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志所见唐初士人对唐与高句丽之间战争起因的认识

                      刘琴丽（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

摘要：文章利用碑志材料，探讨了唐初士人对于朝廷征伐高句丽原因的认识，其主流认识是高句丽的不臣服、不听唐朝的休兵调解、进攻新罗是唐朝出兵的主要原因；朝廷发布的其它出兵理由则没有得到当时士人的普遍认可。这一现象表明，唐初士人对于朝廷出兵高句丽的军事行动，有着自己的独立思考，他们并没有完全受官方言论所左右，而是有选择性地接受官方言论，甚至还出现了一些士人“添加”的出兵理由。碑志材料所载出兵理由的背后，实际上折射出当时士人对于唐与周边民族政权之间理想关系的期待和愿望。

关键词：碑志；战争起因；官方言论

对于唐代初年（太宗、高宗时期）唐与高句丽之间的战争，当今学界已有较为丰硕的成果[①]，学者们对于这一场战争的起因也有着不尽相同的认识[②]。与今天学者们的认识相比较，唐初士人是如何看待这一场战争起因的？其认识与历史实际有无差异，以及造成这一差异的原因何在？这是本文欲探讨的主要内容。而有关这一问题的研究学界少有涉及[③]，故笔者欲通过对唐初参战将士碑志材料的分析[④]，来还原当时士人对于这场战争的认识[⑤]。由于历史记忆是有选择性的，不管当事人还是事后人，他们永远是从某种片段去理解历史。因此，利用碑志材料我们尽量回到当时的语境，去看看哪些出兵原因为唐初士人所看重，而哪些出兵原因被他们所淡化，由此可以窥知当时士人对于这场战争起因的主流认识，以及他们对于唐与周边民族关系的理想期待。

一 

笔者共收集到初唐参战将士的碑志约99方，在这些碑志中，未记载墓主出征原因者有44方，另外3方墓志所载原因含混不清，其余碑志文献，部分初唐士人谈到了这场战争的起因。尽管使用文字有限，而且用词都相对笼统模糊，但都略有陈述。从这些碑志文献的记载，我们大致能够看出当时士人对于这场战争起因的一些主流认识，以及他们对于这场战争的思考。

1、“背诞”、“逆命”、出兵进攻新罗

这是唐初士人对于唐与高句丽之间战争起因的主流认识，在交代唐与高句丽战争原因的52方碑志中，有27方碑志提到了此点[⑥]（其中有5方碑志认为这是激励墓主从军作战的动因）。碑志常用“玄夷背诞，黄钺伹征”[⑦]；“高丽逆命，王师问罪”[⑧]；“辽阳放命，戎车薄伐”[⑨]；“青丘背命，玄菟挻灾”[⑩]之类的简短话语交代双方战争的起因。有的碑志则对唐朝的出兵原因叙述相对详细，如卒于太宗贞观年间的幽州都督张士贵，墓志云：“洎朱蒙之绪，玄夷之孽，背诞丸都，枭镜辽海，王师底伐，属想人雄。”[11]就当时的朝鲜半岛而言，“枭镜辽海”，当指高句丽进攻新罗一事。卒于永隆元年（680）的上柱国张素，“去龙朔年中，属三韩作梗，凭凌鳀海之隅；九种孤恩，旅拒狼河之外”[12]。狼河也在高句丽境内，其“凭凌鳀海之隅”，也当指半岛诸国之间的战争。卒于天册万岁二年（696）的樊廉，“俄属卞马挻祆，黏蝉逆命。狼顾青丘之塞，鸱张碧海之滨。扙剑横行，弯弓且进”[13]。“卞、马”当代指高句丽和百济，它们“黏蝉逆命。狼顾青丘之塞，鸱张碧海之滨”，显然指违背唐朝命令，联合进攻新罗一事。结合唐朝初年的历史，碑志中所云之“背诞”、“逆命”、“放命”、“背命”、“作梗”，即指高句丽不听唐朝的休兵调解，出兵进攻新罗一事。史书记载：

（贞观十七年）九月，庚辰，新罗遣使言百济攻取其国四十余城，复与高丽连兵，谋绝新罗入朝之路，乞兵救援。上命司农丞相里玄奖赍玺书赐高丽曰：“新罗委质国家，朝贡不乏，尔与百济各宜戢兵；若更攻之，明年发兵击尔国矣！”……

（贞观十八年正月）相里玄奖至平壤，莫离支已将兵击新罗，破其两城，高丽王使召之，乃还。玄奖谕使勿攻新罗，莫离支曰：“昔隋人入寇，新罗乘衅侵我地五百里，自非归我侵地，恐兵未能已。”玄奖曰：“既往之事，焉可追论！至于辽东诸城，本皆中国郡县，中国尚且不言，高丽岂得必求故地。”莫离支竟不从。[14]

正是由于高句丽拒绝了唐朝的休兵调解，因此部分唐初士人认为这是导致唐朝出兵的重要原因，附表中有12方碑志持这样的观点。还有10方碑志直接认为，朝鲜半岛三国之间的战争是唐朝出兵的重要原因。如《马宝义墓志》云：“洎以三韩肆虐，恃玄菟以蜂飞；九种挻妖，阻黄龙而蝟聚。圣上愍兹萌庶，方申吊伐”[15]。认为高句丽在半岛的军事行动以及唐朝皇帝对当地百姓的同情是唐朝出兵的重要原因。《姬温墓志》和《成俭墓志》撰者都持同样的观点，前者云：“于时，三韩蚁聚，惊涛阻于白狼；九种鸱张，凝氛晦于玄菟。兴师薄伐，命将龚行。”[16]后者云：“时河孙[17]作孽，啸群凶而举斧；天子凝威，命将军而授钺”[18]。卒于光宅元年（684）的刘公绰，其墓志亦认为：“属以九夷不靖，五部忽惊。蚁结青丘之隅，鲸奔沧海之浦。而皇赫斯怒，爰征侠窟之雄”[19]。指出高句丽的不顺服和在半岛的军事行动是唐朝出兵的重要原因。

上述碑志表明，部分初唐士人认为，由于高句丽不听唐朝的休兵调解（背诞、逆命），联合百济进攻新罗，即所谓的“东夷群寇，不息干戈”[20]，是唐朝出兵高句丽的重要原因。

2、不宾、未附或缺贡、缺朝仪

这也是唐初士人对于唐与高句丽之间战争起因的重要认识，附表中有21方碑志持这样的观点。撰者在碑志中常用 “辽东未宾”[21]、“九种不宾”[22]、“海夷未宾”[23]、“狼顾不宾”[24]、缺贡、缺朝仪等词语来概述双方战争的起因。如《忤钦墓志》认为高句丽的“不宾”是太宗的出兵原因：“太宗文皇帝纫地垂则，维天闡化。睠昆丘之不宾，吊东夷之多僻。长毂亘野，雷动玄兔之郊；高锋篲云，电照狼河之曲。”[25]卒于高宗朝的冯师训，其墓志云：“顷以扶余之国，地僻辰韩。据鲸海而不宾，恃鳌山而缺贡”。[26]认为高句丽的“不宾”、“缺贡”是唐朝的出兵原因。卒于贞观廿二年（646）的梁基，其墓志云：“近以东夷小丑，暂缺朝仪。圣上方命将徂征，问罪辽碣。” [27]认为太宗出征高句丽的原因是其“暂缺朝仪”，即不来朝贡。终于载初元年（689）的左卫亲府中郎将屈突诠，其墓志云：“桃都杂种，桂娄遗噍，凭马韩之险隔，傲鳀壑之深阻。周王楛矢之贡，缺而不供；汉帝楼船之师，征而不袭。”[28]认为缺朝贡是唐朝出兵高句丽的重要原因。另外，《冯师训墓志》[29]、《陆仁俭墓志》[30]、《南郭生墓志》都持同样的观点[31]。

“不宾”，即不臣服于唐朝；在东亚，唐朝“实以东方共主之姿态出现，四夷君长群尊中国皇帝为天可汗”[32]。故高句丽的“不宾”、“背诞”、“逆命”或“作梗”无疑对唐朝在东亚的盟主地位构成了严重威胁，也对唐朝所建立的东亚国际新秩序构成了挑战。“缺贡”、“缺朝仪”即不来朝贡，更是损害了唐朝的大国形象和权威。因为在部分唐代文士看来，“远人未附，疆场唯忧”[33]，体现了他们对于唐朝周边民族安全的认识，故部分初唐士人认为，高句丽的不臣服、不朝贡是唐朝出兵的重要原因。

3、高句丽内乱

正如我们今天的部分研究认为，高句丽内乱不过是唐朝出兵的借口或导火索而已[34]，唐初士人绝大部分也不太认同高句丽内乱是唐朝出兵的重要原因，因为仅有4方碑志在志文中认同这一出兵理由。如高宗时期杨炯所撰《唐右卫将军魏哲神道碑》云：“胜残去杀，上凭宗庙之威；禁暴戢奸，下藉熊罴之用。”[35]其所撰《李怀州墓志铭》也持同样的观点：“属阿孙南走，凭斗骨而为城居；卫满东亡，界朝鲜而为役属。乘舆乃诛后至，讨不庭，申命六事之人，以问三韩之罪”[36]。强调高句丽内乱，是唐朝的出兵之由。高宗朝卒于战阵的从善府旅帅董师，其墓志云：“往以龙朔年中，三韩雾起。孙泉窃号，据鳀壑而挻妖；卫满称尊，怙鲸波而起祲。所以天王命将，饮马辽川；大帝兴威，扬兵海岛。”[37]结合龙朔年间高句丽的历史，其内部所谓的“孙泉（权）窃号”、“卫满称尊”，当指高句丽莫离支泉男生兄弟争位一事，“男建自为莫离支，发兵讨之。男生走保别城，使其子献诚诣阙求救”[38]。这次内乱成为高宗出兵高句丽的绝佳时机。《唐刘仁愿纪功碑》也提到出征原因是：“高丽贼臣盖苏文，独生携贰，鸠聚亡命，招纳奸回，囚其君长，举兵称乱。”[39]将内乱作为唐朝出征高句丽原因的碑志，与前两项原因相比，接受这一出兵理由的士人相对较少，表明这不是当时的主流认识。

4、同情当地百姓、开疆拓土、高句丽在边境修建军事工程

还有2方碑志提到，因为唐朝皇帝同情当地百姓而出兵，如《魏哲神道碑》云：“玄兔白狼之野，来奉衣簪；蟠桃析木之乡，尚迷声教。太宗文皇帝操斗极，把钩陈，因百姓之心，问三韩之罪”[40]。此“百姓”所指不明，高句丽抑或新罗？不得而知。《马宝义墓志》提到：“洎以三韩肆虐，恃玄菟以蜂飞；九种挻妖，阻黄龙而蝟聚。圣上愍兹萌庶，方申吊伐。”[41]此“萌庶”当指受高句丽军事进攻之新罗百姓。

另外有2方墓志直接或间接提到唐朝的出兵，与开疆拓土有关。如《娄敬墓志》提到高宗朝的征讨行动时云：“我国家张天御辩，括地开英”[42]。直接将唐朝的军事征伐行动与“括地”的目的联系起来。《左卫亲府中郎将屈突诠墓志》中，作者在叙述征讨原因之前，先云“马卿好事，拥犀节而开边；潘岳闲居，兼虎贲而直省”[43]。间接提到了朝廷的这次征讨，应当带有“开边”目的。

还有1方墓志认为与高句丽在边境修建军事工程有关，如《宇文干墓志》云：“贞观年，（宇文干）陪驾讨辽。蠢尔牛加，跨柳城而作镇；安兹豕荐，拥蓬渚而为池。”[44]

总之，从碑志对唐朝出兵高句丽原因的记载频率来看，初唐士人的主流认识是由于高句丽的不臣服（缺贡、缺朝仪也是不臣服的表现之一）、不听唐朝的休兵调解、出兵进攻新罗，这是唐朝出兵的重要原因；其它原因如高句丽内乱、唐朝皇帝同情当地百姓、开疆拓土等，并不是他们所认为的朝廷出兵的主要原因。上述士人的观点与官方发布的出兵缘由是否存在一定距离？士人所述唐朝的出兵原因是否完全符合历史事实？这是以下所要探讨的问题。

二

唐朝官方发布的出兵理由主要在战前动员诏令中，详检太宗和高宗朝出征高句丽而发布的诏敕或文告，我们发现，现存文献主要是太宗时期的官方文告，高宗时期的较为少见。大致而言主要有贞观十八年十月的《讨高丽诏》，诏文提到出征原因是：高句丽内乱（臣弑君）、虐害臣民、窃据边隅、毒害他人他国[45]。贞观十八年十二月的《亲征高丽诏》，更详细地说明了出征原因：

其臣莫离支盖苏文，包藏凶忒，招集不逞，潜兴计谋，奄行弑逆。冤酷缠于濊貊，痛悼彻于诸华。纂彼藩绪，权其国政，法令无章，赏罚失所，下陵上替，远怨迩嗟。加以好乱滋甚，穷兵不息，率其群凶之徒，屡侵新罗之地。新罗丧土，忧危日深，远请救援，行李相属。朕愍其倒悬之急，爰命輶轩之使，备陈至理，喻以休兵，曾不知改，莫遵朝命。窥窬亭障。首鼠窟穴，完聚更切，赋敛尤繁。丁壮尽于锋刃，羸老弊于板筑，久废耕桑，咸罹饥馑。生肉表异，显其亡徵；雨血为妖，彰其数尽。比室愁苦，阖境哀惶，华发青衿，不胜苛政，延颈企踵，思沾王泽。[46]

此则诏文谈到的出兵原因大体而言是：第一、高句丽内乱，臣弑君；第二、高句丽进攻新罗，并不听唐朝的“休兵”调解；第三、新罗求救；第四、高句丽在边境完固军事工程；第五、高句丽国内人民遭受着残酷的统治，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贞观十九年四月《破高丽诏》云：

而岛夷陪隶，虐弑其君，毒被朝鲜，灾流濊貊。幼孤者不胜苛暴，忠概者仰我来苏。朕言念匪人，深怀夕惕，亲御戎轩，躬执金鼓。意在以杀止杀，仁育被于群生；用刑清刑，义征戡于不惠。廓滔天而调雨露，禽猾夏以正封疆。用此佳兵。事非获已，仰申天罚，遂乃龚行。[47]

也提到出征原因是高句丽国内发生了臣弑君的事件，以及现任统治者暴虐其民。贞观十九年六月，太宗在进兵攻打辽东安市城的诏书中，也指出了同样的出征理由[48]。显然上述内容与唐朝碑志所书双方战争原因有一定的出入，但也有部分原因得到了士人的认可。

首先，大部分士人认可唐朝出兵高句丽的原因与高句丽不听唐朝的休兵调解、进攻新罗有关；少数士人则认可与高句丽的内乱、高句丽在边境修建军事工程等有关。至于高句丽国内统治者暴虐其民以及人民的生活状况，碑志很少将此作为唐朝的出兵缘由。新罗向唐朝求救一事，碑志也较少提及。可见，唐初士人对于官方的出兵理由是有选择性地接受的，他们并不完全认同官方的言论，而只是认同其中的一些出兵理由。即便认同内容，也有主次之分，碑志显示，高句丽不听唐朝的休兵调解（“逆命”、“背诞”、“放命”）、进攻新罗成为唐初士人普遍认同的主要出兵原因。而其国内内乱则不是唐朝出兵缘由的主流认识，因为接受这一观点者人数较少（附表仅3人）。至于开疆拓土，唐朝在出征诏书中并没有直接提到，只是在《破高丽诏》和《降高丽颁示天下诏》中，前者提到轩辕黄帝等先人出征作战，最后达到了“斥土开疆，威加四海”的目的[49]；后者则云：“则天弘化，环四海而开宇。义非获已，由是举兵”。[50]提到祖辈辛勤作战所成就的功业。这些文字背后透露出来的信息无疑应该是太宗对于祖辈开疆拓土业绩的向往，但他并没有将此作为出兵理由，碑志中也仅有个别士人认为这是唐朝的出兵目的（《娄敬墓志》）。可见，就唐初出兵高句丽的原因而言，官方言论与民众认识之间存在着一定距离。

不仅如此，唐初士人对于这场战争起因的认识甚至还有自己的一些独立思考和想象。如少数初唐文士认为，双方战争的起因与高句丽“缺朝仪”、“缺贡”有关。事实上，这并不完全符合历史。因为唐朝建立之初（武德四年，621），高句丽王建武就遣使入贡[51]；武德七年（624），唐朝一并册封高句丽、百济和新罗为辽东郡王、带方郡王和乐浪郡王[52]。而且在贞观十六年（642），亳州刺史裴行庄奏请伐高丽时，太宗还云：“高丽王武职贡不绝，为贼臣所弑，朕哀之甚深，固不忘也。但因丧乘乱而取之，虽得之不贵。且山东凋弊，吾未忍言用兵也。”[53]贞观二十二年（648）房玄龄进谏太宗东征一事也提到：“向使高丽违失臣节，诛之可也；侵扰百姓，灭之可也；他日能为中国患，除之可也。今无此三条而坐烦中国，内为前代雪耻，外为新罗报仇，岂非所存者小，所损者大乎！”[54]表明从唐朝建立之初，高句丽就未曾主动缺贡。高宗朝永徽三年（652）春，正月，“吐谷浑、新罗、高丽、百济并遣使入贡”。[55]即便在高句丽灭亡的前一年——麟德二年（665），双方已经处于紧张状态的情况下，高宗封禅泰山，“刘仁轨以新罗、百济、耽罗、倭国使者浮海西还，会祠泰山，高丽亦遣太子福男来侍祠”。[56]因此，就唐朝出兵征讨高句丽的原因而言，初唐士人所描述的高句丽“缺朝仪”、“缺贡“是双方战争的起因，不尽符合历史事实。然而，这恰好从侧面体现出，由于浓厚的“中华意识”的思维模式，故在当时士人看来，缺朝贡可以成为唐朝征讨周边四夷的“正当”理由。唐朝士人的这一思想观念表明，唐朝所建构的天下秩序得到了国内普通士人的支持和认可，并得到了他们的极力维护。故他们用“高丽小丑，紊我大猷”[57]这样的词语来表达其对高句丽破坏唐朝天下秩序的不满情绪，反映了他们不能容忍高句丽的桀骜不驯以及蔑视唐朝天下秩序的态度，这反映了当时士人对于唐与周边民族政权之间理想关系的期待和愿望。即如若“朝贡脱略”，则“无藩臣礼”[58]。

最后，经由碑志文献我们还可以发现，尽管唐初士人对于唐朝出兵高句丽的原因认识并不完全统一，但是他们却几乎站在了朝廷的立场，认为朝廷的征伐行为是合理的，这与我们今天的教科书都指责隋炀帝、唐太宗出征高句丽的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从唐初士人频繁使用“问罪”一词以及一些轻蔑高句丽的词语，表明他们大体上认同朝廷的征讨行动，也反映出唐朝征讨高句丽具有一定的群众基础。这在传统文献中也有所反映，贞观后期，唐太宗征伐高句丽，当时民间就出现“不求县官勋赏，惟愿效死辽东”的现象[59]；一些墓主在参战时，也抱有“鲁连夷难，无取千金；冯异论功，高居大树”的胸怀和气度[60]。而且从碑志书写的语言也可以看出初唐士人对高句丽带有强烈的仇恨情绪。如墓志称高句丽为“东夷小丑”、[61]“高丽小丑”[62]、“高丽余孽”、[63]“玄夷之孽”[64]。为何唐初士人在朝廷征讨高句丽一事上会抱有如此浓厚的民族情绪和大国意识？这恐怕与“隋朝灭亡直接与征伐高句丽有关，数以万计的隋朝俘虏仍然身在他乡，……同时，唐朝要重新建立中国的‘天下秩序‘，而高句丽权臣当道、进攻新罗，特别是辽东的归属问题被重新提出，这些问题都触发唐朝人怨恨高句丽的神经”[65]。而且，唐太宗初年所取得的一系列征服行动的胜利，当也在某种程度上，刺激了国内民众的大国主义意识，故在朝廷征讨高句丽一事上，从碑志材料来看，绝大多数士人都站在了朝廷的立场，支持朝廷的军事行动。上述事实表明，唐朝出征高句丽得到了普通士人的广泛支持，这也是其获得战争胜利的群众基础。

概言之，唐初士人的主流认识是由于高句丽的不臣服（“不宾”、“缺贡”）、不听唐朝的休兵调解（“背诞”、“逆命”）、出兵进攻新罗是唐朝出兵高句丽的主要原因。而朝廷发布的其它出兵理由如高句丽内乱、国内人民遭受统治者的暴虐统治、高句丽在边疆修建军事工程等出兵理由，则没有得到唐初士人的普遍认可。这一现象表明，对于朝廷出兵高句丽的军事行动，唐初士人并没有完全受官方舆论所左右，而是有选择性地接受官方言论，故才会出现一些出兵理由被士人广泛接受，而一些出兵理由并不被大多数士人所认可，甚至还会出现一些士人“添加”的出兵理由，这正反映了当时民众对于唐与周边民族政权之间的理想关系的期待和愿望，即希望周边民族政权能够臣服于唐朝、听命于唐朝、遵守唐朝所建立的国际新秩序。唐初士人之所以拥有这样的认识，是由当时的历史背景决定的；然而其普通士人身份，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他们这场战争的全面认识，这是由他们的阶层地位决定的。无论民众心中这场战争的起因如何，但毫无疑问的是他们几乎都站在了朝廷的立场，支持朝廷的军事行动，对高句丽带有强烈的仇恨情绪。民众的立场和观念，对朝廷在战争中的胜负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碑志中七世纪征伐高句丽之唐代将士表

文章原刊于《东北史地》201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