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子 凡

摘要：大唐西市博物馆收藏的《唐成公崇墓志》，记载了志主成公崇从折冲府任职到任西州都督府别驾、殁于西州的经历。成公崇正是吐鲁番出土文书中署名为“崇”的西州都督府别驾。其在任时期也正值唐与突骑施开战之时。墓志中对成公崇任“西州别驾”、“西州都督府别驾”的记载，是我们理解西州行政体制的新材料。

关键词：成公崇；西州；都督府；突骑施；上佐；别驾

近年来，西安、洛阳等地陆续出土了数量惊人的唐代墓志，这些墓志经过汇集、整理、刊布，已蔚为大观，足可称为推动唐史研究发展之新材料。与此类似，上世纪70年代以来大量出土的吐鲁番文书，也是对当代学术至关重要之新史料。作为唐代两京的长安、洛阳，与地处西北一隅的西州相隔万里，然而另人意想不到的是，大唐西市博物馆收藏的一方《唐成公崇墓志》，却神奇的将洛阳与西州联系在一起。吐鲁番出土文书中的别驾“崇”，豁然出现在了洛阳出土石刻之上。两种出土文献被最直接的联系在了一起。成公崇也成为了唯一可以确定身份的西州都督府别驾。同时，墓志中清晰记录的成公崇的历官，对我们理解西州行政体制也具有重要意义。此方《唐成公崇墓志》，高60厘米、宽60厘米、厚12.5厘米。志文27行，每行25字。墓志拓片和志文已经收录在新出版的《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一书中[1]。现仅就志文内容略作考释如下。

一、

志文载：“君讳崇，字舜子，东郡人也。分符列宦，久隶此焉。”志主成公崇，称东郡人。成公一姓，不见于《元和姓纂》。《古今姓氏辨证》引唐人李利涉《编古命氏》云：“自姬姓周昭王子成公男之后。”大盖成公在唐代实为一小姓。其家族郡望亦不可详考。西晋时有名士成公绥，《晋书·成公绥传》言其“字子安，东郡白马人也”[2]。此前所见之成公氏墓志，多有称东郡者。大致唐代成公一姓多以东郡为郡望。按东郡即唐河南道之滑州，去洛阳不远。成公崇在西州去世后，归葬于洛阳以北的邙山。则成公一家似是居于洛阳。

从墓志记载的成公家族的履历，可以很容易看出，成公崇出身于武功世家。志文载：“曾祖讳绪，随游击将军。武以韬钤，珪璋递袭。祖讳彻，皇左卫翊卫中郎将。警卫丹墀，光毗轩禁。父讳虔裕，皇正议大□，行锦州诸军事，锦州刺史，上柱国。”则其曾祖、祖父皆在军旅，其父也曾任边州的刺史。成公崇本人则是依靠父祖的荫蔽，得以成为右卫勋卫。据《唐六典》“凡左、右卫亲卫·勋卫·翊卫及左、右率府亲·勋·翊卫，及诸卫之翊卫，通谓之三卫。择其资荫髙者为亲卫，（取三品已上子、二品已上孙为之。）其次者为勋卫及率府之亲卫（四品子、三品孙、二品已上之曾孙为之。）” [3]。成公崇的父亲为锦州刺史，锦州为下州，刺史为正四品下[4]。则成公崇是以四品子的身份位列右卫勋卫。

成公崇在任右卫队正长上之后，先后在几个折冲府任职。分别任泽州丹川府别将、河南府武定府右果毅都尉长上、河南府函谷府左果毅长上、河南府通谷府左果毅都尉长上、沁州延儁府折冲都尉长上、怀州武德府折冲都尉长上、河南府轘辕府折冲都尉。唐前期行用的府兵制，每一折冲府设有折冲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一人、别将一人等[5]。成公崇经历了数次迁转，从别将到右果毅、左果毅、折冲，正是按照折冲府内的官职序列依次升迁。其从河南府函谷府左果毅长上转河南府通谷府左果毅都尉长上，虽然左果毅之衔未变，但函谷府到通谷府很可能是有府的级别的变化。唐代军府有上、中、下之分，各府折冲、果毅的品级也不尽相同。可惜因为资料太少，很难判定成公崇任职的这几个折冲府的级别。

从地理上说，除了河东道泽州丹川府、沁州延儁府及河南道怀州武德府以外，成公崇所供职的几个折冲府都在河南府，应都在洛阳周边。然而成公崇似乎只有任丹川府别将和轘辕府折冲都尉时，是真正在折冲府所在地履任的。其自武定府右果毅都尉长上起，连续五任的官职之后都带有长上。长上应是相对番上而言。府兵有番上宿卫的职责，虽然从出土文书来看，西州府兵在当地宿卫也可称为番上[6]，但对于河南、河东等靠近两京的折冲府来说，相比之下可能会更多地承担赴京城宿卫的职责。相对于府兵的分番宿卫，果毅和折冲的长上就应当是长期在京城宿卫。太宗时即有“北门长上”一说，薛仁贵便是凭借战功“擢授游击将军、云泉府果毅，仍令北门长上”[7]。亦即在玄武门长期宿卫。《唐六典》卷五《兵部郎中》讲到“应宿卫官”时，也列举有长上折冲·果毅[8]。同时，《故右龙武军翊府中郎高府君墓志铭并序》中的志主高德，与成公崇时代略同，且同是履任折冲府的果毅、折冲，其志文中有：“府君虽官授外府，而身奉禁营。”云云，便是外府官员京城长期宿卫的例子。由此可以推测，成公崇自武定府右果毅都尉长上起，便长期担任京城宿卫武将，直至出任轘辕府折冲都尉。

表1  成公崇折冲府任职履历表

二、

成公崇任轘辕府折冲都尉后，远赴西州任职。志文载其：“制授西州别驾，又擢左骁卫翊府右郎将员外置同正员，兼西州都督府别驾，赐紫金鱼袋上柱国。”唐代都督府、州设有上佐，以作为长官的副贰，通常有别驾、长史、司马三员。别驾在上佐之中地位最高。然而别驾毕竟是文职官员，成公崇何以会离开长期任职的十六卫武官系统，而远赴西州任别驾呢？

唐代的府州上佐，通常会用来安置闲冗及贬谪的官员。严耕望先生曾对上佐有过研究，他认为上佐无具体职务，“然品位甚高，故俸禄甚厚”，因此上佐的选任会有优宗室、备贬谪、寄俸禄、位闲员的现象[9]。白居易在《江州司马厅壁记》中曾有感叹：“凡内外文武官，左迁右移者，递居之。凡执役事上，与给事于省寺军府者，遥署之。凡仕久资高、耄昏懦弱、不任事而时不忍弃者，实莅之。”[10]唐代上佐闲散之状，大致如此。

唐代上佐的这种位高职闲得特点，在别驾身上体现的尤为明显。上佐之中，别驾的品秩是高于长史和司马的。然而却绝少见其有实际执掌的记载。李方先生根据吐鲁番出土文书，研究了唐前期上佐的执掌，认为长史有负责催征逋悬、负责民族事务、差兵事等的执掌，司马亦掌军府装备、掌兵员配置等，别驾的具体职事却不多见[11]。

别驾优宗室的特点也最为突出。《唐会要》卷六九载：“武徳元年六月，置别驾。贞观二十三年七月五日，改别驾为长史。上元二年十月十日，又置别驾，其长史如故……以诸王子为之。至永隆元年又废。至永淳元年七月八日，复置别驾官。至景云元年，始用庶姓为之。”[12]《唐六典》卷三〇记载稍有不同，其文曰：“永徽中，改别驾为长史。垂拱初，又置别驾员，多以皇家宗枝为之。神龙初罢，开元初复置，始通用庶姓焉。”[13]大致自高宗、武后时起，诸州别驾一职便多由“诸王子”、“皇家宗枝”来担任，至睿宗景云或玄宗开元初年才更多地启用庶姓任别驾。《唐会要》卷六九载：“至开元六年二月十二日勅：‘旧例，别驾皆是诸亲。比年已来，颇多诸色。先授者未能顿辍，已后者自循旧章。去冬，有因入计，不可更令却往。宜并量材叙用。’”[14]可见，即使是在通用庶姓的开元时代，皇亲任别驾是被认作旧例而受到重视的。正是因为别驾一职尤为闲冗的特点，一直废置不常[15]。《旧唐书》卷一五九《韦处厚传》中有：“初贞元中，宰相齐抗奏减冗员，罢诸州别驾。”[16]足见中唐之时，别驾便已被视为冗员。

成公崇离开十六卫武官系统而专任西州别驾，也与别驾这一职位的特点有关。如白居易所言，“内外文武官左迁右移者”递居此职，上佐可以官员迁转的重要中间环节。尤其是武官亦可直接迁转为府州上佐，例如《唐故左金吾将军范阳张公墓志铭并序》中，志主张嘉即是自伊川府折冲，“除鄯州别驾，未之，擢拜忻州刺史” [17]。则成公崇自轘辕府折冲转为西州别驾也算是有例可参了。《成公崇墓志》载“君春秋六十有二，去开元廿四年四月廿一日，终于伊部。”根据墓志前后文意，伊部自当指西州。则成公崇是以六十二岁高龄卒于西州任上。其之前亦已经历了多次的迁转，想来其任西州别驾之时已年岁较大，甚至可能已近六十。且成公崇已任到了折冲都尉，品秩已然很高，如无特殊功劳或机缘在十六卫系统内恐怕很难继续升迁。这便有些符合白居易所谓“仕久资高”“不任事而时不忍弃”之人了。位高职闲的别驾一职，对成公崇来说应当是一个比较好的安置。

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有五件有“崇”字签署，他们分别是《唐开元二十一年（733）唐益谦、薛光泚、康大之请给过所案卷》、《唐开元二十一年（733）染勿等保石染典往伊州市易辩辞》、《唐开元二十一年（733）西州都督府案卷为勘给过所事》、《唐开元二十二年（734）杨景璇牒为父赤亭镇将杨嘉麟职田出租请给公验事》、《唐开元二十二年（733）西州下高昌县符》。时间都集中在开元二十一年、二十二年这两年。前三件文书同出土于阿斯塔那509号墓，皆与申请过所相关，其上的通判官与长官的签署又完全相同同，可以据之判断出“崇”的身份。如《唐开元二十一年（733）染勿等保石染典往伊州市易辩辞》中有：

7              石染典人肆，马壹，䮫、驴拾壹。 

…………………………………………………………

8              请往伊州市易，责保

9              可凭，牒知任去。谘。元

10             璟白。

11                         廿三日

12             依判，谘。延祯示。

13                       廿三日

14               依判，谘。齐晏示。

15                         廿三日

16                 依判，谘。崇示。

                              廿三日            

………………………………………………………………

17             依判。斛斯示。

18                     廿三日[18]

根据判案的程序，若以四等官论，这件文书中的“璟”为判官，“延祯”、“齐晏”、“崇”为通判官，“斛斯”则为长官。“斛斯”显然便是西州都督王斛斯。《1973年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发掘简报》即将“延祯”、“齐晏”、“崇”按签署顺序依次判定为西州都督府司马、长史、别驾[19]。李方先生赞同此说，并将别驾“崇”的在任时间定在开元二十一年至二十二年[20]。读者尽可参考，此处不再赘述。反观本文讨论的墓志主人成公崇，开元二十四年（736）死于西州都督府别驾任上，其与文书中的别驾“崇”职位相同、任职时间略合，名中又都有一“崇”字，应是同一人无疑。

既知《唐成公崇墓志》与出土文书的关联性，二者便可互相参看。从文书上看，如《唐开元二十一年（733）唐益谦、薛光泚、康大之请给过所案卷》所示，成公崇最晚在开元二十一年正月之时，便已是西州都督府别驾[21]。又据墓志，成公崇开元二十四年四月卒于西州。这样，我们除了可以得知吐鲁番文书里的别驾“崇”名为成公崇外，还可以进一步确认其至少在开元二十一年至二十四年间在任西州都督府别驾。

若再向前追溯，与开元二十一年成公崇签署文书时间最接近、最可能与别驾相关的数据，便是开元十六年（728）的三件同署有西州上佐“希望”、“球之”之名的文书[22]。这四件文书判案部份的判官、通判官、长官署名皆相同，如黄文弼所获之《虞侯司及法曹司请料纸牒》之判案部份：

15                法曹司请黄纸，准数分

16                付取领，咨，沙安白。

17                              九日

18                依判，咨，希望示。

19                              九日

20                依判，咨，球之示。

21                              九日

22                依判，楚珪示。

23                              九日

李方先生对这几件文书亦有考证，认为“希望”即杜佑之父杜希望，幷推定杜希望开元十六年为西州都督府司马或长史、“球之”为长史或别驾[23]。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开元十六年西州都督府应当同时存在司马、长史、别驾三个职位，然而在这四件文书中，却都只有两位上佐作为通判官署名。这与上文提及的与成公崇相关的几件文书中，三位上佐同时署名的情况不同。最可能的情况是，开元十六年西州司马、长史、别驾三个职位中，有一职空缺，无官员在任。那么别驾一职在当时就会有两种可能，一是“球之”便是别驾，二是别驾空缺，但肯定不会是成公崇。也就是说，成公崇在开元十六年时尚未任西州都督府别驾。

总之，从文书和墓志的信息看，成公崇在开元十六年以后才任西州都督府别驾，可以确定的在任时间是开元二十一年正月至二十四年四月去世为止。

三、

《成公崇墓志》中对于成公崇任“西州别驾”、“西州都督府别驾”的记载，值得我们特别关注。目前来看，成公崇应该说是唯一一个可以确知其身份的西州的别驾。在此以前，传世史料和出土文献中所见的西州之上佐，多是长史和司马。而能够确知其姓名身份的实际上也并不多，其中长史有裴行俭、袁公瑜[24]、衡义整[25]，司马有吴信[26]，刘玄意曾任“皇朝西州都督府司马，西州长史”[27]，杜希望可能是司马或长史[28]。在一组大谷文书中有“别驾职田地子”[29]，这是除了成公崇以外，吐鲁番出土唐代文书中难得一见的别驾的记载，可惜其中并未出现别驾的姓名。西州上佐中别驾的少见，或许正是与上文所述别驾的不常设和闲职性有关。

墓志文中关于“西州别驾”、“西州都督府别驾”的记载，也是我们理解西州行政体制的一条重要线索。按唐于显庆三年（658年）置西州都督府，治西州。李方先生认为，西州政府在置西州都督府后依然存在，西州政府与西州都督府是合署办公的关系。李方先生同时认为西州政府没有判官、主典等低级官吏，其存在的证据是西州有长官和上佐[30]。然而限于资料，要论证西州政府存在上佐却并不容易。至若长官，西州都督府称都督，西州称刺史，二者很容易区分开来。然而无论是都督府，还是州政府，上佐的官称都是别驾、长史、司马，并无差异。很难清除判明孰是都督府上佐、孰是州上佐。

吐鲁番出土西州文书中，确实出现有“西州长史”和“西州司马”。《唐西州高昌县上安西都护府牒稿为录上讯问曹禄山诉李绍谨两造辩辞事》中有“上件人辞称向西州长史”云云[31]。《西域考古图谱》下所载《大智度论卷廿一》题记中有“西州司马曲□” [32]。日本藤井有邻馆藏42号文书中有“今月内送西州司马裴至西州” [33]。年代稍晚的P.3918号《佛说金刚坛广大清净陀罗尼经》题记中，记比丘僧利贞“俗姓李，字日孚，顷在西州长史兼判前庭县事日”云云[34]。《唐袁公瑜墓志》有：“寻出君为代州长史，又除西州长史。”[35]《西州司马吴信碑》中有“又去麟德元年，转授西州司马。”[36]同时也有“西州都督府长史”，如《唐衡义整墓志》中有：“以公勤恪夙着，课最尤高，特加朝散大夫行普州长史，胜州都督府司马，西州都督府长史。”[37]

然而就此论定同时存在西州都督府上佐和西州政府上佐，却未必妥当。因为要考虑到文献中出现的“西州长史”或“西州司马”，有可能会是西州都督府长史、司马的简称这样一种情况。而且，如果坚持认为西州上佐独立存在的话，对个别材料的解释就会颇费思量。如，高宗、武后时代的名臣裴行俭在西州所任任职，《新唐书》、《旧唐书》记为“西州都督府长史”[38]，而张说撰《赠太尉裴公神道碑》则记为“西州长史”[39]。似只能以裴行俭到任之前西州尚未改称都督府勉强作解[40]。西安碑林博物馆藏《唐刘僧墓志》中所谓：“子玄意，唐左鹰扬卫郎将，皇朝西州都督府司马，西州长史，肃州刺史。”[41]如果认为“西州长史”不是指西州都督府长史的话，志文中先述西州都督府司马、再述西州长史的顺序就不合适，因为西州都督府司马品位应该会高于西州长史；认为刘玄意以西州都督府司马兼西州长史，也似不妥，因为参考都督兼刺史的模式，都督府司马兼州司马更加合适。这些抵牾都是认为西州政府存在上佐所不易解释的。

《唐成公崇墓志》为我们理解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材料。志文载其“制授西州别驾，又擢左骁卫翊府右郎将员外置同正员，兼西州都督府别驾，赐紫金鱼袋上柱国。”这一先授西州别驾、再擢为员外官兼西州都督府别驾等的叙述，颇值得寻味。重点在于前后官称的变化。按员外官是唐代的一种额外之官，即是所谓“正缺不足，加以员外。” [42]而员外再加同正员，表示俸禄等待遇标准与正员官相同[43]。员外官常会因恩泽、军功等酬赏授官[44]。而赐紫金鱼袋为常见的封赏，上柱国为第一等之勋官。由此可见，成公崇自西州别驾所擢之官，主要是增加了酬勋封赐的头衔。而别驾的实际职务应该并未改变。这里的西州别驾，应当就是后文西州都督府别驾的省称。

如果认为西州别驾是西州政府的上佐的话，我们很难解释成公崇为什么要经历从州别驾到都督府别驾的晋升过程。如上文所述，府州之上佐本身就是冗闲的官职，别驾更是因此废置不常。在这种背景下，都督府及其所治州同时分别置上佐，且任命不同的人担任，则是冗而有冗。由都督府上佐兼任州上佐看起来更加合理，但这样一来，成公崇由州别驾擢为都督府别驾就没有道理了。况且我们还没有在任何史料中，看到明确的如都督兼刺史那样，由都督府上佐兼州上佐的例证。

如此看来，认为《成公崇墓志》中出现的西州别驾是后文西州都督府别驾，应当更加合理。这也说明，在同一墓志文中，同时出现都督府上佐的全称和简称是可能的。再回过头看上文所引《唐刘僧墓志》中关于刘玄意“西州都督府司马，西州长史”的记载，将西州长史认作西州都督府长史的简称也是可以的。这样志文中刘玄意的历官顺序就通顺了。

实际上，将某州都督府上佐简称为某州上佐，非但在西州相关史料中如此，在其它唐代史料中也很常见。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同一个人所任相同官职，在不同史料里的称呼不同。例如许敬宗，《旧唐书》卷八三《许敬宗传》载：

十年，文徳皇后崩。百官缞绖。率更令欧阳询状貌丑异，众或指之，敬宗见而大笑，为御史所劾，左授洪州都督府司马。[45]

而对于同一件事，《新唐书》卷二二三上《许敬宗传》则载：“敬宗侮笑自如，贬洪州司马。”[46]《太平广记》卷四九三《欧阳询》亦载许敬宗因此事“左授洪州司马”。[47]同样的例子还有刘知几，《旧唐书》卷一〇二《刘子玄传》记其曾“贬授安州都督府别驾。”[48]同是此事，《新唐书》卷一三二《刘子玄传》载其贬“安州别驾” [49]。

从《成公崇墓志》及以上分析来看，文书和墓志中出现的西州别驾、西州长史、西州司马，更有可能分别是西州都督府别驾、长史、司马的省称。如此，西州政府上佐的存在也就产生了疑问。就西州来说，西州政府处理日常事务的证据还未发现，又无判官和主典，若上佐也无法确证的话，就很难讲西州政府是存在的。那么西州都督府与西州政府合署办公也就无从谈起。看来，既然作为只治一州的西州都督府完全承担起了地方政府的行政职能，西州政府就连保留一个空名也是没有必要的了。

四、

《成公崇墓志》载“君春秋六十有二，去开元廿四年四月廿一日，终于伊部。哀缠乡族，悼感飞沉。粤以开元廿五年岁次丁丑九月壬申朔一日壬申，君权葬于河南府洛阳县北部乡邙山膏腴之原，礼也。”如前文所述，成公崇是开元二十四年卒于西州别驾任上。其死后的次年才得以归葬洛阳。实际上成公崇任西州都督府别驾的这一段时间，恰是西域政局异常动荡之时。与上述几件成公崇文书相关，在开元二十一年，西州都督王斛斯赴任安西四镇节度使，张待宾则接任西州都督。我们上文提到的几件文书，便恰好显示了这次人事变动。在前述三件开元二十一年文书中，在长官位置签署的皆是“斛斯”。而在后两件开元二十二年文书里，署名的长官已经换成了“宾”[50]。如《唐开元二十二年（734）杨景璇牒为父赤亭镇将杨嘉麟职田出租请给公验事》

1                  依判，谘。[

2                  依判，谘。崇示。

3                              廿八日

4                  依判。宾示。

5                            廿八日

6                       ]准状，符到奉行。[51]

成公崇依旧排在长官之前署名，应当还是西州都督府别驾，只是西州都督人选发生了变化。然而王斛斯调任安西，却实是具有一定标志性意义的大事。《唐会要》卷七八《诸使下·节度使》有：

安西四镇节度使。开元六年三月，杨（汤）嘉惠除四镇节度经略使，自此始有节度之号。十二年以后，或称碛西节度，或称四镇节度。至二十一年十二月，王斛斯除安西四镇节度，遂为定额。[52]

则王斛斯移镇安西四镇在二十一年十二月，自其始，安西四镇节度使方为定额。西州都督调整的同时，安西四镇与伊、西、北庭的关系也数年之内频繁转换[53]。虽然开元十八年（730）到二十一年间，唐朝与吐蕃保持了相对缓和的关系，但与突骑施冲突的升级，迫使唐朝需要联络大食经营突骑施[54]。

突骑施对北庭、四镇的进攻，应当是这一阶段西域最大的战事。《旧唐书》载，开元二十三年冬十月，“突骑施寇北庭及安西拨换城。”[55]然而据张九龄《曲江集》中保存的几封写给安西、北庭将领的敕书来看，在开元二十二年刘涣被诛之后不久的当年秋季，突骑施便发动了攻势[56]。成公崇所在的西州，无疑也被卷入到了这场战争之中。《曲江集》卷八所载《敕西州都督张待宾书》中有：

敕西州都督张待宾及官吏百姓已下：不虞狂贼，拥众多时，彼州军人，素乏器械，闻其悉力，能不悬心？卿等坚守孤城，敌此凶寇，亦既久拒，终然万全。……其龙泉寺、小堡被其残破，虽已收拾，犹虑损伤，各宜宣慰，令得存活。秋气已冷，卿及寮吏百姓已下，幷平安好。今赐卿衣一副，至宜领取。遣书指不多及。[57]

从诏书中可见，西州确实曾受到敌军围困，在缺乏“器械”的情况下，西州在都督张待宾的带领下受得孤城，逼退敌军。但从龙泉寺、小堡被敌军毁破的情况看，当时的情势已然十分危急了。又，敦煌文书P.3885号《前北庭节度使盖嘉运判副使符言事》中，提到北庭瀚海军一部“差回耶勒，专辄轮台，救援天山，便过西府”[58]之事。“西府”自然便是西州都督府，“天山”则可能是指西州天山军。这一文书所记之事，很可能正是发生在前述开元二十二年后与突骑施战斗之时[59]。可见，西州一直与战事密切相关。我们可以想见，身为西州别驾的成公崇，必然也摆脱不了战争的阴影。

根据墓志，成公崇卒于开元二十四年四月。至于唐朝与突骑施的战事，虽然开元二十三年（735）正月“北庭都护盖嘉运率兵击突骑施，破之”[60]，但直到当年八月突骑施遣使求和的时候，才算告一段落[61]。甚至在求和之后，突骑施仍未完全撤兵，《曲江集》卷十所载《敕四镇节度王斛斯书》中便有“所云贼等请和,仍尚顿兵北岭”[62]之语。也就是说，成公崇去世之时，与突骑施的战事尚未结束，西州仍然在敌军的威胁之下。我们注意到，成公崇在开元二十五年九月归葬洛阳，似应是在突骑施战事了结之后，才得以归葬。

（载《文献》201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