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徒马元贞与武周革命

雷  闻

（原刊《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1期，73－80页）

内容提要：本文利用碑刻文字，探讨长安金台观观主马元贞在武周革命前后的活动，知其人奉敕主持了革命之初在五岳四渎的投龙设醮仪式，而且很可能就是此期最重要的政治宣传品《大云经神皇授记义疏》中所引“中岳马先生谶”的作者。

关键词：马元贞、武周革命、岳渎、投龙、谶

早在1935年，陈寅恪先生撰就《武曌与佛教》一文，探讨了武后先世杨隋皇室的佛教信仰及对武后的影响，并分析了她对佛教图谶的利用。[1]  1962年，汤用彤先生在一篇短文中则根据英藏敦煌文书S.6502及S.2658《大云经疏》中征引的道士寇谦之铭指出：“是则其登极所用之符谶，固非专依佛教，并有道教。”[2]  1974年，饶宗颐先生发表了《从石刻论武后之宗教信仰》，主要利用石刻碑铭材料对这一课题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认为武后的宗教信仰，前后有重大转变，在其与薛怀义接近时期，出于利用的目的而崇佛。及至晚年常游幸嵩山，求长生，故兴趣转移于道教。[3]  1976年，富安敦（Antonino Forte）先生出版了《七世纪末中国的政治宣传与意识形态》一书，通过对S.6502残卷的深入分析，揭示了佛教徒对武周革命的支持，他认为这件文书就是法明等十位僧人于载初元年（公元690年）七月所上的《大云经神皇授记义疏》，乃是武周革命时重要的政治宣传品。[4]  近些年来，李斌城先生、王永平先生又进而探讨了武则天与道教的关系以及武周时期道教的发展等相关问题。[5]  神塚淑子女士的论文从1982年嵩山出土的金简入手分析了武则天的个人信仰、从投龙与封禅探讨了国家祭祀与道教关系，最后通过对王玄览《玄珠录》中“心”的概念的分析，考察了这一时期道教理论的发展。[6]  以上研究使我们对武则天与宗教关系的认识渐趋深化，但还有一些具体问题有待研究，本文即以长安金台观主马元贞在武周革命前后的活动为个案，对道教与此期政治宣传的关系作进一步的探讨。

饶宗颐先生在《从石刻论武后之宗教信仰》一文中，曾提示我们注意泰山《岱岳观碑》上武周时期的道教造像建醮题记，[7]  此碑立于泰山东南麓王母池之岱岳观，由两块石碑上施石盖，合而束之而成，故又称双束碑，民间又俗称为鸳鸯碑，历代著录此碑的金石学著作极多。[8]  在此碑上镌刻着从高宗乾封元年（公元661年）到代宗大历八年（公元773年）的二十余条奉敕建醮造像的题记，对于我们研究唐代国家祭祀与道教的关系问题非常重要。在此，值得我们特别重视的是天授二年（公元691年）初的那条题记，先录文如下（武周新字皆回改通用字，下引武周时期碑文同）：

大周天授二年岁次辛卯二月癸卯朔十日甲子，金台观主中岳先生马元贞，将弟子杨景初、郭希玄，内品官杨君尚、欧阳智琮奉圣神皇帝敕，缘大周革命，令元贞往五岳四渎投龙作功德。元贞于此东岳行道，章醮投龙，作功德一十二日夜。又奉敕敬造石元始天尊像一铺，并二真人夹侍，永此岱岳观中供养。祇承官宣德郎行兖州都督府仓曹参军事李叔度。[9]

按武则天改唐为周是在天授元年（公元690年）九月九日。很显然，革命之后仍有进一步巩固政权的需要，因此武则天敕马元贞等到五岳四渎投龙作功德，其目的当然是向上天和百姓宣扬“大周革命”之正当性。

马元贞的这种题记，我们在碑刻中还发现五条[10]：

（1）大周天授二年二月廿三日，金台观主马元贞、弟子杨景初、郭希玄奉敕于东岳作功德，便谒孔夫子之庙，题石记之。内品官杨君尚、欧阳智琮、宣德郎行兖州都督府仓曹参军事李叔度。[11]  （在曲阜孔庙《鲁相史晨飨孔子庙碑》左上方）

（2）天授二年岁次辛卯四月壬寅朔一日壬寅，金台观主马元贞奉敕，大周革命，为圣神皇帝五岳四渎投龙作功德。于此淮渎，为国章醮，遂日抱重轮，祥云显彩，五鹤坛上，萦绕徘徊，天花舞空，若素雪而飘飏。时官人道俗八十九人同见。

弟子杨景初、郭希元（玄），内品官杨君尚、欧阳智琮，承议郎行桐柏县令薛□，唐州录事参军安智满，承议郎行桐柏县主簿韩元嗣，将仕郎守淮漕令□礼征，桐柏县录事赵德本，里正樊客安、陈智兴、赵文昌，佐史□怀素、向思荣、张宏节，祝史樊恩通、樊文绰、田元幹，老人何惠湛、樊武弁、樊九征、樊贡。镌匠董修祖。[12]  （在河南唐县淮渎庙）

（3）天授三年岁次壬辰正月戊辰朔廿四日辛卯，大周圣神皇帝缘大周革命，奉敕：遣金台观主马元贞往五岳四渎投龙[作]功德。十六日至奉仙观，沐浴□斋，行道忏悔。廿一日于济渎庙中行道，上神衣。辰时在路，日抱戴，庙中行道，日又重晖，宣读御词，云垂五色，□□□，至廿四日章醮讫，投龙，日开五色，又更重晖，官寮（中缺）同见。

弟子杨景□、弟子□□□，五（内）品官杨君尚、欧阳智琮，同见官人朝散大夫行济源县丞薛同士，同见官人宣义郎行主簿王智纯，同见官人承奉郎行尉薛元杲，同见官人登仕郎行济渎令孟意诞，同见人上骑都尉（下缺），同见人□□尉行（下缺）。[13]   （在河南济源县《奉仙观老君石像碑》侧）

（4）□□三□岁次壬辰□月丁丑□五日辛丑，大周圣神皇帝遣金台观主马元贞作功德，□□□于中岳。[14]   （在嵩山《中岳嵩高灵庙之碑》侧）

（5）使□毕中孚，副主簿王智□，维大周天授三年岁次壬辰，圣神皇帝之革命三载也。德泽□岁，光灵灼铄，神祇品物，咸与维新。乃敕道士马元贞，肃将明命，钦若大道，投龙醮于济渎。醮讫，仍以□綵造石天尊并夹侍二仙。元贞以正月戊辰朔廿一日戊子陈法座，宣御词，俄有仙鹤回翔，庆云萦拂。于时济源县丞薛同志等道俗数百人，咸睹灵应，以为非常之□。洎醮讫，遂遵睿旨，式范尊容，琢雕为璞，于兹克讫。仍□位于奉仙之观，废以妙功，永资昌历，天长地久，服永无斁。如意元年七月十五日。[15]      （在济源县济渎庙）

早在叶昌炽《语石》中，在谈“道流之书”时就说：“马元贞题名有四通，一在登封，一在济源，一在曲阜史晨碑后。余惟济源一刻未得见，其余两刻，与【其】岱岳斋醮记笔法同，是其能书为可信。”[16]  这是从书法角度来讲。我则据此注意在武周革命之初，马元贞奉命带领弟子杨景初、郭希玄，在两名中使杨君尚、欧阳智琮的陪同下进行的一系列宗教宣传活动。其时间是：

天授二年二月十日，他在泰山岱岳观章醮投龙，作功德十二日夜，并造像。

天授二年二月二十三日，拜谒曲阜孔庙；

天授二年四月一日，在唐县淮渎庙章醮投龙，作功德；

天授三年正月十六日至二十四日，在济源县济渎庙章醮投龙，作功德；

天授三年腊月五日，在嵩山中岳庙行道；

如意元年七月十五日，在济渎庙造像完工。

依题记所言，当时武则天是命他去五岳四渎投龙作功德，目前所见即有东岳、中岳、淮渎、济渎四处。案山川崇拜是中国最古老的一种信仰，对其祭祀成为国家祭典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在秦汉帝国进行文化统一与整合的过程中，山川祭祀体系得到整理，逐步形成以岳镇海渎为中心的祭祀系统。从此，岳渎就不仅是一种地理概念，而且成为一套象征王朝正统性的体国经野的文化符号，[17]  国家有大事一般须告祭五岳，而改朝换代时的祭祀，更具有非常的意义。一方面是报谢上天的眷顾，另一方面则是要借此向百姓宣扬新政权天命斯在的正当性。例如，北齐文宣帝天保元年（公元550年）夺取东魏政权时，“诏分遣使人致祭于五岳四渎，其尧祠、舜庙，下及孔父、老君等，载于祀典者，咸秩罔遗。”[18]  因王朝更代而告祭于岳渎，与武周代唐如出一辙，只不过后者所派的使者换成了道士，举行的仪式也变成了道教的投龙；[19]  再则从南北朝以来，道教与国家祭祀有相互结合的趋势，岳渎祭祀的道教化更为明显，[20]  至于武则天本人，她对岳渎祭祀非常重视，而且更多是从道教的角度来认识其性质的。以东岳为例，仅在《岱岳观碑》上，就留下了七条武周时期奉敕行道的题记，先列表如下：[21]

再考虑到《大唐大弘道观主故三洞法师侯尊师（敬忠）志文》所记：“通天年（公元696－697年），契丹叛逆，有敕祈五岳，恩请神兵冥助。尊师衔命衡霍，遂致昭感。”[22]  以及在嵩山发现的久视元年的投龙金简，则不难看出，武则天对于五岳行道的兴趣是持久性的，其目的既有祈求长生者，也有祈求战争胜利者，不一而足。《唐会要》在谈及岳渎祭祀时说：“旧礼皆因郊祀望而祭之，天宝中，始有遣使祈福之祀。”[23]  显然不确，遣使岳渎以道教仪式祈福，早在高宗、武则天时就已非常流行了。也正由于此，在稍后武则天封禅中岳时还专门度人入道。如侯敬忠本人曾于永昌年间被薛怀义强迫为僧，到了“登封年，遂抗表愿复其道，人愿天从，还居仙境”。此外，在开元十五年（公元727年）二月所立的《大唐大弘道观故常法师（存）墓志铭》中说，常存“属则天升中，度为道士，住弘道观”[24]。 这次度人的规模今天已无从考论，但肯定不止他们二人。

需要注意的是，与《岱岳观碑》上大多数以替皇帝个人或国家祈福为主要目的的道教仪式不同，马元贞在天授初举行的这一系列宗教活动具有非常明确的政治宣传目的，即宣扬大周革命的正当性。每次活动的规模都很大，例如在淮渎庙举行的仪式上，共有官人道俗八十九人参加，在济渎庙的仪式上，人数更达数百人之多。这些人中，通常包括了道士、中使、地方官及当地的老人等，拿淮渎庙的仪式为例，就有唐州、桐柏县两级政府的官吏、管理淮河漕运的官员（淮漕令）、三位里正、淮渎庙的三位祝史，还有四位老人。这里引人注目的一个现象是，除了州县官员外，樊姓之人在里正、祝史、老人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显然，樊氏应当是当地的乡望，他们的参与象征着基层土豪势力对于武周政权的支持。在这样的仪式上，照例会有祥瑞出现，以示上天的意旨，于是天意人心都显示了对武周革命的支持，马元贞的宣传目的就算是达到了。接下来一般要进行造像活动，如在岱岳观“奉敕造石元始天尊像一铺，并二真人夹侍”，在济渎庙“造石天尊并夹侍二仙”。这些造像与题记相配合，展示于五岳四渎这样一些国家祭祀与民间社会相接壤的重要地点，就其本质而言，它们不仅仅是一种功德，更是以政治宣传为目的的公共艺术。

马元贞主持的金台观与武则天的关系也值得关注。此观位于长安西部的崇化坊，本名西华观，贞观五年（公元631年）太子承乾有疾，敕道士秦英祈祷获愈，遂立此观。[25]  早在显庆末，来自西华观的道士郭行真就率领弟子在泰山为高宗和武则天举行过法事，这也就是《岱岳观碑》上的第一条题记：“显庆六年（公元661年）二月廿日，敕使东岳先生郭行真、弟子陈兰茂、杜知古、马知止奉为皇帝皇后七日行道，并造素像一躯，二真人夹侍。”[26]  郭行真其人在当时很有影响，《法苑珠林》卷六九记曰：“龙朔三年（公元663年），西华观道士郭行真，家业卑贱，宿素寒门。亦薄解章醮，滥承供奉。敕令投龙，寻山采药。上托天威，惑乱百姓，广取财物，奸谋极甚。并共京城道士，杂糅佛经，偷安道法。圣上鉴照知伪，付法，法官拷挞，苦楚方承。敕恩恕死，流配远州，所有妻财并没入官。”[27]  接下来全文收录了当年十二月十四日宣下的敕文，内称其罪名还包括“交结选曹，周旋法吏”等，更表明其势力之大。他这次被配流到爱州，但显然为时甚短，很快重新出现在长安的政治舞台，并进一步入宫为则天施行厌胜之术，据《资治通鉴》载，麟德元年（公元664年）末，“有道士郭行真，出入禁中，尝为厌胜之术，宦者王伏胜发之。上大怒，密召西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上官仪议之。”[28]  毫无疑问，他属于武则天的私人势力。垂拱三年（公元687年），因犯武则天祖讳，西华观改称金台观。从前述马元贞奉敕为武周革命积极奔走宣传的事实来看，武则天与此观道士仍保持着密切的关系。直到长安元年十二月，我们还可以看到金台观的新任观主赵敬同率领弟子奉敕于东岳设斋行道的记载。细审从郭行真到马元贞、赵敬同等人的形迹，我们似乎有理由认为，与洛阳大弘道观的地位相仿，金台观（西华观）是长安道教界对武周政权的支持力量的中心之一。

现在再说富安敦先生已经注意到的《大云经神皇授记义疏》（以下简称《义疏》）。其中共征引道教谶纬达五处之多，分别是：《卫元嵩谶》、《中岳马先生谶》、《紫微夫人玉策天成纬》、《嵩岳道士寇谦之铭》和西岳道士所得《仙人石记》。每段谶文下，《义疏》都进行了有利于武周革命的解释。富安敦先生翻译了这些道教谶文并作了比较详尽的注释，对其产生时间和背景进行了初步考证或推测，为进一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遗憾的是，他的解读也有一些失误，如《义疏》中所谓的“西岳道士於仙掌得仙人石记”，富安敦先生认为“於仙掌”是西岳道士的名字，[29]  其实“仙掌”是与莲花峰齐名的西岳主峰之一，一个充满着道教色彩的圣地。《云笈七签》卷八五《王延传》记这位周隋之际的高道隐居华山时，“每登仙掌、莲峰，摄衣前行，如履平地，常有猛兽驯卫所止。其三洞玄奥、真经玉书，皆焦君所留，俾后传于世。”[30]  显然，《义疏》本段系指西岳某道士在仙掌峰得到《仙人石记》之意。另据《新唐书·地理志》一载，华阴县于垂拱元年（685）改名为“仙掌县”。[31]  其原因虽可能与避讳有关，[32]  但我们若结合《义疏》中“西岳道士於仙掌得仙人石记”的记载，则此两事似也有着某种联系，因所谓祥瑞的发现而更改地名之事在武则天统治时期并不鲜见。[33]

《义疏》中说：[34]

中岳马先生谶曰：“牵三来，就水台，更徽号，二九共和明，止戈合天道，圣妇佐明夫，率土怀恩造。”又谶曰：“东海跃六传鱼书，西山飞一能言鸟。鱼鸟相依同一家，鼓鳞奋翼膺天号。”又谶曰：“戴冠鹦鹉子，真成不得欺。”“二九一百八十年，天下太平高枕眠。”又谶云：“陇头一丛李，枝叶欲彫踈。风吹几欲倒，赖逢鹦鹉扶。”

这里的“马先生”，富安敦先生推测为法藏敦煌残卷P.2255《老子道德经》卷尾题记中出现的“三洞先生中岳先生马□□”，他进一步推测可能就是“马遊定”[35]，但是，我们认为这种推测不太可能。因为这条题记明确记载是天宝十载（公元751年）正月二十六日的，此距武周革命已有六十年之久，且这位马先生远处偏僻的敦煌，很难想象，他就是六十多年前为武周革命制造舆论的《大云经神皇授记义疏》中出现的“中岳马先生”。事实上，在武周革命的积极支持者中确有一位非常活跃的“中岳马先生”，那就是前文讨论的长安金台观的观主马元贞，他为武后代唐进行的舆论宣传可谓不遗余力，我们推测，《义疏》中的“中岳马先生”很可能就是马元贞。

此外，富安敦先生曾推测此谶作于上元元年（公元674年）八月高宗与武后分称“天皇”、“天后”的前后，[36]  恐不尽然，因为在谶文中还有“陇头一丛李，枝叶欲彫踈。风吹几欲倒，赖逢鹦鹉扶”之语，很难想象早在高宗去世十年之前的上元年间就有人敢于编造出这样的谶文，它们只可能出现在高宗去世，武后代唐之势已成的历史条件下。所谓的《中岳马先生谶》未必成于一时，马元贞长期追随武则天，为其在不同时期造作不同的谶言，是完全可能的。正因如此，在武周革命之初，奉敕往五岳四渎投龙作功德，继续进行舆论宣传的重任就落在了他的肩上。

还应注意到，马元贞的许多法事活动是在天授二年四月“令释教在道法之上，僧尼处道士女冠之前”的诏令发布之后进行的，这也促使我们重新考虑这个诏令对于当时道教界的打击是否有我们以前想象中的那么沉重。因为此时虽有薛怀义强迫道士为僧的事件发生，但还有一批道士在积极地为武周政权作舆论宣传，而且这种活动也并非个别现象。除马元贞外，西岳道团的动向也值得重视，他们在垂拱元年就已造作出所谓的“仙人石记”，为武周革命进行舆论准备。到武则天统治的中期，华山云台观的道士们又制造了“天尊瑞石”的祥瑞，有一份贺表曰：“臣等一昨伏见四（西）岳云台观道士奏称：御像瑞石大妙至极天尊一铺，创造圣容，未施五色，宿昔之顷，画绩自然，不加之分，宛同神化。”[37]  这也同样表明了华山道团对武周政权的支持态度。

以上的考证，都是当年陈寅恪、汤用彤诸先生所未涉及，而时贤亦未暇深入探讨的，这对了解武则天时期道教的政治面目及武则天对道教的态度，尚不无裨益，对研究我国宗教与政治关系或亦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