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进入对古抄本《高僧传》的介绍之前，先简单回顾关于通行本《高僧传》的研究。

慧皎撰《高僧传》，隋唐以来诸家著录十四卷，今通行本也是十四卷，前十三卷分为译经、义解、神异、习禅、明律、亡身、诵经、经师、唱导十门，最后一卷题为《高僧传叙录》，收录了慧皎的自序，《高僧传》全书传目，慧皎与俗家友人王曼颖的往复书信 ，最末还有一段龙光寺僧果撰写的慧皎小传，作者亲自见证了慧皎在庐山圆寂之事。

今日通行本的《高僧传》，一般使用《大正新修大藏经》，底本是高丽藏再雕本，校勘记包括宫内厅藏福州藏、宋思溪藏、元普宁藏、明嘉兴藏等，都属于雕版刊刻的大藏经。文献学界称为刻本或刊本 。各版刊本藏经之间的文字存在差异，例如宫内厅书陵部收藏的福州开元寺版藏经，在《高僧传》的卷末就缺少慧皎小传这段关键的文字。

末卷“叙录”的存在，使得探讨《高僧传》的史源和成书过程成为可能。对《高僧传》这一文献做全面研究的先驱者是汤用彤先生。1930年，汤先生撰《读慧皎〈高僧传〉札记》，对慧皎与王曼颖书信中提及的东晋南朝各类史料做了稽考 。此后陈垣、苏晋仁、陈士强都对《高僧传》成书及体例做了史料学的解说，但总体推进不多 。

《高僧传》的史源问题也引起了海外学者的关注。早在1936年，牧田谛亮参加了由冢本善隆组织的读书班，陆续制成索引卡片发表在《支那佛教史学》杂志，1972年结集出版《梁高僧传索引》 。1973年，牧田先生撰文《高僧传之成立》，对慧皎的生平、《高僧传》的分科体例做了研究 。英语世界的研究起始于芮沃寿（Arthur Wright），除了对神异僧佛图澄的传记做详细的笺解以外，还对《高僧传》末卷“叙录”所涉及的慧皎传记，史源等问题做了考证 。

进入21世纪以来，纪赟的专著《慧皎〈高僧传〉研究》将相关问题的讨论推到一个新的高度。此书最为突出的优长之处，是在辑佚的基础上对《高僧传》平行文本进行细致比对，进而分析慧皎撰作的史料来源及其文体特色。书中还指出慧皎对宝唱《名僧传》多有继承，改进之处却颇有限，因此与书信中对宝唱的批评形成张力。这些问题都值得进一步思考 。

另一方面，西方史学对圣传书写（hagiography）叙事格套的关注也影响到对《高僧传》的理解。柯嘉豪的专著《高僧：中古中国圣传中的佛教理想》正如其副标题所强调的，僧传文本在记录史实之外，还有圣徒传记的特性，其中寓含着书写者的宗教理想，作者从苦行、神异和学问三个方面展开讨论 。此后的新着《中国的佛教史撰述》，更将考察范围括及僧传之外的编年史体 。国内学者刘学军继踵其后，一方面对先行研究中较少着墨的经录、像赞类文献与《高僧传》的递嬗关系做进一步开掘，一方面结合政治史的权力格局，分析慧皎对书写僧俗交涉的若干敏感个案时所做的曲笔。

《高僧传》的现代整理本，比较重要的是汤用彤的校注本。《高僧传》的整理工作从1963年开始筹备，翌年汤先生逝世。稿件后由先生哲嗣汤一玄负责整理，1992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时，删除了近千条校注文字。《汤用彤全集》出版时，又酌情补入一些校注，但仍难反映汤先生校录本的原貌 。2023年，中华书局又推出了富世平先生的整理本，此本以碛砂藏为底本，参校诸本中遗憾没有包含福州藏，但有限利用了日本古抄本校订了若干文字，主要集中在该书卷五 。

 早在1936年，常盘大定将《高僧传》全书译为日文，收入《国译一切经》（史传部第七） 。汤用彤曾撰书评，批评其中的误译之处 。之后的“大乘仏典”系列（节译本）、“新国译大藏经”也都收有《高僧传》，不烦备举。最值得关注的，也是目前最精善的译注本，是吉川忠夫、船山彻合作的岩波版《高僧传》。这一译注本充分吸收了世界范围内先行研究的重要成果，并对书中的佛教术语和修辞典故做了笺释，在校勘方面，利用了刊本藏经和七寺和石山寺两种古抄本，并对关键的文字做出了优于通行本的解说 。

 欧美学者对《高僧传》个别篇目的翻译、笺注工作甚至早于东亚地区的学者，除了上文提到的芮沃寿，20世纪初，沙畹曾将求那跋摩传译为法文 ，约翰尼斯·诺贝尔（Johannes Nobel）将鸠摩罗什传译为德文 ，二战以后，史接云（Robert Shih）给出了《译经篇》诸僧传记的法文译本。20世纪70年代末期，林克（Arthur Link）曾计划出版英译全部《高僧传》，但1981年不幸去世，只发表了道安、僧佑等传的英译本 。曾从其访学的日本学者平井俊荣受此感召，自1991年起在前者底稿基础上做成英文译注，但也未能完成 。目前可以利用的英文全译本是杨天舒的翻译，但仍只是白文翻译（running translation），而无注释 。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诸家研究和整理本（除岩波版日译和富世平点校本），都主要依据通行本，亦即刊本大藏经。日本古抄本的发现和研究，形成了一个比较独立的系统，提出了一些全新的重要议题。

日本的写本文献大体分为一切经和圣教：“一切经”在汉语语境中多称为“大藏经”，是指按照一定收录标准和结构排序加以组织的文献群；“圣教”部分则指诸家祖师撰述和其他零散抄录的佛教文献。本文所说的日本古抄本，严格来说是指日本寺院中保存的古抄本一切经。

日本学者对古抄本《高僧传》的利用始于“二战”以前，与上文提到的1936年起在冢本善隆主持下进行数年之久的《高僧传》读书班有密切联系，主要关注点则是该书卷五的僧朗、道安两传。1938年，宫川尚志最早从历史学的角度，十六国高僧泰山僧朗的事迹做了详细的讨论。文中提到，经由牧田谛亮的帮助，得以获见石山寺古抄本《高僧传》，较通行本多出五百余字，其中参议咨决南燕定都等事，可以与《十六国春秋·南燕录》呼应，但对于造成这一差异的原因未做讨论 。

石山寺位于日本滋贺县大津市，寺内的写本一切经收录的《高僧传》，凡十卷，与通行本十四卷体裁不同。1938年，牧田谛亮也对校了卷五《道安传》（石山寺本卷三），指出古抄本可能是受到《晋书·艺术传》的启发而加以增补的 。

此后日本学者基本采纳这一观点，船山彻先生在岩波版日译《高僧传》中进一步指出，古抄本比通行本多出的部分与唐修《晋书·苻坚载记》或其他段落一致，另外从行文来看，颇有与《高僧传》前后语境不协调之处，因此比较自然的推测是古钞本系后人根据唐修《晋书》等加以改窜的结果，但也承认“尚难得出最终的结论” 。这一问题的研究进展，实有赖更多日本古抄本一切经的刊布。

很长一段时期，日本古抄本一切经未受学界重视，原因在于写本的抄写年代（多为平安、镰仓时代）已经出现了刊本大藏经，因此误认为写本是根据刊本加以抄录。随着研究的深入，学界普遍意识到写本保持了相对的独立性，而可以上溯至唐中期的长安写经。日本寺院所藏的古抄本一切经才陆续刊布并实现电子化。

具体到《高僧传》的文本，根据《日本现存八种一切经对照目录》和《日本古写经善本丛刊》第九辑（简称“善本图录”）的介绍，目前可知存在10种《高僧传》的古抄本 ，为了节省篇幅，此处仅列出各本卷数存佚和推定的抄写年代。《善本图录》还公布了《高僧传》金刚寺本、七寺本卷五，兴圣寺本卷三、卷四，四天王寺本卷三、卷四的图版和录文，并给出了卷五金刚寺、七寺、兴圣寺、四天王寺四本的校异记。后来的研究，主要依据以上四种古抄本展开。

根据新公布的材料，对于古抄本《高僧传》可以得到如下两点共识：

第一，古抄本《高僧传》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文本系统 ，古抄本与刊本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包括分卷方式、正传附传的顺序体例、文字内容等方面。需要说明的是，虽然雕版大藏经出现的年代，是在北宋开宝年间以降，但从文本系统的流传演变着眼，则刊本所依据的文本，也可以追溯至唐代或更早，为了行文方便，概称为“刊本系统”。

第二，古抄本《高僧传》有十卷本、十四卷本之别。其中最后一卷是慧皎的自序，全书目录，有些还包含慧皎与友人王曼颖的通信。其余部分，十卷本与十四卷本的内容大致相同，只是分卷不同。换言之，古抄本系统的内部差异较小。

古抄本与刊本系统二者孰先孰后，又是何时何人撰作？这两个问题是学界目前主要分歧所在。定源法师（王招国）根据其所掌握的金刚寺、七寺、兴圣寺、四天王寺四种古抄本一切经，详细比对了全书的主要文字差异 。他特别关注七寺本慧皎自序末尾一段叙述：

于是定源法师做出两点判断：

1. 古抄本和刊本分别代表了慧皎本人撰述的不同阶段，从而否定了后人加笔的假设；

2. 古抄本和刊本的先后关系，如果仅从古抄本“十三卷”，刊本“一十四卷”的描述来看，则前者是初稿，后者为修订本，但若从卷五诸僧传记的异文加以分析，最终倾向于认为刊本是初稿，古抄本为修订本 。

 张雪松先生也考察了《高僧传》卷五的文字，指出古抄本多出的文字，可以在唐修《晋书》等文献中得到支持，并且叙事更为合理，接近史实，由此推断古抄本是初稿本，刊本是经过剪裁的修订本。这一修订由于存在割裂行文语脉的现象，由此推断修订并非慧皎本人所作，而是在唐宋之际，亦即开雕刊本藏经时做出的 。

 针对张雪松的观点，定源进而提出两个重要观察：

1. 古抄本与刊本的繁简，从卷五得到的印象是古抄本繁而刊本简，但若从卷七、八、十三来看，则古抄本简而刻本繁。如果两系统存在先后继承的关系，则改动的情况是复杂的，其中既有增补也有删略。

2. 古抄本与刊本的流传情况，通过调查《高僧传》在隋唐五代时期佛教文献和音义书中的引用情况，结论是：从隋代费长房，初唐道宣、道世，晚唐五代之义楚、可洪、慧琳所见皆为刊本系统；只有唐中期的智升、慧琳所见为写本系统 。从而有力否定了张雪松的唐宋之际修订说。

不过在笔者看来，二者相对的先后关系以及成立的绝对年代，都还有进一步检讨的余地。不妨将先行研究对古抄本和刊本系统性质判断的结论简要归纳如表2：

若要彻底解决《高僧传》的文本变迁过程，需要校勘全书所有的异文，并做出解释。这无疑是一项艰苦而繁重的工作。由于笔者掌握的资料及学力限制，仅拟做两点申论。

促使定源法师断言古抄本和刊本皆为慧皎所作的依据，是七寺本和刊本慧皎自序对《高僧传》成书过程和最终形态的不同描述。其中的一处刊本作：

七寺本作：

另一处刊本作：

七寺本上引业已引录：

总结起来，二者的描述不同主要在于：（1）附传人数（及总人数）不同，一为约数二百余人，一为确数二百三十七人；（2）全书卷数不同，一为十四卷，一为十三卷；（3）组织方式不同，即七寺本所述，初稿本“卷轴开合，类例相从”都不完备。

 检视《高僧传》刊本和古抄本之间的差异，是否能将之对应为初稿本和定稿本的差异呢？首先，按照自序的描述，全书正传均为二百五十七人，但古抄本（七寺、金刚寺、兴圣寺）都在第四卷缺少康法朗、竺法乘二传 ，都不符合二百五十七人之数。至于附传的书目，存在大量有目无传、有传无目，因而无从检证。

第二，七寺本描述的定本为十三卷，其自身形态为十三卷传记，加一卷自序、目录、书信等；刊本描述定本为十四卷，其自身形态却和七寺本一致。十三卷还是十四卷，只是对最末一卷是否计入全书卷数的理解不同，并不反映古抄本和刊本的结构差异。

 第三，如果按照七寺本自序的描述，初稿本不仅在分卷方式，而且在僧人所属门类的分配方式上都与定稿不同。然而古抄本与刊本之间的出入，是传目排列顺序以及文字翻简、精粗的差别，而不是慧皎描述的初稿与定稿之间结构性的差别。

 因此笔者认为，尽管七寺本慧皎自序透露了《高僧传》从初创到改定的过程，这类现象在写本时代屡见不鲜 ，但将古抄本或刊本中的任何一种，对应为慧皎的定稿前的初稿、草稿，都是不合理的。换言之，古抄本、刊本应该产生于不同的时代，从而体现了不同的文体特征。

两系文本互有出入，理论上既可以认为简本到繁本经历了扩增，也可以反过来认为繁本到简本经历了删减。在判断二者先后关系时，我们从前辈学者的研究中可以归纳出一些方法和原则：

 第一，探求文本的改动意图。改动意图的存在，往往使得文本变化的某一方向更为合理，反方向则不容易理解。同时，也可以揭示改动是在何种环境之下做出的。

 第二，观察文本的改动效果。前后语脉的断裂之处，往往可以提示后人所做的增补或者删节。

 第三，寻找差异文字的平行文本。平行文本可以作为判断该段落文字的年代参考，但也应考虑二者之间的先后关系，或存在共同的源头。

 以上三点也可以适用于其他文本的讨论。具体到《高僧传》这一个案，笔者认为最适合入手的是该书卷五的几篇传记。它集中地反映了南北朝末期直到初唐的史家怎样对待十六国的历史遗产，从而揭示文本的变动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