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复礼新疆出土文书未刊稿研究^*

 

刘卫东  刘子凡

 

袁复礼（1893—1987）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地质学家，他早年曾留学美国，从事生物学、考古学、地质学的学习。1921年回国后，他参与了河南渑池仰韶遗址和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的发掘工作，并曾赴甘肃等地进行地质调查。1927年，袁复礼加入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在新疆、内蒙古等地发现大量爬行动物化石，为地层学和古生物学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他在西北考察过程中也十分重视文物考古，曾于1928年主持了唐代北庭故城遗址的发掘工作，这是中国学者首次在北庭进行科学的考古发掘。值得注意的是，袁复礼还特别注重出土文书的收集，据黄文弼《吐鲁番考古记》所载，该书中刊布的文书有3件是包尔汉赠送给袁复礼的[1]。国家图书馆收藏的242页回鹘文《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也是袁复礼于1930年在迪化（今乌鲁木齐）购得，后赠予北京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的。

2018年以来，袁复礼先生的子女以天下公器的理念，将袁家收藏的有关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的相关资料，无偿捐赠给黄文弼中心及筹建中的“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纪念馆”展览、利用。受黄文弼中心的委托，我们整理了袁复礼关于出土文书的两篇未刊稿。其中，《新疆出土之“唐”经（未完稿）》（以下简称《唐经》）介绍了包尔汉赠送的4件写本残片，其中有3件写经，1件社邑文书。《“唐”人写经十五种志略》（以下简称《志略》）则略述了袁复礼在迪化购买的13件写经以及在兰州购买的1件写经。这些文书除了黄文弼先生刊布过3件之外，其他则未见著录。本文即拟对袁复礼的这两篇文章进行录文整理，略述其收集文书的经过，并对其中介绍的文书做简单的题解，以便学界研究利用。

 

一  两种未刊稿原文

 

袁复礼的两份未刊稿，均以毛笔小楷竖排抄写在25行的乌丝栏书写纸上，纸张每叶高宽……厘米，对折后每面抄写12行。其中《唐经》凡3叶（图1），《志略》凡7叶（图2）。二者行书小楷，并加标点，后者间有铅笔改正，其叙述洗练而著录精确，体现了袁复礼先生受到传统国学和西方学术训练的良好功力。

以下先按照原稿抄录未刊稿文字，标点则根据现行规范略作调整，若有字句需要校正者，则单独加注。

 

新疆出土之“唐”经未完稿

 

袁复礼

 

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六日，笔者与黄文弼、刘衍淮二君自连木沁乘马西行，由一汉回引路，绕道至土峪沟访视佛洞。在洞内土堆中得佛经残片若干片，深喜西域佛洞有发现唐人写经之可能。当日日暮抵胜金口，又有本地汉回售与贝兹克利克佛洞汉字佛经一页，背有古维吾尔文。一九三〇年春，新疆鲍尔汉君赠送吐鲁番出土唐经又若干片，皆确为新疆出土无可置疑者，故略为一并述之。

鲍君所赠经片中，有四片较为新颖，故先述之。

一、《佛说首楞严三昧经》下[2]。

存末十七行外，又有“清信士史良奴所供养经”一行及叙文三行：“维太缘二年岁在丙子四月中旬，令狐广嗣于酒泉劝助为优婆塞史君奴写此/经，愿以此福，所往生处，常遇诣佛贤琞[3]，深入法藏，辩才无碍，与诣菩荫而为善友[4]。游获是/十方，舍身先生弥勒菩萨前，示闻说法[5]，悟无□[6]。要值贤劫千佛，心经不退于无上菩提/[7]”。（按，魏太延二年为丙子，即公历纪元四百三十六年。）

二、农民社章而非经文[8]，尤为珍贵，可见当日农村互助之组织：

一去丁丑年九月四日石俅卫芬倍社，周

而复始，时敬教罗[9]，再立槃章，三人作社

正向兮社足同丽不得卷果□[  ]□者，罚

好布壹段，社家任用。              [

正]社官  胡段耶  宋社官三十月倍   [

十一]月曹社官  冯平直  宋副使  十二月  王荣录

    ]王三老  郭都使  来年正月安平直  刘孝[□

□□]老  二月赵满奴  朱晟子  石小君  三月[□

□□]麹宪子  尹国庭  四月梁都□[

    ]君  五月安国弟  何主  石愿[

    ]□元  杨胡  七月何[[10]

此丁丑年似亦为魏太延年中，即太延三年，值公元四百三十七年。

三、又一片为《广传严净陀罗尼神咒》：

南无萨婆坦他竭啗喃  唵  毗布罗羯陛  摩尼钵罗

陛  怛闼哆你  达罗设末尼末尼  素钵罗陛

毗末梨  婆羯罗  钳鼻利唬㧱  唬㧱  啜罗

勃罗勃罗毗卢帝  具泗耶  地瑟耻多羯陛

婆婆诃  大心呪  唵末尼  扷折梨唬㧱

小心呪  唵摩驮（口+梨）  唬㧱  泮吒

末数行为：

佛山之若男子女人犯四重五逆者，不过两遍，

得消灭清净能灭，他身廿来，何况自身。若能

于高山顶上及诸楼阁一切胜处诵呪此呪，遍

眼所及之处，一切众生有罪业，悉得消灭，

尽此一身，更不重受，即得生十方净土。诵此

呪者，所有功德，唯从能知诵此呪者，不须持

齐（斋）作坛，不问净与不净，悉得之广如经文。

四、《方便品》[11]。首数字为“中尊  教以忍辱”。又有：

若在婆罗门……若在大臣……若在王子……

若在内官……若在庶人……若在梵天……

若在帝释……若在护也……长者维摩

诘以如是等无量方便……

每段中皆有注文，其中一注文为“释僧肇曰”，余为“罗什曰”。末行为“是身无常无疆无力”。背面有古维吾尔文。

上述之第三项与余在迪化购得之十二项应属一经，此处之第四项（《方便品》），又与余购得之第五、第六二项应属一经，皆以商人整掘零集所致，写经分散固不只此数项，甚为可惜。

 

“唐”人写经十五种志略

 

袁复礼

 

自燉煌千佛洞手缮佛经发现后，一班嗜古者多竞购藏，于是私家所有及历经转售者，亦不在少数。余在迪化时，曾由团中余款购得十三种。此外一种以索价过昂未能购到，然以其文字眷好，经文奇特，且有抄经人之名款，故为拍照数片，与余早年在兰州购得之一卷，一并附诸于此。

佛教东渐后，汉释西去者并不乏人，除有记载者外，无名之释僧展转西徙，至西域辟佛寺、抄汉字佛经者，实繁有徒。宋王延德使《高昌行程》：“又游佛寺，有应运大宁之寺，贞观十四年造。”又元初有邱处机弟子李守常之《西游记》（至唐北庭别失八里都护府时）称：“坐者有僧道儒”，又云有（并称有）“龙兴西寺有二石刻”，“寺有佛书一藏”。又元中统四年之刘郁《西使记》载有：“泽田寺”，并称“高昌有佛寺五十余区，皆唐朝所赐额。寺中有《大藏经》《唐韵》《玉篇》《经音》等，居民又有敕书楼，藏唐太宗、明皇御札诏敕”，似皆可征信[12]。再就吾等在吐尔番土峪沟掘得者，及自别兹克利克购得者，尤证手抄佛经在西域曾有相当之数量，并不限于燉煌一隅。且年代更不限于唐朝，远溯可至北魏太延二年（公历四百三十六年）（惟该经片上误太延为太缘）。更有木板刻经，曾由徐森玉先生鉴定为五代时之木刻文字。迩后考古者如详记经文之出处，以及手抄文字与木刻文字之年代，则可达到更一进之研究。

兹分述各经文字如左：

一、《观世音秘密无障碍如意心轮陀罗尼藏经》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八日购得

此卷不知是否缺首数，现有之第一行可能即是原第一行“说偈赞观世音菩萨摩诃萨言善哉々々汝善男子愍念众生说”

接经文二十一行又五字，下空四格，即经名“观世音菩萨秘密藏一切爱乐品第二”

后接经文二十行，另一行为“观世音陀罗尼和阿伽陀乐法令人爱乐品第三”。

后接经文九行，另一行“观世音为意轮合药法第四”。

后接经文十行又六字，同末行下为“观世音心轮眼药品第五”。

后接经文廿四行半，下接“观世音大唵陀罗尼药品第六”。

后接经文廿行，末行为总经名，即“观世音秘密无障碍如意心轮陀罗尼藏经”。此经上下高二十九公分半，每行宽约一公分点七，每行二十五字至三十字，书法苍老无力，间有二三字显示此老僧少年曾善书写。

二、《大乘无量寿经》一九二九年一月十八日购得

此经前二行空，经名在第三行，经文共十七行。首行为“如是我闻：一时薄伽梵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与大苾茤僧千二百五十人大菩萨摩诃”。末行为第二次颂言，末二句为“摩诃娜耶十四  波唎婆唎莎诃十五”。

此经上下高三十公分，每行宽一公分点四，每行三十四字至三十八字。书法与第一卷相似，字体较整，墨亦深润。

三、灵修寺《大般波罗清净经》卷第一百二十四品

经名在卷外，现只存二十八行（即初抄时之一开张），首行为“净故一切智智清洁何以故若虚空界清净”。末行为“智清洁何以故若不思议界清净若眼处清”。

经纸上下高二十六公分点一，每行宽一公分点五至一公分点八，每行十七字。

四、《大般若波罗密多经》卷三百三十二

经文共存廿五行，经名在卷外，墨色甚浅，与经文用墨浓度大异，似后之编目者增写。经文首行为“舌身意界不了知色界不了知声香味触法”。

末行为“阿罗汉果不了知独觉菩提不了知一切皆”。

此经纸质地、高度、行宽及每行字数均与上（第三卷）同，故合置一卷中。

五、《方便品》第二

此经纸现存六十三行，首行为“切切德净是故宝积若菩萨欲得净土当”。

至三十行始见“方便品第二”，末行为“属无数人夭皆往问疾，其往者，维摩结因”。

六、此经似应与上片（第五卷）相连，为商贾割断分二次出售者。首行经文为“以身疾广为说法诸仁者是身无常无疆无力”。

第廿六行后为“弟子品第三”。下一行为：

“尔时长者维摩诘自念寝疾于床，世尊”

此段共存八十六行，最后四行残缺，末二行存者为：

………………罗尼子汝行诣维摩诘问

……………………堪住诣彼问疾所以者

第五、第六二经片与第三、第四二经片高低尺寸相同，平均每行十七字，亦有十六字、十八字者，不如第三、第四二片之一致。

七、《妙法莲华经》

此经片为化城喻品第七之一段，共存七十一行，每行为十七字，纸高二十六公分点八，字格高二十公分点一，与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四片大致相同。（第三片字格高十九公分点九，第四片高二十公分点一五，第五片高十九公分点一七，第六片高十九公分点四。）惟此经片纸质稍异，灰白色，质粗，兼含草粒。

首行为偈言“我等诸宫殿  光明昔未有  此是何因缘  宜各共求之”。

末二行为：“如优昙波罗  今日乃值遇  我等诸宫殿  蒙光故严餝

世尊大慈愍  唯愿垂纳受”

八、《妙法莲华经》卷三一九二九年四月购

此经全卷共三百六十余行，首行为“正法住世  二十小劫  像法亦住  二十小劫”。

五十六行后，品名为“妙法莲华经化城喻品第七”，内有上片（第七片）经文全段，全经系十三段（开张）连成，粘连处有盖印： 。更有长章“小印”四字，上二字残。末二行为：

“具三十二相  乃是真实法  诸佛之导师  为息说涅槃

既知是息已  引入于佛慧”

此卷经纸新鲜，墨色带松油光泽，顶部受水浸之处，墨光亦不受侵蚀。卷外数张似经烟熏日晒，纸色变深而不侵及水浸之处。自书法观之，则不易决定其为真为赝，惜俗贾加一行劣字“吕蒙正沐手”及吕蒙正一朱印，实为污点。

九、此卷共一百零三行，无经名，惟前面有收存人椭圆形之印章，末行外有商人押码，似原存即如此。首行为“萨上行意菩萨庄严王菩萨药上菩萨尔时”。

末行为“得菩萨得法华三昧”。

十、《大乘入楞伽经·集一切法品第二》

经名在卷中第二行，第一行空，又右边空纸宽十二公分，经文共三十一行，首行中段残，为“尔时大慧菩萨摩诃萨……言世尊唯愿”。

末二行为“菩萨如实修行大善知识尔时世尊重说

颂言”。

与此片应合成一片者，为一单片，八行，皆颂言，首行为“譬如巨海浪  新由猛风起  洪波鼓填壑  无有绝断时”。

末行为“心能积集业  意能播采集  了别故名识  对现境说五”。

十一、《梵网经卢舍那佛说菩萨心地戒品》一卷

此卷存九十五行，首二行残，首行仅存三字，第二行只存半行，第三、四两行为：

“又打木唱云请诸佛子等众中谁小小者守

护三唱并供养收筹  又打木唱云诸佛子”

至第十六行颂下注有“出涅槃经”

第十八行末有“大乘布萨说戒法”

第十九行为此经名，即：梵网经卢舍那佛说菩萨心地戒品一卷

第二十九行空，无字。

第三十行为“菩萨羯磨戒文  初受三归  出大戒本品中说”

第七十行为“鸠摩罗什法师诵法  慧融集”

第七十二行为“四部弟子受菩萨戒原于长安城内大明寺”

第七十三行“鸠摩罗什法师与道俗百千人受菩萨戒时”

第七十四行“慧融道详八百余人次预彼未书持诵出戒”

末二行为：“华为期梵网经卢舍那佛说菩萨十重四十

八轻戒”

十二、《……陀罗尼神咒》

此经现存六十六行，首行为“阿三磨三履（三十一）佛驮毗吉利袠帝（三十二）达磨”。末行为“师说是陀罗尼品时六万八千人得无生法忍”。

十三、《摩诃般若波罗密经》

此经卷极长，共为十五段纸连成，每段二十八行，首段残破，只余十七行，末段只三行，又中空二行，共三百八十六行。第五行为“大品经卷二十五”，至第五段中之二十一行，始见全经名及经目“摩诃般若波罗密经灯炷品第五十七”。此经经纸高二十七公分点四，字格高二十公分点八，纸薄，色暗白，与其他经纸不同，制纸之帘印只微显，颇似竹纸，书法亦似近代馆阁式，只以其格式与“唐人写经”尽似，故购留以备辨视真伪之用。

十四、《大乘莲华宝达菩萨问答报应沙问品》[13]

此经原卷极长，约有三百余行，因贾人索价过昂，未得再行议价，即为他人购去，所幸者将其末段拍照四张（其他段大半为佛名经品），末行更有抄经人：“□僧法礼”四字，似较珍贵。

十五、（经名未得查及）

此卷为民国十二年冬季余在兰州购得者，全文无一经名，行数亦未详查，纸色深匀，质薄，尚拟寻出拍照，以就正于读者。

 

二、袁复礼收集文书的经过

 

从这两篇文章来看，袁复礼先生获得的十余件文书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在兰州、迪化等地陆续购买，二是在迪化时受赠于包尔汉。同时，袁复礼还参与了1928年黄文弼的第一次吐鲁番考察，他们在吐峪沟、胜金口等地获得了一批文书。《新疆出土之“唐”经（未完稿）》一文可能原计划一并介绍这些在吐鲁番获得的文书，但可惜并未完稿。以下按照时间顺序略述袁复礼收集出土文书的经过。

1、1923年冬在兰州考察时购买。1923—1924年，袁复礼在甘肃进行地质调查，在平凉发现了含奥陶纪笔石的底层，又在武威发现了大长身贝、袁氏珊瑚等丰富的海相化石。这些发现首次确定了我国有早石炭世晚期地层的存在，为我国西北地区显生宙地层古生物的研究作了开拓性的奠基工作[14]。根据《志略》一文，袁复礼在兰州购买一卷文书应该就在这次考察期间。他在文中提到敦煌藏经洞发现后“嗜古者多竞购藏”，也正是与此呼应。可见，袁复礼在参加西北科学考查团之前，就已经开始留意敦煌文书。

2、1928年经由吐鲁番前往迪化时，袁复礼与黄文弼、刘衍淮一同获得了一些文书。袁复礼在《唐经》一文中提到，1928年2月26日他与黄文弼、刘衍淮在吐鲁番吐峪沟石窟发现了一批文书，又在胜金口购买一页佛经。袁复礼、黄文弼和刘衍淮都在日记中记载了这一天的情形。袁复礼《蒙新五年行程记》卷一《十六年及十七年西行纪程》中有：

二十六日同人随车路西行，至胜金口，余与黄仲良、刘春舫则雇用蒙兵之马匹及汉回引路，由土马窦谷至赛尔吉布图拉……午时至土峪沟……余等只就已发掘地点试掘，有随行缠头儿童多人帮助，掘得破碎经片数百张，其中字迹尚多良好。下午二时许即离去……至胜金口……晚间购得自该地出土之经一纸，背有畏兀尔文^[15]。

《黄文弼蒙新考察日记（1927-1930）》则记载：

上午8时，车先行。余同袁、刘骑三匹马，带一引路者，及一蒙兵，向西南出发……至土峪沟……余等看洞时，有村中小孩数十竞拾碎经片，顷刻成握，交偿洋1钱、2钱不等。回至一毛拉家，煮茶食。又有一人拾一块经来，给洋1两。经纸反面有蒙文、畏吾儿文字……抵胜金口，住次……本地人掘出畏吾儿文字经纸2张来售，给银1两，亦云廉矣^[16]。

刘衍淮《刘衍淮西北考察日记》也有详细记录：

廿六日。晨五时起，六时饭毕，雇马三，备游沟南之墩。……乃同袁、黄、一蒙兵、一引道之西宁回回顺河南行。……十二点，到土峪沟，计自赛里齐堡至此约三十里。……至村中山口内，下马询佛洞所在。乃同数人往，而小孩之随行者，亦数十计。稍北，见河两旁峭壁上，穿洞甚多，门甚整齐，然多空空如也，壁画也多没有也。……有小孩找到了碎经字，余乃收买之，拣一握者给红钱一文，分钱的时候很好看，把我困在了核心，一个个都伸着手要钱，嚷闹得厉害，费数钱银子。……到一缠头“毛拉”苏赖蛮家，茶点吃葡萄，买了一片有汉和蒙文的经，花了一两多。二点五十分行，……到店中，时六点矣[17]！

可见，袁复礼、黄文弼、刘衍淮三人当天是在吐峪沟石窟的考察过程中，获得了较大数量的文书，袁复礼称有“破碎经片数百张”。之后他们又在胜金口购买了2件回鹘文文书。不过袁复礼只是在《唐经》中提到了这些文书，但未及整理。黄文弼在《吐鲁番考古记》中似乎也没有介绍这批文书的情况。德国探险队、日本大谷探险队都在吐峪沟获得了大量的写经残片，目前吐峪沟正在进行的考古发掘也出土了大量的文书。日后若能寻得袁复礼、黄文弼等人所获吐峪沟文书，与德、日探险队所获文书及新出土文书比较研究，必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以上提及的刘衍淮日记，作为一个学生，记录的程度要比袁复礼、黄文弼两位老师辈更详细，虽然他没有记载到当晚在胜金口购买文书一幕，但在前天即1928年2月24日的日记中，记录了他们在鄯善购买文物的事：

廿四日。……夕，出去买点小东西，回来看见一个人拿发掘出来的经来卖，询之直天津人也，业商于此。经出连木沁附近——南约廿里之土峪沟（？）中，有一经卷，半残缺，外之已成碎片，大小不等。翻阅多时，多汉文的，间有蒙、藏及其他字的，还有少许破绢画、布画，皆成碎屑，不能得其要领。还有有字木牌一，共成一大包，要五百两。袁以百六十两购得之[18]。

可见，袁复礼先生等随处购到的文书等，远不止记录下来的这些内容，其中提及“有字木牌一”，可能就是《志略》中说的“更有木板刻经，曾由徐森玉先生鉴定为五代时之木刻文字”；而促使袁复礼、黄文弼、刘衍淮三人在前往迪化的仓促行程中特地拐到土峪沟作考察，无疑就有24日在鄯善购得土峪沟所出佛经的因素存在。

3、1928—1929年在迪化陆续购买。袁复礼随西北科学考查团大部队于1928年3月8日抵达迪化，4月20日即出发赴北疆的吉木萨尔，先后在北庭故城遗址和三台南大龙口进行了发掘，至当年11月24日返抵省城。1928年12月，考查团中外方团长徐旭生与斯文赫定返京，袁复礼开始代理考查团团长。1929年4月，袁复礼又赴阜康、吉木萨尔等地调查[19]。根据《志略》一文所载，袁复礼第一次在迪化购买文书是在1928年12月8日，第二次购买是1929年1月18日，第三次是1929年4月，刚好都是在他从吉木萨尔返回之后、赴阜康考察之前。由此可见，在西北科学考查团到达迪化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迪化还是有较为活跃的文书买卖渠道，这或许也是与当时的上流社会对于收藏文书感兴趣有关。我们现在就可以看到清朝末年的新疆高级别官员如王树枏、梁玉书、段永恩等人收藏了相当数量的文书[20]。包尔汉赠送给袁复礼文书，说明他也曾有所收藏。这也使我们看到早期新疆出土文书流散的情况。

4、“1930年春”包尔汉赠送。包尔汉是著名的维吾尔族社会活动家，省长杨增新1922年委任其为管理马厂的委员，又于1925年派其为汽车公司委员，监修公路，同时任司机学校校长。外国人来访时，包尔汉时常担任杨增新的翻译，与杨增新交往频繁[21]。当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到达迪化时，包尔汉便承担了主要的接待和协调工作。他在回忆录中写到，1928年2月27日曾奉杨增新之命接待考查团[22]。当时他接待的应该是率先到达的徐旭生和赫定等人。袁复礼也提到，考查团大部队于3月8日到达后，徐旭生给他们介绍了省政府招待员包尔汉和吴云龙[23]。根据黄文弼的日记，此后包尔汉还曾帮助协调德国飞机在新疆飞行照相，黄文弼虽然对此事不满，但也承认包尔汉“态度亦佳”[24]。可见，在考查团到达迪化之初，包尔汉作为杨增新指派的接待员，与考查团接触之间，活动颇多。袁复礼对包尔汉印象也不错，他写到：

包尔汉，字寿亭，旧俄时代喀山的鞑靼族，早年移入伊犁，为归化人士，精通汉语、俄语和维语及文字，多年为省中各长官接待外宾时的翻译，并兼管理汽车及司机。一次，徐旭生到他家拜访，见到案上有胡适著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他曾到我处，出示维文的古植物教科书，内有维文拼音及附图的栉羊齿属（Pecopteris）和翅羊齿属（Neuropteris），足见他用功之勤[25]。

袁复礼和包尔汉之间应该是建立了不错的关系，于是也就有了赠送文书之事。

不过《唐经》一文中提到的“一九三〇年春”赠送，可能时间有误。1928年7月杨增新遇刺，金树仁上台，包尔汉作为杨增新的亲信自然会受到排挤。他在1929年9月就被迫离开迪化赴德国考察，后考入柏林大学学习，直到1933年1月才返回迪化[26]。所以1930年的春天包尔汉本人实际上是在德国。1929年春袁复礼和包尔汉都在迪化，赠送文书或许是在此时，袁复礼记错了时间。当然也不能排除包尔汉委托他人赠送，这里只能暂且存疑。

总体来看，袁复礼在甘肃考察时就开始留意敦煌文书，在参与西北科学考查团时也更加留意收集出土文书。而且袁复礼获得的文书数量并不少，他在这两篇未刊稿中只介绍了篇幅较大的十余件，除此之外，其实还有在鄯善、吐峪沟获得的很多残破经片。我们在袁复礼先生旧藏西北科学考查团期间的相片中，还发现了收藏在甘肃博物馆的新疆财政厅长徐谦旧藏吐鲁番文书的照片[27]。毫无疑问，这是袁复礼逗留迪化、与当地政要交流期间，从他们的藏品中拍摄到的部分。他对于西北出土文献的处处留心，可见一斑。

这两篇未刊稿的写作时间，未见记录。根据其书法风格和使用纸张的一致性，以及《唐经》提及与《志略》中文书相互关系的衔接[28]，二稿的时间应在同期。根据其未能参考黄文弼在1954年出版的《吐鲁番考古记》更准确的录文，而黄著反而提及袁复礼未刊稿中的记录（如“此残纸系1930年春袁复礼先生在迪化时新疆鲍尔汉先生所赠送者”、“袁复礼先生以太缘即太延之音误”）来看[29]，应该是在黄著出版之前；而在《志略》记录最后一片由“民国十二年冬季余在兰州购得”的文书“尚拟寻出拍照，以就正于读者”的语气，该文书就在手边，只是暂时未能寻出而已，因此作者此时应该已经回到内地。1932—1954年间，是我们根据目前所得资料，能够推算出来的一个比较宽泛的写作时间段。

 

三、文书内容题解

 

为方便研究，我们将两篇文章中提到的文书进行了重新定名和编号。文中写明佛经首尾内容的文书，我们根据目前通行的电子佛典CBETA给出了对应的位置，个别文书也参考了相关的敦煌文献。不过由于原文只对文书进行了简单的介绍，且尚未见文书原件或照片，这里也就只能进行一些初步的整理。具体情况如下：

 

编号	定名	行数	参考
1-1	北凉太缘二年（436）令狐广嗣写《佛说首楞严三昧经》并题记	22	《吐》26—27页，图9； CBETA 2019.Q3, T15, no. 642, p. 645b2-25
1-2	《丁丑年石俅卫芬倍社社条》	11	《吐》47—48页，图53
1-3	《广传（博？）严净陀罗尼神咒》	13
1-4	《注维摩诘经》卷二《方便品》	35	《吐》27—28、63页，图10、88； CBETA 2019.Q3, T38, no. 1775, pp. 340b7-341a23
2-1	《观世音秘密无障碍如意心轮陀罗尼藏经》	111	P. 3835（1）
2-2	《大乘无量寿经》	18	CBETA 2019.Q3, T19, no. 936, p. 82a05- b16
2-3	灵修寺《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二二二《初分难信解品之四十一》	28	CBETA 2019.Q3, T06, no. 220, p. 114b15-c14
2-4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三三三《初分善学品之三》	25	CBETA 2019.Q3, T06, no. 220, pp. 705c10-706a6
2-5	《维摩诘所说经》卷上《佛国品》《方便品》	63	CBETA 2019.Q3, T14, no. 475, pp. 538c3-539b12
2-6	《维摩诘所说经》卷上《方便品》《弟子品》	94	CBETA 2019.Q3, T14, no. 475, pp. 539b12-540c24
2-7	《妙法莲华经》卷三《化城喻品》	71	CBETA 2019.Q3, T09, no. 262, pp. 23a24-24a29
2-8	《妙法莲华经》卷三《化城喻品》	360余	CBETA 2019.Q3, T09, no. 262, pp. 20c25-27b8
2-9	《妙法莲华经》卷七《妙音菩萨品》	103	CBETA 2019.Q3, T09, no. 262, pp. 55b7-56c1
2-10	《大乘入楞伽经》卷二《集一切法品之二》	39	CBETA 2019.Q3, T16, no. 672, p. 594b7-c26
2-11	唱道文并戒律杂抄 （唱道文+《涅槃经》《大乘布萨说戒法》《梵网经卢舍那佛说菩萨心地戒品》《菩萨羯磨戒文》《鸠摩罗什法师诵法》《梵网经卢舍那佛说菩萨十重四十八轻戒》）	95	P. 2680（16）
2-12	《妙法莲华经》卷七《陀罗尼品》	66	CBETA 2019.Q3, T09, no. 262, pp. 58b26-59b27
2-13	《摩诃般若波罗密经》卷二五（四十卷本）	384
2-14	《大乘莲华宝达菩萨问答报应沙门品》	300余	S. 2291
2-15	不明	不明

1 = 《新疆出土之“唐”经（未完稿）》

2 = 《“唐”人写经十五种志略》

《吐》 = 黄文弼《吐鲁番考古记》，北京：中国科学院，1954年。

 

1-1号文书（图3）。黄文弼先生《吐鲁番考古记》刊布之后，此文书因题记中出现了“太缘”年号而受到史家重视，已有不少专门研究[30]，此处不再赘述。根据现有成果我们可以知道，“太缘”实际上是北凉年号，文书中的太缘二年是公元436年。

1-2号文书（图4）。这是一件社邑文书，黄文弼指出其内容是轮流分任社务之规定，每月三人值月，郝春文先生进一步认为该社应该是每月造一次局席[31]。郭峰先生根据文书使用干支纪年以及出现“副使”等字样，提出这件文书可能是吐蕃占领时期的敦煌文书[32]。这件文书是包尔汉在迪化赠送给袁复礼的，实际出土地确实难以查证。黄文弼在《吐鲁番考古记》中记载“据云：‘出吐鲁番吐峪沟’”，也非定论，只能暂且存疑。不过唐代西州文书一定会使用唐朝的年号纪年，1-2号文书即便出土于吐鲁番，也一定不是唐西州时代的文书，更可能是书写于短暂的吐蕃统治时期或西州回鹘时期。

1-3号文书。此经似未入藏，亦不同于目前已知的各种疑伪经。苏颋《唐河南龙门天竺寺碑》中有：

天竺寺者，天竺王子避位出家，三藏法师宝思惟之立也。……始憩西明寺，译《金光明楞伽文殊师利咒藏》《广博严净陀罗尼》《浴像功德》《大宝积》等经七部[33]。

这里记载唐代天竺僧人宝思惟曾在长安西明寺翻译过《广博严净陀罗尼》，或许与1-3号文书中的《广传严净陀罗尼神咒》有所关联。好在袁文抄录了陀罗尼及题记的内容，可以留待方家详考。

1-4号文书。此件文书正背面皆收于黄文弼《吐鲁番考古记》，其中正面为《注维摩诘经》卷二《方便品》，有僧肇及鸠摩罗什的注文，写作“释僧肇曰”（或“释肇曰”）、“罗什曰”。背面为《回鹘文摩尼教徒历书》，存50行，与德国柏林收藏品中的两件残片U 495(T M 299)和Ch/U 6932V (T I 601) 为同类历书，是重要的回鹘文摩尼教文献[34]。

2-1号文书。《志略》标注此经为1928年12月8日购得。根据品名及尾题的描述，此件文书所载佛经应当就是法藏敦煌文书P. 3835中所见的《观世音菩萨秘密藏无障碍如意心陀罗尼经》，两种文书的品名与尾题基本完全一致[35]。只不过2-1文书的佛经头部可能残缺，其第1行“说偈赞观世音菩萨摩诃萨”云云，只相当于P. 3835文书中佛经第一品正文的第36行。P. 3835的卷头还绘有十种手印的画像，2-1文书可能也有对应的部分，不过都已残去。

2-2号文书。《志略》标注此件经为1928年12月8日购得，书法与2-1号文书相似。但两件文书为不同佛经，或没有直接关系。

2-3号文书。该文书中有“灵修寺”，目前所见新疆出土文献中，似未见有此寺名。敦煌文书中则是常见“灵修寺”，故颇疑此件文书与敦煌有关。

2-4号文书。《志略》指出“此经纸质地、高度、行宽及每行字数均与上同”，即与2-3号文书相同，故推测有可能是同一部写经的不同卷。

2-5与2-6号文书。两种佛经写本的内容可以首尾衔接，根据袁文的描述，应是同一写本被撕裂为两片。

2-7号文书。根据《志略》描述，这件《妙法莲华经》应是符合标准写经的行格，但纸质略差。

2-8号文书。《志略》标注此件经为1929年4月购得，纸缝处有钤印。就目前所见，敦煌吐鲁番出土佛经写本的纸缝处一般都不会有印记，反倒是唐代官府文书在连纸成卷时通常要在纸缝背面押字、钤印，如吐鲁番出土《唐龙朔二年（622）正月西州高昌县思恩寺僧籍》的背面纸缝处就有押缝文字，并钤有“高昌县之印”[36]。我们怀疑此佛经有可能是抄写在户籍或其他废弃的官府文书背面，若能寻得文书原件便可查证。

2-9号文书。《志略》指出此经有收藏印及商人押码。

2-10号文书。根据《志略》描述，此《大乘入楞伽经》原为两件残片，可以拼合。

2-11号文书。《志略》拟题为“梵网经卢舍那佛说菩萨心地戒品一卷”，然而此文书应为多种佛教戒律的杂抄。文书第3、4行为“又打木唱云：‘请诸佛子等众中谁小小者守护’，三唱。并供养收筹。又打木唱云：‘诸佛子……’。”内容与敦煌所见《声闻唱道文》相似，P. 2680中有：

声闻唱道文  罗汉圣僧集，凡夫众和合，香汤沐净筹，布萨度众生。大德僧听，众中谁小小者收获，三说。大德僧听，外清净大沙门入，三说。大德僧听，众中小者已收获，外清净大沙门已入。内外寂静，无诸难事，堪可行筹，广作布萨[37]。

这是佛教寺院布萨行事的一个重要步骤，由维那主持仪式，并请说戒师上座[38]。下一步就是说戒师为众僧说戒并问答。2-11号文书刚好是在第一部分抄写了类似的维那唱道文，后面接续抄写各种佛教戒律，很可能就是用于这种布萨仪式的文本。根据袁复礼的描述，第1-16行为唱道文及出自《涅槃经》的某组颂文，第17-18行为《大乘布萨说戒法》，第19-28行为《梵网经卢舍那佛说菩萨心地戒品》，第30-69行为《菩萨羯磨戒文》，第70行至第94行“华为期”三字为《鸠摩罗什法师诵法》，第95行为《梵网经卢舍那佛说菩萨十重四十八轻戒》的题头。这种唱道文连写戒律的形式在敦煌文书中也并不多见，对于研究唐代布萨次第应是具有重要的意义。

2-12号文书。《唐经》提到1-3号文书与2-12号文书“应属一经”，然而根据录文判断，2-12号文书为《妙法莲华经》卷七《陀罗尼品》，而1-3号文书则可能是一种单行本的陀罗尼，两件残片只是恰巧都有陀罗尼的部分，并不是同一种佛经。

2-13号文书。第1段纸第5行有“大品经卷二十五”，第5段纸第21行又有“摩诃般若波罗密经灯烛品第五十七”。《大品经》即《摩诃般若波罗密经》。在目前较为常见的二十七卷本《摩诃般若波罗密经》中，第五十七品在卷十七，品名为“深奥品”，不过大正藏本在品名后注有“丹本灯炷品”[39]。由此看，2-13号文书中的“灯烛品第五十七”，应当就是二十七卷本中的“深奥品第五十七”，只不过分卷是在第二十五卷。据此可以推测，2-13号文书的《摩诃般若波罗密经》可能是四十卷本。可惜袁文中并未提及具体经文的内容，且袁复礼也对这件写本的真伪有所质疑，这里也就只能暂且存疑，留待日后或能见到原件照片再做详考。

2-14号文书。袁文作“大乘莲华宝达菩萨问答报应沙门品”，应是文书中写有此名，大致是写在《佛名经》后。今日所见《佛说佛名经》卷一中就有“大乘莲华宝达问答报应沙门品第一”。然而，斯坦因所获敦煌S. 2291文书《佛名经》卷十二之末有《大乘莲华宝达菩萨问答报应沙门经》[40]，台北“中央”图书馆又藏有《大乘莲华宝达菩萨问答报应沙门品第二十八》一卷，内容各自不同，牧田谛亮对此已有研究[41]。不过同样因为袁复礼并未述及文书具体内容，此处也无法深究了。

总之，袁复礼这两篇未刊稿的公布，表明袁复礼除了购买回鹘文《玄奘传》及从包尔汉处获赠文书外，实际上还购买了不少文书。使我们认识到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的调查成果比我们想象得要更加丰富，由于种种原因还有很多尚未整理公布。虽然这两篇文稿只是对文书进行了简略的介绍，但其中蕴含的学术信息还是具有重要的意义。

 

（载《西域文史》第14辑，科学出版社，20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