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龄修先生的三个未尽心愿
杨海英
2018年中元之夜，天心月圆。坐车穿行在浙南山间，眼看明月忽远忽近，转过丛丛山岗，悠然静谧；凸显山形轮廓，黢黑深远。山脚碧水环绕，时断时续，山区层级开发的小水电，导致水流潺潺或迭出幽邃。想起年初送别的亲人、师长，不知他们的灵魂现在怎样了？是否一切安好？经过多年科学的洗礼，隔世的鬼神自然存身无处，但自古流传不息的民间济度亡仪及随行就市的博弈风传，都说明世人需要慰藉，思念当有寄托。为人一生，这大概也是存世者最后的信仰和皈依了吧？想起回京即面临《论丛》截稿期限，笔头阻涩，笥无存稿，不得不翻检出些许半截子文档，草成急就章一篇，以享何龄修先生在天之灵。
首先，我想说何先生固然走得匆忙，但长期的疾病已严重影响其晚年生活的质量，故私心也曾庆幸过先生走得干脆、痛快，终于可以摆脱肉体的限制和羁绊，希望礼智师母和何翔师弟不以此为忤。虽然人生不能无憾，但何先生已经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亲人的照料也称得上是无微不至。人生终有一别，只是我们不知道这个告别会在何时来到而已。何先生的一生，既充满着苦难，也遭逢过幸运，他不喜欢“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言者无二三”的消极与疏离，表明他对现实有着客观、清醒的认识，却始终怀抱拥抱生活的热情与追求理想的执着，这种境界，至少在我是难以企及的高耸与宽阔。
其次我想说2015年底，曾替先生填写过一份结项表。这是老先生以巨大的毅力，克服疾病所带来的种种困难，完成的此生最后一个课题：关于明末清初“楚两生”的研究，他自拟的书名是《民族艺人楚两生》，据说已进入复审阶段。他曾给三联出版社的编辑写过一封信，谈了自己的看法：“书名以《民族艺人楚两生—明末清初柳敬亭、苏昆生的生平和艺术》为好。标出“民族艺人”四字，主要看“民族艺人”是否站得住。“民族艺人”站住了，全书才站得住。“民族艺人”亮了，全书才更亮起来。“民族艺人”四字，系全书及其作者、编者荣辱、安危、得失、成败、胜负、存亡也，其利害关系至重至大，其影响最为根本。”曾经一度风传“民族”两字可能会“犯忌”，也不知至今难产的出版是否与之有关。柳敬亭与苏昆生，只不过是明末清初民族斗争激烈时期，江南两个具有局部名气的地方艺人，他们的行事与态度，也不过是江南普通百姓对明清易代的一种反应。若连这样的文稿也会遭遇过审困难的话，那么，落霞与孤鹜齐飞的江边，看到的也可能不是长江水了。我通读过这部书稿，依然保持先生一贯的风格及水准，在不经意的述评中，饱含着有深意的新探索，更重要的是将一个重症疾病患者在思维方面的局限降轻到了最低，先生实可谓是一个生命之树常青的学者。
他曾跟我谈起过自己想做而没做成的几件事。一是写一部《顺治传》，无疑是对清初这个性格复杂多变、冲动深情又短寿的大变动时代的“异族”皇帝大有兴趣，可惜无由得见；二是写一部《史可法传》，这个想法应该说已经付诸行动，只是没有完成而已；三是写部《考证学通论》。虽然斯人已逝，心愿无由达成，但《民族艺人楚两生》却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弥补他的遗憾。因为在这部书中，他结合了生平最喜欢的两个课题：一是南明史，二是艺术史。
南明史是他在陈寅恪先生的启发下，着重研究的一个钟爱领域。南明存世虽然短暂却弥漫生气，既不免乌烟瘴气又充满鲜明个性、敢于鸡蛋碰石头的呆瓜笨伯，那些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仁人志士，支撑起了这个时代并且赋予它不灭的灵魂。何先生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复原、修补那一幅幅破碎不堪、难以卒读、几乎零落成泥的历史画卷，给后人留下了一颗颗沧海遗珠，这正是祖辈先人呕心沥血、凝精聚气留下的珍宝，经他揭橥得以一一呈现：李之椿、平一统、贺王盛、虞胤、韩昭宣、魏耕、李长祥、黄毓祺、陶如鼐、吴祖锡、陆祈、甘凤池、陈子壮、张玉乔、柳如是、陈子龙、德宗和尚及史可法扬州督师期间的幕府人物上百人的名单……这里的每一个名字，都是何先生用心洗去历史尘埃，沙里澄金陶铸出来的年轮之光。他所关注的人物，既有像史可法这样的南明弘光朝廷的中流砥柱，个人才能与其面临的复杂局面及历史要求难以匹配，但吸引的各种人才、尤其是扬州幕府的文、武人物及作为，却有大大出乎我们意料的各种嶱嵑；也有像柳如是、张玉乔这样才气纵横、侠气冲天的女流之辈，巾帼不让须眉的决绝与气度，又映射出多少油腻头巾下熏臭不堪的丑陋与污浊！还有像柳敬亭、苏昆生这样历史舞台边缘的艺人，这涉及了先生另一个喜爱的戏曲艺术史领域，比如《隔壁戏》这篇文章，就是何先生自己的得意之作，非兼具秉性、天赋和才情而不可得，确实也是先生喜欢而且能够做得出彩的领域。楚两生让他重温了与心爱课题再相见的喜悦。通过他的研究，我们得以略窥柳、苏两位艺人，模糊不清的面目背后，可能蕴含着的另一些历史真相。没有何先生这样热情、认真、细致、倾情的奉献，他们都只能留在平民艺人队里，在历史的长河中一闪而过，既无清晰面目，也无准确定位。他的工作，如同拨开云雾见青天，故国遗民的艰苦卓绝与自爱自守大白在阳光之下。他自己也说这项工作令他“高兴得真是莫可名状”，故在泰州柳敬亭公园拟建中国评书评话博物馆，请他提供相关史料时，毫无保留地贡献了自己多年收集的史料，坚定地认为“自秘材料，不是好风气”。
礼智师母在整理何先生的藏书时，翻出一册中国曲艺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陈汝蘅曲艺文选》，扉页有先生的题字：“陈汝蘅老先生，余迄未识荆。八零年春，曾撰一文，批评其《说书艺人柳敬亭》，以此称文字交。后陈老作答辩，刊《清史论丛》第六辑。本书陈老所赠，出版社编辑送至科研处耿清珩同志处，转交余手。此陈老毕生心血所草，足供参考。1986.1.11”反面还有补题一则：“据中共泰州市委党校钱小平同志函告，陈汝蘅先生于一九八九年二月十一日仙逝，令人震悼不置。余与先生亦终无缘识荆，岂不悲痛。一九九一.九.廿七。”五年间的两次题字，足以说明与此课题相关的一切，已经不仅仅是先生流于纸面的历史研究，而是悲喜交加、天人合一的现实生活。他还曾多次跟我谈论清代艺术、文化史可深入研究的一些点，比如虎丘歌会，说这个从万历初年开始延续到太平天国前夕的社会文化现象，很值得深入研究，附带的新闻纸之类的现象，也都是值得精耕细作的题目。
何先生的喜好及为人处事的风格，在藏书上也有分明地表现。他在1981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史人物生卒年表》（吴海林、李延沛编）扉页有题：“如皋公之裔孙治思想史有素，曾向余偶叹书肆王文成公全书售价之昂。余适有国学基本丛书本，久置不用，因割爱以赠。然洁身自好者亦不欲白取，遂购此书，用酬余情。然此书实非余所欲也。错谬之多，令人咋舌。学殖瘠薄，无力编著，无力审读而偏出书，耗费纸墨，贻误读者，学风如此，良用慨叹。”这是一部他收藏在五库斋中但并不喜欢的书。另外还有一部让他恨铁不成钢的书，就是荣孟源所编的《中国历史纪年》，他在前言右上角有题：“此表编辑笨拙（例如翻检公元，万国鼎书仅用五十余页书，而本表用一百廿余页书）而疏漏（例如有若干常识性错误等等），售价奇昂。所增益者为所谓僭窃与割据之纪元，费力无几。假使得万国鼎书稍补益之，不必有此书也。”此书为三联书店1956年版，售价是1.6元，1955年的发票显示购书地点是新华书店北京分店北京大学书亭，可以想见这册“售价奇昂”的书，是先生北大求学期间节衣缩食、痛下决心所买，即使在1969年寒冬“连锅端”拔宅下放到河南干校也没舍得卖掉，书的内容却如此地让人不以为然，着实令人感叹。
除《顺治传》、《史可法传》外，何先生另一未实现的心愿，就是写一部考证学通论。粗粗浏览师母翻检出来的几册笔记，可以肯定他在这方面所下的功夫，准备工作大概自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就已开始。
比如，他阅读余英时《中国史学的现阶段：反省与展望》，特别关注其分析史料学派的文字：“史料学派的最大特色在于他们的史学和时代完全脱节。主要由于他们对于史学上所谓‘客观性’的问题的了解有其局限性，他们假定历史事实是百分之百的客观的，可以通过科学的考证而还原到‘本来面目’……则史学家因自身的时代而产生的一切主观因素都已被摒弃在史学之外了。”
他对考证固有局限性的认识，可从以下摘录文字中窥见：“我们承认，有些所谓历史考证的工作，其具体结论的正确与否的确是不受时代影响的，如名物制度、训诂校勘、地理沿革等，人物生卒种种方面的具体问题，一旦获得了正解，便再也不会随着时代而变动。但是这一类的考证虽然都涉及史学家所必备的基本事实（basic facts），却不足以当‘历史事实’（history facts）之称，因为这些基本事实只不过给历史提供了一套外在的架构，他们本身并没有内在的意义，即不能说明历史的变化。而其即使是这一类的考证，其兴起与发展仍不能完全脱离时代。我们不免要追问：史学家何以在某一个时代对某一类的名物、制度、典籍、人物、地理特别发生了考证的兴趣呢？”。
我们还可以看出，他对以下这些批评抱有十分的警惕：“史料学派不但误认一切基本事实为历史事实，而且对每一事实复尽量作孤立的处置。因此他们主张‘证’而不‘疏’。在‘史学即史料学’的理论支持之下，他们的‘证’的范围，则退缩到材料的真伪这一点上。在这种情形下，真正的史学研究是无从开始的。近几十年来，史学的一般发展，使我们认识到历史事实之所以成为历史事实，定和史学家对它的了解分不开的，历史事实无言，相对于任何一项历史上的变化与发展而言，史学家经过反复的研讨，便能在众多的历史事实之中，发现它们之间主从、轻重的复杂关系。这种关系便是对历史上的变化与发展有所说明。这正是史学家‘疏通’的本领。中国史学史上所谓‘疏通知识’，所谓‘通古今之变’，其中心的涵义即在于是。所以，我们虽然同情史料发展对‘证’的强调，但是却绝不以此为史学的止境。今天历史学家一方面要用最严密的实证方法来建立史实，另一方面则要通过现代各种学科的最新成果和时代的眼光来‘疏通’史实与史实之间的关系。”这些笔记表明他注意辨析史料与史学的关系，并在前贤的指引下不断学习，深入思考。
他曾抄录了一段邓广铭先生关于“史学即是史料学”的话，然后分析说：“他（指邓先生）采用赞同的语气，以示另有所本，则应有所师承者，似为傅斯年下引议论。”接着摘抄的是傅斯年的这段话：“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提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所以近代史学所达到的范域，自地质学以至目下新闻纸，而史学外的达尔文论，正是历史方法之大成。”以下是他的再分析：“细读两先生议论，觉有所不同。邓先生以为‘史学即是史料学’的观点，只要求认真整理史料，并无对理论必须加以接受或排斥的用意。邓先生以我理解与傅先生原意殊不同。傅文所谓‘一切工具’实为哲学的方法论（傅文后直接提到‘历史方法’亦可证），利用之且认为其正确而接受之也。又傅文称举应接受、利用之本源，自地质学以至报头、报屁股之社会短文，皆属其范围。而达尔文之进化论，为其最大依据，可知并非无接受某种理论之用意。又颇标举具体，则未在标举名单中之理论，自有被排斥之嫌，可知傅文亦非无排斥其余理论之用意。然否？邓先生在世时，趋候中未尝叩问，今已无及矣。”何先生喜欢琢磨前辈、老师的各种言论，早就自成习惯。邓先生辞世于1998年，他写这则笔记时，已经无法去向邓先生求证自己的思考，但他对前辈观点异同的琢磨，他的思考所达到的深度，确实当得上好学深思这四个字。
何先生还通读杜维运的《史学上的比较方法》并做了详细笔记。比如，杜氏谈史料运用方法的文字：“史料是历史的基本；史料里面有虚伪，有谬误，史学家须对史料施以严格的考证。史料考证的方法极多，比较方法应是其中最基本的方法之一。以纸上史料与地下史料相比较，以本国史料与外国史料相比较，以同一种史料各种不同的版本来比较。由比较而知其异同，窥其详略，而且求其症结所在，将可拨云雾而见天日，史料考证的能事，大致尽于此了。”
杜氏关于史料考证方法和作用问题的阐述，如“对史家而言，史料的比较，分为同源史料的比较，异源史料的比较，转手记载与原书的比较（亦即第二手史料与第一手史料的比较）较有概况性，也最能看出比较方法在历史研究上所具有的功用。”又如“有一种史料，其作者为同一人，是同出一源的史料；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史料，其作者相同或作者不同，而出处相同，也是同源的史料。一次大事实的发生，或由当事人记录下来，或由当代人根据所见所闻记录下来，或由稍后的人根据传闻记录下来，这些被记录下来的史料，其作者相同，是同源的史料，是不容置疑的。如作者不同，而所根据的传闻相同，也是同源的史料。同源的史料在原则上讲，应保持相当的和谐，不应有矛盾冲突存在。可是，如经过比较以后，情形往往完全相反。同为一事，详略不同，此表现的主要意义不同，甚至完全歧异、绝对抵牾，那么此等史料，显然有极严重的问题存在，而有待史学家作进一步的批评了。史学家也可以由此接触到历史上种种的问题了。”杜氏对两类不同史料的认识及运用：“同源史料的比较，是消极性的。应积极的寻找异源史料以进行比较。史料不同出一源，而内容相涉，其间的异同极富启发性。史实的真相往往自其异同间流露出来。”这些阐述，无疑都对何先生有重要的启发。对照他关于崇祯太子的两篇考证文章，比如他列举的13种有代表性的关于崇祯太子的史料，再加以老吏断狱般地剖白、分析，由此得出明末清初政治传说的“一种公式”或“近似的模式”，不仅完美地践行了杜氏阐述的这套史料分析运用的方法论，而且对明末清初其他类似的“出家”、“潜藏”等史事分析极具参考意义。
大陆学界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了解海外、西方史学发展的一个捷径就是关注、学习台湾学者的成果，何先生也不例外。除了通读有心人选编的各种论文集外，杜维运的《史学方法论》也摆在他的案头。何先生重点关注杜氏有关史料考证的各种论述：“史料以类别而可信的程度不同。但是被认为最可信的直接史料有极不可信的地方。任何一种史料都不是完全可信（无意史料的可信则视史学家的眼光而定）里面可能有错误，可能有虚伪，可能有私人的爱憎，可能有地方及民族的成见。不经精密的考证即笃信不疑，后患实无尽无穷。所以当史学发展到史学家知道考证史料的时候已相当进步了，发展到一套史料考证学出现，正臻于成熟的时期。西方两千多年的史学，直到十九世纪才将史料考证学有系统的发展出来。悠久的中国史学，其精密的史料考证学，是清乾嘉时代的产品。史学家自诩识见宏远，不屑于琐碎的史料考证，是虚置自己于空中楼阁之上。没有卓越的史学家，不将考证史料视作分内之事。考证史料不是史学家的目的，却是史学家的手段。”特别是“考证史料时，史学家须具有怀疑精神。”
理论学习是武装头脑的不二法门。何先生有关地下复明运动各大案的研究、有关崇祯太子案的研究，所运用的考证工夫，证明他能学以致用、融汇贯通。他不止一遍地抄录过以上那些论述，包括杜氏总结、归纳史料考证的运用方法，尤其是有关外部考证（external critism）与内部考证（internal criticism）的历史论述：“这种分类法也是自班汉得（Ernst Bernhaim;1854-1937）伊始，以后欧美史学家与中国史学家相继沿用。所谓的外部考证，系从外表衡量史料，以决定其真伪及其产生的时间、空间等问题。所谓内部考证，系考证史料的内容，从内容衡量其是否与客观的事实相符合，或他们间符合的程度。”
杜氏所归纳的史料外部考证的5种方法：辨伪书、考证史料产生时代、史料产生的地点、史料著作人及史料的原形，包括“史料内部考证，可从记载人信用的确定、记载人能力的确定以及记载真实程度的确定等方面详言。”而“许多确定记载真实程度的通例，已由中外史学家寻出，极值缕述于此。”共有5条，何先生的笔记都是一丝不苟。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王瑶所著的《谈清代考据学的一些特点》一文，何先生也详细记录，笔记共有七段，分别是有关处理材料的要素、原则、方法、清代考据学与现代西方考据学的区别、联系以及清代考据学的局限性等内容：
在进行科学研究时必须详细占有材料，是大家都知道的道理。对于这些已经为我们所占有的大量材料，又必须经过严密的考察过程来确定它们的真伪、时代性和阶级背景、可靠程度和应用价值等等，然后才可能由研究的问题出发，根据大量材料的相互连系来加以分析和综合，并由之得出正确的论断。
《四库提要》于《日知录》条下云：“炎武学有本原，博瞻而能贯通。每一事必详其本末，参以佐证，而后笔之于书，故引据浩繁而抵牾者少。”这是可以概括他的考证方法的：“每一事必详其本末”，就作到了详细占有材料；而引据浩繁又无所抵牾，则证明他是由归纳例证中得出结论的。
清代考据学家所处理的对象主要是经学，而通经则自小学始。因此他们所处理的问题，多半是训诂、校勘等类问题。在方法上则多半采取遍搜例证，然后归纳出论断来。他们对搜求例证用力极勤，反对隐匿及曲解例证；反对用单文孤证，遇到有力的反证就放弃原说。而他们所处理的问题，又是用这种方法可以胜任的。因此所得的结论也就都是可信的。
在方法上清代考据学也是与胡适派有所区别的。如前所述，清代考据学一般多用归纳法这样一种思维形式，他们常常在同类现象的类比中发现问题，而在遍搜事例中归纳出结论来。……他们一般都是在研究了大量的材料之后，才在其中找出共同点和主要点的。这种方法在考据学适用的范围内，在材料全面和充分而又彼此间无所抵牾时，是可以得出正确结论的。当然，他们有时也用演绎法，但通常是根据已经证明了的、确凿不移的定说，而且是与归纳来综合应用的。
在《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一文中他（指胡适）说：“这种方法先探索许多同类时例，比较多彩，寻出一个大通则来，完全是归纳法。但是以我自己的经验看起来，这种方法实行的时候，决不能等到这些例都收齐了，然后下一个大断案。当我寻得几条少数同量的例时，我的心里已经起了一种假设的通则。有了这个假设的通则，若再遇同类的例，便把已有的假设去解释他们，我们能否把所以同类的例都能解释得满意，这就是演绎的方法了。”
由于清代学者所考据的范围，一般都是可以从整体中抽取出来，可以从静止的状态去观察的比较狭小的范围，例如史料的订定以及训诂、校勘等，文字意义的确定等，因此所得的论断就多半是有效的。而且对于我们进一步的研究也有重要的帮助。但显然这种方法的应用是有它一定的限度的，如果用它来进行对于整体的发展和全貌的考察，就必然会限于片面的错误。
王瑶教授在古典文学研究方面的心得，与胡适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功夫，都成为何先生学习、利用考证方法的源泉。他还特别抄录了黄云眉的发现：“清代的官修参考书，如《佩文韵府》、《渊鉴类函》、《康熙字典》之类，没有一部不是错误百出的。《辞源》的错误，大部分就是上了这些书的当。王引之化了四年工夫，举出《康熙字典》引书的错误二千五百八十条之多。”何先生能客观对待官书的记载，应该与这些影响分不开。
倾心学习前辈总结、归纳的史学方法，注重思考古今考证法的同异、考据方法、要素间的关系，何先生体会之深，用力之勤，在具体研究实践上渐趋炉火纯青。邓广铭先生曾特别称赞他写《柳如是别传读后》一文。该文发表于1988年，评价了陈寅恪先生“暮年在科学上作大幅度的推进”的代表作《柳如是别传》，深中肯檠，赢得学界广泛好评。现存五库斋《柳如是别传》书中题记大致记录了研究的基本过程：“本文划分为四部：一曰精神，二曰成就，三曰缺失，四曰方法。初读《柳如是别传》，似不知所云，仅能标注要点、应注意处，馀则茫然也。通读第二过，间查他书，略有体会。遂重点研读，复深长思索，融会贯通，解惑释疑，自觉洞胸爽肺，宜乘时执笔。蓄积越三、四载，不得谓率尔操觚也。然寅老学高莫及，思深难测。后生小子，拜读其书外素无接触，何能通识其旨趣，彻悟其精神？少窥门径，即为大获。题为《读后》，亦略抒所见耳。且撰述实匆促，盖交稿期迫，又适逢访日本时也。乃草草完篇，烦内子瞻誊钞毕役。故行文欠推敲，用字或不当，是其显然者。其精神一部，发挥不足，方法一部，径改漫谈，其势然也。1993年末退休时记。”可见这是一篇酝酿了三、四年的大文章，因何先生能体贴陈先生工作的细节和蕴含的心意，而陈先生忽略或失误的地方，则成为他进一步研究的起点，如《李之椿案与复明运动》文，发表于《读后》文的次年，何先生写作《读后》一文时尚不明其事，故注明“待考”。嗣后则全力研究，并迅速取得突破，不仅搞清了此案案情，而且提出此案的意义：“说明从江浙开始的地下的复明运动与中土最重要的公开武装斗争的深刻联系。”同年还发表了另一篇《平一统贺王盛复明案始末》，这也是难度极大的关于南明地下活动的考证文章，曾被王思治先生戏称为“连题目都读不懂”。试想，以何先生好学深思且独具风格的写作方式，如果能完成《考证学通论》这部书，该是一件多么美妙的事。
过去十来年间，我都在研究与万历援朝战争相关的史事。他曾看过我的文章，也给我提过不少仔细的意见，比如他指出我有跟着材料走的倾向。他说：“材料不能自行提供完善的科学结构，研究者应从材料与对材料的初步研究与指导思想的结合上，安排写作的内容。不错，研究要以材料为基础，没有材料支持的空话不要说，但这不等于说研究者必须跟着材料走。在这些结合的基础上形成的研究，写作结构才能逐步形成完美的科学结构。在这样的结构中，一定会有研究者尚未掌握材料的章节，这就迫使研究者打开思想、扩大视野、再找材料，再进行思考，进一步深化认识，推进研究。材料不仅要多看，而且要穷挖、狠挖、深挖才能得到。这就需要百倍地提高科学的主动性和敏感性。否则材料千百次地进入研究者的视线，同样千百次地从研究者眼皮底下溜走。你自己应有不少这样体验，我的再谈两太子案第二节从《甲申朝事小纪》逮住洪承畴作为清廷导向工作的一项证据，也是一个具体事例。只有科学的研究写作结构，才能凝聚出鲜明的主旨和某章节、段落、围绕此主旨的中心思想。”语重心长的谆谆教诲，再次证明何先生在史料与史学关系问题上的践行体会与心得认识。
他还说过“文章写得搔首弄姿不好”，但也不能缩手缩脚，要写得多，就要思想活跃。但也有的文章读起来一塌糊涂，没有味道。他表扬所里陈智超先生文章写得“明白如画。明白第一，生动第二，不是很生动的话，明白第一。但明白、准确、生动三样都做到，就不那么容易。”他还说过写历史不文就不传，写的没味道，别人就不想看了，日本的夫马进先生曾几次说过非常喜欢读何先生的文章，就是因为他的文章有味道。但这个味道，似乎不是模仿可得来的。俗话说文如其人，如同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一样，何先生的文章也是如此。他说世界上有很多问题，每个人都有不同看法。有的作者，比如袁枚的诗话，还是有些东西隐藏在里头。越是大家，越有见解在里头，特别提醒我要注意“这个”东西。
2010年我招了一个研究生，想请他给学生讲点课。何先生很高兴，开口就说：“我想讲三个问题——史学三论，给你的学生听。一说历史，二说史料，三说史学。一、二、三各有不同，不完全是一回事。”可见他对这三个方面的基本观点和大致异同，已经形成自己的见解，只是天不假年，没有给他一个健康的身体完成写作而已。
在中秋清节的月光下，静静地回想我与先生交往的片段，最后想说的是：何先生，您确实可以安息了！
戊戌年中元节初稿，中秋节再改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