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權獨尊時代的典禮

——以皇帝加尊號禮爲中心（上）

 

吴麗娱

 

【内容提要】本文分上下二篇，討論唐宋之際在位皇帝（含太上皇）的加尊號典禮。上篇以唐五代爲中心，從比較漢唐以來即位禮與加尊號禮的受册寶儀式出發，展示二禮的共同性質和關係，從而進一步討論唐五代在位皇帝加尊號禮的起源及其内涵，説明加尊號禮的禮儀程式，及玉册玉寳進受的過程和意義。文章認爲，在位皇帝的加尊號禮起源於唐高宗，經武則天、中宗和玄宗被推廣擴大，並結合皇帝對道教（武則天是佛教）的推崇和祭祀，突出家族神聖和祖宗繼承的意義，從而尊大皇權，提升帝位，使禮制由“私”而“公”，以强化皇帝對於帝國統治，適應社會變革的需要。同時也討論了在唐五代藩鎮割據和皇位爭奪激烈的現實形勢下，册尊號禮被不斷應用和規範化的過程及原因。

 

【關鍵詞】 加（或册）尊號禮  在位皇帝  進册寶  皇權獨尊 

                             

中古皇帝即位登臨之際，常常要舉辦授册寶儀，意即從先皇手中（或身後）接過皇位和大寶，可以行使皇帝無上的威權。但是除此之外，唐朝武則天以降，還有一種形式相近、專爲頌揚皇帝、爲之量身打造的“授”册寶儀式也應時而興。此種儀式即《開元禮》尚不見載的在位皇帝加尊號儀。德宗貞元中崔元翰《爲文武百官請復尊號表》説：“臣等伏以崇明號，昭盛德，爰自中古，實爲上儀。以至於我祖宗，莫不膺茲典禮。”其表同時將册尊號禮視爲“祖宗之矩儀，國家之典制”[1]。是知加尊號在唐代不但已是“上儀”、“矩儀”，且逐漸演爲在位皇帝所必行的國家典禮。唐宋之際，皇帝即位授册寶因與先皇的喪禮一同舉行，故漸次淹沒不行。但加尊號受册寶却成爲一時盛典，甚至延及後世，顯示了在位者身爲皇帝的至尊形象和無上榮光。

册尊號禮是中古皇帝重要的禮儀之一，以往論者已有不少研究。户崎哲彥從秦始皇的“始皇帝”之稱、漢代的“太上皇”和皇帝死後上尊號贈謚出發討論了皇帝尊號的起源問題，指出尊號有包括位號和謚號，以及在世所附名號的廣、狹兩種含義，考察了自高宗朝“天皇”、“天后”號開始，到武則天、中宗、玄宗以後狹義尊號的創設，及其建立的背景及與道教的關係[2]。他還有另文討論 “鴻名”、“徽號”等作爲皇帝尊號别稱的意義和在唐朝的用法[3]。在他之後，羅新也討論了唐朝皇帝的加尊號制度，認爲應當重視突厥文化的影響[4]。此外，所見又有關於西夏皇帝尊號的考釋及近年關於宋代尊號制度的專論[5]。筆者之前也在討論皇帝二次即位的文章之末討論過宋朝皇帝的加尊號及受册寶儀式[6]，但考慮到加尊號禮儀從唐前期開始出現，經五代至宋代建成完備的形式，甚至取代即位儀而成爲唐宋之際輝煌的皇帝典禮，是一件關係皇帝禮儀地位的不尋常之事；故對此儀的某些程式、細節乃至其産生發展經過再作一些梳理和補充，以表達個人對唐宋之際此儀成立的一點認識。

 

一  皇帝即位與册尊號儀式的比較

 

唐朝加尊號禮基本分爲兩種，一種是給祖先加尊號，一種是給在世的皇帝加尊號，前者並非始於唐朝，而是秦漢以來早已有之。即先皇、先后死後除廟號外，臣下也要按其行能功過爲之定謚號，也稱上尊號。從《大唐元陵儀注》來看，先皇的謚册、哀册及寶綬都是要置於陵墓中的，因此全部儀式屬於凶禮。此外由於種種原因，尊號又有追加。唐朝則尊號既定之後，可以屢次追加，如高祖初謚大武皇帝，上元元年（674）八月改上尊號曰神堯皇帝，天寶十三載（754）二月上尊號神堯大聖大光孝皇帝；太宗初謚文皇帝，上元元年八月改上尊號曰文武聖皇帝，天寶十三載二月改上尊號爲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7]。改謚或追封、追加尊號雖非凶禮，但也須告廟。

後者爲在世皇帝加尊號，却可以説是唐朝首創。此典禮《開元禮》不載，却幾乎是唐太宗、高宗以後歷朝皇帝皆有之，所以在世皇帝稱尊號，去世皇帝稱謚號，形成慣例，且爲宋朝延續，直到神宗時纔被取消。《唐大詔令集》記有諸帝册尊號的批答、册文、赦文等，所以在唐宋之際，爲皇帝册尊號是一項極爲隆重的典儀。相對於前者，此禮無疑當屬嘉禮，而在其舉辦儀式上，與皇帝的即位禮却非常相似。爲了説明這一點，我們先將宋初所見册尊號禮與漢唐的皇帝即位禮做一番比較。以下是《續漢書·禮儀志》的記載：

   

三公奏《尚書·顧命》，太子即日即天子位於柩前，請太子即皇帝位，皇后爲皇太后。奏可。群臣皆出，吉服入會如儀。太尉升自阼階，當柩御座北面稽首，讀策畢，以傳國玉璽綬東面跪授皇太子，即皇帝位。中黄門掌兵以玉具、隨侯珠、斬蛇寶劍[8]授太尉，告令群臣，群臣皆伏稱萬歲。或大赦天下。遣使者詔開城門、宮門，罷屯衛兵。群臣百官罷，入成喪服如禮。兵官戎。三公、太常如禮。[9]

 

儀式表明皇帝即位是與先皇去世的喪禮同時，實際上是與喪禮的大斂成服一道進行。在此之前還有一些初死直到殯斂結束的儀式，所以即位是分爲兩段進行，這裏是第二階段，意味在先皇身後接過皇位和大寶，可以行使皇帝無上的威權。與此有關，除了人們都已經提到的即位程式問題之外，還有兩點應當强調：其一即讀策（册）和授册寶儀式是由朝廷官位最高的大臣太尉進行，雖是“跪授”，但衆目睽睽之下，可以理解爲他是整個朝廷的代表及所有臣民意願的體現。他先將傳國玉璽給皇帝，而皇帝即位後反之再將“玉具、隨侯珠、斬蛇寶劍”等國寶重器授太尉，則似乎是實行了權力的互換與對接，也即皇帝祗有在接受了朝廷和所有臣民的委託之後，纔有統領、支配臣民的無上權威，從而再將國家軍政的具體事權交與臣下。因此正如西嶋定生所指出，即位禮乃是君主獲得公權威的手續和必要儀禮，是對這一權威正當性的確認，儀式顯然最具象徵意義。[10]

這個儀式和程式被繼承下去。到唐朝時有大明宮初死“發哀於內殿”，和儀仗靈柩轉移向太極宮太極殿停靈，以及皇帝即位於太極殿的過程。日本學者稱之爲“二次即位”，[11]前者爲凶禮，後者却是嘉禮了。但由於吉凶相混，所以從唐朝五禮（如《顯慶禮》、《開元禮》）看不到這個儀式。不過《册府元龜》卷一一《帝王部·繼統》三記載了敬宗、文宗時的即位儀，敬宗比較簡單，衹説“帝即位於太極殿東序。册曰，云云（下略）。於是中書侍郎平章事牛僧孺讀册進册，門下侍郎平章事李逢吉宣制進寶，太常少卿馮宿導引乘輿，刑部尚書段文昌率百僚奉誡辭”。[12]而文宗較詳：

 

〔寶曆二年（826）十二月〕乙巳，帝御宣政殿即位。諸衛各勒兵屯諸門，黄麾大仗，陳於殿庭。押册寶自西階下，文武群官入就位。侍中板奏，請中外嚴辨（按當作“中嚴外辦”）。帝出自序門，服具服遠遊冠、絳紗袍，執笏，就中間南向位立定。册使宣云：“伏奉太皇太后令，江王即皇帝位。”禮儀使奉請再拜，舉册官奉册就皇帝前，攝中書令、司空兼門下侍郎平章事裴度進讀曰，云云（下略）。讀册〔畢？〕，稱賀。帝受策(册)，以授左右。侍中進寶，帝受寶，以授左右。又奏請改服袞冕，即御座，受萬方朝賀。殿中監進鎮珪，內高品承旨索扇。開，帝正袞冕，負扆南面。侍中就升御座之右，西南立，符寶置於御座前。群官在位者皆再拜。攝太尉、兵部尚書段文昌進當香案前，跪奏曰：“我國家奄宅萬方，光被四表，大行皇帝丕承祖業，嗣唐配天。伏惟皇帝陛下敬之哉！”百僚皆再拜。攝侍中、門下侍郎平章事竇易直承旨，臨階西向稱：“有制。”在位者皆再拜。宣云：“顧以薄德，嗣守鴻業，祗奉詔命，感懼良深。”在位者皆再拜。侍中奏禮畢，帝降座，御輦還宮。

                                             

這個儀式仍有“奉太皇太后令”皇帝即位，從“具服遠遊冠、絳紗袍”改換“袞冕”和讀册、進寶的過程，不過，司空“讀册〔畢？〕，稱賀。帝受策(册)，以授左右””和“侍中進寶，帝受寶，以授左右”，表明寶、册雖然都是由宰相奉進的，却沒有了大臣“授”的説法。不過這裏還是有最高職稱的太尉跪奏上“誡詞”，意思是告誡皇帝要珍惜祖宗的江山基業，恭敬繼承，而皇帝也有謙辭作答。

但是這一皇帝即位的嘉禮儀式，是在喪事舉辦的中間進行的，它的時間應在大斂和殯禮完成之後，而在成服之前。也就是説，當這套即位儀式完成，君臣就要按制換上喪服繼續履行喪禮。漢唐時代，喪禮都有這一吉凶交替的過程。到了宋朝，發現代表吉事的嘉禮程序被淡化，皇帝的即位儀式變得簡單了。喪禮中“凶”的色彩更加突出，所以以嗣皇帝爲中心的進“授”册寶儀式不再舉行。然而令人感到意外的，就是幾近相同的程式又出現在在位皇帝的册尊號儀中。《宋會要輯稿·禮·册尊號》述其禮甚詳，涉及最重要的進册儀式有曰：

  

太尉東向解劍脱舄置於褥訖，册案先升，太尉從册案以升。（其册函蓋先置於階下别寶案上，其寶案東向立，俟中書令讀册將畢，禮部侍郎押寶案升階。）侍郎押册升進至褥位，當御座前訖，太尉搢笏，北面，捧册案稍前跪置訖，執笏，俛伏，興，少退，東向立。中書令進當册案前，俛伏，興，跪稱：“攝中書令具官臣某讀册。”奏訖，搢笏。册文曰：“攝太尉、守司徒、兼侍中臣范質等謹再拜稽首上言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臣等不勝大願，謹奉玉册玉寶，上尊號曰‘應天廣運仁聖文武至德皇帝’。伏惟垂日月之明，鑒億兆之情，凝旒端扆，昭受鴻名，如山嶽之固，若松柏之堅，乾健不息，品物咸亨，承天之佑，萬壽千齡。臣質等誠歡誠願，頓首頓首，謹言。”讀訖，（其册函對舉案者，奉空案侍郎引詔〈退〉，復西階下東向立。）執笏，俛伏興。又搢笏，捧册於褥，東回册函，北向進，跪置於御座前訖，執笏興。中書令、舉册官俱降，還侍立位。太尉降階，納舄帶劍訖，東向立以俟。[13]

 

這裏主要説的是讀册和進册儀，由太尉和中書令主持及實施。以下換司徒及侍中，舉行了形式類似的讀寶、進寳儀。完成後便是群官在太尉與司徒的率領下向皇帝表示祝賀，而皇帝也有答語：“朕以鴻儀昭舉，保命會昌，迫於群情，祗膺顯號。退循寡昧，惕懼增深。所賀知。”君臣互動由此體現。

以上儀式如果忽略一些細節，可以看出主要程式與唐朝的皇帝即位禮十分接近，在儀式上作爲首領及主持讀册讀寶儀式的仍然是太尉、司徒等宰相重臣。然而却有兩點不同，其一是大臣讀册讀寶後已經沒有“帝受策，以授左右。侍中進寶，帝受寶，以授左右”的內容，也即君臣之間授受的環節改變了，變成中書令和侍中等“又搢笏，捧册於褥，東回册函北向進，跪置於御座前訖，執笏興”。大臣已不能直接將册寶交予皇帝，而衹能“跪置於御座前”。其二是大臣上誡詞告誡、勉勵皇帝的表面文章也不再有，這使宰相群臣的態度顯得愈加恭敬，身份愈加卑微，而皇帝的形象則更加崇高和不可企及，雙方的距離明顯擴大了。可見册尊號在尊崇皇帝、展示皇帝禮絶群臣的地位上比之即位儀更突出。它在某種程度上甚至可以超越即位禮突出皇帝的內涵，所以册尊號禮在唐宋之際成爲極重要的典禮。不過這套儀式不是從宋朝始有，而是唐朝在實踐即位禮的同時早已發明，所以翻過頭來，我們有必要再討論册尊號儀在唐代的起源及意義。

 

二  唐朝皇帝册尊號禮的發明及其內涵

 

關於皇帝的册尊號禮，很早即引起學者的關注。包括《西漢會要》、《唐大詔令集》、《册府元龜》以及《五禮通考》等書在内，都彙集了與尊號有關的儀目和大量材料，且唐封演的《封氏聞見記》、北宋葉夢得的《石林燕語》、高承的《事物紀原》乃至清王鳴盛的《十七史商榷》等，也列有相關尊號的儀目和解説、評論。其中《封氏聞見記》論“尊號”説：

   

秦、漢以來，天子但稱皇帝，無别徽號。則天垂拱四年（688）得瑞石於洛水，文曰：“聖母臨人，永昌帝業。”號其石爲“寶圖”，於是群臣上尊號，請稱“聖母神皇”。後稍加“慈氏越古天册金輪聖神”等號。中宗踐祚，號“應天神龍”。玄宗即位，號“開元神武”；後稍加爲“開元天地大寶聖文神武”。肅宗號“光天文武”。代宗號“寶應元聖文武”。今上號“聖神文武”。

則天以女主臨朝，茍順臣子一時之請，受尊崇之號，自後因爲故事。“允文允武，乃聖乃神”，皇王盛稱，莫或踰此。旣以爲祖父之稱，又以爲子孫之號，雖顛之倒之，時有變易，曷曾離此。數代之後，將無所回避。興元初，主上超然覺悟，乃下詔去其徽號，直稱皇帝，合於古矣。近歲百僚復請加尊號，上守謙沖，竟不之許。昔光武皇帝詔群臣上書不得言“聖”，孔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其謙沖之意大矣哉！[14]

 

所論清楚表明，爲在世皇帝加尊號唐以前從未實行，且此禮之興盛始自武則天。昔人如葉夢得撰《石林燕語》和秦蕙田《五禮通考》亦皆持此論。《五禮通考》叙沿革説：

 

案尊號起於唐武后、中宗之世，始以即位，繼以拜洛，受圖後乃往往以符瑞行之。玄宗開元、天寶以來殆數數矣，然其儀不傳。宋每遇大禮，群臣輙上表請至於再三。自太祖太宗以還，沿爲故事。宋史著其儀爲嘉禮第一，至神宗、哲宗乃毅然止之。遼始於太祖，厥後相繼不絶。金初猶舉之，逮章宗堅却不受，其事乃罷。元上尊號者，五帝而已。自明以來，蓋無聞焉。[15]

 

由此可知，所謂上尊號儀，自唐而影響於宋和遼金元，至明代方徹底結束，是盛於中古而衰於近古。《五禮通考》特説明將此禮“今於即位儀後附及之”，説明兩者對於在世皇帝，確實有相近意義。

但是加尊號在唐太宗、高宗實已初見。史載貞觀四年（630）夏四月丁酉，因俘頡利以獻捷，“自是西北諸蕃咸請上尊號爲‘天可汗’，於是降璽書册命其君長，則兼稱之”。[16]太宗之後，高宗上元元年（674）夏四月，在追尊祖宗稱號的同時，也有“皇帝稱天皇，皇后稱天后”之説。[17]當代學者研討皇帝尊號，最重起源。故羅新從太宗以後“天可汗”稱號被用於唐歷任皇帝，唐王朝“降璽書賜西域北荒君長，皆稱爲皇帝天可汗”出發，提出“唐代皇帝尊號的制度淵源，在於北亞草原部族，特别是突厥族的可汗號制度”。

户崎哲彥則不同此説。他在《古代中國の君主號と「尊號」》一文中，闡釋福永光司《昊天上帝と天皇大帝と元始天尊——儒教の最高神と道教の最高神》之論，[18]指出高宗稱天皇的上元元年是伴隨著王公、百僚對《老子》的習學和將老子作爲李唐祖先的尊崇，即“上元”之號都是出自道教和高宗對老子的追尊。從天皇到高宗謚號天皇大帝，是來自道教的北極星信仰，故都要從高宗與道教關係來追究。認爲如福永光司氏所説，自漢代鄭玄開始的儒教的最高神昊天上帝和道教的最高神天皇大帝具有相同的背景和關係。而老莊思想關於老子（李耳）的説法則是天和天帝在下界的肉身存在，其後裔即李唐天子，所以老子作爲李唐祖先涉及保障君主權的重大問題。中國傳統思想的儒教對君主權的保證是將君主作爲受天命而統治天下的天子，而鄭玄感生帝説中也是將來自北辰曜魄寶的天皇大帝與昊天上帝同樣看待，表明靈體化的老子與儒家的天和上帝根源一體。因此他指出高宗的“天皇”號是向道教的傾斜，武則天即位初對道教的推進也是利用高宗血統、權威而强化自己的權威。故狹義的尊號、徽號因道教政策的煽動而興起。而隨著武則天從“天后”到“聖母神皇”的身份之變，“太上玄元皇帝”降爲“老君”，尊號中體現佛教意義也代替了道教。

筆者認爲，就尊號的文化淵源和起因而論，前者的“天可汗”之稱牽涉唐朝對少數民族的懷柔政策，但主旨在於實現大一統，標榜統治者成爲世界領導中心，與尊號起源沒有什麽具體關聯。從本民族文化的根基和君權象徵意義而言，後者的説法無疑理據更充足。誠如户崎哲彥所説，尊號所用“神”、“聖”等字體現著君主的神格化，而君主的神格化又基於宗教的權威化而産生，位號、尊號是實現君主神聖國家的具體表像，實現王權宗教式的權威化、神格化追求。也就是説，尊號是爲了從理論和宗教意識上突出君權神授和天命所歸，强調帝位傳承的天然合理性與作爲皇帝的偉大。

從這裏出發，我以爲唐朝爲在世皇帝加尊號確有其特殊的意義。唐朝在“追尊”問題上最初並沒有打破前朝的格局。即高宗和武后的自稱天皇、天后也是在爲祖先加尊號之後，且有“以避先帝先后之稱”的名義。雖然胡三省已指出：“實欲自尊，而以避先帝先后之稱爲言，武后之意也。”但顯然以“爲祖先”爲前提，將自己作爲先帝先后的繼承者看待。自後雖然爲當世皇帝加尊號與爲祖先加謚分途，成爲各自獨立的體系和皇帝的必行之禮，但對於皇帝個人或宗族的意義仍然突出。尊號中所表現的宗教意味即説明了這一點。

誠如以往拙文所談到的，唐朝國家祭祀中的老子（太清宮）和九宮貴神，是有著代表皇帝及其家族祭祀的意義，[19]宋朝的大聖祖（景靈宮）和十神太一祭祀等也是如此。宗教對於唐、宋兩朝統治者並不是單純的信仰，也牽連著神化其宗族來源和尋求保護神的問題。所以政權變了，相關宗教內容也會變。高宗、中宗、玄宗的尊號無一例外體現著崇道的色彩，因爲他們都是李氏子孫。但武則天不同，雖然在她取得政權前，並未反對道教，但即位之初，幾乎立即將本人道教性質的尊號（聖母神皇）改爲佛教（聖神皇帝、金輪聖神皇帝等），意味著其革唐命而建立的武周與李氏不共一個祖先。

而在玄宗天寶以後明確了老子“大聖祖”的始祖之位，和將道教祖宗的祭祀納入國家祭祀之後，尊號的加授與名稱進一步與之相聯。如“開元天寶聖文神武皇帝”正是在天寶元年（742）正月田同秀上言“玄元皇帝降見於丹鳳門之通衢，告賜靈符在尹喜之故宅上”以後發生的。[20]“天寶”當即指玄元皇帝所降靈符。故二月丁亥（11日）上尊號，辛卯（15日）玄宗即親享元皇帝廟，兩事密切呼應。此後累加的“開元天寶聖文神武應道皇帝”、“開元天地大寶聖文神武應道皇帝”、“開元天地大寶聖文神武證道孝德皇帝”的尊號中都增加了“道”字（詳附表1.），這與天寶以後祭天祭祖中不斷擴大道教祭祀顯然一致。

事實上我們還發現，天寶中在朝臣請求爲玄宗加尊號的表文中，同樣增加了不少道教的內容，如《册府元龜》卷一六天寶七載“五月壬申（3日），文武百僚以休祥累見，上表請加尊號曰‘應道’”。表再上“固違不從”。甲戌（5日）又上表言：“臣聞道之應也，萬姓叶心；德之至也，百靈表貺，是以帝王從天以受休命，臣子奉主以薦尊名。……臣等上稽儀極，下考前訓，旁求史氏，明徵道書，皆可以配至極之崇高，建大號之美稱。”又具體提到：“《靈寶經》曰：‘大寶君者，大洞之尊神，玉皇之正氣。’陛下經高上之至理，復帝先之淳源，九炁生真，二合成德。殊休應道，已契靈文；景命揚符，宿彰仙籙。則知聖祖以大道授陛下久矣，當以‘應道’答之。”即勸皇帝以《靈寶經》所言大寶君自詡，證明是應符籙真氣而生，爲大聖祖授命的天子，應當接受賦有“應道”尊號的典禮。同時提出“伏以端午良辰，萬壽來應，昌圖與兩儀配永，寶運與三景俱長。欽若鴻名，克彰厚慶，聿陳大禮，式茂元和”，從而强調“萬壽”和“寶運”。[21]同卷天寶八載六月條的記載，也稱：“太白山人李渾上言有神人言，金星洞內有玉版石，記聖皇福壽之符命。御史中丞王鉷入仙游谷，求而獲之以獻，帝御勤政樓受焉。於是王公卿士道俗又請加尊號。”之後，由於玄宗“表三上不從”，禮部尚書崔翹等又上表，以“上玄成命，锡祯符以应期；圣皇乘时，受神册于兴运，是以启殊祥于景福，崇大号于至公”爲名，請皇帝加尊號，以應種種符瑞之徵，使皇帝終於答允。

由此可見，加尊號迎合皇帝粉飾太平及修仙學道之長壽追求，這也見出皇帝意志與朝廷動向之呼應。但與此同時，加尊號與道教結合，既是對皇帝家族神聖、天命有歸的宣揚，也代表了朝臣百姓對皇帝統治權威的神聖認同。所以，尊號本身顯示政權合法化及皇帝地位隆重化的作用便更突出。而它産生的出發點，既與皇帝個人和家族的關係更密切，則至少不完全是從公衆和國家公器出發的立場。這就是爲什麽在宰相群臣上請册尊號表中，首先提到的必是李氏宗族的天命授受和祖先的功德偉績，而如果皇帝剛剛即位不久，也往往會强調其繼承性及受尊號的天然合理性。這樣就將皇帝個人和祖先的光輝完全置於國家政權之上，由私乃及於“公”，此爲册尊號的內涵所在，也是天寶以後日益多見的禮儀景象。

以下是武則天以降唐歷朝在位皇帝加尊號的統計表，內加*號者爲退位後或任太上皇時所加。

 

表1.唐朝皇帝加尊號表

皇帝	請尊號時間及過程	尊號名稱	册尊號時間	同時或近期活動	出處
高宗、武則天		天皇、天后	上元元年（673）八月壬辰	追尊宣、光二帝及后，爲高祖、太宗二帝及后加尊號。	舊唐書卷五、《新唐書》卷三《高宗紀》，《資治通鑑》卷二○二。
武則天	皇帝帥王公以下上尊號	名不載	光宅元年（684）二月甲子	御武成殿受尊號。丁卯，太后臨軒，遣禮部尚書武承嗣册嗣皇帝。丁卯，太后臨軒，遣禮部尚書武承嗣册嗣皇帝。	《新唐書》卷四《則天皇后》，《資治通鑑》卷二○三。
		聖母神皇	垂拱四年（688）五月乙亥	五月庚申，得寶圖於洛水。同年七月丁巳，大赦，封洛水爲神爲顯聖侯，嵩山神爲天中王，賜酺五日。	《舊唐書》卷六、《新唐書》卷四《則天皇后》、卷二四《禮儀志》四。
	載初元年（天授元年，690）九月乙酉上尊號。壬午革唐命，改國號爲周，改元爲天授，大赦天下，賜酺七日。降皇帝爲皇嗣。丙戌，初立武氏七廟於神都。	聖神皇帝	天授二年（691）正月癸酉朔	太后始受尊號於萬象神宮，旗幟尚赤。甲戌，改置社稷於神都。辛巳，納武氏神主於太廟，唐太廟之在長安者，更命曰享德廟。	《舊唐書》卷六、《新唐書》卷四《則天皇后》，《資治通鑑》卷二○四。
	天授二年（691）正月，饒陽尉姚貞亮等數百人表請上尊號，不許。	上聖大神皇帝			《資治通鑑》卷二○四。
	長壽二年（693）九月丁亥朔，魏王承嗣等五千人表請加尊號。	金輪聖神皇帝	長壽二年（693）九月乙未	御萬象神宮受尊號，赦天下。作金輪等七寶。次日丙戌，建武氏七廟，追尊周文王曰始祖文皇帝，皇父武士彠爲孝明皇帝，並追尊武氏諸祖。	《舊唐書》卷七六《后妃上》，《資治通鑑》卷二○五。
	延載元年（694）五月魏王承嗣等二萬六千餘人上尊號。	越古金輪聖神皇帝	延載元年（694）五月甲午	御則天門樓受尊號，大赦，改元，賜酺七日。	《舊唐書》卷六、《新唐書》卷四《則天皇后》，《資治通鑑》卷二○五。
		慈氏越古金輪聖神皇帝	證聖元年（694）正月辛巳	加尊號，改元，大赦，賜酺七日。	同上。
		罷“慈氏越古”號。	證聖元年（694）二月甲子		同上。
		天册金輪大聖皇帝	天册萬歲元年（695）九月甲寅	册尊號，合祭天地於南郊，大赦，改元，大酺九日。	同上。
		去天册金輪大聖之號	聖曆三年（700）五月癸丑	大赦天下，改元爲久視，大酺五日。	《舊唐書》卷六、《新唐書》卷四《則天皇后》，《資治通鑑》卷二○六。
	*神龍元年（705）正月戊申，帝帥百官詣上陽宫上太后尊號。	則天大聖皇帝	神龍元年（705）正月戊申	加尊號。同月丙午，中宗即位，赦天下。	《舊唐書》卷六、《新唐書》卷四《則天皇后》，《資治通鑑》卷二○七。
中宗	神龍元年（705）十一月戊寅群臣上尊號	皇帝曰應天皇帝，皇后曰順天皇后。	神龍元年（705）十一月戊寅（？）	加尊號。同月壬午，皇帝、皇后親謁太廟，大赦，告受徽號之意。賜酺三日。	《舊唐書》卷七、《新唐書》卷四《中宗紀》，《資治通鑑》卷二○七。
	神龍三年（707）八月戊寅皇后及王公以下表上尊號，宗楚客率百官請加皇后尊號，上並許之。	應天神龍皇帝，順天翊聖皇后	神龍三年（707）九月庚子[22]	御太極殿受册，大赦天下，改元。	《舊唐書》卷七《中宗紀》，《資治通鑑》卷二○八，《册府元龜》卷一六《帝王部·尊號》一，《唐大詔令集》卷七《應天神龍皇帝册文》。
玄宗	先天二年（713）十一月群臣上表請，三上從之。	開元神武皇帝	開元元年（713）十一月戊子	十二月庚寅，大赦，改元，賜內外官勳。	《舊唐書》卷八、《新唐書》卷五《玄宗紀》，册府元龜》卷一六《帝王部·尊號》一。
	開元二十七年（739）二月，文武百官及僧道耆耋上表請加“聖文”，八表許之。	開元聖文神武皇帝	開元二十七年（739）二月己巳[23]	大赦天下，賜酺五日，免今歲税，賜文武官階爵。	《舊唐書》卷九、《新唐書》卷五《玄宗紀》，册府元龜》卷一六《帝王部·尊號》一，《資治通鑑》卷二一四。
	天寶元年（742）正月壬辰，群臣上表，以“函谷靈符，濳應年號；先天不違，請於尊號加‘天寶’字，從之“。	開元天寶聖文神武皇帝	天寶元年（742）二月丁亥	同月辛卯（三日後），親享玄元皇帝於新廟，甲午，享太廟，丙申合祭天地於南郊，大赦，版授，加階爵。	《舊唐書》卷九、《新唐書》卷五《玄宗紀》，《資治通鑑》卷二一五。
	天寶七載（748）三月乙酉，群臣請加尊號。五月壬申、甲戌又有表請。	開元天寶聖文神武應道皇帝	天寶七載（748）五月壬午	於興慶殿受册徽號，大赦天下，免來載祖庸，賜文武官勳，民酺三日。	《舊唐書》卷九、《新唐書》卷五《玄宗紀》，册府元龜》卷一六《帝王部·尊號》一，《唐大詔令集》卷七《開元天寶聖文神武應道皇帝册文》。
	天寶八載（749）六月，王公卿士道俗請加尊號，表三上不從。丙辰，文武百官禮部尚書崔翹等又上表，從之。	開元天地大寶聖文神武應道皇帝	天寶八載（749）閏六月丁卯	同月丙寅，謁太清宮，加上玄元皇帝號，增祖宗帝后謚。丁卯，御含元殿受册，大赦天下，賜文武官階、爵，酺三日。	《舊唐書》卷九、《新唐書》卷五《玄宗紀》，册府元龜》卷一六《帝王部·尊號》一，《唐大詔令集》卷七《開元天地大寶聖文神武應道皇帝册文》。
	天寶十二載（754）十二月庚寅，文武百官憲部尚書張筠等上表請上尊號，凡三表，乃許之（《新紀》、《通鑑》二月甲戌，群臣上尊號）。	開元天地大寶聖文神武孝德證道皇帝	天寶十三載（754）二月乙亥	二月癸酉（《新紀》作壬申），朝獻太清宮，加上玄元皇帝號；甲戌，享太廟，加祖宗謚號。乙亥，御興慶殿受徽號，禮畢，大赦天下。	《舊唐書》卷九、《新唐書》卷五《玄宗紀》，《册府元龜》卷一六《帝王部·尊號》一，《資治通鑑》卷二一七。
		上皇天帝	*至德元載（756）七月甲子	肅宗即皇帝位，大赦，改元。	《舊唐書》卷一○、《新唐書》卷六《肅宗紀》。
	乾元元年（758）正月戊寅肅宗言	太上至道聖皇天帝[24]	*至德三載（乾元元年，758）二月乙巳	於興慶殿上尊號。同月丁未，大赦，改元。	《舊唐書》卷一○、《新唐書》卷六《肅宗紀》，《通鑑》卷二二○，《册府元龜》卷一六《帝王部·尊號》一。
肅宗	至德二年（757）十二月壬申，右僕射裴冕與百僚上言請册尊號。	光天文武大聖孝感皇帝	乾元元年（758）正月戊寅	上皇御宣政殿授册。《新紀》並載授皇帝傳國、授命寶符。	《舊唐書》卷一○、《新唐書》卷六《肅宗紀》，《册府元龜》卷一六《帝王部·尊號》一。
	乾元元年（758）十二月乙未，公卿道俗上表請加號乾元，三表許之[25]。	乾元大聖光天文武孝感皇帝	乾元二年（759）正月己巳	上御含元殿受册。	《舊唐書》卷一○、《新唐書》卷六《肅宗紀》，《册府元龜》卷一六《帝王部·尊號》一。
	乾元二年（759）二月壬子百官請加皇后尊號。肅宗問宰相李揆，事遂寢。	翊聖皇后[26]			《舊唐書》卷一○、《新唐書》卷六《肅宗紀》，《資治通鑑》卷二二一。
		詔令去尊號惟稱皇帝	上元二年（761）九月壬寅		《資治通鑑》卷二二二，《册府元龜》卷一六《帝王部·尊號》一。
代宗	寶應二年（763）四月辛巳，宰臣及文武百僚郭子儀等上尊號，詔下有司。	寶應元聖文武孝皇帝	廣德元年（763）七月壬寅	御宣政殿受册。同月壬子，大赦，改元廣德。	《舊唐書》卷一一、《新唐書》卷六《代宗紀》並《通鑑》卷二二三，《册府元龜》卷一五《帝王部·年號》。
德宗		聖神文武皇帝	建中元年（780）正月丁卯朔	御含元殿，改元，上尊號。己巳，朝獻於太清宮；庚午，謁太廟；辛未，有事於南郊。大赦，賜文武官階、勳、爵。	《舊唐書》卷一二、《新唐書》卷七《德宗紀》。
	興元元年（784）正月朔	詔令去“聖神文武”之號			《册府元龜》卷一六《帝王部·尊號》一。
	貞元五年（789）十月百僚累上表請復徽號，不許。				《册府元龜》卷一六《帝王部·尊號》一。
	貞元六年（790）九月戊午，百僚京城道俗等詣闕抗表請上尊號，手詔不許。十月己亥，再詣闕抗表，猶不許。	貞元聖神文武皇帝		同年十一月庚午，日南至，親祀昊天上帝於郊丘。禮畢，御丹鳳樓宣赦。	《册府元龜》卷一六《帝王部·尊號》一，《舊唐書》卷一三《德宗紀》下。
順宗	永貞元年（805）十二月辛酉，百官上表請上上皇尊號，許之。	應乾聖壽太上皇	*元和元年（806）正月丙寅	皇帝於興慶宮奉上尊號。丁卯，御含光殿受朝賀。禮畢，御丹鳳樓，大赦天下，改元。	《舊唐書》卷一四、《新唐書》卷七《順宗紀》。《册府元龜》卷一六《帝王部·尊號》一，《資治通鑑》卷二三六、卷二三七。
憲宗	永貞元年（805）十二月辛酉，百官上表請册尊號，自辭不受。	文武大聖孝德皇帝			《資治通鑑》卷二三六。
	元和元年（806）十二月甲戌，宰臣及百僚表請上尊號，不許。	文武聖德皇帝			《册府元龜》卷一六《帝王部·尊號》一。
	元和二年（807）十一月，羣臣請上尊號，丙申，許之。	睿聖文武皇帝	元和三年（808）正月癸巳	御宣政殿受徽號。御宣政殿受册，禮畢，移仗御丹鳳樓，大赦天下。	《資治通鑑》卷二三七，《舊唐書》卷一四、《新唐書》卷七《憲宗紀》。《册府元龜》卷一六《帝王部·尊號》一。
	元和十四年（819）五月丙申，中書門下率百僚上表請加尊號。	元和聖文神武法天應道皇帝	元和十四年（819）七月己丑[27]	御宣政殿受册，禮畢，御丹鳳樓，大赦天下。賜文武官階、勳、爵。	《册府元龜》卷一六《帝王部·尊號》一，《舊唐書》卷一五、《新唐書》卷七《憲宗紀》。
穆宗	長慶元年（821）四月辛卯，中書門下及文武百僚請上尊號，制未從。表四上，從之。	文武孝德皇帝	長慶元年（821）七月壬子	同上。	《册府元龜》卷一七《帝王部·尊號》二，《舊唐書》卷一六、《新唐書》卷八《穆宗紀》。
敬宗	敬宗寶曆元年（825）四月丙寅，宰臣等抗疏請上尊號，不許。自此累獻四表，詔方從之。	文武大聖廣孝皇帝	寶曆元年（825）四月癸巳	同上。	《册府元龜》卷一七《帝王部·尊號》二，《舊唐書》卷一七上、《新唐書》卷八《敬宗紀》。
文宗	太和六年（827）正月辛亥，中書門下及文武百官請上尊號，詔答不許。甲寅，再上表；庚申，表三上，詔答不許。	太和文武至德皇帝			《册府元龜》卷一七《帝王部·尊號》二，《資治通鑑》卷二四四。
	太和七年（828）十二月甲午中書門下請上尊號。前後凡四上表，詔答不許。 開成二年（837）二月自朔至晦，方嶽之臣請上尊號者二十二道，或至再請者，皆詔報不許。	太和文武仁聖皇帝			同上。
武宗	會昌二年（842）四月乙丑朔宰相李德裕等上章。	仁聖文武至神大孝皇帝	會昌二年（842）四月戊寅[28]	御宣政殿受册，大赦，賜文武官階、勳、爵。	《册府元龜》卷一七《帝王部·尊號》二。《舊唐書》卷一八上、《新唐書》卷八《武宗紀》。
	會昌四年（844）十月乙亥，李徳裕等請上尊號，凡五上表，乃許之。尊號始無“道”字，中旨令加之。	仁聖文武章天成功神德明道大孝皇帝	會昌五年（845）正月己酉	是日，朝獻於太清宮；庚戌，朝享於太廟；辛亥，有事於南郊。禮畢，御承天門，大赦，賜文武官階、勳、爵。	《資治通鑑》卷二四四，餘同上。
宣宗		聖敬文思和武光孝皇帝	大中二年（848）正月壬戌[29]	御宣政殿受册，大赦，宣德音。	《舊唐書》卷一八下、《新唐書》卷八《宣宗紀》，《册府元龜》卷一七《帝王部·尊號》二，《資治通鑑》卷二四八。
懿宗		睿文明聖孝德皇帝	咸通三年（862）正月庚午[30]	大赦。	《舊唐書》卷一九上、《新唐書》卷九《懿宗紀》，《册府元龜》卷一七。
		睿文英武明德至仁大聖廣孝	咸通十二年（871）正月戊申[31]	御含元殿，册禮畢，大赦。	《舊唐書》卷一九上、《新唐書》卷九《懿宗紀》，《册府元龜》卷一七，《通鑑》卷二五二。
僖宗		聖神聰睿仁哲明孝皇帝	乾符二年（875）正月己丑[32]	御正殿受册。	《舊唐書》卷一九上、《新唐書》卷九《僖宗紀》，《通鑑》卷二五二，《册府元龜》卷一七。
		至德光烈孝皇帝	光啓元年（885）五月	御宣政殿受册，大赦。	《舊唐書》卷一九下、《新唐書》卷九《僖宗紀》、《册府元龜》卷一七。
昭宗		聖文睿德光武弘孝皇帝	大順元年（890）正月戊子	禮畢，大赦，改元。	《舊唐書》卷二○上、《新唐書》卷一○《昭宗紀》、《通鑑》卷二五八。

 

三  唐朝皇帝加尊號的程式與典禮

 

通過表的簡單統計可以看出，在世帝、后爲自身加尊號，唐朝武則天、玄宗以後已普遍化，基本上除順宗（太上皇尊號不計）和文宗以及哀帝外，都曾有過加尊號之舉。內以武則天加尊號次數最多，約有9次（高宗時加“天后”在内）；其次是玄宗，約有6次（均不計退位以後及爲太上皇時）。唐後期皇帝加尊號的次數比較規律，大都在一至二次之間。

雖然加尊號的禮儀尚未被《開元禮》吸收，但正如宋人已經指出的，即依准《開元禮》，“祝文皇帝並全稱尊號”，“祭祝文稱尊號唐惟《開元禮》有之”。[33]如《開元禮》卷四《皇帝冬至祀圜丘》的祝版是“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孝曾孫開元神武皇帝臣某，敢昭告於高祖神堯皇帝”，[34]而“開元神武”正是玄宗之尊號。不僅如此，尊號在各類表章中，也是當朝皇帝在世時的正式指代之稱，如開元十二年（724）裴漼等上《請封東嶽表》即有“伏惟開元神武皇帝陛下，握乾撫衆，出震乘圖，英威邁於百王，至德加於四海”語。[35]尊號變了稱呼也要變，如蕭穎士《爲陳正卿進續尚書表》有“臣愚以爲太昊至於我髙祖、太宗，軒轅至於我開元聖文神武皇帝陛下，稱廣運者四代，繼成功者四君”，[36]作於開元二十七年以後，故尊號與前不同。可知尊號已經慣用於現實當中，所以弄清尊號的禮儀程式和典禮本身還是很有必要。

 

（一）表請加尊號的程式及內容

關於唐朝加尊號儀的舉辦，雖然史家説是“其儀不傳”，但從不多的文字記載中還是多少能搜尋到一些蛛絲馬跡。而在舉辦儀式之前也有一些程序，例如在武則天最初的尊號儀中多衹有“加尊號”或者“上尊號”之類的簡略説法，但是《資治通鑑》長壽二年（693）條有：

 

     秋九月丁亥朔，日有食之。魏王承嗣等五千人表請加尊號曰金輪聖神皇帝。乙未，太后御萬象神宮，受尊號，赦天下，作金輪等七寶，每朝會陳之殿庭。[37]

 

表明此次加尊號是先由武承嗣發動，集衆上請，並擬得尊號名稱，纔被武則天接受而舉行典禮的。即使日食也完全不影響尊號的上請。同樣，此後的延載元年，也是“魏王承嗣等二萬六千餘人上尊號曰越古金輪聖神皇帝”。[38]這樣做的目的，自是爲顯示加尊號乃萬民所願的效果。之後的尊號多由宰相率群臣所上，故“表請”、“表上”尊號應是爲加尊號的第一個程式。今存世較早有李嶠稱武則天爲“慈氏越古金輪聖神皇帝”的《朝集使等上尊號表》，也有崔融爲尊中宗“應天皇帝”的《代百官請上尊號第二表》。[39]《通鑑》記神龍三年（707）“八月戊寅，皇后及王公已下表上尊號曰應天神龍皇帝，……宗楚客又帥百官表請加皇后尊號曰順天翊聖皇后，上並許之”。[40]在此之後，可見到大量的請上尊號表及皇帝的批答，而在開元以後，這類上請和批答幾乎已成固定程式。

由於唐朝爲皇帝加尊號原不是規定之禮，所以舉行時間多沒有限制，既可以是在初即位的一、二年間，以明確皇帝承天繼祖之君主地位，也可以是即位多年之後，以展示皇帝攘外安內的豐功偉績。從尊號本身來看，第一次用字大多較簡，之後多是在原基礎上增加。而除了聖、神、法天、應道等體現皇帝從道和神格化的文字外，後來增加的尊號中，最常出現的還有文、武、孝、德、聰、明、義等字，這説明尊號與謚號一樣，還有著評價皇帝功業與道德行爲的功能。這也決定了上尊號的“表請”會有不同的側重。即一方面是强調皇權天授和皇帝睿智天生，證明加尊號是對天命的回應和祖業的承襲。其中“德”、“孝”字在玄宗以後最爲常見，這也説明尊號突出家族繼承和承祖敬宗的意義。唐玄宗注《孝經》言孔子曰“人之行莫大於孝”，有“孝者，德之本也”的説法。又注“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蓋天子之孝也”，有“刑，法也。君行博愛廣敬之道，使人皆不慢惡其親，則德敎加被天下，當爲四夷之所法則也”的解釋。他又提倡移孝於忠，以爲“父子之道，天性之常，加以尊嚴，又有君臣之義”。[41]所以總體是將孝道推廣於治國和君臣關係，也即以私化公，從私而公，尊號中出現的“德”、“孝”等結合“道”字，意義也在於此。

另一方面則通過上尊號歌頌、宣揚皇帝功業美德，以昭示後代。所謂“或配其德，或昭其功，蓋所以揚耿光，彰淳懿，而示遠也。其有暗然不耀，後嗣何觀？蔽而不揚，群臣之罪”，[42]展示皇帝的美德也是加尊號的目的之一。

然而由於加尊號畢竟是對在世皇帝的褒稱和頌揚，與皇帝真實品德和功德關係不大，所謂評價的意義微乎其微，且其中難免諂諛之辭，所以皇帝爲表謙沖，總會先拒後應，以至於群臣的上表和皇帝的批答會有三數次甚至更多，最多時甚至可有五表、六表批答。以玄宗爲例，其開元二十七年第二次加尊號即曠日持久。首先是開元十八年據説已有“百僚及華州父老累表請上尊號，內請加‘聖文’兩字，並封西嶽，不允”。[43]繼而見到魏州刺史蔣欽緒等於開元二十六年作《朝集使等上尊號表》，其後則有侍中裴光庭等作《宰相等上尊號表》三表，[44]皇帝則對蔣欽緒和裴光庭的“初表”、“再請”、“三請”都有批答。[45]而裴光庭的第一表申述“德應者天錫其命，道尊者帝受其名”，論證玄宗的功業如何配得上“神武”、“聖文”，“故功成者不可不表，德至者不可不崇”。在接下來的第二、第三表中，進一步論證“聖者與天地合其德，日月齊其明”，以爲“蓋聖人之總名，非王者之私受”，是天授人願而不可違。特别是“臣聞天下者，列帝之公器；聖號者，先王之至名”，“今天之祚唐，光乎累聖。天則有命，聖可無名？今若違而不居，請而不允，豈所謂畏天命以欲從人之旨哉！”將皇帝個人的受尊號與天命國運的公器鴻名完全聯繫在一起。當然前揭天寶表請更是將聖祖的種種神靈符驗作爲徵應，在這樣的説法之下，皇帝接受尊號自是順禮成章。

唐朝衹有極少數皇帝沒有舉行過加尊號禮。據史料所載，唐後期在尊號方面力拒諸方和朝臣之請，深自撝抑的衹有德宗和文宗。德宗僅於即位初的建中元年接受了“聖神文武皇帝”的尊號，但不久即陷於河北三鎮及淮西連兵拒命的困境。繼而發生的涇原兵變，致德宗逃往奉天。陸贄總結過往，有“陛下志壹區宇，四征不庭，凶渠稽誅，逆將繼亂，兵連禍結，行及三年。徵師日滋，賦斂日重，內自京邑，外洎邊陲，行者有鋒刃之憂，居者有誅求之困。是以叛亂繼起，怨黷並興，非常之虞，億兆同慮”的評論。[46]當德宗於興元（784）中稍獲喘息，即面臨“衆議欲得於朕舊號之中，更加一兩字”的加尊號問題，問及陸贄，遂有二表。一表稱：“竊以尊號之興，本非古制。行於安泰之日，已累謙沖；襲乎喪亂之時，尤傷事體”。以爲鑾輿播越之際，誠宜深自懲勵，痛自貶損，反對增加尊號。另一表更提出，“人主輕重，不在名稱”，如能引咎降名，深自克責，“外可以收物情，內可以應玄運”，直接要求德宗取消尊號。[47]故德宗聽從陸贄主張於奉天削去徽號，其意有同罪己。德宗即位之初，本是積極整頓朝政，並希望通過恢復開元禮法以及削平藩鎮實現國家興盛和統一的，但失敗的結果導致他在失望之餘，不得不屈從現實，從而也比較容易接受陸贄的意見。

但戰亂平息後，自貞元五、六年，即不斷有大臣上奏請求恢復。本文開頭部分已提到《文苑英華》所載貞元五年（789）至六年崔元翰《爲文武百官請復尊號表》六首。[48]直至貞元十九年，存世史料中，仍見柳宗元有《京兆府請復尊號表》二首和《代京兆耆老請復尊號表》三首，[49]可以認爲是尊號的請求中，持續時間最久的。

觀崔元翰所上六表，除了請皇帝恢復尊號，並增爲“貞元大道聖神文武皇帝”（後又請復爲“貞元聖神文武皇帝”）之外，主要是就皇帝恢復尊號的必要性展開論説。內强調“皇帝陛下由正統而臨祚，承聖緒而受圖”（第一表），“崇明號，昭盛德，爰自中古，實爲上儀，以至於我祖宗莫不膺茲典禮”，及如無尊號，“既無以光昭衆美，又無以丕承舊儀”（第二表），加尊號乃“所以遵有國之令典，采上古之遺文，察人志於謳謡，觀天意於符瑞”。儘管德宗曾經“思成湯之罪己，念周宣之側身，去徽號而不稱，垂炯誡而自儆，應天以德，示人以恭”，但在天下安寧的情況下，“名號未崇，不告於明神，不示於殊俗，將何以知陛下之戡難，將何以表陛下之致平？”認爲不加尊號有三不可：“下無以威於四方，上無以報於九廟，其不可一也”；“淳古之至化，邈而不追；烈祖之盛儀，廢而不續，其不可二也”，加之“不從人心，以違公議，其不可三也”（以上第三表）；甚至認爲德宗“以禍亂之故，特貶損而自儆”雖“以從一時之宜”，却“奈先祖之典法何”（第四表）！後二表更明白申論，加尊號是“上援天地神靈，次奉祖宗典法，列經義而順古，因人心以從時”（第五表），是“祖宗之矩儀，國家之典制”（第六表）。由此將皇帝的加尊號從個人尊崇，擴展到祖宗典法和經義承傳，將私的追求和公的立場完美地結合。似乎皇帝不是爲個人利益，反而是服從國家需要。而更重要的是，尊號烘托出皇帝的至高尊嚴，乃是以皇帝爲中心的家國天下所不得不建立與維護的權威。

由此可見，像陸贄那樣反對崇飾虚號的人士並不多，大多數人甚至包括柳宗元在內都是力主加尊號的。德宗或因慚愧於藩鎮動亂的發生，二十餘年中始終沒有再受尊號。在此之後，我們已很少見到類似的顧慮和糾結。

但不可否認的是，尊號美化虚飾皇帝，對皇帝個人德行無所要求，也使其形式化特徵愈來愈突出，甚至造成皇帝本人反感。史載宋仁宗曾謂宰相張士遜曰：“‘唐穆宗云，强我懿號，不若使我爲有道之君；加我虚尊，不若處我於無過之地。’朕每受斯言，卿等亦宜悉此意。”[50]穆宗並非有道明君，但此語已説明他對這種繁文縟節虚號加身並不感興趣。據説文宗也曾堅拒朝臣之請，《通鑑》稱大和六年（832）“春正月壬子，詔以水旱降繫囚。群臣上尊號曰‘太和文武至德皇帝’，右補闕韋温上疏以爲：‘今水旱爲災，恐非崇飾徽稱之時。’上善之，辭不受”。[51]於是中書門下表三上，詔皆答不許。次年繼之，“至前後凡四上表，詔答不許”；並因宦官薛季棱奏關輔村閭百姓凋弊，有“近甸今歲小稔，人尚如此，況江淮水潦之後，流離疾苦，未有弭災援溺之術，焉可虚飾鴻名，以自尊大”之歎，爲此獎賞薛季棱，致使“宰臣不敢復請”。直至“開成二年（837）二月，自朔至晦，方嶽之臣請上尊號者二十二道，或至再請者，皆詔報不許”。[52]

上述情況説明，皇帝在接受尊號時，也不是毫無顧慮，但多數皇帝還是履行了上尊號的禮儀。從崔元翰等人的上表也説明，尊號看來還是有現實意義的。那種不册尊號將“下無以威於四方，上無以報於九廟”的説法，證明尊號不僅代表對祖先、宗廟的繼承，而且是藉以宣告四方，展示唐朝江山存在，大唐政權和皇帝主宰天下的象徵。所以久而久之，客觀形勢也造成對加尊號的需要。唐後期在朝廷屢遭藩鎮威脅的情況下，上尊號似乎更有其號召意義，皇帝實行也更加自覺。例如武宗在李德裕的極力主張下不過數年即進行二次，其會昌五年（845）册文言及因“北狄矜功，耗蠧中國”，一舉擊敗回鶻，以致“六騾遁逃，貴主生還，剗滅妖跡，剿除醜類；故名王結髪，冠帶入臣，堅昆稽首，鞮譯來獻”；以及討伐叛鎮昭義，“未三旬而定晉陽，纔期年而滅潞子”，獲得所謂不以金購、不勞師克的勝利；[53]不僅是藉以誇功，也等於是唐朝廷向内外、四方的一種宣告和示威。僖宗在經歷黄巢和廣明之亂後，纔自川蜀返回京城，就亟不可待地舉行再加尊號典禮；昭宗受尊號更是在唐末藩鎮動亂風雨飄搖之際，是尊號已成帝王自我誇耀、妄自尊大的安慰劑，是唐政權存續的一種標榜。在這種形勢下，尊號既“虚”而不“虚”，應是它在唐代被作爲帝王盛禮始終存在的現實意義。

 

2.受册尊號與玉册玉寶

前列附表1和所述事實説明，大多數情況下，從提請加尊號到皇帝答允加尊號有一過程，而皇帝一旦答允，就將進入受尊號的主要程式也即“受册”之儀。不過兩者的時間尚不固定，有時中間相距一、二月之久，但有時也衹須數日。這説明加尊號儀尚不須太長時間的準備。雖然唐朝皇帝册尊號往往伴隨著其他慶典和禮儀活動，包括郊廟親祀和大赦、改元等等，武則天、玄宗已開先例，且唐後期也有少數幾次册尊號，如德宗建中元年、武宗會昌五年，是與郊廟大典合辦,[54]但兩種大典尚沒有形成較固定的聯繫，這也是造成請、受尊號相隔時間不規律的原因。儘管如此，由於大多數皇帝都有受册的記載，而且所在含元殿和宣政殿都是舉辦朝會之所，證明受尊號禮不但舉行，且非常正式，是參加者衆多而規格不亞於大朝會的隆重盛會。

尊號册禮是圍繞皇帝受册寶進行的。遺憾的是由於文字記載的缺失，我們沒有見到唐朝册寶奉進的具體儀式。前揭《册府元龜》所記唐文宗即位是由宰相讀册進册，“帝受策（册），以授左右。侍中進寶，帝受寶，以授左右”,[55]想來尊號册的奉進也應本著相同的原則。另外《宋會要》載宋代皇帝的册寶都是先讀後進，由宰相居首者率朝臣奉上皇帝，亦可作爲參考。中宗時李嶠作《應天神龍皇帝册文》有：“具官某及文武群臣等謹昧死再拜稽首奉册言……謹上尊號曰應天神龍皇帝。”蘇頲作《開元神武皇帝册文》則是：“維先天二年歲次癸丑十一月辛酉朔二十八日戊子，攝太尉臣某等六千五百一十四人言……臣等不勝大願，昧死上尊號曰‘開元神武皇帝’，謹上玉册玉璽。”[56]內中的日期就是受尊號儀式的年月朔日和具體舉辦時間，這一點，與皇帝即位册恐怕亦無不同。另外，像武承嗣説明集二萬六千餘人上表一樣，這裏除了領銜宰相，也有具體人數。這個人數應該是朝廷文武官之總數，這樣的寫法非常特殊，其用意在於説明上尊號是全體朝廷官員的心願，是表明加尊號的隆重，但開創了朝廷官員具全員名數爲尊號禮册請之先例。在現存唐後期睿宗元和十四年（818）、穆宗長慶元年（821）、敬宗寶曆元年（825）和武宗會昌二年、五年（842、845）的尊號册文中，都可以見到宰相具名領銜之外，“文武官六千……人言”的同樣寫法,[57]其人數精確到個位，是當時文武官員的實際數字。給人的印象是，尊號既代表著對朝廷和皇帝本人的擁護，則完成此禮更像是一次全體朝臣向皇帝表忠心的活動。

雖然關於唐皇帝加尊號禮具體事例未見，但《文苑英華》載有薛逢《宣政殿前陪位觀册憲宗皇帝尊號》詩一首，或可略作參考：

 

樓頭鐘鼓遞相催，曙色當衙曉仗開。孔雀扇分香案出，袞龍衣動册函來。金泥照耀傳中旨，玉節從容引上臺。盛禮永尊徽號畢，聖慈南面不勝哀。[58]

 

《全唐詩》中，此首詩的名稱是《宣政殿前陪位觀册順宗憲宗皇帝尊號》.[59]如表所示，憲宗曾於元和元年爲太上皇順宗上尊號，但所在是興慶宮。元和三年他在爲自己上尊號時，順宗已經去世。又據《舊唐書》本傳辥逢會昌初中進士,[60]在朝廷的主要活動是在宣宗以後。查《舊唐書·楊發傳》有大中三年（849）“宣宗追尊順宗、憲宗等尊號。禮院奏廟中神主已題舊號，請改造及重題。詔禮官議”的記載。[61]《通鑑》記大中三年 “閏十一月丁酉，宰相以克復河湟請上尊號。上曰：‘憲宗常有志復河湟，以中原方用兵，未遂而崩，今乃克成先志耳。’”其議加順、憲二廟尊諡以昭功烈。”於是十二月“甲戌，追上順宗謚曰至德弘道大聖大安孝皇帝，憲宗諡曰昭文章武大聖至神孝皇帝，仍改題神主”。説明宣宗曾爲其父、祖加尊號，故薛逢陪觀者正爲此也。“聖慈南面不勝哀”，當指宣宗本人.[62]宣宗爲父、祖加尊號，而罔顧之後的穆、敬、文、武四宗，表示直接繼承順、憲二帝，有取代穆宗一系成爲正統嫡孫之意，這再一次説明了尊號代表家族傳承的意義。詩的歌詠説明，典禮開始於黎明時分，册函置於香案之上，皇帝服袞冕頂禮，而“金泥照耀”、“玉節從容”表明册文是玉制而用金泥填字。雖爲先皇所制，但試想形式與在位加尊號禮是一樣的。

與玉册同時上的還有玉寶。册文中對兩者常見的名稱是“玉册玉璽”。上文已言武則天在加金輪聖神皇帝的同時置七寶，此七寶即金輪寶、白象寶，女寶，馬寶，珠寶、曰主兵臣寶及主藏臣寶，“每朝會，陳之殿廷。”[63]當是源自佛教七寶之説，但後來作爲册尊號進上皇帝的未必是此七寶。不知寳上是否鏤有新上尊號字樣，但從玄宗授册肅宗的情況看，尊號寶中也有歷代相傳、宮廷存藏的皇帝用寶。

《新唐書·肅宗紀》在玄宗授肅宗尊號時也有“乾元元年（758）正月戊寅，上皇天帝御宣政殿授皇帝傳國、受命寶符”的記載,[64]但《資治通鑑》卷二二○“乾元元年春，正月，戊寅，上皇御宣政殿授册，加上尊號”下無此。《考異》分辨説：

 

《實錄》：“戊寅，玄宗御宣政殿，授上傳國寶。禮畢，册上加尊號。上上言讓曰：‘伏奉聖旨，賜臣典册曰光天文武大聖孝感皇帝，授傳國寶符、受命寶符各一。’“按去年十二月癸亥，上已授國璽，告太清宮。甲子，玄宗御宣政殿，授上傳國璽，於殿下涕泣拜受。今又云授寶，事似複重。《唐曆》、《統紀》《年代記》、《舊記》皆云去年十二月授傳國璽，此年正月戊寅册尊號。今從之。[65]

 

《考異》之説，證明《實錄》記肅宗受册尊號，原有傳國寶符、受命寶符，這兩件寳中，至少傳國寶是代代相傳的皇帝用寶。衹是《通鑑》因《唐曆》、《統紀》《年代記》、《舊記》等都記前一年十二月已受傳國璽，所以將授寶符的記載删去了。

然而傳國寶符、受命寶符究竟有無？這裏不妨讀一下《唐大詔令集》載徐浩作《太上皇加〔肅宗〕光天文武大聖孝感皇帝册文》，內明確提到“今加徽號於皇帝，曰光天文武大聖孝感皇帝，授傳國璽符，受命寶符各一”,[66]與實錄口徑完全一致。册文是授册當時朗讀過的，對此不會有誤記，證明授册的同時也授了傳國寶、受命寶，而這個寶應當不同於前此作爲皇帝的其他治事用寶，和肅宗即位時玄宗授的寶不是一回事。

而肅宗乾元元年（758）的加尊號也和其他加尊號不同，這不僅是安史亂後皇帝的第一次加尊號，也是由玄宗親授，大有將尊位付託之意。册文的“太上皇若曰”即父對子的交代，內有“惟父知子，我有元良；惟君安人，久思付託”和“洎即戎致討，觀兵朔漠，驅馭豪傑，用服乃功於明辟，天亦集大命於爾躬”諸語，充滿了父對子的肯定和期待。可以想見，雖然有上年十二月“甲子，上皇御宣政殿以傳國寶授上，上始涕泣而受之”,[67]然衹是國家行政權力之交接，而由於肅宗之前已做了皇帝，無須再次舉辦即位儀式。所以這一次尊號的授册寶，纔是玄宗和肅宗父子間尊位傳遞更正式的典禮。册寶既稱傳國、受命，則尊號作爲家國傳承的寓意本就分明。胡三省曾針對《通鑑》上述乾元元年（757）上皇爲肅宗加尊號和“上固辭‘大聖’之號，上皇不許。上尊上皇曰太上至道聖皇天帝”之事而評論説：“寇逆未平，九廟未復，而父子之間迭加徽稱，此何爲者也？”但若是從父子間對尊位的傳遞和感情修復，以及和諧彼此關係來理解，其互加“徽稱”的動機也就更不難領會了。

當然册寶的授受，唐後期憲宗元和三年（睿聖文武皇帝）、元和十四年（元和聖文神武法天應道皇帝)、穆宗長慶元年（文武孝德皇帝）、敬宗寶曆元年（文武大聖廣孝皇帝)、武宗會昌二年(仁聖文武至神大孝皇帝)、會昌五年(仁聖文武章天成功神德明道大孝皇帝)等册文也都有“謹奉（或上）玉册玉寶”一語涉及,[68]可見玉册玉寶的奉進，始終是皇帝加尊號禮的主要儀式。

册文本身也是一篇極其莊嚴宏偉的文字。在歷數祖宗光輝傳統之後，也對皇帝寄予厚望。特别是皇帝即位後的第一次册文，如李吉甫作《睿聖文武皇帝册文》，在“我唐運之興，昌期是膺，四海一統，十帝丕承，以至於皇帝”之下，即有：“伏惟皇帝陛下紹太宗之英武，稟德宗、順宗之寅畏，乾乾翼翼，若不滿志。故愛於文母，順色之孝也；睦於兄弟，因心之友也。崇讜議，察邇言，去疑謀，杜讒説，俾王道正直，砥爲夷塗，發前聖之韞櫝，披人文之光耀。而氣有沴者，及（反）時爲妖，若黎崇之不恪，苖人之逆命，或誕敷文告，或震曡武功，聖造不疾而速，非陛下疇能之。然後奉四表之歡心，總百神之受職，蠲祀於清廟，嚴禋於上玄，天地察而神祗著矣。”[69]是希望皇帝發揚前代皇帝之英武聖跡而成就文治武功，使國家興盛而四表安寧，這之中已試圖將皇帝個人光輝籠罩於國家之上。

同樣，穆宗《文武孝德皇帝册文》“迨我后之御曆，紹太宗之求賢審官，舉直措枉；體玄宗之尊師敬道，清靜致理；法肅宗之循名求實，刑賞用中；廣德宗之亭毒含容，博采虚受。而後展嚴於配天，夷思於法宮，從物無私，推誠至公，霈矣乎廣受，寂然乎感通，神武不殺，而天下會同”，以及“伏惟皇帝陛下，以至聖之姿，誕啓昌運，重明之業，紹開中興……尚復孜孜庶本，不遑勞謙，日昃講道求賢，議獄恤刑，退讒進直，以利物勤人爲政本，以檢身戒懼爲化先。自誠而明，日慎一日。是以天道惟新於景命，玄德亟聞於四方，億兆咸曰大哉君心，復曰懋哉君功。降延禧之玉，揚仁壽之風，恢帝圖廓皇綱，崇鴻名顯無疆。不然者，何以答上靈之眷命乎？何以惠庶氓之懇望乎”，[70]更是蘊鼓勵、督促於期待之中。當然，如若是皇帝已有作爲的第二次、第三次加尊號册文，便會是無一例外地讚美、排列其功業偉績和美德善行唯恐不至。

類似以上性質的册文無疑突出了皇帝於國家、於社會、於百姓的要重和崇高地位，讓人已弄不清究竟是皇帝的獨裁之下纔有如此之禮，還是通過册尊號進一步導致皇帝的獨尊。但也正是由於這樣的內容，所以相比皇帝即位册文的文字要繁複得多。不像即位册文，衹是以先皇的口吻，表示將國家重器交付嗣君，並要求他承繼祖德，嗣守皇業。這類文字發表衹在喪期，册文的中心亦不在突出新君功德。册尊號禮相對却是圍繞在位皇帝一身，所以對皇帝祖先與個人極盡褒美讚頌之能事。而正如玄宗爲肅宗授册寶是承認其帝位的合法，唐後期皇帝的册尊號蓋亦有深意。彼時除面臨與藩鎮對峙的外部動盪之局外，朝廷士大夫朋党與宦官勾結導致的儲位之爭和頻繁發生的宮變使得帝位繼承充滿了不確定性，這恐怕也增加了尊號禮的實用價值。試想如果是皇帝即位不正常的情況下，類似上文所说尊號册上的文武官全員名數署稱，客觀上或也起到對新君萬衆一心的支持和表態作用。如唐穆宗、敬宗都是在即位次年即舉辦加尊號禮，而敬宗竟是以童騃之年爲君。其尊號册文有“由是百辟群司，耆儒碩士，文武臣庶，緇黄幼艾，殊形一心，異聲同辭，隳肝瀝膽，奉上徽稱，其誠至矣”諸語，對新君提出“無忘我高祖太宗之丕烈，以永家邦”之要求，[71]足以證明其時尊號禮的悲壯神聖。試想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尊號禮的舉行有同加冕。而在權臣宰相的維護之下，儀式的莊嚴也無疑可增加震懾的威力而收到穩定人心的功效。

舉辦受册寶儀之外，因加尊號而改元，禮畢“御承天門，大赦，賜文武官階、勳、爵”，也是常見的活動。武則天、玄宗時還有大酺三日、五日，甚至七日、九日，以示天下同慶。皇帝甚至親御丹鳳樓，宣佈赦文。而唐後期較多時候與太廟和南郊親祭結合，則兩者並爲一事，而赦與賜文武官階、勳、爵，也逐漸演爲宋代大禮肆赦和加恩百官。

活動結束後，則有來自內外臣僚及地方官員的賀表。《文苑英華》載有李嶠延載元年（694）《爲杭州崔使君賀尊號表》、李邕天寶元年（742）《賀加天寶尊號表》、韓愈元和十四年（819）《賀册尊號表》、李商隱會昌五年（845）《爲河南盧尹賀上尊號表》等，[72]此外又有白居易元和初《答朱仕明賀册尊號及恩赦表》和元和十四年《賀上尊號後大赦表》，[73]柳宗元《賀册尊號表》一首。[74]

以上便是唐朝加尊號禮的基本情況，當然總的來看，唐史料中既從來不見關於尊號禮的儀注和完整規定，更不見像後來宋代那樣單獨創作的專用樂章，其過程的記錄也非常簡單，説明册尊號禮本身還比較粗糙和不夠完備。這一點或者在討論了五代和宋的册尊號禮後就會看得更爲清楚。

 

3.五代加尊號儀

唐朝加尊號禮作爲皇家權威和朝廷統治的宣揚，其影響無疑是巨大的。以至於唐末黃巢建立政權之際，竟也有其“賊衆上尊號曰承天應運啓聖睿文宣武皇帝”的記載，[75]可見尊號號召力之大。故五代强藩悍鎮取得政權後，加尊號儀也被用來提升其新朝廷的權威和影響。而在短暫的政權交替之中，五代竟有梁、唐、晉、周德四個王朝的五位皇帝（梁太祖、後唐莊宗、明宗、晉高祖、周太祖）舉辦了這項典禮。不僅如此，十國中的吳、南唐及前后蜀、南北漢也都曾有皇帝實行過此儀，個别如前蜀主王建還曾有過帝、后同册，因此皇帝册尊號禮在五代實已深入人心而被諸姓王朝廣泛認同。

與前不同的是不僅王朝内部有册尊號禮，五代朝廷與友邦之間也有相關活動。如後晉高祖與契丹皇帝有互派册禮使，並互進尊號的往還。《資治通鑑》載天福三年（938）八月“帝（晉高祖）上尊號於契丹主及太后。戊寅，以馮道爲太后册禮使，左僕射劉煦爲契丹主册禮使，備鹵簿、儀仗、車輅詣契丹行禮，契丹主大悦。”結果同年十月戊寅，“契丹遣使奉寶册，加帝號曰英武明義皇帝”，晉高祖還專門遣使向契丹表示謝意。[76]説明互派使節，互進尊號是兩國友好邦交、禮上往來的一部分，册尊號也代表對對方國家的承認和極大尊重。這種由外邦册以徽號的情況，在北漢向遼稱臣時也曾發生。北漢主劉旻乾祐四年（951）即位，契丹曾“遣燕王蘇葉等册命北漢主爲大漢神武皇帝，妃爲皇后”。[77]但乾祐八年（955）劉承鈞代之，“遣使如遼，請加上‘天順皇帝’尊號”，却未得允許。[78]北漢帝主稱臣於契丹，與後周對抗爲契丹利用，早已是十足的“兒皇帝”，其尊號須自契丹授命，甚至淪落到向契丹求取而被拒，表明已極度卑弱且無獨立地位，故也遭到契丹蔑視。

五代的加尊號禮自唐而來，依照唐朝慣例，在册尊號之前，應由群臣或宰相提出申請，並提出尊號名稱，由皇帝決定是否接受。皇帝如表謙退，群臣可累表勸行。而後唐以降，多是由宰相爲首者率群臣三表、五表請册，皇帝也在經幾次推拒後表示不得已而受之，這在五代成爲一種模式。如天成三年（928）六月“壬辰，宰臣馮道率百僚上表，請上尊號曰聖明神武文德恭孝皇帝，詔報不允。丙申，馮道等再上尊號不允”；長興元年（930）三月，“宰臣馮道率百僚拜表請上尊號”，仍“詔報不允”。直至同月癸未，再拜表纔獲允許。四月戊午，明宗“御文明殿受册徽號”，馮道上尊號册也有“臣等不勝大願，謹奉玉寶玉册，上號曰聖明神武文德恭孝皇帝”。[79]而長興四年再加尊號：“六月丙午朔，文武百僚宰臣馮道等拜章，請於尊號內加‘應道法天’四字，凡拜三章，詔允之。”[80]這之中的一上再上和“凡拜三章”纔是君臣互動和禮儀進行的必要程序。

五代册尊號禮過程明顯比唐朝規定更完備，《舊五代史·莊宗紀》五載同光二年（924）三月“有司上言：‘皇帝四月一日御文明殿受册徽號，合服袞冕，御殿前一日，散齋於內殿。’從之。”結果“夏四月己巳朔，帝御文明殿，具袞冕，受册尊號曰昭文睿武至德光孝皇帝”。[81]此所言皇帝服袞冕及受尊號前須親行齋戒，唐史未見，而五代史料始有記載。之後唐明宗受尊號，顯然也履行了同樣的程式。《册府元龜》記長興四年加尊號曰“八月丁未，帝齋宿於明堂殿之寢室。戊申，被袞冕法服，御明堂殿。百僚朝服班於位。攝太尉馮道進玉册，攝中書令劉昫讀册。戊申，宣赦畢，帝移御榻臨殿檻，親慰勞百姓。”[82]雖簡略却有齋宿、服袞冕，御明堂正殿，進册讀册，宣赦及慰勞的全過程，看得出儀注細節已有規範。

另外，梁太祖、後唐莊宗及後周太祖，册尊號都於皇帝郊、廟親祀稍後或同時，也説明册尊號與郊廟大禮關係已經開始建立。特别是周太祖加尊號的一次，廣順三年（953）十月“甲子，中書令馮道率百官上尊號曰聖明文武仁德皇帝。答詔不允，凡三上章，允之，仍俟郊禮畢施行”。於是次年“春正月丙子朔，帝親祀圜丘，禮畢，詣郊宮受賀。車駕還宮，御明德樓，宣制大赦天下，改廣順四年爲顯德元年（954）”；“宣赦畢，帝御崇元殿受册尊號，禮畢，群臣稱賀。時帝郊祀御樓受册，有司多略其禮，以帝不豫故也”[83]。這説明皇帝的册尊號儀是最受重視的禮儀之一，且與最重大的郊廟亲祀禮儀一道舉行，更提升了它的重要性和代表意義。總之，從三表請册到御正殿袞冕受册寶及宣赦稱賀至五代已經基本完善，而册尊號儀式自唐始，經五代至宋，纔可能成熟而有進一步的發展。

表2.五代皇帝加尊號表

朝代	皇帝	請上尊號時間、經過	尊號名稱	册尊號時間	同時活動	出處
後梁	太祖		睿文聖武廣孝皇帝	開平三年（909）正月丙申（二十九日）	正月庚寅（二十三日），享於太廟；辛卯（二十四日），有事於南郊，大赦。	《五代會要》卷一《帝號》，《新五代史》卷二《梁本紀》二。
後唐	莊宗	同光二年（924）二月癸酉宰臣豆盧革率百官上尊號，凡三上表從之。	昭文睿武至德光孝皇帝	同光二年（924）四月己巳朔	帝御文明殿，具兗冕受册。同年二月已巳，親祀昊天上帝於圜丘。禮畢，御五鳳樓宣制，大赦天下。	《五代會要》卷一《帝號》，《舊五代史》卷三一《莊宗紀》五，《資治通鑑》卷二七三。
	明宗	天成三年(928)六月壬辰宰臣馮道率百僚拜表請請上尊號，詔報不允。 長興元年(930)三月丙子，宰臣馮道率百僚拜表清上尊號，癸未再請，允之。[84]	聖明神武文德恭孝皇帝	長興元年(930)四月戊午（二十五日）	御文明殿受册。	《五代會要》卷一《帝號》，《册府元龜》卷一七，《舊五代史》卷三九、四一《明宗紀》五、七。
		長興四年（932）六月丙午朔，文武百僚宰臣馮道等拜章請上徽號，加“廣道法天”四字，凡三章，詔允之。	聖明神武廣道法天文德恭孝皇帝[85]	長興四年（932）八月戊申	帝被袞冕御明堂殿受册，禮畢，制大赦天下。十月丙寅，以受册，詔在朝文武臣僚並與加恩。	《五代會要》卷一《帝號》，《册府元龜》卷一七，《舊五代史》卷四四《明宗紀》一○。
後晉	高祖	契丹命使，以寶册上徽號。	英武明義皇帝	天福三年（938）十月五日（戊寅）	受徽號畢，御殿受百官賀。	《五代會要》卷一《帝號》，《舊五代史》卷七七《晉高祖紀》三。
後周	太祖	廣順元年正月（951）己巳上漢李太后尊號	昭聖皇太后			《資治通鑑》卷二九○
		廣順三年（953）十月甲子馮道率文武百僚、諸道節度使、內外將校官吏、耆老僧道等上表，表三上，從之。	聖明文武仁德皇帝	顯德元年（954）正月丙子朔	（廣順三年十二月）乙亥（二十九日），帝親饗太廟。顯德元年春正月丙子，帝親祀圜丘。御明德樓宣制大赦天下，改元。宣赦畢，帝御崇元殿受册尊號，禮畢，群臣稱賀。	《五代會要》卷一《帝號》，《舊五代史》卷一一三《周太祖紀》四。

 

 3.十國皇帝（后）加尊號表

朝代	皇帝	請上尊號時間、情狀	尊號名稱	册尊號時間	同時活動	出處
吳	睿帝楊溥		睿聖文明光孝皇帝	乾貞二年（928）十一月壬辰	大赦，改元太和。	《十國春秋》卷三《吳·睿帝本紀》，《資治通鑑》卷二七六、卷二八一，《新五代史》卷六一《吳世家》。
			睿聖文明光孝應天弘道廣德皇帝	太和七年（935）九月	九月丙申大赦，改元天祚。
		天祚三年（937）冬十月乙酉齊主（徐知誥）遣右丞相徐玠奉册上。	高尚思玄弘古讓皇帝[86]		九月帝已下詔禪位。
南唐	烈祖 李昪	昇元三年（939）春正月丙寅至壬申，齊王璟等三上尊號，以尊號虚美且非古，不受。 同年四月，大赦後群臣請上尊號，不受。	應乾紹聖文武孝明皇帝	（未舉行）	四月庚辰，朝享于太廟；辛巳，有事於南郊；癸未大赦境内，百官進位，將士勞賜有差。	《十國春秋》卷一五《南唐·烈祖本紀》。《資治通鑑》卷二八二。
前蜀	髙祖 王建	群臣上	英武聖皇帝	武成元年（908）六月	是月立皇太子。	《十國春秋》卷三六《前蜀·髙祖本紀》下，《新五代史》卷六三《前蜀世家》。
			英武睿聖光孝皇帝	永平元年（911）十二月丁巳
			英武睿聖神功文徳光孝皇帝	永平二年（912）春正月
	高祖皇后周氏	群臣上	昭聖皇后	永平元年（911）十二月丁巳
	後主 王衍	群臣上	聖徳明孝皇帝	乾德元年（919）（春正月辛巳	改元乾德，帝祀南郊，大赦國内。	《十國春秋》卷三七《前蜀·後主本紀》。
后蜀	後主 孟昶		睿文英武仁聖明孝皇帝，道號玉霄子	廣政十三年（951）		《十國春秋》巻四九《後蜀·後主本紀》，《舊五代史》卷一三六《僭僞列傳》三，《新五代史》卷六四《後蜀世家》
南漢	殤帝劉晟	群臣上	大聖文武玄徳大明至道大廣孝皇帝[87]	應乾元年（943）（十一月丁亥	祀天南郊，大赦，改元乾和。	《十國春秋》卷五九《南漢·中宗本紀》
北漢	世祖 劉旻	遼主遣燕王蘇頁、政事令髙勳册命。	大漢神武皇帝	乾祐四年（951）六月		《十國春秋》卷一○四《北漢·世祖本紀》，《新五代史》卷七○《東漢世家》。《資治通鑑》卷二九○。
	睿宗 劉鈞	乾祐八年（955）春二月庚申，遣使如遼，請加尊號，不許。	天順皇帝			《十國春秋》卷一○五《北漢·睿宗本紀》

 

四  唐五代册尊號禮小結

以上，討論了唐五代時期在位皇帝的册尊号禮。認爲它興起於高宗之際，與唐朝皇帝對道教的推崇密切相關，武則天至玄宗時期尤與佛教或道教祭祀配合，在宗教和倫理意義上更加突出君權神授和天命所歸，强調帝位在家族傳承上的天然合理性，皇帝從而被置於家國之上，充分體現了册尊號禮維護和崇重皇權的目的。同時玄宗以後尊號中崇道和“德”、“孝”等字樣重複出現，也突出了尊號使用的家國内涵，是使皇帝禮由“私”而“公”，能夠公私兼顧的一種表達。唐後期面對藩鎮割據和動亂的局勢，尊號禮更被作爲皇朝屹立而强盛的象徵，儘管對它虚美皇帝的批評不無存在，但其禮仍不斷舉行。而在皇位爭奪激烈，政權隨時存在危機和不確定性的情況下，尊號禮的舉辦就更是一種向内外四方的宣告和示威，所以尊號禮的實行，歷唐五代而不衰，雖然未能收入禮典，但被認爲是宣揚皇朝勝跡、繼承祖先功業的必須，受到君臣的崇重，是唐宋之際對在世皇帝自身禮儀的又一項創造。

册尊號禮在程式上有著與即位典禮極爲相似的格局。也即除履行大臣請求皇帝接受尊號和皇帝允准的程式之外，都有和即位禮幾近相同的皇帝受册寶過程。但是，尊號册寶沒有吉凶儀式的矛盾和困擾，它比即位册寶的目的更單純，更自覺，爲建立皇帝的高貴形象和尊嚴而服務。且在册寶的傳接方式上也進一步拉開了皇帝與臣下的距離——天子至尊而禮绝群臣，這使得受册寶儀式真正和完全成爲在世皇帝個人的“加冕”典禮。而尊號的册立，以皇帝家族的繼承和國家政權的打造與建設爲旨因，等於申明了皇帝在位的正當合法性，在皇權專制走向興盛的過程中是不可少的，這就是爲什麽唐代加尊號儀開始盛行的緣故。

加尊號進册寶的儀式，至五代各朝仍被繼承，且程序愈益嚴整，與皇帝郊廟大典的結合亦愈益密切。作爲王朝興起和存在的標誌，其實行也波及南方諸國，故至宋初，加尊號進册寶方能形成輝煌的大典。但尊號本身畢竟是吹捧、虚美皇帝的典禮，宋代以後，它展示皇權的作用逐漸消退，形式化和過度褒美帝王的問題日益突出，以至神宗朝在位皇帝的册尊號儀被取締，南宋以後，則被轉爲向太上皇尊禮、體現孝道治國的專門典禮。而關於這一轉變，本文在下篇中再予以論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