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方北朝墓志辨伪

——再论北朝墓志著录中的伪刻问题

刘琴丽

内容摘要：文章对北朝时期的三方墓志进行了辨伪，指出《北魏王飏墓志》凿改自《北魏王晧墓志》，《东魏周利华墓志》凿改自《北齐王令媛墓志》，《北齐□韶墓志》凿改自《隋赵韶墓志》。并且对马立军所汇集的北朝伪志进行了补充，增补了三十八方北朝伪刻（含疑伪）墓志。

关键词：《王飏墓志》  《周利华墓志》  《□韶墓志》  北朝  伪志

关于历来的北朝伪志，马立军先生曾列表《北朝伪墓志》进行汇总[1]，但存在不少遗漏。近年来出版的金石著作中依然收录有个别伪志，故撰文以进行辨析。鉴于马立军所汇集的北朝伪志遗漏不少，故另行列表以拾遗补缺。

一

2016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山西大同北朝艺术研究院编著的《北朝艺术研究院藏品图录·墓志》一书，收录该院所藏北朝墓志55方，其中第4方为《王飏墓志》，该书在刊布图版的同时，也进行了录文：

魏故荡寇将军殿中将军领卫士令王君墓志铭

君讳飏，字志飏，兖州高平人也。祖琚，侍中、散骑常侍、祠部尚书，使持节、征南大将军、青冀二州刺史、羽真、高平王。考生，中散、威远将军、高平太守。君识志渊凝，雄资霜洁。诚可谓磨如不磷，涅如不缁。不幸芳桂摧馥，当春落（据图版，当为“洛”）彩，然福善无征，春秋卅有七，延昌二年岁次壬辰三月十七日，卒俎于京师。摧兰委哲，远迩同嗟。粤又十一月廿二日窆于洛北芒，故式玄石，刊铭记焉。[2]

对于该方墓志，北朝艺术研究院没有公布具体的出土时间、地点，仅有墓志形制的介绍：长32厘米，高51.5厘米。然而此方墓志与《河洛墓刻拾零》中所收录的《魏王晧墓志》无论首题、图版行款，还是志文内容都几乎相同[3]。文皆11行，满行16字，正书。只是形制稍异，《王晧墓志》高42、宽29.5厘米，比《王飏墓志》稍小。《王飏墓志》与《王晧墓志》相较，录文不同之处只有两个细微地方：一是志主的名、讳，《王飏墓志》为“君讳飏，字志飏”，而《王晧墓志》为“君讳晧，字天海”；二是卒年、卒月不同，《王飏墓志》为卒于“延昌二年（513）岁次壬辰三月十七日”，而《王晧墓志》为卒于“延昌元年（512）岁次壬辰五月十七日”；其余志文完全相同。如此高相似度的墓志，一般都有造假的嫌疑。即便是兄弟墓志，也不应该在个人特征、品德修养等方面完全一致。那么孰真孰伪？

《王飏墓志》有一硬伤，就是其干支与年号纪年搭配错误，据方诗铭《中国历史纪年表》，“延昌元年”的干支纪年为“壬辰”，“延昌二年”为“癸巳”。[4]就此而言，《王飏墓志》存在问题，应该是作伪者在伪造《王飏墓志》时，只改动了《王晧墓志》的年号，而忽略了干支和年号之间的搭配，从而漏出破绽。

判定《王飏墓志》为伪志，还有以下几点理由：《王飏墓志》缺乏具体的出土时间、地点的记载，我们无从追踪其线索，这给作伪者提供了空间。而《王晧墓志》的出土时地，《河洛墓刻拾零》有详细记载：2003年春于河南省洛阳市孟津县冢头村东出土，旋归王氏，又归赵氏；而且与《王晧墓志》同时出土的还有《王晧墓莂》，也收录在《河洛墓刻拾零》中，编号18，这也可以作为《王晧墓志》存在的旁证。《王晧墓莂》载，“延昌二年岁次癸巳十一月辛亥朔廿二日壬申，王晧字天海入墓”[5]。《王晧墓志》首刊于2007年出版的《河洛墓刻拾零》，而《王飏墓志》的首刊时间为2016年，晚出墓志抄袭先刊发的墓志也符合情理。

关于志主身份，殷宪在《北朝艺术研究院藏北朝墓志的史学和书学价值》一文中，对《王飏墓志》有考证，指出其祖父王琚见于史传，并进而指出该方墓志“行运草草，弱笔时见，失势颇多。书固非佳，刻也粗疏”[6]，但并未发觉其为伪志。王琚，《魏书·阉官传》和《北史·恩幸传》皆有传，二书都记载王琚为宦官身份，封广平王，官至侍中，与墓志记载相合；《魏书》还记载王琚“养子寄生，未袭而亡。子盖海，袭祖琚爵”[7]。则王晧与王盖海为兄弟，王晧字“天海”，其兄“盖海”当是以字显。而篡改后的《王飏墓志》为“字志飏”，与“盖海”不似兄弟之间的名讳。《魏书》记载王晧的父亲“寄生”，也当与“盖海”一样，以字显，其名当如墓志所云为“王生”。《王晧墓志》可补史书记载的缺漏。

概言之，大同北朝艺术研究院所藏北魏《王飏墓志》为伪志，其根据《王晧墓志》凿改而来，应该从《墓志》一书中剔除。

二

《晋阳文献王妃周利华墓志》首刊于《全唐文补遗·千唐志斋新藏专辑》中[8]，志石收藏在千唐志斋博物馆。后来，日本学者梶山智史在其《北朝隋代墓志所在总合目录》中也有著录，编号645[9]。除此之外，未见书籍著录该志。关于《周利华墓志》的形制、行款以及出土时地，《全唐文补遗·千唐志斋新藏专辑》无载，也未见拓本。而近年出版的《<全唐文补遗>总目索引》恰恰没有“千唐志斋”收录的这部分墓志，仅是“第一至九辑所著录各篇文章题名编制”，介绍录文所依据的图版来源[10]。现据《全唐文补遗·千唐志斋新藏专辑》迻录志文如下：

魏故假黄钺太傅大司马晋阳文献王妃墓志铭

祖深，齐司徒从事中郎。祖母彭城刘氏，父义恭，宋太宰、江右文献王。父翊，魏侍中、司空、孝献公。母河南元氏，父澄，假黄钺太傅、任城文宣王。妃姓周，讳利华，琅邪临沂人，齐尚书仆射奂之曾孙也。既望冠海内，为天下盛门。祖席上称珍，白珩非宝。父立德成名，悬诸日月。妃藉采华冑，膺和淑灵。体韵闲凝，识怀明悟。尊敬师傅，鉴诫图史。进退合轨，折旋成则。亦既有行，来仪蕃邸。率礼公宫，克循法度。方当致偕老于君子，成好仇于哲王，鼓琴之志讵申，击缶之期奄及。春秋廿，以兴和四年（542）岁在壬戌十月戊午朔廿日丁丑，薨于邺。粤以武定二年（544）岁在甲子八月庚申，合葬于西郊之北邙。乃作铭曰：

榛枯济济，瓜瓞绵绵。降凤岐岭，御鹄伊川。羽仪世载，冠冕蝉联，功勒钟鼎，声被管弦。藉此膏腴，挺兹窈窕，如云蔽月，犹莲出沼。有氵毖清原，翻追黄鸟。兼市为珍，连城称宝。湘水潺湲，芒山晻暧。蹔荐枕席，遽空环佩。吉凶纠缠，日夜相代。忽嗟易及，终悲难再。风彫帷薄，月照房栊。居室且异，临穴方同。人生讵几，身世已空。城阙日远，松柏为丛。

此东魏《周利华墓志》实则改刻北齐《广阳文献王妃王令媛墓志》而来。《王令媛墓志》1917年河南安阳出土，一说河北磁县出土，曾归安阳古物保存所。著录该志的书籍众多，《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集释》图版九七、《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6册、《汉魏六朝碑刻校注》第7册等书，皆有图版著录[11]；《鲁迅辑校石刻手稿·墓志》、《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汉魏六朝碑刻校注》等书有录文著录[12]。对该志作题跋者更多，如《六朝墓志检要》、《增补校碑随笔》等[13]，不再一一赘述。总之，民国时期出现的《北齐王令媛墓志》，其真实性毋庸置疑。

比对《周利华墓志》和《王令媛墓志》，可以发现《周利华墓志》仅仅是对《王令媛墓志》做了细微改动。如《王令媛墓志》首题为“广阳文献王妃墓志铭”，《周利华墓志》将此改为“晋阳文献王妃墓志铭”。《王令媛墓志》“祖琛”，父义恭“江夏文献王”；而《周利华墓志》改为“祖深”，父义恭“江右文献王”。志主的姓、讳《王令媛墓志》为“妃姓王，讳令媛”；《周利华墓志》改为“妃姓周，讳利华”；葬地有所改动，《王令媛墓志》为“合葬于武城之北原”，《周利华墓志》改为“合葬于西郊之北邙”。铭文部分，《王令媛墓志》“巫山晻暧”、“城阙日远”，《周利华墓志》改为“芒山晻暧”、“城阙日远”，其余志文则完全相同。判定《周利华墓志》是伪刻的理由如下：

首先，改刻后的《周利华墓志》漏洞百出，如云曾祖周奂为齐尚书仆射，祖父周深为齐司徒从事，然史书中并无此人；又云琅邪周氏“既望冠海内，为天下盛门”，显然背离史实。然而这样的叙述放在《王令媛墓志》中，则与史实暗合。墓志云，王令媛“琅邪临沂人，齐尚书仆射奂之曾孙也。既望冠海内，为天下盛门”；“祖琛，齐司徒从事中郎”。王令媛的曾祖王奂，《南齐书》卷四九有传，曾为尚书令、左仆射；王奂之子王融、王琛，王琛为王令媛的祖父，史书载其为“司徒从事中郎”[14]，史书记载与墓志相符。

其次，《周利华墓志》改刻的另一处为“祖母彭城刘氏，父义恭，宋太宰江右文献王”。此又一改错之地。刘义恭《宋书》卷六一有传，为“江夏文献王”[15]，《王令媛墓志》记载正确。

再次，在墓志铭文部分，《周利华墓志》将“湘水潺湲，巫山晻暧。蹔荐枕席，遽空环佩”，改为“湘水潺湲，芒山晻暧”。将“巫山”改为“芒山”后，则不知所云，因为原墓志铭文的四句前后接续，其典故来源当是宋玉的《高唐赋》：“昔者先王尝游高唐，怠而昼寝，梦见一妇人曰：‘妾巫山之女也。为高唐之客，闻君游高唐，愿荐枕席。’王因幸之”[16]。此显然是用巫山神女和先王的典故来比喻王令媛和广阳王，作伪者将“巫山”改为“芒山”之后，则句意难解。

    概言之，改刻后的《周利华墓志》漏洞百出，实为伪志。

三

《北齐□韶墓志》河南安阳出土，一说河南洛阳出土，出土时间不详。民国时期《石刻名汇》最早著录[17]，随后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文物出版社编《中国金石集萃》、王壮弘《六朝墓志检要》（修订本）、毛远明《汉魏六朝碑刻校注·总目提要》皆著录该志[18]，然并未指出该志有何嫌疑。不过王壮弘《增补校碑随笔》（修订本）则将其列入“伪刻”行列[19]，但这一观点似乎并不被学界所接受，因为韩理洲编订《全北齐北周文补遗》时仍将该志收入[20]，日本学者梶山智史《北朝隋代墓志所在总合目录》中也收录该志，编号972[21]。伪志不被接受的原因可能与《增补校碑随笔》（修订本）未能拿出确凿证据有关，故此方墓志的真伪有待继续考证。

北齐《□韶墓志》与《隋赵韶墓志》在志文内容上有惊人的相似，一些金石著作将两志都同时著录，如《石刻名汇》、《六朝墓志检要》（修订本）、《北朝隋代墓志所在总和目录》等[22]。对《隋赵韶墓志》民国《定县志》曾提出质疑，其根据志文称赵韶为“定州盧奴人”认为，卢奴县“自北齐改曰安喜，隋初改鲜虞县。志为仁寿年作，不应仍后魏以前之制。所称世系及洛州刺史裴公皆不见于史，是否赝鼎，不敢遽定也”[23]。民国《定县志》认为，《隋赵韶墓志》中不应该称赵韶为“卢奴县人”，因为“卢奴县”北齐时已改称“安喜”，隋代改称“鲜虞”，这一地名的变化《隋书·地理志》中也有记载：“鲜虞旧曰卢奴，置鲜虞郡。后齐废卢奴入安喜。开皇初废郡，以置鲜虞县”[24]。然而对于《定县志》的质疑，有实例可以化解，如卒于开皇元年（581）、葬于开皇六年（586）的襄州别驾治长史刘侠，墓志云：“定州芦奴人也”[25]。“芦奴”即“卢奴”，依然沿袭北齐以前的地名称呼。葬于大业六年（610）的刘婉华，墓志云“中山安喜人”[26]，沿用北齐时的地名称呼“安喜”，而没有使用隋朝的“鲜虞县”。可见，《赵韶墓志》中用旧时地名称呼志主的地望并非特例，以此来质疑《赵韶墓志》的真伪不能成立。至于志主世系及洛州刺史裴公不见于史书，这样的墓志例子众多，不足为奇。

《隋赵韶墓志》河南安阳出土，一说河北定县赵村出土，天津姚贵昉旧藏，今存北京故宫博物院。在有的场合也将其著录为《北齐□韶墓志铭》，如《志石文录续编》[27]，然它与《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和《全北齐北周文补遗》中的《北齐□韶墓志》内容并不相同，实则是《隋赵韶墓志》。著录《隋赵韶墓志》的书籍众多，除提到的上述诸书外，还如罗振玉《京畿冢墓遗文》、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隋代墓志铭汇考》、《故宫博物院藏历代墓志汇编》[28]，等等，诸书著录了该志的图版或录文；作碑目题跋的书籍同样众多，如杨殿珣《石刻题跋索引》、《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日本淑德大学书学文化所藏《中国石刻拓本目录》，等等[29]。从诸家著录来看，《隋赵韶墓志》为真品不成问题。

《北齐□韶墓志》的图版仅著录于《中国金石集萃》第8函第10辑，编号98。该志文19行，满行19字，行款与《隋赵韶墓志》相同。今据《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迻录《北齐□韶墓志》的志文如下：

君讳韶，字叔胤，定州卢奴县人也。帝颛顼之苗裔，大魏之后，因封命氏，重基垒案。远汉司徒公显，食邑卢奴，遂居京上。祖盛，骠骑大将军、常山郡守。諆深荀彧，讨越陈平。父寿，器宇渊弘，志识风远，刺史大杨公辟为西曹书佐，在职而亡，追赠本郡中山太守。公少好史籍，尤善弓马，昆季四人，并以孝闻。魏孝昌三年，凶奴入境，刺史侯行台募令平□官以靖境。大都督广昌军主指麾擒使。事居汤雪，见宠行台，殊蒙锡赏。左丞相东南道大行台洛州刺史裴公牒举为洛州默佐将军。司正士林，义深豪黩。至齐武定七年寝疾而卒，春秋卌有三。所谓天摧樑栋，地奄总人，唯寿伤悲。以武平六年岁次大梁月十八日壬申窆于凉上村南旧陵。泣德含豪，乃刊铭曰：

积德重基，因封京上。门风孝悌，义施公望。文武重爱，见重丞相。澡身浴己，缨冕荣养。功能殄寇，爵逾士先。笔默纠惮，朝廷称贤。举动礼则，容美形妍。小大具瞻，莫不肃然。朝晖夜奄，玉烛藏光。显琴龙灵，渌停觞弧，断思绩鹄声。

与《隋赵韶墓志》相比对，《北齐□韶墓志》改动之处有：将前志的“大业之后”改为“大魏之后”；将“重基垒叶。逮汉司徒公显”，改为“重基垒案。远汉司徒公显”；将“谋深荀彧，计越陈平”，改为“諆深荀彧，讨越陈平”；将“魏天平三年（536）”，改为“魏孝昌三年（527）”；将“指麾擒获”，改为“指麾擒使”；将“牒举为洛州默曹参军”改为“牒举为洛州默佐将军”；将“至齐天保五年（554）”改为“至齐武定七年（549）”；将“地奄哲人，呜呼伤悲”，改为“地奄总人，唯寿伤悲”；将“以仁寿元年（601）岁次大梁月号大火十八日壬申窆于京上村南旧陵”，改为“以武平六年（575）岁次大梁月十八日壬申窆于凉上村南旧陵”；将“义施名望。文武兼爱”，改为“义施公望。文武重爱”；将铭文的最后四句“燋琴罢韵，灵渌停觞。孤鸾断思，寡鹄声亡”，改为“显琴龙灵，渌停觞弧，断思绩鹄声”。

《北齐□韶墓志》的改动，使整篇墓志出现了几处硬伤，从而暴露了其伪志身份：

第一，年号和朝代搭配错误。如云志主“至齐武定七年寝疾而卒”，然“武定七年”还是东魏孝静帝元善见的年号，北齐的开国年号为“天保”。东魏武定八年（550）五月，文宣帝高洋称帝，建立北齐，“改武定八年为天保元年”[30]。故“武定七年”不能称“齐”，当称“魏”。而《隋赵韶墓志》云，志主“至齐天保五年寝疾而卒”，朝代和年号搭配符合历史。

第二，官职名称错误。《北齐□韶墓志》云，“裴公牒举为洛州默佐将军”，检索与北朝有关的史书，如《魏书》、《北齐书》、《北史》和《隋书》，皆无“默佐将军”一职。而《隋赵韶墓志》原文为“牒举为洛州默曹参军”，“默曹”当是“墨曹”，“默”、“墨”音同，这一官职在北朝较为常见，如薛修义，“魏北海王（元）颢镇徐州，引为墨曹参军”[31]；杜弼，“延昌中，以军功起家，除广武将军、恒州征虏府墨曹参军，典管记”[32]。《北齐□韶墓志》的杜撰者因不熟悉中国古代官制，一不留神凿改了一不存在的官职，漏出作伪的破绽。

第三，地名错误。《北齐□韶墓志》云志主葬于“凉上村南旧陵”，而《隋赵韶墓志》的原文为“京上村南旧陵”。联系墓志上下文，墓志开头云：“逮汉司徒公显，食邑卢奴，遂居京上”；墓志结尾的铭文部分云“积德重基，因封京上”，皆表明志主家族当是居住在“京上”，故志主的葬地当是“京上村”，而非“凉上村”。

第四，铭文格式错误。墓志后面的铭文一般情况下都讲究对仗，元朝人潘昂霄在《金石例》“铭式”中云：“铭诗用韵语”[33]。然《北齐□韶墓志》的铭文最后三句，格式突然混乱，偶数句变成了奇数句，原本的四字一句末句变成了五字。其末三句为“显琴龙灵，渌停觞弧，断思绩鹄声”。不仅句子不押韵，不对仗，且句意难懂。然《隋赵韶墓志》的铭文分为三节，用“其一”、“其二”、“其三”标示，六句为一节。《北齐□韶墓志》凿改的部分为《隋赵韶墓志》的第三节最后四句，其将原本对仗的四句“燋琴罢韵，灵渌停觞。孤鸾断思，寡鹄声亡”，以节省文字的方式改为了三句，从而造成墓志铭文韵律的不工整，句式的不对仗。

第五，有的文字凿改，不仅背离史实，还让志主“穿越”到了汉代。如原本的“谋深荀彧，计越陈平”，是用来赞扬志主有谋略，其才华甚至超越了汉代的荀彧和陈平。然其凿改为“諆深荀彧，讨越陈平”后，首句无疑义，因为“諆”也有“谋划”之意，然“讨越陈平”此句则出现了问题。首先，汉代的陈平没有造反；其次，生活在北朝时期的志主怎么能与汉代的“陈平”发生交集？显然史实错误。这也是作伪者不明历史，随意凿改墓志原文而出现的硬伤。

总之，从上述志文内容的硬伤来看，《北齐□韶墓志》为伪志，是任意改刻《隋赵韶墓志》而来；著录书籍的成书时间表明，该墓志为民国时期伪造。

四

北朝墓志近年来依然不断有伪志出现，早年存在于金石书籍中的伪志也还有待学者们进行鉴别。上述三方伪志有近年伪造者，也有民国时期作伪者，皆是根据出土墓志之真品原石或拓本作为范本，稍加改动而来。马立军用表格的形式汇集了诸家勘定的伪刻，但并不全面，还有一些北朝伪志亟待清理，以便读者在利用史料时去伪存真。沿袭马氏的格式，依然用表格将其没有发现的伪刻（含疑伪）墓志整理如下。表格中所引书籍或论文仅仅是判定该墓志为伪刻者。书籍名称采用简称，为与马立军所撰论文表格中的书籍名称统一，相同书籍，则简称相同，如《校笔》系方若撰《校碑随笔》（收录在《石刻史料新编》第二辑第17册），《名汇》系黄立猷《石刻名汇》之省，《增补》系王壮弘《增补校碑随笔》（修订本）之省，《汇编》系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之省，《洛编》系朱亮《洛阳出土北魏墓志选编》之省[34]，《鉴定》系马子云、施安昌撰写的《碑帖鉴定》之省[35]。除此之外，文章征引书籍还有“《北大》”，系胡海帆、汤燕等编《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历代墓志拓片目录》之简称[36]，《检要》系王壮弘、马成名编著《六朝墓志检要》（修订本）之省称，《古志》系民国时期顾燮光编《古志新目初编》之省称（收录在《石刻史料新编》第二辑第18册），《汉魏六朝碑刻校注·总目提要》简称“《碑校》”。引用期刊或论文集中的文章，则用全称。

《北朝伪刻（含疑伪）墓志》续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