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与编年体、纪传体并列为我国古代三大史书体裁的纪事本末体，有一个历史性的生发源头，即《左传》学中的纪事类编学。由于《左传》叙事存在“隔断”，在六朝至宋代极为流行的《左传》学中，出现了类编《左传》纪事的系列著作。在南宋前期治史为鉴的思潮下，这一《左传》纪事类编学与逐渐兴起的《资治通鉴》学相结合，产生出被清四库馆臣称为纪事本末体典范和创例之作的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徐梦莘撰著《三朝北盟会编》，亦受其影响。此后，纪事本末体史书编纂续成传统。鉴于《左传》纪事类编学形成更早，四库馆臣所谓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创纪事本末之例”，当是误说，但在史学著作范畴内，袁枢此书可视为史书纪事本末体的创始之作。
关键词：南宋；《左传》学；纪事本末体；袁枢；四库馆臣
纪事本末体是与编年体、纪传体并列的我国古代三大史书编纂体裁之一，关于其生发源头，历来有“《国语》”、“《尚书》”、“书志”、“绳结”、“甲骨卜辞”等多种说法。本质而言，这些说法皆是基于纪事本末体的基本特征而得出的后视之见，所论两者间的关联，属于逻辑性的类比认识，都未能阐明两者间有着历史性的继承关系。其实，作为史书体裁的纪事本末体有一个其所直接继承的体式源头，即《左传》学中的纪事类编学。
关于这一点，此前学术界关注不多，相关研究成果仅有张素卿《〈左传〉研究：叙事与纪事本末》（行政院国家科学委员会专题研究计划成果报告，1999年）、《章冲〈春秋左氏传事类始末〉述略——〈左传〉学的考察》（《国家图书馆馆刊》1996年第1期）和周翔宇、周国林《纪事本末体经解序列探究——兼论纪事本末体的创始》（《人文杂志》2014年第9期）等几篇论文。张素卿《〈左传〉研究：叙事与纪事本末》一文从叙事学的角度，论述《春秋》、《左传》及其学从“记事”到“叙事”，再到“《左传》纪事本末”的演变，钩稽出自唐第五泰《左传事类》至清高士奇《左传纪事本末》的“《左传》纪事本末”文献28种。该文虽将这类文献与清四库馆臣所认定的纪事本末体文献相类同，认为“《四库全书总目》以袁氏书作为‘纪事本末’体的创例之书，实属偏失”，但未涉及这两类文献间的影响关系问题。周翔宇、周国林《纪事本末体经解序列探究——兼论纪事本末体的创始》一文论述了《春秋》、《左传》学从“属辞比事”到“事迹类编”，再到“《春秋》纪事本末”的演变，钩稽出从唐高重《春秋纂要》到元陈氏（佚名）《春秋类编传集》的“《春秋》事迹类编”著作19种，从南宋句龙传《三传分国纪事本末》到清高士奇《左传纪事本末》的“《春秋》纪事本末”著作17种。该文将“《春秋》纪事本末”著作与以袁枢《通鉴纪事本末》为代表的纪事本末体“史书序列”作了严格区分，但亦未涉及“《春秋》纪事本末”和“《春秋》事迹类编”这两类著作与纪事本末体“史书序列”间的影响关系问题。
本文即探讨《左传》学与纪事本末体史书起源的关系问题，这不仅可为史书纪事本末体梳理出一个历史性的生发源头，而且可深化学界对唐宋间经史关系和学术演变状况的认识。本文首先论析《左传》纪事类编学之所以出现以及能够产生影响的两个背景条件：一是从分析《左传》文本入手，论证其叙事因三种原因而存在着“隔断”现象；二是论述六朝至北宋时期《左传》学的流行状况，阐明时人对《左传》性质的三种主要认识中，都有着类编其纪事的要求。其次，梳理、考证两晋至南宋中期出现的多部类编《左传》纪事的著作，呈现《左传》纪事类编学的发展状况。再次，以史书纪事本末体的两部起始性著作（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和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为焦点，在纪事本末体史书之起始与传统《左传》纪事类编学的接榫处，就具体的历史情境论证两者间的历史关联。最后，就清四库馆臣的认识而对史书纪事本末体的创始问题作出说明。
经此论述，本文要阐明的是：纪事本末体源出自《左传》学中的纪事类编学；该学有着长久的传统，与纪事本末体史书编纂方法相通；在南宋前期治史为鉴的思潮下，它与逐渐兴起的《资治通鉴》学相结合，遂蘖生出纪事本末体史书编纂传统。
一、《左传》叙事之“隔断”
如所周知，传世本《左传》基本依《春秋》经文为序，用编年体裁列载史事，被称为“备事之书”。但其叙事，首先是因为体裁导致所纪事件往往“隔涉年月”，“事为之碎”，即历时较长事件的记载，往往被发生于其间的其他事件的记载条目“隔断”。如南宋章冲云：“《左氏》传事不传义，每载一事，必先经以发其端，或后经以终其旨。有越二三君数十年而后备，近者亦或十数年。”其《春秋左传事类始末》所载“周郑交恶”一事，就越隐、桓二公，历经十三年：
（隐公三年）郑武公、庄公为平王卿士。王贰于虢。郑伯怨王。王曰：“无之。”故周、郑交质。王崩，周人将畀虢公政。郑祭足帅师取温之麦。秋，又取成周之禾。周、郑交恶。……
六年，郑伯如周。始朝桓王也。……
八年，虢公忌父始作卿士于周。
十一年，王取邬、刘、蔿、邘之田于郑，而与郑人苏忿生之田。君子是以知桓王之失郑也。……
桓公五年，王夺郑伯政，郑伯不朝。王以蔡人、卫人、陈人伐郑，郑伯御之。……
这十三年中，《左传》尚载有大量的其他传事，上列条目遂被分隔而散见于其他事件的众多条目间。
《左传》纪事有隐有显，其差别在很大程度上系于事件所涉条目是否连贯。如章冲《春秋左传事类始末》开篇所载的“郑伯克段”，就因传文条目连贯而极为显豁。与之相反，一些事件如上引“周郑交恶”，需要由间隔颇多的数条条目连缀而成，故较隐晦。诚然，后人对《左传》之“事”的划分，会因其考量范围的广狭而有分别。如上例，章冲综括这些分属不同年份的条目，连缀成“周郑交恶”一事，但狭义看来，其每一条目又未尝不是一“事”。连缀所成之事，其条目之间当然分隔颇多，而单条目及连贯条目所纪之事，便无分隔。但是，《左传》的一些间隔条目间往往有着事项之关联，连缀这类条目而成一事的做法，极为常见。如章冲《春秋左传事类始末》所列事项，堪称繁细，但连缀而成者仍占相当高的比例。因此，可以说《左传》的编年体裁，是影响其叙事连贯性的首要原因。
其次，“分年附经”导致《左传》叙事“隔断”。传世本《左传》与《春秋》合编，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即于每年的经文之后，附列该年的传文。然而“最初《春秋》自《春秋》，《左传》自《左传》，各自为书，古人叫‘别本单行’”。如《汉书·艺文志》著录：
《春秋古经》十二篇。《经》十一卷。
《左氏传》三十卷。
其中的“《经》十一卷”，班固自注：“公羊、穀梁二家。”而“《春秋古经》十二篇”，向来被认为是《左传》之《经》。《汉书·艺文志》出自刘歆《七略》，其将《左氏传》与《春秋古经》分列，反映出刘歆所知见的就是“《春秋》自《春秋》，《左传》自《左传》”。
刘歆知见的《左传》传本，一种是他校书秘府时所见的藏本，如其《移让太常博士书》提及云：“《逸礼》有三十九，《书》十六篇……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旧书，多者二十余通，臧于秘府，伏而未发。”据许慎《说文解字序》云：“北平侯张苍献《春秋左氏传》。”张苍为西汉初人，此秘府藏本即是其所献本。另一种是民间传本，如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云成帝命“陈发密藏，校理旧文”后，又“传问民间，则有鲁国桓公、赵国贯公、胶东庸生之遗学与此同。”其中“赵国贯公”传授《左氏》学，所谓“与此同”，当包括民间传本与秘府本内容之类同。
至于《春秋古经》，未见其出处记载，当传自先秦。许慎《说文解字序》云：“鲁恭王坏孔子宅，得《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阮元认为此所谓“《春秋》”，或即是“班《志》所云《古经》十二篇者”。若如此，则《春秋古经》传自先秦无疑。杨伯峻另辟蹊径论证云：
《汉书·艺文志》有篇有卷，篇指竹简、木简书，卷指帛书。……《艺文志》于《春秋古经》用“篇”计，于《公羊》、《穀梁经》用“卷”计，一则可见《古经》写在简上，《公》、《穀》写在帛上；二则先秦书一般用简，汉代丝业较发达，大都用帛和纸，由此可以证明左氏《古经》是先秦物，《公》、《穀》是汉代才写定的。
由“用‘篇’计”证明《春秋古经》“是先秦物”，可备一说。秘府藏本和民间传本《左传》皆传自先秦，而《春秋古经》亦当“是先秦物”，这说明《左氏》经、传在先秦时就各自成书。
关于将《春秋》、《左传》合为一书的经过，南宋人罗璧云：“《左传》、《春秋》初各为一书，后刘歆治《左传》，始取传文解经。晋杜预注《左传》，复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于是《春秋》及《左传》二书合而为一。”其中所谓的刘歆“取传文解经”，见于《汉书·楚元王传》：
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
对其中说明刘歆之所为的关键语句“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后人的解释差异极大。如晚清今文经学家刘逢禄认为，这正说明刘歆附益“今本《左氏》书法及比年依经饰《左》、缘《左》、增《左》”；近代古文经学家刘师培却认为，“谓引传例以通他条之经耳，故章句义理由是而备。非旧传不系年月，歆依经文相别也”。即刘逢禄认为刘歆“比年依经”、加工过《左传》，刘师培却否认之，认为刘歆仅“引传例以通他条之经”。二人的解释各有其立场局限性，对于此事，因缺乏更为详确的史料说明，故难以遽断刘歆是否加工过《左传》，或加工到何种程度，但《汉书·楚元王传》中的这条记载，至少说明刘歆已将《左传》与《春秋》相比照。
罗璧所谓的“晋杜预注《左传》，复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见于杜预《春秋经传集解》自序：
预今所以为异，专修丘明之传以释经。……特举刘、贾、许、颖之违以见同异。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比其义类，各随而解之。
这是杜预的撰作路数自述，其中明确说“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后人多据此认定传世本《左传》分年附经，出自杜预。但是，如杨树达先生所指出，杜预《集解》显示其所据版本中已有“以年分传”之处。如《春秋左传正义》“庄公八年”末条云：
初，公孙无知虐于雍廪。
“庄公九年”首条云：
九年春，雍廪杀无知。
很明显，这两条传文原本应为一传，后因“分年”而分属前后年。于前一条，杜预注云：“雍廪，齐大夫。为杀无知传。”认为此条传文是为下文“雍廪杀无知”张本。对此，杨树达认为，“杜于首条注云：‘为杀无知传’，知杜所据本已误分。”因为如果这两条传文是由杜预所分，他就不可能也无必要为首条如此作注。这种先于杜预而“分年”情况的存在，说明《左传》分年附经经历了一个自刘歆至杜预的过程，至杜预所编本才成为后世定本。
《左传》分年附经，使得其中一些跨越年份的叙事被分归前后年。如《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历述晋公子重耳逃亡狄、卫、齐、曹、宋、郑、楚、秦，末条述其在秦而秦伯“享之”：
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请使衰从。”公子赋《河水》。公赋《六月》。赵衰曰：“重耳拜赐！”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级而辞焉。衰曰：“君称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首条云：
二十四年春王正月，秦伯纳之。不书，不告入也。
之后，叙述重耳济河入晋而得国。综合这些分属前后二年的文字，所述实为“秦伯纳晋侯”一事，只是因“分年”而被“隔断”。
传世本《左传》中更多的“分年”，是严格以叙事中的纪年为起始，而将此前叙说该事原委的文字，划归前一年。如上举“雍廪杀无知”一事。再如《左传·僖公十八年》末条云：
梁伯益其国而不能实也，命曰新里，秦取之。
《左传·僖公十九年》首条云：
十九年春，遂城而居之。
很显然，前条传文乃叙秦“城而居之”的原委，两条原先当联为一传。
再次，简编错乱导致《左传》叙事“隔断”。如前所述，《左传》在先秦已成书，当时书于竹简或木牍，在流传过程中，难免会因个别简牍错乱而导致条目失序，从而造成叙事“隔断”。如《左传·僖公二十五年》最后三条传文：
冬，晋侯围原，命三日之粮。……退一舍而原降。迁原伯贯于冀。赵衰为原大夫，狐溱为温大夫。
卫人平莒于我，十二月，盟于洮，修卫文公之好，且及莒平也。
晋侯问原守于寺人勃鞮，对曰：“昔赵衰以壶飧从，径，馁而弗食。”故使处原。
第一条记载晋侯任命赵衰为原大夫，第三条是“说赵衰为原大夫之由”，而中间一条却是与此毫无关系的“卫人平莒于我”。从其语意连贯性来看，第三条原应在第二条之前，究其次序颠倒之故，王引之认为乃“错简在下耳”。再如《左传·僖公三十三年》末条云：
葬僖公，缓作主，非礼也。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于主，烝、嘗、禘于庙。
鲁僖公卒于该年十二月乙巳，但葬于第二年（文公元年，前626）四月丁巳，作主于文公二年（前625）二月丁丑，在僖公篇末却有此“葬僖公，缓作主”传文，甚为突兀。杜预于“葬僖公缓”下注云：“自此以下，遂因说作主、祭祀之事，文相次也。皆当次在《经》‘葬僖公’下，今在此，简编倒错。”
综上可知，编年体例、分年附经和简编错乱，都导致了《左传》叙事“隔断”，这对完整了解《左传》所载的一些事件造成了不便。
二、六朝至北宋《左传》学的流行状况及《左传》性质之认识
汉魏之际，《春秋》三传学发生了显著变化：曹魏朝，在东汉几乎未曾立过学官的《左传》取得官学资格，其学延续了此前蓬勃发展的势头；传统官学《公羊》学和《穀梁》学虽亦立学官，但已衰落，如江河日下。如唐人刘知几指出，“《公羊》、《穀梁》寝于魏日”。自此以后，《左传》学趋于独大，《公》、《穀》二传学渐至式微，这成为两晋南北朝《春秋》三传学的基本格局。
现将姚振宗《三国艺文志》、文廷式《补晋书艺文志》、徐崇《补南北史艺文志》所辑录的各历史时期三家学者之数统计、列表如下，以见魏晋南北朝《春秋》三传学势力消长之大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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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时期 |
家派 |
家数 |
总家数 |
所占比例 |
出处及说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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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时期 |
公羊学者 |
3 |
20 |
15% |
姚振宗《三国艺文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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穀梁学者 |
2 |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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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氏学者 |
13 |
6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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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传 |
2 |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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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晋时期 |
公羊学者 |
9 |
45 |
20% |
文廷式《补晋书艺文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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穀梁学者 |
12 |
27% |
|||
|
左氏学者 |
18 |
4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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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传 |
6 |
1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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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时期 |
公羊学者 |
3 |
30 |
10% |
徐崇《南北史艺文志》 按：梁武帝《春秋答问》内容不详，不作统计。 |
|
穀梁学者 |
2 |
7% |
|||
|
左氏学者 |
19 |
63% |
|||
|
三传 |
6 |
20% |
需作说明的是，可能有些学者因著作未被书目著录而不能统计入内，但上表当能够反映出魏晋南北朝《春秋》三传学的实际演变状况：三国时上接东汉经学余绪，《左传》学已占绝对优势；两晋时期此状况有所改变，《公》、《穀》二传学稍稍振起，然而在当时的国学中，此二传“但试读文，而不能通其义”；在南北朝时期，《左传》学占有绝对优势，《公羊》、《穀梁》学急剧萎缩：南朝《公》、《穀》各著录有一家一部著作，而北朝唯一的一部《穀梁》学专著，还是由兼通三传学的刘芳撰成。《北齐书·儒林传序》称“《公羊》《穀梁》二传，儒者多不措怀”，诚非虚言。
关于隋及唐初《春秋》学的发展状况，《隋书·经籍志》概述云：
至隋，杜氏盛行，服义及《公羊》《穀梁》浸微，今殆无师说。
其中所谓的“杜氏”，代指西晋杜预的《左传》注解，“服义”是指东汉服虔的《左传》训解。当时，曾长期流行于南朝的《左传》杜预注完成了对此前流行服虔《左传》训解的北方地区的统一，盛行于时，而《公羊》《穀梁》学却浸微不传。可见隋及唐初延续了南北朝《春秋》三传学的势力格局。
唐太宗贞观十二年（638），诏国子祭酒孔颖达与诸儒撰五经义疏。书成，名曰《五经正义》，经数次刊正后，于高宗永徽四年（653）“诏颁于天下，每年明经，依此考试”。此《五经正义》中《春秋》所附之传，正是《左传》。这种国家层面上的认定和推行，使得《春秋》遂“为《左氏》所专”。刘师培论《五经正义》的撰作、颁行对后世学术的影响云：“学术定于一尊，使说经之儒不复发挥新义，眯天下之目，锢天下之聪，此唐以后之儒所由无心得之学也。”考《新唐书·艺文志》甲部“《春秋》类”书目，其中可确定撰作于唐代前期（以玄宗天宝末年为限）的著作，仅有7部，由此可见当时《春秋》学之寥落，而这不能不与《左传正义》“定于一尊”的绝对影响力有关。
中唐时，以尊经重义、杂糅三传或诸家之说为基本特点的“新《春秋》学”兴起，打破了此前《春秋》学界的沉寂局面，涌现出不少新《春秋》学者和著作。但终至唐末，《左传》学仍保持着相当大的势力。现将《新唐书·艺文志》“《春秋》类”所载唐代后期不同家派的学者及其著作分类列表如下，以见其势力对比之大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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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派 |
学者及其著作 |
人数 |
所占比例 |
|
新《春秋》学 |
冯伉《三传异同》、刘轲《三传指要》、韦表微《春秋三传总例》、韩滉《春秋通》、陆质（淳）《集注春秋》等、樊宗师《春秋集传》等、陆希声《春秋通例》、陈岳《折衷春秋》、郭翔《春秋义鑑》 |
9 |
53% |
|
《左传》学 |
高重《春秋纂要》、许康佐等《集左氏传》、李瑾《春秋指掌》、张杰《春秋图》等、裴安时《左氏释疑》、第五泰《左传事类》 |
6 |
35% |
|
《公羊》、《穀梁》学 |
成玄《公穀总例》 |
1 |
6% |
|
《国语》学 |
柳宗元《非国语》 |
1 |
6% |
可见在唐代后期，《左传》学的势力还几可与新《春秋》学旗鼓相当。
从现存唐人传记、墓志等资料来看，当时人的经典修习有一个突出特点——尤其喜好《左传》。如宋国彩对出土晚唐墓志作系统梳理后，发现“很多墓主由于家世传统，很小就已开始学习《诗经》、《尚书》、《论语》等儒家经典，其中习《左传》者尤为多见。”可见《左传》在唐代社会普及程度之深。又，荣新江《德藏吐鲁番出土〈春秋后语〉注本残卷考释》云：“《春秋后语》为西晋孔衍撰，原书十卷，系增删《战国策》和《史记》而成，颇适合于一般读者所需，所以在唐代周边地域如敦煌（沙洲）、吐鲁番（西州）以及周边民族或国家如吐蕃、南诏、日本，也颇有流行。”《春秋后语》已佚于宋，从后世辑本来看，它沿依了《国语》和《战国策》分国编撰的体例，但各国史事编年的体例和叙事、记言相杂糅的写法及文风，都与《左传》极为相似，可以说它是接续《左传》的模拟之作。既然《春秋后语》在唐代广泛流传，由二者的类似性，可推知《左传》的流传亦当如之。
五代时期列国割据、政局动荡，战乱频仍的社会环境使得学术文化不振，《春秋》学亦不例外。张兴武《新编五代艺文志》辑录的《春秋》学著作有：陈岳《春秋折衷论》三十卷，冯继先《春秋名号归一图》二卷、《春秋名字异同》五卷，李琪《春秋王伯世纪》三卷，倪从进《左传杜注驳正》一卷，蹇遵品《左氏传引贴断义》十卷，姜虔嗣《春秋纂要》十卷，刘熙古《春秋极论》二篇。其中陈岳及其著作，当归属唐代。其余著作，除刘熙古《春秋极论》外，都属于《左传》学。可知，自中唐兴起并一直发展的新《春秋》学至此几乎中断，《左传》学又恢复其在唐前期时的一统地位。
北宋时期，《左传》学经历了几个与新《春秋》学势力相消长的演变阶段：太祖、太宗和真宗三朝，《春秋》学继承五代传统，主流是《左传》学；仁宗、英宗二朝，新《春秋》学由萌生而渐至大盛，俨然占据《春秋》学界的主导地位；神宗、哲宗和徽宗三朝，在朝廷罢《春秋》于经筵、学官以及新的贡举政策的影响下，此前蓬勃发展的新《春秋》学受到阻碍，《左传》学又渐振起。
综上可见，自六朝至唐代中叶，《左传》学极为流行，相较于《公羊》、《穀梁》学，占有绝对优势；自唐代中叶起，新《春秋》学兴起而渐夺《左传》学的势力，但在五代、宋初，《左传》学又恢复其主流地位，在北宋中后期，也一直保持着一定的势力。
《左传》学在此长时段内的流行，与人们对《左传》性质的多样化认识密切相关。总体来看，这些性质可归结为如下三种：
其一，儒家经典。西汉末，刘歆请立《左氏》于学官，后因其“合于王莽”，遂在孺子居摄（6-8）年间和新朝立《左氏》博士；东汉光武帝建武（25-55）年间，“卒立《左氏》学”（《汉书》卷三十六《陈元传》），但旋因博士李封病卒而废罢。这都体现出以刘歆为代表的古文经学者对《左氏》“儒经”性质和地位的认可，但此间议立所受阻力之大及《左氏》立博士时间之短暂，表明当时否认其“儒经”性质和地位者更具势力。建武年间的反对者范升云：“先帝不以《左氏》为经，故不置博士。”（《汉书》卷三六《陈元传》）李封之后，《左传》终东汉一朝一直未立博士，表明东汉诸帝和朝廷学者亦多“不以《左氏》为经”。虽然章帝建初八年（83），出于“扶微学、广异义”的目的，诏“令群儒选高才生，受学《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书》、《毛诗》”（《后汉书》卷三《章帝纪》），《左氏》的经学价值得到朝廷的认可，但终未能立于学官，其“儒经”性质和地位实未获普遍认可。
曹魏之世，立服虔、王肃二家《左传》学于学官。《左传》的儒经性质和地位首次得到朝野普遍认可，并且这一性质一直为此后的主流学者所公认，其学官地位也几乎为帝制中国的历朝历代所沿袭。在学理层面上，西晋杜预在汉代刘歆、陈元等人的说法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说了《左传》的儒经性质和地位：
左丘明受经于仲尼，以为经者不刊之书也，故传或先经以始事，或后经以终义，或依经以辨理，或错经以合异。
此“受经”说，以及对《左传》解经合理性的阐说，都借助与孔子和《春秋》的关系而抬升了《左传》的地位，从而使其作为《春秋》的“传”而跻身于“儒经”之列。杜预此说随其著作《春秋左传集解》的广为流传而影响深远。总体来看，《左传》的儒经性质在魏晋时期得以彻底确定，被当时人广泛认可。
其二，史书。由于《左传》内容和体裁所致，历史上与其儒经性质相对立的一种认识，是认为它是史书，而非儒经。如在刘歆议立博士之前，《左传》一直被视作记载往古之事的史书；刘歆之后，《左传》终东汉朝几未立学官，显示出东汉流俗“浮学”认可《左传》之史书性质的广泛和长久。
自曹魏始，《左传》的儒经性质和地位虽得到朝野普遍认可，但与之相伴，其史书性质也在很大程度上被士人承认——一个重要的体现，就是它被明确认为是一种典型史书体裁（编年体）的代表。如唐刘知几《史通》列《左传》为史体“六家”之一，“为编年家法之祖”。他追溯《左传》之流裔云：
至孝献帝，始命荀悦撮其书（引者按：指司马迁《史记》和班固《汉书》）为编年体，依《左传》著《汉纪》三十篇。自是每代国史，皆有斯作，起自后汉，至于高齐。如张璠、孙盛、干宝、徐贾（王煦华注：当是“广”字）、裴子野、吴均、何之元、王劭等，其所著书，或谓之春秋，或谓之纪，或谓之略，或谓之典，或谓之志。虽名各异，大抵皆依《左传》以为的准焉。
所列从荀悦到王劭，依次为汉末至隋朝时人，他们“皆依《左传》以为的准”而著编年史，显示出该时段内士人对《左传》史书性质的持续认可。再如北宋司马光致书范祖禹，论修《资治通鉴》之“长编”云：“请据事目下所纪新、旧《纪》《志》《传》及杂史、小说、文集尽检出，一阅其中事。……彼此互有详略，则请左右采获、错综铨次、自用文辞修正之，一如《左传》叙事之体也。”可见他们修《资治通鉴》，在叙事写法上亦效仿《左传》。
其三，文学典籍。唐末陈岳相较于《公》、《穀》二传“第直释经义而已”的行文特点，指出“《左氏》释经义之外，复广记当时之事，备文当时之辞”。的确，丰赡的叙事，简雅的修辞，乃至载有独特的文章体裁，是《左传》内容上的显著特点，这也一直深被后人看重并效仿。如南朝梁任昉云：
六经素有歌、诗、书、诔、箴、铭之类。《尚书》帝庸作《歌》，《毛诗》三百篇，《左传》叔向贻子产《书》，鲁哀孔子《诔》，孔悝鼎《铭》，虞人《箴》。此等自秦汉以来，圣君贤士，沿著为文章名之始。
是认为“书”之文章体裁及名称，即出自《左传》而被后人沿袭。对《左传》“辞条文律”的推重，在后世更为常见。近人方孝岳曾总结数例，兹移录如下：
左氏之传《春秋》，得其本事，而论文章者尤归美焉。自扬雄称其品藻，杜预称其文缓、其旨远，范宁称其艳而富，刘勰曰辞宗丘明，韩愈曰左氏浮夸，下及清之方苞，又推其义法，皆于文章大旨略尽之矣。
昔者刘向父子珍重《左氏》，教授子孙，下至妇女无不诵读；杜预自称有《左传》癖；南北朝文人如谢希逸、颜之推皆深左学；兰成之笔上殿六代，下启有唐，史家称其博极群书而尤精《左氏》；刘知几自谓自读《左氏》，然后不怠读书。萧颖士为韩、柳之先导，亦谓于《左氏》取其文。是知学者欲得辞条文律者，即已不待他求而可以取足于是，兹其验矣。
其中所列人物，多出自六朝、隋唐。清末皮锡瑞云：“自汉以后，六朝及唐皆好尚文辞，不重经术，故《左氏传》专行于世。”这虽是解释当时《左传》何以“专行”，但却反映了在六朝及唐尚文的风气中士人对《左传》文学性质的广泛认可。在宋代，也有视《左传》为“美文章”的事例。如南宋高宗绍兴初，“时上欲讲《春秋》，遂以《左氏传》付安国点句，安国言：‘今方思济艰难，岂宜耽玩文采？莫若潜心圣人之经。’上称善。”胡安国向高宗如此直陈讲习《左传》乃“耽玩文采”，并得到认可，可见这一对《左传》文学性质的看法在当时应是通行之见。
这几种性质认识的存在，表明《左传》有着多重受众面，它之所以自后汉至宋代一直流行，也就不难理解了。从经学方面来看，《左传》向来被认为是以“事实”解经；作为文学典籍的《左传》，其叙事是被看重的要端之一；而作为史书的《左传》，“史事”更是其主要内容。在这三种视角下，《左传》所载之“事”都受到重视，且在史书的范畴内，重视尤甚。但如前文所述，《左传》叙事多被“隔断”，即所谓“事错综乎列国，文牵系于编年”，在此情形下，便出现了排比类目、使载事首尾俱见的要求。如《新唐书·艺文志》“高重《春秋纂要》四十卷”条下注云：
帝（文宗）好《左氏春秋》，命重分诸国各为书，别名《经传要略》。
高重《春秋纂要》已久佚，这条注说又极为简略，我们无法了解该书更为具体的内容体例，但所谓的“重分诸国各为书”却值得推究。《左传》叙事，是以某国（或周王室）为主，但因其体用编年，列国之事遂相错综。唐文宗的这一命令，看似是要求变编年体为国别体，其实隐含着经由国别改编而求得《左传》叙事首尾完整、以便于省览的意图。再如元人杨维桢云：
圣人之经，断也；左氏之传，案也。欲观经之所断，必求传之所纪事之本末，而后是非褒贬白也。然考经者欲于寸晷之际会其事之本末，不无翻阅之厌，于是类编者欲出焉。
这从以事实解经的角度，道出了在经学范畴内对类编《左传》纪事的要求。杨氏虽为元人，但这种要求信乎此前必定存在。正是在这类要求下，自晋至宋，出现了多部类编《左传》纪事的著作，兹列证如下。
三、《左传》纪事类编著作考
清四库馆臣为高士奇《左传纪事本末》作提要云：
自宋以来，学者以《左传》叙事隔涉年月，不得其统，往往为之诠次类编。其见于史志者，有杨均、叶清臣、宋敏修、黄颖、周武仲、勾龙传、桂绩、吕祖谦、陈持、章冲、徐得之、孙调、杨泰之、毛友、徐安道、孔范等诸家。今其书多亡佚不传。
此所列诸家，皆是宋代以降为求《左传》“行事本末”而作“诠次类编”者。但如前所举高重例显示，类似的《左传》改编绝非始自宋代；且宋代为求“行事本末”而改编《左传》者，也绝非仅此所列数人。今就史志目录所载的这类著作，依“涉及即录”的宽泛原则，从最早者到南宋中期章冲的《春秋左传事类始末》，按年代顺序考列如下：
1.晋·黄容：《左传抄》。据《华阳国志》载：“蜀郡太守巴西黄容好述作，著《家训》、《梁州巴纪》、《姓族》、《左传抄》，凡数十篇。”
该书已佚，除《华阳国志》记载外，再无任何相关说明，只能从书名等推断其内容体例：“抄”古作“钞”，《说文解字·金部》释曰“叉取也”，故该书当是抄取《左传》之作；既列为黄容著作，可知《左传抄》并非仅仅原样抄录《左传》，而是作过加工；黄容还著有《梁州巴纪》和《姓族》，可知他好尚史学，故可推知他抄取《左传》，当以史事为重；重《左传》史事而抄录加工，故《左传抄》或如先秦《铎氏春秋微》、《虞氏春秋微传》，乃“约言之编”，或对《左传》纪事本末作过梳理。
2.南北朝·佚名：《左氏钞》十卷。《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不载撰者姓名。郑樵《通志》列之入“三传义疏”类。
该书已佚。《新唐书·艺文志序》云：“今著于篇，有名而亡其书者，十盖五六也。”可知在北宋中期，《新唐书·艺文志》所志“有名而亡其书者”已过半。宋代经见书目如王尧臣《崇文总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等皆未著录此《左氏钞》，故可知它当在《新唐书·艺文志》“有名而亡其书者”之列。郑樵《通志》所载当录自《新唐书·艺文志》，因未见此书，其归类疑不确，该书体例或当与黄容《左传抄》同。
3.唐·高重：《春秋纂要》四十卷。《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并注云：“（高重）字文明，士廉五代孙，文宗时翰林侍讲学士。帝好《左氏春秋》，命重分诸国各为书，别名《经传要略》。历国子祭酒。”又据《旧唐书·崔郾传》载：敬宗时，崔郾“与同列高重抄撮《六经》嘉言要道，区分事类，凡十卷，名曰《诸经纂要》，冀人主易于省览。”
该书已佚。如上文所言，它分国纂集《左传》，可得部分纪事之本末。敬宗时，高重与崔郾编《诸经纂要》，“区分事类”，似已对“诸经”（主要是《左传》）纪事本末作过整理。
4.唐·许康佐等：《集左氏传》三十卷。《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并注云：“一作文宗《御集》。”又据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云：“《实录》：今年四月癸亥，许康佐进《纂集左氏传》三十卷。五月乙巳朔，以《御集左氏列国经传》三十卷宣付史馆。”
该书已佚。由《实录》所记及《新唐书·艺文志》注，可知《集左氏传》与《御集左氏列国经传》实为一书，而后者署文宗之名，故《新唐书·艺文志》署其作者为“许康佐等”。由书名，知其分国纂集《左传》。
5.唐·第五泰：《左传事类》二十卷。《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并注云：“字伯通，青州益都人，咸通鄂州文学。”
该书已佚。除此记载外，再无其他相关说明。由其书名，知其类辑《左传》纪事。
6.北宋·杨均《鲁史分门属类赋》三卷。马端临《文献通考》著录，引晁公武语云：“皇朝杨筠撰。以《左氏》事类分十门，各为律赋一篇。乾德四年上之。”
该书已佚。其内容，似可与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九所载李宗道《春秋十赋》相比况：“越椒熊虎之状，弗杀必灭；若敖伯石豺狼之声，非是莫丧。羊舌王子争囚而州犁上下，伯舆合要而范宣左右。鲁昭之马将为椟，卫懿之鹤有乘轩。……”是为便于记诵《左传》载事而编成的律赋。其体例虽不是纪事类编，但作者对《左传》纪事必定作过全面的梳理、摘选，形成了系列典型事项，这与纪事类编有着同工之处。
7.北宋·叶清臣《春秋纂类》十卷。《宋史·艺文志》著录。王应麟《玉海》引《中兴书目》云：“天禧中，叶清臣取《左氏传》，随事编类为二十六门、十卷，名《春秋纂类》。”
该书已佚。由书名和《中兴书目》解题，知其类纂《左传》纪事。
8.北宋·宋敏修《春秋列国类纂》。据王应麟《玉海》载云：“皇祐五年，宋敏修上所著《列国类纂》。四月十三日，召试学士院。”
该书已佚，由书名，知其分国类纂《左传》。
9.北宋·王当《春秋列国诸臣传》五十一卷。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宋史·艺文志》等著录，晁氏解题云：“类《左氏》所载列国诸臣事，效司马迁为之《传》。凡一百三十有四人，系之以赞云。”陈造《题春秋名臣传》云：“（《左传》）言与事随编年而书，君子欲其迹之本末可考，辞之连属毕见，或类而为之《传》，往往失之漏略。此书成于贤良王当，不惟该备无遗，而复引《史记》、《国语》等书，补苴弥缝之，而终之以赞。”
该书现存《通志堂经解》、《四库全书》等版本，为三十卷。其体例虽为人物传，但诚如陈造所言，作传的目的是使得《左传》言与事“迹之本末可考，辞之连属毕见”，实为以人类事。如其传《郑颖考叔》，实为“郑伯克段”一事；传《卫石碏》，实为“卫州吁弑君”一事。
10.北宋·郑昂《春秋臣传》三十卷。《玉海》、《宋史·艺文志》等著录，王应麟《玉海》注此书云：“以人类事，凡二百十五人，附而名者又九十三。”
该书已佚，由书名和王应麟注，知其“以人类事”。
11.北宋·沈括《春秋左氏纪传》五十卷。马端临《文献通考》、《宋史·艺文志》等著录。《文献通考》引李焘题记云：“不著撰人名氏。取丘明所著二书，用司马迁《史记》法，君臣各为纪传。凡欲观某国之治乱，某人之臧否，其行事本末，毕陈于前，不复错见旁出，可省翻阅之勤。或事同而辞异者，皆两存之。”又题：“后在陵阳观沈存中自志，乃知此书存中所著。存中喜述作，而此书终不满人意，史法信未易云。”
该书已佚，由书名和李焘题记，知其是由《左传》、《国语》改编而成的纪传体史书，使得“某人之臧否，其行事本末，毕陈于前”。
12.北宋·张根《春秋指南》十卷。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宋史·艺文志》著录。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为二卷，解题云：“专以编年，旁通该括诸国之事，如指诸掌。又为解例，亦用旁通法。其他辨疑、杂论诸篇，略举要义，多所发明。”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解题云：“以征伐会盟，年经而国纬。汪藻为之序。”
该书已佚，其虽以编年为体，但“旁通该括诸国之事”，实以类事为主。如谢谔序章冲《春秋左传事类始末》云：“谔幼年于诸书，爱《左氏》之序事。因一事必穷其本末，或翻一二页或数页，或展一二卷或数卷，惟求《指南》于张本。至其甚详，则张本所不能尽。”此“《指南》”当指张根《春秋指南》，可见该书因其类事而被士人看重。
13.北宋·黄颖《春秋左氏事类》。尤袤《遂初堂书目》著录，无作者、卷数。明人陈道撰《（弘治）八闽通志》有《黄颖传》，云其字秀实，“温恭廉介，尤工草隶。有《周礼解义》、《春秋左氏事类》，行于世。”
该书已佚，由书名知其类编《左传》纪事。
14.北宋·周武仲《春秋左传类编》三十卷。杨时《周宪之墓志铭》记载，并云武仲“常病《春秋左氏传》叙事隔涉年月，学者不得其统，于是创新铨次其事，各列于诸国，俾易览焉。”
该书已佚，由书名和杨时语，知其分国铨次《左传》纪事。
15.南宋·勾龙传《春秋三传分国纪事本末》。马端临《文献通考》著录，无卷数，载刘光祖序略曰：“勾龙君博习详考，又分国而纪之。自东周而下，大国、次国特出，小国、灭国附见。不独纪其事与其文，而兼著其义，凡采其说者数十家。盖嗜古尊经之士，确乎其能自信者也。”
该书已佚，由书名知其为“分国纪事本末”之作。
16.南宋·桂绩《类左传》十六卷。朱彝尊《经义考》卷一八六著录，并引《广信府志》云：“桂绩字彦成，绍兴乙丑进士，终浙西运办。”
该书已佚，由书名知其类编《左传》纪事。
17.南宋·陈持《左氏国类》二十卷。吕祖谦《永康陈君迪功墓志铭》云墓主陈持著有“《左氏国类》二十卷”。
该书已佚，由书名知其分国类编《左传》。
18.南宋·唐阅《左史传》五十一卷。王圻《续文献通考》卷一七七、朱彝尊《经义考》卷一八八著录。据陈傅良《徐得之<左氏国纪>序》云：“余苦不多见书，然尝见唐阅《左氏史》，与《国纪》略同，而无所论断。”南宋施宿《（嘉泰）会稽志·唐阅传》云唐阅“尤长于《春秋左氏》，尝仿迁、固史例，以周为纪，列国为传，又为表、志、赞，五十一卷，号《左史》，传于世。”
该书已佚，由陈傅良、施宿语，知其虽以纪传为体，实则以国类事，故陈氏云“与《国纪》略同”。
19.南宋·徐得之《春秋左氏国纪》二十卷。赵希弁《郡斋读书志附志》、《宋史·艺文志》等著录。王应麟引《续目》云其“析诸国之事，每国各系以年，疏其说于后”。陈傅良《序》云学者“因其类居而稽之经，某国事若干，某事书，某事不书，较然明矣”。
该书已佚，由书名及王应麟、陈傅良语，知其分国类事。
20.南宋·吕祖谦《左传类编》六卷。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宋史·艺文志》等著录。陈氏解题云：“分类内外《传》事实、制度、论议，凡十九门，首有纲领数则，兼采他书。”
该书已佚。由陈氏解题，知其内容包括类事。又，吕祖谦偏重以史书视《左传》，现存其《左氏博议》、《左氏传说》、《左氏传续说》等多部《左传》学著作。这些著作的基本体例，是就《左传》之事或文作议论，其中多有类事之处。吕祖谦《左氏传读书纲领》云：“学者观史，且要熟看事之本末源流，未要便生议论。”可见他重视《左传》“事之本末源流”。
21.南宋·马之纯《春秋左传纪事》。南宋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四九载《马之纯传》，云其“字师文，金华人也。弱冠登隆兴进士第，与南轩、东莱讲贯，精诣天文、地理、制度之学”，所著书中有“《春秋编年》”。元吴师道《敬乡录》卷一二载《马之纯传》，云其于《春秋左传》有“《纪事编年》”。朱彝尊《经义考》卷一八八著录“马氏（之纯）《春秋左传纪事》”。
该书已佚，由书名知其内容包括“纪事”。
22.南宋·章冲《春秋左传事类始末》五卷。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宋史·艺文志》等著录，章冲自述其做法云：“因先生日阅以熟，乃得原始要终，捃摭推迁，各从其类。有当省文，颇多裁损，亦有裂句摘字、联累而成文者。二百四十二年之间，小大之事，靡不采取，约而不烦，一览尽见。”
该书为现存最早的以纪事本末体改编《左传》的著作。
综上考述，可见这些著作多是《左传》的史学化改编，就其基本体例而言，可分作三类：
其一，分国类编《左传》纪事。如高重《春秋纂要》、许康佐等《集左氏传》、宋敏修《春秋列国类纂》、周武仲《春秋左传类编》、勾龙传《春秋三传分国纪事本末》、陈持《左氏国类》、唐阅《左史传》、徐得之《春秋左氏国纪》等。
其二，以人类编《左传》纪事。如王当《春秋列国诸臣传》、郑昂《春秋臣传》、沈括《春秋左氏纪传》等。
其三，直接类编《左传》纪事。如第五泰《左传事类》、叶清臣《春秋纂类》、张根《春秋指南》、黄颖《春秋左氏事类》、桂绩《类左传》、吕祖谦《左传类编》、章冲《春秋左传事类始末》、马之纯《春秋左传纪事》等；黄容《左传抄》和南北朝时期的《左氏钞》，很可能包含这类内容；杨均《鲁史分门属类赋》也可归属此类。
第一类是“国别体”改编，如上文所言，分国类纂《左传》，可以国为纲而得其纪事之本末，故杨时云周武仲分国铨次《左传》，正可对治《左传》“叙事隔涉年月，学者不得其统”之弊。第二类是“纪传体”改编，以人类事，使得《左传》的言与事“迹之本末可考，辞之连属毕见”。第三类直接类编《左传》纪事，以见其始末，体裁最接近后世所谓的纪事本末体。这三类著作虽然基本体裁有别，但或全部或部分地以求得《左传》纪事之本末为目的。类事本末，如上考列，这一源出自《左传》学并成为其重要分支的学术类型，自两晋至南宋，呈现出愈益兴盛之势，遂影响到一种新的史书体裁——纪事本末体在南宋前期产生。
四、袁枢、徐梦莘与《左传》学
纪事本末体，作为在史志目录上与编年体、纪传体并列的史书体裁，最初是由清四库馆臣确立的。他们依据的典范，是南宋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这部书也被他们视为纪事本末体的创例之作。另外，同被四库馆臣列入“纪事本末类”的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虽然成书较袁书晚二十年，但其撰作之起始却不晚于袁书。鉴于此，本文将袁枢《通鉴纪事本末》作为考察重点，连同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一起，视为史书纪事本末体的起始之作，由此探讨其作者与《左传》学的学术关联，以期在纪事本末体史书之起始与传统的《左传》纪事类编学的接榫之处，证明这两者间有着具体的历史关联。
要达到这一目的，最大的困难在于袁枢除《通鉴纪事本末》、徐梦莘除《三朝北盟会编》外，其他著作都已亡佚，文章现存的也很少，使得我们无法从其著述中了解他们对《左传》学的习知状况，而其传记，又皆简略未涉。因此本文主要从其交游和家学入手，从外部环境氛围对他们产生影响的角度，论证袁、徐二人及其创作与《左传》纪事类编学的关联。
（一）袁枢（1131－1205），字机仲，建州建安人，幼力学，试礼部，词赋第一，官至工部侍郎。他立朝“议论坚正，风节峻整”，与当时名望士人如杨万里、吕祖谦、朱熹等颇有交往。考其生平事迹，以下二事或能揭示他撰著《通鉴纪事本末》的学术思想背景：
1.在太学与杨万里、吕祖谦等交善。乾道七年（1171），袁枢为礼部试官，除太学录，同僚中有杨万里、吕祖谦等人。他们志同道合，高标风节，相与讲肄。如杨万里云：“初予与子袁子同为太学官，子袁子录也，予博士也。志同志，行同行，言同言也。”吕祖谦云：“庚寅、辛卯之间，袁、杨风节隐然在两学间。予辱为僚，相与讲肄，盖日有得焉。”
今考杨万里现存著作，未见其有关于《左传》类事的专门之作，但他在《袁机仲〈通鉴本末〉序》中云：
予每读《通鉴》之书，见其事之肇于斯，则惜其事之不竟于斯。盖事以年隔，年以事析，遭其初莫绎其终，揽其终莫志其初，如山之峨，如海之茫。盖编年系日，其体然也。
可见他对《通鉴》“事以年隔”之弊早有认识，并有寻求其叙事完整性的意愿。另外，杨万里交游的士人中，就有推赏《左传》纪事类编者。如谢谔，撰有《春秋左氏讲义》，前引他序章冲《春秋左传事类始末》云：“谔幼年于诸书，爱《左氏》之序事。因一事必穷其本末，或翻一二叶，或数叶，或展一二卷，或数卷。惟求《指南》于张本，至其甚详，则张本所不能尽。”可见他对《左传》叙事“隔断”之弊，也早有体认。谢谔是杨万里交往最为密切的友人之一，现存杨氏《诚斋集》中，有多首与谢谔的唱和诗作。二人对同为编年体的《左传》和《资治通鉴》之体裁弊病的认识，殊为一致。而分别为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和章冲《春秋左传事类始末》作序，也表明他们对这类类事之作都怀有兴趣和关切。
吕祖谦是位《左传》学大家，他于乾道六年（1170）闰五月赴临安，任职太学博士。在此前的乾道四年冬，他已撰成《左氏博议》。该书“乃取《左氏》书理乱得失之迹，疏其说于下”。所谓的“理乱得失之迹”，其实是他所认为的含有理乱得失意义的事，故该书的基本体例，是归纳《左传》载事而议论之。
上引吕祖谦所云“庚寅、辛卯之间，袁、杨风节隐然在两学间”，是指当时“张说自阁门以节钺签枢密”，袁枢、杨万里等“学省同僚共论之”，抗疏请留因此获罪而出守袁州的张栻，并遗书宰相虞允文以规之一事，结果“栻虽不果留，而公论伟之” 。杨万里云与袁枢“志同志，行同行，言同言”，可知二人当时同心志、共进退。他们与吕祖谦等同僚“相与讲肄”，讲说内容便不能不被此用世情怀所牵。类编编年史事，不仅有方便了解事之本末的知识层面上的意义，而且有就之而论“理乱得失”的价值关怀。在当时的情境下，就《左传》或《资治通鉴》所载事而论其“理乱得失”，应是他们讲论切磋的内容之一。
乾道九年（1173）二月，袁枢因奏劾张说一事而“求补外，出为严州教授” 。第二年初，他便在严州任上撰成《通鉴纪事本末》。杨万里、朱熹和吕祖谦分别为之作序跋，他们所推重的，一是该书“部居门目”、“具事之首尾”，优化了《资治通鉴》纪事；二是其编撰方式更为显明地表达了史事“微意”。而此史事“微意”，即是司马光蕴含其间的资治之见。可见，此书不仅编撰方式与吕祖谦《左氏博议》相类、与杨万里对《通鉴》纪事本末的关切相合，而且立意与吕祖谦书、乃至他们在太学时的为政论学一致。这表明其间应该有承继或影响关系。
2.与章冲“同里”。章冲（生卒年不详），字茂深，吴兴人，宋哲宗朝宰相章惇曾孙，《春秋》学大家叶梦得之婿。他在宋孝宗淳熙年间历知常州、楚州和台州。擅长《左传》学，如前所列，著有《春秋左氏事类始末》五卷。
章冲祖籍为建州浦城，浦城章氏在宋代为当地四大“甲族”之一，成员科第相继，簪裳极盛。如王明清《挥尘录》云：
浦城章氏，尽有诸元。子平为廷试魁，而表民（望之）制科第一，子厚（惇）开封府元，正夫（楶）锁厅元，正夫子（綡）为国学元，子厚子（援）为省元，次子（持）为别试元。其后自闽徙居吴中，族属既殷，簪裳益茂，至今放榜，必有居上列者。
据《宋史·章惇传》记载，“自闽徙吴中”者是章惇之父章俞。此后该支一直居住于吴，如章惇为相之日，拥有苏州城内的沧浪亭，“营葺园地，所费不赀”。章惇曾任湖州知州，他晚年遭贬谪，辗转数州安置，徽宗崇宁四年（1105）去逝时，正贬居湖州，亦葬在湖州。很可能在章惇贬居时，其子孙便有随居湖州吴兴者，故其曾孙章冲有“吴兴”籍贯。
《宋史·袁枢传》载有一件章惇后人与袁枢相交涉的事：
（袁枢）兼国史院编修官，分修国史传。章惇家以其同里，宛转请文饰其传，枢曰：“子厚为相，负国欺君。吾为史官，书法不隐，宁负乡人，不可负天下后世公议。”
所谓“以其同里”，显然是章家以其祖籍与袁枢相亲比。如上所述，章惇一支虽自惇父俞始就迁于吴，子孙更有散居外地者，但他们自称或他人视建州浦城为其籍贯，在很长时段内仍是惯例。如光宗绍熙元年（1190），章惇的曾孙澥在苏州参加同年酬唱会，刻诗郡学，即署籍浦城。再如孝宗淳熙后期，“成都缺帅，上加访问，（王）淮以留正对。上曰：‘非闽人乎？’淮曰：‘立贤无方，汤之执中也。必曰闽有章子厚、吕惠卿，不有曾公亮、苏颂、蔡襄乎？”是仍以闽人称章惇。又据《宋史·章惇传》载，绍兴五年（1135）追贬章惇“昭化军节度副使，子孙不得仕于朝”后，“海内称快，独其家犹为《辨诬论》”，以申纾其罪名。由此类证，可知《宋史》所载章家请求袁枢文饰章惇传一事，绝非虚构。
这里的问题是，章家是由谁向袁枢提出了这一请求？因章惇身后声名狼藉，章家为其正名也非光彩之事，故史家未记载与袁枢交涉者的名字。但此问题的答案，仍有可探寻之迹。据史书记载，绍兴五年（1135）诏章惇“子孙不得仕于朝”时，“仓部郎官章傑出知婺州，太府寺丞章僅出为江东提举”，“而新监进奏院章倧亦罢” 。此章傑、章僅和章倧，皆是章惇之孙。这显示章惇孙辈的仕宦生涯当主要在绍兴（1135-1162）年间。
袁枢兼国史院编修官，分修国史，是在淳熙七年（1180）。此时章家在仕途上的主力，已是章惇的曾孙辈。关于此辈的入仕状况，据《重修汤溪章氏宗谱》“章氏题名”记载，绍兴廿七年（1157）王十朋榜有章洽，他是现今所知章惇曾孙辈中首位登进士第者。此后登第者有：绍兴三十年（1160）梁克家榜章湛，隆兴元年（1163）木待问榜章澥，乾道二年（1166）萧国梁榜章深，淳熙五年（1178）姚颖榜章泳。当时请求袁枢文饰章惇传者，很可能包括这批正值出仕之年的章惇曾孙辈中人。经考察，章惇的曾孙大多仕宦不显，依请托事宜中请托方往往由身份地位较高者出面交涉这一常情来看，身为知名士人叶梦得之婿、“淳熙七年以朝奉大夫知常州，八年以赈济有劳转朝散大夫”的章冲，应参与此事。而既有此交涉，便不能排除他们之前就因“同里”等关系而有交往的可能。
据章冲《〈春秋左传事类始末〉自序》记载，他“少时侍石林叶先生（叶梦得）为学。先生作《春秋谳》、《考》、《传》，使冲执左氏之书从旁备检阅。左氏传事不传义，每载一事，或先经以发其端，或后经以终其旨。有越二三君数十年而后备，近者亦或十数年，有一人而数事所关，有一事而先后若异。……常病其不属，如游群玉之府，虽珩璜圭璧，璀璨可爱，然不以汇聚，骤焉观之，莫名其物。……掇其英精，会其离析，各备其事之本末，则所当尽心焉者。”可见章冲少时便常病《左传》纪事“不属”而有意“为之事类” ，他后来与袁枢的交往，可为袁枢撰著《通鉴纪事本末》提供另一《左传》学背景。
以上二事例，表明袁枢撰著《通鉴纪事本末》有其《左传》学的环境背景，甚至曾闻接过《左传》纪事类编学，而类编《资治通鉴》与类编《左传》间的逻辑关系，仍有必要在此加以说明。《资治通鉴》与《左传》有着诸多关联：
（1）二者体裁同为编年体。
（2）如前文所涉及，《资治通鉴》乃“拟《左氏》”而作。
（3）《左传》是儒家经典之一；《资治通鉴》撰成后，神宗御赐书名并制序，诸帝或命经筵进读之，二书都有着崇高的地位。
（4）虽然司马光认为“经不可续，不敢始于获麟”，将《资治通鉴》“托始于周威烈王命韩、赵、魏为诸侯”，但在后人看来，《资治通鉴》实是接续《左传》之作。如朱熹认为，《资治通鉴》“虽讬始于三晋之侯，而追本其原，起于智伯，上系《左氏》之卒章，实相受授。”
既有上述关联，研治《左传》与研治《资治通鉴》间便有着诸多相通之处。在两宋之际就有兼治二书者：建炎“二年三月甲午，诏经筵读《资治通鉴》。侍读周武仲进读，上掩卷问曰：‘司马光何故以纪纲为礼？’武仲敷述甚详，因为《通鉴解义》以进。”如前所列，周武仲还撰有分国铨次《左传》纪事的《春秋左传类编》。再如“尤长于《春秋左氏》”、撰有《左史传》的唐阅，少时“写《资治通鉴》，逾岁而毕，字皆精楷”。因此，在适当的时机下，由类编《左传》转而类编《资治通鉴》，当是自然顺承之事。
受两宋之际政局巨变的深刻影响，南宋前期的知识界兴起一股研究历史、以为政治之鉴戒的思潮。当时《左传》和《资治通鉴》都受到重视，如前文所列，南宋前期《左传》类事著作明显增多，对于《资治通鉴》，也出现了多部改编之作。如：
绍兴八年，胡安国因司马光遗稿，修成《举要补遗》，文约而事备。乾道壬辰，朱熹因两公之书，别为义例，为《纲目》五十九卷（序例一卷）。纲效《春秋》，而参取群史之长；目效《左氏》，而稽合诸儒之粹（纲者，《春秋》著事之法；目者，《左氏》备言之体）。
如前文所及，袁枢的同年友吕祖谦于乾道四年（1168）撰成一部以“归纳《左传》载事而议论之”为基本体例的《左氏博议》；“乾道壬辰”（乾道八年，1172），袁枢的同乡友人朱熹又效法《春秋》、《左传》改编《资治通鉴》，撰著《资治通鉴纲目》。这两部书皆以探求史事的理乱得失之义为旨归，都是当时研史为鉴思潮下的产物。这两部书也有着十足的象征意义：前者代表久远的《左传》纪事类编学传统，后者代表逐渐兴起的《资治通鉴》学。乾道九年，袁枢撰著《通鉴纪事本末》，以更为显明地表达司马光的“微意”为目的，这相合于当时研史为鉴的思潮。其撰作，可以说一方面延依了吕祖谦、章冲等所代表的《左传》纪事类编学传统，借鉴其方法，另一方面又延续了胡安国、朱熹等改编《通鉴》的传统，从而由类编《左传》转为类编《资治通鉴》。
（二）徐梦莘（1126－1207），字商老，临江人，幼耽嗜经史，绍兴二十四年（1154）举进士，官至直密阁。他“每念生于靖康之乱，四岁而江西阻讧，母亲襁负亡去得免。思究见颠末，乃网罗旧闻，会粹同异”，于光宗绍熙五年（1194）撰成《三朝北盟会编》。
徐梦莘廉静乐道，“恬于荣进”，仕宦不显。关于其交游，现存文献记载不多，无法由此探讨他与当时《左传》学界的关联，但其家学却值得重视。徐家“长于史学”，昆仲父子间多有史著：
1.如前文所列，徐梦莘之弟得之撰有《左氏国纪》三十卷。王应麟《玉海》引《续目》云此书“隆兴初徐得之编，析诸国之事，每国各系以年，疏其说于后”。隆兴是宋孝宗的第一个年号，历公元1163、1164二年。
2.徐得之长子筠撰有《汉官考》四卷，“以百官表、官制为主，而纪传及注家所载皆辑而录之”。
3.徐得之次子天麟“惜司马迁、班固不为《兵志》，于是究极本末，类成一书，注以史氏本文，具有条理”，成《汉兵本末》；又“仿《唐会要》之体，取《汉书》所载制度典章见于《纪》、《志》、《表》、《传》者，以类相从，分门编载。其无可隶者，亦依苏冕旧例，以杂录附之。凡分十有五门，共三百六十七事”，成《西汉会要》七十卷，并撰《东汉会要》四十卷。
徐梦莘“家有万书阁，签帙甚整”，晚年家居，“课诸孙诵习”。在这雍睦重学的家庭环境中，徐氏昆仲父子不仅赢得“以儒名家”、“长于史学”的声名，而且其史学形成了近乎统一的风格。这从他们史著的体例上得以体现：或就某事而穷极其本末，如徐梦莘思究靖康变乱之颠末而撰《三朝北盟会编》，徐筠就“西京二百年品秩、爵列、位号、名数”而撰《汉官考》，徐天麟究极西汉军旅之事而成《汉兵本末》；或就多事而穷极每事之本末，如徐天麟《西汉会要》区分别白班固《汉书》所载，“经纬本末，一一犁然”，徐得之《左氏国纪》分国类事，使得“某国事”“较然明矣”。可见，徐家史学有着重视穷究事之本末的特点。其中，如前文所列，徐得之《左氏国纪》是部《左传》类事之作，陈傅良所作《序》曾提及它的具体内容：
余读《国纪》，周平、桓之际，王室尝有事于四方，其大若置曲沃伯为侯，诗人美焉，而经不著；师行非一役，亦与王风刺诗合而特书。伐郑一事，王子颓之祸视带为甚，襄书而惠不书也。
可见其分国而类事，“又因事而为之论断”。徐梦莘登第入仕后，即有撰作《三朝北盟会编》之念，并着手搜求史料，但直到绍熙五年才成书。徐得之此书成于“隆兴初”，比梦莘书早二十余年。由此可见，徐梦莘在撰作《三朝北盟会编》的过程中，对当时的《左传》纪事类编学颇有了解。
五、馀论：何为纪事本末体史书的创始之作？
综上可知，由于《左传》叙事存在着“隔断”，因而在六朝至宋代极为流行的《左传》学中，出现了类编《左传》纪事的系列著作。在南宋前期治史为鉴的思潮下，这一纪事类编之学与逐渐兴起的《资治通鉴》学相结合，产生了被清四库馆臣视为纪事本末体典范和创例之作的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徐梦莘撰著《三朝北盟会编》，亦曾受其影响。
如前文考证，从两晋至南宋中期，出现了多部《左传》纪事类编著作，其中有些著作（如直接类编《左传》纪事者）的体裁与后世所谓的纪事本末体极为一致，而它们的撰成年代又大多早于袁书和徐书。这样便有一个问题：究竟何者才是纪事本末体史书的创始之作？如前文所述，张素卿在考述“《左传》纪事本末”文献后，就认为“《四库全书总目》以袁氏书作为‘纪事本末’体的创例之书，实属偏失。”意指“‘纪事本末’体的创例之书”，当归至袁氏书之前的“《左传》纪事本末”著作。
我们认为，要回答这一问题，必须先回到在史志目录上确立起史书纪事本末体的清四库馆臣的视角，了解他们确立袁氏书为创例之作的原由。首先，四库馆臣分类编目，是以《四库全书》所收录书为依据。前文所列的《左传》纪事类编著作中，当时存世的仅有王当《春秋列国诸臣传》和章冲《春秋左传事类始末》。前者被馆臣列入史部“传记类”，后者虽被列入史部“纪事本末类”，但因成书较晚而位列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和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之后。其余诸书既已佚失，当不在馆臣的主要考察之列，袁氏书遂被视为“创纪事本末之例”。
其次，类编《左传》纪事虽然显示出作者在一定程度上对《左传》史书性质的认可，但这也被看作是探讨《左传》纪事之意、进而助解《春秋》经义的途径。如陈傅良《徐得之〈左氏国纪〉序》云：
诚得《国纪》伏而读之，因其类居而稽之经，某国事若干，某事书，某事不书，较然明矣。于是致疑，疑而思，思则有得矣。徐子殆有功于左氏者也。
认为《左氏国纪》类居《左传》纪事，较然而明《春秋》所载“某国事若干，某事书，某事不书”之义，完全将此书视为解释《左传》、《春秋》之作。这种认识在《左传》纪事类编著作中并非个例，再加上《左传》的儒经性质，《左传》纪事类编著作遂在后世史志目录中长期被列入经部“《春秋》类”，从未被视为史书。这一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后人对该类著作所具有的纪事本末体性质的忽略。至四库馆臣，此认识才发生改变。如馆臣辨正章冲《春秋左传事类始末》云：
冲但以事类裒集，遂变经义为史裁，于笔削之文，渺不相涉。旧列经部，未见其然。今与枢书同隶史类，庶称其实焉。
一反传统之见，就其实而认定章冲此书“为史裁”而列之入《四库全书》史部，显示出馆臣识见之开明。但是，同样是章氏此书，在《四库全书荟要》中却被馆臣列入经部“《春秋》类”。经、史部馆臣间，以及馆臣前后间，对章氏书性质的认识存在差异，这足以表明在编修《四库全书》时，传统的视《左传》纪事类编著作为经学著作的观念，仍然影响到馆臣对这类著作的认识。
再次，值得注意的是，在《四库全书》中，馆臣对所收入的几部《左传》纪事类编著作作了不同的归类。如将章冲《春秋左传事类始末》、高士奇《左传纪事本末》归入史部“纪事本末类”，却将傅逊《春秋左传属事》、马骕《左传事纬》归入经部“《春秋》类”。现将此四书作者的个人意见以及馆臣对该书性质之认识，分别列表于下，以寻绎馆臣如此归类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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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书名 |
作者的意见 |
四库馆臣的认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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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冲《春秋左传事类始末》 |
“冲窃谓‘左氏’之为丘明，与受经于仲尼，其是否固有能辨之者。若夫文章富艳、广记备言之工，学者掇其英精，会其离析，各备其事之本末，则所当尽心焉者。” |
“冲作是书，一如袁枢《通鉴纪事本末》之体，联贯排比，使一事自为起讫。虽无关经义，而颇便检寻。”“冲但以事类裒集，遂变经义为史裁，于笔削之文，渺不相涉。旧列经部，未见其然。今与枢书同隶史类，庶称其实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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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士奇《左传纪事本末》 |
“左氏之书虽传《春秋》，实兼综列国之史。兹用宋袁枢纪事本末例，凡列国大事，各从其类。” |
“其（章冲《春秋左传事类始末》）体亦颇与士奇所撰相近。盖士奇未见冲书，故复为之。……虽其详备不及冲书，而部居州次，端绪可寻，于读盲史者，亦未尝无所助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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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逊《春秋左传属事》 |
“逊少好读史，兹传虽以释经，而与后之言经者多抵牾难合，故经不能强明，独耽其文辞，视以古史，妄纂兹录，名曰《春秋左传属事》。颇自谓得古人读史之遗意，有助于考古者之便云。” |
“（是书）仿宋建安袁枢纪事本末之体，变编年为属事。事以题分，题以国分。传文之后，各櫽括大意而论之。于杜氏《集解》之未安者，颇有更定。而凡传文之有乖于世教者，时亦纠正焉。……（傅逊）又云：元凯无汉儒不能为集解，逊无元凯不能为此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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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骕《左传事纬》 |
“既立叙事之法，虽传中片语只字，稍涉某事，因以附入，以无遗古史之文。……篇末赘以愚论，未敢言文，旁集诸家，杂采传记，无庸附会，僻说折衷，一归于正，大期于发明经传而止。” |
“是书取《左传》事类，分为百有八篇，篇加论断。首载晋杜预、唐孔颖达序论及自作《丘明小传》一卷、《辨例》三卷、《图表》一卷、《览左随笔》一卷、《名氏谱》一卷、《左传字奇》一卷，合《事纬》为二十卷。……骕于《左氏》实能融会贯通，故所论具有条理，其图表亦皆考证精详。” |
上表中所摘录的章冲序语，是谓抛开经学问题，而尽心于会编《左传》纪事之本末，显示出他离经就史之意；《书前提要》云其“无关经义”，《总目提要》更进一步，云其“旧列经部”为非，当“与枢书同隶史类”。高士奇《凡例》开头“左氏之书虽传《春秋》，实兼综列国之史”一语，表明他是从史学的角度撰作《左传纪事本末》的；基于此视角及其体例，馆臣将其与章冲《春秋左传事类始末》相类从，理所当然。马骕《例略》中虽有“以无遗古史之文”语，表明他视《左传》为史，但篇幅不小的《事纬》篇末之论，却是以“大期于发明经传”为旨归；馆臣综合该书的内容结构以及它对《左传》的助说意义，或又考虑到《事纬》部分的体例与吕祖谦《左氏博议》的类同性，乃将此书归入经部。
以上三书，馆臣的定性认识与作者的自我认识基本一致，不同的是傅逊《春秋左传属事》。由上表所摘录傅逊序语，可知他视《左传》为古史，《春秋左传属事》之撰作，以“得古人读史之遗意，有助于考古者之便”为旨归，自视为史学之作；馆臣虽认为马氏书“仿宋建安袁枢纪事本末之体”，但他们更看重该书更定杜预《集解》以及纠正有乖世教之传文的经学价值，乃列之入经部。
由此可见，四库馆臣对《左传》纪事类编著作编目归类，在参考作者个人意见的基础上，还审慎地作过一番考择，从而形成定性之见。对于前文所列早于章冲《春秋左传事类始末》的那些《左传》纪事类编著作，四库馆臣不是没有注意到，如前文所引，馆臣所作高士奇《左传纪事本末》书前“提要”中就有语云：
自宋以来，学者以《左传》叙事隔涉年月，不得其统，往往为之诠次类编。其见于史志者，有杨均、叶清臣、宋敏修、黄颖、周武仲、勾龙传、桂绩、吕祖谦、陈持、章冲、徐得之、孙调、杨泰之、毛友、徐安道、孔范等诸家。今其书多亡佚不传。
他们完全是以一种与章冲《春秋左传事类始末》同类同质的口径，叙述这些见于史志的“诸家”《左传》纪事类编著作的。然而在《四库全书总目》所载该提要中，这段文字全被删除了。馆臣为何这样处理？究其原因，与其说是避免与他们所立的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创纪事本末之例”说相矛盾，不如说是他们对这些“亡佚不传”的《左传》纪事类编著作的定性持审慎态度。也就是说，这些著作既已亡佚，其属“经”还是属“史”，很难确定，贸然定其归属，很可能会失之偏颇。在此境况下，舍之不提而仅就现存著作立说，不失为一种更为稳妥的做法。
前文所列章冲书之前的《左传》纪事类编著作中，能够直接表明作者或他人对著作性质认识的文献材料极为少见，但在清修《四库全书》以前的史志目录中，这类著作都被列入经部“《春秋》类”，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时人对其性质的认识。再加上这些著作大多“亡佚不传”，无从查证，因此在学术分类上将其归为经部“《春秋》类”（《左传》学）著作，实属合理。这样以来，在史学著作的范畴内，可视袁枢《通鉴纪事本末》为史书纪事本末体的创始之作。但是纪事本末，作为一种以纪事类编为内容的编纂体例，绝非创始自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如前文所述，它在之前的《左传》纪事类编著作中形态已趋成熟。因此，四库馆臣所谓“（袁）枢排纂《资治通鉴》，创纪事本末之例”，若指其创立纪事本末这一编纂体例而言，则是误说。实际情况是袁枢借鉴已有长久传统的《左传》纪事类编学的方法体例，排纂《资治通鉴》而撰成《通鉴纪事本末》，遂开创了纪事本末体史书的编纂传统。
（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