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我从复旦大学毕业，到历史所工作，正赶上了建所五十周年庆典。转眼间又快到六十周年所庆，所领导让我写一下对来所后工作的感悟。十年不算短暂。对于一个学者而言，从二十七岁到三十七岁的十年，也是其研究方向与治学风格形成的十年。因此，有机会对自己前一段时间的治学做个小结，也是有意义的。

我很幸运，能在历史所度过这宝贵十年。历史所的治学环境很好，学风严谨，有好的平台，有丰富的资料，最为重要的是没有发表论文的压力。因此，自己想研究的，可以细心深入下去，文章也不必按照时下一些刊物的要求拆成万字左右的豆腐块。在历史所的十年中，我向刊物投稿发表的论文大概只有四篇，而这四篇论文自己也觉得比较满意。第一篇是2007年在台北《政治大学历史学报》上发表的《明代关中地区的讲学运动》。那篇论文，是我的博士论文《明代中晚期讲学运动：1522-1626》的延续，但后者是对明代讲学运动纵贯的梳理，而前者是对明代一些讲学发达地区所作的区域性研究，其实也是自己负责的所重点课题《明代地域讲学活动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与之相类似的，是发表在北京大学《国学研究》的《以慈湖学的名义——十六世纪阳明学在慈溪县的传播》一文。该文探讨了阳明学在阳明家乡余姚附近的慈溪县传播时所采取的与当地传统的慈湖学相兼容的策略。但是，很遗憾，地域讲学运动研究的成果，除这两篇以外，其他部分均未能成熟和公开发表。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如果在一个研究课题上拖得太久，惰性会逐渐蚕蚀你的研究欲望。

其间，在历史所所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上发表的《明代书院志考》一文，则是自己多年以来关注书院志这类文献的成果。将88种明代编纂的书院志逐一考出，虽稍有些遗漏，却已是相关论题最全面的考证。第四篇论文《万历张府抄家事述微——以丘橓〈望京楼遗稿〉为主要史料》发表在香港中文大学的《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上，其写作之萌动纯属偶然。有一次，我在历史所图书馆十二楼的善本室翻卡片目录，无意中见到丘橓的文集《望京楼遗稿》。丘橓是万历十二年（1584）前往荆州查抄张居正家的主要官员，而之前研究张居正的史家也从未提及此书。此书系赵俪生教授旧藏，一九六三、六四年家庭困难时售出，流入中国书店，后为历史所购入。赵俪生夫人高昭一在《回首忆当年》一书中提到过“《望京楼》”一书。书中有五份丘橓写给张居正的公子们的信——《与张府诸公子书》，两份丘橓写给朝廷的奏疏，以及几封写给朝中大臣们的信。我原本只是想简单地把资料公布出来，但汪惟真教授建议我利用该资料对抄家过程进行梳理，而万明老师后来又提供了丘橓的曾外孙——清初参加《明史》修纂的李澄中——的相关资料线索。因此，最后文章非但进一步还原了查抄张居正家的场景，还揭示了《明史》修撰过程中对丘橓的相关评价的演变。在写这篇论文的过程中，我深切地认识到两点，一是历史所图书馆中宝贝不少，尚待采掘，二是对新资料的利用要尽可能深入，不应浅尝即止，停留在介绍的层面。

当然，我之所以对《明史》修撰过程中丘橓相关评价的演变特别敏感，又与之前参与过一项集体课题——《天一阁藏万斯同〈明史稿〉整理与研究》有关。我来所后的这些年里，院里和所里抓科研，主要采取课题制，集体课题多。人们经常批评集体课题求大求全，研究不够深入。确实，它会有这样的弊端。但是，对于参加集体课题的个体来说，“入伙”却并非全无益处，至少可以扩大自己的研究范围，而这点对于年青学者来说很重要。因为要研究天一阁藏的《明史稿》，便不得不涉及清初《明史》修撰过程，以及《明史》的取材问题，于是才会在研究丘橓的相关评价时有史学史的角度。所以，集体课题虽然分割了学者的研究时间，但对年青学者的成长还是很有益的。这方面的的例子还可以再举一个。例如，我因为参加院重点课题《明代诏令文书的整理与研究》，对明代诏令文书的分类以及其上传下达的过程产生了兴趣，也潜在地为我将来的研究预留了一个方向。

最后，我想谈一下历史普及工作。2005年，中华书局的编辑徐卫东先生约我与当时同在明史室工作的许文继先生撰写《正说明朝十六帝》。虽是普及性读物，我们写得比较认真，当时也确实有比较多的想说的话。在此之前，我的研究主要局限在嘉靖朝以后，而十六帝的写作至少让我把自己需要关注和了解的时间段向前拓展到成化、弘治两朝，而对明朝历代帝王生平及其统治期间的大事更趋熟悉。《正说明朝十六帝》后来重印十余次，发行十七万余册。对于一介书生的我，这种“业绩”大概是可遇而不可求的。2009年，故宫博物院《紫禁城》杂志开辟“人物专栏”，编辑李文君先生邀我写明代帝王，每期一篇，二、三千字即可。一个帝王的生平，要用短小的篇幅写出，除了要熟悉史事外，还要精于拣择，煅词炼句，形诸文字的过程极其痛苦。往往一个月的时间里，前两周在翻资料，后两周在琢磨如何下笔。但是，写出来后，反响也还不错。香港的董桥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说，读过我给明神宗写的小传，说“很好看”。这样的评价已让我很感欣慰了。之后，我又接续为清朝皇帝写了十二篇小传。由于之前从未接触清代历史，因此那项工作更富挑战性，但好歹敷衍成文了，其间也难忘杨珍副所长偶而在所内走廊间晤谈时的鼓励。做历史普及工作，似乎有点不务正业，然而其社会作用之大，我却是深信不疑的。

2012年出版的《简明中国历史读本》，集合了历史所多位学者的努力，由我负责明代一章。我曾遇见一位治明代哲学史的学者。他熟悉我的名字不是因为我同样在研究明代思想史，而是因为之前读了我们写的《简明中国历史读本》。当然，社会影响只是一个方面，对我们自身来说，只要不粗制滥造，只要有端正的态度，历史普及读物的写作也未尝不是对我们学术能力的一种煅炼。也大概是从2009年起，我与所里许多同事在所长卜宪群先生的带领下开始撰写百集纪录片《中国通史》的电视片稿。按照程序，一集片子拍下来，历史所的作者前后要经历撰写初稿、审阅基础内容稿、配音稿和样片四道程序。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对于一朝一代的历史因此也会更加清晰。因此，我一直想，尽管在所里的十年中，有大量时间被历史普及工作牵制，但历史普及读物的写作也拓宽了我的视野。

如果将集体课题与历史普及工作比作责任田，作为史学工作者的我们，不能不去尽一分职责，而收获其实亦终有一分归己。自己的研究兴趣，好比自留地，不妨精耕细作，使其花繁叶茂，让它成为每一个读书人的后花园。我想，这大概是一个史学工作者应有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