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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业师陈高华先生

发布日期:2014-06-26 原文刊于:
刘晓

陈高华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史学家,治学领域广泛,尤擅长元史研究。这方面,我曾写过一些文章加以介绍,也为陈先生做过一次访谈录,涉及先生的治学历程、治学方法等内容。其实,我对陈先生的学术研究也是从无到有,一点一滴逐步了解的,至今也很难称得上全面深入。以下,仅就个人所见所闻,谈一下陈先生的治学之路及对我个人的影响。

陈先生是上世纪60年的北大毕业生,他与元史乃至民族史结缘,与北大的学习经历密不可分。北大读书期间,陈先生曾选修“原始社会史和民族志”一课,授课人林耀华、宋蜀华、陈永龄等都是当时民族学界的著名学者。通过学习,先生初步认识到民族问题在历史研究领域的重要意义。1958年,国家民委主持的少数民族研究工作计划编写各少数民族的简史简志,在全国范围内开始展开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北京大学历史系和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的部分师生也被抽调参加,当时还是大学生的陈先生被分配到新疆调查组,主要任务是参加编写哈萨克民族志。从19588月到19597月,陈先生在新疆工作一年,跑过新疆北部许多地方。通过基层社会调查,先生逐渐对民族史开始产生浓厚兴趣。

1960年毕业后,陈先生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研究所工作。此前,1955年,中、苏、蒙三国曾协议共同编写《蒙古通史》,历史研究所专门设立了民族史组,由翁独健先生出面主持工作。以后虽因中苏关系恶化,编书计划搁浅,但民族史组却保留了下来,直到1964年研究室、组全面调整后才被撤销。陈先生到历史所报到后,出于对民族史的浓厚兴趣,主动申请进入民族史组工作,由此结识了翁独健先生。翁独健(1906-1986年),原名翁贤华,福建福清人,中国著名史学家、教育家。因自幼患小儿麻痹,落下残疾,在考取燕京大学历史系后,改名独健。从燕京大学毕业后,翁先生先是留学美国哈佛大学,获博士学位后,又到法国巴黎大学和东方语言学院进修深造,师从著名汉学家伯希和。翁先生与南京大学韩儒林先生、北京大学邵循正先生同为中国元史学科的奠基人,中国内地元史学者大多为三人弟子或再传弟子。陈先生曾有专文回忆翁先生对他的影响:

    西方大学的历史系,无例外地都有“史学方法”课程,为学生介绍搜集资料、写作的一些基本规则。解放以前,不少大学历史系也开设这门课。解放以后,进行大学院系调整,历史系的课程安排完全学习苏联,“史学方法”课被取消了。翁先生则很重视史学方法,利用各种机会,给我们讲授搜集资料和写作论文的基本要求,他强调要尽可能穷尽与研究题目有关的一切资料,要像前辈学者所说那样:“上穷碧落下黄泉。”同时必须区别原始资料和转手资料,尽可能使用原始资料。在论文写作方面,他强调要主题明确,结构谨严,对前人的成果必须有全面的了解并有明确的交代,引用资料的版本必须清楚,要我们以过去的《燕京学报》以及当时的《红旗》杂志为榜样。这些教导在今天来看也许显得平淡无奇,但当时对我们这些还在研究工作门槛外徘徊的年轻人来说,则有醍醐灌顶之感,得以少走许多弯路。

翁先生特别重视外语的训练,他认为蒙古史是一门国际性的学问,必须掌握外语,了解国外的研究动态,才能避免闭门造车,盲目自大。尽管当时国内外学术交流完全处于停滞状态,他仍尽可能地关注国外的研究动向,并给我们作介绍。这在现在来看是很普通的事情,但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翁先生还要求我们学习蒙语,元代文献中有许多蒙语词汇,有些文书是根据蒙语直译而成的,没有一定的蒙语知识就很难理解。为此他请了民族所的照那斯图先生为我们讲授蒙文。照那斯图先生每周上课一次,持续了一年左右,因为政治运动等原因就被迫停止了。时间一长,我学的蒙文知识大部分也淡忘了。但还记得蒙文字母、元音和谐律,还能查查词典,就是这点东西对研究工作也有很大的好处。现在我能和学生一起读《元典章》,有不少地方便得益于那时学的一点蒙语知识。

在翁先生的培养下,陈先生在短时间内掌握了史学研究的基本要领与方法,在到所两、三年的时间内,比较系统地阅读了元代各类文献,并开始搜集元代农民战争与社会经济史等方面的资料,尝试撰写一些研究论文,发表了《元代盐政及其社会影响》等多篇有影响的作品。多年以后,陈先生对翁先生的栽培之恩仍念念不忘,多次撰文指出,正是翁先生的指导,“使我少走了许多弯路”,“在我的心中,一直把翁先生视为自己的老师,自己科研道路上的引路人。”“薪尽火传,翁先生的贡献是不会被人们忘记的。”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国内大部分科研工作陷于瘫痪状态。陈先生因家庭出身等方面的原因,没有参加历次运动,成了靠边站的“闲人”。可也正是此环境下,他开始发愤读书,广泛阅读文献,摘抄各种资料,从而为以后的学术道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考虑到当时恶劣的政治环境,他决定选择风险较少的美术史进行研究。文革结束后,陈先生把多年来摘抄积累的美术史资料汇集成书,陆续出版了《元代画家史料》(上海美术出版社,1980年)、《宋辽金画家史料》(文物出版社,1984年)、《唐画家史料》(文物出版社,1987年)等资料汇编。这几种资料汇编对中国美术史的研究贡献很大,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工程院院士傅熹年先生曾给予过高度评价。其中《元代画家史料》经修改补充,更名为《元代画家史料汇编》,于2004年由杭州出版社再版。

随着十年动乱的结束,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逐步走上了正轨。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正式成立。陈先生因突出的工作业绩,于1982年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兼研究生院历史系主任,以后又担任所长,并连续四届当选全国政协委员与常务委员,目前还担任中央文史馆馆员。虽然行政事务繁重,社会活动频繁,可这都并没有影响他一生钟爱的学术研究。在当今中国元史学者中,陈高华先生不仅是著述最为宏富的高产作家,而且还被海内外公认为是资料熟稔、理论扎实、治学领域广泛的学者。

陈先生的元史研究,大体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从60年代到80年代中期,主要是元代农民战争史与元代社会经济史研究(主要包括赋役、海外交通、城市等),这方面的研究,起初主要是在翁先生的具体安排与指导下进行的。从80年代后期起,陈先生开始将研究重点拓展到元代文化、风俗、法制等其他领域。我曾经在一次访谈中向陈先生问起这方面的情况,他告诉我:“我一直认为,研究的面应该广一些,不要过于狭窄。社会生活的各个部门是互相关联的,不同领域的研究,可以收到互相促进的效果。”陈先生的研究成果,专著、译著、资料汇编、古籍整理等不下数十种,发表的重要论文已结集为《元史研究论稿》(中华书局,1991年)、《元史研究新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陈高华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元朝史事新证》(兰州大学出版社,2010年)部著作出版。以下拟分几个方面作一简单介绍。

农民战争史是建国后史学研究的一个热点,也是陈先生较早涉足的领域之一。除与杨讷、白钢等先生共同编纂《元代农民战争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5年)外,他还发表过一些涉及元末地主阶级动向(像《元末农民起义中南方汉族地主的政治动向》、《元末浙东地主与朱元璋》)、农民起义口号(《元末起义农民的思想武器》)乃至奴隶暴动(《元末农民战争中奴隶暴动的珍贵史料》)的论文。与当时讨论农民战争过于偏重理论的风气有所不同,他的研究在资料占有方面往往处于领先地位,非常注重理论与文献研究的有机结合,由此得出的结论不失空泛,令人信服,在当时产生了较大影响。

社会经济史也是陈先生较早从事研究的课题,更是他多年来关注的重点。前面提到,进入历史所工作后不久,陈先生就发表过有关元代盐政的文章。从70年代中期起,在接受《中国史稿》第五册(后由人民出版社于1983年出版)元代部分的撰写任务后,在工作准备阶段,陈先生发现元代经济史的研究非常薄弱,遂决心下大力气扭转这一局面。从80年代起,他开始集中发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针对《元史·食货志》缺乏记载的重大问题,相继发表《元代户等制略论》、《论元代的军户》、《论元代的站户》、《元代役法简论》等论文,以《元史·食货志》相关记载为基础,加以认真考证、充实而发表的论文则有《元代税粮制度初探》、《论元代的和雇和买》、《元代的海外贸易》等。90年代以后,结合《中国经济通史·元代经济卷》的撰写,他又集中发表了一批元代经济史方面的研究论文,如《元代的流民问题》、《元代江南税粮制度新证》、《元朝的土地登记和土地籍册》、《元代的酒醋课》、《元代商税初探》、《黑城元代站赤登记簿初探》、《〈述善集〉碑传二篇所见元代探马赤军户》、《元朝的常平仓和义仓》、《元代佛教寺院赋役的演变》、《元朝赈恤制度研究》等等。这些论著,可以说已构成元代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一个完整体系。我国著名学者、《中国通史》主编蔡美彪先生对他这方面的研究给予了很高评价,认为陈先生的这些成果,“为元代经济史的研究奠立了一块基石。”《中国经济通史·元代经济卷》(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则是他与史卫民先生通力合作完成的,是目前元代经济史研究领域的最权威著作。

政治史方面,陈先生主要发表过蒙金宋关系史及汉人世侯等方面的成果。其中前者主要有《说蒙古灭金的三峰山战役》、《早期宋蒙关系和“端平入洛”之役》、《王檝使宋事实考略》三篇论文,前两篇论文主要讨论的是蒙金、蒙宋关系史上非常重要的两次战役的背景及其经过,后一篇文章则是“端平入洛”以后蒙宋关系史的续篇,对王檝在蒙宋交往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蒙宋双方关系的实质性问题,都作了非常精彩的讨论。蒙元初期,在华北地区活跃着大大小小的汉人军阀——世侯,东平严氏是其中力量最为强大的一支,中外学者对此研究者不乏其人。陈先生《大蒙古国时期的东平严氏》在研究的广度与深度方面均超过前人,被视为元代世侯个案研究的典范之作。他对红袄军领袖杨四娘子的研究(《杨四娘子的下落》、《〈湛然居士文集〉中“杨行省”考》),也是这方面的重要成果。

法制史研究,一向是元史研究领域的薄弱环节。陈先生在1992年于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担任外国人研究员期间,撰有长文《元代的审判机构和审判程序》。此前国内外已有一些元代司法审判机构及其程序的论著发表,要想超越这些研究成果,颇有难度,而陈先生的这篇论文,无论是整个框架体系,还是细节的微观考证,都比前人有重大突破。像从行省断事官到理问所的演变关系,“五府官”的发展源流等,都是经他最先提出并进行研究的。《元代的流刑和迁移法》也是这方面的重要文章,对元代流刑与迁移的特点作了很好的归纳与区分。本世纪初《至正条格》残本在韩国发现后,陈先生专门撰文进行过研究(《〈至正条格·条格〉初探》)。在主持《元典章》课题研究的基础上,陈先生也领衔发表过十余篇论文。此外,《中国政治制度通史·元代》(人民出版社,1996年)是他与史卫民先生通力合作完成的著作,除司法制度外,陈先生还撰写了投下分封、监察、人事管理等部分。这方面,他以前没有投入过多精力,但发表的成果却不轻易因袭前人成见,多所创新,有自己的特色。

城市史,尤其是元代都城史研究,陈先生除发表一些相关论文外,还出版有《元大都》(北京出版社,1982年)一书。此书篇幅不大,但因资料翔实,受到学界推崇。像书中有关大都哪吒太子传说的资料,即影响到香港学者陈学霖先生《刘伯温与哪吒城:北京建城的传说》(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96)对哪吒城故事缘起的推测。作者在此书《自序》中提到:“在修订元人传记之时,意外发现足以破解一个多年令我困惑苦恼的问题的线索。这个线索来自刘秉忠的传记。事缘在增补这篇旧传时,检读刚出版的陈高华所著《元大都》,发现两则冷僻的史料,修订了我对刘伯温制造哪吒城故事的缘起的推断。……这两则史料提供我多年冀望不得的答案,正好填补了拼图缺失的片块,使我恍然大悟,原来刘伯温制造哪吒城的故事滥觞于元代营建大都城!”《元大都》后经日本学者佐竹靖彦翻译介绍到日本(元の大都》,中央公論社1984),国内还出版有蒙文译本。此外,陈先生还与史卫民先生合著有《元上都》(吉林教育出版社,1988)。以上二书近年合为《元代大都上都研究》,作为“当代中国人文大系”的一种,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于2010年出版。

文化史研究,除前面谈到的美术史资料汇编外,陈先生还发表过若干论文,对以往一些已近乎为定论的观点提出了不同见解。像蒙古君主是否不喜欢汉族文化,是否影响到画家的出路问题,元代画家以山水为题材的作品是否蕴藏着对元朝的不满倾向,等等。这方面的研究,引起了海内外美术史学者的高度关注。此外,陈先生还做过金元衍圣公以及元代文人如赵孟頫、夏文彦、盛熙明、廼贤等的个案研究,发表过一些元代对外文化交流乃至元代科举方面的文章。对元代各类文献典籍,诸如《老乞大》、《朴通事》、《三场文选》、《经世大典》、《卫生宝鉴》乃至钱大昕《元史艺文志》等,也都有专文发表。他的这些论文,内容较为庞杂,篇幅也有长有短,但其中大都蕴含着极其重要的发现,这也是他撰写每篇论文都力图求新的具体体现。像《卫生宝鉴》为元初医学家罗天益所著,书中保存了不少当时高官乃至名人的病例记载,长期为治元史者所忽视,陈先生充分认识到此书的文献价值,首次将其引入元史研究领域。近年,由陈先生主持,北京大学张帆教授与我参加的《元代文化史》出版(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此书以陈先生撰写的篇幅最大,后获第四届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等奖项。

陈先生对宗教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佛教方面。《元代佛教与元代社会》是这方面发表较早的一篇论文,既有对元代佛教的全面总结与评价,又涉及不少微观研究,如元初禅教之争问题等,此文因发表早且很重要,常为日本佛教史学者引用。《元代大都的皇家佛寺》介绍了元大都皇家佛寺的基本情况,讨论了寺院经济、寺院组织等问题。《元代南方佛教略论》主要涉及元朝管理南方佛教的机构(总摄所、总统所、行宣政院、广教总管府)、江南佛教的宗派、大藏经的出版、元代江南佛教与中外文化交流等四个问题。《杭州慧因寺的元代白话碑》则介绍了元代杭州慧因寺的一块白话碑文,涉及高丽王王璋同慧因寺的关系。《元代内迁畏兀儿人与佛教》考察了内迁畏兀儿人在元代佛教界的影响及所从事的翻译、校刊佛经与建造、修葺佛寺等宗教活动。元代佛教人物,陈先生也写过一些论文,其中有关杨琏真加,先后发表有《略论杨琏真加和杨暗普父子》、《再论元代河西僧人杨琏真加》等。《元代来华印度僧人指空事迹》与《十四世纪来中国的日本僧人》则涉及中外佛教交流的人物。近年,结合社科院创新工程,陈先生又开始关注这方面的研究,已撰写《再说元大都的皇家佛寺》、《元代大都的“旧刹”》等论文。

很长一段时间,元代社会生活史没有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上世纪80年代,美籍华裔学者、普林斯顿大学著名宋史专家刘子健先生发表《南宋中叶马球衰落和文化的变迁》(《历史研究》1980年第2期),认为:“据元代的记载,并没有看见蒙古人重新提倡马球”,“蒙古时代,马球反倒消失。”对此,陈先生于1984年在《历史研究》发表《宋元和明初的马球》,指出马球不仅在元代,而且在明代前期都依然存在。此后,他花了不少精力对元代饮食进行研究,发表《舍儿别与舍儿别赤的再探讨》、《元代大都的饮食生活》、《元代饮茶习俗》等论文,并在多卷本《中国饮食史》(华夏出版社,1999年)中承担元代饮食的撰写工作。近年来,陈先生还与其他学者共同主编了《中国风俗通史》(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与《中国妇女通史》(杭州出版社,2011年)两套丛书,并参与撰写其中的元代卷部分。

中外关系与民族边疆史地研究,是陈先生很早就感兴趣的领域。这方面他虽发表论文不多,但影响很大。如在《印度马八儿王子孛哈里来华新考》一文中,他根据《中庵集》所收《不阿里神道碑》,认为这个不阿里即有名的马八儿王子孛哈里,从而使孛哈里其人其事在中国文献得到印证,也订正了日本著名学者桑原骘藏《蒲寿庚考》中的一些错误。《元代中泰两国的友好关系》主要根据《玩斋集》卷九《四明慈济寺碑》的记载,认为泰王敢木丁有可能来过中国。这篇短文在当时反响较大,不少学者发表论文对此进行讨论。元朝统治区域内民族众多,哈剌鲁即唐代葛逻禄,陈高华先生《元代的哈剌鲁人》介绍了蒙元时代哈剌鲁人的历史,着重讨论了哈剌鲁人内迁中原与江南后的分布、仕宦、婚姻等情况。此外,他还作过一些哈剌鲁人的个案研究,像《读〈伯颜宗道传〉》、《元代诗人廼贤生平事迹考》等。

上世纪80年代,陈先生参加了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持的《中亚文明史》编委会,此后相继编纂了两部资料集:《明代哈密吐鲁番资料汇编》(新疆人民出版社,1984年)与《元代哈剌鲁畏兀儿资料辑录》(新疆人民出版社,1991年)。需要提到的是,前者所收资料的时间范围虽非陈先生所擅长的元代,却受到相关学者的极高评价,显示出他对文献掌握的独到之处。像魏良弢《叶尔羌汗国史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是这样评价《明代哈密吐鲁番资料汇编》的,“这部书有一些极重要的资料,如《写亦虎仙供词》,就是研究明代西域的第一手材料,而一般又很难见到。这部《资料汇编》虽题名只限于哈密、吐鲁番,其实许多资料涉及到这两地外的更多西域地方,是一部对研究叶尔羌汗国很有用的史料汇编。”

20世纪70年代后期起,随着福建泉州宋代沉船的发现,中国海外交通史的研究逐渐兴盛起来,陈先生除参与泉州沉船的讨论外,还作为中方代表参加了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海上丝绸之路考察”活动,他与吴泰先生合作撰写的《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是我国学术界问世较早的海外交通史专著,常常被人提及。此后,他又与人合作出版有《海上丝绸之路》(海洋出版社,1991年)、《中国海外交通史》(台北文津出版社,1997)等著作,发表《元代的航海世家澉浦杨氏——兼说元代其他航海家族》、《元朝与高丽的海上交通》等相关论文,并长期担任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会长,主编《海交史研究》杂志,推动了我国海外交通史研究的发展。

以上简单介绍了陈先生的学术研究与贡献,接下来谈一下我个人师从陈先生的经历、感受及先生对我学术道路的影响。

我有幸忝列陈门弟子,是1995年的事。陈先生的名字,我是在大学时代知道的。大学时代,我在泉城济南读书,虽说学的是法律系经济法专业,但因兴趣使然,时常在课余时间翻阅一些史学读物。当时我还不懂得如何治学,翻阅的史学读物多偏重基础性与趣味性。记得那时《中国大百科全书》与《中国历史大辞典》还没有出版,不过,前者的元史分册与后者的辽夏金元史分册在书店均可见到单行本,这两本书是我经常翻阅的读物,两个单行本的编委会名单中均有先生的名字,印象中这应该是我首次知道先生。至于先生的研究论著,当时还谈不上有什么了解,记得仅看过《元史论丛》第三辑先生《论元代的和雇和买》那篇文章。大学毕业前,经再三考虑,我决定报考元史方面的研究生,并有幸考取北京大学历史系,师从已故著名蒙古史学者余大钧教授。北大学习期间,我开始系统接受元史方面的专业训练,记得新入学时,适逢陈先生的《元史研究论稿》出版不久,此书是我开始系统学习先生研究成果的第一本书。不过,三年研究生期间,我基本上呆在北大读书,与陈先生虽近在咫尺,但并没有当面求教的机会。

研究生临近毕业,我又一次面临选择,是找工作还是进一步深造。当时的博士生考试还没有现在有这么多选择机会,元史方向的博士生导师在北京很少,记得当时只有社科院近代史所的蔡美彪先生曾招过,但他那一年是否招生并无确切消息(事后才知道,蔡先生继1996年招生后,再没有带过博士生)。后来看到新的招生简章,才知道陈高华先生也开始招生,这对我来说真是一个莫大喜讯。通过我北大研究生的同学李维(他与陈先生的儿子是中学同学,母亲齐文心先生与陈先生为大学同学,且为历史所同事),我很快联系上了先生,并到当时还在日坛路6号的历史所与先生见了面。与陈先生首次见面的时间并不长,主要是我当时还是有些紧张,印象中先生从桌上拿出一本刚刚出版的《北大史学》,问我是否只发过这一篇文章,然后又询问了我的家庭情况,说这是决定我能否安心读书的一个重要因素。接下来的入学考试较为顺利,有可能是心里着急的缘故,印象中等待录取结果的时间较长,多次去电话询问,似乎直到八月份才得知自己被录取的准确消息。

进入社科院研究生院后,我终于有机会接触陈先生,对先生的了解也逐渐多起来。忝列陈门弟子后,在不少场合,有人向我谈起过陈先生的道德文章,当然身同感受的还是我自己。先生秉承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待人宽厚和蔼,虽为史学名家,但丝毫没有架子,也从未见过他随意臧否人物,这与某些名家自诩清高而却心胸偏狭、有失风范的作为形成了鲜明对比。从1995年迄今,我在先生身边学习工作已近二十年,先生一直待我亲若家人,对我的生活关怀无微不至。记得研究生时代,陈先生还专程去我的宿舍看过我,当时在我的同学中能享受导师如此待遇的,恐不多见。每逢星期二到历史所与先生见面,先生总是要留我吃一次饭,最有印象的是鱼,清蒸、干烧还是红烧,每次总要换个花样。当时历史所的研究人员已有科研经费,但并不像现在这么多,先生总是要预留一部分支付我参加会议与购买书籍的费用。当然,作为导师,陈先生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是我的学习与科研方向。

在研究生院读书期间,陈先生并未刻意为我进行填鸭式的授课,而是为我开列书目,让我以读书笔记的形式完成学分。实际上,我多年来从陈先生处获得的知识与信息,多是从两人间的闲谈开始的。这种不拘泥形式的方式,往往围绕某一具体问题展开,至少对我而言效果非常好,先生不经意的一句话,一个提示,往往会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产生很大的吸引力。在一次访谈中,我曾向先生问过如何治学这一年轻学者常常碰到的问题,先生大致提到了三点:一是高度重视史料的搜集和整理。此前在北大读书期间,就常听人谈起过陈先生对这一问题的重视,不少人认为在元史学界就汉文史料的娴熟程度而言,没有哪一位学者能超过他。以后向我提及这一观点的人还有不少,其中不乏我所敬仰的先生同辈学者。对我而言,起初这还只是一种直观印象,在先生身边学习后才有了切身体会。记得1997年逢《钱大昕全集》出版,《全集》收录了钱大昕一部从未刊印的手稿——《元进士录》,我曾向陈先生提及此事,先生告诉我,其实他在年轻时代就曾在北图通读过这部手稿,并做有详细的阅读笔记。我在整理元代政书《经世大典》时,有关文廷式笔记《纯常子枝语》中的资料,也是经陈先生提示后才引起我注意的,他那篇《元代政书〈经世大典〉中的人物传记》,虽篇幅不大,却为我从《永乐大典》中搜寻《经世大典》轶文指明了重要方向。二是坚持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陈先生的研究,从一开始有关农民战争与社会经济史的探讨,到后来其他领域的研究,都力求用唯物史观来客观分析各种历史现象,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记得他曾向我谈起美术史的研究有“以画取人”的现象,像某某画家擅长画竹,即被认为寄托了画家孤高清傲、消极避世的情怀。实际上元代不少官僚画家(像李衎)也好此道,画竹甚至成为他们博得声誉、获得利益的一种手段。产生这种错误认识的学者,归根结底是没有以唯物史观指导自己的研究。陈先生曾不止一次地建议我多读一些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重点是学习研究问题的方法,而不是对理论的生搬硬套。三是学习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方法。像研究政治、经济、法律、民俗史,都要或多或少地了解相关学科的一些理论与研究方法,只有这样才能将自己的研究推向深入。在如何撰写论文方面,陈先生向我强调了一个“新”字,即要有新题目、新资料、新观点,总之要有新意。先生的这些观点,将使我终身受益。

陈先生为包括我在内的青年学者系统授课,以讲读《元典章》历时最久,前后已逾15年。《元典章》全称《大元圣政国朝典章》,全书六十卷,附新集《至治条例》不分卷,为元代前、中期的一部法令判例汇编。此书大都抄自当时的公文原件,史料价值颇高,不过因书中夹杂了不少当时流行的蒙古硬译文体、吏牍文体,增加了后人阅读理解的难度。清人修《四库全书》时,认为此书“所载皆案牍之文,并杂方言杂语,浮词妨要者十之七八”,仅将其列入“存目”。以后的学者虽已认识到此书的巨大价值,但因上述原因,能真正完全读懂此书的人并不多见。

1997年下半年我临近毕业的时候,日本京都大学法学部与文学部的两名学生加藤雄三、樱井智美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进修,一位师从陈先生,一位师从近代史研究所的蔡美彪先生。以此为契机,陈先生开始主办《元典章》读书班。此书虽有元刻本,且台湾故宫博物院早在1972年即已影印出版,但在大陆学界还很罕见(记得当时连北京大学图书馆教研阅览室也仅有据此装订成十几巨册的复印本)。大陆学界当时较为普遍使用的本子为1908年清末修订法律馆刻本,因由沈家本作跋,俗称“沈刻本”。同元刻本相比,沈刻本错漏之处极多,陈垣先生早年曾据元刻本编有《沈刻〈元典章〉校补》,但限于体例,《校补》对元刻本的大量俗字以及内容原有格式无法体现,沈刻本错漏也偶有失检之处,查阅起来并不方便。读书班刚开始的时候,除陈先生、加藤雄三、樱井智美各有一部元刻影印本外,我也承加藤君美意得到一部,由此读书班成员一开始几乎每人都有一部最好的本子,这在当时国内元史学界还是很奢侈的一件事。

陈先生主持读书班的初衷,本来是为培养下一代年轻学者阅读与查找文献的能力,所以没有刻意追求读书进度,仅“户部”部分就耗去了约两年多时间,后来因有不少新成员加入,又重新仔细读过一遍,以后才转入“兵部”部分。读书的方法,一般是由先生指定学员通读一条,加以标点,并提供与之有关的其他文献记载,然后再由陈先生进行点评。台湾影印元刻本虽胜过沈刻本许多,但因此书为民间坊刻,有待解决的问题依然很多,其中的特有词汇、蒙古硬译文体乃至层级复杂的公文承转格式,是大家阅读此书时普遍遇到的难点,这方面,学员们多得到陈先生的悉心指导,获益良多。

《元典章》读书班开始时,成员仅有加藤雄三、樱井智美、阿风、孟彦弘与我几个,后来又加入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张帆、党宝海两位老师,以后队伍又不断扩大,最盛时规模达二十人多人,如前后累计的话,应该有四五十人之多,而且包括了日、美、韩等不少国外学者。当然,读书班的规模如此之大,与陈先生的学术地位、学界影响乃至人格魅力不无关系。读书班的举办,使来自不同单位乃至不同国家的学者齐聚一堂,不仅为青年学者提供了随时向陈先生求教的机会,同时也为他们自身提供了一个互相学习、交流的平台。2011年,由陈先生主持的《元典章》校订本四册正式出版,立刻在学界产生重大影响,连获包括第三届出版政府奖、2011年度优秀古籍图书奖等在内的诸项大奖,校订本出版后一年后即告售馨,2012年再次印刷。读书班成员北京大学历史系张帆教授主持的《〈元典章〉校释与研究》,获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资助,成为既《元典章》校订本后又一重大课题。来自国外的一些成员像加藤雄三、樱井智美、船田善之、饭山知保、井黑忍、向正树、崔允精等,也均成为相关研究领域的中坚力量。此外,在读书班一年的美国学者柏清韵(Bettine Birge)教授对《元典章》“户婚”部分的翻译与注释,也将在近年出版。总之,读书班对国内乃至国外学者的影响很大,推动了元史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入。

除直接收益于读书班的训练外,陈先生对我个人的研究道路也影响很大。作为导师,先生虽不硬性规定我从事哪方面的具体研究,但总是会为我提出一些建议,一旦发现我流露出哪一方面的兴趣,又会适时地对我进行鼓励与指导。研究生期间,陈先生根据我大学专业的背景,建议我从事元代法律史的研究,我最后选择了与之有密切关系的元代家庭与家族史为博士论文题目,顺利完成了学业。毕业工作后,元代法律史一直是我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在这方面,我陆续发表了一些论文,后来又申请了元代法律史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并以专家鉴定为优的结果顺利结项。我对元代宗教史的研究,也是源自参加陈先生主持的课题《元代文化史》而激发起的兴趣。元朝统治者对各种宗教采取兼容并蓄的政策,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各种宗教在元代社会异彩缤纷,是元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此,陈先生在课题设计时,特别为元代文化发展各阶段专辟宗教章节,并征求我的意见,问我是否有兴趣接手这方面的撰写任务。此前,我对元代宗教史基本谈不上有什么了解,正是在陈先生的鼓励下,我开始尝试这方面的研究,并顺利完成了课题任务。因对这方面的兴趣与日俱增,我开始陆续发表这方面的论文,并在学界产生了一定影响。上述成绩的取得,应该说都是与陈先生的鼓励与指导分不开的。

如今陈先生虽已近耄耋之岁,但依然坚持在科研第一线。在这里,衷心祝愿先生健康长寿,也祝愿先生有更多更好的论著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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