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遠門前萬里堠

——隋唐長安城一隅的空間景觀

趙  洋 

作爲中古中國成熟的坊市制都城建置，長安城內的城、宫、坊、室等皆有門的存在。由於高大圍牆的阻擋與隔絶，古人只能往來於這些門之下，從一個空間踏足於另一個空間。在這個過程中，門既起到隔絶的作用，也發揮著連通的功能。但門是否只具有這兩種功能呢？根據前賢時彦的研究來看，恐怕並非如此。如我們在史籍中所見，長安不僅是隋唐帝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還是當時國際性的大都市，外郭城中110坊和兩市的常住及流動人口幾達百萬。白天的長安城無疑是一個人員往來頻繁、信息流動最爲彙聚的空間；夜幕下的長安城，雖有嚴格的宵禁，但也未喪失白日的喧囂繁華，在其地理空間內還會發生各種稀奇古怪的故事[1]。可以說，長安城無時無刻不在上演著各種人事，或正或奇。其中，城門既是帝國交通網絡中的重要關節點，還對城市空間的界定與延伸產生十分重要的影響[2]，豐富著長安城城市空間的內涵，也反映當時人對於隋唐長安城城市空間認識的複雜性。

隋唐長安外郭城共有十門，其中人員流動最爲頻繁的是東出通化門、西出開遠門和南出明德門。開遠門是長安城西面三門中的北門，大概位於今西安西郊大土門村一帶[3]。關於長安城門的管理，《唐六典》已有詳細記載[4]，簡單而言：由於京城門的開啓時間比同皇城門，根據“開則先外而後內，闔則先內而後外，所以重中禁，尊皇居也”的原則，京城門與皇城門其實都是內外分界的重要標誌，爲整個長安城的空間劃分提供了制度及皇權觀念的理論依據；唐代長安城實施較爲嚴格的宵禁制度，“晝”與“夜”、“日出”與“日入”的界線被人爲地制度化，人們的生活被現實的律令規定納入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秩序之下，其標準則是各城門的開闔，人們的時間觀念也與城門發生了聯繫[5]。官方對於長安城門日常管理的詳細規定，爲開遠門空間內涵的展開提供了制度支撑。但開遠門作爲西域與長安交通的重要節點，除了這些共性的內涵外，還有著一些不同於其他諸門的空間景觀內涵，爲隋唐長安城增添了更多不一樣的風采。

一、迎送與出奔

禮儀性迎送

通化門是向東出行的重要城門，禮儀性的迎送經常在這裏上演，如王靜所說：“唐代帝王親至通化門的迎送，是具有崇高的嘉獎性的殊遇。皇帝通過御臨城門送行、迎接名臣勳將，以示自己對他們倚重之情。”[6]開遠門作為西行的要道，隋唐長安城自興建以來，人們西行至鳳翔和隴西、西南入蜀、西北至奉天河朔，皆取該門出入，迎送儀式自然必不可少。如武德元年（618）十月，“遣右武候大將軍龐玉率師西討，帝幸開遠門，勞將士而還” [7]。龐玉西討，當是爲了支援太宗討伐折墌城的薛仁杲。高祖如此大張旗鼓地親赴開遠門慰勞將士，既是對大將龐玉的倚重，也是在向世人公開彰顯唐王朝對此戰的重視以及必勝的決心。

除了慰勞將士的迎送之外，開遠門還曾見證過肅宗迎接玄宗的盛大場景，史載至德二年（757）十二月丙午：

上皇至自蜀，上至望賢宫奉迎。上皇御宫南樓，上望樓辟易，下馬趨進樓前，再拜蹈舞稱慶。上皇下樓，上匍匐捧上皇足，涕泗嗚咽，不能自勝。遂扶侍上皇御殿，親自進食；自御馬以進，上皇上馬，又躬攬轡而行，止之後退。上皇曰：“吾享國長久，吾不知貴，見吾子爲天子，吾知貴矣。”上乘馬前導，自開遠門至丹鳳門，旗幟燭天，綵棚夾道。士庶舞忭路側，皆曰：“不圖今日再見二聖！”百僚班於含元殿庭，上皇御殿，左相苗晉卿率百辟稱賀，人人無不感咽。[8]

肅宗遠赴開遠門外數里的望賢宫迎接玄宗回归長安城，兩人一番唏噓言語，表演了父慈子孝的戲劇之後，肅宗專門騎馬在前引路，將玄宗從開遠門迎進長安城，然後還特意從開遠門走到丹鳳門纔回到大明宫。開遠門爲西北的城門，丹鳳門則是東北的大明宫南門，從開遠門至丹鳳門幾乎東西橫穿整個長安城。在這條橫穿線路上，街道被裝飾得異常華麗隆重，“旗幟燭天，綵栩夾道”。此番盛大的景象自然吸引了廣大士庶在道路兩旁圍觀。而且根據制度的規定，“凡車駕巡幸及還京，百官辭迎皆於城門外”[9]，開遠門外一定還站立著許多舊臣新官，再加上原本從開遠門進出的路人，道路阻塞的場景可想而知。在這場以開遠門爲舞臺，肅宗親自導演的相敬如賓的迎接戲碼中，這些“廣大士庶”恭迎和目睹二圣從望賢宫到開遠門，再從開遠門到丹鳳門。遙想當初，因安史之亂動蕩，玄宗倉皇逃往蜀地：“凌晨，自延秋門出，微雨沾濕”，隨從人員“惟宰相楊國忠韋見素、內侍高力士及太子、親王，妃主、皇孫已下多從之不及”，後來在馬嵬坡還發生過兵變[10]。出奔與還京的迎送境遇反差如此之大。此時安史之亂尚未完全平息，長安也是不久前纔奪回，故而利用這種巨大的反差，肅宗向士庶昭顯了對玄宗的孝順之情，以弭平之前強行即位的輿論壓力，同時也可以向天下宣示唐王朝正統性的延續，来消弭當初安史之乱对於国统與皇家顏面的影響。

皇帝親自前往開遠門進行迎送活動，目前僅見以上二例。不過，開遠門畢竟還是西出涇陽等地的重要通道，代宗就曾恩允朱滔率大軍“自皇城南面出開遠門，赴涇州行營”[11]，而且還“命有司大置酒於開遠門，宴慰遣之，騎卒精銳冠絶諸軍，道路觀者如堵”[12]。代宗雖然未能親至開遠門，但依然命官司大擺酒宴送行，吸引了大批圍觀者，使得開遠門周圍的道路都被阻塞，增強了此次軍隊出行的氣勢。

唐後期還在開遠門進行過佛骨舍利的迎接活動。憲宗元和十四年（819）正月，法門寺的佛骨舍利被迎入長安城：

上令中使杜英奇押宫人三十人，持香花，赴臨皋驛迎佛骨。自光順門入大內，留禁中三日，乃送諸寺。王公士庶，奔走捨施，唯恐在後。百姓有廢業破產、燒頂灼臂而求供養者。[13]

臨皋驛爲長安城西去的第一個驛站，同東去的長樂驛地位大致相當。憲宗這次迎接佛骨的路線中沒有提到開遠門，但光順門爲大明宫內西門，從臨皋驛到達大明宫需穿過長安城內北部，而由西北進入長安城最便捷的就是開遠門。故而，筆者推測憲宗此次迎接當從開遠門進入長安城內。

咸通十四年（873），懿宗曾在安福門樓迎接過佛骨進入長安：

四月八日，佛骨至京，自開遠門達安福門，綵棚夾道，念佛之音震地。上登安福門迎禮之。迎入內道場三日，出於京城諸寺。士女雲合，威儀盛飾，古無其比。[14]

法門寺位於鳳翔，大致在長安城西北方向，故而要經由開遠門進入長安城內。1987年在法門寺唐塔地宫甬道內出土了一通唐碑，是咸通十五年由當時安國寺僧澈所撰的《大唐咸通啓送岐陽真身誌文》，其碑文也載：“以四月八日御安福樓，會宰臣者，辟以延儜。”[15]安福樓爲安福門門樓，正對外郭城的開遠門，故而懿宗會在此處迎接從開遠門進入的佛骨。

根據兩次迎接佛骨的記載來看，佛骨從鳳翔法門寺出發，長途跋涉到達臨皋驛，等待中使的迎接，然後都會經由開遠門入長安城。不過，憲宗時期，佛骨是自光順門進入大明宫，懿宗時期則是直接由安福門迎入皇宫。懿宗時迎接場景的描述是“綵棚夾道，念佛之音震地”，道路兩旁裝飾華麗，念佛的聲音更是響烈。憲宗時的迎接場景應當也不會低於此等規格，這都可與上文提及的肅宗迎接玄宗的場面相比較。在從開遠門至安福門的公開場域內，唐王朝向天下士庶展現了自身國力以及皇家禮儀的氣派。

倉皇出奔

長安城作爲唐朝的國都，是天子所居之重地，也是唐朝正統的象徵，更是時人嚮往的城市。故而，開遠門會有上述禮儀性的活動。但有唐一代，還發生過數次皇帝及官員百姓出奔長安城的事件，與開遠門也有諸多聯繫。

安史之亂爆發後，玄宗由延秋門出奔蜀地，衆多官員未能及時跟隨，但也各自在想辦法從長安逃離。其中，崔光遠和蘇震爲逃命就曾騙殺開遠門門官：

安祿山陷京師，〔蘇〕震與尹崔光遠殺開遠門吏，棄家出奔。[16]

光遠閉府門，斬爲盜曳落河二人，遂與長安令蘇震等同出。至開遠門，使人前謂門官曰：“尹巡諸門。”門官具器仗以迎，至則皆斬之。[17]

這裏的門官大概就是負責開遠門開闔的城門郎。在玄宗出奔，京城群龍無首的特殊情況下，開遠門的開闔成爲了“非其時”的狀態。按照制度的規定，在這樣的狀態下出入城門需要一系列的手續。崔光遠和蘇震爲了逃命，則以京兆尹的身份僞稱执行公务，在騙取門官信任後，將負責的門官全部斬殺纔得以逃出長安城。在特殊情況下，制度所規定的秩序依然因人爲的急迫需求而被打破，此時的開遠門成爲了生與死的重要界綫。在唐傳奇《無雙傳》中，租庸使劉震爲躲避涇原兵變之亂，就曾命其侄王仙客，“汝易衣服，押領此物，出開遠門，覓一深隙店安下；我與汝舅母及無雙，出啓夏門，繞城續至”[18]，開遠門也是他們從長安出奔的重要地點。最後，王仙客經由開遠門順利逃出長安，而劉震等人則在啓夏門被門司攔阻未能逃離。

光啟元年（885）十二月，僖宗還曾被宦官田令孜挾持，從開遠門連夜逃離長安：“癸酉，官軍合戰，爲沙陀所敗，朱玫走還豳州。神策軍潰散，遂入京師肆掠。乙亥，沙陀逼京師，田令孜奉僖宗出幸鳳翔。”[19]沙陀指的是隴西郡王李克用。此前，李克用曾爲平定黃巢之亂立下汗馬功勞，故而被封爲王，但不久就“進逼京城，乙亥夜，令孜奉天子自開遠門出幸鳳翔”[20]。《新唐書·田令孜傳》對此事記載較爲詳細：

神策兵潰還，略所過皆盡。克用逼京師，令孜計窮，乃焚坊市，劫帝夜啓開遠門出奔。自賊破長安，火宫室、舍廬十七，後京兆王徽葺復粗完，至是令孜唱曰：“王重榮反。”命火宫城，唯昭陽、蓬萊三宫僅存。王建以義勇四軍扈帝，夜亂牢水，遂次陳倉。克用還河中，玫畏克用且偪，與重榮連章請誅令孜，而駐鳳翔。令孜請帝幸興元，帝不從，令孜以兵入寢，逼帝夜出，群臣無知者，宰相蕭遘等皆不及從。[21]

宦官田令孜與河中節度使王重榮不和，王崇榮設計使得李克用反叛並一路攻打至長安。田令孜爲求自保，只好夜挾僖宗從開遠門出奔。其實在僖宗之前，玄宗和德宗也曾被逼逃離長安，但僖宗則更爲悲慘，這已是他第二次被挾持逃離長安。廣明元年（880）十二月，由於黃巢之亂，僖宗被田令孜挾持從金光門出奔山南，直到光啓元年三月纔得以回歸長安，結果不到一年就再次被驅逐出長安，而且驅逐之人還是在平定黃巢之亂立下大功的李克用。同第一次出奔一樣，這次依然是“群臣無知者，宰相蕭遘等皆不及從”，中央文武百官都被拋棄在長安城。僖宗和田令孜等人倉惶從開遠門夜逃，狼狽不堪的場景再次重現。從僖宗被田令孜脅迫逃出開遠門的那一刻，意味著他不得已地再一次將國都和江山社稷拋之於腦後，也象徵著大唐國統以及皇家臉面再一次被踐踏。

不論是皇帝還是文武百官，在遇到生死攸關的境遇時，都會自覺不自覺地從長安逃離，走出原本夢寐以求的繁華之地。曾經繁華、令人嚮往的長安城，已變得如地獄一般可怕。在高大城牆的阻攔下，人們爭先恐後地想從開遠門逃離長安城。昔日盛世的長安，在戰火的洗劫下變得滿目瘡痍：

初，黃巢據京師，九衢三內，宫室苑然。及諸道兵破賊，爭貨相攻，縱火焚剽，宫室居市閭裏，十焚六七。賊平之後，令京兆尹王徽經年補葺，僅復安堵。至是，亂兵復焚，宫闕蕭條，鞠爲茂草矣。[22]

作爲國都與政權象徵的長安城在被皇帝與官民遺棄後，很快就被亂兵賊子破壞成一片廢墟。

二、開遠門及其附屬建築的紀念碑性

古代的交通雖不如現代便捷，但是城市與城市之間仍有著或密或疏的線路，構成了隋唐帝國的統治網絡。不同的地域空間被聯繫到了一起，互相作用互相影響。隋唐長安作爲當時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與其他城市點的聯繫更是緊密而頻繁，信息的流動也更加豐富而便捷，時常扮演著信息主要擴散方的角色，發揮著國家統治中心的重要職能。開遠門作爲長安城通往西邊統治地域以及西域的首發點，也是隋唐時期絲綢之路的起始點。這樣的特殊地位，使得開遠門成爲長安城與西部交通聯繫的標誌性紀念碑建築。

隋唐時期，有兩次行刑示衆在開遠門發生，且都與西域地區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第一次行刑示衆是在隋文帝晚年。隋文帝得禪讓之始，治理政事還算賢明，但到了暮年，“持法尤峻，喜怒不常，過於殺戮”[23]，朝廷官員只要犯錯，文帝就會直接對其處以極刑，如《隋書·高祖帝紀》載：

嘗令左右送西域朝貢使出玉門關，其人所經之處，或受牧宰小物饋遺鸚鵡、麖皮、馬鞭之屬，上聞而大怒。又詣武庫，見署中蕪穢不治，於是執武庫令及諸受遺者，出開遠門外，親自臨決，死者數十人。[24]

護送西域朝貢使出玉門關的人應該是獨孤師，他因為私自收受賄賂並同武庫令，被文帝親自臨決於開遠門之外[25]。文帝此舉固然有其性格暴戾的原因，但是親赴開遠門外處決兩人的舉動，也是在對世人以及朝廷官員宣示嚴懲貪污腐敗的決心。而且特意安排在去往西域的開遠門外，或多或少也有幾分針對西域朝貢使的意味，向西域之人昭示隋朝吏治嚴厲與清明。

第二次行刑示衆發生在唐玄宗時期。安西節度使高仙芝在開遠門外處斬西域石國國王：

天寶初，〔石國〕累遣朝貢。至五年，封其王子那俱車鼻施爲懷化王。並賜鐵券。九載，安西節度使高仙芝奏其王蕃禮有虧，請討之。其王約降，仙芝使部送，去開遠門數十里，負約，以王爲俘，獻於闕下，斬之，自後西域皆怨。仙芝所擒王之子，西走大食，引其兵至怛羅斯城，仙芝軍大爲所敗，自是西附於大食。[26]

《新唐書》則稱“仙芝遣使者護送至開遠門，俘以獻，斬闕下”[27]。高仙芝作爲安西節度使，以石國國王蕃禮有虧爲由討伐石國，但實際情況可能是高仙芝看上了石國的財富。史稱“仙芝性貪，獲石國大塊瑟瑟十餘石、真金五六駱駝、名馬寶玉稱是”[28]。高仙芝完全是在借助唐帝國的兵力來爲自己謀取財富。所以，後來即使石國國王約降，高仙芝依然要將其斬於開遠門外示衆，以免貪財之事暴露。

古代行刑示衆多在人群聚集的地方，如城內市中，北魏就有“大逆及賊各棄市袒斬”[29]，晚唐也有“委河南府於都市集衆, 以五車分裂”[30]，這樣纔能達到宣傳勸誡的效用。開遠門作爲長安與西域來往的城門，也是西域人聚集的場所，故而，與西域相關的兩起行刑示衆會在此處發生。在這兩次行刑示衆中，開遠門，自然成爲了隋唐帝國對西域諸國傳遞政治訊息的場域。而且，這個場域經過不斷的宣傳與強化，最終還會成爲與西域息息相關的紀念碑性建築。

在論述天寶年間唐帝國對於長安以西地區的經營盛況時，《資治通鑑》曾述及：

是時中國盛強，自安遠門西盡唐境萬二千里，（胡注：長安城西面北來第一門曰安遠門，本隋之開遠門也。西盡唐境萬二千里，並西域內屬諸國言之。）閭閻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稱富庶者無如隴右。[31]

胡三省已經指出《通鑑》所言的安遠門即是開遠門。《明皇雜録》也有类似记载:

天寶中，承平歲久，自開遠門至藩界一萬二千里，居人滿野，桑麻如織。[32]

《明皇雜録》爲唐人鄭處誨约於大和九年（835）任校書郞時所撰，《通鑑》所本可能就來自《明皇雜録》。經過多年的經營，玄宗朝的政治經濟文化達到極為繁盛的階段，特別是以開遠門爲起點的西方一萬兩千里的地域內，包括西域內屬諸國在內的蕃界，都是一片富庶的景象，天下其他區域完全無法與之相比。唐昭宗時期的鄭綮《開天傳信記》也云：

開元初，上勵精理道，鏟革訛弊。不六七年，天下大治，河清海晏，物殷俗阜。安西諸國，悉平爲郡縣。自開遠門西行，亙地萬餘里。入河湟之賦稅，滿右藏；東納河北諸道租庸，充滿左藏。[33]

這些記述都是後人對於唐玄宗時期繁榮景象的記憶描繪，顯示出在盛唐時期，唐帝國號令所及的範圍內，開遠門成爲具有象征意義的起點與中心，對唐帝國西部疆域進行了界定，是長安對以西地域空間權力控制的象徵。在後代人的觀念裏，至少在鄭處誨所處的大和年間至鄭綮所處的昭宗時期，這種歷史記憶與唐中後期縮小的統治疆域現狀，又會形成鮮明的對比，從而得到進一步的鞏固與加強。開遠門的現實功能及象征意義得以長期留存，長安城與“西盡唐境萬二千里”依舊通過開遠門而緊密聯繫在了一起。

唐人對於唐帝國西部疆域的界定，可能還依託了開遠門的附屬建築。同樣在天寶年間，“平時開遠門外立堠，云西去安西九千九百里，以示戍人不爲萬里之行”[34]。《新唐書·吐蕃傳》中也記載了這件事：

初，太宗平薛仁杲，得隴上地；虜李軌，得涼州；破吐谷渾、高昌，開四鎮。玄宗繼收黃河磧石、宛秀等軍，中國無斥候警者幾四十年。輪臺、伊吾屯田，禾菽彌望，開遠門揭候署曰“西極道九千九百里”，示戍人無萬里行也。乾元後，隴右、劍南西山三州七關軍鎮監牧三百所皆失之。憲宗常覽天下圖，見河湟舊封，赫然思經略之，未暇也。[35]

以開遠門爲起點的廣大區域都在唐帝國的統治之下，故而玄宗在開遠門外揭候署立堠曰：“西極道九千九百里。”“候”就是“堠”，亦即“烽堠”，是戰爭當中用以傳遞訊息的高大建築。烽堠早在西周就有出現，稱爲烽燧，直至隋唐時期，烽堠依然廣泛使用於帝國疆域的各個邊界。京畿地區同樣立有烽堠：

舊關內、京畿、河東、河北皆置烽。開元二十五年敕以邊隅無事，寰宇乂安，內地置烽，誠爲非要，量停近旬烽二百六十所，計烽帥等一千三百八十八人。[36]

開元二十五年（737），正是大唐氣象正盛之時，可稱得上國泰民安，京畿附近的烽堠也不再發揮重要的軍事作用，故而被廢置。這正好與上文提到的“中國無斥候警者幾四十年”相對應[37]。而且“堠”也可用以分界或計里數，依例每五里築單堠，十里築雙堠，同時“亭侯”大概還兼有瞭望、監視和計程的功能。故而，在開遠門外立堠可以標示“九千九百里”的里程，確定唐帝國以西疆域的範圍。這裏的“九千九百里”應該沒有包含上文提到的“萬二千里”中西域內屬諸國，只是指有帝國戍人駐守的實際控制區域，故而“示戍人無萬里行也”。此外，天寶時期，開遠門外還興建有振旅亭。據史料記載：“〔天寶八載〕五月辛巳，於開遠門外作振旅亭。”[38]《長安志》中注引《譚實録》曰：“天寶八載，於開遠門外作振旅亭，以待兵回。”[39]此兵大概就是前述的戍人。開遠門外的立堠與振旅亭，也共同成爲了對西邊疆界統治的標誌性建築。

乾元以後，唐朝對包括隴右在內的廣大地域失去了掌控，但憲宗總會觀看天下地圖并思考經略方法以圖恢復，對盛唐時期廣大疆域的追慕之意仍然在延續。這種追慕之情，還能透過活躍於憲宗時期的詩人元稹得以體現，如其詩云：

一朝燕賊亂中國，河湟沒盡空遺丘。開遠門前萬里堠，今來蹙到行原州。去京五百而近何其逼，天子縣內半沒爲荒陬，西涼之道爾阻修。連城邊將但高會，每說此曲能不羞？[40]

此詩前半部分都是描寫盛唐時西涼州一片繁華的場景，但此後辭鋒一轉，寫到安史之亂以後河湟地區淪陷的淒慘，開遠門前的萬里堠也只能成爲想像中的盛唐印象。此“萬里堠”作盈數解，唐玄宗時期鼎盛的盛唐場景通過“開遠門前萬里堠”這一意象得到保存，還與元稹所處的憲宗朝疆域形成鮮明對比。

“示”這一目的性字詞的出現，暗示著觀者的存在。官方“立堠”的行爲是給來往於開遠門之下的人看的。這些人當中既包含了長安人，也包含了進出的外地漢人、西域人甚至更遠國家地區的人。可以想像，當初唐朝官方之所以要“署字立堠”於開遠門之外，就是要告訴這些觀者：大唐帝國的西方疆域達“九千九百里”。這無疑是官方對於其帝國領土界線的宣示，也是帝國強大自信力的體現。唐朝經常在城市諸城門宣示重要的事宜，如文宗開成二年（837）中書門下奏，“今請起今月與下長格，所在州府，榜門曉示”[41]。禁令所由皆從門閭而出，官方在諸門設榜帶有一定宣示天下之意義[42]。而開遠門作爲“西盡唐境”之人進入長安城的主要城門，也是官方宣告訊息於天下的重要場所。白天人員的往來與信息的傳遞都需經由城門。這種交通往來的頻繁，也隨之帶來信息傳遞的便捷，成爲帝國統治意識形態的重要傳播途徑。尤其長安作爲隋唐帝國的首都，人員往來的頻繁、信息彙聚也更爲豐富。在長安開遠門所榜示的官方信息，也通過這些觀者更快更廣地從開遠門散佈於天下。對於西域及以西地區，這種“以示天下”的意義更爲強烈而顯著，帶有濃厚的宣傳官方意識形態意味。西方世界對於唐帝國的印象，往往也是這些見過開遠門外立堠的人帶去的。所以，開遠門以及附屬建築都是唐帝國對西域控制的紀念碑性建築，這實際上也是通過都城的城市面貌，來強調唐帝國的影響力。

三、開遠門的文學敘述空間

長安城的里坊建構以及嚴格的宵禁制度，將人們限制在了一個個封閉的空間內。但人們總會有著突破封閉空間限制的需求，文學創作對城市自由空間的想象應運而生。通過藝術手法的加工，這種想象不會受到現實律令規定的束縛，將人帶到了同於現實但卻更加奇幻的空間之中。這些奇幻的空間，往往都是信仰的空間，開遠門則是這些信仰空間的重要地理坐標。

牛僧孺所撰《玄怪録》卷三《吴全素》是一篇很有意思的唐傳奇故事。篇中記元和十二年十二月十三日夜晚，吴玄素已睡著，卻“見二人白衣執簡，若貢院引牌被兩使者接引”，之後跟隨兩使者“不覺過子城，出開遠門二百步，正北行，有路闊二尺以來，此外盡目深泥”，吴全素就跟隨兩使者從開遠門離開了長安城。唐代嚴格的宵禁制度致使生人無法自由行走於夜間的長安城內，更何況是穿過子城和出開遠門。但我們根據後面的情節可得知，兩使者和吴全素當時其實都是鬼，所以城內守衛無法看見他們。很明顯，在現實世界中，這根本不可能發生，但是在本篇故事中，吴玄素卻在本該“禁人行”的長安城內實現了自由通行。這是牛僧孺對於宵禁下長安城的想像，也是希望突破宵禁的訴求表達。

吴全素從開遠門出長安，走了大概二百來步轉而向北，一路上看到了與之前長安城內寂靜場景完全不同的情形：“見丈夫婦人，捽之者，拽倒者，枷杻者，鎖身者，連裾者，僧者，道者，囊盛其頭者，面縛者，散驅行者，數百輩皆行泥中，獨全素行平路，約數里。”深夜，開遠門外居然有數百人在趕路，而且各色人（鬼）都在其中，儼然白天開遠門外一片熱鬧來往場景的再現。這一場景與同時段長安城內封閉而空蕩的狀態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夜間的開遠門將長安城內外隔絶成了兩個世界與空間。開遠門作爲這兩個空間轉換的點，各色人（鬼）都行進在開遠門外準備去往某個地方，而城內生人的世界卻一片寂靜。

吴全素等人走了數里，來到一處類似人間官府的地方。在這裏，五十人爲一引接受審判，輪到吴全素時則出現了問題。吴全素向判官申訴：“全素恭履儒道，年祿未終，不合死。”當時的判官辯駁道：“冥司案牘，一一分明。據籍帖追，豈合妄訴！”吴全素不死心：“審知年命末盡，今請對驗命籍。”最後判官“乃命取吴郡戶籍到，檢得吴全素，元和十三年明經出身，其後三年衣食，亦無官祿”，最終允許吴全素還陽。之後吴全素和兩位使者依原路返回，仍從開遠門返回長安，還在長安城內遊蕩了一番，但是遇到的都是無法看見他們的生人，已不見開遠門外來去繁忙的“鬼群”。生人與鬼的生存空間被開遠門所分隔，作者通過開遠門，將故事從真實的空間帶入了敘述所需要的空間。

朱玉麒曾指出唐代筆記小說大多由熟悉長安的文人士子創作，所以具備一個非常重要的寫作特徵：“追求作爲小說情節外殼的地名真實性，因而使虛構的作品在地理研究上具有信史的價值。”[43]也就是說，吴全素所到之冥府可能在現實確有所指。我們可以以開遠門爲座標原點去考察吴全素所到的冥府。據小說中所言，是“出開遠門二百步，正北行”，走了數里就到了，說明大致方位在長安城外西北方向不遠處。依據妹尾達彦先生繪製的《唐長安城の城市計畫》圖來看，開遠門外西北方向就只有漢宗廟和四司祭壇最爲符合。而漢宗廟距開遠門應該不足數里，四司祭壇則更加貼近實際距離。唐宋筆記小說中的時間和地點在一定程度上都是真實的。牛僧孺將故事安排在元和十二年十一月十三日絶非胡編亂造，而是有意爲之。因爲該年立冬爲十一月七日或八日，所以吴全素夜遊之日正爲立冬後的第一個亥日己亥日，恰好是國家祭祀四司的日子。據《隋書·禮儀志》載：“於國城西北十里亥地，爲司中、司命、司祿三壇，同壝。祀以立冬後亥。”[44]唐代長安城繼承於隋代大興城，對於祭祀地點也多有承續。四司在隋唐時期都享受國家專門的祭祀，屬於小祀。《唐會要》載：“立冬後亥日，祀司中、司命、司民、司祿於國城西北。”[45]另外，吴玄素申訴時曾提到了“命籍”，命籍簡單而言就是上天記載人的富貴貧賤、生死壽夭的簿籍。前蜀的杜光庭曾有詞云：“由是懸命籍於天關，系生死於鬥極。”[46]詞中命籍與生死相對，表明命籍就是記録一個人生死的録籍。這種録籍在司命的信仰中，正是由司命所掌管，用以“據籍帖追”和“對驗命籍”。而且当时士人应当大致熟悉当时官方政務運行的整套程式體系，故而，牛僧孺纔會寫出吴玄素提出要求核實命籍的情節。據此，我們有理由相信牛僧孺將開遠門外西北數里的四司祭壇視爲冥界所在之地。

四司中以司命信仰流傳最爲廣泛。司命，從字面意思來說，就是指掌管人們壽命的。司命信仰自先秦以來就廣泛流傳，簡單來說司命信仰經歷了一個上天入地的過程[47]。司命原先是天上的星辰，大概在兩漢之際，司命開始成爲民間信仰中比較重要的神祗，尤其齊地一帶對於司命的信仰較爲普遍。自漢以後，司命掌管生死和壽命的職能逐步突出，《搜神記·張車子》條曰：“周攬嘖者，貧而好道，夫婦夜耕，困息卧，夢天公過而哀之，敕外有以給與。司命按録籍，云：‘此人相貧，限不過此。惟有張車子，應賜錢千萬。車子未生，請以借之。’”[48]司命已經掌管録籍，知曉人之生死。隋唐王朝對四司的祭祀應該本於對星辰的供奉，但是在民間信仰中司命已然成爲了掌管人生死的神靈信仰存在。所以在吴全素的世界裏，原本只是官方祭祀四司的地方变成了審判鬼魂的冥府。禮儀空間與信仰空間发生重合，禮儀空間成爲信仰空間的理論來源。

貞元年間的張詵也有與吴全素相類似的經歷，也曾在夜晚被人召出長安城，並在開遠門外見到差不多的場景。張讀《宣室志》卷三云：

清河張詵，貞元中，以前王屋令調於有司。忽夢一中使來，詵即具簪笏迎之。謂詵曰：“有詔召君，可偕去。”詵驚喜，且以爲上將用我。既命駕，與中使俱出。見門外有吏卒十餘爲驅殿者，詵益喜，遂出開遠門，西望而去。其道左有吏甚多，咸再拜於前。過二百里，至一城。輿馬人物，諠諠然闐咽於路。……城之西北數里，又有一城。城外有被甲者數百，羅立門之左右，執戈戟，列幡幟，環衛甚嚴，若王者居。……既而中使引入門。其城內簷宇櫛比，兵士甚多。……又至一門，中使引入，門內百餘人，具笏組列於庭，儀甚謹肅。又有一殿巍然，瓊玉華耀，真天子正殿。……見一人峨冠，被袞龍衣，憑玉案而坐其殿之東宇。又有一冠裳者，貌若婦人，亦據玉案，在殿之西宇。……言畢東望，有兵士數百馳來。中使謂詵曰：“此警夜之兵也。子疾去，無犯嚴禁。”即呼吏命駕。惶惑之際而寤，竊異其夢，不敢語於人。後數日，詵拜乾陵令。[49]

張詵夢中被中使帶至一天子殿，一行十數人也是無視宵禁的限制，浩浩蕩蕩地從開遠門出長安城，途中未受到任何阻攔，也沒遇到任何生人，直至開遠門外纔出現了“道左衆吏”、“輿馬人物”、“被甲者”等等，可謂喧鬧至極，與夜晚本該寂靜的場景大相徑庭。然而這些在夜間行走的人卻都並非生人，而是活人看不見的鬼，故而親眼所見者亦“不敢語於人”。至於張詵所到之處，依里程來看，開遠門外西邊二百里大致爲咸陽，咸陽西北方向則有高宗與武后合葬之乾陵。文中提到的天子殿應該就是陵園內的獻殿，殿中東有一人西有一婦，指的是高宗與武后。聯繫到張詵夢遊之後被授予乾陵令一職，而陵令是專門負責帝王陵園的管理以及祭祀，這與高宗、武后在地下世界的生活息息相關，故而高宗、武后纔會在夢中將張詵召見至乾陵。這既是一種預言，也是一種人爲的聯繫。

與四司祭壇相類似，乾陵獻殿也是官方禮儀祭祀之處，正常的祭祀活動由乾陵令負責，而且都是在白天進行。但在張詵的世界裏，深夜的乾陵卻儼然一幅天子白日上朝的場景，“中使引入百餘人，具笏組，列於庭，儀甚謹肅”。當然這些人都只是鬼魂，並非長安城城內的天子與百官，而如此類似的場景無疑正是生人禮儀空間場景的挪用。白天生人在此進行官方正式的禮儀祭祀，夜間鬼魂则在此召見生人遊魂。兩者並不矛盾，反而白天與夜晚的秩序得到了妥善的安排。

朱玉麒曾指出：“唐宋都城中的另一個公共活動場所也往往成爲小說沿用的背景，那就是城門。中國城市的城牆分割了居民的活動空間，使得城門口相失相遇引發小說情節的曲折離奇成爲唐宋小說共同的特徵。”[50]城門作爲公共的活動空間，也使得人們願意將小說情節的背景放置其中。更爲重要的是，在當時唐人的觀念裏，長安不僅是生人生活的地方，同時鬼神也能遊蕩於其中。“冥途固與人接跡，世人又安得而知之？”[51]人鬼并非處於兩個互不相連的空間之内，而是在同一個時空中棲息。這就使得人與鬼神之間會發生許多際遇，甚至互相影響到對方的生活。在開遠門的舞臺上，吴全素與張詵雖然都通過開遠門離開長安城，但是他們所去之地仍是附屬於長安城的官方禮儀祭祀場所，仍是長安城的一部分。在唐人眼裏，鬼神並非虛無縹緲的存在。鬼神的信仰空間就是生人禮儀空間的一個投影，地下官府與國家祭祀四司之處可以相連接，乾陵獻殿與高宗武后上朝的天子殿也可以相連接。生與死的場所由此產生了聯繫，這些都不會只是一種巧合。以司命與“祭神如神在”觀念的民間信仰爲基礎，地下官府與國家對司命和乾陵的祭祀發生了共鳴。在時間的錯落下，兩者在空間上產生了合流，民間信仰與國家祭祀成爲互爲表裏的組合。故而，两篇唐传奇的作者要安排鬼差將吴玄素帶往國城西北，將張詵帶往乾陵。開遠門在文學敘述的需求中，成爲了隔絶與連通生人空間和鬼神空間的重要通道，也見證了這種共鳴的發生。

四、結  論

城市是一個大舞臺，無時無刻不在上演各種戲劇。城門作爲人們進出城市的通道，也是“戲中人”進出的通道。正是這種特殊地位，城門見證了城市的發展與歷史的變遷。長安作爲隋唐時期的首都，正如妹尾達彦所指出的：“國都長安被設計爲與超自然的諸神和宇宙諸力直接連結的王權的所在地，並作爲以統治正統化爲目標的禮儀之都而發揮著作用。”[52]長安是隋唐帝國的物質化象徵，盛唐的氣象在此生發和傳播，官方的意識形態也在此形成和擴散。不容忽視的是，長安是當時國際性大都市，具有很強的開放性。開遠門作爲長安西出西域等地的重要通道，它與長安城其他諸門一樣，也天然地具有聚攏人群的功能。所以，這裏也會進行禮儀性的迎送活動，發生官員皇帝倉皇出奔的醜劇。這既是開遠門禮儀空間內涵的顯現，也表明它作為隋唐帝國宣示自身正統性的重要意義。

但開遠門作爲長安城西北一隅的空間景觀，爲長安城所增添的城市面貌並不僅限於此。隋唐時期，東西方交通與交流十分密切，關係也特别複雜[53]。開遠門以其特殊的地理方位，在隋唐帝國與西北地區的往來與交流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由於來往於長安與西域的人大多都會取道開遠門進出，開遠門也就自然地將長安與西域聯繫到了一起。這種聯繫都要以開遠門爲紐帶。故而，與西域相關的行刑示衆要在此處進行，諸多相關附屬建築也要在此修建。在現實需求的推動下，開遠門及其附屬建築也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個隋唐帝國對西域彰顯影響力與宣傳訊息的場域。在這個場域內，主要針對西域地區，開遠門成爲了長安城西北一隅獨特的空間景觀，並自覺不自覺地將長安城作爲國都的象徵功能擴展開來，讓來往行人感受與傳播長安的印象以及大唐的雄厚國力。在這個過程中，開遠門發揮著紀念碑性建築的功能，不知不覺中提升了長安城的開放性與影響力。此外，在唐人文學的敘述中，開遠門還是真實與想象分界的重要地理坐標，帶有特殊的信仰色彩。長安城雖是中古中國成熟的封閉性里坊制都城，但唐人的文學筆觸與想象世界並沒有被禁錮住。在唐人小說故事中，長安城存在著真實的現實世界與超自然的信仰世界。這兩者並非完全分離，而是平行且相互交錯地存在著。在吴全素和張詵的故事裏，開遠門以其特殊的地理方位體現了一種信仰空間共鳴的存在：夜間，生人可以通過夢遊等方式毫無顧忌地打破宵禁的存在，通過穿越開遠門，達到從生人空間到達冥界空間的目的。小說故事固然只是文人的想像，是希冀打破夜晚封閉性的訴求，但通過開遠門這一空間景觀，還是能反映出時人對長安的一種公共觀念：長安作爲諸神所拱衛的中心，城裏所居住的並不只有生人而已，與生人並存的還有鬼神的存在，他們與生人並不是沒有絶然的聯繫，兩者往往會在某個時間和地點通過某種媒介發生接觸，尤其是在那些城門、寺觀以及國家祭祀之所，因爲這裏也是鬼神來往、居住甚至辦公的地方。

總之，開遠門作爲長安城城門之一，它本身既帶有其他諸城門共性的空間內涵，還因爲同西域的特殊聯繫以及唐人文學的敘述，成爲長安城西北一隅特殊的空間景觀。“西出開遠門”所昭示的盛唐意象及文學幻想，雜糅了信息、禮儀、知識與信仰等諸多因素，型塑著時人對於長安城的獨特認識，也反映出隋唐長安作爲國都的影響力以及城市空間的複雜性。

（附記：2015年筆者有幸參加北京大學榮新江先生的“隋唐長安讀書班”，本文的構思與初稿撰寫起於兩年前，但最終完稿與此次讀書班的學習是分不開的。同時，兩位匿名審稿人提出的精審而詳細的修改意見，游師自勇也多次斧正文字并提出進一步修改的建議，在此一併表示感謝。本文若有錯漏之處，概由本人負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