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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堂琐忆

发布日期:2014-06-26 原文刊于:
梁满仓

没上大学的时候,我的历史知识是零碎的,对当代史学大家的认知也非常有限。通过《中国通史简编》我知道了范文澜,通过《甲申三百年祭》我知道了郭沫若,还知道了他们都在中国科学院。那时候在我的心目中,中国科学院就是历史研究的神圣殿堂。此时这座殿堂离我甚远,对我来说,充其量只是“闻堂”而已。

1978年,我考入了北京师范大学第一分校历史系,开始系统地学习历史知识。由于是走读,经常骑着自行车在建国门桥穿来绕去。每次到了这里,都要扭过头看一眼位于建国门立交桥西北侧的那座不高的小楼。楼门旁一块“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牌子,赫然使这座小楼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变得高大而且神圣。我常常闪出这样的念头:毕业后能到这里工作多好!又很快以“妄想”二字将这个念头否定。然而比起以前的“闻堂”,经常路过这里远远看上一眼,也算得上是“观堂”了。

大学毕业后,在一个中学教历史,虽然不能经常“观堂”,但“登堂”的愿望却一天天强烈。一年之后,终于报名参加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研究生考试,在通过笔试和体检之后,又接到了复试的通知。复试采取面试形式,地点是历史研究所。这是位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主楼后面的一座两层小楼,因为他是主楼后面的第三座,所以又被称作三号楼。我登上二楼,在科研处同志的带领下,来到了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在研究室的套间,我的恩师黄烈和朱大渭先生已经等候在那里了。黄先生坐的位置显然是主考,温和中有几分严肃。坐在一旁的朱先生则是和蔼中透着几分慈祥。先生们究竟会问些什么问题?我能不能回答?回答能否让先生们满意?一切都心中没底,不由得惴惴不安起来。黄先生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情,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你不要紧张,今天我们就是随便聊聊天。”“聊天”从一些易于回答的问题开始,诸如“毕业以后在什么地方工作?”“毕业论文作什么题目?”“哪位老师指导?”渐渐地我紧张的心情放松下来。两位先生问了我一些专业方面的问题,印象最深的是问我对国外对中国史研究动态的了解。这一下触到了我的短板,我对这方面当时不是很清楚,欧洲美洲亚洲一通乱说。朱先生和蔼地告诉我,国外研究中国史成就最突出的是日本,并给我讲了日本研究中国史的几个著名学者及其他们的主要成就。朱先生的谈话丝毫没有对我求全责备的意思,反而使我感到前辈学者对后学知识欠缺的理解包容和循循善诱。接着,先生们又和我谈了一番从事科研工作应该具备的素质,怎样做好科研工作等等。我隐隐约约感到,先生似乎准备接纳我进入历史研究的殿堂了。从历史所出来,反复玩味着先生们的谈话,又回头望望身后的小楼,顿生无限感慨:不论如何,我已经迈出了“登堂”的第一步。

真正的“登堂”,是接到研究生院的录取通知书之后, “登堂”三年,有几件事给我留下印象极深。

第一件事是师弟因病退学。与我同时登堂的还有一个同门师弟,名叫俞观湖,杭州人,聪敏多才,我们住在同一宿舍,一起切磋学问,一起到老师家上课。在读到第二年的时候,由于肝脏出了问题,便办了休学,回到杭州治病。后来因病情加重,无法完成学业,最后办了退学。黄烈先生听到这个消息之后,神色凝重,轻轻说了一句:“可惜了。”从此以后,我一个学生由两名导师指导,这在学界是少见的。

第二件事是朱先生对我硕士论文初稿的评价。初稿是用白纸写的,没有格,没有行,字间距又小,密密麻麻一片。朱先生很快看完了,总的评价是:尽了努力,材料丰富,经验不足,像个拼盘。这实际上是肯定了我的努力,不满于文章的水平。先生敏锐地发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缺乏写学术论文的经验。他告诉我,学术论文不是把各种材料堆放在一起就算完了,要像剥葱一样,一层一层地由表及里,最后现出文章的核心。他还指出了我的两个具体毛病,材料要核对,不要有硬伤;写字要规范,如建设的“建”,不能写成硬走之加一个占字。最后他还送给我一些带格子的稿纸,让我以后用稿纸写,以方便审阅和批改。

第三件事是黄先生带病给我指导论文。写毕业论文的时候,通常是写完一稿,先给朱先生看,然后送给黄先生看,最后综合两位先生的意见加以修改。一次准备取回呈给黄先生审阅的论文,刚到他家,不巧先生生病,正要到医院就诊。先生有病还来麻烦他,我感到过意不去,表示先陪先生去医院,论文的事以后再说。黄先生说:“你们时间很紧张,不要耽误。你陪我去医院也好,我可以在等候的间隙给你讲一讲。”在协和医院的候诊走廊里,黄先生给我讲了如何在众多的史实中提炼出有理论高度的问题。这是我终生难忘的一课。

1987年,我研究生毕业,留在历史所魏晋隋唐研究室,完成了“登堂入室”的过程。“入室”至今,已经过去了二十四年,这二十四年对我学术上进步的帮助是以前难以想象的。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整天工作学习在老师身边,随时都可以接受老师的帮助和教诲。2000年,我出版了《汉唐间政治与文化探索》一书,在《后记》中写道:

无论是为学还是做人,我都从他们那里受益非浅。黄烈师鼓励我开拓治学新路,并指出达此目的的三个条件:史学基础、文学和哲学的修养、了解国外动态。朱大渭师曾谈及治史继承和创新的三条经验:学习和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详细占有和准确识别资料、求真和创新。我深知做到这一切是很不容易的,我虽不能,却心向往之。由于黄烈师离休较早,我与朱大渭师的接触相对多一些。十多年来朱大渭师一直对我耳提面命,谆谆教诲,他曾多次指出:“历史科学研究与名利无缘”,“当前物欲横流,学术领域受害非浅,须淡泊宁静,甘于寂寞,潜心钻研,庶几有成。”书中的所有文章,朱先生几乎都看过,并提出过许多宝贵的修订意见。

这是我得益于在老师身边受教的真实总结。

第二,参加实际科研工作,确定了个人科研工作方向。我的硕士论文题目是《论北魏对汉族统治阶级政策的转变》,是研究北魏的政治问题的。“入室”之后,即参加了魏晋南北朝社会生活史精神生活的研究,偏重于文化方面。可以说,这两项工作奠定了我后来研究工作的基本方向。二十四年来,先后出版了《汉唐间政治与文化探索》、《隋文帝杨坚》、《中国魏晋南北朝习俗史》、《魏晋南北朝五礼制度考论》、《三国儒家思想研究》、《人物志注释》、《魏晋南北朝社会生活史》(合著)、《武侯春秋》(合著)、《新译三国志》(合著)、《三国礼仪习俗研析》(合著)等著作,基本上都是沿着这个方向。

第三,结识了一批登堂入室的学术研究的同仁。这样的同仁基本分为两类:一类毕业于社科院研究生院,师从本所的前辈先生;一类从其他高校调过来,在原来单位也有一番登堂入室的经历。我们在一起研究、切磋、互助、提高。

第四,参加国内国际的学术活动,结识新朋友,了解新信息,开阔思路和眼界。

2000年,研究室的同仁李凭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李凭即上文所说第二类登堂入室的学术同仁,所招收的学生名叫戴卫红,是西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2000届本科毕业生。我被邀请参加了戴卫红的复试,李凭作为导师是主考,我和其他几位为副考。戴卫红聪明踏实,顺利地通过复试。这次复试对戴卫红来说是新的开始,对我来说也是具有重大意义的转变,它标志着我们登堂入室的一代人,开始了“坐堂授业”,具有了新的学术地位。几年以后,我也招到了自己的研究生,名字叫袁宝龙。现在,戴卫红早已博士毕业,进入研究室成为学术研究的新生力量。而我的学生袁宝龙也早已硕士毕业,在研究生院工作五年后又师从卜宪群先生攻读博士学位。

我想,闻堂­—观堂—登堂入室—坐堂授业,这是一个无限循环的过程,研究队伍的新老更替,学术研究的不断推进,就是随着一次次循环的进行而实现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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