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蕃古道”起自唐朝都城長安，終於吐蕃國都邏些，途經今陝西、甘肅、青海、四川、西藏等省份，主幹道全長3千餘公里，是連接中原地區與青藏高原乃至南亞的至關重要的交通路線。這條古道是中原與青藏間政治往來、商旅貿易、軍事征伐和文化傳播之路，是重要的歷史文化遺產。2016年4月，中國社科院國情調研基地項目“唐蕃古道”申請世界文化遺產前期調查與研究正式立項。目的是圍繞歷史文獻、歷史文物、古遺址、古建築等，就唐蕃古道的形成演變、文化傳播、經貿交流、政治變革以及申遺條件等進行考證性研究，挖掘出古道上具有重要意義、普遍價值、顯著特色、唯一僅存的文化遺產及其內涵，為申遺工作提供基礎。

中國社科院歷史所“唐蕃古道”國情調研課題組成員包括項目負責人學部委員王震中，以及歷史所魏晉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雷聞、牛來穎、陳爽、陳麗萍、陳志遠、王博、劉子凡等先生。在完成2016年度甘肅段調研工作的基礎上，2017年8月1日至17日，課題組與甘肅省社科院、青海省社科院、西藏自治區社科院同事組成了“唐蕃古道”聯合申遺前期調研團隊，赴青海、西藏兩省區調研，對沿線重要遺址、文物進行了調查。

 

圖一  2017年唐蕃古道項目調研路線圖（繪圖：劉子凡）

 

一、青海湖海心山應龍城遺址

8月1日，中國社科院“唐蕃古道”國情調研課題組與甘肅省社科院安文華副院長、王屹、鄭苗等先生抵達西寧，與青海省社科院專家進行座談。8月2日，中國社科院課題組與甘肅省社科院、青海省社科院研究人員組成調研團隊，開始調研工作，其中青海院參與的同事有張生寅、解占錄、胡芳三位先生。調研團隊自青海省西寧市出發，調查了位於湟源縣城關鎮光華村附近的北古城遺址，一般認為此城即唐代白水軍城遺址。隨後，調查團隊沿湟水河谷向西到達青海湖，經青海省社科院與有關部門協調，課題組順利調查了青海湖海心山應龍城遺址。

海心山是位于青海湖中心的小島。早在北朝時期，海心山就是吐谷渾的牧馬之地。《魏書·吐谷渾傳》有：

青海周回千餘里，海內有小山，每冬冰合後，以良牝馬置此山，至來春收之，馬皆有孕，所生得駒，號為龍種，必多駿異。吐谷渾嘗得波斯草馬，放入海，因生驄駒，能日行千里，世傳青海驄者是也。

冬天青海湖湖面結冰，可以涉冰抵達海心山。吐谷渾人便挑選母馬放養在島上，來培育優良的馬駒。稱其為龍種，或許是隱喻其爲牝馬與海中之龍配種所生。當然，這裡的“龍”更可能是品種較好的野馬。唐人稱此山爲龍駒島，大致也是出自這一傳說。

 

 

唐朝爲了控制青海湖，曾在此島築城。《新唐書·哥舒翰傳》載：

踰年，築神威軍青海上，吐蕃攻破之。更築於龍駒島，有白龍見，因號應龍城。翰相其川原宜畜牧，讁罪人二千戍之，由是吐蕃不敢近青海。

築城之事大致在天寶七載（748）或稍早。因當時有白龍之祥瑞，該城便被稱爲應龍城。而哥舒翰則是唐玄宗天寶時代西北最重要的軍事將領之一，他在天寶六載出任隴右節度使，在青海湖龍駒島築城之後，又於天寶八載攻克石堡城，實現了對吐蕃的一系列軍事勝利。敦煌P. 2555《爲肅州刺史劉臣璧答南蕃書》中有：

及哥舒翰出將，天寄搉旄，擁關西之師，稜威奮伐，奪龍駒島，入菀秀川，開地數千，築城五所，謀力雲合，指麾從風，使蕃不聊生。

足見龍駒島築城的重要戰略意義。實際上，從隴右節度使駐地鄯州（今西寧）經湟水河谷至青海湖一線，是唐朝防禦吐蕃的重點。除了上文所述湟源縣附近的白水軍城遺址外，課題組在2016年還調查了位於日月鄉附近的大小方臺遺址，此地傳統上一般認爲是石堡城故址，但近來也有不少學者提出不同意見。不過至少可以肯定大小方臺是一處唐代的軍事遺跡。而應龍城则是这条防線的重要一环。冬季吐蕃會利用青海湖結冰，採取穿越湖面的捷徑侵入隴右或河西，而應龍城的作用正在於扼制吐蕃穿越青海湖的道路。

值得注意的是，《新唐書·哥舒翰傳》中提到了龍駒島“川原宜畜牧”，且有“讁罪人二千戍之”，說明龍駒島面積並不小，又有平坦的草場可以放牧。然而後人所見的海心山地勢狹小，疑其地不能駐扎重兵。如清代《丹噶爾聽志》載：“今神威故城難定所在，即海中小島，惟有石洞茅舍，而無城壘痕址，山峰孤懸，地亦逼窄，其上僅容羊四十，供三四人終歲之食，恐不可以駐軍戍防。”崔永紅先生亦認為海心山孤懸海中，地甚逼窄，食水供應都很困難，既無築城的條件，也無置卒戍守的必要。不過青海省文物工作者證實了應龍城的存在。1987年，由青海省文物管理處、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海南州文化局組成的文物普查小組對海心山古城遺址進行了調查，採集到了陶片、瓦片等唐代遺物。但可惜並未進行考古發掘。同時青海湖海心山交通不便，距離岸邊直線距離約30公里，如果從東南岸的二郎劍碼頭出發，航行距離更是接近40公里。而且目前青海湖又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海心山並不對外開放參觀，故而該島歷來很少有人登臨，學界對於應龍城遺址的情況也了解甚少。探明海心山的地理形勢以及應龍城遺址狀況，便是此次調查的重點。

在青海省社科院及相關部門的大力支持下，課題組得以進入海心山進行實地考察。從二郎劍碼頭出發，實際航行時間單程約3個小時。海心山爲狹長的小島，南北長約2.4公里，東西寬約1公里。從實地觀測來看，島的西岸爲陡峭的崖壁，北、東、南三面則爲極其舒緩的小平原，淺草青綠，是不錯的草場。據稱島的南側有泉水，可供人畜飲用。小山位於島的中部偏西位置，最高處海拔爲3266米，高出湖面約80米。小山上有藏傳佛教寺院一處，有十餘位比丘和比丘尼在此處修行，每年只有一兩次補充給養的機會。僧侶們就在島上種菜、養蜂、牧牛，沿緩坡也建有一些僧房。從現場踏查情況看，海心山確實符合“川原宜畜牧”的情況，而且有淡水水源，在保證後勤物資供給的情況下，可以滿足2000人戍守的條件。

 

 

應龍城遺址就在寺院背後，即小山的最高處。城墻清晰可見，整個城址略呈長方形。東北側城墻長約210米，東南側城墻長約150米，這兩側城墻取直，而西側城墻則依山勢而呈弧形。東南城墻正中開有一門，四周城墻上的馬面亦依稀可辨。城內未經考古發掘，無法辨認房址。站在城墻上，可以清楚地望見青海湖南、北兩岸，西岸也約略可見。足見，海心山確實是控制青海湖的天然軍事要地。

 

根據對海心山的地形觀察，課題組推測青海湖水位變化對於海心山小島的面積可能產生一定影響。如前所述，海心山除了隆起的山頭外，北、東、南三面都是非常平坦的川原，這種地勢應當是一直延展到湖面以下很遠的地方。課題組乘船從東南方向接近海心山後，必須要繞到島西岸峭壁以外的海面停泊，再換乘小艇登岸。對於如此低緩的地勢，當青海湖水位上升時，湖水會迅速淹沒大面積的平原，而當水位下降時，更多的平原又會迅速露出。這樣青海湖水位的變化，就很可能會在一定程度上改變島的面積大小。我們觀察到的寺院及其附屬建築，都是建在海心山最高處或較高的山坡上，或許就是出於這種考慮。根據觀測成果，青海湖自上世紀50年代以後因氣候等多方面因素影響，水位呈逐漸下降趨勢，下降水位達3.79米；2005年以來水位則持續回升。這表明青海湖水位確實存在大幅變化的可能性。僅根據文獻記載來看，天寶六載至九載確實是一個乾旱的時期。當時島的面積或許更大一些，更有利於築城和戍守。這是一個有益的思考方向，當然還需要從古氣候學和地質學角度進行更深入的調研。

二、大非川古戰場

8月3日，調查團隊自海南自治州共和縣出發，沿新開通的G0613高速向玉樹方向行駛。經張生寅先生指示，沿公路調查了切吉曠原及大河壩上游流域草原，即多數學者認定的大非川所在。

大非川是唐蕃戰爭的主要戰場。唐朝數次出擊吐蕃，大多以大非川爲決戰之地。早在唐朝滅吐谷渾之時，大非川就是一個重要的作戰地點。《舊唐書·李靖傳》載：

九年，軍次伏俟城，吐谷渾燒去野草，以餧我師，退保大非川。諸將咸言春草未生，馬已羸瘦，不可赴敵。唯靖決計而進，深入敵境，遂踰積石山。前後戰數十合，殺傷甚衆，大破其國。吐谷渾之衆遂殺其可汗來降，靖又立大寧王慕容順而還。

貞觀九年（634），唐太宗以李靖爲西海道行軍大總管，統率兵部尙書侯君集、刑部尙書任城王道宗、涼州都督李大亮、右衞將軍李道彥、利州刺史高甑生等五總管征討吐谷渾。伏俟城是吐谷渾的王城，一般認爲是今青海省共和縣石乃亥鄉以北的鉄卜恰古城，在青海湖以西。唐軍大概是自青海以北進軍，吐谷渾在唐軍達到之前，燒去海西的野草，退保海南的大非川。《舊唐書·侯君集傳》載：

道宗追及伏允之衆於庫山，破之。伏允輕兵入磧，以避官軍。靖乃中分士馬爲兩道並入，靖與薛萬均、李大亮趣北路，使侯君集、道宗趣南路。歷破邏眞谷，踰漢哭山，經途二千餘里，行空虛之地，盛夏降霜，山多積雪，轉戰過星宿川，至於柏海，頻與虜遇，皆大克獲。北望積石山，觀河源之所出焉。乃旋師，與李靖會於大非川，平吐谷渾而還。

唐軍在追擊吐谷渾過程中又兵分兩路，《舊唐書·吐谷渾傳》所載更詳，大致南路侯君集、李道宗進兵至柏海（今扎陵湖、鄂陵湖），而北路薛萬均等則是追擊至且末一帶。最終，“兩軍會於大非川，至破邏貞谷，伏允子大寧王順窮蹙，斬其國相天柱王，舉國來降。”看來，大非川既是大規模屯兵之所，很可能也是向西進入西域、向南進入吐蕃的交匯路口。

吐谷渾衰落後，吐蕃趁機北上，並大舉進攻安西四鎮，嚴重威脅了唐朝的邊疆安全。咸亨元年（670），命薛仁貴帥軍出擊吐蕃，在大非川進行了大決戰。《舊唐書·薛仁貴傳》載：

咸亨元年，吐蕃入寇，命爲邏娑道行軍大總管，率將軍阿史那道眞、郭待封擊之，以援吐谷渾。待封嘗爲鄯城鎭守，與仁貴等夷，及是，恥居其下，頗違節度。初，軍次大非川，將趨烏海，仁貴曰：“烏海地險而瘴，吾入死地，可謂危道，然速則有功，遲則敗。今大非嶺寬平，可置二栅，悉內輜重，留萬人守之，吾倍道掩賊不整，滅之矣。”乃約齎，至河口，遇賊，破之，多所殺掠，獲牛羊萬計。進至烏海城，以待後援。待封初不從，領輜重踵進，吐蕃率衆二十萬邀擊取之，糧仗盡沒，待封保險。仁貴退軍大非川，吐蕃益兵四十萬來戰，王師大敗。仁貴與吐蕃將論欽陵約和，乃得還，吐谷渾遂沒。仁貴歎曰：“今歲在庚午，星在降婁，不應有事西方，鄧艾所以死於蜀，吾固知必敗。”有詔原死，除名爲庶人。

這就是著名的大非川之戰。此役唐軍先是進駐大非川，之後薛仁貴向烏海方向行軍，留下郭待封在大非嶺置栅，守衛輜重。郭待封擅自率領輜重冒進，被吐蕃擊潰。唐軍只能再次退回大非川與吐蕃決戰，結果大敗。其中，河口即是黃河源頭，大致在今扎陵湖、鄂陵湖及瑪多縣城一帶。大非川和大非嶺實際上是唐軍向這一方向進軍的前沿基地。

儀鳳二年（677），唐朝命劉審禮、李敬玄再次大舉征討吐蕃。《舊唐書·劉審禮傳》載：

儀鳳二年，吐蕃寇涼州，命審禮爲行軍總管，與中書令李敬玄合勢討擊。遇賊於青海，敬玄後期不至，審禮軍敗，爲賊所執。永隆二年，卒于蕃中，贈工部尙書，諡曰僖。

同書《吐蕃傳》亦載“與吐蕃戰于青海”。值得注意的是，《舊唐書·王孝傑》載：

王孝傑，京兆新豐人也。高宗末，爲副總管，從工部尙書劉審禮西討吐蕃，戰於大非川，爲賊所獲。

可見，此戰的主戰場可能還是在大非川。這也說明大非川可能就在青海切近。

開元年間唐蕃在大非川的另一次戰役，又可以體現出大非川的重要性。《舊唐書·王君㚟傳》載：

開元十六年冬，吐蕃大將悉諾邏率衆入寇大斗谷，又移攻甘州，焚燒市里而去。君㚟以其兵疲，整士馬以掩其後。會大雪，賊徒凍死者甚衆，賊遂取積石軍西路而還。君㚟令副使馬元慶、裨將車蒙追之，不及。君㚟先令人潛入賊境，於歸路燒草。悉諾邏還至大非川，將息甲牧馬，而野草皆盡，馬死過半。君㚟襲其後，入至青海之西，時海水冰合，君㚟與秦州都督張景順等率將士並乘冰而渡。會悉諾邏已度大非山，輜重及疲兵尙在青海之側，君㚟縱兵盡俘獲之，及羊馬萬數。

據《資治通鑑》，此事應在開元十五年正月。吐蕃大將悉諾邏進攻河西後，準備退軍至大非川休整。河西、隴右節度使王君㚟則在此前已派人在大非川燒草，悉諾邏在大非川得不到補給，馬死過半。悉諾邏此後度過大非山，而輜重及疲兵則留在了“青海之側”，實際上就是留在大非川。王君㚟乘冰渡海，俘獲吐蕃輜重。還是說明大非川就在青海之側，大非山則是再向南的一道屏障。值得注意的是，薛仁貴出征吐蕃是先在大非川屯兵，悉諾邏劫掠河西後也要回大非川休整，可知大非川爲唐、蕃皆非常依仗的一處可進可退、水草豐盛的軍事要地。

關於大非川的所在，學界有一些爭論。當代學者大多認爲大非川在青海湖以南無疑，但其確切位置則有兩種主要觀點。一般認爲大非川即共和縣切吉曠原，范文瀾在《中國通史簡編》中就用了這一說法。佐藤長進行了詳細地考證，將大非川認定爲惠雲河，即今沙珠玉河。此河流域實際上就是切吉曠原。然而，青海省的文史學者則普遍認為大非川在興海縣大河壩河或其上游的草原地帶。吳均認為大非川在大河壩草原，即切吉以南的黃清河與青根河合流一帶；謝全堂以及秦裕紅、張海生則推定在水塔拉河流域。

 

 

課題組沿G0613高速先後經過切吉曠原以及大河壩河上游地區，對兩處的地理形勢有了初步了解。所謂切吉曠原包括青海南山以南、茶卡鹽湖以東、鄂拉山-河卡山以北、塔拉以西的廣大地域，沙珠玉河流經其間。G0613高速實際上是從切吉曠原的東端穿過。從觀察情況看，切吉曠原十分寬闊平坦，水草較好。繼續向南翻閱鄂拉山-河卡山就進入了大河壩河的上游地帶。這一帶呈現出明顯的山間峽谷，相對狹窄一些，但依舊有平坦的草場，水資源也更豐富。走出山谷地帶即可進抵花石峽、瑪多，即唐代烏海、河口。

 

 

結合實地考察與傳世史料，我們獲得一些簡單的認識。首先，切吉曠原和大河壩上游都位於唐蕃古道的交通線上，但具體交通形勢卻有所不同。切吉曠原距離青海湖更近，只間隔著青海南山；自切吉曠原向東北經今共和縣、倒淌河，沿湟水河谷即可到達西寧，即唐代隴右地區的中心鄯州一帶。而大河壩上游更靠近烏海，距離青海湖太遠，要到達鄯州也有山谷阻隔。唐軍在依托隴右防禦體系與吐蕃作戰時，更可能會選擇距離較近的地點。前文也提到大非川就在青海湖側近。其次，二者自然地貌區別明顯。海拔是影響高原作戰的重要因素，毋庸贅言。切吉曠原海拔相對較低，基本上沒有明顯的高原反應。而進入大河壩河上游海拔升高較快，且水體豐富，加上草原地帶，極易造成缺氧。無論從低海拔到高海拔地區，還是從高海拔到低海拔地區，切吉曠原都是屯兵休整的更好的選擇。從這兩點來看，切吉曠原更有可能是大非川。期待未來對於切吉古城、水塔拉古城的考古工作，會為解決這一問題提供進一步的證據。

三、鄂陵湖、扎陵湖（柏海）

8月3日中午，調查團隊抵達瑪多縣城，其後繼續向黃河上游行進，調查了扎陵湖、鄂陵湖兩處湖泊，即唐代柏海。

貞觀九年李靖擊破吐谷渾的戰爭中，南路唐軍即到達了柏海。《新唐書·吐谷渾傳》載：

夏四月，道宗破伏允于庫山，俘斬四百。伏允謀入磧疲唐兵，燒野草，故靖馬多飢。道宗曰：“柏海近河源，古未有至者。伏允西走，未知其在，方馬癯糧乏，難遠入，不如按軍鄯州，須馬壯更圖之。”君集曰：“不然。嚮者段志玄至鄯州，吐谷渾兵輒傅城，彼國方完，逆衆用命也。今虜大敗，斥候無在，君臣相失，我乘其困，可以得志。柏海雖遠，可鼓而至也。”靖曰：“善。”分二軍：靖與大亮、薛萬均以一軍趣北，出其右；君集、道宗以一軍趣南，出其左……君集、道宗行空荒二千里，盛夏降霜，乏水草，士糜冰，馬秣雪。閱月，次星宿川，達柏海上，望積石山，覽觀河源。

在青海附近擊破吐谷渾王伏允之後，唐軍內部曾有過爭論。李道宗認為柏海在黃河源頭附近，太過遙遠，應當撤軍回鄯州休整，再伺機進取。侯君集則力主立即追擊。從李道宗的話來看，來自中原王朝的軍事力量似乎從未深入到柏海如此遙遠的地域，而侯君集、李道宗最終克服艱險完成了這一壯舉。此後薛仁貴遠征吐蕃，進軍至烏海、河口，也應是沿著相同的行軍路線。

貞觀十五年文成公主入藏時，吐蕃贊普松贊干布親自到柏海迎接。《舊唐書•吐蕃傳》

貞觀十五年，太宗以文成公主妻之，令禮部尙書、江夏郡王道宗主婚，持節送公主於吐蕃。弄贊率其部兵次柏海，親迎於河源。見道宗，執子壻之禮甚恭。

弄贊即松贊干布。據《新唐書·地理志》所載隴右至邏些道里，吐蕃贊普通常是派人在距離黃河2500里外的突錄濟驛迎接唐朝使者。而這次迎親，松贊干布親自來到了河源附近的柏海迎接文成公主，足見其對公主的重視。對於剛剛崛起的吐蕃來說，這次與唐朝的聯姻當然是非常重要的。

 

 

柏海的位置是比較明確的，應當就是在今瑪多縣的扎陵湖、鄂陵湖。《大清一統志》中便有“其柏海似即今之查靈、鄂靈澤耳。”“查靈”、“鄂靈”即兩湖之異譯。丁謙更是確指柏海當對應於扎陵湖。王堯先生指出，“扎陵”藏語稱作skya-ring，即爲“白而長”之意，與唐代文獻中的“柏（白）海”意思相符。此說已成定論。縱瑞華、梁今知先生認為唐代對於河源的理解與今日不同，從而提出唐代柏海不是兩湖，但並未指出柏海確指何處。李發明先生已指出縱、梁文的問題，認為柏海還應在兩湖。

課題組在達到瑪多縣城後，隨即溯黃河而上，考察了扎陵湖、鄂陵湖。黃河發源於扎陵湖以西，依次灌入扎陵湖、鄂陵湖，再穿出向東流。兩湖之間有一道較高的山嶺，山頂處海拔4610米，站在此處可眺望兩湖全貌。兩湖水色截然不同，西面的扎陵湖水色泛白，東面的鄂陵湖水面爲青碧色。“鄂陵”在藏語裡的意思就是“青而長”。所以扎陵湖、鄂陵湖的名字本身就反映了湖水的特征。有趣的是，兩湖曾一度在地圖上被標錯了位置。項立志、董在華先生在1953年1月21日的《人民日報》上刊文《黃河河源勘察記》，提出兩湖是“鄂西扎東”。他們雖然隨後撰文放棄了對這一觀點，但《人民日報》文影響更大。在隨後我國在五、六十年代正式出版的幾版地圖便將兩湖標爲“鄂西扎東”。當然，現在的地圖已統一改回“扎西鄂東”。

值得注意的是，課題組在瑪多、兩湖一帶調查感覺此地的環境對於久居內地的人來說是很難適應的。前引《舊唐書·薛仁貴傳》中即提到烏海“彼多瘴氣，無宜久留。”兩湖一帶也是如此。首先是海拔高，除了上文提到扎陵湖、鄂陵湖之間的山嶺海拔達到4610米外，瑪多縣城的海拔也達到4200米。而冬給措納湖（一般認為即唐代烏海）附近的花石峽鎮，海拔也在4000米以上。其次是高海拔、高緯度帶來的寒冷，課題組上午從海南州共和縣出發時還是穿著單衣，下午調查兩湖則必須著羽絨服才能保暖。再次就是此地水資源豐沛，湖泊較多，加上草原地貌，加劇了缺氧的狀況。青海當地人就流傳著“花石峽不吃飯，瑪多不住店”的說法，也是出於對這種高原環境的敬畏。課題組為了考察兩湖，在瑪多縣住了一夜。當晚便有多名成員出現了極嚴重的高原反應以及感冒症狀。可知，對於古代重要的軍隊來說，河源、柏海一帶確是險地。

四、勒巴溝及貝納溝摩崖石刻

8月4日，西藏自治區社科院車明懷書記以及陰海燕、達瓊、鄧大慶等先生與調查團隊匯合，共同調查了稱多縣噶藏寺。車明懷書記自此一路同行並參與了課題組之後的全部調研工作。8月5日，課題組先後調查了玉樹藏族自治州勒巴溝摩崖石刻以及貝納溝摩崖造像。青藏高原東麓即今青海、西藏、四川三省交界處，保存有數量眾多的吐蕃時期佛教摩崖造像，體現出這一地區在唐蕃古道民族遷徙與文化交流上的重要地位。近年來對青藏高原東麓佛教摩崖的調查和研究成為國內外學界關注的熱點，玉樹勒巴溝與貝納溝摩崖則是其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遺存。

1、勒巴溝摩崖刻石。勒巴溝位於玉樹州首府結古鎮東南約24公里處，溝內遍佈各個時期雕刻的瑪尼石。該地有三處摩崖石刻。在溝口有兩處，雕刻在崖壁接近地面的位置，右側一般被稱為禮佛圖，左側稱為說法圖。湯惠生先生對這兩處刻石進行了詳細地調查，並繪有線描圖。禮佛圖主像為釋迦牟尼佛，立於蓮華座上，有頭光、背光、傘蓋，左手持蓮花，右手施與愿印。左側有供養人像，其中右數第二位為男供養人，頭頂有高高聳起的吐蕃塔式纏頭巾，身著左衽翻領長袍，雙手捧缽。第三位爲女性供養人，頭梳高髻，身著唐朝女性服飾，手持蓮花。我們可以很輕易地辨認出男供養人為吐蕃人，而女供養人為唐朝人。可惜女供養人的胸部部分石面脫落，據玉樹州文物局同志稱是打拓片過多以致損毀，未知確否。

湯惠生認為禮佛圖中的男供養人的造型與布達拉宮法王洞中松贊干布的形象相似，即認定男供養人為松贊干布，女供養人便是文成公主。謝繼生、霍巍等先生則皆指明高桶状头巾缠头是吐蕃王室貴族的裝飾，但沒有明確證據表明禮佛圖中的供養人一定是松贊干。根據課題組在唐蕃古道上調研的感受，在吐蕃腹地出現的具有唐朝服飾風格的人物形象，如今當地人通常都會稱其為“唐王”或“文成公主”。這或許與唐蕃聯姻的政治意義以及文成公主的巨大文化輻射力有關。藏區就一直流傳著關於文成公主入藏的各種傳說。但可惜這些吐蕃時期的遺跡未必都與文成公主有關。即便如此，這幅摩崖石刻中男、女供養人分著吐蕃、唐服的形象，還是充分體現出了古代唐、蕃之間的文化交流。

 

 

說法圖在禮佛圖左側約5米處。說法圖中間為釋迦摩尼，其兩側及上方為諸菩薩，下方是豹、牛、象、鹿等動物形象，右下角是天龍八部中的諸天。湯惠生根據《過去現在因果經》將此圖定為三轉法輪圖，並認為其與禮佛圖同為吐蕃時期摩崖。

勒巴溝內還有一幅摩崖，為減地浮雕三尊造像。主尊為大日如來，結跏趺坐於蓮華座上，而蓮華座則由一對石獅子撐起。大日如來兩側各有一菩薩。浮雕像下方有三行古藏文題記，內容為“向毗盧遮那佛、金剛手大勢至菩薩及觀世音菩薩頂禮，刻于馬年（Sangs rgyas mam par snang mdzad dang phyag na rdo rje dang Arya ba lo la phyag ’tshlorta’i lo la bgyils）”艾米·海勒認為此處的馬年為赤松德贊在位時的841年，即唐會昌元年，或赤祖德贊在位時的826-838年。

2、貝納溝摩崖造像。後期建有佛堂，故又稱大日如來佛堂或文成公主廟。貝納溝位於玉樹州首府結古鎮以南約13公里處，實際是與勒巴溝相通。自玉樹市區出發向東，遇通天河後沿河向南，之後自勒巴溝口折向西進溝，一路便可從貝納溝穿出，再沿公路折向北就可以回到市區。這樣就形成了一個順時針的閉環。貝納溝摩崖造像就在溝內偏西靠近溝口的位置。

 

圖一〇  貝納溝摩崖造像 （線圖來源：湯惠生《青海玉樹地區佛教摩崖造像考述》）

 

貝納溝摩崖是在崖壁上雕鑿出的一處大型佛龕，龕高12米，寬16米。龕內雕有佛像九尊。主尊為大日如來，結跏趺坐於蓮華座上，身著大翻領交領長袍，頭戴寳冠，有頭光和身光。大日如來兩旁是八位菩薩，亦著大翻領交領長袍，各執法器。在造像東側有一處古藏文題記，此前學者多有研究，王堯先生錄文為：

狗之年,浮雕佛像及繕寫經文之祈願等等,為今上贊普赤德松贊君臣、施主及一切眾生之故也。此乃比丘大譯師益西揚(智慧妙音)主持、工巧比丘仁欽囊則(寶遍照)、傑桑(勝聖)、班登(具祥)及工匠人等均行妙善事業,具無上福德之力。

崖上佛像浮雕及所繕經文,一切三寶所依之處，眾生之任何人或目睹，或觸摸，或禮敬，或聽聞，或憶念，其福德及智慧之力，均回向贊普父子及一切眾生，登於無上之菩提也。此願！

謝佐先生的譯文為“馬年……赤德祖贊”云云。赤德祖贊的馬年在755年之前，而赤德松贊的狗年則是806年。據霍巍先生考證，此處出現的大譯師益西揚，就是昌都地區察雅縣仁達摩崖造像題記中的大譯師益西央，兩處摩崖造像風格亦相似，而仁達摩崖題記的時間是804年，則貝納溝摩崖的時間當是806年，即赤德松贊的狗年，亦即唐憲宗元和元年。課題組在藏文題記旁，還看到一處漢文題記，內容為《般若波羅蜜心經》，文字漫漶，依照《心經》內容才可依稀辨別。可惜未能看到《心經》以外的文字，無法斷定具體年代。

值得一提的是，課題組在到達昌都後，曾計劃赴察雅縣考察仁達摩崖造像，但由於適逢雨季道路不通，沒有能夠成行。所幸課題組在昌都博物館看到了仁達摩崖造像的三維立體展示以及漢文題記照片。此前公佈的較全的漢文題記錄文為：

大蕃國皇□末思血果□匹□□□命諸□見吾意□□見識達□□西方□白乏□得□心諸□□□都料僧用同料僧□同料僧陰還輝天田□□

可惜博物館中的照片只照了一部分，且十分模糊，只能據其校訂“還輝天”三字為“匠渾天”。其中的“同料僧陰”或許是漢人。這種漢、藏文題記同時出現的情況，也從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當時唐蕃文化的往來或交融。

需要注意的是，貝納溝摩崖造像在當地是以文成公主廟聞名，這也成為了玉樹旅遊開發的一個重要項目。玉樹災後重建時，當地政府在佛堂旁邊還專門建立了文成公主紀念館。這對於我們的文化宣傳工作無疑是一件好事。不過前面提到，貝納溝摩崖題記明確記載開鑿時間是806年，比文成公主入藏晚了165年。所以這處摩崖造像實際上與文成公主沒有關係。班瑪才讓先生指出，文成公主廟的說法來自結古多頓珠林寺僧人桑傑堅贊於1958年撰寫完畢的《聖地志》，體現了一種藏區的“泛文成公主”現象。

五、工布第穆薩摩崖刻石

完成青海段的調查任務後，青海社科院三位先生返回西寧。中國社科院歷史所課題組同甘肅、西藏社科院同事一同進入西藏段調研。調研團隊先後考察了類烏齊、昌都等地的文化遺存。8月9日，調研團隊重點考察了林芝地區工布第穆薩摩崖刻石（以下簡稱工布刻石）。

工布刻石位於林芝市米瑞區廣久鄉達域龍增村。該地南面雅魯藏布江，北靠本日山，地理位置極佳。但卻不易找尋，課題組是在米瑞鄉領導及村裡文物保管員的帶領下，才找到了刻石。摩崖文字是鐫刻於村郊野外的一處巨大青石上，並非常見的山體峭壁摩崖。青石的一面被磨平，刻寫古藏文楷書碑文。其外有兩根石柱，架起一道石梁頂棚，對刻石起到一定的保護。課題組考察時，看到工布刻石之上已經搭建起了保護用的碑亭，但尚未完工。西藏社科院達瓊先生現場為課題組成員翻譯並介紹了碑文內容。

 

 

國內外很多學者都對工布刻石進行了研究，王堯先生翻譯的碑文內容為：

天贊普赤松德贊與德松子父二代之時，詔賜工布噶波小王之盟書誓文：

噶波莽布支與家臣咍絨氏奏稱：“初，天神兄弟之子聶墀贊普來主人間，自降臨天山牆垛以來，至支貢贊普之間，凡傳七代，居於瓊瓦達寨，支貢贊普之子長為略墀、幼子夏墀二人。幼夏墀為天贊普，長略墀者乃為工布噶波莽布支也。此即兄噶波者也。兄噶波者，當初，自高處來（工布為王）之時，向兄弟二人靈應之生命主神祈禱求福，並與“第穆靈神”婚配。斯時也，天神達奇為王子修福，一切儀軌直至捨命作牲，亦不吝惜。是故，天神之子社稷乃如此崇巍，政事鞏固。諸如天子王政普天蒼彎覆罩之下，天賜奴婢如此眾多，我等亦然（宗支繁衍）。迨，初，自兄弟分衍，至父祖之時，初民人神未分，至今，幸福昌盛，庶政幾如雍仲之永固，然，如今，（贊普）內府諸官員廣科賦斂，橫加差役，且有欺侮淩虐者，務祈大王賜一盟書詔文，以求永遠居於安樂也。如此奏聞。乃如所請，頒一盟書誓文，書於頗羅彌之匣內，並將此文勒石。文曰：贊普天王子赤松德贊之際，詔與噶波小王盟書，而今王子德松之世，亦傾與盟書，逾前更為廣表。地久天長，無論何時，決不以他姓接充工布噶波之王位，唯一頒命，賜與噶波莽布支之子孫後代；設或，噶波莽布支之後嗣斷絕，亦不令兄長噶波之名湮沒，王位由噶波王近支內頒命；設或此王之支脈亦斷嗣，則由近親之中依遺囑所言，集會抉擇，立其賢者而任之。工布噶波小王之奴隸、土地、牧場邇後決不減少，亦不攤派官府差役，不科賦稅，不征餽遺，在其境內所產之物中以釀酒糧食、青裸、大米任何一種（奉獻）均可；而驛送之役，不得遠延。如天王子父贊普之盟書誓詞之例，天神王子德松陛下之世，君長臣工，一體應諾而立此誓文也。

這是赤松德贊與赤德松贊兩代吐蕃贊普與工布地方的噶波小王立下的詔書盟誓。刻石中的德松即是赤德松贊贊普。工布是吐蕃的小邦之一，其統治地域大致在今日的林芝縣、米林縣一帶。根據刻石，工布的噶波小王可以與吐蕃贊普追述到同一祖先，但工布保持著一定程度的自治。赤松德贊時期，贊普即與工布小王盟誓，確認噶波莽布支家族擁有王位繼承權以及免除差役、賦稅等特權。或許是此後吐蕃官員試圖在工布地區徵收賦稅，赤德松贊再次與工布噶波小王盟誓，確認其特權。這對於我們理解吐蕃與其小邦之間的政治關係具有重要意義。

六、太昭古城及洛哇傍卡摩崖造像

8月10日，調研團隊考察了工布江達縣太昭古城遺址以及附近的“萬善同歸”碑、古驛道遺跡以及洛洼旁卡摩崖碑。

1、太昭古城及驛道遺跡。太昭古城又名江達，位於今工布江達縣以西約20公里處，以茶馬古道上的重要驛站聞名。元朝中期曾在此設立太昭驛，清康熙年間於此設江達宗，乾隆十三年（1748）置外委一員，率兵鎮守。宣統二年（1910）川軍入藏，於江達擊敗達賴喇嘛的武裝，駐藏大臣聯豫於是奏設江達理事官。清代茶馬古道貿易繁榮，此地曾有著名的“小八廓街”。2009年，西藏自治區文物保護研究所曾在古城進行過考古工作，對關帝廟、度母殿、烏金拉康、吐吉拉康等遺址進行了發掘。據課題組所見，目前太昭古城內的建築基本都是現代重建，街邊僅見石敢當等清代遺物。

古城內最重要的文物是清嘉慶二年（1797）“萬善同歸”碑。該碑目前立於古城東門外的娘曲河邊，立有碑亭。石碑記載了江達汛官兵捐資修繕道路的經過和捐資人題名，碑文的序文部分為：

江達汛西去約二里有鸚角嘴一處，本西藏大道，石徑崎岖。每逢欽憲出入，並台員弁、貿易客商、人夫、轎馬、駝牛等經過，往往顛獗堪虞。且該處上懸陡壁，下迫河流，尤難修葺。予等□擊心傷，因同結善緣，協力募化，共捐資二百零六两三錢二分，諏日命匠修理。於閏六月望五日興工，至是年冬月内而工成。庶懸岩絕徑，皆為坦途。爰勒石於后，以垂不朽云。是為序。

江達是通往拉薩的要津，但有一段名為“鸚角嘴”的山路卻極為崎嶇，被視作畏途，官兵捐資修繕的實際上主要就是這一段。

 

 

課題組專門赴“鸚角嘴”考察了這一處古驛道遺跡。該處遺跡位於太昭古城以西約1.9公里處。古城本身即位於尼洋河北岸，尼洋河與娘曲的交匯處。自此向西行便要自北岸沿著尼洋河谷行進，但在“鸚角嘴”處尼洋河有一個急彎，峭壁陡起。現在的川藏公路是修在了尼洋河南岸，但古人可能渡河不易，只能鑿山開路翻過這一險要之地。課題組在江達鄉鄉長的帶領下，沿山路爬上“鸚角嘴”。可以看到在最險要處，人工鑿斷了一處山梁，開出了僅容一人通過的石徑。根據“萬善同歸”碑所載，嘉慶二年的這次工程只是修葺，說明開鑿古道還是在此之前，至於是否能早到吐蕃時期就不得而知了。無論如何，這都是西藏地區十分重要的一處古道遺跡。

2、洛哇傍卡摩崖造像。2009年，西藏自治區文物保護研究所在進行太昭古城考古工作的同時，發現了洛哇傍卡摩崖造像並首次對其進行了考古調查。該處造像位於洛哇傍卡山南麓，距離“鸚角嘴”不遠。在一天然巨石下方形成天然洞穴，進深較淺，但面闊較寬。摩崖造像就在洞穴的內壁上，主要有兩組線刻畫，一組佛造像，一組佛塔和古藏文題記。西藏自治區文物保護研究所的調查簡報將摩崖細分為六龕，實際上第三至六龕主要是晚期的六字真言。

 

 

在這一組造像中，佛祖居中，結跏趺坐於蓮花座上，身著袒右肩袈裟，左手禪定印，右手指地印。左、右各有一脅侍菩薩。右側菩薩能看出是立於蓮花座上，頭戴三葉冠。最左側還有一尊人物，似為菩薩形象，但不可辨識。最右側有上下兩個人物，上方的人像有背光，似亦是佛或菩薩形象。下方人物為世俗裝束，右手似執一棒，可能是供養人。

 

 

一組線刻佛塔共有8座，靠近洞穴底部，分為有塔基和無塔基兩種，皆有寶瓶和塔剎。佛塔下方刻有古藏文題記兩處，能識讀出“比丘”、“戒律”等字樣。

洛哇傍卡摩崖造像是最靠近西藏中部的一處摩崖，其佛像、佛塔、題記並存的情況，在西藏地區摩崖石刻中也是非常罕見的。希望這一近年的新發現能為吐蕃時期摩崖石刻研究提供新的內容。

七、達扎路恭紀功碑及唐蕃會盟碑

8月11日，調研團隊對拉薩市內的布達拉宮、大昭寺等重要文化遺產進行了調研，重點考察了與唐蕃關係最為密切的恩蘭·達扎路恭紀功碑和唐蕃會盟碑。這兩方重要的吐蕃時期碑刻此前已經有了非常充分的研究，這裡只做一個簡單的調研說明。

1、恩蘭·達扎路恭紀功碑。該碑立於布達拉宮廣場前，俗稱為“外碑”，與被稱為“內碑”的布達拉宮山腳下的無字碑相對。藏語為“雪·多仁乞瑪”（zhol rdo rings phyi ma），故亦有“雪碑”之稱。研究者一般據其內容稱之為恩蘭·達扎路恭紀功碑。

課題組在西藏社科院達瓊先生的帶領下考察了紀功碑。該碑就在布達拉宮廣場的東北角，北京中路的南側。路北就是布達拉宮，山腳下的清代御製平定西藏碑正好與達扎路恭紀功碑隔路相對。有學者認爲，達扎路恭紀功碑最初是立於拉薩市城關區蔡公堂鄉一帶，即達扎路恭本人墓藏所在地，17世紀末才遷至布達拉宮門口。與中原石碑厚重扁平的造型不同，吐蕃石碑通常是修長高聳的。達扎路恭紀功碑即是如此，石碑立於疊澀方形碑座上，碑身為細長的方柱形，碑頭是廡殿頂加火焰寶珠式碑帽，通高達到8米。圍繞石碑有一圈一人多高的圍墻，是當地為保護石碑而建。

 

 

達扎路恭紀功碑碑身正、背、左側三面刻字。正面爲“敕授論達扎路恭盟誓之詔書”，背面記載了達扎路恭一生的功績，其中有：

墀松德贊贊普之時，恩蘭·〔達扎〕路恭忠貞不貳，足智多謀，英勇深沉，令任大論平章政事。後，彼洞悉唐廷政情，復任為往攻（唐地）州縣堡寨之先鋒統軍元帥，其精嫻弓馬戰陣，所出計謀，均操勝算，先克唐廷藩屬（吐谷渾）阿豺部，自唐土奪取人口、頭疋、轄土，唐人震驚。於唐境之野摩川……湟水之濱……等地……開始納貢。路恭鏖戰……大事，忠貞……利於社稷……獻大計謀，對贊普忠貞，對社視裨益，心地純良。墀松德贊贊普深沉果敢，議事有方，所行政事靡不佳妙，攻取唐屬州郡城池多處。唐主孝感皇帝君臣大怖，年納絹繒五萬匹為壽，以為歲賦。其後，唐主孝感皇帝駕崩，唐主太子廣平王登基，以向蕃地納賦為不宜，值贊普心中不懌之時，恩蘭·〔達扎〕路恭乃首倡興兵人唐，深取京師之議，贊普遂以尚琛野息書通與論達扎路恭二人為攻京師之統軍元帥，直趨京師，於盩厔之渡口岸畔與唐兵大戰，蕃兵掩襲，擊唐兵多人。唐帝廣平王乃自京師出走，遁陝州，京師陷落。唐宰相苗晉卿等，潼關與……贊普之黎民……蕃地……賦……金城公主之弟……大相……大小君長……社稷長久，永遠讚頌。路恭忠貞裨益社視，心地純良。

據前一段碑文所載，恩蘭·達扎路恭通過平息吐蕃內部叛亂獲得了赤松德贊的信任，進而出任大論平章事。安史之亂後，唐朝河西、隴右等地的邊兵大量調往中原平亂，導致西北防禦空虛。吐蕃趁機而入，在肅、代之際攻陷了河西、隴右諸州。根據此碑，達扎路恭當時是作為先鋒統軍元帥直接參與了對唐朝邊疆的進攻。更重要的是，達扎路恭在代宗繼位之初力主進攻長安，並作為統軍元帥完成了這項計劃，擁立新帝，不過旋即退出長安。敦煌所出《吐蕃歷史文書》中有：“及至虎年（762）……尚野息、論悉諾邏、尚東贊、尚贊哇等人引勁旅至京師，京師陷。唐帝遁走，乃立新君。”此處的論悉諾邏即達扎路恭。《舊唐書·吐蕃傳》載：“廣德元年九月，吐蕃寇陷涇州。十月，寇邠州，又陷奉天縣。遣中書令郭子儀西禦。吐蕃以吐谷渾、党項羌之衆二十餘萬，自龍光度而東。郭子儀退軍，車駕幸陝州，京師失守。降將高暉引吐蕃入上都城，與吐蕃大將馬重英等立故邠王男廣武王承宏爲帝。”一般認為馬重英亦即達扎路恭。這些記載都可與碑文相印證。

2、唐蕃會盟碑。該碑為唐長慶三年（823）所立，鐫刻唐朝與吐蕃會盟誓約，位於大昭寺門前。又稱“長慶會盟碑”、“甥舅和盟碑”，藏語稱“祖拉康多仁”（gtsung lag khang mdun gyi rdo rings），意為“大昭寺前之碑”。

唐蕃會盟碑就立在大昭寺入口處的北側，石碑高約5米，碑身寬約1米，厚0.5米，碑首有石帽。碑身四面刻字，正面爲漢、藏兩體對照的會盟誓約，左側為橫寫藏文，右側為豎寫漢文。左側刻吐蕃會盟官員名單，右側刻唐朝會盟官員名單，皆是漢、藏文對照。碑陰為藏文盟誓。

 

 

唐朝與吐蕃的這次會盟史稱“長慶會盟”。據漢文史料所載，長慶元年九月，吐蕃派遣其禮部尙書論納羅來求盟。同年十月十日癸酉，唐朝宰相及大臣共17人與論訥羅會盟於長安城西，同時派遣劉元鼎為會盟使與論訥羅入吐蕃，與吐蕃宰相等盟誓。長慶二年八月劉元鼎自吐蕃返回長安。《唐蕃會盟碑》碑陰則詳細記載：

乃與唐主文武孝德皇帝舅甥聖意相合，和叶社社稷如一統，情誼綿長，結此千秋萬世福樂大和盟約於唐之京師西隅興唐寺前。時大蕃彝泰七年，大唐長慶元年，即陰鐵牛年（辛丑）冬十月十日也，雙方登壇，唐廷主盟；又盟於吐蕃邏些東哲堆園，時大蕃彝泰八年，大唐長慶二年，即陽水虎年（壬寅）夏五月六日也，雙方登壇，吐蕃主盟；其立石鐫碑於此，為大蕃彝泰九年，大唐長慶三年，即陰水兔年（癸卯）春二月十四日事也。

在邏些（今拉薩）的會盟時間是長慶二年五月六日，樹碑時間是在長慶三年二月十四日。這次會盟也明確說明了唐朝和吐蕃之間舅甥關係，這是建立在文成公主、金城公主入藏兩次唐蕃和親基礎上的。石碑正面鐫刻的正式盟文也十分明確，其中有“文物孝德皇帝與聖神贊普獵贊陛下二聖舅甥”云云。長慶會盟之後，唐朝和吐蕃之間便一直保持了相對和平的態勢。

八、桑耶寺

8月14日，調研團隊考察了吐蕃時期的重要寺院桑耶寺。該寺位於山南地區扎囊縣桑耶鎮，就在寬闊的雅魯藏布江北岸。

桑耶寺具有極富特色的建築佈局，以烏孜大殿為中心，整個寺院建築群按照佛教想象中的世界結構進行佈置，總面積達到了25000平方米。烏孜大殿代表宇宙中心的須彌山；四方各建一殿，象征四大部洲；四殿旁邊又各有兩小殿，象征八小洲；大殿左右又有日、月兩小殿；大殿四角又有四塔，顏色各不相同，東北為綠塔，東南為白塔，西南為紅塔，西北為黑塔；外圍還有一圈圍墻，象征鐵圍山。根據藏文文獻《拔協》（sba-bzhed）所載，桑耶寺符合所有經藏、律藏、論藏和密宗的規格，是以某座印度寺院為藍本。據云桑耶寺在建築樣式上分別吸收了西藏、漢地和印度的構造風格，故也有“三樣寺”之稱。因為藏文文獻所載桑耶寺建成時間不一，學者們對於這一問題的認識也有分歧，有建成於766年、779年、787年等說法。可惜，在17世紀中葉桑耶寺曾被大火焚毀，六世達賴以後才陸續重建。近年來，桑耶寺得到了大規模的維修。

 

 

桑耶寺在吐蕃佛教史上具有極為重要的地位。雖然早在松贊干布時就在拉薩建立了大昭寺、小昭寺，但主要是供養佛像和佛經，並沒有出家的僧人。當時苯教仍然在吐蕃占有統治地位。赤松德贊在位時開始大力推行佛教，挑戰支持苯教的政治勢力。他從印度請來蓮花生和寂護，同時也從唐朝請高僧傳教，並翻譯佛經。桑耶寺就是建立在這一時期，一般認為桑耶寺是吐蕃第一座佛、法、僧三寶俱全的寺院，開創了藏人出家的先例。就在桑耶寺建成前後，有七位藏族貴族子弟師從寂護大師出家，稱為“七試人”。赤松德贊也正是以桑耶寺為中心來推行佛教。寺中立有《桑耶寺興佛證盟碑》，碑文為：

邏些及札瑪之諸神殿建立三寶所依處，奉行緣覺之教法。此事，無論何時，均不離不棄。所供養之資具，均不得減少，不得匱乏。今邇後，每一代子孫，均需按照贊普父子所作之盟誓，發願。其咒誓書詞不得棄置，不得變更。祈請一切諸天、神抵、非人，來作盟證。贊普父子與小邦王子，諸論臣工，與盟申誓。此詔敕盟書之詳細節目文字正本，存之於別室。

這就是以詔敕盟書的形式在小邦和諸臣中強力推行佛教，使佛教在吐蕃蓬勃發展起來。該碑目前就立在桑耶寺中心的烏孜大殿東門外側，由碑座、碑身、碑帽三部分構成，通高約5米。

 

 

還有一件著名的吐蕃早期佛教歷史事件與桑耶寺有關，這就是所謂“吐蕃僧諍”。據14世紀初成書的布頓《佛教史》以及記載桑耶寺歷史的《拔協》等藏文文獻，赤松德贊時，以蓮華戒為首的印度僧人與以摩訶衍為首的漢地僧人，因漸、頓之爭論訟不已。於是贊普主持雙方在桑耶寺進行辯論，最終蓮華戒獲勝。然而，敦煌文書P. 4646《頓悟大乘正理決》則記載摩訶衍是在鬥爭中獲勝。來自漢地的禪宗一度在吐蕃十分盛行。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根據對敦煌文書中的相關文獻研究認為，當時並沒有真的發生過有關中印佛教的大辯論會，只有持續了數年的一系列討論，在不同地點舉行，而且也是通過文字進行的。課題組在桑耶寺的院落內看到了一處講經臺遺跡，據云是蓮花戒講經之所。講經臺封閉在一個石屋內，石屋上部圍繞著藤蔓，有野花燦爛，與經幡相映。這或許也是桑耶寺內唯一可能與僧諍有些許關係的遺物了。

九、藏王墓

8月15日，調研團隊考察了位於山南地區瓊結縣城內的赤松德贊墓碑以及縣城南郊的藏王墓。

赤松德贊紀功碑目前立在瓊結縣城內，青瓦達孜宮山下，距離藏王墓約1.5公里。因在瓊結橋附近，又稱為“瓊結橋碑”。該碑由碑帽、碑身、碑座三部分組成，通高約5米。碑帽為廡殿頂樣式，上部有火焰型寶珠，底部雕刻雲紋。碑身正面為碑文，但保存不佳，已極為漫漶。碑陰以減地浮雕方式雕刻雄獅與對龍圖案。石碑兩側則各雕刻有三段有翼升龍及雲紋。霍巍先生指出，赤松德贊紀功碑碑文的內容和形式與赤德松贊墓碑並無太大區別，此碑很可能就是赤松德贊的墓碑。夏吾卡先先生進一步認為，赤松德贊紀功碑可能最初就在其墓前，是五世達賴時移至現處。

據《賢者喜宴》、《西藏王臣記》等文獻記載，藏文墓共有21座陵墓，1984年文物調查共確認16座封土墓，2004年調查確認東、西兩區共20座墓：西區為穆日山北麓瓊果溝溝口臺地，有13座墓；東區為瓊結河東岸的東嘎溝溝口，有7座墓。松贊干布以下吐蕃時期重要贊普的陵墓，都在西區。課題組即對穆日山北麓的西區進行了調研。這一區墓葬大致可以分為南北兩列，自西向東從瓊結河畔延伸到山坡。這些墓葬的封土大多是平定梯形。其中南邊一列墓葬封土形制較大，一般認為最西邊靠近瓊結河的大墓是松贊干布墓，其上見有佛殿。關於這些墓葬的墓主，此前學者的調查和研究有一些分歧。根據山南地區文物局最新的調查成果，南側一列大墓自西向東依次為松贊干布、芒松芒康、赤都松芒布杰、江察拉本、赤德祖贊、赤松德贊的墓，北側一列最西端大墓為赤德松贊墓。

 

 

赤德松贊墓前立有墓碑，由碑帽、碑身、碑座三部分組成，通高約7米。碑文記述了赤德松贊的功績，與赤松德贊紀功碑相仿。值得注意的是，位置最高的赤松德贊墓前有一對石獅子，昂首挺胸，風格與唐朝陵墓中的石獅相似。

 

 

總之，中國社科院歷史所“唐蕃古道”國情調研課題組此次與甘肅、青海、西藏三省區社科院通力合作，組成調研團隊，順利完成了2017年度青海、西藏段的唐蕃古道前期申遺調研工作。課題組從西寧至拉薩，歷經17天，行程超過5000公里，走通了唐蕃古道的古代交通路線，調查了古道遺跡、古城遺址、古戰場、吐蕃時期摩崖造像及碑刻等重要物質文化遺產，掌握了其保存保護狀況及相關研究資料，為“唐蕃古道”申遺的前期研究工作奠定了重要的基礎。

 

附記：此次調研工作，得到了甘肅省社會科學院、青海省社會科學院、西藏自治區社科院以及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玉樹藏族自治州，西藏自治區昌都市、林芝市、日喀則市、山南市等地相關部門的大力支持，在此一併表示深深地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