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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朝无名臣亦无奸臣 ——乾隆年间的尹嘉铨案

发布日期:2021-12-07 原文刊于:《读书》
林鹄

雍正、乾隆之际,有位名儒,叫尹会一,官至河南巡抚,还是个大孝子,曾得乾隆帝赐诗,褒奖孝行。他有个儿子叫尹嘉铨,做过刑部司官,最后在大理寺卿任上退休——大理寺参与司法复核,与刑部、都察院合称“三法司”,是司法审判领域最重要的三个机构。

乾隆四十六年(一七八一)三月十八日,清高宗西巡五台山,路过尹会一老家保定,已退休在家的尹嘉铨派儿子送上了两份奏折。一场惊天大案就此拉开序幕。

在第一份奏折中,尹氏恳请皇上加恩,特例赐予其父尹会一谥号。在清代,谥号是一品大员死后,根据其人功绩、品行,朝廷议定褒贬而给予的称号。破格赠谥,一定得有非常特殊的贡献。尹嘉铨敢开口向皇上讨要这么高的荣誉,是因为乾隆提倡孝道,不遗余力,而尹会一孝名远播,皇上曾赐诗一首,不正是应当宣传的典型吗?提出申请,一则满足了私欲——老爸的荣誉,不就是自己的荣誉吗,二则投皇上之所好,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

没想到,如意算盘打错了。乾隆批示,狠狠训斥了一番:“与谥乃国家定典,岂可妄求?此奏本当交部治罪,念汝为父私情,姑免之。若再不安分家居,汝罪不可逭矣!”

如果当时尹嘉铨只上了一份奏折,看到批示,自然就安分了。偏偏他人心不足蛇吞象,认为谥号十拿九稳,并不满足,在第二份奏折中提出了更“狂悖”的要求。

皇上刚放下笔,就看到了下面这份还是尹嘉铨的奏折。他说,陪祀孔庙士大夫的最高荣誉,除了孔门七十二弟子,不过寥寥数十人,元代先儒有四位,明代有六位,而本朝目前仅陆陇其一人,跟本朝儒学成就极不相称。因此建议,增加汤斌、李光地、张伯行(皆清初大儒,尤其是汤斌,堪称完人),还有范文程(范仲淹十八世孙,明万历年间投降努尔哈赤,清廷入关前后头号汉人谋臣)、顾八代(姓伊尔根觉罗。范、顾皆无儒学声誉)——当然,末尾羞答答地上了其父尹会一的名字。

乾隆的朱批,一共九个字:“竟大肆狂吠,不可恕矣!”

 

皇上觉得情况非常严重,当即下了一道非常严厉的长篇谕旨。他对尹氏提名人选逐一驳斥,并特别强调,朕对大臣——即便早在朕出世前已亡故——的功业品行,一切了如指掌,尹嘉铨一个小小的正三品退休官员,居然敢在这样重大的事情上发表意见,“实属从来未有之事”!

在高宗看来,朕当年赐诗褒奖尹会一,不是因为真有什么了不得的孝行,不过为了激励大家,拿他做个由头罢了。现在尹嘉铨居然请求破格赐谥,还要陪祀孔庙,如此丧心病狂,毫无忌惮,其视朕为何如主耶?”——这不是藐视朕,以为朕昏庸无能,毫无判断力吗?

尹嘉铨被开除公职,移交司法部门,皇上同时下达了抄家的命令。在抄家方面,清政府经验非常丰富。如果是官员,一般任所、老家同时查抄,对家人、亲族也盯住不放,做起来干净彻底,不留死角。尹氏虽已退休,但在北京还有住所。所以,除了指示直隶总督立即查抄尹嘉铨在保定的老家外,乾隆还用“日行六百里”的急件,星夜发往北京,要求留守的内阁大学士英廉“即速前往严密查抄,毋任丝毫隐匿寄顿”,以防止消息走漏,财产等提前转移。

 

康乾盛世,龙颜一怒,动不动就抄家。所得资财,并不进入户部管辖的国库,而是由专职伺候皇帝的内务府接收,成了天子个人的私产。除此之外,抄家的另一个重点是书籍、信函等文字材料。

两地的官员十分卖力。尹嘉铨北京的家中被搜出“书大小三百十一套,散书一千五百三十九本,未装钉书籍一柜,法帖册页六十五本,破字画五十八卷,书信一包计一百十三封,书板(印刷书籍用的雕版)一千二百块”。英廉将这些东西全部集中到一个房间,专门委派之前有过审查经历的翰林院官员,“逐一细加翻阅”。河北方面亦然。

审查的结果,各种书籍需开列详细的清单,书中嫌疑之处“逐一签出(粘签)”,原书进呈,由皇上亲自审阅。

 

事实证明,皇上确有先见之明,尹嘉铨的著作中,充斥着“不堪入目”的“狂吠”。我们且一一道来。

首先是僭妄。

尹氏著作甚多,其一曰《亨山遗言》,内称“梦至东岳大帝座间,麾之使归,且曰:‘公为孟子后身,当继孔子宗传,寿尚未艾’。东岳大帝,即泰山,据说掌管生死。尹嘉铨在梦中来到了东岳大帝的面前,换言之,阳寿已尽,但人家就是不接收,挥手让他回人间,而且告诉他:“您老是孟子转世灵童,要继承孔子的事业,做当代儒家的掌门人,将来的日子还长着呢。”这无疑是白日梦,自我吹嘘。 

但在清代,吹牛的后果,可能很严重。主审的一品大员内阁大学士三宝等厉声质问:“你又不疯,为什么说神说鬼?孔孟大圣大贤,你何等样人,就说要继其宗传,这不是你的肆无忌惮么?”

宣称是孟夫子投胎,侮辱圣人,还不是最严重的。可怕的是,居然欺负到圣天子头上来了。

尹嘉铨另撰有《多病徒传》,文已不传,想来无非自怜自艾,自吹自擂。偏偏其中一句“子欲为帝者师,犯了大忌。审讯官曰:“你是何等样人,敢公然欲以帝师自待,难道你竟不知分量,欲做师傅么?”

尹嘉铨读书不少,但道德境界并未因此有所提高,文人恶习倒全有了。大概他身体不太好,而极富传奇色彩的西汉开国名臣张良,据说也多病。有关张良的神话,焦点之一是他得到了神秘的黄石公的兵法,从而开启了帝王师的道路,所以《汉书·张良传》中有‘学此则为帝者师矣’一句。尹氏魂牵梦绕的,大概是如何享受帝者师的荣耀。现实中没有希望,那就借助手中的笔,意淫一把。殊不知,在清代,关起门意淫,也要付出惨痛代价!

现在大难临头,尹嘉铨认罪态度非常坚决,“我糊涂该死,更有何辩?”但乾隆并不满意,后来在判决书中仍愤愤不平,认为是对自己的巨大侮辱:尹氏居然要当我老师。君臣大义,尊卑分定,臣下怎么可以自居师傅呢?这姑且不论,“即以学问而论,内外臣工各有公论,尹嘉铨能为朕师傅否?昔韩愈尚言:‘自度若世无孔子,不应在弟子之例。’尹嘉铨将以朕为何如主耶?”

还有更让人惊掉下巴的指控。案发前一年,正值皇上七十寿辰。乾隆和尹嘉铨一样,很喜欢写文章。杜甫诗云“人生七十古来稀,脍炙人口,他就在生日当天,撰作了一篇《古稀说》,颁示中外。巧的是,尹氏与皇上同庚,居然也自称“古稀老人。审讯官质问:“这不是你的狂妄么?”

尹嘉铨辩称,去年皇上的《古稀说》实未寓目。当然,“今大人们问我,实在觉得不是已极了!”虽然认罪,显然认识一点儿都不深刻。

于是在乾隆授意组织的二次审讯中,三宝等声色俱厉,不容分辩地怒斥曰:“上年皇上已有御制《古稀说》,你断无不看见的,就不该仍留此称。……如今将御制《古稀说》令你恭阅,内中所指前古秕政(即弊政),如强藩外患、权臣外戚、女谒宦寺、奸臣佞幸各事,现在有么?我皇上临御四十六年,励精图治,这才是自古所稀,你如何敢妄称呢?

事已至此,尹氏终于明白,皇上一骑绝尘,臣下望尘莫及,所有皇上用过的,大臣都不能用:“皇上圣德神功,爱民勤政,这才自古所稀有。我不该仍留此称,自蹈僭妄,真是狂悖糊涂,毫无可辩。”

 

尹嘉铨的臭文人习气,还带来了更可怕的后果:第二项罪名,是恶毒攻击盛世。

他的书中有这样的话:天下大虑,惟下情不通为可虑。说治理国家最怕的,是高层不了解底层状况,不清楚老百姓的疾苦与真正需求。审讯官质问:“如今遭逢圣世,民情无不上达,有何不通可虑之处?你说此话,究竟有何意见,据实供来。”

尹氏供称:“我说的‘天下大虑’,原是大概泛论的话。如今我皇上洞悉民隐,并无下情不通之处。我这两句话,并非议论如今的时势,亦非别有意见。然我书内妄生议论,就是我的该死处,还有何辩?”

尹嘉铨是个爱卖弄、好声名的可鄙文人,只会做东岳大帝为自己背书的美梦——即便在梦中,也绝不会有不计个人安危,为民请命的勇气。不天下大虑并非评论现实政治的说法是否属实,他绝对无意挑战今上权威,无非是抄袭古人成句,东施效颦,借文字自我妆点,希冀青史留名而已。这样的人,这样的话,历代屡见不鲜。但似乎只在清代,这会变成正儿八经、堂而皇之进行指控的罪状!

 

尹嘉铨的下一个罪状,是泄密。

他在编纂的家谱中,收录了自己的奏折。所谓奏折,是清代独有的一种上行文书,通俗点说,就是给皇帝打小报告。小报告的存在,古今中外都未能免俗。大清王朝的独特性在于,将小报告——君臣间的秘密通信——发展为处理政务的主要手段,成了制度。

大清君主青睐奏折,个中关键,是奏折可以帮助天子摆脱官僚体制的束缚——正式公文的日常处理,需要经过层层官僚之手。奏折的秘密性,意味着对官僚集团中严格的上下级关系的超越。所有有资格上奏折的官员,都可以直接与皇帝沟通,这使得君主最大限度地实现了对整个官僚群体的直接掌控。独裁的基础,是秘密政治。所以,清廷一向高度关注奏折的保密。

但另一方面,随着奏折的不断推广,保密越来越难。尤其是很多时候,奏折涉及的只是普通、正常的事务,完全没有保密的必要,臣下往往会放松警惕。尹氏在家谱中刊刻自己的奏折,就是这样一个例子。

不过,皇上不这么想。在尹案爆发的前两年,福建巡抚、八旗汉军黄检就因刊刻祖父已故内阁大学士黄廷桂的奏折,被革了职。乾隆为此发布了数道冗长谕旨,不惮反复言说,详细解释:我朝祖宗以来,恩泽深入民心,一切皆由宸断。及朕侍皇考,亲见十三年中,深仁善政,并不由于臣下之奏请,而下情亦毫无不能上达之处。朕临御四十四年,所办之事亦然。”而臣下刊刻奏折,不就等于误导民众,炫耀自己的功绩吗? 

两年后的尹案,刊刻奏折成为罪状,也是因为这有与皇上争功的嫌疑。尹嘉铨在大理寺卿任内,曾就一份死刑判决,力主由“立决”改为“缓决”(即缓刑),为此上了奏折。这一奏折出现在了家谱中。

主审官质问:“伸冤理枉的事,是做官的该办的,难道都要载入家谱?即如刑部司官向堂官(指刑部尚书、侍郎)论事,难道都要记载么?”

尹氏定罪宣判后,皇上意犹未尽,专就此事发布谕旨——乾隆特别就其中的两项罪名,分别颁发诏书,详加说明,以统一思想:指责尹嘉铨记载自己力主减刑一事,是为了博取名声,刻意将自己打扮成宽厚长者,同时抹黑同事,将他们丑化为酷吏;更何况,明明办的是公事,居然回家私自记录下来,“其心尚可问乎?”——古往今来,哪朝哪代,官员在私家著述中记载不涉密的行政事务会遭遇这样的责难?

 

前面说过,诽谤盛世是罪状。没想到,尹嘉铨歌颂盛世,也付出了惨痛代价。

尹氏仿效朱子《八朝名臣言行录》——是书采择北宋太祖至徽宗八朝大臣言行有益世道人心者,编纂而成——撰有《名臣言行录》,相应收集清代大臣的嘉言懿行。按理说,这是为打造盛世添砖加瓦——盛世的标志之一,不应当是名臣辈出吗?还有哪个时代,表彰名臣会成为罪状?

《名臣言行录》收录者,包括圣祖玄烨的弄臣高士奇,雍正朝大学士高其位、蒋廷锡、张廷玉、鄂尔泰,还有在雍正朝已崛起、但于乾隆初始拜大学士的史贻直等——当然,还有其父尹会一。审讯官员皆加以反驳,认为这几人都不够格。

高士奇人品卑污,世所共知,无所不能的圣祖仁皇帝当然不例外。但高氏能诗文,擅书法,精考证,善鉴赏,是玄烨附庸风雅的得力助手,所以圣祖优容,始终加意保全,甚至御书“忠孝节义”四字相赠,得以享尽荣华富贵而善终。

但这次,亦步亦趋模仿奉为天神的祖父的孝孙皇上,不惜败坏偶像名誉,也要揭穿高士奇的真面目。主审官质问,“高士奇的行私纳贿,人人多知道的”,你怎么把这种人也收入书中?

而其他人呢:“高其位由提督擢为大学士,并无政迹可称。其余蒋廷锡、张廷玉、鄂尔泰、史贻直等,亦岂能比古名臣?你所做《名臣言行录》内,如何一并列入,是何意思?”

尹嘉铨供称:“这《名臣言行录》,是我看见宋代朱子、司马温公等论本朝人物,采取极宽,苟有一言一行,无不采入。是以糊涂主见,也仿照此例,录载我朝诸臣。但其中文字,亦并非我杜撰,或将志书(地方志)、行述(即行状,死者生平的全面介绍,汇集相关素材,供墓志、传记的撰写者参考)或墓碑上采取来的。今大人们指出高士奇行私纳贿,髙其位不过由提督擢授大学士,毫无政迹,如何可以列入名臣?就是蒋廷锡诸人,也并无好处。我也自悔无知妄作,任臆记载至我故父尹会一也一并列入,尤属错谬该死,别无可辩。

这一指控,是尹案最主要的焦点,事后乾隆也专门颁布了一道长篇谕旨,比斥责尹氏私自记载力主减刑一事的诏书,还要长不少。所以,如此轻描淡写的解释,自然不会让圣上满意。第二次审讯继续追问:“你做的《名臣言行录》,据你说是仿照朱子,采取本朝人物极宽,故做此书。但你晓得,朱子身处的南宋,乃偏安之小朝廷,而你尹嘉铨遭逢的,是三代以降未有的盛世。你这么比方,是何意思?”

    尹嘉铨终于意识到,自己触犯禁忌,最核心的一点,是本朝臣子盖棺论定,只允许存在官方鉴定结果。任何私人评论,不管是褒是贬,皆在禁绝之列。官方意见,即代表“公论”。而所谓官方结论,不过是皇上的金口玉言罢了。

不过,再往深里追究,《名臣言行录》的根本问题,甚至也不在于具体大臣的褒奖与钦定结论有出入,而是更高层次的一个原则性错误。此案乾隆最核心的关切,是那道专门批判此书的冗长上谕中的这句话:本朝纪纲整肃,无名臣,亦无奸臣!

无奸臣,好理解。当年鳌拜多嚣张,还不是被年轻轻的圣祖拿下了?大清天子圣明,烛照万里,奸臣稍一露头,必覆灭无疑,是之谓无奸臣。

但这秦汉以降仅见、直追三代的盛世,怎么会没有名臣呢?

在那道煌煌近千言的诏书中,皇上首先指出,尹嘉铨将内阁大学士称为宰相,甚为荒唐,因为本朝“列圣相承,乾纲独揽”,一切决策皆由皇上独力制定,大学士不过是高级秘书罢了。从圣祖康熙爷、父皇再到朕,无时不刻不在为天下苍生的福祉亲自辛苦忙碌,难道有什么事,还需要仰仗大学士的协助不成?朕在位期间,傅恒做大学士的时间最长了,也不过是执行朕的命令,尽职尽责,不打折扣罢了。现在他去世十多年了,难道离了他,朕就没法让国家运转起来啦?

宋代大儒程颐宣称,天下之治乱,关键在宰相。乾隆自称程朱正统,最权威的解释者,当然不能简单加以否定。办法总是有的。皇上说,程子的话,有特定的历史背景,是专门针对当时君主昏庸而言的。如果国家治乱要靠宰相,那君主不就成了橡皮图章吗?如果宰相“居然以天下之治乱为己任”,那就是“目无其君”,大逆不道了!

最后,图穷匕见,终于归结到“名臣”的问题上来了:所谓名臣,一定是对国家的繁荣安定,做出了不可或缺的巨大贡献,才当之无愧。但是,由名臣而非君主来承担这一关键角色,实际上意味着国家的重大隐患。我大清朝一切皆由皇上独力裁断,奸臣既无处容身,也不需要名臣,这才是一个国家最理想的状况,也是普天下人的福气。

 

至此,尹嘉铨的死罪,已是断断无疑的了。不过,仅仅在法律程序上将其问成死罪,还不够,乾隆还要将他彻底搞臭。为了在精神上摧垮汉族士大夫的自信,将他们改造为只知道秉承圣意的奴才,圣祖玄烨找到了一个无往不利的神器——假道学的指控。以贤孙自居的皇上,对此领悟颇深。偏偏送上门的尹氏,的的确确是个假道学。于是,堂堂九重天子,亲自导演了一出掀开闺阁门帘的丑剧。

主审官问:“你所书《李孝女暮年不字事》一篇,说‘年逾五十,依然待字。吾妻李恭人闻而贤之,欲求淑女以相助,仲女固辞不就’等语。这处女既立志不嫁,已年过五旬,你为何叫你女人遣媒说合,要他做妾?这样没廉耻的事,难道是正经人干的么?你女人平日妒悍,所以替你娶妾,也要娶这五十岁女人给你,知道这女人断不肯嫁,她又得了不妒之名。总是你这假道学,居常做惯这欺世盗名之事,你女人也学了你欺世盗名,你难道不知道么? 

尹嘉铨供:“我廉耻丧尽,还有何辩?总是我平日所做的事,俱系欺世盗名,所以我女人也学做此欺世盗名之事,难逃皇上洞鉴。” 

堂堂一国之君,居然跟人打这样的笔墨官司,这跟大街上泼妇厉声骂人不要脸,有区别吗?但乾隆似乎乐此不疲,为了再掀高潮,皇上还将一个只有他知尹知、天知地知的秘密公诸于世。

审讯官问:“你当时在皇上跟前讨赏翎子(帽子上的羽毛装饰,不同级别的官员相应不同,但天子可以特批。尹氏讨赏,纯粹是虚荣),说是没有翎子,就回去见不得你妻小。你这假道学,怕老婆。到底皇上没有给你翎子,你如何回去的呢?”

这等龌龊的话,出自金口玉言,不仅在审讯中反复强调,且在上谕中广而告之。为了彻底打翻尹氏,踩在脚底,永不翻身,乾隆已顾不得皇上的体面了,甚至向主审官透露,尹氏“当时学作女人声音状貌,恳切乞恩”,让其以此羞辱尹嘉铨。

有趣的是,在三宝等向皇上汇报审讯结果的奏折上,乾隆在“女人”旁朱批:“改为‘你妻’二字。”这说明两点。其一,皇上极其重视此案,阅读报告极为认真仔细。其二,他显然有意将此案作为一个典型,要求举国上下学习、领会其精神,故而对相关文件字斟句酌,以做好公开宣传的准备。

在后来昭告天下的谕旨中,乾隆毫无顾忌地将尹氏模仿其妻口吻的丑态公诸于世,宣称:“彼时伊毫不知耻,而朕之深鄙其人,实从此始也。然尚欲全伊颜面,从未宣示廷臣。……此种行径,岂讲学者所宜为耶?”然此种行径,岂堂堂皇帝——更遑论自居天下道学宗主的乾隆——所宜为耶?

 

最后的判决:当此光天化日之下,此种败类,自断不可复留。尹嘉铨着加恩免其凌迟之罪,改为处绞立决。

随后,全国各地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查缴尹嘉铨著作的运动,连尹氏在各地的碑文、摩崖石刻,也一律铲削磨毁,并追缴拓本。直到当年十二月,这场运动才基本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