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翀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北京 100732）

内容摘要：汉代铜器处于中国青铜时代的末期，其中也出现了非常有价值的器物，如长信宫灯，但多少也被青铜器研究者所忽视。我们现在重新检视西汉刘胜墓出土几套器物，发现这种可以相套在一起的铜器，非常少见。可以说是铜器一种极为精细的制作方法，我们将其称之为叠套，并对其制作传统做以简要讨论。

关键词：汉代铜器 套杯 刘胜墓 叠套

汉代是中国古代青铜器发展史的尾声，但也有一些值得研究甚或有所意趣的器物，如熏炉、铜镜、兵器等。究其器物而言，还出现了一种尺寸大小递减的套装铜器，如满城汉墓刘胜墓（一号墓）出土的一件（套）铜套杯（图1），引起我们的兴趣。

这件器物估计因为当时清理的缘故，没有发现属于是一组叠套相装的器物，发掘报告只是将其称为盒，“器身作口大底小之直筒形，矮圈足”，后来在收藏单位的图录中予以正名，“桶形套杯”，并发现套装的情况。正式报告的这一小错误，能被展览图录所纠正的力度也很小，以至于让研究者也随之忽视。甚至在《中国青铜器全集》中也只是正名为“杯”，但并没有注意到叠套的形式，当然也未将椭圆铜杯（一称鉌）注明套杯。如果说这件（套）器物是一件套杯的话，那么该组的每件铜杯的尺寸则大小递减，可以像俄罗斯套娃一样收纳到最大一件铜杯中。这就很有意思，也可以借此讨论汉代铜器制作的一种手法，我们称之为叠套。

发掘报告整理中的一个小小疏忽，使我们错失了研究这类器物的一个良机，好在但同墓还出土有一组五件套的椭圆铜杯（图2），使我们可以参照比较研究。其实，通过纹饰，整理者已经注意到这件误称为盒的器物与椭圆铜杯的关系，“盒之通体饰方格图案花纹，盒身（包括底部）的图案以凤鸟为主题，如同椭圆形杯的第一种图案；盖面的图案以形象化的鸟纹为主题，如果椭圆形杯的第二种图案。”通过我们仔细观察，发现这件桶形杯的一面上下有三个实心的菱形，这是因勾连方格纹的组合所致。再进一步观察，发现桶身的纹饰可以以中间一枚实心菱形，分为上下两段，因为这个勾连方格所组合形成一个实心的菱形可能为合范而成，在接缝上下有一丝缝隙。再继续观察，发现桶形套杯的一个面上有三条竖向的笵线，上下段皆有，也就是说上下各段皆用四块范合铸，即桶身至少用了八块范。当然限于条件，我们只观察了桶形套杯的最外一套层的杯体，即便如此，还是不得不惊奇于这一件通高14.5厘米、口径5.5、圈足径2.9、盖高2.1厘米的桶杯，仅杯体就用了八块范。我们暂时观察不到杯盖及足底，无法确知合范的具体情况。再往前推一步，就是一块范的范绝不超过7厘米。这样做有两个优势，第一，保证了器物尺寸的精确性，这对套杯而言，是至关重要的。第二，上下分段的做法，使得桶杯具有向下收刹的外形，减少了铜水浇铸使得陶范错位变形的危险。不过，在中间实心菱形块上也存在四个拼合的部件接缝错位，但应该只是影响到表面纹饰，无关大局。我们还要感谢这个错缝，给了我们可以进行细读的机会。事实上，在它上下两端的另外两个实心的菱形，也有接缝，但拼合得更为紧密，周围也暂无法确认为笵线。如果还有合范的情况，那范的块数则会更多。现在我们只能保守地认为：桶身分为上下两段，每段使用四块合范，至少用了八块范。这样上下节节相连的合范设计与制造，使得上大下小收刹的桶状杯形可以成形，因为整组器物是杯杯相套的设计理念，所以只要一件杯壁但凡有一点错位，就可能无法将整套桶杯完整成功收纳。于是，就要利用越多越小的模仿更加精细地控制桶杯的尺寸。

实在是因为当初整理没有注意这套器物，致使现在考察起来有一些难度。不过我们可以参照椭圆套杯的一些信息可以再做进一步的讨论。我们认为，五件套的椭圆套杯与这件（组）桶形套杯为一组器物组合。其理由有三：一、报告整理已经注意到的纹饰，两者的器身上都有近似的勾连方格纹与凤纹，在桶形杯盖上的形象化凤鸟纹（图3）也见诸椭圆杯上。二、装饰手法趋近，桶杯在口沿、圈足和盖缘等处加有鎏金工艺，在椭圆杯上也有类似的手法。当然中山王墓中的铜器多有鎏金的工艺，但我们也可以从三方面印证这两套器物确实成组。首先，两者在口沿、圈足等器物边缘处鎏金，极类似后世的金釦手法。次者，在桶杯的环钮、椭圆杯的附耳的器物附件上加以鎏金。再者，鎏金不惮以破坏铜杯的纹饰，在桶杯盖上的三道凸线纹上面有鎏金，“打破”着盖上的凤纹。椭圆杯上则有四道交叉的鎏金竖带，均分“打破”了器身上的纹饰。三、两件器物均出于刘胜墓的中室正中靠近后室门道附近（图4），颇有意思的是椭圆套杯与套钵为数件摆开且相间排列，而稍外（即西处）的桶形套杯则是收纳于一起埋入，可能是这套套杯制作更为精美，才有将其作为一器予以埋葬的心理。正因为以整体下葬，才使得最初清理的时候将其视为单独一件器物。

如此看来，这两套器物为同组器物的可能很大。那我们就来看看椭圆套杯的一些细节。最外的两件椭圆套杯的体形相较略大，为9、7.6厘米高，最大口径分别为25.9、20厘米，所以也有较大纹饰装绘空间，为对角线的十字交叉，一只凤鸟回归环穿其间。（图5）当十字交叉纹饰形成之后，难免会给制作者造成闭合、逼仄的心理暗示，再进一步选择、制作纹饰也必须具有较高的制范水准。而其余更在里间的三件杯，体形开始偏小，高度分别6、3.9、2厘米，最大口径为18、11.8、8.3厘米，所以在器上的结构性纹饰选择了对角勾连纹。但对角勾连并不是四向互相顶聚方式，其中一向是打开的（图6），这就给继续施制凤鸟纹的装饰性纹饰开放了一定空间，这在桶形套杯上也有类似的情况。可能是因为桶杯比较窄体，故统一都采用了开放一向的对角勾连纹。可以说，工匠能够根据器形大小选择不同样式的纹饰。这些纹饰因为是一套器物，在风格上面也就不能相差太多。这种情况显现了他们高超的工艺水平，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们制器游刃有余的心理状态。这种技艺与心理从五件小巧的椭圆形套杯上细小地纹也能看出。椭圆套杯除了通饰主体纹饰外，还有逞技似的设制了纤细云雷纹衬地。

必须说明的是，这五件椭圆套杯的口径与底径的测量数据有一定浮动，见下表

表一

这种情况估计是为了让五杯相套之间留有空隙，使单耳形制的椭圆杯更方便地叠套在一起，可能实际使用中也是如此相套的，尽管不能非常平整的叠摞在一起。考古发掘简报称，“风格相同，大小逐渐递增，属于一套”，这五件杯的形制为直敞口，腹部平直，略带弧线，平底，保证了能够套叠成组的可能。当然在现在展陈中，出于文物安全的考虑，都是将其展开平方的。外观轮廓中，也造成了是椭圆形的基本观感。不过具体在桶形套杯，杯壁之间的精确度要大幅度提高。遗憾的是，我们暂时无法观测到套杯的内中情况，但依据该墓同出的一套八件套的铜钵来看，其精微程度超过想象。这套相较比较普通地素面铜钵，也是为大小递增的一套，其口径在10.7—12.8厘米，高度在2.7—3.4厘米，也就是说口径2.1、高度0.7厘米的制作尺度空间要被八件套杯所分享，足见精细至微。（图7）从考古线图来看，几件铜钵都是将将紧凑放置。由此可以想见桶形套杯的内中数杯，其间隔也应是极为精细，并能够顺利加盖，合在一起。

因时间关系，我们暂时无法统计这种器物还有多少，但就中山王刘胜墓所出的这三套不同形式的套器而言，这种叠套的制作铜器的手法应该不是偶然。从其精细程度上，也似乎可以看到它也应该有着制作系统与社会需要的。早至西周中期始，以列鬲、列鼎为代表的列器制度成为铜器文化中非常稳固的核心内容，使得人们在使用铜质器具中，逐渐形成了大小相递的同种器形的使用习惯和心理。不过，从西汉前期到西周中期有着相当大的时间跨度，是不是存在这种可能。西周完善并成熟的列器制，其来源于商代的“列卣”现象。但二者有着根本区别，列卣只是一大一小两只卣，尽管器形比较固定，但并不如列器讲究等次相增的标准化。西周列器只是借用了这个形式格套，具体内容通过自我选择再加以填充。西汉前期出现的这种叠套铜器也是借用了早期的这个形式，其中的内容也经过一定程度的改变。这种改变的动力则是来源于东周时期的豆、敦、簠等器物。这种器物，盖能够从铜器上取下，却置，成为一分为二的两个相近的器物。我们认为，豆不如敦器，能够形成大小同一的两件盛器，美观性较差，故此在却置器物中，铜敦最后占了上风。不过，从另一器上或内中，再变出一器的造器法则成为了叠套之造的制作内涵。在沿用与变化的过程中，标准件的制作是其技术上的基本保障。我们不太同意在模件化制作铜器中的批量生产或机械复制，至少呈现的频率或程度没那么高，但标准件的制作应该是毋庸置疑的。特别是秦代的铜质量衡器的出现，如两诏椭量等，不仅在器形上面有所要求，更在制度、法令层面要求铜器的容积精准。如表一中五件铜杯的容积，似乎也有特定的要求，这在当时整理者也注意到，只是因为材料有限，现也无法有着更进一步的认识。汉代大量出现的铜钫是叠套技术的初尝试，因为铜钫器形为方形的面、圆形的转角，就需要在范铸中的高明技艺，不致产生重大的错范。

除过技术传统与保障外，这种叠套铜器的出现还有着更深层的社会需求。列器，或有自铭为旅器，旅为陈列的意思，当几件铜杯叠套变成一件器物的时候，就真正变成旅行的行器了。之所以以叠套的方式出现，主要是因为西汉，特别是在前期，宴饮成风。我们检讨过“累茵而坐，列鼎而食”一词的成因，其“出自《孔子家语·卷二·致思第八》，今本《孔子家语》成书于魏晋王肃等人之手，尽管不是伪书，但经历了一个很长的编纂、改动、增补的过程，其间一定羼杂了两汉时人语。如‘类茵而坐，列鼎而食’就见刘向《说苑》”。现在看来，这个成书的过程也恰恰反映了汉人有饮酒的时风。西汉人对酒有特殊的感情，“酒者，天之美禄……百礼之会，非酒不行”，在大型的宴会上能够拥有如此精细的套杯，的确可以加分不少，称为主人炫耀的资本。汉代前期铜器铸造有少府的考工、供工、右工和尚方等属官，还有郡、国的工官，以及上苑等离宫的工匠，不同层次的大规模的工匠团队使得铸铜技术维持在一定的水平之上，当然是以日常使用为首要需求的。我们从中山王墓所出的其他带有铭文的铜器来看，为中山内府所制，“中山王刘胜有自己的机构造作铜器”。中山王墓还出土有一套三足器、平底皿、承盘、龙柄勺组合形成的复杂精巧的器组，在如此技术自信下，我们所讨论的此种套杯也应该是出自中山王刘胜的设计，交由中山内府制作完成的。类似郡、国或个人制作的铜器，也有许多的特殊形制，其思路多是在有限的空间内达成最有效的功能，如馆陶家四联鼎（图8），也能体现汉代宴饮盛行的风气的，但精细程度则不如中山王刘胜的套杯的。套叠与并列联器体现了不同的展示方式。后者只是一种形态的展现，而前者将收纳与展示容为一体，这是“套叠”器物有意思之处，更为有意思还在于，将其一层层取出和一层层重叠的过程，背后必有人的行为，致使器物出现带有时间性和数量、形态的不断变化，也许这种充满炫技色彩的趣味性也是贵族们设计使用这类器物的动力之一。

（文章发表于《制器尚象：中国古代器物中的观念与信仰》，花木兰出版社，2018年9月。文章草成时，曾与郑以墨教授讨论，受益良多，谨表谢忱。插图请参看原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