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馬可·波羅寰宇記》所載 “妻女待客”風俗是十分可信的民俗史材料。通過諸多材料的梳理，我們可以看到“妻女待客”的風俗在人類各民族風俗史中並不是孤立的個案，在很多民族的初期發展階段都可以看到這種風俗的遺跡。本文認為，形成並維持“妻女待客”風俗的最重要原因是其滿足了偏遠少數民族“獲取優質基因”的生物性需求。而所謂“取悅神明”的論調實際上是保有這種風俗的人群借用宗教將其合理化的結果。

【關鍵字】馬可•波羅寰宇記；妻女待客；風俗

《馬可·波羅寰宇記》在第59 節Camul（哈密）條下敍述當地的這樣一種特殊風俗：

並且我要告訴你，自古以來在他們的偶像的誤導下，這些居民有了這樣一種習俗：如果一個外鄉人路過這一地區，找到當地居民並請求在他的房子裏寄宿。他會非常高興，極其喜悅地接受他的要求，並努力去做一切事情使其高興。他會叫他的妻子、女兒、姐妹和其他親屬去做客人希望做的所有事情，甚至超過他的期望。他會把他的房子和妻子留給外鄉人，立刻離開去幹自己的活，在農田裏或其他想去的地方呆上兩、三天。他會從那裏送來客人的一切所需之物（並且毫不索取賓客的報酬）；只要客人呆在家裏，他就不會回去。外鄉人跟他的妻子呆在屋子裏做他喜歡的事情，把她當成自己的妻子一樣同床共枕，而且他們一直尋歡作樂。可以說在這種情況下，正像你聽過的那樣，哈密上述這個城市和州的所有那些人都因他們的妻子而蒙羞。但是我告訴你：他們並不以此為恥，反而認為是巨大的榮耀。因為這是全州的普遍風俗，即當他們給予需要休息的旅行者以很好的款待時，就能大大取悅於他們的偶像。由於這個緣故，他們所有的家資、孩子和財富都會成倍地增加，並且遠離所有危險，所有這些事情都會令他們感到最大的幸福。這裏的婦女非常美麗，也很放蕩淫逸；大多數順從於她們丈夫的所有命令，也極其喜歡這一風俗。[①]

本節中，馬可·波羅用十分生動的筆觸，詳盡描述了哈密居民“妻女待客”的性風俗，並指出其目的在於取悅神明。這一風俗初看上去令人感覺是荒誕的甚至是聳人聽聞的。似乎是馬可·波羅在旅行途中將聽到的獵奇豔聞記載下來，並加入自己的想像，補充詳細的情節，以博取看客的興趣。但結合更多人類風俗史的材料，我們可以發現這種貌似奇談的風俗在人類歷史的大舞臺上確實是有過多次登場的。以妻女侍宿旅客的“好客”行為在人類各民族風俗史中並不是十分陌生的現象。

一、“妻女待客”風俗探析

“好客”行為是各民族普遍具有的一種文化現象，其產生的原因往往涉及十分複雜的利益相互關係。美國文化作家Alla Movsesian曾撰文詳細研究了歷史上居住在偏遠地區的居民對於遠方來客熱情接待的原因。對於“好客”現象的產生動機有過很精彩的闡釋。他說：“旅行者的到來因暫時打破原本的單調生活而受人歡迎。無聊、孤獨是居住相對遙遠的家庭的普遍問題。陌生人和旅行者很受歡迎，他們帶來了娛樂消遣，還帶來了外面世界的消息。”之後他進一步剖析了“好客”現象背後的互利關係：“開拓者的嚴酷生活現實也促成了這一好客的傳統。單獨旅行時，如果挨餓、受傷或生病，通常只能向最近的小屋或村落求助。對旅行者來說，這不是一個選擇的問題；而對當地居民來說，這也並非是行善的一時衝動。它反映了日常生活的殘酷：如果你不收留他，那他便無處求助了。請記住，有一天你也可能處於相同的境遇。”[②]這很清楚的說明：異鄉而來的客人帶來了當地居民所需要的精神上或者物質上的物資，同時接待他們行為本身也對未來自身遭遇同樣境遇時得到同種保護提供了心理上的安慰。在這些利益因素推動下，很多居住在偏遠地區的民族逐漸形成了“熱情好客”的文化傳統，並頑強地一代代傳承下來。這一解釋對於我們理解“好客”這一風俗現象提供了一部分合理的解釋，但促成好客行文的文化原因是多元，這在各民族的不同記載中都可以體現出來。

而從現代文明的視角看來，《寰宇記》中所記載的“妻女待客”的好客方式可算是非常極端的另類了。參考更多有關記載，我們可以判斷這並不是馬可·波羅筆下的道聼塗説，而是一則十分可信和珍貴的西域風俗史材料。

概觀人類東西方風俗文化史，“妻女待客”的行為很早就留下了自己的痕跡。如《聖經·創世紀》19中就記載了好客的羅得（Lot）為了保護留宿在自己家的兩位天使不受傷害，而把兩個女兒交給所多瑪人（Sodom）的悲壯故事[③]。希羅多德（Herodotus）在其名著《歷史》中記載了納撒摩涅司人（Nasamones）有讓新婚妻子與眾多來賓發生關係並索取禮物的風俗[④]。而在《漢書》中也曾記載燕國“以婦侍宿”的風俗：“初（燕）太子丹賓養勇士,不愛後宮美女,民化以為俗,至今猶然。賓客相過,以婦侍宿。嫁取之夕,男女無別,反以為榮。後稍頗止,然終未改。”[⑤]

實際上，對於“妻女待客”的文化現象，有著觀察民族初期發展歷史傳統的人類學學者們做出了很多研究。在他們對於“他者”世界熱切的關注中，我們可以看到很多有價值的成果。如英國人類學家馬林諾夫斯基（Malinowski）曾經研究了西南太平洋上美拉尼西亞群島（Melanesia）上的土著居民的性習俗，其中就包括妻女伴宿客人的行為。他指出在半開化的民族部落中，這是一種奇異的，但是極為普遍的性風俗。這類風俗的流傳範圍很廣，曾先後在非洲、美洲、婆羅洲、澳洲、塔斯馬尼亞、加洛林群島、太平洋中部的大多數島嶼等地的土著民族，以至西伯利亞一帶的通古斯民族和北極的愛斯基摩人中間發現過，只是具體表現形式有所不同罷了[⑥]。而據芬蘭人類學家韋斯特馬克（Westermarck）介紹，在早期愛爾蘭和中世紀法國也曾存在過這種風俗[⑦]。馬林諾夫斯基進一步認為“妻女待客”的行為最重要原因就是滿足了“獲取外界血統”的需要，這是居住偏遠，對外聯繫較少的小規模民族所迫切需要的。這也代表了人類學功能學派的核心觀點：即認為任何一種文化現象，都有滿足人類實際生活需要的作用，即具有一定的功能，才能繼續存在下去。

其中較多受到人類學者關注的是愛斯基摩人中的這類風俗。Lawrence Henntgh通過長期在愛斯基摩人部落中的田野調查，系統考察了他們傳統中“妻女待客”和“共妻夥伴”等性風俗，詳細分析了這些風俗習慣的社會功能[⑧]。他认为“共妻夥伴”的行為可以有效增加整個部落的凝聚力，以抵抗自然界的威脅和外族的競爭。而“妻女待客”的功能問題則要複雜得多。他認為在愛斯基摩社區中這種習俗表面上籠罩著部落傳統和古老道德的一些主觀功能，即通過“妻女待客”證明自己好客的“高尚”品德，至少愛斯基摩人自己是這樣認為的。但其背後是不可或缺的優生學動因的支持。他認為愛斯基摩人這樣從古至今居住偏遠的民族與外界聯繫甚少。經過幾代人的傳承，族群內的血緣關係越來越近，會嚴重削弱本部落人群的體質。遇到遠道而來的旅行者，就是遇到了優良的外界基因。因此“妻女待客”便成為愛斯基摩人獲取新鮮血液的重要手段之一。而北美的印第安人對這種風俗的主觀目的則要明確得多，即奢望能從遠方而來的陌生人那裏獲得優秀的血統，使自己的家族繁榮壯大[⑨]。

借鑒以上研究成果，可知出現“妻女待客”行為最重要原因就是“獲取外界優質基因”的生物性需要。這是居住偏遠的小群體民族和漁獵民族，以及生活於地廣人稀地區的部分遊牧族群所迫切需要的，對於維持和擴大他們的族群有著很重要的作用。他們與外界接觸較少，往往缺乏與外界的基因交流，並且很難大規模聚集，人數單薄很多，因此本身的基因種類很有限。這樣內部繁衍下去，後代體質只會不斷惡化。因此“妻女待客”習俗更容易在這些人群中保留並延續下來。蒙元時代哈密地區的居民（可能是當地的畏兀兒居民）也符合這一特徵，他們是定居在偏遠地區的小規模居民，由遊牧逐漸轉為定居後移動性較差，仍然存在與外界基因交流的生物性需要，因此繼續傳承著這一古老的傳統。

而《馬可·波羅寰宇記》記載中也多少給了我們這種暗示。他說因為哈密居民用妻女招待客人，因此會得到神的回報，“他們所有的家資、孩子和財富都會成倍地增加”。我認為這正是“獲取基因”功能的一種“曲折表現”。由於外界優質基因的加入，後代的體質得到改善，家中青年勞動力在體質和數量上的增加，因此積累的家資和財富也會相應增加。這是一個完整的連鎖反應的鏈條。

而結合其他材料，我們也能判斷當時哈密存在這種風俗的可能性。如南宋筆記《松漠紀聞》中追述北宋時从西域內遷至關中平原的回鶻人的情況時，曾寫道：“(回鶻)其居秦川時，女未嫁者先與漢人通，有生數子。年近三十，始能配其種類。”[⑩]宋代進入漢地的回鶻人在婚姻風俗上已經持一種開放的態度，由此可見元代哈密的居民中存在“妻女待客”的現象也就不是空穴來風了。

那在馬可·波羅筆下，為何哈密居民會將“妻女待客”行為歸因於“取悅神明”，給這種奇怪的風俗蒙上一層宗教的神秘面紗呢？這一現象是有其文化淵源的,韦斯特马克主張即使“好客習俗也同迷信有一定聯繫。”[⑪]因此我認為，馬可·波羅的這一敘述需要分兩個方面探析。首先，這正是風俗“曲折表現”的結果。是進入定居時期後，古老風俗通過宗教和信仰進行的一種“合理化”處理後的表現，以“順應神明”的理由使這種在外界看來難以接受的風俗習慣“神聖化”，保證其延續下去。但支撐這種風俗能一直傳承下來的主要原因仍是因為其對於當地居民有益的基因交流功能，而非宗教本身。我們在西方的記載中，也可以看到將“妻女侍客”的習俗歸結於神秘宗教原因的描述。法國著名女作家波伏娃（Beauvoir）曾寫道：“在原始民族中常實行一種款待的娼妓制度——讓女人委身於一個過客，這無疑有其神秘的正當理由——還常實行一種神聖的娼妓制度，其目的在於為了公益釋放出具有神秘魔力的生育力。” [⑫]其中提到的“為了公益釋放出具有神秘魔力的生育力”，無疑就是“獲取優質基因”這一優生學原因的宗教化表述。“公益”指其利於整個民族的利益；而“具有神秘魔力的生育力”則指“獲取外界優質基因後，後代體質得到了增強”。

而另一方面，我們還要考慮到在這種敘述方式的背後，書寫者本身因素所起的作用。作為一名基督教徒，馬可·波羅出於對於東方偶像宗教的反對，是很樂意如此書寫的：將“妻女侍客”的不倫風俗歸結於東方宗教的誤導。

二、“妻女待客”風俗記載可信度的再辨析

由以上探析，我們可知“妻女待客”現象在人類各民族風俗史中並不是孤立存在的，在很多民族的初期發展階段都可以看到這種風俗的遺跡。因此馬可·波羅的記載並不是道聼塗説或者想像臆造的無稽之談。而將《馬可·波羅寰宇記》中的類似記載進行比較，我們能對這種風俗的可信度有更深的認識。

縱觀《馬可·波羅寰宇記》全書，關於“妻女待客”風俗的記載並不僅是哈密孤立的一處，還有多處類似的敍述。如117節Gaindu（建都）條下有如下記載：

我將向你講述這裏的居民有一種涉及妻女的奇異習俗。所有經過的旅客和他們的妻子或姐妹或者家中的任何婦女做出羞恥之事時，他們毫不為恥。當看到有人和她們躺在一起時，他們認為這是一件巨大的好事。他們說這一行為是為他們的神而做的，神會更好地回報他們，給予他們大量的恩賜。當陌生客人來到時，每家的主人總是想方設法把他們中的一個領到家裏。並把家中的所有婦女都託付給他，讓他作臨時的主人，自己卻離家出走。當客人在家時，男主人就會在窗臺上作一個記號，如把他的帽子或其他物品放在上面。當這種記號存在的時候，做丈夫的就留在外面，不回家來。這種風俗盛行於全州。他們這樣做的目的，是出於敬奉他們的偶像。他們認為對旅客如此和善的行為，可以得到神的祝福，從而獲得五穀豐登的回報。[⑬]

以上記載與哈密的記載如出一轍，在內容形式十分相近，並且解釋原因也是為了取悅神明，同時也能得到“大量的恩賜”。這說明西南邊疆的建都地方的“妻女侍客”的風俗與哈密是非常類似的。

此外《馬可·波羅寰宇記》118節記載同在西南的Caragian（哈剌章）時也稱：“土人並不在乎自己的妻子與別人通姦，也不看成是一種羞辱，如果這是那個婦女的意願的話。”[⑭]

在115節講述Tebet（土番）地方時，馬可·波羅對於當地“以女侍客”的習俗也有著詳細的記載，摘錄於下：

每逢商旅的駱駝隊來到，等到他們搭好帳幕預備過夜時，那些有女兒待嫁的母親就領著自己的女兒來到這裏，有時十個、二十個、或三、四十個女孩聚集前來，根據外鄉人的數量或多或少，以保證每個人都能選中。這些老婦人請求客人接受自己的女兒，並且在此地逗留時，與她長期相處。一些最年輕美麗的女子自然會成功被商人選中，但其餘的便不免失望而歸了。被選中的女子與旅客同居一處，一直到他們離開為止。臨行時商旅再將這些女子送還她們的母親，從不企圖帶她們同行。[⑮]

以上女子在出嫁之前要接待客人的風俗也存在於柬埔寨地區，《真臘風土記》對此記述：“人家養女，其父母必祝之曰：‘願汝有人要，將來嫁千百個丈夫。’富室之女自七歲至九歲，至貧之家則止於十一歲，必命僧道去其童身，名曰‘陣毯’。”[⑯]

由此可見“妻女待客”風俗大都保留在對內陸邊疆民俗的記載上。而馬可·波羅在記載其他地區的婚姻風俗時，則要顯得“保守”許多了。如在進入河西走廊的Campçio（甘州）時，馬可·波羅說：“若男子首先勾引婦女，他們就以為是罪惡。然而，如果他們發現任何男子侵犯婦女，他們就判處該男子死罪。”[⑰]這種表述已經較為接近儒家嚴格的倫理道德了，只是通過一個西方基督教徒的視角表述出來。值得注意的是，在馬可·波羅進入漢地諸多城市遊歷時，幾乎走遍了大江南北，但他沒有留下絲毫關於性風俗方面的記載。這正是漢地處於儒家倫理嚴格約束之下，男女大防森然分明的一個表現。在漢地，沒有什麼突出的奇聞豔俗引起馬可·波羅的好奇，從而在其記憶中留下深刻印象，因此也就沒必要在這方面追憶和耗費筆墨了。而當馬可·波羅談論起他所見到的蒙古婦女時，更是驚歎於她們對丈夫的忠貞：“他們自律，因此一個人無論如何都不會去碰觸他人之妻，因為如果發生這樣的事，這個人會被逮捕，他們認為這是一件罪惡的事，極其卑劣。丈夫們對妻子們的忠誠，是一件令人驚奇的事。一件非常高尚的事是那些女人的美德。即使她們有十個或二十個，她們之間和諧相處，難以想像地團結，她們從不口吐惡語，……依我看來，因極高的品德她們是世界上最值得被所有人稱讚的女人；因其美德與忠貞，她們都是更應該獲得稱讚……（韃靼）婦女是世界上最貞潔的婦女，非常忠於她們的丈夫，沒有一個婦女被發現欺騙她的丈夫。”[⑱]這可謂是其筆下的另一個極端。

馬可·波羅在記述不同地區的婚姻風俗情況時，敍述或類似或完全不同的情形，其中很多記述根據其他資料都可知是符合歷史事實的。因此這是一個有力的旁證證明其所載哈密“妻女待客”風俗是完全可信的。

三、餘論

值得注意的是，在“妻女待客”風俗通行已久的地區，這種不正當的倫理行為竟然成為了衡量妻女的一項重要標準，可謂是人類文化史上的一件奇談。

《馬可·波羅寰宇記》中記載土番女子侍宿來客後，“她們所希望的，也不過是商人能給她們一些小東西，如飾品、戒指或其他紀念品，讓她們帶回家中。當她們嫁人時，她們可以展示出這些證據表明她們被愛慕過並有過情人，她們這樣做別無其他目的。這有一種習俗，就是她們會將所有的飾品都戴在脖子上或身體的其他部分，有的超過二十個。凡贈品數目最多的女子，就被視為最惹男子注目的人，因此最受求婚的青年男子的喜愛。在婚嫁之日，她將這些贈品陳列出來，她的男人就認為這是他們的偶像使她能取悅於男子的證據。”[⑲]這真是“妻女待客”風俗下形成的古怪價值觀的鮮明體現。

這在很多史料的記載中都可以得到印證。如前述《松漠紀聞》中記載內遷的回鶻人的婚姻情況時，寫道：“媒妁來議者，父母則曰：‘吾女嘗與某人某人昵。’以多為勝，風俗皆然。”[⑳]元代遊記《島夷志略》中記載真臘人：“若其妻與客淫，其夫甚喜，誇於人：我妻巧慧，得人愛之也。”[21]到了清代這類記載更加豐富。趙翼所寫《簷曝雜記》記載西南苗、倮等民族：“夫見其妻為人所調笑，不嗔而反喜者，謂妻美能使人悅也，否則或歸而相詬焉。”[22]而《裨海紀遊》也記載清代臺灣的少數民族：“（婦人）為連袂之歌，以誘觴客，或狎之亦不怒。其夫見婦為客狎喜甚，謂己妻實都，故唐人悅之。”[23]

綜上所述，《馬可·波羅寰宇記》所載 “妻女待客”風俗雖然初看起來似乎“荒誕離奇”，但通過與大量中外材料的相互印證，可以判定是十分可信的民俗史材料。通過諸多材料的梳理，我們可以看到“妻女待客”的風俗在人類各民族風俗史中並不是某個孤立的個案，在很多民族的初期發展階段都可以看到它的遺跡。

本文認為，形成並維持“妻女待客”風俗的最重要原因是其滿足了偏遠民族“獲取優質基因”的重要需求，這一生物性動因支撐了這種奇異的風俗能在人類歷史的舞臺上長盛不衰，並分佈極為廣泛。而所謂“取悅神明”的論調實際上是保有這種風俗的人群會借用一種精神體系使其合理化，宗教就是一種很好的工具。而“取悅神明”之說作為一種表像經過代代的傳承下來，也常為當事民族主觀上所接受，反而認為是真正的原因，增加了研究的難度。而馬可·波羅站在基督教的立場上，在其書寫中是很願意將這種風俗歸罪於東方的偶像宗教。

“妻女待客”風俗的頑強生命力有時遠超出我們的想像。根據一些民俗志的記載，直至15、16世紀歐洲的一些地方，如德國、荷蘭等地，仍然流行“妻女待客”的好客方式。如謨納（Molnar）說：“親熱的客人來的時候，主人以十分的誠心使自己的妻子和他同睡，這是荷蘭的風俗。”[24]這算是這種奇異風俗在西方社會中最後的遺存吧。

另一方面，對於這一問題的研究也說明了《馬可·波羅寰宇記》的重要史料價值。並且《馬可·波羅寰宇記》對於“妻女待客”風俗的諸多記載要遠較於其他史料詳細，提供了大量具體而生動的歷史信息。而縱觀對於西方近代文明史的研究，一般認為“妻女待客”習俗是歐洲近代以來記載作為“異域他者”的非西方世界的一個模式化的主題，是地理大發現以來歐洲探險家與殖民者對於非西方文化的一種刻板印象[25]。通過《馬可·波羅寰宇記》，我們可以看到13世紀的西方旅行者的著述中就已經出現了這種描述，並且是符合歷史事實的。可見《馬可·波羅寰宇記》在對東西方文明發展史的研究中都具有不可獲缺的認知意義。《馬可·波羅行記》的研究和整理對於學術界，尤其是蒙元史和中外關係史研究的重要意義也不顯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