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思想史研究室成立于1957年，是全国最早的中国思想史研究机构，由著名史学家、思想家侯外庐先生亲手创建，并长期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开展研究工作。

侯外庐(1903—1987年) ，原名兆麟，又名玉枢，自号外庐。1903年2月6日（农历正月初九）生于山西平遥县西王智村，出自书宦世家。1923年考入北京法政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同时攻读法律和历史。后结识李大钊，开始接受马列主义的影响。1927年赴法国巴黎大学留学，不久开始翻译《资本论》。1930年辗转回国，先后在哈尔滨法政大学、北平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校任教授。1932年与王思华合译《资本论 》第一卷上册由国际学社出版，并于1936年出版《资本论》第一卷全译本。侯先生还独自译出《资本论》第二、三卷，但译稿在托人送往延安途中毁于战火。抗战时期在重庆主编《中苏文化》，在上海、香港主编《文汇报》副刊，从事抗日救亡运动和抗日宣传活动。早在30年代侯先生即已初涉古史研究，到了40年代则成就斐然、脱颖而出。他先后撰写了《中国古典社会史论》（又名《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和《船山学案》等重要史学著作，并因其思维之新、理论之厚、学识之博、视野之开阔，走在了当时学术研究的前列。1948年底与滞留香港的郭沫若等一批文化界名人乘邮轮浮海十日，进入东北解放区。建国之初，侯外庐先生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旋任西北大学校长，1954年奉命回京，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二所副所长。

中国思想史研究室原属历史所二所“第五组”，侯外庐先生兼任组长。在建室之前之初，他即广揽天下英才，研究室的早期骨干，除日后被称作“诸青”的张岂之、李学勤、杨超、林英和何兆武外，还有招为副博士研究生的祝瑞开、胡一雅、冒怀辛。侯先生早年合作者邱汉生先生亦兼职本室，协助指导研究生，继续《中国思想通史》的撰写工作。后又引入黄宣民、唐宇元、步近智、陈谷嘉、樊克政、孙开泰、卢钟锋和孟祥才等。

从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这段时间，虽然政治运动此起彼伏，但侯外庐先生能最大限度地排除干扰，抢时间抓科研，研究室钻研学问、讨论学术、切磋理论的空气十分浓厚。侯先生不仅亲自授业解惑，还安排他的大弟子们给后来者开课，如让张岂之讲“形式逻辑”，李学勤讲“中国经学史”，何兆武讲“西方思想史”，杨超讲“康德哲学”。同时，他注重培养学生的实干能力，给他们压担子、派任务，让他们在撰写、修改、讨论、核实资料、补缺订误、推敲论点和润色文字等历练中成长。在他的指导下，其早期弟子就参与了对王廷相、何心隐、吕坤、陈确、方以智等“珍稀思想史资料”的发掘和整理，以及修订《中国思想通史》前三卷与撰写第四卷的工作，从而奠定了坚实的学术根基。

然而，在“文化大革命”的疾风暴雨袭来时，思想室则难得幸免，成了重灾区，外老本人率先遭难。据说，侯外庐先生是“文革”时历史所第一个挨整的。在1967年的一天，侯先生被斗了一整天，结果出现脑溢血，回去就瘫痪了。据外老自传的执笔者朱学文追述，“先生那时是被全国各大报纸通稿通版点名批评的‘反动学术权威’，在一次批斗中患脑血栓，从此卧榻，处在黑暗的深渊。那是一个充斥谎言、盛行告密、人人自危的年代。”[1]

1984年夏我考入思想室研究生后不久，随黄宣民先生去拜见外老，他家在大方家胡同7号，离历史所不算远，黄先生骑辆旧自行车，我则尾随其后，一路小跑。进了侯门，看见室内外老正倚靠在沙发上，在黄先生提示下，我上前主动与老人家握手，他那时已艰于行动、口不能言，但眼光犀利依然。

在侯先生晚年，北京的弟子和研究室的同仁，总是在春节期间正月初九先生生日那一天登门祝寿。在侯先生八旬大寿时，邱汉生先生还写了贺寿诗[2]，其中有云：

 

八卷煌煌思想史，沧溟泰华并高深。旁搜远绍兼才学，杰构凌云望后生。[3]

 

鼎堂博学迈前人，外老疏观自绝尘。冠冕史林原不忝，向来中土重传薪。[4]

 

青山无尽水无穷，照夜明灯雪岭松。侍坐及门诸弟子，已滋九畹树兰丛。[5]

 

                                    二

 

侯外庐先生等著《中国思想通史》，凡五卷六册，洋洋二百六十万言，它的撰写始于二十世纪4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初，终于完成多卷本的通史体中国思想史专著。

言及该书的缘起，还要回溯到上世纪40年代。1946年春，生活书店准备出版《新中国大学丛书》，约请侯外庐撰写一部中国思想史，他邀请志同道合的杜国庠、赵纪彬、陈家康合作撰写一部多卷本的《中国思想通史》，同年，侯、杜、赵开始撰写第一卷，陈家康因政务繁忙退出。《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以侯外庐著《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为基本框架，融会了杜国庠《先秦诸子思想概要》与赵纪彬《古代儒家哲学批判》（后再版时易名为《论语新探》）中的见解与史料，论述了殷周礼乐文明、孔墨显学与诸子百家之学。

第二卷为侯外庐，赵纪彬，杜国庠和邱汉生编著，内容涉及两汉思想，着重论述了儒学的官学化与神学化、正宗思想与异端思想的对立、无神论与有神论的对立、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经今古文之争以及汉末清议。

第三卷为侯外庐，赵纪彬，杜国庠和邱汉生编著，论述了魏晋玄学的思想流派、葛洪的外儒术内神仙的金丹道教思想、佛学及范缜的无神论思想。

第四卷分上下两册，侯外庐主编，侯外庐，赵纪彬，杜国庠，邱汉生，白寿彝、杨国荣，杨向奎和诸青（即杨超、李学勤、张岂之、林英和何兆武）执笔，该卷论述了从隋唐到宋明思想史的内容。

第五卷脱胎于侯外庐著《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原名《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上册；后补充修订，更名《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其以“六经责我开生面”的王船山思想开篇，以维新先驱龚自珍勇敢的历史预言结束，论述了明清之际至鸦片战争前的早期启蒙思想。

此外，侯外庐著《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下册论述了清朝末叶至民国初期的启蒙思想，后经侯外庐的学生与助手黄宣民先生校订，以《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为名于1993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当年，白寿彝和邱汉生二先生曾建议外老，将《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下卷修改成为《中国近代思想史》，同时作为《中国思想通史》第六卷出版。早在1978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侯外庐主编，张岂之、林英、黄宣民、卢钟锋、樊克政、何兆武和殷瑞渊编著的《中国近代哲学史》，该书系统论述了自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时期的哲学与社会思潮。外老暮年希望将来对该书进行修订之后，改名《中国近代思想史》，编为《中国思想通史》第六卷。[6]

《中国思想通史》是侯外庐先生及其领导的学术群体—“侯外庐学派”的代表作，集中体现了侯外庐及其学派的治学成就、特点、风格和方法。

关于《中国思想通史》撰写中所遵循的原则与规范，侯外庐先生总结为如下五点：一，社会历史阶段的演进，与思想史阶段的演进，存在着什么关系。二，思想史、哲学史出现的范畴、概念，同它所代表的具体思想，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有怎样的先后不同。范畴，往往掩盖着思想实质，如何分清主观思想与客观范畴之间的区别。三，人类思想的发展与某一时代个别思想学说的形成，其间有什么关系。四，各学派之间的相互批判与吸收，如何分析究明其条理。五，世界观与方法论相关联，但是有时也会出现矛盾，如何明确其间的主导与从属的关系。[7]

就其治学路数与学术立场而言，似可以概括为如下一些特点：

其一，综合哲学思想、逻辑思想和社会思想（包括政治、经济、法律等方面的思想），研究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的历史特点及其变化规律。

其二，以世界史眼光看中国历史的特点，审视本民族历史思想的特别路径与传统。

其三，把握社会史与观念史的内在联系与矛盾运动，以社会历史为基础研究思想史，同时又透过思想观念考察社会存在。

其四，以时代课题和思潮学派为主线和视点，对历史上的思想家及其概念范畴进行定位定性。

其五，凸显民主与科学精神，以近代科学思想批判蒙昧主义，以近代民主思想批判封建专制主义，特别重视历史上的优良思想传统，着力发掘历史上被视为“异端”的具有科学精神和人民性的进步思想家，使之重放异彩。

记得在当年报考思想室研究生的前一年，邱先生的学生方尔加带我去见邱先生。此前我读《中国思想通史》有年，也做了不少相关卡片，但对书中有些理论问题还是心存疑窦，难得其解。有幸拜见邱先生，我一连串提了十几个积存已久的大问题，先生则细致入微，一一解答。我依稀记得，那是一个冬日的傍晚，邱先生家陈设很是简陋，灯光略显昏暗，先生因多年眼疾视力不佳。一周后，方兄再见邱先生，问起对我的印象如何，先生只说了句“人倒挺精神的”，而未及我的学术。《中国思想通史》这部巨著，思想艰深，言简意赅，牵涉许多重大的哲学、政治和经济等方面的理论问题，远非当时我这样的年轻人可轻而易举入其堂奥的。现在有些后学，提到侯外庐的著作，动辄就是一句“早过时了”。其实，这要么是意识形态的偏见，要么是“愚人好自用”的表现。侯著《中国思想通史》不仅是第一部中国思想通史，也是迄今为止中国思想史研究中分量最重、水平最高、成就最大和影响最广的通史著作。

不过，《中国思想通史》自然难免其时代的烙印与局限，有待充实和完善。1982年，根据侯先生指示，在邱汉生先生指导下，思想史研究室黄宣民主持拟就《〈中国思想通史补编〉编写提纲（初稿）》，并送学界有关人士征求意见。补编暂定两卷，一百万字，以补原著之不足，计划在完成此补编后，在此基础上再完成规模更大的新的《中国思想通史》，下限至建国前夕。此外，侯先生还有编著《中国现代思想史》作为《中国思想通史》最后一卷的设想。[8]这个宏伟计划，因侯先生晚年久淹卧榻及侯先生、邱先生和黄先生等相继辞世，终成遗愿。

 

                                  三

 

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后，中国思想史研究室主任为黄宣民，副主任为卢钟锋。这一时期，研究室为整理出版侯先生的著作、开展研究室科研工作、以及凝聚侯门学者和联络海内外同行，做了大量工作。而对其任内完成的大型集体项目《宋明理学史》，他们自然责无旁贷，贡献良多。

早在50年代末编著《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时，研究室就开始进行宋明理学研究，在80年代初编完《中国思想史纲》下册后，邱汉生先生就将《宋明理学史》的章次目录编出，正式启动撰著工作。我在80年代中期攻读研究生期间，正是《宋明理学史》审稿与修订的后期攻坚阶段。一次来上课，黄先生把“阳明学”一章的手稿递给我，让我回去看看，提提意见。他说，此稿不甚理想，恐怕要大改或重写。

那几年，有关内容的商讨会，也多有举办。记得一次讨论中，冒怀辛先生就对书稿的材料问题提出不少修改意见，引经据典，多有指正。冒先生系近现代著名学者冒广生之孙，被称作“明末四公子”之一的冒襄是其祖上，他学问精粹，品格端方，惜墨如金，不尚虚文，颇有老派学者的流风。参加《宋明理学史》撰写工作的老先生还有何兆武先生，他当时就蜗居于室主任的办公室。有时我上黄先生的课来早了，总是何先生穿着短裤从里面给我开门，然后免不了畅聊一番。他的书架上满是各种语种的外文书，偶有几本中文书籍，差不多还是他自己的作品。侯门另一通晓多门外语的老先生是索介然，他的学问极其广博，但命运亦极其坎坷，运动中为小人所陷，被打入社会底层，直至“改革开放”后，才恢复科研工作。据说，“文革”期间他在东北的荒山野岭劳动改造，有时要靠定期卖血来维持生计。他虽不是《宋明理学史》的作者，但有时也参加讨论，发表意见。

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主编《宋明理学史》无疑是继《中国思想通史》之后，“侯外庐学派”推出的另一重要的集体科研项目。该书从1980年开始动笔，到1985年全部完成，历时六载。全书共130万字，分上下两册，分别由人民出版社于1984年和1987年出版。上册由邱汉生、张岂之、卢钟锋、冒怀辛、唐宇元、何兆武、黄宣民、步近智、樊克政、李经元、龚杰、崔大华、姜广辉、李晓东分撰；下册由邱汉生、张岂之、卢钟锋、步近智、唐宇元、黄宣民、冒怀辛、龚杰、樊克政、孙开泰、崔大华、柯兆利、姜广辉、任大援分撰。作者中除了邱汉生、张岂之两位主编外，还有历史所思想史研究室和西北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的一批中青年学者，绝大多数是侯外庐先生、邱汉生先生的弟子。

《宋明理学史》的学术成就和特色主要表现在：

其一，对宋明理学思潮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理学是宋元明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体系，绵延七百余年，对我国后期封建社会乃至近、现代社会影响甚大。但建国后，国内关于宋明理学的研究很不充分。“改革开放”以后，宋明理学开始引起学人的研究兴趣，但全面系统研究宋明理学的著作尚付诸阙如。《宋明理学史》的出版弥补了这个缺陷。此书除了研究宋元明时期的著名理学家的思想资料外，还对学术界未曾涉足或涉猎不多的理学家人物，如胡安国、胡宏、张九成、真德秀、魏了翁、程端蒙、董铢、程端礼、饶鲁、许谦、方孝孺、曹端、钱德洪、王畿、刘邦采、王时槐、胡直、薛应旗、唐鹤征、张元忭、陈建和黄道周等人的思想资料进行了研究。

其二，凸显实事求是和独立自得的精神，研究视角和学术观点具有原创性。该书避免了国内学术界长期以来那种贴标签、引语录等简单化和绝对化的倾向，强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尊重历史的客观性、复杂性和多样性；同时，注重理论创新，贵在自得，不人云亦云，许多见解均发前人所未发。

其三，方法论取得突破。该书在坚持唯物史观的前提下，在研究方法上又体现了如下特点：一方面，注重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如本书把宋明理学划分为北宋、南宋、元代、明初、明中期、明后期、清前期六个阶段，指出北宋是理学形成阶段，南宋是理学的发展阶段，元代是朱学北传阶段，明初是朱学统治阶段，明中叶是王学崛起和传播阶段，明后期和清前期是对理学的总结批判阶段，这既注意到时间顺序，又注意到理学发展的内在逻辑；另一方面是强调史实与理论的结合，该书史实翔确，考证严密，每个论断都是在胪陈史料、考辨真伪的基础上自然得出，全无空疏武断、游说无根之嫌。

其四，在史料爬梳和人物发掘上取得重要成绩。本书从第一手材料出发，对浩如烟海、纷繁驳杂的理学史史料进行广泛的搜罗和审慎的董理，此外，还发掘出不少如地方志史等鲜为人知的史料。

《宋明理学史》是建国后第一部全面系统和科学阐述宋、元、明时期理学产生、发展和衰颓的学术著作，其在完整性、系统性和科学性、思想性方面都是空前的，它对宋明理学乃至中国思想史、文化史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对国内学术的发展有积极的推动和示范作用。该书1995年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1997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著作一等奖，1999年获国家社会科学著作二等奖。

如果说《中国思想通史》奠定了侯外庐学派的学术基础和风格，那么，《宋明理学史》则是侯门学术发展中的又一部重要著作。它在历史科学的民族化、史料考辨与运用的科学性和哲学范畴与理论框架的逻辑分析方面，体现了侯外庐学派的发展和成熟。

《宋明理学史》是国家“六五”计划重点科研项目，为了审议和评估这项成果，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聘请张岱年、任继愈、沈善洪、孔繁、萧箑父、张立文、余敦康、陈正夫、姚公骞、陈谷嘉、赵吉惠教授组成评审团，于1988年10月在江西大学召开“《宋明理学史》评审会”。 我作为会议秘书参与其间。会上，黄宣民先生代表《宋明理学史》编写组做了编写工作汇报，与会的评审成员对该书进行了认真的评议，不仅指出该书的成就与不足，还就理学研究中的若干重大问题提出商榷意见。会上热议的问题有《宋明理学史》与“侯外庐学派”之关系、理学的核心议题是否为“性与天道”、理学是否“思想史上的浊流”等[9]。我记得，余敦康先生会上发言说，侯外庐先生非常重视思想史与社会史的联系，他所提出的古代中国思想具有血缘氏族烙印、即宗法制的特点，已成为史学界的不刊之论。但这一点在《宋明理学史》中则语焉不详，未能构成一条鲜明的主线，在理学家的个案研究中转入“性与天道”的哲学分析，而对理学的社会基础分析不够。他慷慨激昂的说，他虽不是外老的亲炙弟子，但自认为是“侯外庐的编外弟子”……评审意见由我连夜整理成文，翌日上午余敦康先生修润一番，下午会上宣读通过。遂后与会代表驱车庐山，观览美景。我们知道，侯先生的名字“外庐”二字是后来改的，出自苏东坡诗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取走出来看庐山之意。然而，当与会者登临其巅，亦感到另有圣境、别有洞天。其实，像侯先生他们这一代大学者，幼年受私塾教育，少年启蒙于“五四”时期，青年接受新学或出洋留学，成年成就于翻天覆地的大时代。对于传统文化，他们既沾染其中又能出于其外自觉反思，做学问沉潜之深、视野之广，后来者难以望其项背。

关于《宋明理学史》中“理学是思想史上的浊流”的说法，邱汉生先生后来有文字说明，指出：“外老对《宋明理学史》的撰著，十分关心。当绪论这章在《中国哲学史研究》创刊号刊布时，外老看了很满意，但是在文章的某处用手指指点着，意思是‘还可斟酌’。我当时没有问清楚外老的心意所在，至今追悔已是问询无从。我似乎感到外老是指点文章中的这句话，‘从政治作用来说，理学是思想史上的浊流’。学术界有些学者的确对理学有所偏爱，会不同意我们的说法。然而这种异同就让它存在罢，现在我们不愿意进行辩论。但是当日外老指点的情况，我们不能缄默不谈。今天提出这个情况，请读者诸君共同揆度。外老一瞑之后，再也不能听到他的意见了。”[10]这段话的深意，我们今天已难知原委，但仍能从中依稀感觉到邱先生那种理论担当的勇气和呵护外老的爱意。外老在自传中说，邱汉生先生“为《中国思想通史》献出了他所能献出的一切。”[11]就《宋明理学史》而言，则是邱先生在古稀之年为“侯外庐学派”做出的新的奉献。

其实，侯门的弟子们大都具有这种学派的理论自觉与奉献精神。例如，黄宣民先生作为侯先生的晚年助手和思想室主任，除了参加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史纲》上、下册和《宋明理学史》上、下卷的撰写，还协助外老重订《船山学案》、《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等著作，选编《侯外庐史学论文选编》上、下册，参加整理侯外庐回忆录《韧的追求》，并协助外老撰写了大量文章。直到晚年，黄先生不顾肺疾加重，还在进行学派的总结工作，规划和撰写《侯门学案》。终因上长年积劳成疾，于2001年2月16日过早地离世，撇下他视若生命的事业。黄先生最后一次发病系因外出感冒引起，由我和李阿姨叫救护车护送到北京医院。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黄先生的病情本来出现好转，已着手准备出院。不想，一天傍晚我突然接到病危通知，旋即打车赶到医院，看到病房中黄先生正坐在椅子上喘着粗气，一男一女两位医护人员在旁看护。不久，李阿姨也匆匆赶来，她是刚从医院回家，得到消息后又折返回来。后来，黄先生的病情骤然加剧，倚在病床，一手抓着李阿姨的手，一手抓着我的，呼吸加快，脸色加重。再后来，李根蟠老师赶来，他是黄先生的同窗、同事和同寓，并与时任所领导的卢钟锋先生电话联系，通报情况。最后，黄先生被转移到急救室实施抢救，此后就再也没有出来……

 

          四

 

自1994年黄宣民先生退休后，姜广辉接任中国思想史研究室主任，直至2006年调离。在这段时间，在他主持下研究室承担了社科院重大课题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经学思想史》的撰写任务，并费十余年之力完成了这一长篇巨制。

姜广辉主编《中国经学思想史》第一、二卷研究范围是从先秦至唐代，2003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第三卷和第四卷研究的范围是从宋至清末，各分上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中国经学思想史》共四卷六册，分别论述“前经学时代”、“汉唐经学”、“宋明经学”和“清代经学”，全书共约二百六十万字。参加本课题研究的学者二十余位，以社科院历史所中国思想史研究室的成员为主体，同时邀请国内的一些资深专家和知名学者友情加盟。

《中国经学思想史》的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

一，填补中国思想史、学术史的研究空白。经学是中国中世纪的显学，在近代走向衰歇。经学的式微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一是西方思想潮流的冲击；二是科举制度的废止使经学赖以维系的体制性因素不复存在；三是经学自身未能实现现代化的转化。“五四”时期的激进学者吴稚晖曾说，应该把线装书投进“茅厕”，三十年后再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传统学术的研究虽然有很大发展，但经学研究一直没能走出“五四”以来的低谷。然而，儒家经典之成为经典，如同《圣经》之于西方文明、《古兰经》之于阿拉伯文明一样，在于其是民族传统文化的价值载体与意义源泉。不了解儒家经典及其诠释史，就不可能完整、深刻地了解中国思想史的源流与特质。可以说，《中国经学思想史》是思想史、学术史领域的拓荒之作。

 二，开创中国经学研究的新视角和新领域。传统的经学研究不外乎对经典文本的训诂笺注或经学学术谱系的梳理。对于这种传统经学的研究路数，徐复观批评说：“中国过去涉及经学史时，只言人的传承，而不言传承者对经学所把握的意义，这便随经学的空洞化而经学史亦因之空洞化。更因经学史的空洞化，又使经学成为缺乏生命的化石。”有鉴于此种弊端，他提出：“即使不考虑到古代传统的复活问题，为了经学自身的完整性，也必须把时代各人物所了解的经学的意义，作郑重的申述，这里把它称为‘经学思想’，此是今后治经学史的人应当努力的大方向。”[12]《中国经学思想史》，尽管也包括了对经典文本的训诂考释或经学传承和流派的董理爬梳，但其研究重心是以儒家经典的诠释历史为切入点，着重阐发先民追寻意义与价值的心路历程与精神轨迹。中国思想史的发展是以对原典不断解读和诠释的形式展开的，不同的历史时代，因其历史境遇与时代课题的不同而往往对经典有着不同的寓意解读和价值评判。就此意义而言，一部儒家经典的诠释史就是不断探寻意义与价值的历史。

三，探寻民族传统文化的思想价值与精神资源。“五四”以来的主流看法认为，经学是封建糟粕、是中世纪的官方意识形态。但是，儒家经学之所以能够主导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达两千年之久，里面一定蕴涵了历史合理性的内核与反映民族精神的价值理性，不是可以用“糟粕”二字一棒打杀的。本书的旨趣之一就是着力发掘儒家经典及其诠释中的积极健康的合理元素和文化基因，为当前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提供某些历史资源和精神动力。

《中国经学思想史》得到学者专家的高度评价。庞朴先生讲：“《中国经学思想史》在体系上和观点上不仅超过了古老经学的樊篱，而且也避免了近人的轻浮，从而在中国经学思想上，作出了突破性的进展，对许多重大的课题都给出了公允的新颖的解释。由于经学的特殊地位，这些新的解释，不仅对于经学本身，而且对于整个中国学术，都有着启发性的意义。”余敦康先生说：“本课题就其视野的宏阔、论述的全面、理论的突破与方法的创新而言，不仅填补了此项研究的空白，而且具有开拓性的意义，誉之为奠基之作，诚不为过。本课题着眼点在于经学的价值体系问题，此价值体系由长期的历史发展而形成，代表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一种在世界民族文化之林中独具个性的生存样法，通过口耳相传到写成文字，确立为经典。在往后的历史发展中一方面表现为动态的开放的过程，不断地丰富扩展，同时又表现为向本源的复归、对核心价值观的坚守执着，由此而展现为一部仪态万千异彩纷呈的中国经学思想史。这种卓见通识彻底改变了学术界沿袭已久的成见，把经学置于一种全新的视角重新认识，提出了一系列不同凡响而又令人信服的论点，在理论上产生了极大的突破。我认为，这是本课题研究最值得称道的成果，在学术界必将激起强烈反响，热情关注。”⁸

《中国经学思想史》的撰写和出版也引起海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受到了热烈的好评，有些知名教授甚至将其列为学生的必读参考书。如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历史学教授田浩（Hoyt Cleveland Tillman)评论说：

        在当下中国正在进行的儒学研究中，由姜广辉教授主编的四卷本《中国经学思想史》在学术研究及其信念方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多数撰稿者都是姜教授所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的思想史学者。……

        就方法论而言，这个群体首先决定的是将哪位思想家以及他们的哪部经学作品纳进写作中来；在研究和讨论之后，这个群体再逐步展开每卷每章的主体和框架。这个过程带来了有意义的成果。……

        这个集体关心的另一个问题，是儒家思想创造力的兴衰。……

        根据姜教授他们的判断，近代以来在儒学与西方思想的碰撞中，儒家思想中尚未产生出可与宋儒等量齐观的创造力来。关于当代中国人需要重获或效仿宋儒回应佛教的创造力这一点，有些成员表达了强烈的关怀。……至少我们可以公平地说，当代中国人的创造力问题仍然是知识分子们的主要关怀。

        这个群体的基本前提是，不管遭遇到怎样不同的问题，中国人总是最终转向儒家经典以寻求答案。而且在经典研究中，什么是最有意义和最切题的，这一问题包含并反映了他们所共同认可的基本价值和视角。确实，恢复和重建传统的价值观已经成为此项研究的基本内容和终极关怀。作为历史工作者，群体的成员们系统地阐明了各种历史情境和问题是怎样因时而变，从而儒学的意义和价值又是怎样演化的。但他们还有一种强大的动力去重新发现不同时代流行的共同价值系统。例如：宋明儒生坚守的共同价值是什么，这些价值又是如何受到清代汉学和五四运动的挑战？

        他们甚至于决心去发现并阐发永恒价值。……

        从我的视角来看，这些学者们都置身于一种创造过程当中。的确，我们可以说，这些对核心价值的寻求以及对这些价值的阐发，接近了这样一个创造性水准，即以解决当代问题的方式，再造儒家传统，或者至少从根本上重组儒家传统。姜广辉先生的研究项目提供了一个特别积极的例证。这种做法首先态度诚恳，而且具有学术的严格性。群体内部的讨论是我在中国所见到的最投入也最具成效的。这些讨论也不断提升了他们在自己项目上的创造性，以及对从古至今儒家传统多元性方面的认识水平。[13]

 

《中国经学思想史》被列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精品战略项目，该书一、二卷于2007年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三等奖。

 

                                  五

 

在本世纪前十年，研究室里有四、五位研究骨干先后调离，人才严重流失，且相当一段时间几乎没有任何活动经费，可谓人财两空，困难重重。然而，在侯先生的优秀弟子卢钟锋先生的关怀下，经由大家的不懈努力，目前已走出颓势，并取得了不错的业绩。

目前研究人员有：张海燕（室主任、研究员，主治先秦诸子、魏晋玄学、近代思潮与西方汉学），汪学群（研究员，主治《易》学史、明清思想史和现代学术史），王启发（研究员，主治儒学史和礼学思想史），张文修（副研究员，主治儒、释、道和《易》学），吴锐（研究员，主治上古思想史和近、现代学术史），牟坚（博士，主治朱子学与宋明清思想），谢寒枫（博士后，主治宋明理学和清代经学），江向东（副研究员、博士后，主治先秦名学史和西方哲学史），郑任钊（副研究员、博士，主治“公羊学”等儒家经学研究），高原乐（博士，主治《抱朴子》等思想文献研究）等。

研究室近年来的工作，除了发表和出版了一批高水平的学术论文、论著，整理和出版了一批中国思想史文献外，可以简要概括为如下六个方面：

1，创办中国思想史网站

2007年我研究室创办了中国思想史网站，除介绍本室现有学者以及曾在我室工作过的学者，还有科研成果、学术前沿、学术动态、学术刊物、热点文章、推介文章等众多栏目，对思想史学科亦重点加以介绍。本网站成为研究室与外界联系的一个重要窗口，青年学者郑任钊为此付出了辛劳。

2，举办思想史系列讲座

研究室学者除常到外单位及港台、日韩、欧美参加学术活动外，研究室还邀请海内外知名学者来本室学术演讲，旨在依托这个高端学术平台，联络海内外同仁，开阔学术眼界，推动思想史研究的深入发展。据不完全统计，近年举办的主要讲座有：

2006年11月8日，台湾“中研院”研究员林庆彰讲“我研究经学史的一些心得”。

2007年3月30日，香港中文大学朱鸿林教授讲“明代思想史研究的路径和空间”。

2007年8月，台湾元智大学中文系主任、中文研究所所长詹海云教授讲“傅山《荀子批注》与《荀子评注》研究”和“从马一浮的名、字与号谈研究思想的一个新角度”两个主题。

2007年9月，武汉大学哲学院邓晓芒教授讲“从‘亲亲相隐’之争看新儒家的误区”。

2007年9月，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郑吉雄教授讲“清儒经典诠释的拓展与限制”。

2008年5月20日，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副院长、中文系主任傅熊（Bernhard  Fuehrer)讲“《论语义疏》与朱熹”。

2008年1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余敦康研究员，台湾大学郑吉雄教授、甘怀真教授共讲“解释学与思想史”。

2009年9月21日，上海大学祝瑞开教授讲“弘扬儒学浅议”。

2009年10月31日，香港理工大学文学院副院长、中国文化系主任暨讲座教授朱鸿林讲“明代帝王的经筵讲学问题及其思想史意义”。   

2010年4月2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杨曾文研究员讲“魏晋南北朝隋唐儒、释、道三教关系——围绕《弘明集》、《广弘明集》展开”。

2010年6月2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余敦康研究员讲“中国思想史的现状与展望”。

2011年6月24日，日本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池田知久讲“《老子》思想的基本构造”。

2010年12月7日，美国达慕思大学讲座教授艾兰（Sarah Allan）

讲 “禅让的意义”。

2010年12月8日，美国亚利桑那大学教授田浩（Hoyt Cleveland Tillman)讲“朱熹研究——以《朱熹的思维世界》为中心”。

2011年9月2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余敦康研究员讲“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

2011年11月22日，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陈荣开教授讲“论朱子的圣人天道观”。

2011年10月25日，旅美学者李幼蒸讲“古代历史学研究的认识论问题——从解释学和符号学角度看”。

2012年3月16日，浙江社科院哲学所原所长吴光研究员讲“儒学的当代定位与侯外庐学派的学术发展”。

2012年3月27日，俄罗斯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首席研究员、莫斯科国立大学教授布罗夫(Prof. V. Burov)学术座谈。

2012年10月16日，浙江社科院哲学所原所长、研究员吴光、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央视“百家讲坛”主讲人方尔加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金惠敏共讲“阳明学的当代意义”。

2012年12年6月1日，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黄进兴研究员讲“对儒教问题的反思”。

2012年8月21日，台湾中山大学中文系原主任、教授戴景贤讲“如何确认阳明学在中国哲学史之关键位置”。

2013年7月16日，台湾佛光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李纪祥教授讲“论‘西狩获麟’”。

2013年7月12日，台湾“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研究员李明辉讲“战后台湾的康德研究”。

2013年8月6日，中央民族大学牟钟鉴教授讲“儒道释三教关系问题”。

3，建立国际阳明学研究中心

2011年5月，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与余姚市人民政府合建“国际阳明学研究中心”，学术主导工作由思想室承担。本室承担此项工作，旨在以中心为园地，以阳明学为切入点，广泛联络海内外同行，推进学科发展，形成学术交流与文化传播的长效机制。此中心的特色和意义是：机构设置与学术活动并举，学科建设与科研项目兼顾，本室力量与地方资源优势互补，以及将区域文化与国际舞台对接。

目前，已经举办两届“国际阳明学研讨会”，出版三卷《国际阳明学研究》。

4，积极投入院所创新工程工作

2012年，申请创新工程一级项目“儒学演变与社会变迁”，下设四个子项目。此项目的学术意义在于：以儒学演变与社会变迁之间的矛盾运动为切入点，打通思想流变与社会发展、形而上与形而下、观念与存在之隔，关注两极之间如制度媒介、决策层、士大夫阶层、传统的力量、外部的冲击、“大传统”与“小传统”、“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等中间要素及其角色作用，探寻历史的真实轨迹与先贤的心路历程，以及儒学与社会之间互感互动、动态有机、微妙复杂的关系。

就现实意义而言，当前，民族文化的振兴与大发展已经被提到国家文化战略的高度，成为全社会的高度共识。儒学作为一种历史文化资源，经由不断的诠释与解读、提炼与转化，对纠正现代社会的某些偏失、强化民族文化的认同与自觉、整固当代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与维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将会起到某种积极的作用。

2013年，本室部分同事又申请了创新工程一级研究项目“历代史论与思想史”。

5，恢复研究室的传统学术集刊

《中国哲学》创刊于1979年8月，包遵信是主要创办者和早期主编。1981年，侯外庐先生将包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思想史研究室工作，考虑之一是将他办的《中国哲学》带到室里作为本室的学术刊物。侯先生生前十分关注《中国哲学》，亲自担任该刊名誉主编。[14]《中国哲学》作为研究室的学术刊物，按照国家有关出版规定挂靠在社科院历史所，院所历任领导对《中国哲学》十分关心，并促成给予它一定出版资助。

1989年“政治风波”后，《中国哲学》的主编由思想史研究室主任接任，黄宣民、姜广辉均因研究室主任一职而相继主编《中国哲学》。

该刊曾因经费问题一度暂停。2008年，《中国哲学》与历史研究所其他一些因经费困难而停刊的学术刊物一道得到所里财政资助。研究室遂开始联系编委会、筹划栏目、组稿审稿工作，最终克服困难，于2013年8月复刊。

6，对“侯外庐学派”的总结与继承

“侯外庐学派”早期弟子中，健在者已是耄耋之年。他们学富五车，著作等身，曾跟随外老多年，对学问之事独有心得。近年我们对何兆武、李学勤、祝瑞开和朱学文等侯门前辈进行学术采访，作了口述实录，希望不久的将来完成一部理论深、视域广且兼具指导性的中国思想史方法论著作《侯门学者思问录》，使之成为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学术传承的重要阶梯。

2013年恰逢侯外庐先生110周年华诞。我们思想史研究室主要靠自筹经费，于4月19日举办了学术纪念会，海内外的侯们弟子和相关学者近百人参加。在“侯外庐先生与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变革”的主题下，分设七个子题：1，社会历史与思想观念；2，社会思潮与时代课题；3，精英文化与通俗文化；4，官方哲学与异端思想；5，中国文明起源的特殊路径；6，中国传统社会的土地制度；7，明清之际与启蒙思潮。

与会者表示，侯外庐先生是当代大历史学家和大思想家，在国内外享有崇高声誉。他笔耕辍，著作无数，给后人留下了丰厚的精神文化遗产，在社会史和思想史领域均做出开拓性的贡献。我们今天在这里缅怀侯外庐先生，就是要学习继承他博大的胸怀、严谨的治学精神和高屋建瓴的学识，从而推动我国历史学学科进一步繁荣发展。

侯先生的大弟子、西北大学原校长张岂之教授，专门讲了出版《侯外庐文集》的考虑和规划，使大家高度认同，备感振奋。

会上多名侯门弟子还回忆起恩师对自己的培育和教导。清华大学教授李学勤表示，昨夜想起恩师，感动不已，以至于迟迟难以入睡。侯先生对青年学子有着殷切的期盼，并能够提供最无私的帮助。上海大学教授祝瑞开对此也深有体会，他回忆说，侯老师不仅在治学上兼容并蓄、博采众长，对子弟积极引导，充分发挥青年人的聪明才智和特色优势，而且还给予我们骨肉般的挚爱。浙江社会科学院吴光研究员，他不无感慨地回述起当年阴错阳差没能报考侯老研究生，以及毕业后未按侯老意思留在他身边工作的憾事，并对中国思想史研究室的年轻人提出了期望和忠告……

 

　　　　　　　　　　　　　　　　　六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思想史学科进入了空前繁荣的大发展时期。目前，中国思想史学科已然成为国内学术界的“显学”，呈现出一种遍地开花、各领风骚的新局面，思想室创建时那种独此一家、别无分店的局面，以及后来相当长时间里一家独尊的核心地位，已然不复存在。

然而，思想史研究室目前在国内外学术同行中整体上仍处于领先地位，尚保持不少传统优势项目，中国思想史目前是社科院重点学科建设工程项目。研究人员比较齐整，高学历和高职称者较多，整体力量比较强，易于形成集团优势，承担重大集体项目、攻克重大疑难问题。还有，侯外庐思想方法的影响犹在。

当然，与研究室老一代学者相比，我们还有不小的发展空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以为，思想史学科未来的健康发展至少要坚持如下三点：一是发扬传统，总结和继承前辈学者那种阐微诀疑、实事求是、独立自得、检点得失的治学态度和科学精神；二是登高望远，充分了解世界文明和国际汉学，在洞悉人类文明历史的大背景和汲取海外研究成果的前提下，审视和反思我们的历史与思想；三是下接地气，把思想观念的研究与社会史和民族性的研究以及对现实生活和时代精神的感悟体验紧密衔接起来，了解当今百姓的生存状态、所思所想，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

总之，中国思想史学科的真正突破与思想史研究室的再度复兴，有赖于本室同仁百折不挠、坚韧不拔的学术定力，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的朴实学风，乐忧天下、普度众生的博大情怀，博通古今、纵横中西的理论视野，以及登高望远、独领风骚的学术气质和精神境界。

 

古语云“侯门一入深似海”，这里引作标题自是取其褒义，讲外老及其创立的思想史学科，学问淹博渊深，令人仰之弥高、钻之弥坚。我们才疏学浅，如同门外汉或局外人，未遑登堂入室，探其堂奥；又像是漂浮或游荡在大海与蓝天之间，管窥蠡测，浮光掠影，难得究竟。这里奉命操觚，敷衍成文，自是一孔之见。

 

                                                                         2013年12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