解虽自以为是，符合恩格斯原意，实际上并无把握。我既未向高明者请教，也不再冥思苦想，稀里胡涂，近于半途而废。
(三)
第二阶段我的工作可以分为三部分：一是承担了一些公共工作，如研究室学术秘书、培养研究生、编辑本研究室创办的书刊（《清史资料》、《清史论丛》等）；二是完成第一阶段项目的扫尾工作，其中最繁重、最累人的是《中国史稿》第七册的修改，又承担起新的集体项目，第六个五年计划史学项目《清代人物传稿》上编的编写、《清代全史》第二卷的写作；三是选做了一些个人喜好的课题的研究。第二阶段正当扫荡四人帮之后，专业工作环境的改善逐渐显著。可笑的是我偶然受到一点刺激和鞭策（比如，美籍华人学者黄宗智先生在香港的《抖擞》杂志发表一篇文章， 介绍中国内地的清史研究状况， 谈到了孔府研究和资料选编， 却没有半个字说到这是我们的项目。这反映了向黄宗智先生介绍情况的内地同行对我们的轻视。但我们不能责怪这些同行，只怪我们自己不争气， 没有做出可以引起重视的学术成绩）， 就以为耻辱， 应该振作起来。无论担任学术秘书期间还是卸任以后，对于室里的工作， 我真是全力以赴， 不惜时间， 不吝精力。杨先生让我为年青人找个题目， 管三五年。我考虑他们每个人的现状、基础、特点、兴趣， 和时间安排， 甚至想到具体的人与课题相互适应的程度， 以及成功以后可以完成的大著作的状况（此点是认真的， 不是开玩笑或半开玩笑），选取最佳方案。这个工作没有全部完成，但在两位同事身上表现出有效的结果。这是很有意义而且令我很得意的一项工作， 所以特加叙述。其他有作用、无作用、鸡零狗碎的事务很多， 开会， 白花时间的事不少。比如，有些事不应找我, 清全史由酝酿改正式, 体裁由纪传改章节, 篇幅定10卷，与《清代人物传（稿）》20卷一道列入“六五” 规划的问题，应找郭松义(主任王戎笙此前已去美国，一年后才能回。)郭不在便找我。其实那时我连室秘书都辞掉了，”狗拿耗子，爱管闲事”，何苦来?又如，《全史》主编、主持人会议都让我敬陪末座，其实我无此身份，应该辞谢，不应浪费时间。总之，我自己也没有掌握好，也有责任，为此付出的时间的代价， 可能赶上副主任王戎笙先生。
这个阶段我的专业工作重点是《清代人物传稿》。此书上编厘为12卷，由我和同事张捷夫负责。我们先拟出近1000人的初选入传名单， 在操作过程中调整。最终能否入传， 要看传主的重要性、代表性和资料情况决定。稿件水平参差。作为两主编之一，我对全部稿件200余篇做了加工（其中有些满族人物传记，是约请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同行写的，我只最后审读，并做技术加工），统一体例， 修改文字， 调整内容， 纠正错谬，增补史料，甚至完全改写。所补刘宗周传中“刘一担” 事，说明其人清正廉洁，是言行一致，身体力行的。所补张怡传中他自作执戟值班诗句，反映他在国势危殆时见到皇帝的愉悦心态，也更理解他后来当遗民的自然发展。李士桢传说他本姓姜，山东昌邑人，崇祯十五年（1642）归旗辽左，为什么？未作解释。此种写法系据王利器《李士桢李煦父子年谱》，该书对此事亦无明白分析。这是通不过的。此事的真相实为，崇祯十五年十二月十六日，清兵破昌邑，掳士桢入旗下为奴，后被佐领李西泉收养为子，改姓李，拔擢为继李西泉任佐领，遂定。我自己写的传记，则重在拾遗补阙。所写王稼、褚人获、苏昆生、黄通、顾六、宋乞等传，可能是他们首次拥有的传记; 所写刘泽清、马逢知、柳敬亭、陈子壮、张玉乔、李长祥、郭惟秀（猫儿） 等传，我也做了新的重要的探索。这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可惜拖延过久，我只部分参加主编和写作（有第2、4、6、7卷， 第9卷只参加写作）， 而且全书还差两卷没有完成。
在第二阶段，我开始做一点个人喜好课题的研究。
我觉得，对于自己从事的事业、职业，一要了解它的特性，二要了解它的历史，这样，工作就有针对性，合乎规律，得心应手；也因拥有较多的专业知识，能够知道并理解天比井大，而对从专业角度认识同行、认识自己采取实事求是的公正态度，不致信口开河，褒贬任意，看自己一朵花（岂是一朵普通的花，实在称得上是天上罕见、人间全无，不知怎么传留下来的怪异之种，写历史浅陋不堪，挖掘自己的“优点”则可以把地球挖个对穿）， 说别人豆腐渣，从而真正做到宠辱不惊， 摆正自己和有关的人的学术位置。因此，我乐意拜读、学习同行们自己写的，能反映个人特色并且真有所发明的著作。把人的脑袋完全等同于一部机器，每天都能以相同的速度转动，产生相同的能量，作用于生产，就像生产物质产品一样，能够规定相同的日产量，并且完成。这样的“著作”， 我肯定是不读的。脑袋不是灯泡，同一支灯泡每天都发同样亮度的光。脑力的发挥不同，它受休息、营养、病痛等的影响而产生起伏。人文科学方面的著作也有特点，著作过程不是每天每天均衡进行的，研究和写作过程屮碰到的问题，写作碰到的意外，有难有易，有的难题许久都解不开，而高额的日产量照样完成。我想如果不是绕开难题，就是没有发现难题。这种著作，我是没有丝毫读它的胃口的。至于研究，我喜好的课题之一，就是研究清史的史学史。我研究过清末民初的一批清史断代史著作，和孟森、陈垣、陈寅恪、谢国桢、商鸿逵等前辈先生的清史研究成就或一种重要的明清史著作，发表了相关的论文。关于王钟翰先生，我虽没有写过论文，但在中央民族学院祝贺王钟翰先生八秩华诞大会等公开场合发过言，谈对他的治学特点和清史成就的体会，称之为“第二代清史学家的旗手”。 关于清史史学史，我逐渐形成一些想法。我认为清末民初刊行的一批清断代史，是代表襁褓期中国近代清史学的著作。它们虽是适应资产阶级革命需要的产物，但幼稚性是其显著特点，史料来源单薄，专题研究基础严重缺乏，受天命论等旧史观影响较深，多耳食之谈，以此学术水平偏低，没有能力代表资产阶级清史学而屹立于史学之林。只在史料提供、专题研究更加充分的条件下，社会的客观需要才催生出孟森、萧一山的更成熟的著作，使他们成为本学科奠基人。我饶有兴趣地对孟森做了一些研究，这项研究增进了我对清史史学史的了解。对其他前辈清史学家或他们的重要著作的研究，也对我个人有良好的帮助。
由于成长过程的影响，我对清代文艺史课题有浓厚的兴趣。但是这是一项需要很强的专业知识的工作，我当然要努力避免班门弄斧的尴尬，只能从夹缝中寻找适当的小题，并且尽量侧重自己的史学本行。其中我自我感觉良好的，有明清隔壁戏研究，和说书艺人柳敬亭、昆曲清唱艺人苏昆生（二人即吴伟业所说的“楚两生”）研究。我研究了隔壁戏起源、发展、消亡的全历史过程，描写其状况，分析其必然性，即探索和概括其运行的规律。我因为没有见到过前贤、时贤这样研究曲艺史的论著，又因我虽利用过前贤和时贤的有关成果，但大部分是自已独立研究的收获，就以为是个人研究成功的实例、为一种事物寻求其规律而得到结果的实例之一，而很得意。我在将一册登载我此项成果的《清史论丛》，赠送给一位四川籍同事时，题词道；“辑末小文，窃以为能得隔壁戏源流之崖略，且试为提炼曲艺发展之规律，似可谓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历史实际与艺术理论相结合者矣。世之知此戏者非寡，而误解者亦众，能如小文备详其首尾者，未之前闻也。以是敝帚自珍，尝自鸣其得意。贵乡相书，则此戏殿军。相书失传，近三十年间事耳。艺术品类失传，一如自然物种灭绝。古人千百年养成之此项妙技，遂不可复见。事关蜀土故实，蜀乡人士允宜知之。暇时倘一检小文，想当共此扼腕也。”（题词经回忆复录得之，或小有出入，大致不甚相差。）我对此文自我欣赏、自鸣得意，也不知道是“享受过程的愉悦”（ 一些足球圈内人语），还是小有斩获就浅薄得不知天高地厚。我依据对自己的了解，宁愿相信是前者，或者前者占的成分居多，何况我的成果正确与否还无人说话，我一向觉得，吃我们这碗饭的人最大的乐趣，就是在故纸堆中爬梳，弄得灰头土脸之后，得到一点结果，自己检查验证无误，认定没有白花工夫，做出了成绩，为祖国的历史增添了一点儿明白，这时候最快乐。对楚两生的研究，我有过同样的感受。我对这两人的生平和艺术都做了考查、分析，有所发现，有所创新。当我把柳敬亭的生、卒两个年份之谜终于全部破解之后，高兴得真是莫可名状。我得到了什么？我只得到两个迷失已久的年份，但是恢复了这个问题的历史实际，让科学夺取了胜利。
应该承认，科学有它的独立性、神圣性，不是其他事物的附庸。但是科学要为人类服务，要造福于人民。史学不能例外。史学不能捏塑、扭曲，削足适履，去迁就其他事物，史学没有这类“功能”。史学是提高人的精神素质的科学。史学给人经验、教训，给人榜样、力量，给人高远的眼光，给人开阔的襟怀，给人智慧，给人方向。史学如果采取冷峻的孤芳自赏的态度，或像权奸一样对其妄加穷凶极恶的专横摆布，或像文痞一样对其肆行别有用心的险恶篡改，或像奸商一样将巧取豪夺所得作为进一步勒索社会的本钱，而不是去热情拥抱社会和人民，对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漠不关心，史学就丧失了自身存在的价值。因此，史学要有鲜明的是非感，要发扬光大历史上的真善美，鞭挞假恶丑。这对史学工作者的德才学识，对他（她）的鉴别力构成严重的挑战。我自知差距很大，但心铭勿谖，记住投身史学的此一重要方向。捧读陈寅恪先生《柳如是别传》时，看到他史实挖掘之深，竟然揭出清初存在的暗潮汹涌的大规模地下反清运动，以及到处取材，驭重若轻，驾轻就熟的史料学功夫，深感震撼。揭出“复明运动”，科学意义重大，有助于恢复清初历史的全面性、复杂性、真实性、丰富性，振奋民族精神，特别适合表现史学的前述功能。我也不喜欢联缀现成史料成文。研治史学，不仅有枯燥、单调、艰苦、易犯错误的一面，还有过程中就充满趣味、富于吸引力的另一面。经过艰苦的搜讨，不断地一点一点地接近历史真相，即使半途遇阻，也留下不尽的悬念和无穷的“相思”，那绝对是吊人胃口的。《柳如是别传》中不论是揭示的新史实，还是追究不下去被挂起来的问题，都能给我造成感染，更何况当事者陈先生本人。《柳如是别传》中《复明运动》一章，似乎启动了我的历史“兴奋点”， 使我对史学功能的理解和史学研究的兴趣找到了新的立足之地。附带说明一下，我认为研究和写作，都需要有兴奋点。兴奋点是由一些因素共同作用形成的。这些因素在当事人有较好的事业心的前提下发生影响。这些因素有，课题具重要科学意义，当事人的思维习惯、趣味倾向等与课题特别吻合，当事人对课题具备起码的知识（知识越多越好），完成课题的各项规定对当事人不构成严重障碍，等等。兴奋点是什么？简单说来就是动力。于是清初复明运动的研究，成为我在第二阶段中最喜好最显眼的课题。复明运动是陈寅恪先生概括得出的概念，指的是什么？我在《平一统贺王盛复明案始末》文中，曾将大段大段的复明运动历史，浓缩成一句话。我说：“复明运动是在清朝的严酷统治下，由一部分明朝遗民和其他汉族地主阶级人士组织的以恢复明朝统治为目标的地下活动，一种持续的、广泛的、有组织的民族抵抗运动，一股具有相当规模的运动潜流。”我踏着陈寅恪先生的足迹，研究了江南、浙江、湖广、北方的复明运动和复明大案，写出20万字论文。这大部分是阐发幽微的工作，其中李之椿、平一统、杨鹍、虞胤、陶尔鼐等案和史可法扬州督师幕府人物，前人所知甚少；魏耕、李长祥、吴祖锡等的活动，从前虽有研究，但多缺漏，失误。这种状况在理论和史实结合的基础上给我留下了广阔的发挥余地。我的研究取得了初步的成绩，有待扩展和深化。
研究复明运动的重要收获，除得知若干新的史实外，在复明运动新史实（陈先生所得，我最初研究二三起复明大案所得）的基础上，我试着对运动性质和特点做了理论概括，简述结论如下：
一，复明运动是基于清朝统治的扩展，以及圈田、缉逃、剃发、压迫措施的推行而发生的。它的政治性质是明确的。社会在继续行进，历史问题的是非是不会消失的。它是清初民族抵抗运动整体的一部分，是清初整个民族斗争的一部分。参加这一斗争的各个阶级、阶层、政治集团的目的是不同的，即使同一农民军或同一南明政权内部，其集团和个人的目的也不尽同，那正反映了构成历史前进运动的基础的情形，并不能借此抹杀他们反抗清朝统治和民族奴役的共同目标，因而也不能抹杀他们的共同事业的民族斗争性质。
清兵入关后在全国进行的战争， 不是统一战争。战争的性质和历史评价， 是由促成战争发生的社会矛盾决定的。清政府推行民族征服、民族奴役政策， 激化民族矛盾， 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人民奋起反抗， 清政府出兵镇压， 这样发生的战争怎么能加以统一战争的美名?
二，复明运动有明显的特点。复明运动的基本的活动方式是地下活动， 这是它的第一个特点。当清军南征夺取江南时， 明清两方斗争激烈， 战争是斗争的基本形式。清朝取得江南后， 形势变化。在清朝严酷统治下， 聚成一军不容易， 坚持下去更困难。复明运动大都被迫采取地下活动方式，积聚力量， 准备最后一搏。
三，一般说来， 以夺取政权为目标的斗争都不能不使用武力，通过生死决战， 最终实现目标。地下活动不过是为最终进行战争作准备。战争是实现目标的最后手段。因此， 复明运动与武装斗争最终结合起来，地下活动与战争最终结合起来， 是复明运动的第二个特点。面对剽悍强大的八旗兵、野蛮骄纵的绿营兵， 复明运动首领煞费苦心， 一面深入绿营内部策反， 分裂、破坏清军， 一面还要谋求拥有武装， 准备战争。在白手建军千难万险的情况下， 或依靠同一战线上的现成军队（南明官军、起义军等）， 或联络不同色彩的其他军队（如策反清军、交结具反清倾向的以劫掠为生的穷人武装等）， 或数管齐下（自己也少量招兵买马） 。总之要有自己的刀枪。活跃在距南明官方不远处的复明运动， 还给南明提供人员、经济、物资、信息等方面支持。
四，复明运动有广泛的阶级和阶层参加，是这个运动的第三个特点。明朝宗室、官绅、将校、商富都要维护既得利益，不甘被剥夺。特别是明朝统治下最富庶的，官僚、儒学传统都很深厚的江浙地区的地主，反清意志更强，自觉还有与清朝作殊死斗争的力量。清朝统治渐趋稳定后，汉族地主分化日趋严重，坚持复明的地主也将斗争转入地下，其性质则仍是民族斗争的继续。至于农民、奴仆、商贩等社会基层群众，也因清政府很快表现出它的地主阶级本质，出面镇压奴变、佃变，又推行剃发结辫等民族奴役措施，使其曾一度出现过的对清政府的幻想迅速消失，而积极投身抗清斗争。复明运动有各阶级、阶层的广泛参加，正表现了它的民族斗争性质。
五，复明运动的分散性，是它的第四个特点。
复明运动是各地反清力量多股奋起参加的政治运动。他们异地而一致拥护南明，也没有根本不同的利益和主张，但始终只各自与南明（政府、义军）建立单线联系，坚持独立活动，从未试图合并成统一的运动。也不是鸡鸣村舍，老死不相往来，但联系限于磋商、鼓励，不是统一组织、部署、领导、指挥。其关系的松散性和分散性是很明显的。分散的个体小生产基础上产生的政治运动，缺少群体的团结的统一的意识，是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地下活动环境严酷，也起重大作用。人数过众，规模太大，不利隐蔽，其理明显。生死存亡所关，不能不万分谨慎。这样做的结果，虽有助于运动在一段时间里的存在，却削弱运动的力量，以致最终被清政府各个击破和消灭。
六，在复明运动各地各起势力内部，也缺乏严密的组织和领导。复明运动的每个群体，实际上都只不过是一个由首领串连起来的志同道合的团伙，而没有成为用严密的组织系统和严森的条规纪律结合起来的群体。也就是说，没有形成一个真正的组织。他们结合起来的方法，除共同实现复明目标外，就是串连、结拜，以及分授南明空衔官职。被清朝捕杀的威胁也加强了他们的向心力。但从来没有建立上下相称的系统的组织结构，没有形成有威信的行使权力的领导集团。在政治上，他们是一些明确的复明主义者，此外就没有其他的政治纲领、口号，没有动员、团结群众的更实际的政治思想武器。这是复明运动的第五个特点。因此，各地各起复明力量内部关系也是相对松散的。这里表现了封建时代的政治运动的幼稚性。这样幼稚的政治运动的潜流是不难遏止的。作为民族抵抗运动的一部分、一种有形的运动，复明运动缺少明显的成就，也没有存在很长时间 。许多首领、组织者和骨干不是被捕遇害，就是变节改图，或在失望中抑郁而亡。其后天地会虽也标榜“复明” 口号， 但其斗争性质已然不同，民族斗争色彩减弱，阶级斗争旗帜更加鲜明起来。历史又翻过另一页了。
七，复明运动没有实现自己的目标，最终陷于失败。这有其必然性。复明运动自身有重大弱点，但这不是失败的根本原因。从明朝一方说，复明运动所拥戴和依靠的南明，是孱弱而又充满内争的分裂的力量。只经过十几年不断的内争，地广人众的南明就沦为李定国孤军奋战。大厦将倾，一木难扶。在明清对抗过程中，南明取得的或大或小的胜利，常常只是昙花一现，不能造成清消明长，南明持久胜利，积久复兴的局面。南明不能复兴，甚至不能给人希望。复明运动失败的必然性，在明清对抗的中期阶段已逐渐显现出来。从斗争的环境说，复明运动是民族矛盾激化的产物，一当民族矛盾相对缓和以后，它的存在就失去了依据。从明朝对立面清朝一方说，军事力量强悍，政治上满族亲贵内部虽有矛盾，但没有达到妨碍他们有效地实行统治的地步，对汉族地主采取较成功的政策和策略，较快纠正或中止一些不得人心的政治、经济、军事措施，因而其统治日益稳定和扩大，民族矛盾趋向缓和。在这种情况下，复明运动渐渐失去向心力、活力和热情，即使不遭清朝破坏和镇压，也会自然萎缩、瓦解。
以上是我对复明运动的理论性认识。复明运动是复杂的长期被掩盖的历史现象。这种遮蔽历史真相的屏障，被陈先生一手搬开后，运动真相还在点点滴滴地进行揭示。几点理论性认识则是我的思想的初步升华，陈寅恪先生也没有这样说过。如果我的理论思维能力稍好一点，当然可以突破目前这种粗浅层面上的升华，有所深化。但这是先天的局限，没有办法。即使此一层面，对不对？也还待高明赐教。
（四）
我还将1997年划为第三阶段开始。标志性的工作是我应邀参加整理、出版 《四库禁毁书丛刊》。这是图书馆界人士朱宪先生等发起、组织的项目，经申请得到国家认可，由个人投资启动，国家略加赞助的。事实证明，用此种方式经营出版，改变由公营出版社单一经营的方式，进到双轨制，开辟了一条通向兴旺发达的社会主义出版事业的坦途。
《四库禁毁书丛刊》主编是中央民族学院（现名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著名清史中国民族史专家王钟翰先生。项目发起者、实际主持人朱宪先生，大学图书馆学系毕业，原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这个图书馆庋藏丰富，有入中国图书馆三鼎甲的资格。丰富的馆藏滋润了朱宪，他又虚心学习，使他增长了学识，“书皮子” 学问（他自己总结的充满玩笑味的名称）我看是满满的。他有充足的社会生活知识，特别是有开阔的全局眼光，善于捕捉问题的关键，能够熟练地掌握和处理人际关系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是一个毋庸置疑的干才。如果他像以往一样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干下去，磨掉他身上所有的棱角，这个干才不管如何能干，也就埋没了。但天生有材必有用。他终于静极思动，敏锐地察觉四库禁毁书的生机和商机，认准这是跳出圈外，试试身手的机会。图书馆领导慷慨地给他开辟道路，允许他用几年时间暂时转业闯荡，培养自己。他毅然决定利用此良机，择定四库禁毁书，集学术（古籍整理）与出版于一身。这是一个无比正确的决定。
四库禁毁书是指什么？即指乾隆借修《四库全书》禁掉毁掉的那部分古籍，不包括在此以外的禁书毁书，例如清朝中叶禁止的所谓“淫词小说” 即不包括在内。这是乾隆虐政的产物。禁毁书和文字狱，构成最新形式的“焚书坑儒”。 禁毁书是乾隆毁坏古籍、摧残文化的至今犹存的确证。有关这项书籍的摸底工作，朱宪先生在申请立项前已独立完成了。他据各种禁毁书目统计，四库禁毁书总数约3000种左右，经调查各馆藏书目录统计，现存数折半（实际工作结果，我们共征集、整理、出版934种，未能征集、未能利用者似不应超过100种，与摸底统计数相差仍多，主要是清朝官员虚报禁毁书名冒功造成的。虚报的方法有一书异名报、拆零报、作者编订者并报、部分抽出另报等等）。王、朱二先生邀我担任王先生助手，委以（第一）副主编兼学术部主任名义，专管学术事务，学术以外事务一律不沾边，可谓专注。我从未做过这样规模的整理古籍工作，怀疑自己的能力。不过我与古籍是老交情，一接触我就兴奋起来，脑手眼并用，相互配合，紧张工作，整理工作就一步一步顺利展开了。在那里打工，报酬不高，但我不是奔那个去的，我喜爱这份工作。四库禁毁书大部分是善本、孤本书，我几疑工作过程是进入了皇家翰苑，在那里纵情留览外间难得一面之书。我与各位同事之间相互尊重，关系融洽。王钟翰先生努力营造一个宽松的工作环境，促进集体的和谐，以是大家都能心情舒畅地工作。我和朱先生之间更是配合默契。他完全尊重我自己安排的工作日程，根据轻重缓急对打工、个人专业研究和其它个人事务做出的时间安排，从不用明白的或暗示的方法催促我为禁毁书项目干活。我也努力掌握进度，不让我的工作扯他们工作的后腿。
尤其重要的，是我作为学术负责人，首先要保证进入丛刊的禁毁书身份的真实性，不是另一作者的同名书、同一作者的另一书、禁毁后的篡改本，以及其它鱼目混珠本，而不折不扣地确为乾隆禁毁的那种书。这是保证丛刊学术价值的第一要着。这个任务是我和朱宪先生配合完成的，他在征稿时鉴定，我从内容复核。至今检查，我们这方面工作做得还不错，保证了质量，没有出明显的纰漏。
其次，要保证页码排序的正确率。这个问题包括需要注意的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每页线装书前、后两面的拼合，另一方面是页与页间依次衔接。据估算全套400册约共56万页书，一、二审纠正大部分错误。我三审（我看了总册数的略超六分之五）是最后一关，最后印制出书，是否遗留有错，是我的责任。全部排列无误，是一个艰巨的任务。稍一走神，就有漏网之鱼。我也走神（我看过一、二审，好像也有看漏的），就留错。不过，到现在还没有揭出，我隐约觉得可能未出大错，但保票则不敢打。我那时以临深履薄的心情对待此事，但客观上困难始终存在，我必须眼晴一扫就能做出判断，没有更多时间。我头脑中的知识库必须大敞开，多方面帮助我迅速形成判断，确实是很累人的。
古籍在保藏、流传过程中会制造或出现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如果不解决，等于一个受伤的士兵没有医治痊愈就被推上前线。例如，我们从北京师范大学征集到明人陈九德的《皇明名臣经济录》，这是一种将天文、人事、自然现象等配合起来，解释和讲述历史的书。全书依官制分卷，共10卷，第10卷刚编到“礼部（一）”，六部才过半，不完整。如果到第10卷已是足本，作者就不会用职官机构名做卷题，留下话柄。因疑为残书，经查陈九德家乡《栾城县志》，登录为12卷，证明果是残书。后朱先生寻找补配书时，从中国人民大学发现全本，实为18卷，《栾城县志》亦误。问题得到解决。又例如，我们从山东省图书馆征得明人无名氏《新纂乾坤宝典天文》，钞本，约600页。二审时，审读的先生发现此书只有前面百余页装订正常，余则混乱错杂，不堪卒读。原来，馆方拆开修裱此书，裱工师傅中途忘了标记书页次序，只好拢到一起，分册订线了事，以致如此。最恼火的是，全书无目录、无页码，缺少分割内容段落、排列顺序的标志；又是孤本，缺少对照清理的参考资料。当问题摆到我面前，我知道这是对我的一个不大不小的挑战。我反复翻检全书内容，发现书中有大量小标题是解决问题的惟一可依赖的线索。经过仔细阅看，我感到小标题都讲列星，也有不同，归为两类：嵌有28宿星名的一类；其它的一类，多与气象有关联（分别简称为28宿类、气象类）。气象类有线装书页略超400页，但其中百余页排序正确，只有200多页需要我们排出来。小标题多，是绝大帮助，200多页中，只有四个小标题下文字超10页（《中宫紫微垣经星占》38页、《太微垣星占》19页为最多，共占80页），其余为每题数页，以1、2、3、4页者居多。于是我根据小标题与内容的关系、小标题之间的联系、文字的衔接等多方面因素，很快就把气象类书页次序排出来了。经过查书，我了解到从汉到清28宿排序无变化，决定利用28宿小标题分割这一类书页排定次序。如果不是找到这一分割标志，174页书就成为混沌一片，排序难度就大得多了。分割以后，每一星宿小标题平均只领有6页多一点，找齐就比较容易，排序的问题也得到圆满解决。似乎比较困难的问题，顺利地得到解决，看起来我选择的路子是对的。这一成功增强了我的信心。
还有多方面的工作：
最繁琐最辛苦的缺页补配工作，其量极大，是朱先生一人完成的。
缺页严重，与其禁毁书身份有关。因此，出现多个图书所藏同一种书都是残本的情形，也不足为奇。这给我们一个机会，取有补无，众馆齐凑，拼合出一些足本、全本来。例如沈懋孝《沈长水先生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各藏一残本，后者还留存《总目》一份，按图索骥，合成足本。鲁之裕《式馨堂文集》，是取南开大学图书馆、天津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四个本子，去重后成为足本。我没有记录，也记不清做过什么书的拼合，但我做过（我忽然记起，似乎朱长春《朱太复文集》甲、乙二部的拼合，就是我参加做的，其他的真失记了），体会过其繁杂绞缠，有时理清端绪也很花工夫，完全不像将一棵菜从菜筐里检到菜篮里那么麻利、那么爽快。
还有的书要动大手术。明末清初陈济生辑《启祯遗诗》，是一部富有文学价值和历史价值的总集。辑者生前已将绝大部分稿件征集到手，采用“诗到随选随刻” （《凡例》）的方针陆续刻印，但并未成书，散页或装订后流传下来。1958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以陈乃乾整理本为基础，稍作增补、调整，影印出版。我负责审读，发现它利用现存资料不够，编排略有失误，诗、传分家不符合辑者原意等纰漏。编委会决定重编。这项工作由我们四人承担，以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启祯遗诗》为底本，采进底本所无而他本尚存的资料，纠正错误，调整目录，保持四字书名，完成重编工作。
此外，我还做过起草编纂缘起、编纂后记、补编说明的工作，主要与朱先生商量，并由他提供资料，王先生审定。
乾隆作的恶，由一群毫不相干的平民百姓，来替他处理一项重要的善后，而又可惜迟了200余年。这是历史开的一个不可思议的玩笑。但看到400册书（正编310册、补编90册）排列整齐，琳琅满目，金字闪闪，深红一片，除憾有遗珠外，以为办成了一件大事业，也觉豪情满怀，不负此生。
我从来没有申请过项目，有时填了表最终也不交。原因是我认为史学科研是个水到渠成的问题，申请成为项目，虽可解决经费，却限时完成，这就让我犹豫。去冬例外，在一群一向互视为忘年交的年青朋友建议下，搞出一本关于楚两生生平和艺术的小册子来。我的申请得到批准，现在就忙这个。我对卓有成就的古人历来深怀敬意，对楚两生即柳敬亭、苏昆生则因长期研究比较熟悉而尤甚。我研究此二人，写过一些文章，在大量书证资料的基础上，提出系列年代新说 、史事新说或线索、艺术新论析等等创新成果。我的项目还是有适当基础的。从已知的史实看，称楚两生为民族艺人是站得住的。他们为民族利益而斗争的事迹却大都已被淹没，复原似无可能。我个人尽力而为，奏功尚须群策群力。
民族艺人的向题，靠资料解决，也靠资料充实。资料的价值如何，即可靠性如何，是要经过检验并且经得起任何严格检验的。有的文艺家想象力出众，其思维像跨上了坐骑，可以在文艺领域纵情驰骋，但不要越出界外。如想闯进史学领域，必须改弦易辙，否则就可能碰上人家闭门谢客。史学中没有“虚构” 的容身之地，即使申明是假设，也须得到证实才能获得认可。这是史学规范的要求，不能违反的。
(五)
杂记：
我学过三门外语，没有一门过关，日久全交还老师。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于是自承为语言方面的“残疾人” 。加上点我搞清史，而不去准备工具，不去学满语，成为“双料残疾”。 青壮年时混混，涉及外语、满语的课题都不去叩关。老了，自知差距大，反省自己不是高尚其志的人，从不自称“专家”“ 学者”。
童稚时我是长辈承认的“聪明” 孩子，但我很早就知道“小时了了，大未必佳” 的话。以国难家故频繁，长辈无暇顾及，孩子自己不懂，成长就听其自然了。从初中阶段开始，我产生了读书兴趣化倾向。教国文的钟老师以《古文观止》为教材，但上课时不带，靠记忆、背诵，引起我的好奇心，特别爱好国文，而讨厌数理。这种“偏食” 习惯，我一直保持到最后。因此我的思维能力的训练，受数理之惠者偏小。受其他功课训练之惠者，其发展也不大明显。成年以后我的脑力大约是中人之智，即一个平常人的智慧（理解力、想像力、分析力、表达力、记忆力、学习力、决断力等之和），只在其下，不在其上。进入老年期后，记忆力严重衰退，较之老农，明显不如。
大部分时候，我的反应迟钝，见事迟。等明白过来，应对上可能有其周密性。故我宁愿跑腿，不爱当官，生怕在我手上造成过失，难以补救。
新中国培养的人材，自然信奉马克思主义，但理解肤浅。经典著作多，学甚么好？基于过去的学习心得，形成一个史学工作者初步学习的简单书目，从学习唯物主义认识论开始，此种认识论学列宁《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基本理论学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反杜林论》、马克思《资本论》（选读），理论如何用于认识社会学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是最初步的学习用书目， 应细读、反复读为好。 读完后再选读别的。如有兴趣， 唯心主义者的名著也在选读之列。读这些书，通常认为目的在于改造立场、观点、方法， 这当然有道理。如果加以补充， 说改造思维， 端正思维路线， 改革思维习惯， 是更易体会到的成效。我的初步书目形成过晚， 没有重新温习、体验。
治史首重历史全局。全局不清，是非极易颠倒。时空是历史的载体，其重要自不待言。职官体现统治阶级进行统治的人事布局，是历史的非常重要的关系人。目录学的功用，首先就在它是挖掘史料时的知识来源。邓恭三（广铭）师将年代、地理、职官、目录学概括为“四把钥匙”， 打开四扇重门，将你引进史学厅堂的必不可少的工具。我在这里说的，只是治史直接的实用的体会。无论如何，这是中国史学史上的一项重要概括。将有关的问题视为小节，当然是与大局相对而言的，可以的。但因其为小节而小视，则是不可以的，可能闹笑话，甚至铸成大错。那时后悔就迟了。
许多人脸上都蒙着不止一层面纱，有意无意不以真相示人。这是很可笑的。剥开来看，不就是如此吗！
何龄修2011年11月21日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