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初乾陵营建刍议

——兼论武后朝的韦待价

赵  洋

唐代制度的源流大多可以追溯至秦汉时期，皇帝山陵制度是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唐初献陵及昭陵的营建都有前朝《国恤》可依，但到高宗朝修定《显庆礼》以后，礼典中《国恤》被删去，唐代皇帝山陵礼仪自此隐晦不明[[1]]。高宗乾陵及以后各帝王山陵的营建，都只能是在帝王驾崩以后临时召集官员创设仪注。因而，在没有明文礼典指导下，乾陵的兴建程序和仪礼既承续了献陵、昭陵的一些元素，同时也为后世诸帝陵所法提供了新的规范，在唐代帝王山陵制度演变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此外，乾陵作为高宗与武后合葬陵，有学者曾推测乾陵陵园制度是武后预先营建的“寿陵”[[2]]。乾陵修建从起始就与武后有着密切的利益关系，突显了乾陵在唐代帝王山陵制度中的特殊意义。但如今关于乾陵营建仍有诸多问题尚未完全明晰，本文希望能就相关材料再做厘清。

一、得还长安，死亦无恨

高宗晚年遭受风疾之苦，在洛阳贞观殿驾崩。令笔者在意的并非高宗留下的遗诏，而是他的临终之言：“苍生虽喜，我命危笃。天地神祗若延吾一两月之命，得还长安，死亦无恨。”[[3]]从中可见高宗希望回归长安故里的强烈意愿。类似表达还常见于唐代归葬墓志之中，以突显死者希望回归故里与已逝亲人团聚的愿望。高宗李治即使贵为皇帝，也依然无法摆脱当时世俗观念的束缚。

然而高宗意愿已如此强烈，但其驾崩后到底要葬于何地，朝堂上仍存在分歧。最为突出的例子就是初唐著名诗人陈子昂：

会高宗崩，灵驾将还长安，子昂诣阙上书，盛陈洛阳形胜，可以安置山陵，关中旱俭，灵驾西行不便。[[4]]

陈子昂的上表洋洋洒洒，此不具录[[5]]。作为新科进士的陈子昂，他提出上书可能是在哗众取宠以迎合武后，但也说明时人对于高宗葬地的选择仍有异议。其实从高宗武后对于洛阳的经营，以及后来武后临朝称制，权力中心向洛阳转移的情况来看，洛阳在高宗武后的心目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而且高宗遗诏中称“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取天后处分”，所以武后实际拥有了高于中宗的地位与权力，尤其是高宗后事的决定权，所以武后选择将高宗安葬于此也未尝不可。不过，陈子昂的上表只引起一些争议，武后和中宗依然遵从高宗遗愿，将梓宫运回了长安，但陈的上书还是得到了武后嘉奖，“则天召见，奇其对，拜麟台正字”[[6]]。

无论是平民官员墓地或皇帝山陵，其营建都需要消耗一定劳力、物力及时间。遗体往往无法立即入葬，需停放较长时间，所以高宗遗诏称“七日而殡”。“殡”即停柩待葬。按礼制规定：“天子七日而殡，七月而葬；诸侯五日而殡，五月而葬；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殡，三月而葬。”[[7]]高宗梓宫运回长安也需要于某处“七日而殡”，应该就是在长安的太极殿。

史载太宗“殡于太极殿”[[8]]，中宗“梓宫迁御太极殿，集百官发丧”[[9]]。太极殿为长安城大内（西内）正殿，主要用以新皇登基、大朝会或处理重大事件，是“朔望视朝之所也”[[10]]。高宗即位就是在太极殿梓宫前[[11]]，官员上朝经过时还需遵守相关礼节[[12]]，甚至李隆基发动唐隆政变时，“时太极殿前有宿卫梓宫万骑”[[13]]。即使唐中后期宫廷权力重心移至大明宫，但每遇登基或殡葬告祭仍移于太极殿，如“[元和元年正月]甲申，太上皇崩于兴庆宫，迁殡于太极殿，发丧”[[14]]。由此观之，中宗虽在洛阳高宗梓宫前即位，但高宗灵驾从洛阳返回长安后，其梓宫应当也是殡于太极殿，然后汇集百官发丧。在殡期内，白天官员仍由此经过上朝，晚上万骑营则在殿外宿守。

其实，魏晋时都城洛阳已有太极殿，当时就有关于皇帝梓宫安放问题的讨论：

晋尚书问：“今大行崩含章殿，安梓宫宜在何殿？”博士卞搉、杨雍议曰：“臣子尊其君父，必居之以正，所以尽孝敬之心。今太极殿，古之路寝，梓宫宜在太极殿，依周人殡于西阶。”[[15]]

“大行”即指驾崩的先帝，“路寝”则是指正寝。太极殿作为当时皇宫正殿，也是古时“路寝”所在，故而要将先帝梓宫安放于此，以示臣子孝敬的心意。按照《礼记》所云：“夏后氏殡于东阶之上，则犹在阼也。殷人殡于两楹之间，则与宾主夹之也。周人殡于西阶之上，则犹宾之也。”[[16]]因为东阶是主人位，西阶则是宾客位。因“周人教以文，曰死者将去，不可又得，故宾客之也”[[17]]，死者被视为将去的宾客，故而其灵柩要殡于西阶。《大唐元陵仪注》中有代宗殡礼的相关仪注，吴丽娱先生据此认为“所谓‘殡’实亦仿照古礼和《开元礼》之意而进行的操作”，并指出殡礼是“要将梓宫置于太极宫西间”[[18]]。唐初诸帝殡礼既是仿照古礼，也是《开元礼》的仿照对象，一直影响到唐代中后期，皇室成员及官员也同样遵循这一礼制规定。

殡礼之后，先帝丧礼才算告一段落。之后，皇帝梓宫将停放于太极殿，遵循“七月而葬”的规定，等到山陵营建完毕，才继续起殡等一系列入葬程序。继任皇帝则居于别所听政，如唐高祖遗诏有云：

既殡之后，皇帝宜于别所视军国大事。其服轻重，悉从汉制，以日易月。园陵制度，务从俭约。[[19]]

这里说的是唐前期的情况，唐中后期因为政治中心向大明宫转移，当先帝梓宫移入太极殿权殡后，新皇依然在大明宫视政。

当高宗灵驾权殡于太极殿内，其山陵的选择及营建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高宗虽强烈希望归葬长安，但史传中并未说明乾陵是否为高宗生前所选，这也引起后世学者诸多猜测。有学者曾从陈子昂的奏表、韦待价的官职不显以及高宗遗言来分析，认为乾陵修建时间为仪凤三年（678）左右[[20]]。然而纵观陈子昂奏表及高宗遗言，未见只字提及高宗曾在长安营建陵寝。按道理来说，如果高宗已经在长安营建了陵寝，其遗言必定要对此事有所交代，而陈子昂也必须对此事进行辩驳，否则难以说服武后和中宗另在洛阳营建陵寝。

作为乾陵监作的将作大匠韦泰真的墓志中称：“嗣圣元年……时方上事起，诏摄将作大匠，并吏部尚书韦待价驰赴乾陵。”[[21]]嗣圣元年（684）为中宗即位年号，“方上”为墓圹，指乾陵。《汉书·田延年传》有“昭帝大行时，方上事暴起，用度未办”，颜师古注说“方上，谓圹中也。昭帝暴崩，故其事仓猝”[[22]]。所以在唐人的观念中，皇帝暴毙且墓穴临时开凿，称为“方上事暴起”。同时，新近刊布的《辅恒墓志》也提及：“是岁也，大帝乘云，山陵有事。”[[23]]辅恒是实际参与乾陵修建的义役者，这是他一生中最为重要的经历，故而其墓志记载应可信。按文意来看，辅恒肯定是在“大帝乘云”之后才参与乾陵修建。总之，现存文献中找不到高宗生前营陵的记载，综合来看，乾陵的营建应该是在高宗驾崩之后，亦即乾陵并非高宗生前选定的寿陵。

二、天官营护，驰赴乾陵

唐代皇帝的即位多伴随着政治斗争，但在皇帝山陵制度施行过程中，却没有出现丧礼不周或程序混乱的问题，这表明先帝葬礼其实是有精心严密的安排[[24]]。负责乾陵营建的官员，则由武后指派韦待价负责：

则天临朝，拜吏部尚书，摄司空，营高宗山陵。待价素无藻鉴之才，自武职而起，居选部，既铨综无叙，甚为当时所嗤。[[25]]

有学者曾提出韦待价官位不显，故而没有资格主持修建乾陵[[26]]。其实从韦待价官位不显来论证其资格问题颇为不妥。虽然胡三省在注解《通鉴》时提到“唐世凡有国恤，皆以宰相为礼仪使，掌山陵、祔庙等事”[[27]]，但礼仪使或山陵使完全改由宰相兼任是在中唐以后，中宗朝也只是初见端倪[[28]]。在唐初，主持营建山陵的官员并非都是宰相之选，大多只是重臣而已。他们之所以能成为山陵制度的最高负责人，在于所领受的最重要职衔为“摄司空”。

司空作为三公之一，《唐六典》将其渊源追溯至《左传》、《尚书》，指出司空最初实际职掌建筑事宜，是最高营造事务的负责人[[29]]，这是带“摄司空”职衔的重臣可以主持山陵营建的制度渊源。当年唐高祖李渊驾崩，高士廉也是以吏部尚书摄司空来营建献陵[[30]]，而尚书左仆射的房玄龄却只是“护高祖山陵制度”[[31]]。

唐代著名画家阎立本的兄长阎立德曾参与过献陵和昭陵的修建：

高祖崩，立德以营山陵功，擢为将作大匠。贞观十年，文德皇后崩，又令摄司空，营昭陵。……二十三年，摄司空，营护太宗山陵。[[32]]

阎立德只在负责文德皇后和太宗的昭陵营修时才有“摄司空”职衔。而山陵营建为外作，将作监的将作大匠及少匠都必须参与到山陵的修建之中：

将作大匠之职，掌供邦国修建土木工匠之改令，总四署、三监、百工之官属，以供其职事；少匠贰焉。……凡有建造营葺，分功度用，皆以委焉。凡修理宫庙，太常先择日以闻，然后兴作。[[33]]

既然阎立德作为将作大匠是山陵修建必然的参与者，何必还要为其冠上“摄司空”这一职衔呢？这说明“摄司空”在山陵营建事务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在《唐会要》提到文德皇后玄宫外栈道存废的廷议时，就用“旧山陵使”来指称阎立德[[34]]。“山陵使”就是山陵营建最高负责人，吴丽娱也据此认为当时山陵之事完全由阎立德负责[[35]]。而阎立德一生未做过宰相，营修昭陵时只不过是将作大匠或工部尚书而已，其特殊的身份也正是“摄司空”这一职衔。直到唐中后期的《大唐元陵仪注》中才正式出现了“太尉及司空山陵使、将作监”等职衔[[36]]，象征着山陵制度人员安排的规范化。

总之，唐初帝王山陵负责人的身份并不十分高显，也未有定制，只需领受“摄司空”即可。韦待价在正史中已被明确记载，是由武则天授予“摄司空”一职来负责乾陵的修建。前引《韦泰真墓志》也只提到韦泰真是与吏部尚书韦待价一同奔赴乾陵。前引《辅恒墓志》也提到“大使韦待价美其忠孝，假其诚邈，乃令监董众匠，安置玄宫”。大使一般是对正使的尊称。玄宫的安置很重要，事关先帝死后的安宁，其人员的安排由韦待价负责，也可证明乾陵的营建实际上是由他负责。况且，韦待价以吏部尚书摄司空营建乾陵是有高士廉之先例，为大使负责乾陵修建诸般事宜也以阎立德为开端。总而言之，韦待价作为乾陵营建的最高负责人，当无疑议。

另有学者认为大使为皇室宗亲霍王李元轨，而韦待价与刘齐贤只是副使[[37]]。根据《旧唐书·韩王元嘉传》云：

及天后临朝摄政，欲顺物情，乃进授元嘉为太尉，定州刺史，霍王元轨为司徒，青州刺史、舒王元名为司空，隆州刺史。[[38]]

太尉、司徒和司空为正一品的三公，在唐代皆为虚衔，乃中央朝廷笼络高级人臣的荣官。《旧唐书》中史臣则认为这是武后“既将篡夺，是日自临朝称制”，所以“元嘉等地尊望重，恐其生变，故进加虚位，以安其心”。可见，元嘉、元轨和元名之封都只是武后欲抑先扬的安排，他们的三公之位其实并没有实际权力。实际上，制度的规定也是如此：

亲王拜三公者皆不视事，祭祀则摄者行焉。[[39]]

领“摄司空”之衔才能掌司空职务，故而舒王李元名只有司空之名，韦待价才有司空之实。而且霍王李元轨的封号很明确是司徒，更不可能无端去干涉司空的事务。况且如果武则天真的安排李元轨负责山陵之事，何不直接封其为司空，这样不是更顺理成章吗？

李元轨之所以参与乾陵的营建，除了他是皇室宗亲、高祖之子外，更重要的原因可能是他对于旧仪的熟知：

高宗崩，与侍中刘齐贤等知山陵葬事，齐贤服其识练故事。[[40]]

李元轨历经高祖、太宗和高宗朝，根据史传来看，其人仁孝友悌，甚为唐初三位帝王所重。献陵和昭陵的营建，想必他也是有所耳濡目染，对于山陵葬仪故事也有一定了解，这才参与到乾陵营建当中，与刘齐贤共同负责礼仪的事宜，而非实际的最高负责人。

同时，因为《国恤》已从《显庆礼》中删去，故而山陵旧仪在高宗驾崩后已然不甚明了。然而，礼仪毕竟是有成规的，仍需要专业人员临时制定，故史载：

后属高宗崩，山陵旧仪多废缺，叔夏与中书舍人贾太隐、太常博士裴守贞等，草创撰定，由是授春官员外郎。[[41]]

太常博士乃太常寺专掌礼仪的官员，《唐六典》谓：“掌辨五礼之仪式，奉先王之法制；适变随时而损益焉。凡大祭祀及有大礼，则与太常卿以导赞其仪。”[[42]]山陵旧仪已然残缺，无法支持整个山陵制度的运行，故而需要太常博士这类专业人员重新损益仪注，他们处理的就是后世专由宰相领受的礼仪使事务。

由以上分析，笔者大致将史载中关于乾陵营建过程中，参与官员的身份和事务做出揭示。总的人员构成，如下表：

表 1 乾陵参与营建官员表

三、素无藻鉴，去天尺五

上表所列总共8位官员参与到山陵制度的营建之中，然而，与吴丽娱先生所列唐代中后期山陵五使的人员构成相比，这个数字显然微不足道。但这目前所知的微不足道的8位官员，却是后世山陵五使建置的源头。他们条不紊地将高宗山陵之事完成得妥妥当当，说明大使韦待价具备较高的统筹协调能力。

唐代帝王山陵的修建是一项极其短促而艰难的工程。太宗时，虞世南上疏讨论高祖献陵陵制云：

汉家即位之初，便营陵墓，近者十余岁，远者五十年，方始成就。今以数月之间而造数十年之事，其于人力，亦已劳矣。[[43]]

秦汉时期，帝王一登基就会选择自己寿陵开始营建，直至驾崩才会完成，故入葬时间最少七日，多不过数十日[[44]]。唐代帝王则大多是死后才开始营建山陵，数月时间就要完成以前数十年的工程，其艰辛可想而知。所以，为了在短时间内将先帝安葬，必须设置专使专门负责安排一切事务来赶工。陈子昂也以乾陵营建徒费民力为由希望武后将高宗安葬于洛阳[[45]]。

高宗武后朝，本就是因山陵制度缺失而混乱，一切礼仪都需重新创建。相比后世成熟的山陵五使建置，此时设置专使只是临时紧急的安排，各项事务的繁杂程度要大得多。宰相事务本就繁多，往往无法兼顾山陵营建，并非专使良选。正史中对韦待价的评价不高，称“待价素无藻鉴之才，自武职而起，居选部，既铨综无叙，甚为当时所嗤”。韦待价以左千牛备身起家，之后一直在军中参与各种战役，却在武则天临朝摄政才突然被任命为吏部尚书。而武周时共有六位吏部尚书，除韦待价之外，还有武承嗣、武三思、乐思晦、李景谌及韦安石。董劭伟总结出武后朝吏部尚书的两个特点：“其一即人数偏少，任期不长，多有阙员；其二即多由拥戴武则天的人员担任。”[[46]]为了权力地位的稳固，吏部尚书是武后重点把持的职位。尤其高宗驾崩后，正是人员选配最为关键的时候。武后为了接下来的临朝称制，将“素无藻鉴之才”的韦待价安排在吏部尚书的位置，就是希望能把人事权牢牢掌握在手。故而，韦待价的职位虽次于宰相，但其事务大多只是唯武后之命是从，相对来说会比较清闲。所以，韦待价作为一个清闲但居于显要职位的官员，也理所当然得成为负责山陵的最佳人选。

韦待价之所以被选为高宗山陵的负责人，可能还与其身份和关系网有很大关系。韦待价为京兆韦氏逍遥公房韦挺之子，也就是隋民部尚书韦冲之孙。京兆韦氏乃唐代最为重要的世家士族之一，有“城南韦杜，去天尺五”的美誉[[47]]。有唐一代，京兆韦氏家族成员拜相的就有17人之多[[48]]，是关中地区一股不容忽视的政治势力。其次，韦氏也是李氏皇室通婚的重要对象，如中宗韦皇后即是驸马公房韦玄贞之女，京兆韦氏其他房与宗室的姻亲关系更是不必赘言[[49]]。李氏皇室与京兆韦氏相互利用，来支持自身权力的扩展与政治地位的稳固。韦待价作为京兆韦氏家族中的重要成员，依托这样强大的政治背景，必然也有着十分复杂的政治关系网络。

韦待价之父韦挺，少年时因与隐太子李建成交好，后遭牵连被贬，贞观时受到王珪举荐为太宗所赏识，历任尚书右丞、礼部侍郎、黄门侍郎、御史大夫及太常卿等职，其境遇与魏徵颇为类似，都为李建成旧臣但在太宗朝仍官运亨通。韦挺最后虽因失职等原因遭太宗“怨望”，但他毕竟在朝为官多年，且历任要职，其背后想必有一定的政治势力支持。而且作为太宗朝旧臣，韦挺的身份地位在高宗朝也不低。况且其女还被太宗许配给齐王祐为妃，韦待价的正妻也是李氏宗亲江夏王道宗之女。李道宗与太宗同辈，为李渊堂侄，从唐帝国创业初就跟随太宗南征北战，立下赫赫战功，且晚年还“颇好学，敬慕贤士，不以地势凌人”[[50]]，在李氏宗室中威望颇高。只可惜李道宗晚年遭诬陷，因房遗爱谋反之事而被贬谪，病死于流配途中。但褚遂良得罪之后，李道宗依然复官爵。在这场政治斗争中，韦待价自然不能幸免，亦被牵连贬官，但在李道宗被平反后，他反而还受到了李道宗的一些福泽，与李氏宗室有了更深渊源。韦待价在当时凭借其父辈的荫庇，同京兆韦氏和皇室李氏都有着紧密的联系，可以说是旧朝中坚势力的重要成员。即使韦待价本人的素质可能并不令人满意，但是武后更看重的是其背后势力的支持。尤其是考虑到高宗刚刚驾崩，武后想要改制的话，京兆韦氏这股势力是必然需要争取的，同时还要安抚李氏皇室。所以，任命韦待价为吏部尚书并摄司空以营建乾陵，其实是一个重要的信号，其政治内涵不容忽视。

在参与营建的官员中，将作大匠韦泰真、霍王李元轨和太常博士韦叔夏都与韦待价有着一定的联系。韦泰真和韦叔夏自不待言，为京兆韦氏家族成员，而且一个是专门负责具体修建事务的官员，另一个则是当时就以精通礼仪闻名于朝堂的官员，都是山陵制度中必不可或缺的。霍王李元轨为李渊之子，与李道宗为堂兄弟关系，韦待价同其也有沾亲带故的联系。霍王李元轨熟知旧仪，也是高宗山陵制度中的重要官员。从社会关系层面来看，韦待价与山陵营建的主要官员都有着不浅交情。作为山陵制度的最高负责人，人员的协调工作最为重要。政治人物的社会关系在其中或多或少也发挥着作用，想必武后也是有着这样的考虑。

余论

制度本身有其稳定性与延续性的特点，政治需求也需要在制度固有的大框架和规则下运作，所以武后最终仍遵从高宗的遗愿将其归葬长安。而乾陵营建负责人的选取问题，则最能体现制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对于韦待价作为乾陵营建负责人的身份，前人学者之所以抱以怀疑态度，大多是从职官制度提出疑问，觉得韦待价官职不显且“素无藻鉴之才”。但立足山陵制度及武后朝政治本身，这个结果是政治人物在某个制度框架和规则内，出于各种政治需求的考量，最终作用于制度本身设计而产生的。故而，制度的种种设计及表现形式往往也是诸多政治需求的反映。也许，对于历史上诸多政治事件的讨论，我们仍需将制度纳入重点考量的范围内，进而才能了解到更多为前人所忽略的细节问题，以得到更加全面的历史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