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刻史料新編》（全四輯）疏誤舉隅

劉琴麗

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從1977年始，至2006年先後編輯出版了《石刻史料新編》第一、二、三、四輯[1]。第一輯30冊，第二輯20冊，第三輯40冊，第四輯10冊，共100冊，收錄金石文獻1095種[2]，可謂石刻史料集大成之文獻彙編。該叢書的編撰第一、二輯有“出版說明”，第三、四輯爲“敘錄”，介紹石刻史料的價值、編撰主旨及分類原則。正是由於資料繁複，叢書在編撰時難免有所疏誤。日本學者高橋繼男撰《<石刻史料新編>（全4輯）書名·著者索引》（以下簡稱“《索引》”）已經對該套叢書目錄中出現的部分書名、著者或卷數錯誤等情況進行了大量訂正[3]；另外高橋氏還詳細標註出方志類金石文獻的出處，嘉惠學林不少。除高橋氏論述所及之外，該叢書還存在誤置書籍封皮、個別金石文獻收錄版本不佳、方志類金石文獻有的地域收錄過少以及定名不夠精確等問題。限於學力，列舉不當之處,敬請學賢指正。

一

《石刻史料新編》（全四輯）中存在的問題，不可能悉數列舉，僅就所見舉例說明。

（一）、錯置書籍封皮

即書籍封皮貼錯了位置，如第一輯第17冊收錄的〔清〕馮登府輯《閩中金石志》與〔清〕陳棨仁輯《閩中金石略》，兩書封皮就剛好貼錯了位置，因爲翻閱兩書封皮後文獻內容，可以清晰地看到《閩中金石略》封皮後爲“《閩中金石志》總目，嘉興馮登府輯，吳興劉承幹校”；《閩中金石志》封皮後爲“《閩中金石略》目錄，晉江陳棨仁鐵香”[4]。第二輯第3冊原本應該是《二銘草堂金石聚》的封皮，卻錯置《石刻名彙》的封皮於其中[5]，而《石刻名彙》實則收錄於第二輯第2冊。第三輯第25冊收錄兩《泰安金石志》，封皮也彼此混淆，〔清〕蕭儒林撰《泰安金石志》引自〔乾隆〕《泰安縣志》，〔民國〕孟昭章纂《泰安金石志》引自〔民國〕《重修泰安縣志》[6]。對比兩封皮後的文獻內容，蕭儒林撰《泰安金石志》卻緊接《重修泰安縣志》[7]，孟昭章纂《泰安金石志》緊接《泰安縣志》[8]，顯然叢書錯置了封皮。第三輯第28冊收錄有〔清〕李文藻纂《諸城金石考》二卷和〔清〕朱學海纂《諸城金石續考》（不分卷），前書引自〔乾隆〕《諸城縣志》，後書引自〔道光〕《諸城縣續志》[9]；然李文藻纂《諸城金石考》封皮後所接文獻爲《諸城縣續志》，內容一卷不足，顯然與目錄所述不符。朱學海纂《諸城金石續考》後所接文獻爲《諸城縣志》，內容是“金石考”上、下兩卷[10]，與目錄所述“不分卷”不符。比對李文藻纂〔乾隆〕《諸城縣志》原本，其“金石考”剛好分爲上、下兩卷[11]。可見，《石刻史料新編》也是將二書封皮錯置。第三輯第31冊所收兩《同州金石志》，蔣湘南所撰引自〔咸豐〕《同州府志》，其卷二十六爲“金石志”[12]；而吳泰來所撰《同州金石志》引自〔乾隆〕《同州府志》[13]；比對兩《同州金石志》後的文獻內容，發現兩書封皮又剛好錯置。可見，由於編者的不夠細緻，導致這些疏誤的發生。

（二）、作者名字標注錯誤

《石刻史料新編》每輯單冊書的開篇都有自編目錄，介紹該冊書所收書籍名稱和作者，這給讀者提供了便利，但也存在一些問題，有的作者名字標註錯誤便是其一。高橋繼男在《索引》中已經做了一些訂正，因數量較多，現將其列表如下：

                         表一

除上表所列之外，還有個別作者標註錯誤，高橋氏沒有發現者，詳見表二：

                           表二

由上述作者標注出錯情況來看，形近字出錯占了絕大部分，如沈廷芳之“廷”誤作“庭”、陳藩垣之“垣”誤作“恒”；李榕之“榕”誤作“楁”、冼寶榦之“冼”誤作“洗”等。偶爾也存在漏字情況，如李蘭增漏“增”字，蔡蘂榜漏“蘂”字。這些皆是叢書在編撰過程中，因工作疏誤而導致的硬傷。還有個別目錄頁作者標注正確，然封皮標注錯誤者，高橋氏在《索引》中並未指出，如第三輯第5冊所收《金陵碑碣新志》，目錄頁標注作者爲“張鉉”，而叢書中封皮卻誤著爲“張玹”；《石刻史料新編》第三輯第14冊《桂陽碑銘志》，目錄頁作者爲王闓運，然《石刻史料新編》的封皮卻誤寫爲“王闍運”；第三輯第29冊《題嵩洛訪碑圖》，目錄頁標注爲“翁方綱”，封皮卻誤著爲“翁方鋼”。第三輯第33冊所收《增補校碑隨筆》云：民國方若撰。《校碑隨筆》的原作者爲方若，然“增補”部分卻是王壯弘[20]，故此條作者標注也存在疏漏。

此外，第三輯第39冊《金石史》的撰者郭宗昌，非民國時期人物，當爲明末清初，因爲康熙朝人王宏在《金石史序》中云：“《金石史》者，武平徵君郭嗣伯先生著也，爲上、下卷，……余辱先生忘年之交，雖居相距七十里，時時過從”，序作於“康熙癸卯”；郭嗣伯即郭宗昌，在《金石史》卷上左側標註：“關中郭宗昌嗣伯著”[21]。高橋氏在《索引》編號0359中沿襲了作者的朝代錯誤，誤以爲近代。

（三）、重複收錄書籍

由於《石刻史料新編》收羅書籍宏富，達1095部，故編者在審定版本時，難免有所疏漏。日本學者高橋繼男在《索引》中指出重複收錄的書籍有：第二輯第2冊《蒼潤軒玄牘記》（“玄”又作“元”）和第三輯第40冊收錄的《玄牘記》，其在《索引》編號0835後備註：《蒼潤軒玄牘記》和編號0126的《玄牘記》內容相同。實際上，除了高橋氏指出的上述兩書外，第二輯第18冊所收錄的《蒼潤軒碑跋記》也是《玄牘記》，爲魏稼孫先生手校舊抄本，只是更名後，被高橋氏所忽略，又將其在《索引》中單獨編號0836。三書內容、文字完全相同，只是版本稍異。

高橋繼男在《索引》中指出重複收錄的書籍還有：

第一輯第24冊《元豐題跋》和第三輯第38冊《元豐類稿金石錄跋》，二書合併爲《索引》編號0062；

第一輯第18冊和第三輯第28冊收錄的《安陽縣金石錄》，二書合併編號爲0177；

第一輯第9冊《隸釋刊誤》和第三輯第37冊收錄的汪本《隸釋刊誤》，二書合併編號爲0244；

第三輯第38冊和第四輯第7冊收錄的梁啓超《碑帖跋》，二書合併編號爲0748。

第二輯第15冊和第三輯第16冊皆收錄了《福建金石志》，二書編號合併爲0824。

此外，高橋氏在《索引》中雖指出其爲重複收錄書籍，但實則版本各異，文獻內容上也多少不同，如《索引》編號爲0204的《竹崦盦金石目錄》，第二輯第20冊所收爲一卷本，第三輯第37冊所收爲五卷本，後者所收金石條目更多；《索引》編號爲0518的《海東金石苑》，第一輯第23冊所收爲八卷本，第二輯第15冊所收爲四卷本，內容上也有出入。

除上述高橋氏指出之外，重複收錄的書籍還有：第二輯第2冊所收《金石圖說》和第四輯第10冊所收《金石圖》，前書爲劉世珩重編本，多出劉世珩按語部分，且所收碑石圖版清晰；後書爲原本，所收圖版很多模糊不清。第二輯第12冊收錄了兩個版本的《山右金石錄》，前後並排，前書爲石宗建校訂本，後書爲原本；原本中有的碑誌年代錯置，校訂本則按年代進行了重新編排，按朝代進行分類，條屢更爲清晰；校訂本還附有“校語”，對校訂碑誌進行說明[22]。

可見，叢書的編撰者若能在版本上更下功夫，自然能夠減少書籍的重複收錄，而且能夠爲讀者挑選出版本更佳的書籍，以節省閱讀時間。

（四）、漏收的金石文獻

《石刻史料新編》收錄書籍之宏富，迄今爲止在已經出版的金石類叢書中，首屈一指，沒有哪一套叢書的規模堪與之匹敵。然而，依然還有部分金石書籍有待於叢書收錄。包括以下兩種情況：

    第一、所收金石文獻卷帙不全

《石刻史料新編》所收金石文獻，有的并不完整，如〔清〕汪鋆編《十二硯齋金石過眼錄》十八卷，收錄在《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第10冊，缺《續錄》六卷。第一輯第26、27冊收錄《寰宇訪碑錄》系列叢書8部，缺羅振玉《再續寰宇訪碑錄》二卷，該書收錄在《羅振玉學術論集》第五集[23]。第二輯第14冊所收《關中金石記》，只有畢沅的八卷本，要是能附上蔡氏的“附記”一卷[24]，就顯得更爲完整。〔清〕吳士鑒著《九鐘精舍金石跋尾甲編》，收錄在《石刻史料新編》第四輯第7冊，缺乙編；而且所收甲編也是殘本，僅有目錄所涉及內容的五分之一。這些皆有待叢書再版時補入。

第二、漏收個別省志中的金石文獻

地方志紛繁複雜，各朝各代都在不斷修撰，既有省志，又有州志、縣志，而且很多都有金石文獻，這從《石刻史料新編》第三輯收錄有大量地方志金石文獻便可知。故這類金石文獻擇錄起來難度較大，遺漏不可避免。然一省之中，至少省志中有“金石”或“碑銘”者，應該儘量收錄，《石刻史料新編》漏收省志中的金石文獻者如貴州、江西兩地。貴州一省僅收錄三個地方的金石志：《遵義金石志》、《八寨金石附志稿》、《黎平金石志》，收錄在《石刻史料新編》第三輯第23冊，與其他地域的方志類金石文獻相比，顯得極爲單薄。然貴州一省，並不缺乏省志，省志中且收錄有“碑記”或“金石志”者，如〔清〕靖道謨等撰〔乾隆〕《貴州通志》卷四一、四二爲“碑記”[25]；劉顯世修、任可澄等纂〔民國〕《貴州通志》也有“金石志”四卷[26]，然《石刻史料新編》皆失收。江西省民國時期吳宗慈總纂《江西通志稿》，但未編就成書，後來由江西省博物館整理裝訂成100冊出版，其中“金石錄”收錄在第88、89冊中[27]。這些皆有待于《石刻史料新編》再版時補入。

此外，《石刻史料新編》第三輯第15冊中的《望都金石志》，地域歸屬有誤，非四川，屬河北省。

二

由於《石刻史料新編》所收金石文獻很大一部分來源於地方志，其金石部分內容許多並無單獨的書名，爲了方便查找，編者便自行擬定了一個書名，寫進目錄頁，並自製了封皮名稱。如此，便造成了一些問題。

（一）、部分目錄頁書名和封皮書名不盡統一

這種情況在《石刻史料新編》中並不少見，茲列表舉例如下：

                              表三

方志類金石文獻目錄頁書名和封皮書名的不完全統一，還影響到高橋氏《索引》的編撰，因爲他在編撰《索引》書名時，或引用《石刻史料新編》中的目錄頁書名，如《金陵碑碣新志》、兩《江寧金石志》、孟毓蘭纂《寶應金石志》等[28]；或引用《石刻史料新編》中的封皮書名，如《鎮江府志金石》、《高郵碑石志》、《蕭山金石志稿》等[29]。這些現象的存在，就要求編者在編訂方志類金石文獻目錄時，要儘量做到目錄、封皮的名稱統一。

儘管叢書收錄書籍大部分都附上單冊書籍的封皮，但也有少數書籍未附封皮者，聊舉幾例，以證明《石刻史料新編》的編撰體例不盡統一：如第一輯第5冊羅振玉《金石萃編未刻稿》、劉青藜《金石續錄》皆缺封皮；第一輯第9冊李調元編《金石存》、第一輯第12冊趙明誠《金石錄》等，皆是直接將文獻內容置於叢書中，無書籍封皮。

（二）、方志類金石文獻重複定名較多

《石刻史料新編》從地方志中抽取了大量的金石文獻，這些文獻大部分原本只是方志的組成部分之一，以“金石志”、“碑碣志”、“金石記”等類目存在，絕大部分都沒有獨立的書名[30]，《石刻史料新編》的編者爲了叢書編撰之便，紛紛給它們冠以書名。其定名原則，“出版說明”或“敘錄”中沒有交代，大體而言，從省或州或縣志中擇取的金石文獻，一般用某省或州或縣名加上其在方志中的類目命名。如第一輯第13冊收錄的《江蘇金石志》二十四卷，實則取之於民國時期《江蘇通志稿》中的“金石志”；第二輯第11冊收錄的《畿輔金石通志》十六卷，是宣統二年《畿輔通志》中的“金石志”內容；第三輯第20冊的《廣東金石略》十七卷，取之于道光《廣東通志》中的“金石略”部分。一些州志、縣志都是依照這樣的定名體例。如此定名，降低了叢書編目的難度，但也存在一些問題，如書名重複較多、抹殺了其文獻來源和時間性。近人梁中民點校《廣東通志》中的“金石略”部分，其定名爲《廣東通志·金石略》[31]，這清晰地點出了書籍的來源和性質，顯然比《石刻史料新編》籠統地定名爲《廣東金石略》更爲貼切，但書名也未能體現其時代性。筆者對《石刻史料新編》中方志類金石文獻的重複書名進行了統計，列表於下：

                          表四

表四顯示，有66種金石文獻或兩書同名、或三書同名，如表中所列《東平金石志》和《石門金石志》皆各有三部。暴露了僅僅用省（或州或縣）名加“金石志（或碑碣志）”之類的名目來給地方志中的金石文獻命名，既不夠精確，也難以看出方志中金石著作的時代性。如果用方志修書時間+方志名+金石志（或碑碣志）這樣的方式定名，恐怕更爲準確，貼切，也較能有效避免書籍同名的情況。如第三輯第7冊收錄有兩《杭州金石志》，一則出自〔乾隆〕《杭州府志》，一則出自〔民國〕《杭州府志》，若用修書時間+方志名+金石志（或碑碣志等）這樣的方式定名，則爲〔乾隆〕《杭州府志·金石志》和〔民國〕《杭州府志·金石志》，就清晰地區分了兩書之間的差異。第三輯第7冊收錄兩《桐鄉碑碣志》，皆取自於《桐鄉縣志》，但時間不同，一則清嘉慶時期，一則清光緒時期，若分別標示爲〔嘉慶〕《桐鄉縣志·碑碣志》和〔光緒〕《桐鄉縣志·碑碣志》，這樣二書之間的區分顯著。

可見，對於那些擇自地方志的金石文獻，若其定名能夠採取修書時間+省（州、縣）名+金石志（或碑碣志等類目）這樣的方式，不僅能夠清晰地反映出書籍的性質、金石志的時間，還能較好地避免書名之間的重複。

    概言之，《石刻史料新編》因編撰規模宏大，存在少量作者·書名標注錯誤、錯置書籍封皮、重複收錄書籍、個別書籍收錄版本不佳、漏收個別金石文獻、方志中的金石文獻定名不夠精確等問題，但這些皆不能夠抹殺其給學界做出的巨大貢獻。只是希望叢書再版時，能夠更加精審、全面，以給學界提供更多的便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