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舒翰與《隴右紀聖功頌》

——唐哥舒翰紀功碑考實

劉子凡

摘要：甘肅省臨洮縣城內所立唐碑，因《通志·金石略》載有哥舒翰紀功碑，以及乾隆《狄道州志》載碑文有“丙戌哥舒”四字，被清代以降的學者認定為哥舒翰紀功碑。然而據現場考察，此碑碑額題名為“□右□聖功頌”，可釋為“隴右紀聖功頌”，當是真正的碑名。《隴右紀聖功頌》碑為隴右節度使哥舒翰在天寶八載收復石堡城後，為頌唐玄宗聖功而立，並非邊將或邊人為哥舒翰紀功之碑。此碑象征著唐玄宗平定石堡城的武功，是唐朝與吐蕃戰事的重要歷史見證。

關鍵詞：哥舒翰；紀功碑；唐玄宗；吐蕃；石堡城

甘肅省臨洮縣有一方廣為人知的哥舒翰紀功碑。哥舒翰為唐玄宗朝名將，因與吐蕃作戰有功，曾任河西、隴右兩道節度使，威震邊塞。西鄙人有歌曰：“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帶刀。至今窺牧馬，不敢過臨洮。”此碑因與哥舒翰有關，歷來為學者所重視，清代以來的金石著作屢有著錄。然而，由於碑文漫漶不清，現存僅不到百字。關於此碑所立之時間、緣由、具體內容等重要信息，皆不易考證。除了金石學者的考證外，當代的相關研究成果極少，僅見有一些介紹性文字及關於碑刻保護的討論[1]。致使學界僅知有此碑，而不得其詳。2016年8月，筆者藉參加“唐蕃古道”調研之機，得以觀摩臨洮縣哥舒翰紀功碑之原石，並校錄其文字，發現據原碑碑題，此碑應名《隴右紀聖功頌》。本文即擬對結合相關著錄及考察所見，復原出目前可知的碑文，并略考其内容，以期揭示這一涉及唐代西北邊疆史事的重要碑刻的珍貴價值。

一

哥舒翰紀功碑一名最早見於宋鄭樵《通志》卷七三《金石略》，其中載有“哥舒翰紀功碑”，在熙州[2]。宋代熙州治狄道縣，即今臨洮縣。清康熙朝《臨洮府志》卷二一《雜志》有：

古碑，府治南北極觀內，高二丈，闊六尺，厚三尺，首刻獸物，跌列人形，文皆隸書。累經兵火，字畫剝落，無所辨識。故老相傳，乃唐李晟平定羌戎，於此建碑鎮之，書乃葛舒翰也。[3]

又乾隆朝《狄道州志》卷五《寺觀》載有：

北極觀，在州治南。內有唐哥舒翰紀功碑，僅“丙戌哥舒”四字可辨。《府志》作李晟立碑而翰作書者，誤。[4]

可知此碑在清代是立於縣城內的北極觀。清初蔣薰《觀哥舒翰碑在臨洮北極觀》詩即有“北極臨洮觀，猶留節度碑”云云[5]。據乾隆《狄道州志》，碑上有“丙戌哥舒”四個字，正可與《通志》中所載的哥舒翰紀功碑對應。這樣，《狄道州志》便很自然地將臨洮縣唐碑稱為哥舒翰紀功碑了，此後清人亦大多延續了這樣一種稱呼。至於康熙《臨洮府志》中提到的李晟立碑傳說，明顯有誤。李晟為唐德宗朝名將，常與吐蕃交戰，然而安史之亂後臨州狄道縣（今臨洮縣）便陷於吐蕃，唐朝再未收復。李晟不可能在此立碑。其中所謂“書乃葛舒翰”，或許是源自碑文的“丙戌哥舒”四字。

又道光朝《蘭州府志》卷二《地理下•狄道州》載：

唐碑亭，在州城北極觀。《州志》云有“丙戌哥舒”四字可辨，故相傳為哥舒翰紀功碑。後僅存九十餘字，並此四字皆剝落矣。知州田自福建亭覆之，州人吳鎮集剩字為《唐雅》六章。碑書八分甚古，容城楊耐谷證以所藏帖，以為明皇御筆。[6]

大致在道光時，石碑文字已剝落大半，僅見九十餘字，且已不見“丙戌哥舒”四字。值得注意的是，清代時哥舒翰紀功碑受到了地方的極大重視。狄道州知州田自福為哥舒翰紀功碑建立了碑亭，進行了妥善保護。當地文人也愛惜其字，更有考證碑文為唐玄宗御筆者，但這種考證顯然並不可靠。光緒三十一年（1905）葉昌熾往臨洮縣訪碑時，哥舒翰紀功碑在石壁觀，高如巨屋[7]。此石壁觀或即北極觀。1937年10月，顧頡剛在西北考察時亦曾到臨洮訪碑，其日記載哥舒翰紀功碑是在縣城內大街46號院內，碑石巍峨，“其地無門柵，頑童時以小石投擲，更易損，再過數年將成沒字碑矣。”[8]大致在民國時，道觀即已不存。石碑尚在一院中，不過沒有保護，損毀更甚了。

至於碑文，王昶《金石萃編》（以下簡稱《萃編》）進行了著錄並略作考證，其書卷九〇有：

哥舒翰紀功殘碑

（碑前後缺，高九尺六寸三分，僅存廣四尺五分，十行，行三十三字，隸書。）

（缺）皇之德施化眸天墜經綸象雲雷日月所臨之（缺）遠（缺）也憬□□夏其惟犬戎聚落倡狂保聚山谷故聖王之（缺）則懷（缺）舊章特申約言載錫姻好（缺）明德（缺）也濳通約而反間（缺）軍士（缺）未加（缺）乃親（缺）敗謀（缺）大□水（缺）德□□叛（缺）舉而定（缺）也武有七德今則過之而頌聲無聞何以□    聖策謀從（缺）頌曰（缺）

按此碑題哥舒翰紀功碑，文殘缺，僅存一百餘字，可讀者曰：“德化侔天，墜經綸，象雲雷”云云數語而已。不知所紀何功，且不見立碑歲月……更以《唐書•吐蕃傳》證之，吐蕃自中宗景龍三年和親，金城公主下嫁後，聘使往來，國以赤嶺為界，表以大碑，刻約其上，詔張守珪分諭劍南、河西州縣，自今和好，無相侵暴。迨金城公主薨後未久，吐蕃乃悉眾入寇，攻振武軍石堡城。天寶元年，戰靑海。明年，破洪濟城。又明年，帝以哥舒翰節度隴右，翰攻拔石堡，更號神武軍，禽其相兀論様郭。又破洪濟、大莫門諸城，收九曲故地，列州縣，實天寶十二載。於是，置神策軍於臨洮西，澆河郡於積石西，及宛秀軍以實河曲。後二年，蘇毗子悉諾邏來降，封懷義王，賜姓李氏，此是十四載事。然則此碑所紀，正是洪濟、大莫門之戰，收九曲故地之功。碑中所謂約言、姻好、通約、反間等語，多與此合。碑後云：“武有七德，今則過之，而頌聲無聞”，似是邊將紀哥舒翰功，而因以頌君德也……碑或立于天寶十二載，或在十四載悉諾邏來降之時，皆不可知，今姑附于十四載後。此碑得者絕少，昶官關中，德淸宋維藩在陝甘制府幕中，購以見貽。未詳立碑所在，諸金石家多未著錄，惟鄭氏《通志•金石略》載此碑云在熙州。[9]

王昶錄出的碑文，共有95字。王昶乾隆四十一年（1776）遷陝西按察使，在任十年[10]。他大致就是此時獲得了拓片，而在此之前金石學家多未著錄，當時得見此碑之人又絕少。故而王昶所刊布的碑文，或為目前所見最早的記錄。王昶逕言碑題哥舒翰紀功碑，應是參考了《通志·金石略》。由此出發，王昶認定此碑是邊將為紀念哥舒翰戰功而立，認為其中所謂“武有七德”云云，只是因紀哥舒翰功而讚頌玄宗的圣德。至於立碑的時間，王昶則推測為哥舒翰攻破洪濟、大莫門諸城，收九曲故地的天寶十二載（753），至悉諾邏來降的天寶十四載之間。

方履篯《金石萃編補正》（以下簡稱《補正》）卷一載有“唐哥舒翰紀功碑殘字”，共錄有101字，如下：

之徳施化侔天墜經綸象雲雷日月所臨之

西夏其惟犬戎種落倡狂保聚山谷故聖王之

月支　　斤　　舊章特申約言載錫姻

好　　　　　　　　　　　　　　賓也潛通約而反間

遠　　萬親　　　　　　　　　　　不加

懐　敗謀　　　　也僉聞何以頌曰

明德　大服小

也憬　　　　軍士　　舉而定　　　禾

叛　　　　　　　　　聖筞謀從　力也　　　有七

德今則過之而頌聲 [11]

此種錄文與《萃編》稍有異同，且多出了“月支”、“斤”、“禾”、“賓”等字。可惜，《補正》的字句順序明顯有錯亂，尤其是現已剝落的字，個別已無法找到其原本位置。不過這也是目前所見著錄字數最多者，大概是方履篯見到了更全的拓本。

民國時臨洮人張維《隴右金石錄》（以下簡稱《金石錄》）書中亦載有哥舒翰紀功碑。張維親見其碑，故能據原碑詳盡指出《萃編》及《補正》錄文的錯訛，共錄出81字。但張維給出的錄文明顯上下對錯了行，且錄出新字極少，這裡不再引用，詳見後文碑文校注。張維又有考證曰：

此碑既錄於《金石略》，又有“哥舒”二字，自系邊人為哥舒翰紀功所作，觀西鄙人歌“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帶刀。至今窺牧馬，不敢過臨洮”之詩，蓋邊人之稱翰深矣。唐初置臨洮軍于狄道，其後始移鄯州節度衙內，故此碑立于狄道。至於碑有“丙戌”二字者，丙戌為天寶五年，是年吐蕃寇邊，翰拒之於苦拔海，所向摧靡，由是知名。明年，乃擢翰隴西節度副使。蓋敘其功業所自，而非樹碑之年也。舊《志》以為李晟所立，自屬訛誤。或又以為明皇御筆，亦無佐證，姑闕疑焉可矣。[12]

張維亦是根據《通志·金石略》及《狄道州志》的記載，將其定是邊人為哥舒翰所作的紀功碑。他提出“丙戌哥舒”四字中的“丙戌”為天寶五載，但樹碑之年卻不一定在此時。哥舒翰紀功碑在清代、民國時的著錄和研究情況大致如此。

二

2016年8月11日，筆者有幸作為中國社科院國情調研項目課題組成員，與課題組諸位先生同至臨洮縣，考察了哥舒翰紀功碑。此碑就樹立在臨洮縣城南大街的路邊，有後代建立的青磚墻體支撐石碑，其上有頂，周圍立有一人高的鐵柵欄，此外便沒有更多的保護措施。從現場觀察情況看，哥舒翰紀功碑碑體部分極高。根據甘肅省博物館康明大、陳庚齡先生的測量資料，石碑總高度約7.57米，其中碑額高0.92米，碑身高5.25米，寬1.84米[13]。因長期遭受日曬雨淋，石碑表面風化剝蝕非常嚴重，表層已經開始脫落。結合現場觀察，目前所見的未脫落的碑文有5片，共餘76字。相比於清代，字數又少了一些。而石碑現在仍然暴露在戶外，如果不立即採取技術手段保護，碑文或將脫離殆盡。

以下在現存碑文的基礎上，參照《萃編》、《補正》及《金石錄》的錄文，將已知的剝落文字補入，作成目前可知的較全的碑文文本。其中字體加粗者為今存文字，其餘為補入文字。中缺字數、行數，皆據原碑字距行距推算而得。

（前缺）

1                       皇之德施化侔天墜經綸象雲雷日月所臨之

2 遠者              也憬□西夏其惟犬戎種落倡狂保聚山谷故聖王之

3 則懷                                        舊章特申約言載錫姻好

4 明德                                              賓也潛通約而反間

5 軍士

6   意

□右□  7

8      工

聖功頌  9   未加

10   □

11 乃親

12 敗謀

13 大服小                                     德□□叛

14 一舉而定                    也武有七德今則過之而頌聲無聞何以

15 聖策謀從

16 頌曰

       （後缺）

碑額       《萃編》、《補正》、《金石錄》皆不錄碑額。根據現場拍攝的照片及甘肅省圖書館藏拓片[14]，可以摹繪出碑額文字，如圖所示。碑額為篆書，原有6字，今存4字，為“□右□聖功頌”[15]。

第1行    “皇”及句末“之”，已泐，據《萃編》、《補正》、《金石錄》補。《金石錄》將“皇之德化”以下與“遠者”對為一行，誤。“遠者”應在第2行，與“也憬□西夏”為同一行。《金石錄》以下對行皆誤，不再一一舉出。

同行       “侔”，《萃編》作“眸”，誤。

第2行    “也憬□西”，已泐，《萃編》、《金石錄》作“也憬□□”，另據《補正》補入“西”字。

同行       “種落”，《萃編》作“聚落”，誤。

同行       “之”，已泐，據《萃編》、《補正》補。

第3行    “舊章特申”、“姻好”，已泐，據《萃編》、《補正》、《金石錄》補。

第4行    “賓”，已泐，據《補正》補。

同行       “也潛通”、“反間”，已泐，據《萃編》、《補正》、《金石錄》補。

第6行    “意”，《萃編》、《補正》無，據《金石錄》及原石錄入。

第8行    “工”，諸書皆無，據原石錄入。

第9行    “未加”，已泐，據《金石錄》補入並確定位置，《補正》作“不加”。

第11行  “乃”，《補正》作“万”，《金石錄》作“身”。視原石當為“乃”。

第13行  “大服小”，《萃編》作“大□水”，誤。

同行       “德□□叛”，據《萃編》、《金石錄》補，並據《金石錄》確定位置。

第14行  “一”，漫漶不清，《萃編》、《補正》皆無，據《金石錄》確定。

同行       “也”、“以”，已泐，據《萃編》、《金石錄》補。

第15行  “頌曰”，已泐，據《萃編》、《補正》、《金石錄》補。

三

明確碑文內容尤其是碑額文字之後，可以清楚地看到，傳統上習稱的“哥舒翰紀功碑”並非此碑之名，正確的碑名應是碑額題寫的“□右□聖功頌”。甘肅省臨洮縣在唐代為狄道縣，屬隴右道，又在隴右節度使節制範圍內。故碑額的第一個字為“隴”字，當無疑義。

至於“聖功頌”，與此名相類似的碑銘，皆是為紀述皇帝功績而作。如楊炎撰有《鳳翔出師紀聖功頌》，其中有：“主上以神武清難，至德遂人。崇勛絶瑞，光照萬古。開闢日月，於今六年。百姓豈忘力於帝乎！”[16]可知此碑是為紀念唐肅宗自鳳翔起兵平定安史之亂而作，立碑時間為肅宗無年號之元年（762）。又唐憲宗曾力排眾議決意削平蔡州藩鎮，元和十二年（817）平蔡後，群臣請為憲宗立碑，此即韓愈所撰《平蔡碑》。關於此事，《新唐書·吳元濟傳》載：

既還奏，群臣請紀聖功，被之金石。皇帝以命臣愈，愈再拜𥡴首而獻文。[17]

可知，《平蔡碑》亦是為“紀聖功”而作。憲宗時又有閻巨源請為皇帝立紀聖功碑之事[18]，但不詳其實。又唐武宗時回鶻被黠戛斯擊破，回鶻烏介可汗率眾南下。會昌二年（842），盧龍節度使張仲武擊退了烏介可汗的侵擾，並聯結奚、契丹以瓦解之。隨後烏介可汗被唐軍擊潰，遠遁西域，張仲武於是請於幽州立碑。《舊唐書·張仲武傳》載：

仲武表請立石以紀聖功，帝詔德裕爲銘，揭碑盧龍，以告後世。[19]

宰臣李德裕奉敕撰寫碑銘，即是傳世之《幽州紀聖功碑》。此碑立於幽州，也有在藩鎮宣揚皇帝威德之意味。可以看到，此類碑銘皆是以“紀聖功”為名。則臨洮縣的這一方“聖功頌”，碑題“聖”字前所泐之字，也極有可能是“紀”。這又與相傳之“哥舒翰紀功碑”之“紀”字相合。這樣，所謂哥舒翰紀功碑的碑題當為“隴右紀聖功頌”，這才是石碑的本名。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楊炎《鳳翔出師紀聖功頌》、韓愈《平蔡碑》、李德裕《幽州紀聖功碑》，皆是因重大軍事勝利而贊頌皇帝戰功，其中涉及的肅宗鳳翔起兵、憲宗平蔡、武宗破回鶻，都是唐代至為重要的軍事事件。這些紀聖功碑又都是由當代重要詞臣撰寫，具有重要的象征意義。其中既有由群臣共同倡議立碑者，也有由某地節度使奏請立碑的實例。而這方《隴右紀聖功頌》，從殘存文字看，也具有極為明顯地頌聖意味。第1行“皇之德，施化侔天，墜經綸，象雲雷，日月所臨之”云云，為歌頌皇帝盛德。第2行之“聖王”，自然也是指皇帝。第14行之“武有七德，今則過之，而頌聲無聞”，以及第15行“聖策謀從”，則明確指向了武德，應是指在“聖策”指揮下取得的重要軍事勝利。

清代州志中所載“丙戌哥舒”四字應當並非虛妄，則此《隴右紀聖功頌》一定與哥舒翰有關。其中所頌之聖王自然是指唐玄宗，所頌之聖功則應是玄宗時在隴右取得的重大軍事勝利。當時唐朝在隴右方向的勁敵是吐蕃，即碑文中所謂“犬戎”。前引王昶《萃編》已經據《新唐書·吐蕃傳》的內容考證出，碑文第3行“舊章，特申約言，載錫姻好”中的“姻好”是指唐中宗景龍三年（709）金城公主和親之事，“約言”則是指開元二十一年（733）唐朝與吐蕃在赤嶺立碑分界，相約互不侵擾。此後唐蕃再次交兵，金城公主死後，吐蕃更是攻佔石堡城，此即第4行所謂“潛通約而反間”。然而，王昶認為此碑是邊將為隴右節度使哥舒翰而立，並不正確。此碑實際上並非為哥舒翰紀功，而是頌聖功，應是哥舒翰為唐玄宗立碑。故而，《隴右紀聖功頌》所記之具體戰功，不僅應與哥舒翰有關，也要與玄宗的“聖策”密切相關。

哥舒翰起家甚晚，他出身於西突厥中的突騎施哥舒部落，其父哥舒道元為唐朝安西都護府副都護。哥舒翰長期在安西過著富足安逸的生活，直到父親去世後才入仕，那時他已年逾四十。哥舒翰先是追隨節度使王忠嗣任大斗军副使，因在苦拔海擊退吐蕃而知名。天寶六載（747），充隴右節度副使、都知關西兵馬使、河源軍使，率眾於積石軍擊退吐蕃，其年冬便代王忠嗣出任隴右節度使。天寶七載，在青海湖龍駒島築應龍城。天寶八載，率領隴右、河西及突厥阿布思等軍攻佔石堡城。天寶十二載，又加河西節度使。天寶十三載，破吐蕃洪濟、大莫門諸城，收黃河九曲，於其地置洮陽、澆河二郡及神策軍。但隨後哥舒翰便因遘風疾於天寶十四載二月入京，廢疾于家。同年十一月安祿山發動叛亂，洛陽失守後玄宗命哥舒翰率眾駐守潼關。哥舒翰戰敗被安祿山生擒，為安祿山修書招降李光弼等諸將，但終被安祿山殺害[20]。

哥舒翰在隴右的功業，最重要的便是天寶八載攻陷石堡城，以及天寶十三載收黃河九曲。至於王昶提到的蘇毗王子悉諾邏來降，是在天寶十四載正月[21]，與哥舒翰遘風疾入京幾乎同時，或與其立碑無關。綜合史籍所載來看，《隴右紀聖功頌》中所記之戰功，更可能是天寶八載石堡城之戰。石堡城是唐、蕃邊境上極為重要的軍事據點，唐朝与吐蕃的争夺经常围绕这一线来展开。《唐會要》卷七八载：

振武軍，置在鄯州鄯城縣西界吐蕃鐵仞城，亦名石堡城。開元十七年三月二十四日，信安王褘拔之置。四月，改為振武軍。二十九年十二月六日，蓋嘉運不能守，遂陷吐蕃。天寶八載六月，哥舒翰又拔之。閏六月三日，改為神武軍。[22]

可知，石堡城原為吐蕃所有，亦名鐵仞城。開元十七年，信安王李褘功拔石堡城，這是唐朝第一次佔領此城。開元二十九年，吐蕃又攻陷了石堡城。這一事件正是發生在金城公主死後不久，即是《隴右紀聖功頌》中所謂“潛通約而反間”之事。再後便是天寶八載，哥舒翰功拔之，這是唐朝第二次佔領石堡城。

唐玄宗對於開元末年石堡城的失陷耿耿於懷，一直力圖奪回此城。天寶四載，隴右節度使皇甫惟明曾與吐蕃戰於石堡城，不僅沒有收復城堡，還付出了副將褚誗戰死的代價[23]。天寶六載，唐玄宗再次謀劃收復石堡城。《舊唐書•王忠嗣傳》載

玄宗方事石堡城，詔問以攻取之略，忠嗣奏云：“石堡險固，吐蕃舉國而守之。若頓兵堅城之下，必死者數萬，然後事可圖也。臣恐所得不如所失，請休兵秣馬，觀釁而取之，計之上者。”玄宗因不快。李林甫尤忌忠嗣，日求其過。六載，會董延光獻策請下石堡城，詔忠嗣分兵應接之。忠嗣僶俛而從，延光不悅……及延光過期不克，訴忠嗣緩師，故師出無功。李林甫又令濟陽別駕魏林吿忠嗣，稱往任朔州刺史，忠嗣為河東節度，云“早與忠王同養宮中，我欲尊奉太子”。玄宗大怒，因征入朝，令三司推訊之，幾陷極刑。[24]

可見，唐玄宗奪取石堡城的計劃已經籌備多時，但卻遭到了王忠嗣的激烈反對。王忠嗣長於宮中，為唐玄宗養子，屢立戰功，頗得唐玄宗信任。天寶五載，王忠嗣已為河西、隴右節度使，又兼領河東、朔方節度使，成為唐朝西北邊疆的軍事統帥。但他卻對爭奪石堡城頗不以為然，認為“得之未制於敵，不得之未害於國。”這令玄宗極為不快。董延光進攻石堡城失敗後，玄宗的遷怒於王忠嗣，加上李林甫的遘陷，王忠嗣竟被貶為漢陽太守，天寶七載便鬱鬱而終。玄宗為了得到石堡城而甘願失去他最重要的將領。

接替王忠嗣的哥舒翰忠實地執行了玄宗的計劃，傾全力進攻石堡城。《資治通鑑》卷二一六載：

上命隴右節度使哥舒翰帥隴右、河西及突厥阿布思兵，益以朔方、河東兵，凡六萬三千，攻吐蕃石堡城。其城三面險絕，惟一徑可上，吐蕃但以數百人守之，多貯糧食，積檑木及石，唐兵前後屢攻之，不能克。翰進攻數日不拔，召裨將高秀巖、張守瑜，欲斬之，二人請三日期可克；如期拔之，獲吐蕃鐵刃悉諾羅等四百人，唐士卒死者數萬，果如王忠嗣之言。[25]

經過一番苦戰，唐軍付出了巨大的代價拿下石堡城。這一戰，唐朝調集了隴右、河西、朔方、河東四節度的兵馬，並有突厥阿布思兵助陣，而吐蕃守軍只有數百人。但這一戰果卻另玄宗極為快意。《舊唐書·哥舒翰傳》載：

上錄其功，拜特進、鴻臚員外卿，與一子五品官，賜物千匹、莊宅各一所，加攝御史大夫。[26]

玄宗對哥舒翰可謂是大加賞賜。而在攻克石堡城的次月，群臣即上尊號曰開元天地大寶聖文神武應道皇帝，大赦天下。可見，天寶八載哥舒翰攻克石堡城的戰役，是玄宗蓄謀已久的，即使遭到了王忠嗣的激烈反對，玄宗依然屢次發動對石堡城的攻擊。奪回石堡城，在玄宗眼中無疑是對吐蕃的巨大勝利。

《隴右紀聖功頌》中殘存的語句，也正可與這樣一種情境相對應。前文提到第3行“潛通約而反間”與開元末年吐蕃攻陷石堡城有關。第2行提到犬戎“保聚山谷”，或也可以比附吐蕃固守險要的石堡城。第13行“大服小”，第14行“一舉而定”，可與圍攻石堡城的形勢相應。而第15行所謂“聖策謀從”，是唐玄宗堅定的收復石堡城策略的體現。第14行“武有七德，今則過之”，更是對唐玄宗戰功的稱頌。對於“聖策”的強調和武德的表述，恐怕也只有玄宗高度重視的石堡城之役可以相對應了。總之，《隴右紀聖功頌》應是天寶八載哥舒翰攻克石堡城後為歌頌唐玄宗武功而立的紀功碑。

四

《隴右紀聖功頌》雖然已存字不多，但其本身的性質卻對於我們理解唐玄宗與蕃將的關係具有十分重要的價值。《資治通鑑》卷二一六天寶六載十二月高仙芝爲安西四鎮節度使事下載有：

自唐興以來，邊帥皆用忠厚名臣，不久任，不遙領，不兼統，功名著者往往入爲宰相。其四夷之將，雖才略如阿史那社爾、契苾何力猶不專大將之任，皆以大臣爲使以制之。及開元中，天子有吞四夷之志，爲邊將者十餘年不易，始久任矣；皇子則慶、忠諸王，宰相則蕭嵩、牛仙客，始遙領矣；蓋嘉運、王忠嗣專制數道，始兼統矣。李林甫欲杜邊帥入相之路，以胡人不知書，乃奏言：“文臣爲將，怯當矢石，不若用寒畯胡人；胡人則勇決習戰，寒族則孤立無黨，陛下誠以恩洽其心，彼必能爲朝廷盡死。”上悅其言，始用安祿山。至是，諸道節度盡用胡人，精兵咸戍北邊，天下之勢偏重，卒使祿山傾覆天下，皆出於林甫專寵固位之謀也。[27]

蕃將在唐代歷史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李唐自開國起便重用蕃將，只不過唐初行用行軍制度，阿史那社爾、契苾何力名將只是以行軍總管身份出征，并不常任邊地。而在唐玄宗時代，隨著節度使制度的完善，節度使逐漸成為了地方的最高軍政長官，職權頗大，威望亦重。杜暹、蕭嵩、牛仙客等都是自節度使入相。與此同時，也出現了蕃將任節度使的情況。尤其是在王忠嗣失勢之後，蕃將的地位開始變得更加重要。天寶六載王忠嗣入朝後，西北諸鎮新任節度使便皆是蕃將，其中安思順出任河西節度使，哥舒翰任隴右節度使，高仙芝任安西四鎮節度使[28]。而此前王忠嗣罷去河東、朔方節度使，也在一定程度上給了安祿山更大的發展空間。

由於安祿山的叛亂，傳統史家通常將唐玄宗重用蕃將看作是一個錯誤的決策。而李林甫提出重用寒畯胡人的建議，也被認為是其杜絕“邊帥入相之路”的計謀。此事背後固然有極為複雜的政治背景，但就當時的邊疆形勢來看，任用蕃將自有其軍事意義。陳寅恪先生指出，唐玄宗任用的胡人通常並非部落酋長，但可統率邊疆雜居的諸胡族部落[29]。再加上蕃將本身習於攻戰，在對外軍事行動中有其優勢。更值得注意的是李林甫所謂“陛下誠以恩洽其心，彼必能爲朝廷盡死”。蕃將通常不會過多地涉足朝廷政治，要想穩固地位，大概唯有取得更多地軍功，並以此向皇帝表現出忠誠。對於天寶年間希望對外採取攻勢的唐玄宗來說，蕃將無疑可以更好地執行他的戰略意圖。

哥舒翰《隴右紀聖功頌》就很好地反映了這一點。自開元末年起，唐玄宗就開始對吐蕃採取了大規模進攻的態勢。然而如前文所述，石堡城的陷落對於唐玄宗的進攻策略是一個沉重的打擊，固其一定要收復石堡城。天寶五載王忠嗣出任河西、隴右節度使，其主要任務便也是處理與吐蕃的軍務[30]，但王忠嗣保守的態度卻讓玄宗極為不滿。哥舒翰接任隴右節度使後，隨即對吐蕃展開了攻勢，并完成了玄宗的心願，不惜代價攻下石堡城。這也正應了李林甫所說胡人會“爲朝廷盡死”，說明在當時形勢下，蕃將能夠更好地執行唐玄宗的戰略。哥舒翰顯然也是很好地理解了唐玄宗的意圖，《隴右紀聖功頌》碑在宣揚這次戰鬥的勝利之外，更是歌頌唐玄宗的武功，爲玄宗整個邊疆戰略證明。故而哥舒翰在紀念這次戰功之時，便特意突出了“聖功”，這就是以軍功表達其忠心的一種最好形式。

綜上所述，可以說《隴右紀聖功頌》就是天寶八載攻克石堡城後，哥舒翰為玄宗所立之紀聖功碑，而並非邊將或邊人為哥舒翰立的紀功碑。如此巨大而宏偉的豐碑，記錄了唐玄宗平定石堡城的武功，是唐朝鼎盛時期對吐蕃軍事勝利的象征。然而僅僅數年之後安史之亂爆發，大唐盛世也就一去不返了。

（載《隋唐遼宋金元史論叢》第7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