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曹洞宗复兴初期的弘布及其时空过程

——以芙蓉道楷行迹的复原为中心

沈国光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北京 100101）

【摘　要】 北宋中后期，禅宗之一的曹洞宗开始复兴。芙蓉道楷是曹洞宗复兴过程中的一位重要僧侣。宋末，自随州向北至东京一带，成为道楷及其法嗣弘法的重要区域。受道楷影响，其法嗣占据了大量名寺名山之法席，彻底扭转了宋初曹洞宗衰败之势。虽然芙蓉道楷在东京与士大夫缔结了深厚的关系，但是由于与宦官谭稹的交恶，导致了最终被贬淄州。从长远的时间来看，道楷被贬使得大洪山寺僧人最终失去了宋廷的青睐，曹洞宗也逐渐失去了东京这一重要的化区。

【关键词】  曹洞宗  芙蓉道楷  法嗣分布  谭稹

曹洞宗是由洞山良价与曹山本寂创始于中唐时期的一支禅宗法脉。前彦的相关研究已经基本廓清了曹洞宗发展的基本脉络。不过，这些研究大多集中在法脉的传承、义理的阐明等问题上，且多偏重于唐末五代时期。[①]这一系列研究为探索曹洞宗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曹洞宗在唐末兴盛于江浙两湖一带，至五代渐趋式微。^[②]到了洞山六世大阳警玄时，曹洞法脉难以为继，已经到了不得不依赖临济宗之浮山法远代付法脉的地步。[③]相较于五代宋初，北宋后期的曹洞宗出现复兴之态。法远代付法脉于投子义青，义青传之于芙蓉道楷。芙蓉道楷对于北宋曹洞宗的复兴与传布极为重要。北宋末至南宋，曹洞宗的主要僧人多为道楷子孙。因此，对芙蓉道楷行迹与弘法活动展开细致的研究，有助于进一步了解曹洞中兴的真实面貌。本文力图通过爬梳灯录、塔铭、宋人笔记等与道楷有关的传世材料，复原道楷的弘法行迹，以历史地理学的基本方法勾勒出道楷及其法嗣弘法的基本区域，从而将曹洞宗复兴的过程得以可视化。[④]

一、芙蓉道楷生平行迹复原

关于芙蓉道楷的传记材料有如下几种：《禅林僧宝传》卷一七《天宁楷禅师》[⑤]、《石门文字禅》卷二三《定照禅师序》[⑥]、《嘉泰普灯录》卷三《东京天宁芙蓉道楷禅师》[⑦]、《五灯会元》卷一四《芙蓉道楷禅师》[⑧]，以及王彬撰写的《随州大洪山崇宁保寿禅院十方第二代楷禅师塔铭》（以下简称“《楷禅师塔铭》”）[⑨]。其中，《石门文字禅》与《禅林僧宝传》出于一人之手，《五灯会元》对《嘉泰普灯录》有所因袭。至于《楷禅师塔铭》的写作情况以及文本依据则需要作一点说明。王彬称：

彬谒慧照于山中，慧照喜谓彬曰：“吾芙蓉老师法海舟航，佛门梁栋，三十七年于大地众生作阴凉，机缘在世，不独衲子能言，搢绅士大夫咸知之。今新塔未铭也，敢以为请。”彬既仰慕芙蓉之高风，又重违慧照之勤意，义不获辞，退而铭之。[⑩]

因道楷逝世于临沂，道楷法孙慧照任大洪寺住持后，“念湖山远在海隅，奉塔庙之礼常缺”，因此“遣其徒宗几迁致师灵骨，建浮图于大洪山之阳”。[11]王彬一方面“仰慕芙蓉之高风”，另一方面则是受慧照之请，故而撰铭。关于王彬撰文所依据的材料，《楷禅师塔铭》中已作说明：“师应接机缘已见《语录》，及德洪所撰《禅林僧宝传》、承议郎韩韶《临沂塔旧铭》、鹿门法灯禅师《塔中记》载之已详尽。”[12]韩韶所撰《临沂旧塔铭》与法灯所撰《塔中记》现已不存，现存《楷禅师塔铭》与《禅林僧宝传》等材料中之内容又略有抵牾之处，或因袭《临沂旧塔铭》与《塔中记》所致。因《楷禅师塔铭》所述道楷事迹最为详细，故本文对道楷生平之考证复原，以《楷禅师塔铭》为纲，辅以它书相参。

芙蓉道楷，俗姓崔氏。《楷禅师塔铭》称道楷为沂州费县（今山东费县）人[13]，另有一说称其为沂水（今山东沂水）人[14]。道楷少时倾心道术，能辟谷，隐于伊阳（今河南嵩县西南）山中。后改信释教，入东京述圣院出家，礼德暹为师。[15]至熙宁七年（1074年），试经得度。次年受具足戒后，开始“游历诸方，遍参知识”。此后，道楷于投子义青处得大阳警玄所传“衣履”，成为曹洞法嗣。[16]

关于道楷参拜义青的地点，文献记载不一。《禅林僧宝传》称道楷受具足戒后，“谒青华严于淮山海会”[17]，而《楷禅师塔铭》记载如下：

（道楷）最后至舒州投子山见青禅师，一言造妙，师资深契，青以明安衣履付焉。去之韶山……师虽宴坐山林，然道价四驰，千里向风。自元丰五年出世至示寂，凡七坐道场。最初住沂州仙洞山，又迁西京乾元、招提，郢之大阳，随之大洪，皆当世元老名公卿以礼延请。后被诏住东京十方净因，又徙住天宁万寿，皆中使奉命，恩礼兼隆。[18]

投子义青的《行状》称义青于熙宁六年（1073年）还舒州后被请至海会禅院，又移住投子山圣因禅院，又有“自住海会八年，移席投子复四年”之语。义青于元丰六年（1083年）入灭于投子山。据此推算，义青约于元丰三年（1080年）离开海会禅院前往投子山圣因禅院。[19]道楷在离开义青后于韶山弘法。从道楷弘法后“道价四驰，千里向风”的结果而言，其在韶山的时间应该不会很短，故而后能得到“当世元老名公卿”延请，入住仙洞山。《楷禅师塔铭》中称道楷“元丰五年出世”即指其入主沂州仙洞山之时间。若道楷于元丰三年入投子山，在短短的两年时间内不仅得到义青之器重，又于韶山结茅、“宴坐山林”，大开释风，殊不可信。这里推测，道楷是在海会禅院参拜义青，后在元丰三年前即前往“韶山”。《楷禅师塔铭》或以义青最终在投子山入灭，而误将道楷见义青的地点定位于投子山。

另一个需要解释的问题是，《禅林僧宝传》等一系列僧传称道楷“北还沂，闲居马鞍山”。[20]上引《楷禅师塔铭》称道楷离开投子山后，“去之韶山”。“马鞍山”或“韶山”当在沂州境内或附近。沂州境内确有马鞍山。苏轼于熙宁年间任密州知州时曾作《密州请皋长老疏》一文，称惠皋曾住“沂州马鞍山福寿禅院”。[21]关于沂州附近的“韶山”，记载颇多。《太平寰宇记》载莱芜县西北二十里有韶山产铁，汉代时就已于此置铁官。[22]《齐乘》亦记莱州内有一韶山。[23]据明嘉靖年间所编《莱芜县志》，在县北六十里有一山“前后二峰连峙，形如马鞍”，故称马鞍山。[24]又有莱芜县故治嬴城，金废莱芜监并将县治往西南迁移至莱芜监故地。[25]如此，《太平寰宇记》中在莱芜县西北二十里的韶山，与《莱芜县志》中在县北六十里的马鞍山当为一地。此山在北宋时并非名山，故而在名称记载上有所不同。又因此山大抵位于北宋兖州与沂州交界地带，因此“马鞍山”之名出现在《莱芜县志》之中。

元丰五年（1082年），道楷出世住仙洞山。《读史方舆纪要》记载蒙阴县蒙山“今曰仙洞山”，山南即为道楷故乡费县。[26]此后，道楷依次迁洛阳乾元、招提二寺，又迁大阳、大洪。乾元寺在龙门，即所谓“龙门八寺”之一，自唐以来即为洛中名刹。[27]道楷居招提寺则见于宋人刘跂所作《<般阳集>序》中。序言：

往岁守官郑圃，地当孔道，西游释子，多所延接。问其所诣，非五台即招提。招提，西都道场，今芙蓉湖老人楷公昔所栖止。[28]

此序将招提与五台相并举，皆为“西游释子”所谒之寺院，可见招提寺在洛阳附近之影响极大。

不过道楷在仙洞山、乾元寺、招提寺的时间非常短暂。《禅林僧宝传·天宁楷禅师》载：“初楷在大阳，青华严遣果侍者，以大阳皮履直裰付之。”[29]义青入灭于元丰六年，将大阳皮履直裰传于道楷的时间不会晚于此。可见道楷自元丰五年出世后，短短一年即辗转多所寺院。慧照庆预在《楷禅师塔铭》中称：“吾昔尝侍老师住大阳（今湖北京山县北），迁居此山（按：“此山”指大洪山，今湖北随县南）凡五年。”[30]《禅林僧宝传》又称道楷于崇宁三年（1104年）被召入东京十方净因院。如此可知，道楷大约于元符二年（1099年）时离开大阳寺，入居大洪山寺，此时报恩为大洪山之住持。报恩离开随州是在崇宁二年（1103年）[31]，道楷于次年入主东京十方净因禅院，则道楷住持大洪山寺的时间并不长。

大观元年（1107年），道楷又被召入天宁万寿寺。不久，被贬至淄州。蔡絛《铁围山丛谈》（下文简称“《丛谈》”）称道楷最终“编管沂州”[32]，《禅林僧宝传》等一系列释教僧传称“编管淄州”[33]，《楷禅师塔铭》亦称“得罪居淄州”[34]。《丛谈》此处记载明显有误。《邵氏闻见录》中的相关记载跳过了道楷的淄州经历，直接称“隐沂州芙蓉溪”。[35]，同样给人以道楷“编管沂州”的错觉。实际上，道楷至沂州并非被贬而至，而是在被赦免后迁居。这里有必要考察一下道楷被贬后的行迹。

据《楷禅师塔铭》载，道楷被贬后，“久之，上察其无它，听自便”。[36]《禅林僧宝传》亦称“明年冬，敕放令自便”。[37]《佛祖统纪》则称“（大观）二年正月，上受八宝，大赦天下。敕淄州道楷自便”。[38]《宋史·徽宗本纪》亦载徽宗受八宝于大庆殿，并有“赦天下”之举。[39]道楷应得此赦，故而得以“自便”。此后，道楷活动于芙蓉湖一带，并创精舍。芙蓉湖即在沂州境内。道楷得居芙蓉湖，是受到了刘奉世相助。《楷禅师塔铭》载：

枢密刘公奉世舍俸金，买芙蓉湖田，筑室延师，四方衲子归之，俄成丛林，今赐额兴化焉。先是，芙蓉湖众水钟聚，㳽漫百余里，师尝谓若决而归之川，可得良田数千顷。常平使者闻其言，使邑令诣师受规画，凿渠疏导，悉如师说。异时，菰蒲沮洳之地，皆为沃壤。乡人德之，乃相率舍田于寺。[40]

元祐年间，刘奉世曾任枢密都承旨，至七年（1092年）拜枢密直学士，签书院事。崇宁初，遭夺职，“居沂、兖”。[41]刘奉世与道楷应是在沂州境内相识，并舍湖于道楷。再看芙蓉湖的地理位置。宋代地志中，未见沂、淄境内有芙蓉湖，而清人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中留有线索。据顾氏载，清代峄县境内有东、西二泇河。东泇河源自费县南山谷中，“南流经沂州西南卞庄东分一支，经州西南三十里芙蓉山下之芙蓉湖，溉田数千顷”。泇水与芙蓉湖的记载，又出现在“沂州”条内。清代峄县，北宋时期亦属沂州。[42]可以确定，道楷在大观二年被赦后之弘法地点就在沂州。因此，也可以断定《丛谈》中的记载有误。

以上详细考订了道楷的生平行迹。据此，可以进一步开展对道楷各时期、各地弘法时空过程的相关研究。

二、道楷弘法与法嗣分布

道楷法嗣多龙象，且有多位僧人的塔铭与相关材料留世，这有助于复原道楷的传法过程，从而更能翔实地描述曹洞复兴时期的基本样态。现将道楷弘法传嗣事迹按道楷之行迹复原如下。

（一）大阳山时期（1082/1083—1099年）

郢州的大阳山寺是警玄弘法之所，原为北宋曹洞宗重要的寺院。但在报恩入主之前，大阳寺已非曹洞寺院。从《嘉泰普灯录》中所记大阳警玄的法嗣来看，大阳寺法席并未由其法嗣所承续。[43]道楷在大阳山停留的时间长达近二十年，这似意味着大阳寺复为曹洞所有。道楷弟子丹霞子淳原在大洪报恩处学法，后前往大阳参访道楷。[44]后为子淳法嗣的庆预，“世居郢之京山”，后“依楷祖，家于大阳”。[45]

（二）大洪山时期（1099—1104年）

道楷在大洪山弘法长达五年之久。洞山九世中的佼佼者，多在此时前往大洪从道楷之学。如原在成都的惟照，“谒芙蓉于大洪”。[46]同为蜀僧的法灯出蜀后“登大洪，谒道楷禅师”。[47]原在夹山龄公处求法的法成也在此时来到大洪。《普证大师塔铭》有载“时芙蓉道楷禅师道誉闻天下，师亲炙累月”云云。[48]

元符二年，道楷入大洪，丹霞子淳亦随之。崇宁三年，子淳被道楷派遣至南阳弘扬曹洞宗。《淳禅师塔铭》称：

崇宁三年甲申，王公信玉按刑京右，雅闻师名德，乃徇众，愿请住南阳丹霞山天然道场。将行，老人历以佛祖传法偈及诸家宗旨因缘勘辨。师应机响答，焕若冰释。老人尤叹异。[49]

天然曾先后礼石头希迁和马祖道一，后于南阳丹霞山结庵。[50]丹霞寺至宋时已“丛席久废”。后有圆明大师稍复“宗门轨范”。[51]直至子淳至丹霞“益辟田畴，缮室宇，以广延纳”，“南阳之人每岁来会，奉持斋律，悟明性宗者莫可殚计。环山十余里，荤辛不敢入，虽邑吏田夫，犹能渐渍陶染，迁善远罪，以顺师教”。[52]丹霞山释风重振，影响力波及整个南阳地区。道楷对于子淳在丹霞的弘法十分重视。随道楷入洪山的庆预，被道楷派遣至邓州，“佐丹霞德淳禅师”。[53]由子淳开启在丹霞地区的曹洞宗风，实际上深受道楷的影响。

（三）东京时期（1104—1107年）

原在大洪时已从道楷学法之僧人，有随道楷入京者。在道楷入京至被贬淄州时期，鹿门法灯都“趼足随之”。[54]同样的，法成在芙蓉入主净因禅院后，“从以来助扬佛化，如大洪时”。[55]

道楷僧团的弘法在东京僧俗之间相当成功，“诸公卿贵人，日夕问询”。[56]道楷离开东京时，“都城道俗，见者流涕”。[57]而道楷被贬之后，左街净因院又有二位道楷的法嗣相继出任住持。道楷法嗣自觉，落发后即“从芙蓉游”。[58]《嘉泰普灯录》记自觉“崇宁四年，出住大乘。徽宗皇帝闻其名，诏居净因”。[59]大抵是道楷离开净因后，由自觉继其净因法席。大观元年（1107年），道楷法嗣法成至汝州香山寺开法。政和二年（1112年），法成又奉诏住持净因院。《普证大师塔铭》称：

政和二年，诏以师住持左街净因禅院。时楷去未几，德范在人，而师之名称固已高远，士夫缁素，望风信仰。[60]

普证大师即法成。显然，法成得以入主净因，是受到了道楷在东京时的影响。自觉之所以能担任净因院的住持，或也是道楷“德范在人”之故。

可以说，虽然道楷在东京的时间仅仅三年，但是对于曹洞宗在东京的流传影响极大。即使在被贬淄州后，道楷的法嗣自觉、法成依然得以在东京弘法，这无疑得益于道楷在东京之经营。

（四）沂州时期（1108年——1117年）

道楷自大观二年至其去世的政和七年（1117年）内，一直在沂州地区活动，其法嗣也纷纷追随前往。除了鹿门法灯“趼足随之”外，曾在大洪求法于道楷的惟照，从三吴地区前往沂州，且躬耕于芙蓉湖，“累年智证成就”。[61]对金代曹洞宗弘布做出重要贡献的青州希辩，亦曾至沂州。新近发现的希辩塔铭，便称其“至沂州，礼芙蓉和尚。参侍经年，深获陶汰”。[62]

上文讲到道楷于沂州得到刘奉世之施舍得芙蓉湖。常平使按道楷之“规画”，“凿渠疏导”，使得“菰蒲沮洳之地，皆为沃壤”，“乡人德之，乃相率舍田于寺”。刘奉世为道楷“筑室”，“四方衲子归之，俄成丛林”。政和七年，赐额为兴化。[63]道楷在沂州地区赖刘奉世之相助，继以营寺弘法。《楷禅师塔铭》载：

师喜营建梵剎，见栋宇卑陋，则崇饰更新，规模宏壮。疑若基构艰难，然人以师故，施财助力，咸说乐之，工役未尝踰时。才成即弃去，不回顾也。[64]

除去道楷本人所居住的兴化寺，沂州地区的寺院亦得道楷之力“崇饰更新”。显然，道楷在北宋末期已经是沂州地区最重要的一位僧侣。[65]

以上考察了道楷行经各地时期的弘法。可以说，道楷的弘法扩大了曹洞宗的化区。再看深受道楷影响的弟子们的弘法行迹。《楷禅师塔铭》载道楷“度弟子九十三人，法嗣得骨髓出世者二十九人”[66]，《普灯录》中则记有十七人[67]。现依据灯录、塔铭所记道楷法嗣得法后驻锡地，制成图1。

如图1所示，此时曹洞宗的化区较宋初而言，开始呈现扩张趋势。[68]由于道楷及其法嗣的弘法活动，曹洞宗的化区西北至京兆府、西南至潼川府、东北至沂州、南至韶州。如果说宋初曹洞衰败的一个表现是其化区不断被压缩，那么在道楷及其法嗣时代，这种处境得以彻底扭转。以曹洞复兴的根基所在随州大洪山始，曹洞化区此时在空间上分布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向东京地区发展。正如上文所说，由于道楷的影响，净因院法席先后由多位曹洞宗僧人占据。除此之外，邓州丹霞天然道场与唐州大乘山亦已分别有多位曹洞僧人驻锡。除了子淳禅师之外，禧誧亦曾在天然道场开法。[69]子淳离开天然道场后，又退居唐州大乘山。[70]自觉、惟照也曾在大乘山弘法。大乘山在北宋前期为临济宗门之寺院。[71]此时已然成为曹洞宗化区。

在道楷法嗣行迹中，有如下几点值得注意。第一，微禅师在《普灯录》与《五灯会元》中已被冠以“洞山”。洞山为曹洞祖庭，在宋初时易主，成为法眼宗寺院。[72]而此时的曹洞僧人又重获洞山法席。第二，法成驻锡的大沩密印为沩仰宗之祖庭。虽然法成在此后移席道林，亦可见曹洞复兴之势。第三，道楷法嗣所居寺院中，不乏名刹。如法成所居道林广慧、南华宝林、焦山普济[73]，以及惟照所居洛中招提、庐山圆通、隆兴府泐潭、舒州三祖、南华宝林等寺[74]，皆蜚声丛林。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招提寺，这是道楷得到曹洞宗旨前所驻锡过的寺院，而在道楷法嗣时已成为曹洞宗寺院。除了惟照曾领招提法席外，《嘉泰普灯录·目录》中有“西京招提宝禅师”一人。宋人笔记中，留下道楷住招提时的故事一则。《曲洧旧闻》卷四载：

芙蓉禅师道楷，始住洛中招提寺，倦于应接，乃入五度山，卓庵于虎穴之南，昼夜苦足冷。时虎方乳，楷取其两子以暖足。虎归不见其子，咆哮跳掷，声振林谷。有顷至庵中，见其子在焉，瞪视楷良久。楷曰：“吾不害尔子，以暖足耳。”虎乃衔其子，曳尾而去。[75]

故事中的五度山暂不可考。《禅林僧宝传》的道楷本传同样出现了这则道楷取虎子的故事，其称：

楷旧隐与虎为邻，虎尝乳四子月余，楷阚其出，往视之，腥臭不可言，窃携其一还。虎得彘，曳至弄穴前，伏地喜见脊尾，但见三子，怒以足跑地吼，群鸟皆鸣翔其上。楷即放还之。[76]

《楷禅师塔铭》又节引此事，称该故事发生在韶山，不知是否另有所本。《曲洧旧闻》成书于南宋绍兴年间，略晚于王彬所撰塔铭，其所记或承自道楷法嗣用以辅教所述，只是将道楷的韶山故事移植到五度山，又将其丰满。综合以上两份记载可见，伊阳、洛中以及韶山三个地点，都是道楷未得曹洞宗旨前所活动之处，但在宋末至南宋初期依然留传着道楷的事迹传说。依此可见，道楷的行迹已成为曹洞宗弘教的重要凭依，亦可见道楷对于曹洞宗复兴拓展之功。

图1 芙蓉道楷行迹及其法嗣驻锡地示意图[77]

资料来源：底图参考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六册《辽、北宋时期全图》，第3—4页。

三、道楷东京弘法与遭贬始末

在道楷及其法嗣弘法的地域空间中，最具有象征意义的是东京这一交织着各种权力的特殊场域。道楷自崇宁三年入东京，于大观元年遭贬淄州，其地位发生了一次重大的转变。为了更好地理解这次转变对于曹洞宗的复兴，以及其化区的影响，有必要厘清道楷被贬始末。

道楷入京后，地位极高，这可以从其驻锡寺院的地位窥见。道楷于崇宁三年被诏首住十方净因禅院。该寺院于皇祐元年（1049年）由内侍李允宁以东京宅邸创建。其时“上（仁宗）留意空宗”，故而“求有道者居之”。[78]净因院第一代住持云门宗大觉怀琏曾频频应诏入对，深受仁宗、英宗器重。[79]净因院第二代住持怀琏法嗣道臻曾受英宗降香赐紫，又应神宗之召至福宁殿说法。[80]道楷住净因影响势必极大。大观元年，道楷又被召入天宁万寿寺。《石门文字禅》中的《定照禅师序》称道楷于大观元年应召入主的是大法云寺。[81]《邵氏闻见录》中记道楷事则称：“崇宁中以朝廷命住京师法云寺。”[82]此处的系年有误。《邵氏闻见录》不载道楷崇宁初住净因院事，误将住法云寺事系之于崇宁中。同样的，《佛祖统纪》中亦称“敕左街净因寺道楷迁至法云寺”云云。这看似与《楷禅师塔铭》中所称的“天宁万寿寺”相抵牾。实际上，这只是同一所寺院的不同名称。徽宗即位初，已有寺院乞额改为天宁万寿。“天宁”是徽宗诞节。崇宁二年，曾诏“州郡建禅苑，以万寿配纪元为额”[83]，至政和元年（1111年）又改“崇宁”为“天宁”。[84]法云寺应该同样自崇宁至政和年间已经改额为“天宁万寿”，但仍以旧额相称，故而出现了上述的情形。天宁万寿寺与净因院一样，同为东京极为重要的寺院，两宋之际的大德圆悟克勤亦曾奉敕入主。[85]此外，天（崇）宁寺具有“国寺”的性质。崇宁三年有诏称：“崇宁寺惟得建置祝圣寿道场行香及祈求外，其余行香并令就他寺。”[86]虽然此诏是在道楷被贬后方才发布，但亦可见该寺之重要。

可是正值道价日益上升时，道楷遭贬淄州。关于道楷被贬淄州之原因，《楷禅师塔铭》的记载极为隐晦，其称：

后被诏住东京十方净因，又徙住天宁万寿，皆中使奉命，恩礼兼隆，诸方荣之。师所至，无缁素贵贱，皆直造室内。其来京师，诸公卿贵人日夕问讯，每与道人处士杂坐，师皆一目之。师行解相应，履践笃至，无明妄心，一毫不立，故不能矫情徇世，避人道之患。竟坐辞身章师号，忤上意，得罪居淄州。[87]

引文中称道楷入主二寺，“皆中使奉命”。但其中似有隐情。据《禅林僧宝传》记载，大观元年道楷入居天宁寺，是由“中使押入”，并且“不许辞免”。其后对于道楷被贬淄州之事的记载，亦详于《楷禅师塔铭》。《禅林僧宝传》述其事云：

俄开封尹李孝寿奏：“楷道行卓冠丛林，宜有以褒显之。”即赐紫伽棃，号定照禅师。楷焚香谢恩罢，上表辞之，曰：“伏蒙圣慈，特差彰善阁祗候谭祯，赐臣定照禅师号及紫衣牒一[88]道。臣感戴睿恩，已即时焚香升座，仰祝圣寿。讫伏念臣行业迂疏，道力绵薄，常发誓愿，不受利名，坚持此意，积有岁年。庶几如此传道，后来使人专意佛法。今虽蒙异恩，若遂忝冒，则臣自违素愿，何以教人？岂能仰称陛下所以命臣住持之意？所有前件恩牒，不敢祇受。伏望圣慈察臣微悃，非敢饰词，特赐俞允，臣没齿行道，上报天恩。”上闻之，以付李孝寿躬往谕朝廷旌善之意，而楷确然不回。开封尹具以闻。上怒，收付有司。有司知楷忠诚（一本知楷疏惷），而适犯天威。问曰：“长老枯瘁有疾乎？”楷曰：“平日有疾，今实无。”又曰：“言有疾，即于法免罪谴。”楷曰：“岂敢侥幸称疾，而求脱罪谴乎。”吏太息。于是受罚，著缝掖编管缁州。[89]

《禅林僧宝传》对于道楷被贬过程之记载远较《楷禅师塔铭》详细，尤其是记录下了道楷谢辞师号、紫衣的上表，以及李孝寿在事件中的斡旋。但是，道楷上表的内容并不能真实地反映事件的经过。《禅林僧宝传》的记载仍似有所隐晦。南宋僧人居简曾撰有《芙蓉楷禅师辩》一文，力证道楷的拒授袈裟、师号与此后林灵素之得宠并无关联。该文也提到了道楷被贬一事。《芙蓉楷禅师辩》称：　　　　　　　　　　　　

公居净因，恶夫末流冒辱幸荣，行险黩货，禅讲号服，录正鉴义，裾方顶圆，附城丽社，不啻囊探。更夸迭矜，谓之内降，商直榷贾，不关朝省，贻玷盛明，罪在不敬。真赐逮已，我则固辞，孤哀自许，不与众共，死生患难，又皇暇恤。淄川之滨，弗类人境，翩翩风帽，练练缟衣。丹霞、鹿门，首为之发，横翔捷出，以大其家。[90]

居简对于道楷“罪在不敬”的理由与《楷禅师塔铭》《禅林僧宝传》的记载不同。“更夸迭矜，谓之内降”盖指徽宗所赐袈裟与师号。文中提及的“商直榷贾”似与“行险黩货”的“末流”有关。结合《禅林僧宝传》的记载来看，所谓“末流”者似指“彰善阁祗候谭祯”。

关于道楷被贬之事，除了释教僧人所撰的文献之外，还见于南宋初成书的《邵氏闻见录》与《铁围山丛谈》。《邵氏闻见录》卷一五载：

上一日赐紫方袍及禅师号，楷曰：“非吾法也。”却不受。中使谮于上，以为道楷掷敕于地。上怒，下大理寺杖之……自此隐沂州芙蓉溪，从之者益盛。朝廷数有旨，复命为僧，不从。[91]

从这则记载来看，道楷受杖的原因在于其不受不合释门之法的方袍与师号，被中使“谮于上”。但上引《禅林僧宝传》以及相关文献所记，道楷对所赐方袍、师号“感戴睿恩”，且“即时焚香升座，仰祝圣寿”。显然，道楷被贬的原因，并不在于对所赐之物的不满。

以上对于道楷被贬的记载或隐晦不显，或语意不明。实则，此事件内中隐情在于“中使”的举动。蔡絛的《丛谈》记录了整个事件的经过。蔡絛记其事称：

大观间，（道楷）住持东都之净因禅院。有天府尹李寿者，虽法家，然喜禅学，特爱重楷。时因陛见，力誉之。上曰：“朕久已钦其名矣。”李寿退。上即命中使锡以磨衲僧法衣，而加赐四字禅师号者，释氏之异数，然楷初弗知也。中使忽持礼来，楷不肯受。又故事，院中应以白金五十镒遗中使，号“书送”，而楷曰：“岂可以我故为常住费？”又止不予。中使人亦怅不乐，遂苦辞不受。久之，上乃命李尹谕旨，礼重殷勤，然楷不回也。使者前后凡十七往返，而志益确。上始大怒，命坐以违制罪焉。[92]

蔡絛的这段记载详于诸书僧传。但有几点需要说明。第一，《丛谈》与《芙蓉楷禅师辩》所记相同，称事发于大观间道楷居净因院时，实误。道楷于大观元年冬敕差入主天宁寺，不仅见于《楷禅师塔铭》与《禅林僧宝传》，上引《佛祖统纪》同样也有其离开净因院的记载。或因道楷于天宁寺之时间过于短暂，导致《丛谈》将道楷被贬之事置于净因院时。第二，《丛谈》中提及的“天府李寿”即是指《禅林僧宝传》中的“开封尹李孝寿”。此人《宋史》有传，多载其治狱事，[93]与《丛谈》中所称其为“法家”相吻。

    现在再回过头来讨论道楷被贬之实情。《丛谈》称道楷受赐之僧服与师号乃“释氏之异数”，这与《闻见录》中所称“非吾法”暗合。更重要的是，《丛谈》详细记述了道楷与中使之间矛盾。对比《禅林僧宝传》与《丛谈》的记载，前者所言“上即命中使锡以磨衲僧法衣”中的“中使”即是后者所称“彰善阁祗候谭祯”。谭祯，即谭稹，盖因字形相近而讹。谭稹为北宋末著名的宦官之一。为治史者熟知的是，谭稹在宣和二年（1120年）任两浙制置使讨平方腊，以及四年（1122年）出任河北等路宣抚使之事。见载谭稹最早事迹，又有明确系年者，是绍圣四年（1097年）六月的一份御批，称其为“祗侯谭稹”。[94]第二次关于谭稹的记载，则是其于大观二年（1108年）三月出使舒、江、滁、扬等州。[95]道楷被贬之事在大观初，时谭稹应在东京。依此而言，蔡絛《丛谈》所记应有所本，绝非凭空捏造。如此，就清楚了道楷遭贬的直接原因。

据上引《丛谈》所称，谭稹奉命赐僧服与紫衣，按所谓的“故事”，应可以从中获五十镒白金的“书送”。所谓“书送”，应该即是受赏赐者需要给予传宣的宦官一定金额，以资慰劳感激。北宋末期不乏由中使宣旨赐予僧人师号、僧服者，若为“书送”白金二十镒为“故事”，何以道楷反应如此激烈？关于内侍获“书送”的记载还可以举出一条史料。《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三七“绍兴十年秋七月丙辰”条载：

丙辰，诏内侍陈腆送大理寺治罪。腆劳刘锜于顺昌，锜以例书送银五百两，例外又以六百五十两遗之，腆不以闻，故抵罪。[96]　

这条的重要之处在于：第一，可知中使传宣获“书送”似有制度可依，或以为陈规，因此称“以例书送”；第二，“书送”的额度以银五百两为限，陈腆因多收六百五十两而抵罪。这虽是南宋初年之事，但与北宋末应无差别。联系《丛谈》所称的“故事”，谭稹要求道楷“书送”白金五十镒，即一千两白银，这个数额远远超过了五百两。因此，导致道楷的不满。谭稹聚财之巨，可举一例以证之。东京有一登云楼，又称为八大王楼，“奇峻雄丽”，南宋周密称“非东南所有”。因此楼后为“巨珰谭积”（按：“积”当为“稹”之讹）所有，故而又称“谭楼”。[97]谭稹此次传宣，亦似有借机敛财之嫌。如此便能解释《闻见录》中谭稹“谮于上，以为道楷掷敕于地”的举动了。

以上，通过各种文献的对比，基本厘清了道楷被贬的缘由。可以说，道楷遭贬纯属于一偶然事件，只是由中使谭稹敛财不得所引发的一次矛盾所致。这次事件对于曹洞宗的影响，可以从长、短两个时段的加以衡量。从短时段而言，左街净因院之法席依然由曹洞僧人担任，曹洞宗风在东京仍有余响。这得意于道楷在京与士大夫之间所建立的良好关系。《丛谈》又称：

上始大怒，命坐以违制罪焉。始追逮楷天府，即有僧俗千许人随之至庭下。李尹惭，因不敢出，独使其两贰官主断……于是编管沂州（按：实为淄州）。盖临淄川，将俾近其乡井，实李尹意。[98]

李孝寿称“楷道行卓冠丛林”，故向徽宗上奏欲“褒显之”。对于道楷之惩处，李孝寿的态度十分暧昧。中使谮言后，李孝寿虽然回避了对于道楷的审判，但最后以编管“俾近其乡井”的淄州来惩治其违制罪，则又出于李孝寿之斡旋。因此，曹洞宗风在东京得以继续弘布，可能获得开封府尹李孝寿等东京士人之支持。从道楷得罪后“僧俗千许人至庭下”这一现象窥之，道楷及曹洞僧团与东京僧俗缔结了深厚的关系。道楷入东京后，“诸公卿贵人日夕问讯”。《嘉泰普灯录》称高世则居士“初依芙蓉道楷禅师，求指心要”。[99]高氏此时在东京任职[100]，应是慕道楷之名随其学法。可见即使道楷被贬，其在东京的影响并没有被立即消除，曹洞子嗣依然可以得东京僧俗之助继续弘法。但是长远的看，此后大洪山寺的住持以及曹洞宗僧侣，再也没有出现敕差住持东京寺院者。

最后，为何《禅林僧宝传》以及《楷禅师塔铭》对此事记述的如此隐晦？这或与谭稹在宋廷中的地位有关。《禅林僧宝传》是由惠洪在宣和元年（1119年）夏成书于湘西南台[101]，《楷禅师塔铭》的立石时间则是在靖康二年（1127年）夏四月。[102]关于谭稹的事迹，王曾瑜对此有详细地考证。[103]据王曾瑜的考述，自政和二年后，谭稹权势已盛。重合元年（1118年），谭稹已被除授“通直大夫、同知入内内侍省”。宣和年间，谭稹势力日盛。先是被命为两浙制置使、宣威军节度使，与童贯共平方腊。宣和四年，徽宗升谭稹为太尉，次年为河东、河北、燕山府路宣抚使，经营北边事务。谭稹在宣和年间为王黼、梁师成党，其之所得以经营北边即是受到此二人之力荐，用以排挤童贯之势力。直至宣和六年八月，才因金人占领蔚州才遭贬。靖康元年（1126年）九月，谭稹被移置韶州安置。

《禅林僧宝传》中的道楷本传书写因谭稹之势力正盛，《楷禅师塔铭》或因谭稹之势力尚存，故均未能直接详述道楷被贬淄州之原因。蔡絛则不同。《丛谈》对于大量北宋末期宦官事迹多有详细记载，直指其祸。[104]谭稹于北宋末，先后与童贯、梁师成勾连，已是巨阉。而至钦宗朝，时人对谭稹的北边事迹的评价已极差。[105]高宗即位时发布的赦书，称王黼、谭稹等人“皆误国害民之人”，故“见流窜者更不收叙”。[106]南宋初期，谭稹已彻底倒台，故蔡絛无所避讳，直述其事。

四、结语

芙蓉道楷是北宋曹洞宗复兴过程中一位极重要的僧人。通过《楷禅师塔铭》以及《灯录》等相关资料，基本可复原芙蓉道楷的生平与行迹，并进一步按照道楷行迹详细检讨了道楷各时期、各地的弘法与传嗣。从历史地理的意义出发，注意道楷的每一个驻锡点对于此后曹洞宗风弘扬的意义，将法脉的“空间视角”嵌入到道楷与其法嗣对于曹洞宗复兴的过程。 

道楷于大阳山得到投子义青所传曹洞宗信物后，历住大洪山、东京净因院、东京天宁万寿寺。大洪山自报恩后，一直是曹洞宗复兴的根本所在。由于报恩法嗣之不显，道楷宴坐大洪，道价飞涨，从而被召入主东京左街净因、天宁万寿这两所地位极高之寺院。道楷入京是携带着他曾在大洪山时的法嗣鹿门法灯与焦山法成，有意在东京大阐宗风。大观初，道楷应不知“书送”故事，而遭到中使谭稹之污蔑，被贬淄州。但由于以道楷为首的曹洞僧团在东京与众僧俗缔结了深厚的关系，道楷得罪并没有立即对曹洞宗在东京的弘布产生消极影响。尤其是左街净因院，至少有两名道楷的法嗣——自觉与法成先后担任住持一职。不过，长远得看，北宋曹洞宗僧侣再也没有驻锡过东京的寺院。曹洞宗在北宋末期，丧失了东京这一片重要的化区。但是，道楷被贬促成了曹洞宗在沂州地区得以传布。沂州地区僧俗的护法热情，可以从刘奉世舍芙蓉湖以及地方民众的舍田、修寺活动中得以管窥。换言之，东京化区的丧失促进成了曹洞宗在地方上的发展。

就空间角度而言，道楷及其法嗣将原本被压缩在大洪山一带的曹洞化区迅速向外拓展。道楷法嗣不仅出任了洛中招提、焦山普济、庐山圆通等大丛林的住持，还获得了泐潭、密印等它宗祖庭的法席。从道楷曾派遣慧照前往丹霞辅佐子淳弘法这一举动上而言，其法嗣的驻锡游历亦或同样出自道楷的主张。与此同时，道楷得曹洞宗法前的行迹，也成为曹洞编纂辅教故事，扩大化区的重要资源。总体而言，自随州向北往东京一线，成为了此时曹洞宗弘法的核心区。西北至京兆府、西南至潼川府、东南至福州、南至韶州、东北至沂州，均有道楷法嗣的弘法活动。道楷被赦后曾“欲游天台、雁荡”而不得，[107]但其法嗣的驻锡点已经出现向东南转移的迹象。宋代曹洞宗风真正得以在江南一带发扬光大，则要到其法孙真歇清了与天童正觉时方才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