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安国在《叙传授》篇中，评论程颐《春秋传》并叙说其《春秋传》的作法云：
七家所造，固自有浅深，独程氏尝为之传，然其说甚略，于意则引而不发，欲使后学慎思明辨、自得于耳目见闻之外者也。故今所传，事按《左氏》，义采《公羊》《谷梁》之精者，大纲本《孟子》，而微词多以程氏之说为证云。
既有此“微词多以程氏之说为证”之举，再加上有些经文解说中，胡安国明确标示引用了程颐之说，后人多认为胡氏《春秋传》继承自程颐的《春秋》学；对于二人解说之差异，仅视为胡氏在继承基础上的发展。然而，长期以来为学者所忽略的是，二人的一些经文解说，其实存在着显著的差异，非“继承发展”所能概括。兹分作“继承引申者”和“几近完全不同者”两部分，列举二人存有明显差异的经解，并加按语予以说明。以此铺陈成文，可有助于更为全面地认识程、胡二人间的学术传承关系。
一、继承引申者
1.隐公“元年。”
程解：元年，隐公之始年。
胡解：即位之一年必称元年者，明人君之用也。大哉干元，万物资始，天之用也；至哉坤元，万物资生，地之用也。成位乎其中，则与天地参，故体元者，人主之职，而调元者，宰相之事。元，即仁也；仁，人心也。《春秋》深明其用，当自贵者始，故治国先正其心，以正朝廷与百官，而远近莫不壹于正矣。
按，程颐只是将“元年”释为“隐公之始年”；胡安国在继承之将其释为“即位之一年”的基础上，引申出明人君“体元”之用说，形成“治国先正其心，以正朝廷与百官”之义。
2.隐公三年“秋，武氏子来求赙。”
程解：武氏，王之卿士，称“武氏”，见其世官。天王崩，诸侯不供其丧，故武氏遣其子征求于四国。书之以见天子失道，诸侯不臣之甚也。
胡解：武氏，天子之大夫，何以不称使？当丧未君，非王命也。嗣子定位于初丧，其曰“未君”，何也？古者君薨谅阴，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三年。夫百官总己以听，则是摄行军国之事也，以非王命而不称使，《春秋》之旨微矣，于以谨天下之通丧，而严君臣之名分也。
按，程颐释为天王崩，遣“世官”武氏之子征求于四国，形成讥贬“天子失道，诸侯不臣”之义；胡安国则着重解释“何以不称使”，引申出非王命之说，一方面强调冢宰的地位和职权，另一方面揭出《春秋》“严君臣名分”之微旨。
3. 隐公三年十有二月“癸未，葬宋穆公。”
程解：诸侯告丧，鲁往会葬，则书。春秋之时，皆不请谥，称私谥，所以罪其臣子。
胡解：外诸侯葬，其事则因鲁会而书，其义则圣人或存或削。……外诸侯葬，或存或削，而交邻国、待诸侯之义见矣。葬或日或不日者何？备则书日，略则书时，其大致然也。卒而或葬或不葬者何？有怠于礼而不葬者，有弱其君而不葬者，有讨其贼而不葬者，有讳其辱而不葬者，有治其罪而不葬者，有避其号而不葬者。……怠于礼而不往，弱其君而不会，无其事，阙其文，鲁史之旧也。讨其贼而不葬，讳其辱而不葬，治其罪而不葬，避其号而不葬，圣人所削，《春秋》之法也。
按，对于《春秋》何以书外诸侯葬，胡安国继承了程颐的“诸侯告丧，鲁往会葬，则书”说，但程颐从“称私谥”上立一“罪其臣子”义，胡安国却从“外诸侯葬，或存或削”上，形成“交邻国、待诸侯之义”。
4.隐公四年“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程解：诸侯相见而不行朝会之礼，如道路之相遇，故书曰“遇”，非《周礼》“冬见曰遇”之遇也。
胡解：遇者，草次之期。古有遇礼，不期而会，以明造次，亦有恭肃之心。《春秋》书“遇”，私为之约，自比于不期而遇者，直欲简其礼耳。简略慢易，无国君之礼，则莫适主矣……故凡书“遇”者，皆恶其无人君相见之礼也。
按，程颐仅解释何谓“遇”，胡安国继承其解说，又形成“恶其无人君相见之礼”之义。
5.隐公五年秋，“邾人、郑人伐宋。”
程解：宋人取邾田，邾人告于郑曰：“请君释憾于宋，敝邑为道。”邾人、郑人伐宋，先邾人，为主也。
胡解：主兵者，邾也，故虽附庸小国而序乎郑之上。凡班序上下，以国之小大，从礼之常也；而盟会征伐，以主者先，因事之变也。然则卫州吁告于宋以伐郑，事与此同，而圣人以宋为主者何？此《春秋》拨乱之大法也，凡诛乱臣、讨贼子，必深绝其党。
按，程颐仅解释经文为何“先邾人”，胡安国则由此总结《春秋》所载类似事例的书法义例及变例。
6.隐公六年“冬，宋人取长葛。”
程解：宋之围长葛，岁且周矣，其虐民无道之甚，而天子弗治，方伯弗征，郑视其民之危困，而不能保有赴诉，卒丧其邑，皆罪也。宋之强取，不可胜诛矣。
胡解：宋人恃强围邑，久役大众，取非所有，其罪着矣。在王朝不能施九伐之威，在列国不能修连帅之职。郑人土地，天子所命，先祖所受，不能保有而失之也。是上无天王，下无方伯，而郑亦无君也。宋人强取，以王法言，不可胜诛；以天理言，不善之积着矣。初，穆公属国于与夷，使其子冯出居于郑，殇公既立，忌冯而伐郑，不亦逆天理乎！……凡此类皆直书于策，按其行事而善恶之应可考，而知天理之不诬者也。
按，程颐深罪宋虐民无道、天子弗治、方伯弗征以及郑不能保民；胡安国继承此解说，于“王法”之外，又以“天理”正宋“忌冯而伐郑”之举。
7.隐公八年“秋，七月庚午，宋公、齐侯、卫侯盟于瓦屋。”
程解：宋为主也。盟，与郑绝也。
胡解：程氏曰：“宋为主。盟，与郑绝也。”大道隐而家天下，然后有诰誓；忠信薄而人心疑，然后有诅盟；盟诅烦而约剂乱，然后有交质子，至是倾危之俗成，民不立矣。《春秋》革薄从忠，于参盟书日，谨其始也。……《春秋》谨参盟，善胥命，美萧鱼之会，以信待人而不疑也，盖有志于天下为公之世。凡此类，亦变周制矣。
按，程颐仅以背后的事实解释经文的书写；胡安国继承其解说，又形成《春秋》“革薄从忠”、“有志于天下为公之世”之义。
8.桓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程解：桓公弑君而立，不天无王之极也；而书“春王正月，公即位”，以天道王法正其罪也。
胡解：古者诸侯不再娶，于礼无二适。惠公元妃既卒，继室以声子，则是摄行内主之事矣，仲子安得为夫人？母非夫人，则桓乃隐之庶弟……惠无适嗣，隐公继室之子，于次居长，礼当嗣世，其欲授桓，所谓推己所有以与人者也，岂曰“摄之”云乎？以其实让而桓乃弑之，《春秋》所以恶桓，深绝之也。然则《公羊》所谓“桓幼而贵，隐长而卑，子以母贵”者，其说非欤？曰：此徇惠公失礼而为之词，非《春秋》法也。仲子有宠，惠公欲以为夫人。母爱者子抱，惠公欲以桓为适嗣，礼之所不得为也。礼不得为而惠公纵其邪心而为之，隐公又探其邪志而成之，《公羊》又肆其邪说而传之，汉朝又引为邪议而用之，夫妇之大伦乱矣。《春秋》明着桓罪，深加贬绝，备书终始讨贼之义，以示王法，正人伦，存天理，训后世，不可以邪汩之也。
按，对于桓公弑君而立一事，程颐仅从人伦和政治秩序上罪其“不天无王之极”；胡安国则反驳“桓为适子”、“隐公摄政”等说，认为桓公与隐公一样，也是庶子，但隐公年长，故当立，进而批评惠公“以桓为适子”、隐公“探其邪志而成之”等做法之不当，归结为家庭尊卑长幼之失序。
9.桓公二年“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纳于大庙。”
程解：四国既成宋乱，而宋以鼎赂鲁。齐、陈、郑皆有赂，鲁以为功而受之，故书“取”。以成乱之赂器，置于周公之庙，周公其飨之乎？故书“纳”，纳者，弗受而强致也。
胡解：取者，得非其有之称；纳者，不受而强致之谓。弑逆之贼，不能致讨，而受其赂器，置于大庙，以明示百官，是教之习为夷狄禽兽之行也。公子牙、庆父、仲遂、意如之恶，又何诛焉？圣人为此惧而作《春秋》，故直载其事，谨书其日，垂训后世，使知宠赂之行，保邪废正，能败人之国家也，亦或知戒矣。
按，程颐以事实原委，解释经文何以书“取”和“纳”；胡安国继承其解说，又引申出纵容“弑逆之贼”、宠赂败国的政治垂戒之义。
10.桓公二年秋，“蔡侯、郑伯会于邓。”
程解：始惧楚也。
胡解：按《左氏》曰：“始惧楚也。”其地以国，邓亦与焉。楚自西周已为中国之患，宣王盖尝命将南征矣。及周东迁，僭号称王，凭陵江汉。此三国者，地与之邻，是以惧也。其后卒灭邓，虏蔡侯，而郑以王室懿亲为之服役，终春秋之世，圣人盖伤之也。夫天下莫大于理，莫强于信义，循天理，惇信义，以自守其国家，荆楚虽大，何惧焉？不知本此，事丑德齐，莫能相尚，则以地之大小、力之强弱分胜负矣。观诸侯会盟离合之迹，而夷夏盛衰之由可考也；观《春秋》进退、与夺、抑扬之旨，则知安中夏、待四夷之道矣。
按，二人都继承《左传》之说，将此三国之会解释为“始惧楚也”，但胡安国又引申出“安中夏、待四夷之道”。
二、几近完全不同者
1.隐公元年“冬，十有二月，祭伯来。”
程解：祭伯，畿内诸侯，为王卿士，来朝鲁。不言朝，不与朝也。当时诸侯，不修朝觐之礼，失人臣之义，王所当治也。祭伯为王臣，不能辅王正典刑，而反与之交，又来朝之，故不与其朝，以明其罪。先儒有王臣无外交之说，甚非也。若天下有道，诸侯顺轨，岂有内外之限？其相交好，乃常礼也。然委官守而远相朝，无是道也。《周礼》所谓世相朝，谓邻国尔。
胡解：按《左氏》曰：“非王命也。”祭伯，畿内诸侯，为王卿士，来朝于鲁，而直书曰“来”，不与其朝也。人臣义无私交，大夫非君命不越境。所以然者，杜朋党之原，为后世事君而有贰心者之明戒也。……经于内臣朝聘告赴，皆贬而不与，正其本也。岂有诬上行私、自植其党之患哉？
按，程颐和胡安国都认为《春秋》不与祭伯朝鲁，但二人所给出的原因不同：程颐否定“王臣无外交”说，认为作为王臣，祭伯不能辅王刑正诸侯“不修朝觐之礼”，“反与之交，又来朝之”，故“不与其朝”；胡安国则取《谷梁传》“寰内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会诸侯”说，严持“人臣义无私交，大夫非君命不越境”之义，故“不与其朝”。
2. 隐公元年十二月“公子益师卒。”
程解：或日，或不日，因旧史也。古之史，记事简略，日、月或不备。《春秋》因旧史，有可损而不能益也。
胡解：其不日，《公羊》以为远，然公子驱远矣，而书日，则非远也。《谷梁》以为恶，然公子牙、季孙意如恶矣，而书日，则非恶也。《左氏》以为公不与小敛，然公孙敖卒于外而公在内，叔孙舍卒于内而公在外，不与小敛明矣，而书日，《左氏》之说亦非也。其见恩数之有厚薄欤？
按，程颐认为此处经文之所以不书日，乃因旧史缺载，“《春秋》因旧史”，故亦缺载；胡安国却认为经文于公子、公孙卒书不书日，或有表示国君待其恩数厚薄之用意。
3. 隐公“二年春，公会戎于潜。”
程解：周室既衰，蛮夷猾夏，有散居中国者，方伯大国，明大义而攘斥之，义也；其余列国，慎固封守可也。若与之和好，以免侵暴，非所谓“戎狄是膺”，所以容其乱华也，故《春秋》华夷之辨尤谨。居其地，而亲中国、与盟会者，则与之。
胡解：戎狄举号，外之也。天无所不覆，地无所不载，天子与天、地参者也。《春秋》，天子之事，何独外戎狄乎？曰：中国之有戎狄，犹君子之有小人。内君子、外小人为泰，内小人、外君子为否。《春秋》，圣人倾否之书，内中国而外四夷，使之各安其所也。无不覆载者，王德之体；内中国、外四夷者，王道之用。是故以诸夏而亲戎狄，致金缯之奉，首顾居下，其策不可施也；以戎狄而朝诸夏，位侯王之上，乱常失序，其礼不可行也；以羌胡而居塞内，无出入之防，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萌猾夏之阶，其祸不可长也。
按，程颐虽视“《春秋》华夷之辨尤谨”，但又认为“居其地，而亲中国、与盟会”之夷狄，《春秋》“与之”；胡安国则持绝然对立的《春秋》华夷观，不认可“诸夏而亲夷狄”，认为《春秋》“内中国，外四夷，使之各安其所”。
4. 隐公二年“夏，五月，莒人入向。”
程解：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归，莒人入向，以姜氏还。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春秋之时，诸侯擅相侵伐，举兵以侵伐人，其罪着矣。《春秋》直书其事，而责常在被侵伐者。盖彼加兵于己，则当引咎，或自辩，喻之以礼义，不得免焉，则固其封疆，告于天子方伯，若忿而与战，则以与战者为主，处己绝乱之道也。
胡解：非王命而入人国邑，逞其私意，见诸侯之不臣也。擅兴而征讨不加焉，见天王之不君也。据事直书，义自见矣。
按，胡安国继承了程颐的“直书其事”说，但在罪莒人“举兵以侵伐人”之外，程颐还立一“责常在被侵伐者”之义；胡安国则从中央集权的角度，揭示贬责诸侯擅相侵伐之“不臣”和天王不加征讨之“不君”之义。
5.隐公二年“九月，纪履緰来逆女。冬，十月，伯姬归于纪。”
程解：先儒皆谓诸侯当亲迎。亲迎者，迎于所馆，故有亲御授绥之礼，岂有委宗庙社稷，远适他国以逆妇者乎？非惟诸侯，卿大夫而下皆然。《诗》称文王亲迎于渭，未尝出疆也。
胡解：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夫妇，人伦之本也。逆女必亲，使大夫非正也。入春秋之始，名“宰晅归赗”，以讥乱法；书“履緰逆女”，以志变常，众妾之分定矣，大昏之礼严矣。
按，程颐认为诸侯不当亲自“远适他国以逆妇”，所谓的“亲迎”，只是“迎于所馆”而已；胡安国则继承了《谷梁传》《公羊传》之说，认为诸侯“逆女必亲，使大夫非正也”。
6.隐公四年二月“戊申，卫州吁弑其君完。”
程解：州吁弑桓公而立。自古篡弑多公族，盖谓先君子孙，可以为君，国人亦以为然而奉之。《春秋》于此，明大义以示万世，故春秋之初，弑君者皆不称公子公孙，盖身为大恶，自绝于先君矣，岂复得为先君子孙也？古者公族刑死则无服，况杀君乎？
胡解：此卫公子州吁也，而削其属籍、特以国氏者，罪庄公不待之以公子之道，使预闻政事、主兵权而当国也。以公子之道待州吁，教以义方，弗纳于邪，不以贱妨贵、少陵长，则桓公之位定矣，乱何由作？……《春秋》之旨在于端本清源，以卫诗《绿衣》诸篇考之，所谓“前有谗而不见，后有贼而不知”者，庄公是也。其不称“公子”而以国氏，着后世为人君父者之戒耳。
按，州吁为卫庄公“嬖人”所生子，得庄公宠爱而好兵，桓公即位后弑之而自立。对于经文何以不称公子而以国为氏，程颐认为是因为《春秋》于其初对“弑君者皆不称公子公孙”，以明其“身为大恶，自绝于先君”之大义；胡安国则认为《春期》以此责庄公不以公子之道待州吁，“着后世为人君父者之戒”。
7.隐公五年“秋，卫师入郕。”
程解：晋乘乱得立，不思安国保民之道，以尊王为先，居丧为重，乃兴戎修怨，入人之国，书其失道也。
胡解：卫宣继州吁暴乱之后，不施德政、固本恤民，而毒众临戎，入人之国，失君道矣。书“卫师入郕”，着其暴也。
按，虽然二人都贬责卫宣公（名晋）率师入郕之举，但对他即位后应施之政的认识有所不同：程颐强调“尊王为先”、居丧守礼，胡安国则强调对内“施德政、固本恤民”。
8.隐公“六年春，郑人来输平。”
程解：鲁与郑旧修好，既而迫于宋、卫，遂与之同伐郑，故郑来绝交。输平，变其平也。匹夫且不肯失信于人，为国君而负约，可羞之甚也。
胡解：输者，纳也。平者，成也。郑人曷为纳成于鲁？以利相结，解怨释仇，离宋、鲁之党也。……平者，解怨释仇，固所善也；输平者，以利相结，则贬矣。……上下交征利，不至于篡弑夺攘则不厌矣，故特称“输平”，以明有国者必正其义不谋其利，杜亡国败家之本也。
按，对于“输平”，程颐依从《公羊传》《谷梁传》之说，释为“变其平”、绝交；胡安国则依从《左传》之说，释为“纳成”、“解怨释仇”。
9.隐公“七年春，王三月，叔姬归于纪。”
程解：伯姬为纪夫人，叔姬其娣也，待年于家，今始归。娣归不书，闵其无终也。
胡解：叔姬，伯姬之娣，非夫人也，则何以书？古者诸侯一娶九女，必格之同时者，所以定名分、窒乱源也。今叔姬待年于宗国，不与嫡俱行，则非礼之常，所以书也。眉山苏辙以谓：“书叔姬，贤之也。若贤不得书，必贵而后书，则是以位而蔑德也。小国无大夫，至于接我则书，是位不可以废事也。位不可以废事，而独可以废贤乎？”如叔姬不归宗国而归于酅，以全妇道，贤可知矣。贤而得书，亦《春秋》之法也。
按，程颐认为因“闵其无终”，故书“叔姬归于纪”；胡安国则认为因叔姬“不与嫡俱行”之“非礼之常”，和后来“不归宗国而归于酅，以全妇道”之贤而得以书。
10.隐公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电。庚辰，大雨雪。”
程解：阴阳运动，有常而无忒，凡失其度，皆人为感之也，故《春秋》灾异必书。汉儒傅其说而不达其理，故所言多妄。三月大雨震电，不时，灾也。大雨雪，非常为大，亦灾也。
胡解：震电者，阳精之发；雨雪者，阴气之凝。周三月，夏之正月也，雷未可以出，电未可以见，而大震电，此阳失节也；雷已出，电已见，则雪不当复降，而大雨雪，此阴气纵也。夫阴阳运动，有常而无忒，凡失其度，人为感之也。今阳失节而阴气纵，公子翚之谗兆矣，钟巫之难萌矣。《春秋》灾异必书，虽不言其事应而事应具存，惟明于天人相感之际、相应之理，则见圣人所书之意矣。
按，二人都认为此灾异乃“人为感之也”，但程颐批评汉儒“傅其说而不达其理”，不看重灾异应于人事之说，而胡安国却认为《春秋》“虽不言其事应而事应具存”，信持天人互相感应说，认为灾异应于人事。
11.桓公二年春，“滕子来朝。”
程解：滕本侯爵，后服属于楚，故降称子，夷狄之也。首朝桓公，其罪自见矣。
胡解：隐公末年，滕称“侯”爵，距此三岁尔，乃降而称“子”者，先儒谓为时王所黜也。使时王能黜诸侯，《春秋》岂复作乎？又有言其在丧者，终春秋之世不复称侯，无说矣。然则云何？《春秋》为诛乱臣、讨贼子而作，其法尤严于乱贼之党，使人人知乱臣贼子之为大恶而莫之与，则无以立于世；无以立于世，则莫敢劝于为恶，而篡弑之祸止矣。今桓公弟弑兄，臣弑君，天下之大恶，凡民罔弗憝也。已不能讨，又先邻国而朝之，是反天理、肆人欲，与夷狄无异，而《春秋》之所深恶也，故降而称“子”，以正其罪。四夷虽大，皆曰“子”，其降而称“子”，狄之也。
按，二人虽都认为《春秋》“夷狄”滕侯而降称“子”，但原由不同：程颐认为因滕后来服属于夷狄之邦楚，胡安国则认为因滕侯“先邻国”而朝觐弑君即位的鲁桓公，反天理、灭人欲，故等同夷狄。
12. 桓公二年九月“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
程解：君出而书至者有三：告庙也，过时也，危之也。桓公弑立，尝与郑、齐、陈会矣，皆同为不义；及远与戎盟，故危之而书“至”。戎若不如三国之党恶，则讨之矣，居夷浮海之意也。中国既不知义，夷狄或能知也。
胡解：凡为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事亡如事存，故君行必告庙，反必奠而后入，礼也。出必告行，反而告至，常事尔，何以书？或志其去国逾时之久也，或录其会盟侵伐之危也，或着其党恶附奸之罪也。桓公弑君而立，尝列于中国诸侯之会，而不书“至”，同恶也；今远与戎盟而书“至”者，危之也。程氏所谓“居夷浮海之意”是矣。《语》不云乎：“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
按，二人解说不同之处有二，其一，君出而书至的三种因由中，有一种不同，即程颐云“告庙也”，胡安国则将告庙视为不书之常事，加一“着其党恶附奸之罪也”。其二，程颐认为夷狄或较中国而知义，从而讨桓公之不义，故危之；胡安国虽然认可程颐所云“居夷浮海之意”，却将程颐藉以表达夷狄或知义的这一典故，误解为桓公有交接夷狄之意，而夷狄不知礼义，故《春秋》危之，显示出二人有着不尽相同的夷狄观。
13.桓公三年秋“公子翚如齐逆女。”
程解：翚于隐世，不称公子，隐之贼也；于桓世，称公子，桓之党也。卿逆夫人，于礼为称。翚虽尊属，当官而行，亦无嫌也。
胡解：娶妻必亲迎，礼之正也。若夫邦君，以爵则有尊卑，以国则有小大，以道途则有远迩，或迎之于其国，或迎之于境上，或迎之于所馆，礼之节也。纪侯于鲁，以小大言则亲之者也，而使履緰来；鲁侯于齐，以远迩言则亲之者也，而使公子翚往。是不重大昏之礼，失其节矣，故书。
按，程颐认为“卿逆夫人，于礼为称”，认可公子翚到齐国为鲁桓公迎娶之举；胡安国则取《谷梁传》之说，认为“娶妻必亲迎”，虽然因“尊卑”、“大小”、“远迩”等迎娶之礼或有变通，但鲁齐相邻不远，桓公当如齐亲迎。
14.桓公三年“九月，齐侯送姜氏于讙。公会齐侯于讙。夫人姜氏至自齐。”
程解：见于庙也。
胡解：不言“以至”者，既得见乎公也。不能防闲，于是乎在《敝笱》之刺兆矣。礼者，所以别嫌明微，制治于未乱，不可不谨也。
按，程颐以“见于庙”解释经文何以书“至”，胡安国则以“既得见乎公”解释何以不书“公子翚以夫人姜氏至自齐”，形成男女防闲之义。
15.桓公“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程解：公出动众皆当书。于郎，远也。
胡解：何以书？讥远也。戎、祀，国之大事。狩，所以讲大事也。……然不时则伤农，不地则害物。田狩之地，如郑有原圃，秦有具圃，皆常所也。违其常所，犯害民物，而百姓苦之，则将闻车马之音，见羽旄之美，举疾首蹙额而相告，可不谨乎？徒非其地而必书，是《春秋》谨于微之意也。每谨于微，然后王德全矣。
按，胡安国继承了程颐的“讥远”说，又进一步确定桓公此狩“违其常所”、“非其地”，引申出“《春秋》谨于微之意”。
16.桓公四年“夏，天王使宰渠伯纠来聘。”
程解：桓公弑君而立，天王不能治，天下莫能讨，而王使其宰聘之，示加尊宠，天理灭矣，人道无矣。书天王，言当奉天也，而其为如此。名纠，尊卑贵贱之义亡也。人理既灭，天运乖矣，阴阳失序，岁功不能成矣，故不具四时。
胡解：在周制，大司马九伐之法，诸侯而有贼杀其亲则正之，放弑其君则残之。桓公之行，当此二者，舍曰不讨，而又聘焉，失天职矣。操刑赏之柄以御下者，王也；论刑赏之法以诏王者，宰也。……大宰所掌而独谓之建，以此典大宰之所定也，乃为乱首承命以聘弑君之贼乎？故特贬而书名，以见宰之非宰也。……任之重，则责益深矣。
按，二人都贬责“天王使宰渠伯纠来聘”之举，但程颐重在责天王，胡安国重在责冢宰，统一于其《春秋传》全书对冢宰职位的强调这一论题。
17.桓公七年“夏，谷伯绥来朝，邓侯吾离来朝。”
程解：臣而弑君，天理灭矣，宜天下所不容也，而反天子聘之，诸侯相继而朝之，逆乱天道，岁功不能成矣，故不书秋冬，与四年同。
胡解：四时具然后成岁，故虽无事必书首时，今此独于秋冬阙焉，何也？立天之道曰阴阳，阳居春夏，以养育为事，所以生物也，王者继天而为之子则有赏。阴居秋冬，以肃杀为事，所以成物也，王者继天而为之子则有刑。赏以劝善，非私与也，故五服五章谓之天命；刑以惩恶，非私怒也，故五刑五用谓之天讨。古者赏以春夏，刑以秋冬，象天道也。桓弟弑兄，臣弑君，而天讨不加焉，是阳而无阴，岁功不能成矣，故特去秋冬二时，以志当世之失刑也。
按，程颐认为“天子聘”、“诸侯相继朝”弑君即位的鲁桓公，“逆乱天道”，导致自然界阴阳失序，故岁功不成；胡安国则据“古者赏以春夏，刑以秋冬，象天道”之原理，认为当世失刑，是阳而无阴，故象征岁功不能成，而非自然之岁功不成。
18.桓公八年春，“天王使家父来聘。”
程解：鲁桓公弑立，未尝朝觐，而王屡聘之，失道之甚也。
胡解：下聘弑逆之人而不加贬，何也？既名冢宰于前，其余无责焉，乃同则书重之义，以此见《春秋》任宰相之专而责之备也。《虞史》以人主大臣为一体，《春秋》以天王宰相为一心。……以为一心，故归赗仲子，会葬成风，则宰咺书名于前，而王不称天于后。来聘桓公，锡桓公命，则宰纠书名以正其始，王不称天以正其终，而荣叔、家父之徒不与也，故人主之职在论相而止矣。
按，对于“天王使家父来聘”弑君即位的鲁桓公一事，程颐重在贬责天王之“失道”，胡安国则由经文不加贬责、同则书重之书法，形成“任宰相之专而责之备”、“天王宰相为一心”之义，统一于其《春秋传》全书对宰相职责的推重。
19.桓公八年冬，“祭公来，遂逆王后于纪。”
程解：祭公受命逆后，而至鲁先行私礼，故书来，而以逆后为遂事，责其不虔王命，而轻天下之母也。
胡解：刘敞曰：“祭公，王之三公也。曷为不称使？不与王之使祭公也。师傅之官，坐而论道，其任重矣。今其来鲁，乃命鲁侯以婚姻之事者也，若是则大夫可矣，何必三公？任之重，使之轻，故祭公缘此义，得专命不报，遂行如纪，而王以轻使为失，祭公以遂行为罪矣。”此说是也。为之节者，宜使卿往逆，公监之，则于礼得矣。
按，程颐认为祭公受命逆王后，来鲁乃行私礼；胡安国则认为祭公来鲁，“命鲁侯以婚姻之事”，其如纪逆王后，乃“遂行”之事。
20.桓公“九年春，纪季姜归于京师。”
程解：书王后之归，天下当有其礼，诸侯莫至，是不能母天下也，故书纪女归而已。
胡解：往逆则称王后，旣归何以书季姜？自逆者而言，则当尊崇其匹，内主六宫之政，使妃妾不得以上僭，故从天王所命而称王后，示天下之母仪也。自归者而言，则当樛屈逮下，使夫人嫔妇皆得进御于君而无嫉妬之心，故从父母所子而称季姜，化天下以妇道也。其词之抑掦、上下、进退、先后，各有所当而不相悖，皆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春秋》之所谨也。
按，对于“往逆则称王后，旣归何以书季姜”这一问题，程颐认为是因为于此王后之归，“诸侯莫至，是不能母天下也”；胡安国则认为从“归者”的角度而言，王后“当樛屈逮下”，故《春秋》“从父母所子而称季姜”。
21.庄公二十三年“夏，公如齐观社。”
程解：昏议尚疑，故公以观社为名，再往请议。后二年方逆，盖齐难之。
胡解：庄公将如齐观社，曹刿谏曰：“齐弃太公之法，观民于社，君为是举而往观之，非故业也。天子祀上帝，诸侯会之受命焉；诸侯祀先公，卿大夫佐之受事焉，不闻诸侯之相会祀也。君举必书，书而不法，后嗣何观？”
按，程颐认为庄公如齐观社，目的是议婚；胡安国则用《左传》曹刿谏止庄公如齐观社之说，认为庄公如齐只是“观社”而已。
22.文公“九年春，毛伯来求金。”
程解：家父致命，以征车也，故书使“来求”。毛伯风鲁以欲金，故不云“王使”。
胡解：毛伯，天子大夫，何以不称使？当丧未君也。踰年即位矣，何以言未君？古者谅阴三年，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夫百官总己以听，则是冢宰独专国政之时，托于王命以号令天下，夫岂不可而称使？《春秋》之旨微矣，非特谨天下之通丧，所以示后世大臣，当国秉政，不可擅权之法戒也。
按，对于经文何以不称“王使”，程颐解为毛伯并未表示承命而来，只是“风鲁以欲金”，故不称“王使”；胡安国则解为当时周新王虽即位，但三年谅阴期未出，“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春秋》戒冢宰不可擅权，故不称“使”。
23.文公九年冬，“秦人来归僖公成风之襚。”
程解：过时始至，故云“来归”。虽子母，先君后夫人，体当然也。
胡解：秦人归襚而曰“僖公成风”者，非兼襚也，亦犹平王来赗仲子而谓之“惠公仲子”尔。
按，程颐取《左传》《公羊传》之说，认为秦人之来兼襚僖公和成风；胡安国则取刘敞之说，认为只襚成风，如同“惠公仲子”一样，“僖公”是一定语。
24.文公十五年“冬，十有一月，诸侯盟于扈。”
程解：鲁以备齐，不在会，故不序。
胡解：盟于扈者，晋侯、宋公、卫、蔡、陈、郑、曹、许八国之君也。何以不序？略之也。《春秋》于夷狄，君臣同词而不分爵号，说者以为略之也。八国曷为略之？等于夷狄乎？齐人弑君，不能致讨，受贿而退，奚以贤于狄矣。
按，程颐认为因为鲁君不在会，所以不序诸侯；胡安国则认为因诸侯不能致讨弑君之齐人，反而受贿而退，行同夷狄，故《春秋》待以夷狄而略之。
25.宣公元年春，“三月，遂以夫人妇姜至自齐。”
程解：脱氏字。
胡解：有不待贬绝而罪恶见者，不贬绝以见恶。夫人与有罪焉，则待贬而后见，故不称氏。
按，程颐认为经文中“姜”字后脱一“氏”字，胡安国却据《公羊传》之说，认为鲁宣公居丧期内“请昏纳妇”，非礼之甚，“夫人与有罪焉”，故《春秋》去其“氏”，以示贬责。
26.宣公十年春，“齐人归我济西田。”
程解：鲁修好，故归鲁田。田，鲁有也，齐非义取之，故云归我，不足为善也。
胡解：宣公于齐，顺其所欲，既以女妻其臣，又以兵会伐莱之举，又每岁往朝于齐廷。虽诸侯事天子，无是礼也，故惠公悦其能顺事己，而以所取济西田归之也。归讙及阐，直书曰“归”，此独书“我”者，乃相亲爱惠遗之意。或谓“济西，鲁之本封，故书‘我’”，则误矣。
按，程颐认为济西田本鲁所有，故云“归我”；胡安国非之，认为书“我”乃示鲁宣公踰礼悦齐、齐惠公悦其媚己从而两相“亲爱惠遗之意”。
27．宣公十二年冬，“晋人、宋人、卫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程解：晋为楚败，诸侯惧而同盟，既而皆渝，故书人以贬之。
胡解：清丘载书，恤病讨贰，口血未干，败其盟好，所谓不待贬而恶见者也，又奚必人诸国之卿，然后知反覆之可罪乎？楚既入陈围郑，大败晋师，伐萧灭之，凭陵中国甚矣。为诸侯计者，宜信任仁贤，修明政事，自强于为善，则可以保其国耳。曾不是图，而刑牲歃血，要质鬼神，蕲以御楚，谋之不臧，孰大于是？故国卿贬而称“人”，讥失职也。
按，程颐认为因诸侯随即渝盟而贬称之“人”，胡安国非之，认为乃讥诸国卿失职而贬称之“人”。
28.成公九年春，“公会晋侯、齐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
程解：诸国患楚之强，同盟以相保。郑既盟复叛，深罪其反复。
胡解：按《左氏》：“为归汶阳之田故，诸侯贰于晋。晋人惧，会于蒲，以寻马陵之盟。”夫盟非固结之本也……夫信在言前者，不言而自喻；诚在令外者，不令而自行。晋初下令于齐，反鲁、卫之侵地，而齐不敢违者，以其顺也。齐既从之，鲁君亲往拜其赐矣，复有二命，俾归诸齐。一与一夺，信不可知，无或乎诸侯之解体也。晋人不知反求诸己、惇信明义以补前行之愆，而又欲刑牲献血、要质鬼神以御之，是从事于末而不知本矣。特书“同盟”，以罪晋也。
按，程颐认为此盟是诸国患楚之强，同欲结盟以相保；胡安国则据《左传》之说，认为是晋侯惧诸侯贰之，故会盟以固结之，书“同盟”，以罪晋侯“从事于末而不知本”。
29.襄公二十五年“秋，八月己巳，诸侯同盟于重丘。”
程解：诸侯同病楚也。
胡解：崔杼既弑其君矣，晋侯受其赂而许之成，故盟于重丘，特书曰“同”。
按，程颐认为此盟是诸侯同病楚而结盟自保，胡安国则据《左传》之说，认为是晋侯受齐崔杼之赂而主盟诸侯，以承认其弑君一事。
30.哀公八年“夏，齐人取讙及阐。”
程解：己与之，彼以非义而受，则书取，此济西田是也。鲁入邾，而以其君来，致齐怒，吴伐，故赂齐以说之。
胡解：按《左氏》：“邾子益，齐出也。”鲁以益来，则齐人取讙及阐。又如吴请师，而怒犹未怠也。以此见国君之造恶不悛，则四邻谋取其国家，莫能保矣。
按，程颐据《公羊传》之说，认为“讙及阐”，乃鲁人此前侵入邾、挟其君而归，为息齐怒而赂与之的；胡安国却认为齐人怒鲁人侵邾挟君之举，谋取鲁国而强占其“讙及阐”。
结语
由上列可见，程颐和胡安国对一些经文的解说，不仅存在着因胡安国引申发挥而形成的差异，而且有诸多几近完全不同者。导致形成这些差异的原因，除了二人的学术认识或有不同外，还有以下两方面的客观因素：
1.程颐所作的《春秋传》，仅解说至桓公九年，现存该《传》此年之后的内容，乃由后人纂集其“旧有解说”而附之。传解既不完备，其每条经文解说又“甚略，于意则引而不发”，这就为胡安国在继承程颐解说的基础上再作引申发挥，提供了不少空间。而他的引申发挥，不见得就合于程颐之“意”。
2.胡安国作《春秋传》时，正值北宋覆灭、南宋政权草创的政治剧烈变革、动荡时期，与程颐所处的时代相比，有着全新的时代问题和风气，这对胡安国的《春秋》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一个显明的体现，是他“感激时事，往往借《春秋》以寓意”，传解中充满时代关怀。如上列他对经文隐公二年“夏五月，莒人入向”的解说，强调诸侯擅自侵伐乃为不臣之举，这显然是针对南宋初年节制臣子以树立皇权权威的现实形势而立论。这种时代关怀，是导致胡安国的《春秋》解说或与程颐不同的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