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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新闻发布会专家现场讲话整理

发布日期:2018-08-02 原文刊于:
   1.乔治忠(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我阅读过《郭沫若全集》中的历史编和考古编,我认为郭沫若在历史学方面的研究水平是最高的,到目前仍然没有历史学者可以超越他。近年国内学界过度颂扬陈寅恪的学术,其中有些学者发表议论说,国内的史学旗帜由郭沫若转向了陈寅恪,认为“生前寂寞的陈寅恪,完全取代了郭沫若在学界的地位,成为新时代的学术典范”。这是非常错误的。陈先生固然取得突出的史学研究成果,但郭沫若与陈寅恪相比,在学术水平上陈寅恪是望尘莫及的。陈寅恪只是搞一个历史“中段”,即其自己所谓的“不古不今”之学。郭沫若则是全面的研究:甲骨学、文字学、历史学、考古学等等,各方面的研究成果都很高超、深刻。各高校和科研院所,都应该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并且大力宣传,郭沫若依然是历史学研究领域光辉的旗帜。我们应该利用各种机制,对郭沫若1949年之前的学术成就公允评价,肯定他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堪称创建性的贡献。目前虽然有《郭沫若学刊》这样一个专刊的研究,但是传播不足,我问了某些大学先秦史专业研究生,他们导师开具的先秦史必读书目中是否有郭沫若的研究成果?他们回答竟然是没有。这种状况应该逐渐改变。在历史学的学习与研究中,都不能绕过郭沫若的著述,不能视而不见、束之高阁。作为导向和鼓励机制,本奖项也应该把以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点研究郭沫若的著作考虑进去,让这一类著作参与评奖,这是我的一点感受和建议。
 
   2.陈星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
   考古学是历史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考古学的最高奖项是夏鼐考古学奖,虽然现在该奖项还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院级奖,但在全国考古界占有重要地位。1985年夏鼐先生捐献了三万块钱,以此为基础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持,夏鼐考古学奖举办了若干届,但过去十多年来因故没有正常举办。我们很高兴,郭沫若奖从一开始就涵括了考古学,虽然郭沫若先生并非田野考古学家,但他确实是伟大的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郭沫若奖将考古学著作纳入其中,也确实推动了中国考古学的进步和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的多卷本《中国考古学》,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所编著的《中国远古人类》,都曾在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历次评奖中获奖,这些著作为中国考古学界树立了标杆,也因此推动了中国考古学的进步。
 
   3.赵笑洁(郭沫若纪念馆馆长)
   郭奖的设立,正如刚才卜所长说到,最初是由郭老的亲属提议的,前四届的奖金来源也是都是由家属提供的,为了保证每届评奖的顺利进行,社科院的专项评奖启动工作经费给予了有力的支持的。以后的奖金和启动费将均有社科院和历史所承担,充分体现了社科院党组对这个奖项的高度重视和历史所承担这个奖项的决心。前四届都是由郭沫若纪念馆承担了评奖办公室的具体工作,这一届在院党委的亲自关怀下,把重任交给了历史所,因为郭老也曾兼任历史所所长,对此,我们表示热烈支持和衷心的祝贺。前四届郭奖评奖工作的顺利进行,获奖成果有105部,学界有很好的反响,被学者誉为“中国历史学的最高奖项”。郭奖很有特色的一点是,除了鼓励著作者,还表彰激励了责编和出版社,一大批责编和出版社发挥了积极作用,推动了学术精品成果的出版。郭奖一直被学界称为史学界的权威奖项,而且不仅仅是全国范围内,在全球华人范围内都有很高的影响。郭奖评选的成果还有很多跨学科的研究成果,评奖范围包括专史,这对于濒危学科、边缘学科的发展有积极推动作用。
 
   4.黄德宽(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常务副主任)
   郭老当年研究古文字的指导思想非常明确,就是要用古文字材料来研究中国古代社会。他在理论和方法上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对古文字学的发展做出了开创性、历史性的贡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通过郭沫若史学奖的评审,把近年来古文字学研究领域涌现出的优秀成果评选出来,是传承和弘扬郭老等老一代学者开创的优良学风的一个很重要的举措。
 
   5.瞿林东(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研究所博士生导师)
   记者提问:本届郭沫若历史学奖对于当下建设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有什么样的积极意义呢?
   答:对刚才的这个问题,我想谈一点不成熟的想法。第一,在新时代建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具体说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我认为在这方面郭老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史学遗产,郭沫若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人,他所开辟的道路指引着整个20世纪以来中国史学的正确发展道路,这一点是不可动摇的。上世纪八十年代有些朋友对郭老提出许多微词,甚至于丑化郭沫若,我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的思潮。当然今天局面有所改变,还郭老他的伟大的历史地位,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不断地评选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就是做这方面的推动工作。
   第二,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具体说到历史学,那么郭老的道路是正确的道路。现在有一种倾向,就是离开了理论用材料说话,但有时候这些材料很细碎,说明不了什么大的历史问题。郭老正是把他丰富的国学知识功底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结合,建立自己的历史学的理论体系,这在今天仍然要加以继承的。老一辈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包括侯外庐,都十分强调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中国化的问题,郭老的史学道路也正是我们现在要继续坚持的。我认为,在新时代建设中国特色的历史学理论体系,我们首先要做的,恐怕还是要珍惜我们的史学遗产,中国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关于历史的理论,关于历史学的理论,我们要不断地开发、运用,要让它具有现代的生命力。这样才能具有中国特色,如果我们所用的概念都从西方出发,这个体系不可能是中国特色的,必然是西方的或者是叫不伦不类的。中国特色首先要重视遗产,抛开遗产谈不上中国特色。中国的遗产和中国的现实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指导下建立的架构并赋予新的含义,作出合理的解释。我想这是我们今天建设具有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的一个正确的选择,历史学也是如此。所以我说我们在今天现实的条件下继续来评郭沫若历史学奖是很有意义的。
   第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从毛泽东开始直到现在,习近平都十分强调学习和研究中国历史,当然也要研究外国历史。这个工作从领导层上来说是很重视的,我希望媒体能够持续地关注着讲历史对我们民族的重要性、历史素质的培养对我们民族的未来的重要性,这是非常重要的。同时要批评那些不正确的、歪曲历史的编造,拿历史做小品的一些行为。我们自己祖国的历史是不能拿来开玩笑的,不能庸俗化的。因为我很少有机会与媒体接触,希望媒体能够注意这方面的工作:我们要大力宣扬正确的学术品位高的学术著作,也要大力宣扬通俗的正确的历史读物,能给人以准确历史知识的那样通俗化的历史读物。这两方面我们都要注意。我就说这些,不正确的地方希望大家批评指正。
 
   6.王震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部委员)
   我只想强调一点,即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是一项全国性大奖。一方面它是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来举办的,但是实际上相当于是一个国家级别的,因为在国家层面上还没有历史学奖,而且我们这样一个奖是面向全国的。这个奖的组成里面,评奖委员会主任是我们的院长谢伏瞻,副主任是副院长李培林,组委会秘书长是我们所长卜宪群,组委会成员是来自全国的各个方面的一些权威学者,像在座的瞿林东先生、黄德宽先生、乔治忠先生,都是社科院之外的知名的学者。组委会每一届都是这样组成的,而且是包含各个领域的,所涉及的领域刚才所长已经说了,一方面是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所涉及的范围就有这么多;另一方面作为广义的历史学来讲,就包括了这些,虽然今天考古学作为一级学科独立出来,原来历史学是包括中国史、世界史、考古学在内的,现在这三个学科都变成一级学科了,但作为广义的历史学来讲,像考古学、自然科学史都包括在内。总之,这是一个全国范围的、由非常知名的学者组成的编委会与社科院直接领导的这么一个奖项。这二十年来,它在推动中国历史学健康的发展,在推动建设有特色的社科学院发挥了好大的作用,所以我想,今天作为第五届,它将是一如既往地在新时代里发挥它新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