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载（1020—1077），字子厚，北宋哲学家、教育家。祖籍大梁（今河南开封），徙家凤翔郿县（今陕西宝鸡眉县）横渠镇，世称横渠先生。与周敦颐、邵雍、程颐、程颢合称“北宋五子”，有《正蒙》、《横渠易说》等著述传世。因长期讲学关中，故其学派称为“关学”。广为人知的“横渠四句”就是他的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经过一代代人的传颂，妇孺皆知，成为中国传统士大夫的精神信仰和价值坐标，对当代人也有十分重要的启迪意义。

一、 “立”的精神

“横渠四句”之所以深入人心，是因为它首先给人一种强烈的积极意识和进取精神。有所立、有所为。为天地万物、人间万民树立价值方向。

这种精神首先源于张载本人的志向抱负。据史书记载，他天资聪颖，少年即有安邦之志。二十一岁时曾向时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的范仲淹上《边议九条》。范仲淹召见后，觉得他志趣高远，见识超群。于是鼓励张载不要画地自限，只关注军事边防，而应当以弘扬名教为事业，并赠他一部《中庸》。张载受范仲淹的启迪，精思苦读，在充分吸收当时各种思想资源的基础上，形成了“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孔孟为法”的哲学体系。可以说，张载是用他自己的一生，在探索践行“横渠四句”中表达的人格境界。

这种“立”的精神也反映出北宋的时代风气。现代历史学家陈寅恪认为：“华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宋代在政治、经济、社会、文教方面的发展，为哲人和文学家的涌现提供了土壤与根基。北宋有鉴于前唐五代武人乱国之弊，重视文治与文教。这一方面带来发达的文官政治和士大夫精神的觉醒，另一方面也造成了重文轻武、军事疲敝的负面影响，受到契丹、西夏的威胁。这让当时的有识之士怀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和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

在更深的意义上，“横渠四句”中的“立”，也是中国人文精神的“破而后立”。经过魏晋隋唐以来佛道等各种宗教的精神洗礼，知识阶层有了更高的理论素养和哲学追求。然而，佛道教主张虚无幻灭的价值观，对国家政治和民间风俗的消极影响，又令儒家士人不满。如何超越虚无论，为人的心灵、伦理和政治寻找到一个坚实的根基，能够扎实稳定地“立”起来，成为最重要的问题意识。

所以周敦颐提出“立人极”，张载提出“为天地立心”，王安石推行“变风俗、立法度”的改革尝试。这既是时代精神的投映，也是中国文明自身蜕变与开新的关键。北宋思想家们一方面“出入佛老”，吸收融汇其思辨方法，另一方面也从哲学层面上对其进行反思批驳。如张载提出“太虚即气”：“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其聚其散，变化之客形尔。”指出宇宙并非空、无，而是以“太虚”形式存在的实体，蕴含着丰富的秩序，可以成为价值和意义的根源。这类思考有力地回应了佛道教的宇宙观，从本体论的角度，为人伦生活提供了坚实的安顿根基。

二、 “为”的情怀

从“横渠四句”的磅礴气象中，我们也可以感受到一种“大有为”的责任担当意识与情怀。宋代士大夫以范仲淹为代表，很多人都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追求，涌现出寇准、包拯、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等杰出的政治人物。在这样的情怀中，隐含着一个高远的政治理想，即超越汉唐以来的历史格局，回到以“尧舜”为代表的“三代”的高度。

张载在他的社会与教育实践中，就充分体现了这样的关怀。在政治上，张载强调士大夫应当“以天下为己任”，注重基层治理与社会教化，通过试验井田、兴修水利、创办书院等各种方式，推动治理向民间和基层的浸润普惠。在伦理方面，张载认为“礼”是修齐治平最重要的关键，通过礼仪中沉淀的文化传统、蕴含的庄严气象，能够让人变化气质，去恶扬善。在教育方面，张载注重以德育人，既要博学勤修，也要用心体悟。他强调“经世致用”、“笃行践履”，反对空知不行，学而不用。培养出包括吕氏四贤在内的一大批杰出人才，对关中地区的民风也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流风余韵，绵延至今。

“横渠四句”在后来的中国思想史上意义重大。南宋的朱熹、吕祖谦将其编入《近思录》“为学大要”一章，以引导后学明心立志。明清之际的王夫之，近代的冯友兰等学者都对此有所阐发，皆以其言简意赅，气象宏伟，最能体现儒家士大夫的器识胸怀。其中包含的价值理想，对宋代以来的士人起到了极大的激励作用，尤其是在家国危亡、百废待兴的历史关头，成为仁人志士重要的精神动力。如抗日战争时期，马一浮先生给浙江大学学生讲解 “横渠四句”云：“希望竖起脊梁，猛著精采，依此立志，方能堂堂地做一个人，须知人人有此责任，人人具此力量，切莫自己诿却，自己菲薄。此便是‘仁以为己任’的榜样，亦即是今日讲学的宗旨。”

三、 “大心”的境界

“横渠四句”中的四“为”，呈现出一种利他的精神和舍己为人的抱负，有人会觉得这是一种过高的自我要求甚至自我牺牲。其实这是对“横渠四句”的严重误解，张载的理念非但不是自我牺牲，反而是一种深层的、根源的自我实现。张载称之为“大心”的境界。

张载认为，人的知觉不仅有通过耳目感官获得的“见闻之知”，更重要的是融合内外、超越主客的“德性之知”。人通过“德性之知”将天地自然的秩序和人间的伦理规则联结起来，使天地万物都内化于“自我”之中，即所谓“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物有未体，则心为有外。世人之心，止于闻见之狭。圣人尽性，不以见闻梏其心，其视天下无一物非我，孟子谓尽心则知性知天以此。”

正是立足于“大心”的境界，张载提出“民胞物与”的观念：天下苍生都是我的手足同胞，天地万物都和我的生命息息相关。所以在“横渠四句”中，“为”的主体被格外凸显出来，不是皇帝宰相，也不是圣贤英雄，而是每一个普通人。通过四个“为”字，把普通人从“被治理”的宾语位置，提升到了主语的地位上，让人从“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成为真正能够担当起重大责任的“主体”。

“横渠四句”正体现出主体性的四个基本维度：首先是自然性，人心中的善意与仁爱，源于天地自然中包含的秩序与方向，“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不息就是宇宙根本的德性；“人心之全曰仁”，“仁”是一切人伦道德的根本，也是本原的“天地之心”。其次是群体性，人的主体不是自私自利，而是“为生民立命”，为天下苍生的福祉奋斗，为大众树立价值方向，并在这一事业中自我成就。第三是历史性，主体不是凭空而来，背后有着先贤前哲的求索和历史经验的沉淀，所以需要“为往圣继绝学”，将文明的血脉不断延续下去。最后则是未来性，主体不是封闭、自足的结构，而是始终面向未来、面向理想境界的开放状态，因此不能被短暂的人生所局限，而要为子孙后代，朝向太平的理想不断努力进取。

明清之际的思想家王夫之高度评价张载之学：“上承孔孟之志，下救来兹之失，如皎日丽天。”“横渠四句”就是张载思想凝练的精华，激励我们以积极有为的心态和刚健弘毅的气度，探索自然，关怀大众，经世致用，继往开来。为本民族、本国家乃至全人类谋求长时段的福祉与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