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乾隆十三年（1748），桐城张廷玉这位毕生精明、谨慎低调的两朝元老，已经七十七岁了，正所谓风烛残年。

张氏出身名门，其父为康熙朝内阁大学士张英。廷玉仕途一帆风顺，二十九岁中进士，点翰林，不到五十即出任正二品的刑部侍郎。雍正朝更得清世宗胤禛赏识，飞黄腾达，官拜正一品的保和殿大学士。他与鄂尔泰是胤禛晚年最宠信的两位大臣，而且的的确确劳苦功高，世宗在位十三年所取得的政绩，背后几乎都有两人的身影。所以胤禛遗诏，两人均得配享太庙——这意味着，只要大清不亡，死后将年年得当朝皇帝亲自祭祀。身为臣子，这无疑是至高无上的荣耀。张廷玉是有清一代，享此殊荣的唯一汉人。

高宗弘历即位初，张廷玉、鄂尔泰，再加上世宗的弟弟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组成了辅政班子。乾隆二年（1737）末，加封勤宣伯。至此，张氏的声望与地位，到达了汉臣无以复加的顶点。

因为其父张英在京城做官，张廷玉就出生在天子脚下。十一岁时，张英以葬父乞假，廷玉随归安徽桐城，在故乡一呆就是五年。此后往返京桐两地，居原籍为多，直到康熙三十九年（1700）中进士。金榜题名后，康熙四十一年（1702）二月，他陪致仕的老父亲回乡，四月即返京。四十六年圣祖玄烨再度南巡，廷玉奏请先归觐省得允，顺道回家看了看父母。四十七年父母相继亡故，返乡奔丧，五十年正月启程回京。这次走后，直到二十余年后的雍正十一年（1733）十月，世宗胤禛特旨赐祭张英于原籍，恩准廷玉回乡，次年正月假满回京。除此之外，自二十九岁踏上仕途后，或者在京，或者随驾巡幸四方，张廷玉一直矜矜业业，为大清朝献出了毕生精力。

    但在这七十七岁的风烛残年，廷玉终于想家了。老了，不中用了。是年正月，张氏当面向高宗乞求致仕，“情辞恳款，至于泪下”。但弘历不为所动，并于第二天颁发上谕，向广大臣工说明，不批准张廷玉退休的理由。

高宗问，真正的大臣，“与国家关休戚，视君臣为一体”，会想着退休吗？当然，假使“昏耄龙钟，不能事事”，“在朝廷亦不得不听其引退”。但真要老糊涂了，“固将神明愦然，其于去留，已瞀不知”，退不退休，都弄不清楚了。如果心里还明白，“则日日同堂聚处之人，一旦远离，虽属朋友，尚有不忍，况在君臣，岂其恝然？”难道大臣对君主的情感，还比不上普通朋友？  

弘历接着说，你张廷玉光想着“泉石倘徉，高蹈为适”，无牵无挂地享受生活，难道就忘了诸葛亮“鞠躬尽瘁”的誓言吗？当初我父子让你位居极品，你还不是心安理得地接受了？既然享受了我大清给你的好处，心满意足后，就想卸下重担，自己舒心快活？“一息尚存，此志不容稍懈！” 

到这份上，高宗摊牌了：“朕尝谓致仕之说，必若人遭逢不偶，不得已之苦衷，而非仕人之盛节。”所谓退休，不是官员的荣耀，这是那些没有碰上明君的大臣，能力得不到施展，不得已只能放弃了事。现在你们三生有幸，遇上了我这样八辈子求不来的好主子，“为人臣者，断不可存此心”。

为什么？人生苦短，为时本就有限，再加上科举竞争激烈，保不齐四十五十才有机会做官。你们扪心自问，可供我大清使唤的，能有几年啊？就这样，还打定主意年龄一到就退休，这心里还有没有大清，这是把我大清朝的事当成自己家的事吗？想好了要退休，给自己留好了后路，那平时就一定会敷衍了事，混日子，年龄一到，立马走人。都像你们这样，谁还真正为国家出力呢？

受了这一番羞辱，张廷玉老实了。但他身体确实不行了，经常请病假。这对高宗的神圣形象很不利，再不让退休，就显得皇上太刻薄了。所以，第二年冬天，廷玉再度卧病在床，弘历终于决定，允许他致仕。

不过，退休虽准了，但高宗认为，道理还得讲清楚：张廷玉退休，是特例，是“圣人安老之仁”，特批的恩情；广大官员“在臣之义，矢以毕生，实分固然也”，这是原则，还必须坚持。

上谕说，昨天朕与兵部尚书梁诗正谈到了这件事。梁氏奏云：“故乡为祖先坟墓所在，桑榆暮景之人，依恋弥笃。”“此言虽属宛转，亦于情理未协。”现在才想到父母，早干嘛去了？“离乡远宦者，早已不能岁时瞻扫，岂待迟暮方知？”出来做官这么多年，不是一直没扫墓嘛，怎么临老了才想起来？“梁诗正亦无辞以对。” 

当然了，你们没良心，是你们的事，朕很宽容，不计较，不仅不计较，既然你们有私心，想偷懒，朕也能体谅。张廷玉想走，那就走吧。我为什么留着他？那是对他有感情，舍不得！家里摆着的古董，年头长了，有了感情，都不舍得收起来，换上新的，更何况我大清天子一向把大臣看成自家骨肉，说走就走，真是舍不得啊！ 

张廷玉致仕一事，本已尘埃落定，不意风飙突变，刹那间换了一个谁也未曾料到的结局。原因是鬼使神差，张氏居然哭哭啼啼地去找皇上，免冠叩首，乞求皇上给他一个公开承诺：虽然退休，配享的待遇不会取消。

高宗很生气，配享是我爸的遗命，我这天字第一号大孝子，当然惟父命是从，但这是我个人的主动选择，别人拿这说事，就是要挟我！生气归生气，一时还真没什么借口，可以拒绝张氏的无理要求。千万个不愿意，也只能忍了。弘历明发上谕，昭告天下，张廷玉配享坚持不动摇。

恨得牙痒痒的高宗没想到的是，随后张氏一个无心之失，给了他泄愤的绝佳机会，剧情陡然翻转。

在廷玉拿到弘历批准致仕的公开声明的第二天，如此空前绝后的恩宠，照例当亲自入宫道谢。蹊跷的是，张氏居然没来，只让儿子张若澄代表自己进宫。更蹊跷的是，下一天一大早，廷玉自己又巴巴儿地来谢恩了。

这下，憋了一肚子火的高宗，发飙了！他下了一道冗长的上谕，公开怒斥张氏。

先摆事实。朕对张廷玉多好，要退休就退休，要配享就配享，实在仁至义尽。可他呢？递上来的谢恩奏折说的好听，“泥首阙廷”（要到宫里磕头——头磕到地上，不就粘上泥巴了吗），可人都没来。昨天朕就很生气，已经让军机大臣起草训饬的谕旨了。可上谕还没正式下发，今天天刚亮，他就来了，这不是军机处泄露消息是什么？ 

接下来讲道理。配享太庙这么大的恩情，不只是你张廷玉到了阴间还得记着，子子孙孙世世代代也要感激我大清的大恩大德。“即使衰病不堪，亦应匍匐申谢”，真病的不行了，爬也得爬进宫来谢恩。他是觉着，朕做了公开承诺，没法收回了，能捞的好处都捞到手了，不用再求我了，谢恩也就不来了。

这回，弘历终于把多日来的不快，通通倾泻了出来，借口就是张廷玉没有及时亲自谢恩。

必须替廷玉辩白两句。张氏十二月癸未（初九）进的宫，哭求配享承诺。清代的规矩，不管多大的官，也不管多大年岁，除了集体上朝的正式场合，进宫见皇上，从头到尾得一直跪着。清代做高官，是对身体的巨大考验。就在乾隆十三年，一品大员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刘于义，跪久了，头晕眼花，两腿打颤，起来时踩到衣服，摔死了！

廷玉年近八十，当日哭哭啼啼，远非三言两语所能解决，想必跪了挺长时间，筋疲力尽。虽然当天高宗应已做出允诺，但终究还没有公开发布上谕，所以老先生回到家，十有八九仍忐忑不安，深怕皇上变卦，没法真正休息。等到亲见谕旨，已是两天之后的乙酉（十一）。三天来，老先生多半惶惶不可终日，待得旨，余生唯一愿望得遂，大喜一冲，陡然放松，身体估计再也支撑不住了。第二天入谢，哪还能起得来，只有让儿子代劳了。休息了一天，稍微缓过来点，就赶紧亲自入宫。不想阴差阳错，反而倒了大霉。

谕旨还没完。接下来，是高宗对泄密与结党的严厉指责。昨天朕让军机大臣拟旨时，值班的是傅恒（弘历的小舅子，传说中乾隆的私生子福康安的父亲）和汪由敦（张廷玉的门生），当时汪由敦就跪求朕开恩，希望给张氏留点颜面，因为一旦公开发布上谕，张廷玉就身败名裂了。为了老师，学生舍命相救，“此已见师生舍身相为之私情”。再看今天一大早张廷玉就来了，事情不是很清楚了吗？“张廷玉纵忍负朕，朕不忍负张廷玉”，就放过他一回。但汪由敦作为军机大臣，居然“顾师生而不顾公义”，着革去其协办大学士、刑部尚书，留尚书任赎罪，以观后效。

汪由敦真给张廷玉通风报信了吗？笔者以为，这一可能可以排除。事实上，高宗自己也不相信，只是以假乱真，拿这个借口，收拾张氏。

先从汪由敦的角度分析。他并没为张廷玉辩解，只是希望弘历手下留情，不要公开斥责而已。汪由敦斗胆在盛怒的皇帝面前劝谏，在清朝是了不得的大事，尤其作为汉人，公然违抗圣意，为老师说话，简直是主动往朋党的火坑跳。高宗说的很清楚，这是“舍身相为”，不要命的举动，已经是极限了。弘历翻脸不认人，就在这年年初，诛杀了最宠信的满洲大臣、首席军机大臣讷亲。再给汪氏十个脑袋，也绝对不敢泄密。

再来分析高宗的反应。对汪由敦的处罚并不重。事实上，三个月后，汪就官复原职了。这只能说明，高宗根本不相信汪泄过密。

张廷玉当然得赶紧解释，但可想而知，越抹越黑，弘历又颁布了非常严厉的谕旨。

谎言需要谎言来支撑，一连串的谎言，难免露出马脚。为了淡化汪氏所谓泄密之罪，高宗一方面说，当天值班的军机大臣只有傅恒（继讷亲崛起的头号满洲亲贵）、汪由敦两人，傅恒不会泄密，那只能是汪氏。另一方面，又为汪氏开脱，不排除“万有一分”的可能，汪是清白的，那就一定是军机处的中层办公人员通风报信。

说到这里，马脚终于露了出来。泄密一案，关系重大。如弘历所言，军机处的“卧底”尚无法确认，那当务之急，不应当是揪出这个人吗？有趣的是，高宗一方面表示，“若降旨革职严讯，未有不水落石出者”，却又惺惺作态，说“朕自即位以来，即假借包容张廷玉至此矣，何值因此遽兴大狱”，决定不予追究。“大狱”两字值得特别注意，这告诉我们，在弘历的心目中，真要发生泄密，会是什么后果。

更有趣的是接下来的一句：“然若迫于不得不办，则朕非可朦混了事者。”“迫于不得不办”，什么意思？这是赤裸裸地威胁张氏这位两朝元老，再不乖乖认罪，别怪朕真不客气了！

对张廷玉做了这样的告诫，接下来高宗就把火力完全集中到在他看来已经没有利用价值的张氏，以保护他非常赏识、即将重用的汪由敦。

为此，弘历不惜自揭盛世的疮疤，将张廷玉和史贻直（资历、威望仅次于张氏的汉臣，时任文渊阁大学士）在他面前攻击对方的私房话，公诸于世。他说，一直以来，史贻直就不断进言，说张廷玉哪够资格配享太庙。张氏哭求配享承诺时，就挑明了，是怕退休后，离开了皇上身边，史氏会肆无忌惮地诋毁他。

耐人寻味的是，高宗没有接下来给配享的是非下个结论，话风一转，谈起了张氏退休后，空出的内阁大学士谁来填补的问题。弘历曾刻意摆出尊重老臣的架势，征求张廷玉的意见，张氏当然深谙其道，知道高宗准备起用汪由敦——就在上个月，汪氏署理（即代理）协办大学士，很明显，要接张氏的班——，于是提名汪由敦，这是迎合皇上，给主子的决定锦上添花，还可以做个顺水人情——汪是张的门生，张当然乐见其成，但不代表提名的主要考量是私心，弘历的为君之道，他清楚的很。没想到，局势陡变，反而授君以柄，现在成了结党的罪状。

弘历撇开史贻直在配享问题上的是非不谈，一口断定，张廷玉推荐汪由敦，是为了退休后留下代理人，是为了个人利益，假公济私，牺牲朝廷利益的朋党行径。他轻蔑地宣称：“此等伎俩，可施之朕前乎？” 

高宗不惜将重臣不和公诸于世，除打击张廷玉外，其妙用之一，即警告史贻直，朕对你的私心，一清二楚。史氏要把张廷玉的退休，误以为是自己谗言的成功，只会自取其辱，朕将来把他也办了！公开张史之争的第三个妙用，即有意制造史、汪间的矛盾，使之互相牵制，从而大权独揽。

最后，总结陈词：朋党绝不姑息！大清朝乾纲独揽，事无大小，皆出朕衷独断。张廷玉推荐汪由敦，不是爱他，而是害他！所以朕才将汪氏革了职。（不小心说了实话，不是因为泄密。）“仍令张廷玉一一明白回奏！”

到了这份上，张廷玉再不敢辩解，只有认罪了。

弘历宣判说：“太庙配享，皆佐命元勋，张廷玉有何功绩勋猷，而与之比肩乎？”鄂尔泰好歹还有平定苗疆的功绩，“张廷玉所长，不过勤慎自将，传写谕旨”，也就是按照皇上的指示起草文件，比较谨慎细致，不出错罢了。“朕平心论之，张廷玉实不当配享，其配享实为过分。而竟不自度量，以此冒昧自请，有是理乎？” 

做了这样的铺垫，高宗重申，“张廷玉忍于负朕，朕不忍负张廷玉”。除了革去伯爵，将来仍准配享。

乾隆十四年（1749）底的这番大起大落，大概是张廷玉为官五十载中最跌宕起伏、最为凶险的一幕了。老先生一定在盘算，伴君如伴虎，早日离开京城这是非之地为妙。结果，聪明一世的他又错了。

乾隆十五年（1750）四月，更为严厉的一份上谕颁布了。

事情的起因，是皇长子定安亲王永璜意外于三月去世，而张廷玉却仍拟按计划于四月返乡。这又让高宗抓到了把柄。他说，朕登基十五年了，在朝廷事务上，张廷玉不过随大流，“毫无建白，毫无赞襄”。朕对他宽容、礼遇，不过是因为他资格老，“如鼎彝古器，陈设座右而已”——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花瓶。

去年他犯了严重错误，“朕仍复加恩”，“仍准其配享，是在伊又当何等感愧？乃仍腼然以老臣自居，并不知感”。今年三月，永璜年轻轻地就驾鹤西去。“甫过初祭”，张氏“急思旋里”，“即奏请南还。试思伊曾侍朕讲读，又曾为定安亲王师傅，而乃漠然无情，一至于此，是谓尚有人心者乎？”

“在大臣年老，或患疾不能任事，如徐本、任兰枝、杨汝谷等，何尝不准其回籍？若张廷玉，则不独任以股肱，亦且寄以心膂，尤非诸臣可比。朕从前不即令其回籍者，实朕之以肺腑心膂视之，逾于常格之恩。”——？前面刚说是花瓶。

没想到，“伊转以此怏怏”，心怀不满。等到同意致仕，承诺配享，就觉得朕这儿再没有可捞的油水了，就不再伪装，“无可希冀，无可留恋，惟以归田为得计矣”。

上次朕在养心殿接见他，提到配享，口口声声“赴汤蹈火，亦所甘心”。 “夫以一己之事，则甘于赴蹈，而君父之深恩厚谊，则一切置之不顾，有是情理乎？使皇考仍在御，见张廷玉今日之行为，亦将收回成命，则朕今日不得不明颁谕旨，以励臣节。张廷玉非但得罪于朕，抑且得罪皇考在天之灵矣！”

结果可想而知，张氏的配享资格终于被剥夺了。在正式宣告此事的另一份谕旨中，弘历这样说：“夫遭皇长子之丧，迫不及待，欲归故里，在张廷玉则为悖于大义，在朕视之，仍属小节。朕非因小节而督责去位之大臣，然于小节如此，又安望其临大事而能竭力致身乎？在张廷玉老迈归田，岂更望其出力？而我大清国亿万斯年，君臣一体、休戚相维之谊，所关甚大，不可不剀切明示，以正名教之大闲！”

    在这场猫捉老鼠的游戏中，张氏唯一的亮点，是以八秩之身，经历了这一番雷霆雨露、惊心动魄的逃生，居然又活了五年。乾隆二十年（1755），张廷玉寿终正寝。但他的死，也没能逃过成为弘历政治道具的命运——高宗宣布，既往不咎，仍准其配享太庙，给这出悲喜剧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为什么高宗要亲自导演如此轰轰烈烈、波澜起伏的一幕？他对张廷玉，真有那么厌恶吗？

有一种说法，乾隆初年张廷玉、鄂尔泰各自结党，相互攻击，弘历对张氏的处置，是打击朋党的一个重要步骤。

张廷玉与鄂尔泰互相不服，暗中较劲则有之——这本身也是高宗有意挑唆的结果——，既然较劲，身边免不了有一二趋炎附势、送上门的走狗。但这只是范围有限的意气之争，离结党专权营私，还远着呢。大清朝乾刚独断，张、鄂再多几个脑袋，也不敢在皇帝的眼皮底下玩朋党，年羹尧的下场清清楚楚地摆在那儿。

两人之所以得到世宗宠信，正是因为经过了长期考察，胤禛明白，这是两个老于世故，深明“君臣大义”，在皇上面前毕恭毕敬，惟皇上欢心是讨，它皆在所不恤的奴才。所谓乾隆初形成张、鄂党争的说法，小看了世宗的判断力，和年轻的高宗对朋党的敏感与铁腕。

实际上，这只是弘历为了搞臭他们，强加的罪名。高宗故意捕风捉影，拿暧昧的小事做文章，以朋党为名，收拾鄂尔泰、张廷玉，是为了杀鸡儆猴，敲打、警告众臣，千万不要心存幻想，产生犯错误的念头。换言之，弘历捏造朋党罪名，正是为了预防真正的朋党出现。

张氏举荐汪由敦，本是出于迎合，兼之可得顺水人情，何乐而不为？没想到，这犯了高宗的大忌。汪由敦出任大学士，要感激的人，只能有一个。再大的官，再得圣眷，都不要有幻觉，以为有机会做权臣。收拾张廷玉，是对汪由敦的警告，也是对史贻直的警告，更是对千千万万现任及未来臣下的警告。　

另一方面，对国家的长治久安，弘历最忧虑的，是汉人不和大清一条心，为此杯弓蛇影，极尽猜忌之能事。汉臣要求致仕，就有不合作的嫌疑。而身为汉官领袖的张廷玉，没有作出表率，坚决要求死而后已——皇帝主动照顾衰朽大臣，准予退休是一回事，大臣自己如何表态，是另一回事——，已经让高宗颇为不满。更何况，张氏乞求致仕的乾隆十三、十四年之交，弘历面临即位以来更尴尬的困境，对汉人的猜忌也随之空前高涨。

乾隆十三年十一月己卯，接连发布了四道上谕。这些谕旨有一个共同的背景，那就是高宗即位以来遭遇的第一个重大挫折，即第一次金川之役的失利。大小金川是川藏交界的弹丸之地，人口不过三万户，大清朝用兵十万，历时三年，才勉勉强强强以表面的胜利结束了战争。弘历颜面尽失，迁怒于前线统帅张广泗（镶红旗汉军）、讷亲，将二人诛杀。而战争的后果远不止劳师糜饷，损兵折将，且引发了因负责后勤而承受巨大压力的川、陕两省粮价飞涨、社会动荡，甚至波及数千里外的江浙地区，乾隆十三年的苏州民变即与此有关。

在这种情况下，高宗最担心的，是汉人之异动，最害怕的，是汉族士大夫因此挑战乃祖玄烨塑造的“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之神话——即便没有诉诸行动，只是内心的质疑，也足以让弘历胆战心惊。所以，他要先发制人。

这四道谕旨的核心，是指责汉军机大臣张廷玉、陈大受、汪由敦等，包庇在金川之役后勤保障方面不尽人意的陕西巡抚、汉官陈宏谋，甚至说出了陈宏谋“虽有过，但系汉人，本不必责以急公，免其置议”这样阴阳怪气的话。

高宗还强调，如果汉官见讷亲、张广泗这两位满洲重臣 “身罹罪谴，而自幸不膺重寄，得以优游事外，转从而非笑之，此其居心不太凉薄乎？即如大学士张廷玉，久历仕途，幸而保全至今，亦由未遇此等事耳。又如汪由敦，诸凡不肯奋勉向前，遇此等事，更不知若何矣？伊等扪心自问，当抱歉之不暇，尚可存訾议之见耶？”可怜张廷玉，为大清兢兢业业，奉献了一生，却始终被认为是外人，跟满人不一条心。想当奴才，也没那么容易。

金川失利，在弘历的想象中，最严重的后果是汉人的威胁。当务之急，是坚决打压汉臣。在这样的背景下，张廷玉哭求承诺及随后谢恩不至，意外地将一个绝好的机会，主动送上了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