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唐五代表狀箋啓書儀文集雖淵源有漸，但其發展深受政治影響。唐前期朝
廷以“王言之制”爲重，表狀製作基本與王言合爲一體。開、天中隨着邊境戰爭的拓展，表狀箋啓製作逐漸顯示其獨立性，並在安史之亂藩鎮割據形成後，作爲應付諸種政治關係的藩鎮掌記文學而興盛發達。文章的重心始從朝命所頒的詔制過渡到爲藩鎮傳旨達意的表狀箋啓，致使相關專集不斷出現，且與中朝制誥表狀集形成並駕齊驅的局面。晚唐五代藩鎮動亂與軍閥混戰，使這一文學與政治的結合空前密切，“箋表”體裁的製作及相關掌記人才應運而生，畸形發展，造就了晚唐五代表狀書儀文集高度繁榮和輝煌的形勢，體現了時代大變動之下的一種新文化。
[關鍵字]：表狀箋啓書儀文集 掌記文學 藩鎮政治 新文化
敦煌文獻中保存的唐五代書儀門類品種甚多。就其大類而言之，除了著名的朋友書儀與綜合性的吉凶書儀外，還有周一良先生在《敦煌寫本書儀考》之一、之二中業已指出並作過研究的“表狀箋啓類書儀”。此類書儀大體屬於官場中公私往來的文牘範疇，因其多用官文書形式而被命名。近年出版趙和平《敦煌表狀箋啓書儀輯校》一書錄有此類書儀如《甘棠集》、《記室備要》、《新集雜別紙》、《刺史書儀》、《縣令書儀》、《靈武節度使表狀集》、《靈武節度使書狀集》及歸義軍時期表狀集、雜謝賀語（以上均用原名或趙書暫定名）等計三十餘種，時間多在晚唐五代，內容極其豐富。書作者對其文獻歷史價值均有相應的說明。與此類書儀産生問題有關，戴偉華《唐代使府與文學研究》一書，也專辟“表狀文”一節，對於唐後期表狀箋啓類文體的流行及其作爲藩鎮使府文學的性質、作用作了介紹。不久前筆者在前人研究基礎上，作《敦煌表狀箋啓書儀探源》一文，就此類書儀文集發展興盛的過程進行探討，並鈎稽文獻目錄記載的此類書儀文集百有餘部。鑒於表狀箋啓及相關書儀文集作爲某種文學形式的傳播與唐五代社會政治有着十分密切的關係，故筆者擬對此再加闡述，以期爲文體與書儀文集內容形式的變化提供更多的背景材料和認識。
一
敦煌文獻中的表狀箋啓書儀雖多屬晚唐五代作品，但論其淵源卻要早得多。筆者在《敦煌表狀箋啓書儀探源》一文中曾指出此類書儀的前身是文集，它們與制誥集同樣，隨着漢魏南北朝官文書的成熟化而出現，並在《隋書•藝文志》中記有多部。不過唐初以後，此類專集的製作卻已經歸於消歇。從《舊唐書·經籍志》所載開元四部書目中即很少見到有唐初表狀箋啓類文集，說明當時並不以此類製作爲時尚。
表狀類文集的減少無疑符合當時的趨勢。《唐六典》卷一《尚書都省》記唐朝公式文，分爲“凡上之所以逮下”的“制、敕、冊、令、教、符”，和“凡下之所以達上”的“表、狀、箋、啓、辭、牒”；但是在唐前期的朝廷，後者的光輝似乎被前者所掩蓋。制敕是中書舍人專職，擅長者知名於時，其製作也被稱爲大手筆。如貞觀中爲太子舍人、崇賢館直學士的李義府，“與太子司議郎來濟俱以文翰見知，時稱來、李。”武則天時的鳳閣舍人李嶠，“則天深加接待，朝廷每有大手筆，皆特令嶠爲之。”玄宗朝又有李乂與蘇頲。《舊唐書》卷八八《蘇頲傳》記：“時李乂爲紫微侍郎，與頲對掌文誥。他日，上（玄宗）謂頲曰：‘前朝有李嶠、蘇味道，謂之蘇、李；今有卿及李乂，亦不讓之。’”蘇頲又與張說齊名。一代文宗張說，“前後三秉大政，掌文學之任凡三十年。爲文俊麗，用思精密。朝廷大手筆，皆特承中旨撰述，天下詞人，咸諷誦之。”《新唐書》卷一二五《蘇頲傳》復曰：
自景龍後，與張說以文章顯，稱望略等，故時號“燕許大手筆”。帝愛其文曰：“卿所爲詔令，別錄副本，署臣某撰，朕當留中。”後遂爲故事。其後李德裕著論曰：“近世詔誥，唯頲敍事外自爲文章”云。
燕、許者，乃以張說、蘇頲之國公封號以爲名。“燕許大手筆”即特指其能作詔誥一類的大文章，復能潤之以文采，所謂“惟頲敍事外自爲文章”爾。“燕許大手筆”的産生說明詔誥制冊類文已爲朝野注重的中心，並出現了相關人才。開、天中知名的“王言”製作者是一批人。內如張九齡“文學政事，咸有所稱，一時之選也”；齊澣“論駁書詔，潤色王言，皆以古義謨誥爲准的”；許景先自開元初，“與中書舍人齊澣、王丘、韓休、張九齡掌知制誥，以文翰見稱”；更出色的是孫逖，“逖掌誥八年，制敕所出，爲時流歎服。議者以爲自開元已來，蘇頲、齊澣、蘇晉、賈曾、韓休、許景先及逖，爲王言之最。”
開、天時期是王言製作的高峰期。圍繞朝廷和皇帝爲中心，文人以能作王言爲准的、爲“大手筆”，故保留下來的文集文作中也頗多王言。王言之外，承平之際雖亦頗多大臣的謝賀表章應時製作，但它們的性質可與王言視爲一體，所以包括制誥集或表狀集在內，似乎也都無獨立單出之必要。
不過，唐初以來擅作表狀箋啓的大家畢竟還是大有人在。如唐太宗記室房玄齡，“在秦府十餘年，常典管記，每軍書表奏，駐馬立成，文約理贍，初無稿草。”又有薛收，爲房玄齡所薦。太宗召見問以經略，“收辯對縱橫，皆會旨要。”“時太宗專任征伐，檄書露布，多出於收，言辭敏速，還同宿構，馬上即成，曾無點竄。”太宗初授天策府上將，尚書令，命薛收與虞世南並作第一讓表，“竟用收者”。又以遊園獲白魚命爲獻表，“收援筆立就，不復停思，時人推其二表贍而速。”初唐四傑中的王勃曾爲英王戲作鬥雞檄文而被高宗斥逐；駱賓王武則天之際參與徐敬業作亂，“敬業軍中書檄，皆賓王之詞也。”其所作討武后檄中“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不僅令武則天拍案叫絕，也在後世膾炙人口。而與此兩人相比，陳子昂《上軍國機要事》、《諫靈駕入京書》、《諫雅州討生羌書》等一類文章，更是氣勢磅礴、議論縱橫、不下於王言的大手筆。
當然就箋檄或書啓之作而言，還是隨著邊境戰事的頻繁愈來愈有用武之地。《張曲江文集》所載開元中張九齡所作給安西、河西、翰海、幽州、劍南等地諸軍、諸使的敕書，事實上便是朝廷遠端指揮邊軍作戰的戰書，其《賀北庭解圍仍有殺獲狀》、《賀破突厥狀》等賀狀中，也稱述了其時節度軍使蓋嘉運、張守珪等實地報告的軍事奏狀。敦煌S.329《書儀鏡》中有“四海平蕃破國慶賀書”
一組，完全是唐廷與吐蕃等征戰之際朝臣邊將的往來書信。而如果說，從這些敕書、賀狀乃至書檄中我們已不難窺見開、天中邊境戰事交爭、羽檄飛遞的情景，那麽安史亂後複雜多變的政局下此類作品的紛繁即更是可想而知了。
二
在筆者已作統計的一百余部唐五代表狀書儀文集中，大多是來自地方藩鎮的作品。內包括王重民先生已指出的李太華《掌記略》、《新掌記略》和林逢《續掌記略》，還有武元衡西川從事撰《臨淮尺題》、李商隱《樊南甲、乙集》、溫庭筠《漢南真稿》、夏侯韞《大中年與涼州書》、黃台《江西表狀》、羅隱《吳越掌記集》、《湘南應用集》，以及被稱作“刀尺”、“刀筆”、“啓事”、“四六集”等的一類著作。從其名稱可以看出，安史之亂以後的表狀箋啓與前相比，不僅內容、規格不一，其製作也主要地不是出在中朝。李德裕《會昌一品集·別集》卷七《掌書記廳壁記》實涉此點。其文借漢魏記室文章得人之難論以爲：“《續漢書·百官志》稱，三公及大將軍皆有記室，主上表章報書記。雖列於上宰之庭，然本爲從軍之職。故揚雄稱軍旅之際，飛書馳檄用枚臯，非夫天機殊捷，學源濬發；含思而九流委輸，揮毫而萬象駿奔；如庖丁提刃，爲之滿志，師文鼓瑟，效不可窮，則不能稱是職也。”文並舉竇融征討還京師，班彪爲其製表，被光武所重；“及竇憲貴寵，班固、傅毅之徒，皆置之戎幕，以典文章；憲邸文章之盛，冠於當代。魏氏以陳琳、阮瑀管記室，自東漢以後，文才高名之士，未有不由於是選”的史事，以襯托唐朝後期藩鎮格局之下“典茲羽檄，代有英髦”的現實。
李德裕所說的漢魏記室即唐後期藩鎮掌書記之職。據《通典》卷三二節度使下有掌書記一員專掌“表奏書檄”，這使得代人作箋疏始成爲士人進身的一項藝能。《全唐文》卷五四三令狐楚《薦齊孝若書》在這方面頗有代表性。該書是向藩鎮舉薦掌書記人才的一封書啓。書稱“某官至，辱垂下問，令公舉一人，可管記之任者。愚以爲軍中之書記，節度之喉舌。指事立言而上達，思中天心；發號出令以下行，期悅人意。”這就是說，掌書記是軍中專職，由於代節度使作書檄，故實際上是爲節度使傳聲達意，這其中便要考慮到上中“天心”，下悅“人意”的關係問題。所以如何妥善表達，調節把握，是“諒非容易，而可專據”的大事。基於此，令狐楚便提出他薦舉之人是“學必專授，文皆雅正，詞賦甚精，章表殊健”，以爲“執事倘引在幕下，副於賓佐，使其馳一檄飛書，必能應馬上之急求，言腹中之所欲。”
這裏所言“章表殊健”一語來自魏文帝評說孔璋。從馳檄飛書和應急求、言所欲的標準看，雖然被舉薦人有四大特長，但前三者不過是作文的基礎，惟有“章表殊健”者才是任掌書記官必不可少的真本領。《舊唐書》卷一一一《高適傳》載其曾客遊河右，被河西節度使哥舒翰辟爲掌書記，“從翰入朝，盛稱之於上前”。安史之亂爆發，高適“《與賀蘭進明書》，令疾救梁宋，以親諸軍；《與許叔冀書》，綢繆繼好，使釋他憾，同援梁宋；《未過淮先與將校書》，使絕永王，各求自白，君子以爲義而知變” 。是高適曾以書達意，聯絡諸軍勤王朝廷，此正所謂戰亂之中“應馬上之急求”的實例。
章表書檄之功效，在唐後期藩鎮體制下得到發揮，其使用亦非僅限戰時。《韓昌黎集》卷一三《徐泗濠三州節度掌書記廳石記》實涉此點，其文稱：
書記之任亦難矣。元戎整齊三軍之士，統理所部之甿，以鎮守邦國，贊天子施教化，而又外與賓客四鄰交；其朝覲聘問慰薦祭祀祈祝之文，與所部之政，三軍之號令升黜，凡文辭之事，皆出書記；非閎辨通敏兼人之才，莫易居之。然皆元戎自辟，然後命于天子。
由此可見掌書記平時要爲節度使作各種文章，以應付藩鎮必須處理和面對的一應政務與關係。此種才能實關係三大方面：其一即藩鎮與朝廷之間。節度使派出在外，所謂“鎮守邦國，贊天子施教化”，軍國要事需向朝廷報告。除此之外，又有“朝覲聘問慰薦”諸禮，也是臣子對皇帝所必行。唐後期屬節度使所上皇帝表狀，即有諸如請事、奏議、賀謝、慰哀、進獻、讓官、舉薦等多種內容。有些箋表是表達藩鎮對朝廷的忠心，如謝賀等儀；有些則是關係藩鎮自身的事物、利益，需得到朝廷批准。這其中，當然還不乏給宰相、重臣的各類啓狀。其二是涉及“外與賓客四鄰交”的藩鎮與藩鎮甚至邊疆民族之間。平日相互照應，維持應有禮數，固有賀官、賀節、候問起居及答謝等與對朝廷差不多名目相同的儀節，需要箋啓往來；而戰時或敵或友，彼此間也必須有檄書戰報或軍情往還，其重要性並不亞於對朝廷。其三則是藩鎮內部。對於有關“所部之政，三軍之號令升黜”等事，都必須取得協調。其間書狀的作用關係到藩鎮本身乃至國家的穩定，其重要性此處僅舉三例以明之。
《舊唐書》卷一七二《令狐楚傳》記楚曾爲河東節度使掌書記：
楚才思俊麗，德宗好文，每太原奏至，能辨楚之所爲，頗稱之。鄭儋在鎮暴卒，不及處分後事，軍中喧嘩，將有急變，中夜十數騎持刃迫楚至軍門，諸將環之，令草遺表。楚在白刃之中，搦管即成，讀示三軍，無不感泣，軍情乃安，自是聲名益重。
令狐楚的表章不僅使德宗刮目，所草節度使遺表竟平息了一場一觸即發的暴亂，此章表能安撫藩鎮由是而知。
《北夢瑣言》卷五記會昌事稱：
舊說李紳相鎮淮海，奏薦副使章服，累表不允。有一舉人候謁，紳相知其文詞，請撰一表。其略云：“當道地管八州，軍雄千乘，副使著綠，不稱其宜。”相國大喜，果以此獲恩命。
候謁的舉人以“當道地管八州，軍雄千乘”形容李紳所領淮南之地的廣闊與軍力的雄壯，藉以反襯“副使著綠”品級的不合理，由此使節度使達到提升副使章服官階的目的，此也正是爲長官使主“言腹中之所欲”。可見表章做得如何，會直接影響到藩鎮與朝廷打交道是否成功。
藩鎮的表章之作某些時還涉及國家民族問題。《舊唐書》卷一六三《盧簡求傳》載其“釋褐江西王仲舒從事，又從元稹爲浙東、江夏二府掌書記，裴度鎮襄陽，保釐洛都，皆辟爲賓佐”，後累任涇原渭武、義武、鳳翔隴西、河東節度使。“簡求辭翰縱橫，長於應變，所歴四鎮，皆控邊陲，屬雜虜寇邊，因之移授，所至撫禦，邊鄙晏然”。以“辭翰縱橫”結合豐富的應變經驗溝通內外，得保綏邊境，撫禦夷民，表狀箋啓之用則無以加焉。
總之，由以上三例便可得知表狀文不僅是爲了解決庶務，某些時候更是協調關係的産物。而如韓愈所說，唐後期藩鎮與朝廷、藩鎮與藩鎮、藩鎮內部（或同一官府）僚屬上下級之間，既已形成多元而複雜的政治層面，那麽彼此間賴以疏通的表狀箋啓便決不可少。所以唐後期此類文章大量出現，如以《全唐文》所載唐前、後期表狀箋啓（特別是代人所作）的數量相比，其相差已不啻數、十倍之多，可知此類文體於官私之間的意義已非唐前期可以相比。這一點顯然刺激了同類文集的製作。筆者在前揭文中已說明，上述大量的表狀箋啓書儀文集正是在唐代中期以後逐漸出現，它們的作者也多是節鎮判官、掌書記一類人物。結合敦煌所見劉鄴《甘棠集》、郁知言《記室備要》、相州馬判官《新集雜別紙》和諸多敦煌歸義軍時期表狀儀，以及存世如李商隱《樊南文集》、崔致遠《桂苑筆耕集》等，知表狀箋啓書儀文集中的大部分都是圍繞藩鎮節度使和地方官員的需要産生的，尤其是其中應時應景的箋表謝賀儀與拜官啓狀等應酬文字大量出現，印證了上述關於表狀箋啓主要是爲了應付各種政治關係的看法。
三
在各類表狀箋啓書儀文集中，還有一些是諸如陸贄《論議表疏集》、《李絳論事集》、《李程表狀》、《李 表疏》、《張濬表狀》那樣的中朝之作。這類文集與同時的詔誥集並列，數量雖不多，規格卻較高，它們的製作者是中書舍人、翰林學士乃至宰相。
中書舍人、翰林學士的著作堪稱大製作。唐德宗以前，掌詔誥皆中書舍人，德宗時，擴大了翰林機構：憲宗更將翰林學士和中書舍人分成兩制，各爲六員，“翰林學士官謂之內制，掌王言，大制誥、詔令、赦文之類；中書舍人爲之外制，亦掌王言，凡誥詞之類。” 《冊府元龜》卷五五○《詞臣部·總序》稱：“元和初，學士院別置書詔印，凡赦書、德音、立后、建儲、大誅討、拜免三公將相曰‘制’，百官班于宣政殿而聽之。賜與徵召宣索處分之詔、慰撫軍旅之書、祠享道釋之文、陵寢薦獻之表、答奏疏賜軍號，皆學士院主之；餘則中書舍人主之。”由此可知，翰林院是朝廷最高等級的文書機構，學士又號爲內相，掌知一切國家機密文件的起草。其製作嚴格、講究，寫作水平應當是最高的，因此翰林學士（德宗以前是中書舍人）的作品不但是制誥集、也是表狀集的一大源泉。
翰林學士的製作對表狀集而言是來自於上的影響。但有一點須注意，即其諸種文書所及，是關係國家、朝廷政務和內外、上下的一切往來，其中也包括與藩鎮的交道。所以學士和舍人作爲皇帝的秘書班子，姑無論權力大小，其所掌性質已與藩鎮掌記不無共同。這樣一方面就要求掌制誥者必須懂得處理政治關係。陸贄的《翰苑集》大概便是其中最好的代表。據說他爲德宗所作的興元赦免李希烈等四鎮的詔書頒下，“四方人心大悅。及上還長安明年，李抱真入朝爲上言：‘山東宣佈赦書，士卒皆感泣，臣見人情如此，知賊不足平也。’”可見動人之深。相反如在此方面稍有疏忽，即沒有資格任翰林學士。《舊唐書》卷一五七《韋弘景傳》記“普潤鎮使蘇光榮爲涇原節度使，弘景草麻，漏敘光榮之功，罷學士，改司門員外郎”。
另一方面是任翰林學士和中書舍人者，必須要有藩鎮掌書記的寫作功底。故宣宗對舅鄭光的書記官有“表語尤佳，便好作翰林官”的評語。中書舍人翰林官擅长“表語”，并不奇怪。據說肅宗朝任中書舍人和宰相的李揆，就是於開元末始因獻書試表章而立蒙進用的，可見表狀和制誥本來就不可分。不过唐后期史料記載更多是善作表箋的文人舉子被藩鎮聘爲幕僚或掌書記，再入朝廷知制誥的實例。如崔元翰曾被滑亳節度使李勉辟爲從事，“後北平王馬燧在太原，聞其名，致禮命之，又爲燧府掌書記。……竇參輔政，用爲知制誥，詔令溫雅，合於典謨。”高郢“九歲通春秋，能屬文”，曾相繼被郭子儀、李懷光、馬燧聘爲掌書記和從事。後被徵入朝，任中書舍人，“掌誥累年”。又《舊唐書》卷一一八《楊炎傳》稱楊炎“風骨峻峙，文藻雄麗”，“釋褐辟河西節度掌書記。”後入朝累轉禮部郎中、知制誥，遷中書舍人。“與常袞並掌綸誥，袞長於除書，炎善爲德音，自開元以來，言詔制之美者，時稱常楊焉。”鄭絪“少有奇志，好學，善屬文”，張延賞鎮西川辟爲掌書記，德宗時入朝，“無幾，擢爲翰林，轉司勳員外郎知制誥。”李程，貞元中進士擢第、登宏辭科，“累辟使府”，二十年秋，招充翰林學士。
中唐“綸誥”與表章並重，所以中書舍人與翰林學士的選任爲人所重。後者與唐後期科舉文學尤其有關，此爲治唐史者熟知。不過掌制誥的人才常常來自善作表奏箋疏的掌書記也是事實，兩者實不可分。這一點，無疑會進一步鼓勵表章之士成爲入幕之賓。唐後期不少文士如劉禹錫、王起、呂溫、王質、宋申錫、崔鉉、裴休、王鐸、杜牧等無論是否進士出身，在入朝前，幾乎均有被藩鎮使府辟召的經歷。內“精於古文，善五言詩，今體文章復多才麗”的劉禹錫，“從事淮南節度使杜佑幕，典記室，尤加禮異”。王質元和中“釋褐嶺南管記，歷佐淮蔡、許昌、梓潼、興元四府”，後入朝，曾爲宰相李德裕“甚禮之，事必咨決”。崔鉉“三辟諸侯府，荊南、西蜀掌書記”，會昌中任知制誥，入爲翰林學士。此外，《舊唐書》卷一九○下《文苑下》記李商隱曾被河陽節度使王茂元辟爲掌書記，後隨鄭亞在嶺南累載。“（大中）三年，京兆尹盧弘正奏署掾曹，令典箋奏”，“弘正鎮徐州，又從掌書記”。《東觀奏記》卷下則稱商隱“文學宏博，箋表尤著於人間”。與商隱齊名者是溫庭筠，“少敏悟，工爲辭章，與李商隱皆有名，號‘溫李’。”
還有不少潦落的無名之士也因會寫“章表”找到了出路。《太平廣記》卷一五一《孟君》（出《逸史》）一則即頗有代表性。此則言貞元中文士孟員外，因“少時應進士舉，久不中第”而投靠親丈人省郎殷君宅，爲殷氏不禮，以至寄宿馬廄。卻不料“至明，有敕以禁兵將爲賊境觀察使。其人與殷友善，馳扣殷氏之門。武人都不知書，云：‘便須一謝表，兼鎮撫寇攘，事故頗多。公有親故文士，頗能襄助否？’殷良久思之，無可應者。忽記得孟君久曾應舉，可以充事。遽引見之，令草一表。詞甚精敏。因請爲軍中職事，知表奏，數日授官，月俸正七十千。”完全解決了前途問題。類似這樣的箋表人才出現及其作爲“掌書記”一類官服務於藩鎮，說明唐後期政治形勢的變化已影響于文學。文章的重心從朝命所頒的詔制過渡到爲藩鎮傳旨達意的表狀箋啓，或姑名之“掌記文學”，恐怕也是一種文化的轉移。而箋表及相關人才特爲藩鎮地方所重，還可見于前揭李德裕《掌書記廳壁記》言河東道掌記：
暨太尉臨淮王總節制之師，德裕叔父嘗與斯職，尋以才識英妙，肅宗召拜監察御史。厥後仆射高貞公，今河陽節度令狐公，以人文掌辰翰；國子司業鄭公，給事河南尹杜公，以才華登貴仕；繼斯躅者，不亦盛歟？
德裕所言高貞公（郢）、河陽節度令狐公（楚）、國子司業鄭公（叔規）與給事[中]河南尹杜公（兼？），均入朝爲貴達之士。其中“國子司業鄭公”之記載即見於《唐代墓誌彙編》大中一三五《唐故邵州鄭使君墓誌有銘》：
王□（父）以健筆奇畫，意氣名節，交馬北平燧、李中書泌、張徐州建封，掌北平書記十年，箋檄冠諸府。得兼御史丞，副守北都，入爲司業少仆，亦刺絳州，諱叔規。
鄭叔規因文才而交遊權貴，且包括鄭叔規在內的幾人，均由“箋檄冠諸府”的掌書記出身而升居高位頗有典型意義。德裕自己也以文才繼其後，故其自豪感不言自明。
歷來史家言牛李黨爭，均注意到李德裕反對進士科舉，“深嫉進士浮薄”，並且有其祖李栖筠在日家不置《文選》，“蓋惡其祖尚浮華，不根藝實”之說。陳寅恪先生也曾指出李德裕作爲“有唐一代不屬於復古派之文雄”，其學術趣嚮不僅於個人好惡且有關家世遺傳，也即李黨重經術和家學門風的問題。但所謂“浮華”、“藝實”究何所指，昔賢或未多措意，這裏相關文體似有必要追究。
據《舊唐書》卷一七四《李德裕傳》，言其“避嫌不仕台省，累辟諸府從事”。元和十一年，張弘靖罷相鎮太原（河東），被辟爲掌書記。壁記之作說明是在十四年，即其時也。穆宗即位，召入充翰林學士，“禁中書詔，大手筆多詔德裕草之”，由是知李德裕也是從掌書記而後知制誥的。
案李德裕善作詔書表狀，可見今存其《會昌一品集》，內中不僅收錄了他於會昌中任宰相時自作的大量詔敕、論事狀等，還有不少代人所作書。如《代劉沔與回鶻宰相書意》、《代符澈與幽州大將書意》、《代宏敬與澤潞軍將書》等，均是內外戰事中代藩鎮或領兵軍將所爲。《北夢瑣言》卷五言“李太尉破昭義，自草詔意而宣付翰林，至如鄭文公自草高太尉詔，皆務集事，非侵局奪美也”是其時事實，然則李德裕與鄭畋的自草詔敕，並非顯其所能，而是特重其事也。
李德裕對於詔敕表章“大手筆”之重是文章與政治的刻意結合。這一點，觀李商隱爲之文集作序，稱武宗與之“定元首股肱之契。曰我將俾爾以大手筆，麒麟閣中，霍光且圖於勳伐；元洲苑上，魏收別議于文章。光映前修，允兼具美”即可證之。而李德裕執此“允兼具美”者並非僅限於自身，也用於對人材選拔。《舊唐書》卷一七七《劉鄴傳》謂其父三復善屬文，“長慶中，李德裕拜浙西觀察使，三復以德裕禁密大臣，以所業文詣郡干謁。德裕閱其文，倒屐迎之，乃辟爲從事，管記室。”使李德裕“倒屐迎之”的是什麽文章呢？《唐語林》卷三記曰：
劉侍郎三復，初爲金壇尉。李衛公鎮浙西，三復代草表云：“山名北固，長懷戀闕之心；地接東溟，卻羨朝宗之路。”衛公嘉歎，遂辟爲賓佐。
如論者已指出，原來劉三復就是借用當地北固（顧）山之名勝，及地接東海的地理環境，將唐朝江山穩固，和藩鎮戀慕朝廷的雙重含義暗喻在文章之中。此正所謂“表語尤佳者”，故被李德裕用爲掌書記。《北夢瑣言》卷六關於李德裕還有另一段爲人熟知的記載：
唐杜荀鶴嘗遊梁，獻太祖詩三十章，皆易曉也，因厚遇之。洎受禪，拜翰林學士，五日而卒。朱崖李太尉獎拔寒俊，至於掌誥，率用子弟。乃曰，以其諳練故事，以濟緩急也。如京兆者，一篇一詠而已，經國大手，非其所能，幸而殂逝，免貽伊恥也。制貶平曾、賈島，以其僻澀之才，無所採用，皆此類也。
從來史家論此條，都以爲李德裕“率用子弟”是李黨重門第的證據，或以爲“獎拔孤寒”與“率用子弟”是李德裕用人的兩個方面，並無關係。但是從《北夢瑣言》作者這裏將杜荀鶴“一篇一詠”之能及平曾、賈島“僻澀之才，無所採用”與“諳練故事，以濟緩急”的”經國大手”作對比來看，其中竟然也牽涉文體問題，即李德裕所重者，本爲經世治國的表章制誥實用性大文章，所用者乃是能作此類文章，熟知“故事”而長於應變的“大手筆”，即韓愈所說的“閎辨通敏，兼人之才”。從前揭劉三復事，知李德裕“獎拔孤寒”與“率用子弟”在這一方面並無矛盾且是完全一致的。這與僅能一觴一詠恰恰是“藝實”與“浮華”的兩種表現。由此而知德裕的“深嫉進士浮薄”至少原因之一是反對它僅以詩賦，而不是實用文以取士。（據《資治通鑒》卷二四四文宗太和七年（833）七月，記“上患近世文士不通經術，李德裕請依楊綰議，進士試議論，不試詩賦。”結果不久即下制進士停試詩賦。所謂“議論”者正屬表狀類文章不可缺，這與上述德裕的旨趣正相一致。）
無獨有偶，與李德裕同樣重視章表之作的竟然還有作爲“牛黨中堅”的令狐楚。《唐摭言》卷五記曰：
令狐文公鎮三峰，時及秋賦，特置五（三？）場試：第一場雜文，第二場詩歌，第三場表檄。
案三峰在唐代指華州。此處言令狐楚“鎮三峰”者，當指其元和十三年任華州刺史。其“秋賦”的對象乃當州準備選送京城的舉子。表檄在雜文、詩歌之外單獨被列爲一種，固然與令狐楚本人有此愛好與特長有關。令狐楚爲唐中後期章奏大家，前揭李德裕壁記及《舊唐書》本傳已提到。舊傳謂其少即學屬文，“弱冠應進士，貞元七年登第”，因隨父在太原，故相繼爲河東節度使李說、嚴綬、鄭儋所聘，自掌書記至節度判官。上述令狐楚的作品能爲德宗所辨，說明其章表已是自成一格、別有風韻。而他能在白刃逼迫之下從容作出令軍士感泣、穩定人心的動人篇章，也說明在章表方面的特殊功力。令狐楚之所作對後世不能無所影響，這恐怕也是在他以後，河東道極重掌記的原因。前揭《新唐書》言李商隱曾爲王茂元、盧弘正所聘，但李商隱文才正是受到令狐楚的栽培。“商隱能爲古文，不喜偶對，從事令狐楚幕，楚能章奏，遂以其道授商隱，自是始爲今體章奏。”
“今體章奏”即駢體章奏，令狐楚通過李商隱發展“今體章奏”，進一步證明了他對章表體裁的貢獻。非常耐人尋味的是，令狐楚與李德裕雖分屬兩黨，但對制誥表章類文體的重視卻並無不同。其區別只在於李德裕反對專以詩賦取士的進士科舉，而令狐楚卻是要將表狀文的考試補充融入科舉。爲什麽政治派別如此不同的人對於同一問題會有如此的共識呢？指出這一點並不是要否定前人關於牛李黨爭與科舉關係的結論，而是要說明此種共識乃是來自當時社會對此類文章及相關政事人才的大量需求。中晚唐之際，實用性的章表書檄既爲朝廷與藩鎮間處理政事、協調關係一日不可或缺，且更爲藩鎮所用，故此類文章在社會上傳播流行，擅長者也由此爲進身之階。唐詩人溫庭筠“發迹豈勞天上柱，屬詞還得幕中蓮”和路過陳琳墓時“莫怪臨風倍惆悵，欲將書劍學從軍”的感慨可謂道出了文人屈從現實的無奈。大量掌記人才的出現及其由此而宦達的歷史表明此種文章的實際社會政治功用遠過詩賦。《舊唐書·高適傳》曾言“而有唐以來，詩人之達者，唯適而已”，雖有所誇張，但正說明了一個事實，即文人不掌握此類章表文章技能者不足以安身立命，這是當時爲文的大趨勢，也是從政的大趨勢。李德裕、令狐楚對於章表人才的看中不過是由於政治需要而順從這一大趨勢罷了。且無論他們本人的政治觀點、黨派取嚮如何，其對此道之推崇卻不能不對文體的流行和人們的追求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事實上，不少文人（包括進士）由於任藩鎮掌書記或相應官職，使章表之作及政治才能都得到鍛煉提高，他們由地方步入中央，這對科舉取士和文官政治而言，不能不認爲是一種有益的彌補。
四
如果說，安史之亂至中晚唐的藩鎮體制已爲掌書記文學和表狀箋啓文集的製作提供環境，並爲其廣爲流傳創造條件的話，那麽唐末五代的藩鎮動亂及軍閥割據局面已使這一文學的創作與政治的結合達到空前密切的程度。特別是僖宗朝黃巢之亂以後，因諸侯爭地而天下擾攘，朝廷與藩鎮及藩鎮與藩鎮之間敵友不常，關係敏感而脆弱，戰事一觸即發，其間利害衡量，機謀權變，全賴善作表狀書檄的文士以表達。《北夢瑣言》卷五記一例曰：
唐僖宗皇帝蒙塵於蜀，朝士未集，闕人掌誥。樂朋龜、侯翮輩雖居翰林，而排難解紛之才，非所長也。高太尉鎮淮海，擁兵不進，與浙西周寶不睦，表章遞奏，各述短長，朝廷欲降詔和之，學士草詞，殊不愜旨。前進士李端有壯筆，軍容田令孜知之，召而與語，授以毫翰。李仍請酒，飲數杯，詔書一筆而成，文藻之外，乃奇辯也。深稱上旨，除行在知制誥，官至省郎。
雖則是詔書，卻不是命令，而是充滿了“奇辯”的和解書。朝廷周旋於藩鎮之間的複雜政治情勢，竟爲李端這樣的“壯筆”之士提供了機緣。唐末五代戰亂之際，我們常常可以從各種記載中發現他們的蹤迹。
《唐摭言》卷十略曰：
李巨川，字下已，姑臧人也，士族之鼎甲，工爲燕許體文。廣明庚子亂後，失身於人，佐興元楊守亮幕；守亮，大閹復恭養子。守亮敗，爲華帥韓建所擒。建重其才，奏令掌書奏凡十餘年，名振海內。
湯篔，潤州丹陽人也，工爲應用，數舉敗于垂成。李巢在湖南，鄭續鎮廣南，俱以書奏受惠。晚佐江西鍾傳，書檄闐委，未嘗有倦色。
李凝古，給事中損之子，沖幼聰敏絕倫，工爲燕許體文。中和中，從彭門時溥。溥令製露布進黃巢首級，凝古辭學精敏，義理該通，凡數千言，冠絕一時，天下仰風。
顧蒙，宛陵人，博覽經史，慕燕許刀尺，亦一時之傑。
《舊五代史》卷六○《王緘傳》略曰：
王緘，幽州劉仁恭故吏也。少以刀筆直記室，仁恭假以幕職，令使鳳翔。還經太原，屬仁恭阻命，武皇留之。緘堅辭復命，書詞稍抗，武皇怒，下獄詰之，謝罪聽命，乃署爲推官，歷掌書記。緘博學善屬文，燕薊多文士，緘後生，未知名，及在太原，名位驟達。
唐末凡具有“燕許”文學的“刀筆”之手，即使應舉不第或非進士出身，在藩鎮使府也很容易找到發揮特長的掌記之位。且不僅文士是以所謂“刀尺”謀生，藩鎮對此類人士也極度渴求。
《北夢瑣言》卷一七：
（李）習吉，右相林甫之後，應舉不第。黃巢後，遊於河東，攝榆次令，李公（克用）辟爲掌記，箋檄之捷，無出其右。梁祖每讀河東書檄，嘉歎其才，顧敬翔曰：“李公計絕一隅，何幸有此人！如鄙人之智算，得習吉之才筆，如虎之傅翼也。”其見重如此。
李習吉即李襲吉，《舊五代史》卷六○有傳。稱“光啓初，武皇遇難上源，記室歿焉。既歸鎮，辟掌奏者，多不如旨”，直到襲吉被薦，遂專此用。 此後李克用與朱全忠、劉仁恭不協相攻， “其間論列是非，交相聘答者數百篇，警策之句，播在人口，文士稱之。”天復中，李克用婿河中王珂敗爲朱全忠所擒，克用也因此勢蹙，故欲修好於梁，據傳言其書即由李襲吉所作。內中言及爲朱全忠無理相迫，有“毒手尊拳，交相於暮夜；金戈鐵馬，蹂踐於明時”之句；盛誇李克用兵力之強，更有“馬邑兒童，皆爲銳將；鷲峰宮闕，咸作京坻”、“矧復陰山部落，是仆懿親；回紇師徒，累從外舍”諸語。而“梁祖覽之，至‘毒手尊拳’之句，怡然謂敬翔曰”云云，便有同於上述《北夢瑣言》對李襲吉的赞誉。“又讀至‘馬邑兒童’、‘陰山部落’之句，梁祖怒謂敬翔曰：‘李太原喘喘餘息，猶氣吞宇宙，可詬罵之。’及翔爲報書，詞理非勝，由是襲吉之名愈重。”
按據諸史記事，李克用失河中後確實兵勢大受其損，不敵朱全忠。但觀李襲吉此書，乃是借助沙陀軍隊雄猛、能與邊陲外族聯合以及山川地理的優勢大言恫嚇，以使朱全忠有所顧忌，不再苦苦相逼、兩雄相鬥，達到保存實力，以進爲退的目的。其書不但文辭優美，且處處充滿機辯，故被朱全忠欣賞也可想而知。又察《通鑒考異》卷二六二證其事在天復元年（901）二月，並於“李克用遣使以重幣請修好於全忠，全忠雖遣使報，而忿其書詞蹇傲，決欲攻之”下，引《唐末見聞錄》朱全忠回書有“前年洹水曾獲賢郎，去歲青山又擒列將”及“鎮、定歸款，蒲、晉求和”語，引《唐年補錄》有“天復元年五月壬午，制以朱全忠兼領河中，仍詔與太原通和。初，朝廷以全忠吞併河朔，又收下蒲津，必恐兵起相侵，乃下詔太原、夷門，使務和好。時太原意亦以全忠漸強，先以書聘”事，並記朱全忠進表有“臣與太原曾於頃歲首締歡盟，及其偶掇猜嫌，止爲各爭言氣”等語。引《續寶運錄》載全忠表及《大梁編遺錄》、《唐太祖紀年錄》，都提到李克用遣軍將張特持幣馬檄書請釋憾修和好事。讀之可見朝廷與朱、李三方之詔令表書往來之詳，由此亦知當朱李爭戰之際，此類書檄會是如何頻繁重要。
也正是爲此，故其時如李襲吉那樣可以“行修箋表，坐了檄書”的人物並不是一個而是一批。《舊五代史》於其傳末記曰：
“自廣明大亂之後，諸侯割據方面，競延名士，以掌書檄。是時梁有敬翔，燕有馬郁，華州有李巨川，荊南有鄭准，鳳翔有王超，錢塘有羅隱，魏博有李山甫，皆有文稱，與襲吉齊名於時。
諸人中，文稱最著而與襲吉齊名者是前揭李巨川。《舊唐書》卷一九○下《文苑傳》言其事更詳：
巨川乾符中應進士，屬天下大亂，流離奔播，切於祿位，乃以刀筆從諸侯府。王重榮鎮河中，辟爲掌書記。時車駕在蜀，賊據京師，重榮匡合諸藩，叶力誅寇，軍書奏請，堆案盈几。巨川文思敏速，翰動如飛，傳之藩鄰，無不聳動。重榮收復功，巨川之助也。及重榮爲部下所害，朝議罪參佐，貶爲漢中掾。時楊守亮帥興元，素知之，聞巨川至，喜謂客曰：“天以李書記遺我也！”即令管記室，累遷幕職。
李巨川景福中被韓建所擒後，仍爲掌書記。“俄而李茂貞犯京師，天子駐蹕于華。韓建以一州之力，供億萬乘，慮其不濟，遣巨川傳檄天下，請助轉餉，同匡王室，完葺京城。四方書檄，酬報輻輳，巨川灑翰陳敘，文理俱愜，昭宗深重之，即時巨川之名聞於天下。”三任掌記、名動天下的李巨川最終爲朱全忠所殺，死因竟仍是以文名見嫉。同傳曰：
光化中，朱全忠陷河中，進兵入潼關。[韓]建懼，令巨川見全忠送款，至河中，从容言事。巨川指陳利害，全忠方圖問鼎，聞巨川所陳，心惡之。判官敬翔亦以文筆見知于全忠，慮得巨川減落名價，謂全忠曰：“李諫議文章信美，但不利主人。”是日爲全忠所害。
李巨川之死于文章固然可悲，但嫉恨他的敬翔也是文翰大家。前揭朱全忠答復李克用書辭即由其所作。
《舊五代史》卷一八《敬翔傳》略曰：
翔好讀書，尤長刀筆，應用敏捷。乾符中，舉進士不第，及黃巢陷長安，乃東出關。時太祖初鎮大梁，有觀察支使王發者，翔里人也。翔往依焉。發以故人遇之，然無由薦達。翔久之計窘，乃與人爲箋刺，往往有警句，傳於軍中。太祖比不知書，章檄喜淺近語，聞翔所作，愛之。及見，應對稱旨，即補右職，每令從軍。翔不喜武職，求補文吏，即署館驛巡官，俾專掌檄奏。（太祖）恨得翔之晚，故軍謀政術，一以咨之。
敬翔並非僅善刀筆，傳謂梁祖曾問其邠、歧戰事，“翔剖析山川郡邑虛實，軍糧多少，悉以條奏，如素講習，左右莫不驚異，太祖歎賞久之。”翔後任至宰相。曾有《大梁編遺錄》三十卷，言朱梁事，“與實錄偕行”。其與李襲吉、李巨川等顯非一般文詞之士，而是傳所言“遭遇霸王，懷抱深沈，有經濟之略”的政事人才。“刀筆”與經世治國相輔相成，相得益彰，乃晚唐五代文學人才的特點之一。
《舊五代史》卷七一《馬郁傳》：
馬郁，其先范陽人。郁少警悟，有俊才智數，言辯縱橫，下筆成文。乾寧末，爲幽州府刀筆小吏。李匡威爲王鎔所殺，鎔書報其弟匡儔。匡儔遣使於鎔，問謀亂本末，幕客爲書，多不如旨。郁時直記室，即起草，爲之條列事狀，云可疑者十，詞理俊贍，以此知名。
據說對於馬郁的“十疑之書”，王鎔也“遣記室張澤以事實答之，其略曰：‘營中將士，或可追呼；天上雷霆，何人計會。’詞多不載。”可見王鎔手下也有與馬郁同樣的人才。
岑仲勉《金石論叢》錄《唐故清海軍節度掌書記太原王府君[渙]墓誌銘》：
府君每于中令王公[鐸]之門，以子弟執加等之敬，其所知遇，亦異群倫。初，僖皇之幸蜀也，時王公以相印總戎，鎮臨白馬，仍於統制有都都之號，即羽檄箋奏，斷可知矣，君於斯務，頗分預焉。又，故相國太平鄭公[延昌]與君有中外之密，所申獎重，情匪由私。洎先駕駐歧之年，鄭公以計務兼大京兆之任，充京城招葺制置使，凡所章奏，時悉委之。所以今標袠之內，有《燕南筆藁》一十卷，奉王公也；有《西府筆藁》三卷，遵鄭公也；有《從知筆藁》五卷，乃褒梁與南海途路之次及大明、東館申職業也。
據墓誌所言，王渙還曾受知于山南西、嶺南東道節度使徐彥若和門下侍郎韋昭度，在其幕中或手下任職，“捧記室之辟書，被金章之華寵”。因此王渙也是唐末活躍於中央地方，“分預”羽檄箋奏，並頗有著作和影響的人物。
又《北夢瑣言》卷七记“唐滎陽鄭准，以文章依荊州成中令，常欲比肩陳、阮，自集其所作爲三卷，號《劉表軍書》”。同卷又稱“唐末鳳翔判官王超，推奉李茂貞，挾曹馬之勢，箋奏文檄，恣意翺翔”，“有《鳳鳴集》三十卷行於世”。前揭《舊五代史·李襲吉傳》言李山甫事不詳。或言其爲樂彥禎幕客。《太平廣記》卷二○三《王中散》（出《耳目記》）唯稱其“文筆雄健，名著一方”，並有文集，則亦爲當時作箋表檄書聞名並彙成文集者。
此外更有羅隱。《唐才子傳》卷九記羅隱廣明中遇亂歸鄉裏。後投錢鏐爲掌書記。錢“初授鎮命沈崧草表謝，盛言浙西富庶，隱曰：‘今浙西焚蕩之餘，朝臣方切賄賂，表奏，當鷹犬我矣。’請隱更之。有云：‘天寒而麋鹿曾遊，日暮而牛羊不下。’又爲《賀昭宗改名表》云：‘左則姬昌之半字，右爲虞舜之全文。’作者稱賞。”
羅隱事也見於《吳越備史》。隱爲詩人，但亦爲善析形勢、應時處務的章表大家，其著作如《吳越掌記集》、《湘南應用集》等甚夥。由羅隱及上述諸人事迹，足徵當時擅長表章箋書的掌記人才從南至北，遍佈藩鎮小朝廷之間，可謂“橫行”天下矣。而唯因“箋表”文學及相關掌記人才應運而生，畸形發展，才會造就晚唐五代表狀書儀文集高度繁榮和輝煌的局面。
五
晚唐五代表狀箋啓之掌記文學既臻大用，則在其流行過程中，必然形成重視、研究的環境。《唐才子傳》卷十記沙門貫休“風騷之外，尤精筆剳，荊州成中令[汭]問以書法，休勃然曰：‘此事須登壇可授，安得草草而言！’中令銜之，乃遞入黔中。”《唐摭言》卷十記李巨川“草謝表以示吳子華（融），其中有‘彤雲似蓋以長隨，紫氣臨關而不度’，子華吟味不已，因草篇與巨川對壘。略曰：‘霧開萬里，克諧披睹之心；掌拔一峰，兼助捧持之力。”《太平廣記》卷二○○（出《羅紹威傳》）記梁鄴王羅紹威“喜尚文學，雅好儒生”，立學舍置書樓招延四方遊士，待以恩禮。
當時藩牧之中，最獲文章之譽。每命幕客作四方書檄，小不稱旨，壞裂抵棄，自襞箋起草，下筆成文，雖無藻麗之風，幕客多所不及。
《北夢瑣言》卷四略曰：
盧相光啓，先人伏刑。爾後弟兄修飾赴舉，因謂親知曰：“此乃開荒也。”……受知於租庸張濬，清河出征并、汾，盧每致書疏，凡一事別爲一幅，朝士至今效之。蓋八行重疊別紙，自公始也。
從文士到藩鎮節度使都極端重視“筆剳”、“書檄”的製作，如論者已指出某些表狀實爲府主與幕僚的共同創作。且從“吟味”、“對壘”到創造“重疊別紙”一類的箋啓形式，表箋的寫作方式、內容是一再推陳出新的。從前揭一些例證，可知唐前期用來形容詔誥等“王言”製作的“燕許大手筆”、“燕許體文”已被用來形容文士製作的表奏甚至是官場一般應用的啓狀箋劄，所謂“燕許刀尺”也。足見其時人們對啓狀箋剳一類的製作，已看得不下於王言，並且在寫作技巧上也有意向它看齊、靠攏。另外，諸如李商隱“今體章奏”和盧光啓“八行重疊別紙”的創造，更給時人提供了學習的榜樣和創作的空間。
應當說明，表狀書檄、章奏箋剳，它們的等級和使用對象、場合雖有不同，但既同屬公式文，說到製作方式也有許多相通之處。如唐朝文體雖有今古之爭、駢散之變，但從“燕許大手筆”到“今體章奏”卻基本均用駢體。即以李商隱而論，商隱初雖“不喜偶對”，但書啓卻從令狐楚。“及在令狐楚府，楚本工章奏，因授其學。商隱儷偶長短，而繁縟過之。”就今《樊南文集》所收表狀書啓，除如《上崔華州書》、《別令狐拾遺書》、《與陶進士書》等少數例外，絕大多數皆用駢偶，所謂“樊南四六”也。這正是“今體章奏”也即駢體公式文的實踐。
唐朝的表狀箋啓何以仍頗多駢體？這一點，應與駢體自身的變化及特點有關。正如前人所指出，駢文在六朝是唯美主義的貴族文學，但到唐代卻因不斷的改造而增加了實用色彩。且既具備駢體原來的各種優點，也具有寫作的相對難度。駢體四六之句，講究對仗氣韻，文字工整簡約，文雅莊重。其多用典故的特點體現作者的識見，可爲執政者的參考。而改造後的行文重聲勢，其間或不乏軍旅之氣，此點尤便藩鎮往還之用。故李德裕用子弟掌誥，“以其諳練故事，以濟緩急也。”《舊五代史·李襲吉傳》說他“博學多通，尤諳悉國朝近事。爲文精意練實，動據典故，無所放縱，羽檄軍書，辭理宏健”。可見“諳練故事”、“動據典故”及“辭理宏健”是製作表章不可少的，而這些最能通過駢體以體現。
除了應用駢體文之外，表狀箋啓在唐五代特殊時局之下復有一些特殊的要求。例如製作中文士的文思敏捷是最要的，至被人稱羨而號“下水舩”，但“快”必須以戴偉華文已提到的“簡約”为前提。《舊唐書》卷一三七《于公異傳》，記公異“文章精拔，爲時所稱。建中末，爲李晟招討府掌書記。興元元年收京城，公異爲露布上行在云：‘臣已肅清宮禁，祗奉寢園，鍾簴不移，廟貌如故。’德宗覽之，泣下不自勝，左右爲之嗚咽。”此露布僅有四句，意深文要，與戴文所提到的裴度臨終所上進封玉帶表（一云令狐楚進寶劍）文“內府珍藏，先朝特賜；既不敢將歸地下，又不合留向人間”者異曲同工，都爲膾炙人口之作。而這類“簡切”之文大概在唐末戰亂之際更受歡迎。
《北夢瑣言》卷七記“蜀中庾傳昌舍人，始爲永和府判官。文才敏贍，傷於冗雜。因候相國張公，有故未及見，庾怒而歸，草一啓事，僅數千字，授於謁者，拂袖而去。他日，張相謂朝士曰：‘庾舍人見示長箋，不可多得。雖然，曾聞其角觝牒詞，動乃數幅。’譏其無簡當體要之用也。”“動乃數幅”的長牒長箋是令人反感的“無簡當體要”之作，相反的例子是吳融。據說天復元年（901）昭宗借神策軍將與崔胤誅叛亂宦官劉季述、王仲先，“既御楼，内翰維（唯？）吳子華（融）先至，上命於前跪草十餘詔，簡備精當，曾不頃刻。上大加賞激。”時當倉促，能夠又快又簡捷地陳情達意才是本事。前揭盧光啓創八行重疊別紙，“凡一事別爲一幅”，或者也是爲了適應戰時傳達報告中清楚明瞭、簡便實用之需。
表狀箋啓是朝廷章奏和“四方書檄”，是傳達某種政治意圖、處理諸方複雜關係的産物。故作者必須審時度勢，通權達變。《北夢瑣言》卷七曾謂“唐末亂離，渴於救時之術。孔相國緯，每朝士上封事，不暇周覽，但曰‘古今存亡，某知之矣。’未審所陳厲害，其要如何，蓋鄙其不達變也。”審時度勢是作章表的人應具有的政治敏感和政治才能，但“儒生中通變者鮮矣”是當時實情。能夠兼備文字及政事之長者不易得，卻是如李襲吉輩所必具。這就是前揭唐末掌書記人才爲藩鎮爭奪的原因。而除此之外，還有戴文所言爲人捉刀的技術。《北夢瑣言》卷四記“唐吳融侍郎策名後，曾依相國太尉韋公昭度。以文筆求知，每起草先呈，皆不稱旨。吳乃祈掌武（指昭度）親密，俾達其誠（下略）。掌武笑曰：‘吳校書誠是藝士，每有見請，自是吳家文字，非干老夫。’由是改之，果愜上公之意也。”足見爲人捉刀代筆，還要模仿他人文字語氣，實在非容易之事。
章表箋書既需常用駢體而要具備時文風尚，又有其特殊的要求和技巧。所以不但製作此類文字已成爲一種獨特的功夫和學問，而且文章本身也成爲文體中獨具的一種模式，如何學習製作此類新潮文章是社會廣泛的需要。當然在傳播過程中，章表大家的作品就是最好的榜樣。此類作品被世人引爲參考，爭相效法，從《新唐書》卷一六六《令狐楚傳》言其“於箋奏制令尤善，每一篇成，人皆傳諷”；《舊唐書》卷一六三《盧簡能傳》附子知猷，“器度長厚，文辭美麗，尤工書，落簡錯翰，人爭模仿”；及《舊五代史》卷六○言李襲吉“論列是非，交相聘答者數百篇，警策之句，播在人口，文士稱之”，即可見其一般。
也正是在這樣的風氣之下，才形成了表狀箋啓文集一旦製作即迅速流傳的局面，如《北夢瑣言》卷七記蜀主王建初用馮涓掌箋奏，馮升職後用韋莊和閬州人王保晦，都不甚滿意。直到用王超。“超以一本舊族，思偶風雲。每遇飛章，言僞而辯。蜀先主愛之，以二王書題表稿示長樂公（馮涓），公乃致書迎謝，倍加讚賞。......王超後爲興元留後，遇害，有《鳳鳴集》三十卷行於世。後又有名石欽若者，體效其筆，爲劉知俊判官。......王超全集三十卷，今只見三卷，聞於盧卿宏也。”所說即是王超文集爲人模仿流傳的情況。由此可見時人對表箋文章的看重及欣賞、仿效實乃促進了此類文集的産生。而晚唐五代的箋奏、表狀文集顯然是大量的。筆者從《新唐書》卷六○《藝文志》及其它史籍中鈎稽的這類文集（詳前揭文），相信只是當時的一小部分，但從中已可窺見規模。且從作者的情況亦可證實，此類專集自中唐至五代，製作數量的確是在不斷增加，而這與我們上面的分析是完全一致的。
因此，正像朋友書儀、吉凶書儀興起、盛行于六朝及唐前期一樣，曾經出現在漢魏南北朝的表狀箋啓類文集也重新興盛于晚唐五代，並進一步發展爲藩鎮地方所須的公式文書儀。各時代有着不同的需要及關注焦點，也便有着不同形式內容的書儀和民俗禮書。但是所有新形式的産生都在追隨着時代大變動的脈搏，唐代從重“王言之制”到重“燕許刀尺”也是如此。從這個意義上看，書儀所反映的就不僅是時尚和文體，也代表着社會政治生活總體變化下的一種新文化。所以，如果從這個角度上來思考，那麽對於此種書儀文集的製作也就絕不可以等閒視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