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郜丽梅 

　　提要：据《史记》记载，夏后氏有11个同姓国族，其存亡断续及地理分布，历来聚讼不已。考古和文献证实，夏后氏大部分同姓国族都曾迁徙，而多迁往黄河下游所谓“东夷”一带。同姓国族的东迁，使文献中夏代同名国族在不同地域出现，为后世研究带来混乱，这同时也显示夏代政治活动中心的变迁，为夏文化的内涵提供新的诠释。 

　　关键词：夏后氏   同姓国族   夏文化 

　　“国族”一词最早见于《礼记·檀弓下》：“晋献文子成室，晋大夫发焉。张老曰：‘美哉轮焉，美哉奂焉，歌于斯，哭于斯，聚国族于斯。’”这里国族为宗族之义。王国维先生则用“国族”一语表示我国历史上代表一定民族的众多的小国。后来我们使用“国族”一词，则基本沿用这一内涵，指同时具有国家政权和氏族的双重含义的国家和部落。业师王震中先生认为：“‘国族’这一概念中，‘国’指邦国；‘族’指部落。我们取用它的模糊性，即对于有些政治实体我们无法准确判断它究竟是邦国还是没有达到邦国的部落时，采用‘国族’来笼统地指称它们。”本文“国族”之概念即采用此说。 

　　夏代即是由众多国族组成的早期国家，所谓“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当禹之时，天下万国。”夏代的国族有同姓和异姓之别。《史记·夏本纪》太史公曰：“禹为姒姓，其后分封，用国为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寻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缯氏、辛氏、冥氏、斟戈氏。”这是禹之后分封的同姓国族。考察这些国族的存亡和延续及其地理分布，对于研究夏代历史及夏文化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 

　　关于夏代的国族前人多有论及，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随着考古发掘和对上古文献的进一步整理，夏代国族存在的状况日渐明朗，并在许多方面逐渐形成共识。兹依《史记》所列，分作考述，以见夏代国族存在状况和夏代文明之一斑。 

　　有扈氏  《史记·夏本纪》说：“夏后帝启，禹之子，其母涂山氏之女也。”夏启即天子之位，“有扈氏不服，启伐之，大战于甘，遂灭有扈氏，天下咸朝夏后帝” 。《淮南子·齐俗训》高诱注：“有扈氏，夏启之庶兄也。”盖有扈氏为夏启同父异母之国，故《史记》前标出夏启之母为“涂山氏之女”，禹之妻或另有有扈氏之女，而另有其子。夏启之为天子，有扈氏不服，遂为所灭。故《史记》曰：“禹为姒姓，其后分封，用国为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 

　　甘之战是夏启维护王权的重要战争。《甘誓》云：“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遂与有扈战于甘之野。孔传曰：“有扈与夏同姓，恃亲而不恭”。《逸周书·史记解》卷8记有：“有夏之方兴也，扈氏弱而不恭，身死国亡。”孔晁注：“有夏，启也。战于甘，威扈也。”陈逢衡《逸周书补注》云：“《甘誓》谓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是其罪。案此云弱而不恭，是其亡国之由。” 

　　甘之所在，《汉书·郡国志》“鄠有甘亭。”《吕氏春秋·季春纪第三》以为其为“甘泽”。《释文》云甘水在鄠县西。“‘大战于甘’即此地，今西安府鄠县西南有甘水，去县五里有甘亭。”可见，东汉人认为甘水、甘亭、甘地在今陕西鄠县附近。 

　　然陈汉章《周书后案》云：“《吕氏春秋·召类篇》：‘禹攻曹魏、屈骜、有扈，以行其教。’有扈即此扈氏，为禹所攻，故曰夏之方兴，非即《夏书·甘誓》之有扈氏。”然未知何据。不过，从有扈氏为夏之同姓之国，“夏启之庶兄”，可推测禹之妻或另有有扈氏之女，禹攻伐曹魏、屈骜、有扈，“以行其教”，此有扈氏当为《夏书·甘誓》之有扈氏，陈氏之说恐非。 

　　如是，则禹亦曾伐有扈氏。《墨子·明鬼下》以《甘誓》为《禹誓》，以为伐扈者为禹，《庄子·人世间》、《吕氏春秋·召类》、《说苑·正理》也有相同的说法。阎若璩认为墨子所言为其所篡改，其言不足信。孙诒让提出了折中的看法：“或禹启皆有伐扈之事” ，皮锡瑞则云：“启或灭有扈，以封其庶子，至启即位，不服，而启伐之”。詹子庆先生认为这仅仅是一种推测之词，说“《甘誓》在流传中出现儒墨两个版本，当以早传者为准，墨子可能误将‘禹伐三苗’当成伐有扈之战”  。这也是推测之词。其实有两点似乎可以证明孙诒让的观点。第一，《吕氏春秋·召类篇》：“禹攻曹魏、屈骜、有扈，以行其教。”这是文献的证据，未可轻易否定；第二，是考古的发现。李民《〈尚书·甘誓〉所反映的夏初社会——从〈甘誓〉看夏与有扈的关系》认为：夏的中心区域在伊、洛流域，并断定客省庄二期文化就是有扈氏文化。如是，有扈氏曾有迁徙，盖禹伐之后，始迁到甘之北，而夏启灭之。 

　　有男氏  《史记索隐》：“〈系本〉‘男’作‘南’。”郑杰祥、詹子庆、江林昌等以为“有男氏可能以居南地而得名”，地“在今南阳和汉水以北地区”。 

　　斟寻氏  “斟寻”字本作寻，以为国邑，故作鄩，祝融后斟姓居之，故曰斟寻，斟姓无后，夏人以封同姓，故《世本》曰娰姓。斟寻之所在，有三说，一曰在今山东莱州潍县之斟城；二曰在河南，巩县西南故鄩城；三曰其地近帝邱。雷学淇以为故斟寻在今河南巩县，后世学者亦多主此说。或以为偃师二里头即古斟寻，亦即太康、仲康、桀之所居斟寻，亦以为稍柴遗址乃斟寻故地。北海平寿乃是后迁之地。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卷14：“皇甫谧谓斟寻在卫，臣瓉谓斟寻在河南，皆误。”是不解斟寻曾有迁徙之事。 

　　斟戈氏  《史记索隐》以为斟氏、戈氏即斟戈氏，而《左传》、《系本》皆云斟灌氏，是斟戈氏即斟灌氏。斟灌，学者多以为即五观（武观），也是“夏有观、扈”之“观”。若依此，则斟灌在东郡观城县。武观叛夏，启派彭伯寿帅师讨伐，致使“武观来归”。史载夏遗臣靡自有鬲氏收二斟之遗民，最终灭掉寒浞、浇、过，复禹之伟绩，则二斟在少康复国过程中起重要作用。 

　　雷学淇以为“东海斟县之寻、灌，此则姒姓之迁都耳。盖自太康居斟寻，而斟寻氏始迁于平寿。自后相居斟灌，而斟灌氏始迁于寿光。”故斟戈氏先在河南，后迁山东。 

　　彤城氏  《史记索隐》说：“周有彤伯，盖彤城氏之后。”《正义》引王肃云：“彤，娰姓之国。” 《资治通鉴·周纪二》胡三省注：“彤，……其地当在汉京兆郑县界。”郑县，今陜西西安府华州，州西南有彤城。抑或为彤城氏故国所在。 

　　褒氏  《史记索隐》：“〈系本〉……而不云彤城及褒。”褒、襃字同。《国语·郑语》引《周书》曰：“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为二龙，以同于王庭，而言曰：‘余，襃之二君也。’”是知褒氏存在于夏代，直至夏代之衰落。然褒氏在商代不见于历史记载，似乎在商时已经衰落。《国语·晋语一》：“周幽王伐有褒，有褒人以褒姒女焉。”韦昭注：“褒，姒姓之国。襃人，襃君。”有褒亦即褒，在周幽王时仍然存在。然周之后，褒氏便从史书中消失。抑或幽王伐褒而灭之，亦未可知。其地望，先秦文献未见记载。《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襃国故城在梁州襃城县东二百步，古襃国也。”其地在今陕西汉中市西北褒城镇东。然此地东距伊洛地区颇远。《路史·国名纪》引郑樵说另以为在“蔡之褒信”，即今河南息县北褒信集，或是褒氏的初居之地，后迁徙于陕西褒县。 

费  《史记索隐》：“〈系本〉费作弗。”然《路史·国名纪四》卷27“夏后氏后”有 “弗（费、）”：“费也，一作，今河南缑氏滑都也，与鲁费异。”缑氏县在今河南偃师市南。同书卷25“少昊后嬴姓国”之“费”下罗苹注：“河南滑费，禹后。”有关夏同姓之“费”，不见于其他记载。然1972年夏在山东邹县邾国故城内发现一件春秋时期之铜鼎，其铭文：“弗奴父作孟姒寇媵鼎，其眉寿万年永宝用。”弗即费，此为费奴父为其长女嫁于邾国陪嫁所作之媵器。故有学者认为该鼎铭文之“孟姒寇”之姒即为娰姓之姒，以为此费国即娰姓费国之后。以此而论，费的初居地在河南偃师，后迁徙山东。 

　　杞、鄫  《国语·周语下》云：“有夏虽衰，杞、鄫犹在。”  

　　杞，《大戴礼记》卷11：“（汤）放移夏桀，……乃迁姒姓于杞。”《史记·留侯世家》“昔汤伐桀，封其后于杞。”在殷时，“或封或绝，周武王克殷纣，求禹之后得东楼公，封之于杞，以奉夏后氏祀。”在陈留雍邱县，后迁往山东诸城一带。 

　　鄫，《元和姓纂》卷5：“曾，夏少康封少子曲烈于鄫。”《通志·氏族略第二》卷26：“曾氏，亦作鄫，亦作缯。姒姓，子爵。今沂州承县东八十里故鄫城是也。夏少康封其少子曲烈于鄫。襄六年莒灭之，鄫太子巫仕鲁去邑为曾氏。”《国语集解·周语中》徐元诰案语云：“缯，今山东峄县东有鄫城。”可见鄫为夏少康少子曲烈所封，在今山东峄县。文献中往往“杞、鄫”连用，或二国为夏后氏之后为商所封。 

　　辛氏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卷73上：“辛氏出自姒姓，夏后启封支子于莘。莘、辛声相近，遂为辛氏。” 

　　《史记·周本纪》卷4：“帝纣乃囚西伯于羑里。闳夭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正义》引《括地志》云：“古㜪国，城在同州河西县南二十里。”河西县即今之朝邑县。又引《世本》云：“莘国，姒姓，夏禹之后，即散宜生等求有莘美女献纣者。”亦即夏启所封之莘国在商末犹存。 

《路史·国名纪四》卷27：“辛，帝支子封，韵或云辛之转，非也。一作骍、、也。今陈留有辛城。辛虚。”《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古莘国，在汴州陈留县东五里，故莘城是也。”有莘在陈留县地，然陈槃以为非。 

　　辛之所在，主要还有济阴县说。《太平寰宇记》卷13：“莘仲故城在（济阴）县东南三十里，盖古之莘国也。” (今本《史记》无此文)莘仲故城，在今菏泽曹县。 

　　陈槃考证，莘地有八，以为“古代不可能有如许多莘国，当由莘国不恒厥居故耳。莘之初始盖西方之国，厥后河南陕以至伊水、郑、汝阳、杞、山东莘、曹诸县并有莘地者，其东向迁徙之遗迹也。”虽然夏之起源非在陕西，然此说颇有道理，这或许是文献中有莘氏之地望记载歧异的原因。其实上述有莘氏之地望，无论济阴说，还是陈留说，其地理范围其都在山东西南、河南东北的地域之内。抑或，辛氏亦如二斟，始居河南，而后迁往山东。有莘氏随时代而迁徙，当是情理中之事，遂使有莘氏在文献记载中出现歧异。 

　　冥氏  《世本》：“冥氏分封，用国为氏。”秦嘉谟云：“《路史·后纪一四》注引《春秋公子谱》：‘鄍出姒氏’，则冥即鄍也。《左氏·僖二年传》：‘冀为不道，入自颠軨，伐鄍三门’，当即其旧地也。”杜预注：“鄍，虞邑。河东大阳县东北有颠軨坂。”河东大阳，即今山西平陆县东北，夏代冥氏当居此地。《路史·国名纪四》 “冥”下有：“鄍也。陕之平陆东北二十有鄍城，冀伐之者，后为虞氏邑。又哀六有‘冥，陈地’。”《左传》所言为“大冥”，而非“冥”，当为“冥”之分支。似冥亦从河南迁徙山西。《史记·吴太伯世家》有“故夏虚”，《集解》：“徐广曰：在河东大阳县。”抑或，夏墟为冥之遗迹。 

　　二 

　　在夏代历史研究中，各个国族的地望和分布几乎都有争议，其中夏后氏十一个同姓国族的地望争议尤多。如有扈氏有伊汾流域和陕西鄠县之说，褒氏有河南息县北褒信集和陕西褒县之说，费有河南滑县和山东费县之说，而辛氏之地望有陈留、济阴、嵩山等说，冥氏则有河南和山西说，斟寻、斟灌则在河南、山东都有遗存，而文献记载夏后氏之都邑有阳城、晋阳、安邑、阳翟、斟寻、帝丘、原、老丘、西河等多处，地望遍及河南省东西部及山西南部，这使许多研究者困惑不解，聚讼纷如，以至于对夏后氏的起源和活动中心的研究得出不同的看法。 

　　上古文献存世既少，夏代的考古发掘与夏代国族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又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难以形成准确可靠的依据，因而夏代同姓国族的存亡和断续及其在夏王朝四百多年的历史之中的活动就很难说清。就历史地理学的视角而言，通过梳理文献中的有关地望及其变迁的轨迹，就成为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个关键。 

　　那些具有相同名称的国族出现于不同的地域，并非同一历史时期不同的国族同时存在的结果，而是因为该国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因各种原因，比如扩张、战争、部族争端、洪水以及其他的自然灾害，为寻找新的更为适合的生存地而进行迁徙的缘故。这就是杨向奎先生曾指出的：“古人迁徙往往把旧居的地名也放在新居，有些山川河流的名称亦可任意搬迁”，这就造成文献中同一名称的地名在几处甚至多处出现，当然文字书写不同也是其中一个原因，致使后人理解和研究出现歧误。因同一国族迁徙而导致同一地名出现在不同的地域，我们不妨称之为“地望歧异迁徙说”。 

　　有扈氏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古文献载其地望在陕西户县，李民《〈尚书·甘誓〉所反映的夏初社会——从〈甘誓〉看夏与有扈的关系》认为，客省庄二期文化就是有扈氏文化，这或许是考古学上的一种探索。今之学者多以为有扈在郑州以北原阳一带，亦即甲骨文中之“雇”。这可能是“现代学者设想夏人势力不会达到陕西东部，因而把有扈氏和甘的地望锁定在夏代活动中心地区，才提出以上与汉代古注不同的意见。”抑或，这可从另一角度证明了有扈氏曾经迁徙。当然，甲骨文中的“雇”更有可能是《诗经·商颂·长发》“韦顾既伐，昆吾夏桀”之“顾”，其地在今河南范县东南，它与有扈氏无关。 

　　夏后氏同姓国族的初居地大抵在夏后氏统治中心周围，盖禹伐有扈，迫使其西迁至陕西户县，客省庄二期文化大抵可以与有扈氏曾聚居于此相联系，然“启用兵以灭有扈，有扈遂为牧竖”，或于此时有扈氏整族迁到了郑州北部原阳一带。 

　　斟寻、斟灌从河南迁居山东东北而国名未变也早已为文献和考古所证明。而褒氏、费氏，尤其是有莘氏之迁徙更能说明这一点。上引陈槃考证，莘地有八，并云 “古代不可能有如许多莘国，当由莘国不恒厥居故耳。莘之初始盖西方之国，厥后河南陕以至伊水、郑、汝阳、杞、山东莘、曹诸县并有莘地者，其东向迁徙之遗迹也。”这当是文献中有莘氏之地望记载歧异的原因，而非另有有莘氏这一国族。 

　　“地望歧异迁徙说”大抵可以解释这种情况。而对夏王朝活动中心地域的认识的差异，也与夏后氏同姓国族的地望分布不同有密切关系。 

　　关于夏王朝的统治范围，大多数学者主张夏王朝的统治中心在豫西和晋西南一带，有相当多学者还努力从考古学上来证实此观点，也有将此概括为“位于黄河中游的汾水、沁水、伊水、洛水、汝水、颍水等河谷盆地周围。”应该说这些论述有文献和考古的依据。然而，夏后氏在东方的活动却频频见诸史籍。如夏后相居帝丘（河南濮阳），古本《竹书纪年》载夏后相曾征淮夷、畎夷、冯夷、黄夷，而于夷来宾；少康即位，方夷来宾；伯杼子征于东海，后芬即位，九夷来御。故王国维先生曰：“夏自太康以后迄于后桀，其都邑及他地名之见于经典者，率在东土，与商人错处河济间盖数百岁。”杨向奎先生亦认为：“夏在中世以前之政治中心实在今山东、河北、河南三省之间，而与山东为重点，盖与东夷交错相处，有对峙、有斗争，而终于融为一体。然此种史实亦限于夏之中世，若至晚夏，则其政治中心西徙。”沈长云先生更认为夏代大部分历史时期其统治中心在古河济一带，只是到了晚期才一度迁徙至豫西。则是夏后氏很长一段时间活动在东方。结合夏后氏同姓国族分布在河南、陕西东部、山西北部、山东西部、北部的事实，可知夏后氏在建立王朝期间，其统治的中心地域是不断变化的。夏后氏享国四百多年，在此期间，其都邑曾多次迁徙，这与夏后氏同姓国族分布于各地的状况，应该是相辅相成的。 

　　夏后氏11个同姓国族，有扈氏在夏初即为启所灭，或东迁原阳。有南氏、彤城氏、褒氏、冥氏文献不足征，而有莘氏、斟寻氏、斟灌氏、费氏、杞氏都曾东迁山东，缯本在山东。大部分夏后氏同姓国族的东移，大约发生在夏后相以后，而文献中记载夏后氏在东方的活动也日渐频繁，故大部分同姓国族的东渐，是与夏王朝在东方势力和领土的扩张有一定的关系。我们起码可以推测，在夏中期夏王朝的统治中心已经东移。所以学术界以为夏王朝统治中心一直在豫西、晋南的说法是有待商榷的，而杨向奎先生在夏中世之前夏政治中心在山东的说法也不尽然，沈长云先生之说其反证较多，似乎难以那么绝对而论。 

　　夏后氏同姓国族的地望和迁徙足以证明上述诸说的缺陷和不足。那么，终夏之世，如何认识夏王朝的政治统治中心的地理范围？我们认为“迁徙说”还是能够提供较合理的解释，即夏王朝的中期之前，可以大抵以夏后相为界，其政治统治中心在豫西、晋南一带，而后，随着后羿代夏、寒浞乱国，以及夏后氏的东征，各同姓国族也因此东迁，至夏桀之时，商夏交战，其统治中心复西迁，以至灭亡，遂有“夏墟”之遗留。 

　　夏后氏同姓国族东迁，留居东夷之地，与之杂处，中原夏文化也应随之被带至东夷，与东夷文化融合，具备了新的文化特征。这是否属于夏文化范畴，却为多数研究者所忽视或避而不谈。然而弄清楚这些问题，对夏文化的探索具有相当重要的价值。 

　　现代学者关于夏文化内涵的理解有诸多不同。例如，徐旭生先生说：“夏文化一词很可能指夏氏族或部落的文化”。夏鼐则提出：“夏文化应该是指夏王朝时期夏民族的文化”。也有学者说考古学上的“夏文化是指夏王朝时期、夏王朝统辖区域内的夏族（或以夏人为主体的族群）所遗留下来的考古学文化遗存”。上述“何谓夏文化”诸说，特别后一种说法，并不包括夏民族迁徙、夏王朝统辖区之外所创造的文化和遗存。所以，当前夏文化的研究一直限定在豫西、晋南一带，如徐旭生先生把夏文化的地域范围限定在两个区域范围内，即河南中部的洛阳平原及其附近，尤其是颖河谷的上游登封、禹县地带和山西南部汾河下游一带。 

　　夏鼐先生提出的“夏文化应该是指夏王朝时期夏民族的文化”，已为许多研究者所认同。如果说夏族是构成夏代国家主体的众多同姓与异姓氏族的统称，无疑，夏同姓国族是夏文化的主要创造者。如上所述，夏中期以后，夏同姓国族大部分东迁，多在黄河下游，斟寻、斟灌、费、有莘氏、缯均不在夏王朝的统治中心，也不在当前考古界所划定的夏文化圈之内，甚至已经超出了夏王朝的辖区，而它们既然是夏后氏的同姓国族，其所代表的文化当然也应该属于夏文化，这一点本不至于有争议，只是当前学术界对处于此地区的文化类型的族的属性，有的笼统地将其归为东夷族，也有的有意无意地对此加以忽视，甚至是漠视。显然，用以往的思路来考虑，这里是有一些难以解释的矛盾，然而我们若把夏王朝的国家结构看成是一个“复合型”国家结构，再加上我们对夏代国族迁徙的认识，这一问题也就会迎刃而解。 

　　夏同姓国族东迁的事实，使我们有必要重新考量和认识夏代文化的历史地理范围，它不应局限于豫西、晋南，或河济之间，而应该包括传统的“东夷”的某些地域。考古的发掘其实也证实，东夷文化对中原文化的影响，而夏同姓国族的东迁也必然使中原文明东渐，这种融合后的不在传统研究范围内的文化也应该属于夏文化范畴。 

　　总之，夏后氏同姓国族的研究还涉及到许多方方面面的问题，比如，夏代的国家已经是“复合型”国家结构，禹启征伐有扈氏和胤征武观都是为控制本邦和属邦，等等。而夏后氏同姓国族的迁徙是夏代历史的一个引人注目而又缺乏深入探讨的课题，在我们对夏文化深入研究的今天，它不应成为夏文化研究的空白和盲区。我们相信，通过对夏后氏同姓国族及其迁徙的研究，不但对于文献中夏代同名国族在不同地区出现的缘故可以作根本性的解释，同时也显示了夏代政治活动中心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变化，并为夏文化的客观诠释和研究开辟新的领域。 

　　（原文载于《殷都学刊》200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