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所的敦煌学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在敦煌学研究方面具有很好的学术传统，依实际发展状况，建所六十年来的研究历程可大略分为四个阶段，以下试作介绍。
一、建所伊始即着手展开的敦煌学研究
1954年，历史研究所的前身——历史一所、二所成立，二所所长陈垣、副所长向达都是非常著名的敦煌学家，故格外重视敦煌学的发展，很快即组织优秀学者着手进行敦煌文献的整理与研究。
在此需要首先说明的是，敦煌学是一门非常特殊的学科，系以莫高窟藏经洞中保存的数万件四至十一世纪的古代文书为主要研究对象，这些文书数量巨大，种类庞杂，是未经古人改窜，有待今人整理的原始资料，识读、释录方面的难度相当大，因而历来敦煌学研究即包括文书整理性研究和学术探究性研究两大部分，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和保障，后者是前者的升华与提高，两者相互依存，有时难以区分。正由于此，学风严谨的我所学者最先进行的就是敦煌文书的勾稽录校。在贺昌群、阴法鲁等先生的具体指导下，那向芹、虞明英等学者据刚刚获得的英藏敦煌文献缩微胶卷和北京图书馆藏部分英藏、法藏敦煌文书照片，及向达、王重民先生早年在英、法所作录文，选辑校录了大量与史学研究密切相关的社会经济类文书，分户籍、名籍、地亩、敦煌寺院僧尼等名牒、契约、文书等几大类别排列，先期完成的成果即是1961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敦煌资料》（第一辑）。该书出版后立即在敦煌学界和中古史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当时英藏敦煌文献的缩微胶卷尚未大量发行，法藏、北图藏胶卷尚未摄制，此书遂成了相关学者研究利用敦煌文献的最便利，有时甚至是唯一途径，被我国和日本等国的敦煌学者长期倚重，嘉惠学林十余年。
史学探究方面，这一时期我所学者也发表了较多成果（需要附此说明的是，限于篇幅，本文对各类研究成果的介绍以论著为主，论文从略），其中贺昌群《汉唐间封建国有土地制与均田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和《汉唐间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年）在探讨唐代均田制的实施、均田制与府兵制的关系等问题时利用了大量敦煌吐鲁番出土的籍账类文书，是同类研究中的典范。
综上所述，历史所是国内最早开展敦煌学研究并拥有专门团队的单位之一，在建所后的十余年间建立了比较高的起点，也做出了很大的成绩，堪称在国内居于领先地位，为其后我所敦煌学研究工作的大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令人遗憾的是，1960年代中期开始，国内形势发生巨变，学术研究无法正常进行，我所的敦煌学研究自然也深受影响，陷入停滞状态，连已经完成初稿的《敦煌资料》第二辑的修订出版工作都被搁置，以致我们今日看到的不是原计划中的一套书而是一本。
二、建院后至1980年代后期
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原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基础上正式成立，我所的敦煌学研究机构建设随之加强，于1981年正式设立了敦煌学研究组，并成为促成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的发起单位之一。敦煌组从建组伊始即极其重视相关资料的搜集与整理工作，经过近十年的努力，至80年代末已逐渐积累了一套以英藏、法藏、北图藏敦煌文献缩微胶卷、照片、复印件、图版本为主体的相当可观的敦煌文献资料，在国内同类研究单位中居领先地位。
在此基础上，我所的敦煌学研究工作迅速恢复，相关研究人员开展了大量由浅入深的敦煌学资料整理与研究工作。资料整理方面，师勤、卢善焕合作或单独编辑的《中国敦煌吐鲁番学著述资料目录索引（1909-1984）》及其《续编（1985-1990）》（分别印制于1985年、1990年）汇集揭示了自敦煌学发轫至1990年之前学界刊发的主要论著，为同仁检索利用前贤研究成果提供了很多便利。更值得感佩的是，选编辑校《敦煌资料》的优良传统也在继续：唐耕耦曾在我所工作多年，其间即长期从事敦煌文书的释录工作，其校录的《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1辑由书目文献出版社于1986年出版，第2-5辑由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于1990年出版）自1986年起陆续刊出，将当时已公布的，文史学者最关注的社会经济文献校录为标准字体，同时附有文书图版，极大地方便了学者使用，形成了当时敦煌文献整理的一个高峰，在国际敦煌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至今仍是众多学者，尤其是年轻学者的必备工具书。
敦煌学是一门国际显学，除中国外，日本、法国、前苏联、英国、美国等国的学者也在进行不同程度的敦煌学研究，而在国外研究成果的推介方面，我所学者也做出了巨大贡献。日本的敦煌学研究开始早，水平高，成果备受关注，我所姜镇庆、那向芹选译的《敦煌学译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为我国学者掌握日本学界动态创造了条件。作为敦煌文献重要收藏国并具有优良汉学研究传统的法国的敦煌学研究在欧美国家中始终居于领先地位，法国学者刊发了许多高质量的专著和论文，深受学界重视，而将这些重要成果介绍给中国敦煌学界的正是我所的耿昇，耿先生于1980年代翻译的《丝绸之路》（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年）、《吐蕃僧诤记》（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敦煌译丛》（第1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五代回鹘史料》（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中国五—十世纪的寺院经济》（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等为正在复苏的国内敦煌学界提供了了解法国学术界相关研究状况的在当时几乎是惟一的途径。这些译著及时地给中国敦煌学界输入了新信息，促进了中国与国际敦煌学界的交流，为中国敦煌学研究尽快恢复与赶超国际先进水平提供了必要条件。
学术研究方面，张泽咸《唐五代赋役史草》（中华书局，1986年）在对唐五代各时期赋役情况进行综合研究的过程中，使用了相当多的敦煌文书，为经济史研究方面的力作。张弓《唐朝仓廪制初探》（中华书局，1986年）将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传世文献相结合，全面探究了正仓、转运仓、太仓、军仓、常平仓等的设置与职能，深入考察了唐代仓廪制度的基本特点及其在唐代经济与政治生活中的历史作用。
综合来看，与当时全国学术界的总体形势相一致，此一时期是历史所敦煌学研究迅速恢复与蓬勃发展时期，文书校录、外文论著选译、以敦煌文书为基本史料研究唐史等是主要特色，这些都为下一个时期敦煌学研究的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英藏敦煌文献》项目启动后至1990年代后期
《英藏敦煌文献》的编辑是我所敦煌学研究发展史上的重要事件，该项目的酝酿、筹备起始于1987年8-11月宋家钰、张弓先生对英、法两国的出访。纵观敦煌学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到，敦煌学研究每一高潮的到来都与新资料的刊布密切相关。开风气之先的十五卷全新大型文献集《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四川人民出版社，前十四卷图录出版于1990-1995年，第十五卷即总目索引卷出版于2009年）正是主要由我所与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英国国家图书馆、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合作编辑的，它将英藏品中对多数研究者来说最具研究价值的非佛经文书搜罗殆尽，所收图片均据原卷重新拍摄，并用当时十分先进的电子分色技术印制而成，阅之如睹原卷，我所负责拍摄文书的王●【左予右予】、王亚蓉等先生为之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提供清晰图版的同时，通过为数千件文书定名，包括我所宋家钰、张弓、杨宝玉等在内的《英藏敦煌文献》的编者们也使这套文献集具有了很高的学术价值。前已论及，无论就难度还是就意义而言，敦煌学的资料整理工作与其它学科的资料整理都大不相同，它不仅为研究提供基础和保障，而且它本身也是一项艰巨专深的研究工作，而《英藏敦煌文献》正是这方面的代表。故此，这套在敦煌界尽人皆知的全新大型文献集一直深受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与好评，已获中国图书奖一等奖和中国国家图书奖一等奖两项大奖，不仅早已成为了各国敦煌学者的必用工具书，还极大地鼓舞了敦煌界和出版界的有识之士，带动了近十余年来法藏、俄藏，以及中国收藏敦煌文献等的刊布和出版，可以说，正是《英藏敦煌文献》的成功整理出版开风气之先，掀起了敦煌文献整理工作的新浪潮，从而促成了敦煌学这一十分依赖原始文献的特殊学科在最近二十余年间的突飞猛进的大发展。
外文论著译介方面，此期我所学者同样卓有创获。姜镇庆等《唐代均田制研究选译》（甘肃教育出版社，1992年）所收主要为日本学者利用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唐代均田制的论文，深受相关学者推重。耿昇先生此一时期继续在敦煌学方面投注了大量精力，翻译出版的《国外敦煌吐蕃文书研究选译》（甘肃人民出版社，1990年）、《川、甘、青、藏走廊古部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2年）、《敦煌吐蕃历史文书考释》（青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法国学者敦煌学论文选萃》（中华书局，1993年）、《古代高昌王国物质文明史》（中华书局，1994年）等多部法国学者的敦煌学论著深受学界瞩目。
此期我所的敦煌学研究颇为繁荣，刊发的相关论著不仅数量多，涉及的研究领域亦相当广泛。宋家钰《唐朝户籍法与均田制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通过对户籍、田制等类敦煌文书的剖析，指出户口调查、统计以及编造户籍等措施是均田制实行的前提条件，并据之探讨了均田制的具体实施情况等问题。杨宝玉《敦煌学目录初探》（与白化文先生合著，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全面探讨分析了中、英、法、苏、日等国的敦煌文献编目工作，是学界第一本专门研究敦煌目录学的专著，对于特别重视目录学方法的敦煌学研究而言，该书对当时已刊各种敦煌文书目录索引特点的分析介绍可为文书检索利用提供很大便利。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上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下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将敦煌吐鲁番文献与传世典籍结合起来，全面系统地研究了唐代财政机构、行政、各方面的财政收入与支出，极大地推进了唐代财政史研究。张弓《汉唐佛寺文化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综合利用敦煌文书、传世文献及其他考古资料，以佛寺为切入点，研究了汉唐时期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状况，被学界誉为体大思精的高水平著作。黄正建《唐代衣食住行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在探究唐代的衣食住行问题时，运用了相当多的敦煌资料，故亦为国内外敦煌学者所关注。
总体而言，此期《英藏敦煌文献》的编辑出版是奠定我所在敦煌学界地位的关键举措，学者研究领域的拓宽是显著特点。严格说来，敦煌学乃是一个学科群的概念，内中包含有众多分支学科，从以上介绍的研究专著即可看出，此期我所学者已将以往专注的敦煌史学研究扩展至敦煌目录学、敦煌佛教、敦煌民俗学研究等分支领域，使我所的敦煌学研究具有了更广阔的前景。正是在取得上述丰硕成果的背景下，此期我所的敦煌学研究组曾发展成了敦煌学研究室。
四、院敦煌学研究中心成立并挂靠历史所后至今
相对于我院其他研究所而言，历史所的敦煌学及相关学科学者最为集中，故随着上一阶段我所敦煌学研究的大发展，1998年6月我院正式成立的敦煌学研究中心遂挂靠于我所，中心正副主任亦主要由我所科研人员担任。自成立之日起，该中心即积极发挥成员间多科协作、综合研究的群体优势，开展了专项课题研究，并于2011年4月与我所共同承办了“201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学研究论坛暨中国社会科学院敦煌学研究回顾与前瞻研讨会”，与会的50余名敦煌学界代表主要围绕“中国社会科学院敦煌学研究回顾与前瞻”及“敦煌文献的整理与研究”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共发表论文30余篇，会后亦出版了正式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院敦煌学回顾与前瞻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在此期的短短十余年中，我所出版的敦煌学及相关学科学术成果相当多。
资料整理方面，黄正建《敦煌占卜文书与唐五代占卜研究》（学苑出版社，2001年）从已公布的敦煌文献中甄别出占卜类文书，并编为相当详尽的叙录，为其他学者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很大便利，同时亦反映了作者自己的部分研究成果。杨宝玉编著《英藏敦煌文献》第15卷（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年）不仅为《英藏敦煌文献》提供了方便实用的总目录、分类索引、文书名索引、可拼合卷号索引等，更根据《英藏敦煌文献》各卷出版后学界最新研究成果对该图集的文书拟名进行了修正补充。该卷完成于2000年3月，同年顺利通过《英藏敦煌文献》编委会审稿，后却延宕了近十年，至2009年终获出版（出版前夕进行了修订），为《英藏敦煌文献》划上了句号。还可附此一提的是，此期我所学者也参与了一些敦煌学知识普及方面的工作，杨宝玉编著《敦煌史话》（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初版，社科文献出版社2011年再版）、《敦煌沧桑》（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敦煌文献探析》（人民美术出版社，2005年）等即比较全面系统地介绍了敦煌地区史、敦煌石窟史、敦煌文献等方面的主要情况。
译著方面，耿昇所译《法国汉学·敦煌学专号》（中华书局，2000年）、《吐蕃僧诤记》（西藏人民出版社，2001年）、《伯希和西域探险记》（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等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由于耿先生的敦煌吐鲁番学译著深受几代学者的好评，为从事相关研究所必需，2011年，甘肃人民出版社遂集中推出耿昇翻译作品10种，即《法国敦煌学精粹》全3册、《法国西域史学精粹》全3册、《法国藏学精粹》全4册。而刘忠等译注的《敦煌西域古藏文社会历史文献》（民族出版社，2003年）为我国学者参阅英文论著提供了便利条件，对敦煌文献中藏文文书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此期研究论著中首先应予称道的是三项集体研究成果。其一是以我所学者为主，并约请部分所外、院外专家撰著的《英国收藏敦煌汉藏文献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该书所收论文专以英国收藏的敦煌文献为研究对象，既收录了相关学者上一阶段编辑《英藏敦煌文献》的研究心得，又汇集了其他学者针对英藏品的研究论文，是英藏敦煌文献整理研究工作的深入与拓展。其二是《敦煌典籍与唐五代历史文化》（上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这是我院敦煌学研究中心成立后实施的第一个集体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敦煌典籍与唐五代历史文化”的研究成果，该课题负责人为我所研究员张弓，参与合作的十多位研究者以我所学者为主体，并邀请了宗教所、文学所，以及国家文物局文物研究所、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医医史研究室、中央民族大学等单位的敦煌学者，发挥各自的专长，分类分专题剖析敦煌典籍及其折射的唐五代社会历史文化内涵。其三是我所数位学者共同撰写的《中晚唐社会与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在研究探讨中晚唐时期政治、宗教、礼俗、社会等方面问题时，敦煌文献是学者们使用的重要资料，故亦为敦煌学研究的重要成果。
此期出版的个人专著也相当多，除前已介绍的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下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外，尚有：吴丽娱《唐礼摭遗----中古书仪研究》（商务印书馆，2002年）对敦煌文献中保存的书仪文本进行了考证分析，并充分利用这些书仪深入研究了唐五代时期的礼制与社会，在礼仪史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李锦绣《敦煌吐鲁番文书与唐史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回顾了各国学者利用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唐代历史的过程，既是一部学术史方面的总结性著作，学术性又很强，书中的许多中肯评价对敦煌吐鲁番文书的进一步利用与研究具有启发指导意义。杨宝玉《敦煌本佛教灵验记校注并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年）对敦煌文书中存留的佛教灵验记作品进行了集中校录、考释，并以之与其他类别敦煌文书和传世文献相结合，从敦煌地区史、佛教史、文学史等角度对这些作品中的学术研究价值进行了挖掘探讨，是学界刊发的对敦煌本佛教灵验记进行专门研究的第一本专著。
限于篇幅，以上介绍的主要是著作类研究成果，实际上，在各个阶段历史所学者发表的敦煌学研究论文都非常多，仅以目前所里的科研人员为例，楼劲对官制与法律文书等的研究、牛来颖对民俗与律令文书等的研究、孟彦弘对唐代军事与官制等的研究、雷闻对礼仪与文书制度等的研究、陈丽萍对女性史与石窟艺术等的研究，等等，都非常出色，发表过大量优秀成果。
这一时期是我所进一步扩大在敦煌学界影响的重要阶段，院敦煌学研究中心的成立并挂靠历史所为我所学者与学界的交流提供了良好平台，集体研究项目的顺利进行展示了我所学者的综合实力。
总起来讲，在建所后的六十年间，我所相关研究人员进行了大量敦煌学研究，已取得了一系列为学术界注目的成绩，在敦煌学资料的整理刊布、国外研究成果的翻译推介、学术问题的研究探讨等方面均做出了积极贡献，出版了一批敦煌学专著、编著、译著与资料集，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与好评。
目前我所共有相关科研人员十余人，专业领域涉及敦煌史学、敦煌民俗、敦煌文学、敦煌目录学、敦煌佛教研究等，有较强的学术水平与整体力量，这样的能涵盖多科的学者群体在国内外敦煌学界并不多见。在本届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中我所学者占有5个理事席位（耿昇、吴丽娱、黄正建、杨宝玉、李锦绣），充分说明了我所的敦煌学者是国内敦煌学界一支比较重要的研究力量。
目前我所经常刊发敦煌学研究论文的刊物除在史学界享有盛誉的《中国史研究》与《中国史研究动态》外，隋唐辽宋金元史研究室的室刊《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和文化史研究室的室刊《形象史学研究》各期均刊载敦煌学研究论文。这两个研究室和中外关系史研究室主办的网站也将敦煌学作为重点报道对象，为敦煌学界的很多学者所熟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