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对于新中国的发展来说，是一个意义重大的年份，也是一个具有社会转型意义的关键时刻。其中，恢复研究生招生政策的出台，为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学术的复兴提供了重要契机。正是得益于这一时代新转机，陈祖武先生幸运地考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成为研究生恢复招生后的第一批硕士生。在导师著名史学家杨向奎先生的指导和引领下，开启了研治中国古代学术史尤其是清代学术史的学问之旅。而自1981年硕士毕业后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以来，30余年间，陈先生不惟孜孜于学术的探究、深化和开拓，推出许多厚重而富有新意的科研成果，而且相继担任了历史研究所清史室副主任、副所长、所长等行政工作，以及院学部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建设工程史学课题组首席专家等职务，并参加了众多国内外重要学术会议、多次出国访问、演讲、讲学等，从而为历史所的发展、学科建设和历史学的繁荣、中外学术间的交流，作出了成效显著的贡献。

 

一

 

　　陈祖武先生与史学研究结下不解之缘，开始于1961－1965年在贵州大学历史系的学习，而自攻读硕士学位始，更致力于清代学术的探研。从此，陈先生便几十年如一日地研读文献、思索问题、笔耕不辍。

　　正是基于注重文献、实事求是的严谨治学态度和方法，陈先生从而结撰出丰硕的学术研究成果。自20世纪80年代起，不仅相继推出了《顾炎武》（“中国历史小丛书”，中华书局，1984年）、《清初学术思辨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中国学案史》（文津出版社，1994年；东方出版中心，2008年）、《清儒学术拾零》（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明清史学术文库”，故宫出版社，2012年）、《衰世风雷——龚自珍与魏源》（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2000年）、《清代学术源流》（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等专著，以及《旷世大儒——顾炎武》、《乾嘉学术编年》等多部合著，参与《清代人物传稿》、《清代全史》的撰写，点校整理了《李塨年谱》、《杨园先生全集》、《清儒学案》、《榕村全书》，等等，还发表了《乾嘉学派吴皖分野说商榷》、《关于乾嘉学派研究的几个问题》、《学案再释》等百余篇论文。这些学术成果，既是陈先生治学勤奋的体现，更是其精益求益为学精神的体现。

　　自章太炎、梁启超诸先生开启清代学术研治门径以来，经过几代学人的不懈努力和追求，已然硕果累累、愈益深入，至今方兴未艾。其间，陈祖武先生在这一园地的辛勤耕耘和不断探索，可谓有力地促进了清代学术史研究的深化、细化和开拓，具有承上启下之功。而陈先生所揭示的“内在逻辑”、“以经学济理学之穷”、“从惠学到戴学是一个历史过程”、“会通汉宋学术以求新”等重要学术命题，无疑是在承继前贤基础上的新收获，从而为学界同仁提供了推进相关研究的新理论、新方法。

　　工时先生曾说：“陈祖武先生治学严谨，一丝不苟，认为学术研究旨在解决前人未曾解决的问题，推动学科建设发展，为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做贡献，以之为职志。”[①]此一评价，洵为平情之论。

 

二

 

　　有清一代学术，集中国传统学术之大成，其文献更是浩如烟海。学人欲从事此一时期的研究，切入点的选择，可谓至关重要。于此，陈祖武先生选取了清初大儒顾炎武作为研究对象，从此拉开了研治清代学术史的序幕。

　　陈先生关于顾炎武的研究，起步于其硕士论文——《顾炎武评传》。毕业后，陈先生连续发表了《顾炎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日知录>八卷本未佚》、《顾炎武哲学思想剖析》、《黄宗羲、顾炎武合论》等文章，对顾炎武的生平学行和历史地位，作了较为详细的梳理与评价。陈先生认为，“顾炎武是清代学术史上一位影响深远的大师，并对清初历史的发展作出过贡献。实事求是地评价这样一个历史人物，对于深入研究明清之际的历史以及有清一代的学术文化史，都是很有意义的”。通过研究，陈先生得出如下认识：“顾炎武与王夫之、黄宗羲同为清初显学，三家之学全以博大为其特色，一归于经世致用……对三家之学任意轩轾，显然是不妥当的……顾炎武作为一代学术开山大师的地位是确然不拔的……顾炎武终究在历史为其提供的活动领域内，做了许多于国家、于民族、于社会有益的事情。这一点不惟是前人所不及，而且也是其同时代的一些有影响的人物所略逊一筹的。顾炎武对清初的历史和有清一代学术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当我们今天实事求是地去回顾这一段历史时，理所当然地应给以肯定的评价。”[②]此一评价，奠定了陈先生此后深化顾炎武研究的基调。

　　1984年，陈先生出版了一部研究顾炎武的专书——《顾炎武》。是书由“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谈起”、“抛弃科举、研讨实学”、“为抗清而奔走”、“弃家北游”、“莱州入狱”、“三藩之乱前后”、“以天下为己任，死而后已”、“开创一代学术的文化巨人”八部分组成，虽然篇幅不大，但对顾炎武的坎坷人生经历和学术贡献，做了整体性的勾勒与彰显。此后，在《清初学术思辨录》一书中，陈先生再辟“务实学风的倡导者顾炎武”专章，对顾炎武的生平学行、社会政治思想、经学思想、文学思想、务实学风等，进行了更为详细深入的探究。以此为基础，陈先生又与几位学生合作，推出了《旷世大儒——顾炎武》（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一书。是书计分14章、25万余字。在《前言》中，陈先生再度对顾炎武做了评价，认为：“在中国学术史上，明末清初是一个风起云涌、才人辈出的时代。顾炎武就是生活在这一时代的卓然大儒。他一生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行奇学博，志在天下，以其继往开来的杰出业绩，被誉为一代学术的开派宗师……顾炎武崇实致用的治学精神，严谨绵密的考证方法，以及他对广阔学术门径的开拓，影响一时学风甚巨，对整个清代学术文化的发展，亦显示了深远的历史作用……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在学术思潮从宋明理学向清代朴学的转化过程中，作为一个开风气者，顾炎武的历史地位是无可取代的。”陈先生还强调：“我们今天缅怀这位三百年前的旷世大儒，就是为了从顾炎武的学行和思想中寻求可贵的历史借鉴，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批判地继承历史文化遗产，从而推动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建设，以迎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就是说，研究顾炎武，不仅有学术价值，而且对现实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时隔十年，是书被纳入“传世大儒系列”，改题《顾炎武评传》，由中国社会出版社于2010年隆重推出。

　　2013年，适逢顾炎武先生诞辰400周年，陈先生不仅应邀参加了昆山市举办的纪念活动和学术研讨会，而且撰成《高尚之人格　不朽之学术》一文，以表达对顾炎武先生的敬仰之情。在文中，陈先生从三个方面对顾炎武的贡献进行了高度概括：一是“以‘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为毕生追求”，陈先生指出：“在中国学术史上，顾亭林先生之所以超迈前贤，伟然自立，不惟在于先生准确而深刻地阐释了孔子所言二语八字，而且还在于他前无古人地将二者合为一体，提升至‘圣人之道’而大声疾呼……以言耻为先，将为人与为学合为一体，不惟成为顾亭林先生的毕生追求，而且也为当时及尔后的中国学人，树立了可以风范千秋的楷模。”二是“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这主要体现在顾炎武先生提出的把理学纳入经学范围的“理学经学也”主张、倡导开展经学史研究、示范了训诂治经的方法论等方面。此一努力，对后学产生了重要影响，“不惟使古音学研究由经学附庸而蔚为大观，而且还形成了主盟学坛的乾嘉学派，产生了全面总结、整理中国数千年学术的丰硕成果”。三是“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顾炎武先生这一始终如一的高度社会责任意识，是其留给后世最具永恒价值的精神财富，“经晚清学人归纳，就成了掷地有声的八个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基于此，陈先生进而总结道：“顾亭林先生是明清更迭的社会大动荡造就的时代巨人，是中国学术史上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伟大宗师。先生人格高尚，学术不朽，我们应当世世代代纪念他。”[③]

　　陈祖武先生30多年来对顾炎武为人、为学及其意义和影响的体悟与阐扬，可谓是一以贯之的，且愈益深刻。而顾炎武先生所倡导的“博学于文，行己有耻”八个字，陈先生不仅以之作为自励的座右铭，而且常常用来激励、引导后学。

 

三

 

　　陈祖武先生不惟孜孜于顾炎武研究，更不断扩大学术视野，进而对有清一代学术的演进历程、代表人物、主要成就和特征等，做了系统而深入的整体性建构。《清初学术思辨录》、《清儒学术拾零》、《清代学术源流》等论著，即此一努力的体现。

　　《清初学术思辨录》乃陈先生十年磨一剑的学术结晶。是书以顺治、康熙二朝学术史上的若干重要问题为研究对象，通过梳理分析清初国情、清廷文化政策，以及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吕留良、李颙、孙奇逢、颜李学派、李光地、史学成就、文学艺术经世特征、经学与考据学风的酝酿等问题，从而对清初80年间的学术演进趋势、主要特征和历史地位等，做了宏观与微观、理论分析与史实考辨、学者与学术思潮和流派相结合的揭示和再认识。陈先生这部著作的问世，将清代学术史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故深受学界同仁好评。

　　而更可注意的是，《清初学术思辨录》有两大贡献值得指出：一是实践和发扬了自侯外庐、杨向奎二先生以来所倡导的社会史与学术思想史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诚如杨向奎先生为是书撰序所评价的：“陈祖武同志能思善学，此《清初学术思辨录》大作，结合清初社会实际而谈学术思想，这是最正确的方法之一。我们不能脱离实际社会而谈社会思潮，‘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都与当时之社会相关。继梁任公、钱宾四诸先生之后，祖武此书，将脱颖而出矣。”[④]二是首次提出“以经学济理学之穷”命题。清代学术之兴起，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学术内部新动向的萌发，无疑更具主导性。自明朝嘉靖、隆庆间学者归有光以来对“通经学古”治学取径的倡导，即明清学术更新走势的体现。陈先生指出：“从归有光到钱谦益，晚明学者的经学倡导，虽然未能使数百年来为理学所掩的经学重振，但是它却表明，以经学济理学之穷的学术潮流，已经在中国封建儒学的母体内孕育。”此一学术潮流，在清初更得到进一步推进，蔚然成风。陈先生就此揭示道：“晚明‘通经学古’的经学倡导，同清初知识界批判理学的思潮相融合，汇为以经学济理学之穷的宏大学术潮流。入清以后，以经学济理学之穷的努力由钱谦益肇其端，经顾炎武、李颙、费密张大其说，至毛奇龄、阎若璩、胡渭而蔚成风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学术潮流不惟充溢南北学术界，而且借助儒臣而深入宫廷……凡此种种，无一不是对宋明学术的推陈出新……总而言之，客观历史条件的制约，学术演进内在逻辑的作用，两者相辅为用，从而规定了清初学术发展的基本趋势。这就是：以经世思潮为主干，从对明亡的沉痛反思入手，在广阔的学术领域去虚就实，尔后又逐渐向以经学济理学之穷的方向过渡，最终走向经学的复兴和对传统学术的全面总结和整理。”[⑤]陈先生这一脚踏实地、务在求真的新探索，可谓运思独到，开辟了一个阐释清代学术演进的新范式。

　　继《清初学术思辨录》之后，陈先生又推出了另一部力作《清儒学术拾零》。在《后记》中，陈先生述撰作缘起曰：“时间过得真快，祖武在清代学术史园囿中耕耘，不觉已是整整20个春秋。20年来，以读清代学术文献为每日功课，朝夕以之，不间寒暑，甘苦皆在其中。此番奉献给诸位的《清儒学术拾零》，便是此20年间读书之一得。”大体而言，是书由三部分内容构成：一是对清初学术的进一步深化和开拓，如“蕺山南学与夏峰北学”、“从《日知录》到《日知录集释》”、“明清更迭与华南知识界”、“姚际恒与《仪礼通论》”、“清初江南三奇儒”、“《榕村语录》发微”等；二是对乾嘉学派与乾嘉学术展开详细研究；三是对梁启超、钱穆、徐世昌总结清代学术的贡献加以表彰。其中，第二部分内容乃本书的主体。

　　关于乾嘉学派与乾嘉学术，陈先生在结撰《清初学术思辨录》时，已开始了思索，对乾嘉学派的成因提出新的看法。陈先生指出：“研究清代学术史，不可避免地会碰到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清朝初年，封建统治者一再崇奖宋明理学中的程朱之学，可是理学却始终发展不起来，倒是与义理之学迥异其趣的考据学不胫而走，以致在乾隆、嘉庆之世风靡朝野，而有乾嘉学派之谓。如何去解释这样的历史现象？这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与学术界将乾嘉学派的成因归之于“清廷统治的趋于稳定”、“频繁兴起的文字狱”、“康乾盛世的产物”的主张不同，陈先生认为这些看法“还只是停留于形成乾嘉学派的外在原因的探讨，却忽略了中国古代社会理论思维本身发展内在逻辑的认识”，进而主张“与其局限于外在原因的探究而可否不一，倒不如从中国儒学自身发展的矛盾运动中去把握它的本质，或许更有助于问题的解决”。本此思路，先生从“理学在明清之际的瓦解”、“批判理学思潮的兴起及其历史特征”、“封建文化专制与批判理学思潮的蜕变”几个方面，进行了新的解读。陈先生的结论是：“明清之际，社会的急剧动荡，及其在理论思维领域所反映出的理学瓦解，形成了清初的批判理学思潮。这是一个具有两重性的思潮，一方面它以经世致用为宗旨……这是一个进步性的思潮。另一方面它又是一个具有复古倾向的思潮……这种复古倾向，导致清初知识界在方法论上逐渐撇弃宋明理学的哲学思辨，走向了朴实考经证史的途径，从而为尔后乾嘉学派的形成，在理论思维上提供了内在的逻辑依据。乾嘉学派的形成，是清初批判理学思潮蜕变的直接结果……经历康熙、雍正两朝，迄于乾隆初叶，清廷给封建知识界安排的，就只是朴实的经学考据这一条狭路。而封建国家经济状况的逐步好转，社会的相对安定，也为知识界的经籍整理提供了良好的物质环境。于是上述诸种历史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到乾隆中叶，考据之学遂风靡朝野，最终形成了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继宋明理学之后的又一个主要学术流派——清代汉学，即乾嘉学派。”[⑥]这一以学术内在逻辑为主兼顾政治、社会因素的阐释视角和方法，较之单纯归因某一外在因素的认识，无疑更具说服力、更符合历史实际，而这也彰显出将社会史与学术思想史有机结合起来的必要性。

    在《清儒学术拾零》中，陈先生以更大的篇幅，对乾嘉学派与乾嘉学术的诸多面向做了细致剖析。如探讨了戴震等学人思想的意义、扬州诸儒的学术总结之功、今文经学的复兴与演进、汉宋学之争与乾嘉学派的衰微等等。基于这些扎实的研究，陈先生进而对乾嘉学派做了理论性的思考和总结。如关于乾嘉学派的分派问题，学术界一向尊奉章太炎、梁启超二先生之说，以惠栋、戴震两家作为乾嘉学派的标志，吴、皖分野说也就俨然成为一种思维定式。于此，钱穆先生提出不同意见，认为“惠、戴论学，求其归极，均之于《六经》，要非异趋”，而观之当时“不徒东原极推惠，而为惠学者亦尊戴”的情形，所以钱先生主张“吴、皖非分帜也”。[⑦]其后，杨向奎先生再加反思，认为：“历来谈乾嘉学派的，总是说这一个学派有所谓吴派、皖派之分。其实，与其这样按地域来划分，还不如从发展上来看它前后的不同，倒可以看出它的实质。”[⑧]正是在钱穆、杨向奎诸先生的启发下，陈祖武先生经过多年的不断思索，从而得出这样一种认识：“在中国学术史上，乾嘉学派活跃于十八、十九两个世纪的学术舞台，其影响所及，迄于20世纪中而犹存。作为一个富有生命力，且影响久远的学术流派，它如同历史上的众多学派一样，也有其个性鲜明的形成、发展和衰微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错综复杂，跌宕起伏，显然不是用吴皖分野的简单归类所能反映的。”既然吴皖分野不能体现乾嘉学派的发展实相，那么如何把握才更符合当时学术发展的轨迹呢？陈先生强调：“据为学而言，则惠、戴两家并非对立的学派，由惠学到戴学，实为乾嘉学派从形成到鼎盛的一个缩影。”也就是说，“从惠学到戴学是一个历史过程”。而除了需关注这一历史过程外，陈先生还指出，应“从历史实际出发，对各家学术进行实事求是的具体研究。个中既包括对众多学者深入的各别探讨，也包括对学术世家和地域学术的群体分析，从而把握近百年间学术演进的源流，抑或能够找到将乾嘉学派研究引向深入的途径”[⑨]。

　　陈先生不惟在《清儒学术拾零》中对乾嘉学派与乾嘉学术做了诸多个案研究和理论性思考，其自2001年主持立项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乾嘉学派研究”，更将此一问题的研究推向新的高度。历时5年，在10余位课题组同仁的共同努力下，本课题不仅顺利结项，被院专家评审委员会评为“优秀”，而且推出了《乾嘉学术编年》、《乾嘉学派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两部共计130余万字的成果。这两部成果的总体思路是：将研究对象置于具体历史环境，以坚实的学术文献梳理为基础，通过较为系统的专题研究，进而对乾嘉学派与乾嘉学术加以实事求是的全局性把握，以探索此一学术现象的真实演进脉络。基于此，本成果主要在如下三个方面做了新尝试：一是论证了乾嘉学派与乾嘉学术是一个历史过程的认识，力求突破按地域来区分学派的局限；二是对乾嘉时期的地域学术与学术世家，予以充分关注，探讨了乾嘉时期地域学术之间彼此渗透、相互影响，以及不同发展阶段的历史作用，更阐发了既融入当时学术大局又保有家学传统的学术世家的重要性，而地域学术和学术世家间的彼此渗透和交互影响，无疑有裨于从整体上深化对乾嘉学术演进大局的把握；三是较为系统地论证了乾嘉学派以朴实考经证史为基本特征的主流学术特色，并对其得以形成的社会和学术背景作了较深入地阐释。[⑩]此后，陈先生又撰成《关于乾嘉学派研究的几个问题》一文[11]，对乾嘉学派主盟学坛的历史原因、把握乾嘉时期学术主流的方法论和十九世纪初叶中国学术的困境等问题，做了更加深入地阐释。当然，由于乾嘉学派与乾嘉学术涉及面很广，且文献繁富，所以，欲将此一问题推向更为深入、系统化的境地，仍然需要更多学界同仁长期的、共同的努力，才会有跨越性的创获。

致力于清初学术和乾嘉学派与乾嘉学术研究的同时，陈先生也对晚清学术做了一定的研究。在所著《衰世风雷——龚自珍与魏源》一书中，陈先生以龚自珍、魏源为个案，探讨了清代学术之所以在晚清衰变的个中消息。陈先生指出：“清代历史上，自乾隆末叶起，中经嘉庆、道光二朝，迄于咸丰当政，满洲贵族所建立的这个王朝，始而衰象毕露，继之动荡四起，终至趋于大乱，成为中国数千年历史中又一个急剧动荡的时代。外有西方殖民者的欺凌，内有诸多社会弊病的困扰，中国社会已经走到非变革不可的时候了。”而在此危机四伏的重要历史转折关头，龚自珍、魏源二人起而“抨击时弊，呼唤变革，给沉闷的中国知识界和社会带来了新鲜的生机。其影响所及，终清之世而不衰”，所以，“作为杰出的开风气者，龚自珍、魏源既是社会史上的伟人，同时也是学术史上的大师”。尽管限于时势，“他们空怀壮志，积郁难抒”，但“龚自珍的佯狂玩世、辞官还乡，魏源的绝意仕宦、遁迹空门”，其“历史悲剧的演成，个中缘由实是发人深省”。[12]在《晚清学术三题》一文中，陈先生更从“经世思潮的崛起”、“从‘中体西用’到‘三民主义’”、“会通汉宋学术以求新”三个方面，对晚清70年的学术演进作了详细考察。陈先生揭示道：“七十年间，先是今文经学复兴同经世思潮崛起合流，从而揭开晚清学术史之序幕。继之洋务思潮起，新旧体用之争，一度呈席卷朝野之势。而与之同时，会通汉宋，假《公羊》以议政之风亦愈演愈烈，终成戊戌维新之思想狂飙。晚清的最后一二十年间，‘以礼代理’之说蔚成风气，遂有黄以周《礼书通故》、孙诒让《周礼正义》出而集其大成。先秦诸子学之复兴，后海先河，穷原竟委，更成一时思想解放之关键。中山先生三民主义学说挺生其间，以之为旗帜，思想解放与武装抗争相辅相成，遂孕育武昌首义而埋葬清王朝。”不惟如此，陈先生还进而强调：“有清一代学术，由清初顾炎武倡‘经学即理学’开启先路，至晚清曾国藩、陈澧和黄式三、以周父子会通汉宋，兴复礼学，揭出‘礼学即理学’而得一总结。以经学济理学之穷的学术潮流，历时三百年，亦随世运变迁而向会通汉宋以求新的方向演进。腐朽的清王朝虽然无可挽回地覆亡了，然而立足当世，总结既往，会通汉宋以求新的学术潮流，与融域外先进学术为我所有的民族气魄相汇合，中国学术依然在沿着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而曲折地前进。跟在别人的后面跑，是永远不会有出路的，这不就是晚清七十年的学术给我们所昭示的真理吗！”[13]

正是基于以上对有清一代学术的不断探索和积累，陈祖武先生遂应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之邀，将已有成果和新见加以整合，于2012年推出了《清代学术源流》一书（2011年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是著凡分三编、22章，计52.8万字。论其特色，大要有三：一是将有清一代学术之演进，分为“明清更迭与清初学术”、“乾嘉学派与乾嘉学术”、“晚清学术及一代学术之总结”三个阶段，对其做了系统性的宏观把握和整体研究，这是迄今为止国内外研究清代学术史最为系统、全面的一部著作；二是对清代学术诸多层面的研究，既有高屋建瓴的识断，也有细致入微的辨析，从而彰显出清代学术的动态、立体发展风貌；三是运用学术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既揭示了清代学术发展的嬗变轨迹和内在逻辑，亦对学术演进与世运变迁、政治文化导向等之间的密切关系，给予了充分关注，并做了深刻阐释。总之，这部旨在揭示有清一代学术演进历程、内在逻辑、特色和意义等的论著，不仅功底深厚、视野开阔、内容翔实，而且注重史论结合、富于创新精神，其嘉惠学林、启益后学之功，值得表彰。

 

四

 

　　研治清代学术史固然是陈祖武先生治学的主要用力所在，但先生并未止步于此，还对其载体——学案，做了详细梳理和溯源。《中国学案史》的问世，即先生致思的结晶。

　　20世纪90年代初，陈先生受陈金生先生对“学案”所下定义的启发[14]，以及基于参与杨向奎先生主持的《清儒学案新编》的学术实践和积累，撰为《“学案”试释》一文，重新对“学案”做了考察和界定。陈先生指出：“在中国史学史上，学案体史籍的萌芽，虽渊源甚远，但其雏型的问世，则是南宋初理学勃兴以后的事情，这便是朱熹的《伊洛渊源录》。而正式以‘学案’题名，就更在其后。据现存典籍而论，以‘学案’为书名，当不早于明代中叶。一部是万历初刘元卿的《诸儒学案》，另一部是万历末刘宗周的《论语学案》……然而严格地说来，无论是《诸儒学案》也好，还是《论语学案》也好，都还不具备学术史的意义，无非学术资料汇编而已。事实上，继上述两部学案之后，黄宗羲于清康熙十五年以后所辑《蕺山学案》，依然也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学术史……直到稍后，他将《蕺山学案》与其师《皇明道统录》合而为一，大加充实，完成《明儒学案》的结撰，以记有明一代学术盛衰，从而在中国传统历史编纂学中别张一军，方才赋予‘学案’以类似晚近学术史的意义。”基于此一考察，陈先生对何谓“学案”做了如下解释：“所谓学案，其初始意义为学术公案，以辑录学者论学语录为特征。而作为记载古代学术发展历史的一种特定体裁，其雏型肇始于南宋初叶，正式题名则在明朝末年，而完善定型已入清代。它渊源于传统的纪传体史籍，系变通《儒林传》（《儒学传》）、《艺文志》（《经籍志》），兼取佛家《灯录》体史籍之所长，经过长期酝酿演化而成。至黄宗羲《明儒学案》出，以学者论学资料的辑录为主题，合其生平传略及学术总论为一堂，据以反映一个学者、一个学派乃至一个时代的学术风貌，从而具备了类似晚近学术史的意义。”[15]

　　不久，陈先生应友人之邀，撰成《中国学案史》一书，由台北文津出版社于1994年出版。本书分为8章，对自先秦诸子论学术史至梁启超先生撰《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间的演进过程，做了贯通性的研究。陈先生揭示此一演进过程说：“在中国史学史上，学案体史籍的兴起是宋、元以后的事情。南宋朱子著《伊洛渊源录》开其端，明、清间周汝登、孙奇逢后先而起，分别以《圣学宗传》、《理学宗传》畅其流，至黄宗羲《明儒学案》出而徽帜高悬。乾隆初，全祖望承宗羲父子未竟之志成《宋元学案》一百卷，学案体史籍臻于大备。清亡，徐世昌网罗旧日词臣，辑为《清儒学案》二百零八卷。至此，学案体史籍盛极而衰。梁启超并时而起，融会中西史学，以《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而别开新境，学术史编纂最终翻过学案体之一页，迈入现代史学的门槛。”[16]是书问世后，受到学界同仁的好评。如北京师范大学的吴怀祺先生撰文评价道：“这是近年史林中又一部有开拓意义的学术著作。”并强调：“《中国学案史》的一个鲜明特点，是作者的研究视角独到，富有联系的思想。他从两个方面思考学案体变化，一是从学术史的大背景下，看学案体的发生、发展诸问题；一是从中国历史编纂学的继承发展中探讨中国学案体史书的衍变。由前者而言，是学案体史书发展的内在原因，就后者而言，是编纂形式的继承与发展条件……《中国学案史》一书不仅在讨论中国学术史问题上，有自己的整体的思考，而且在一些相关的学术史问题上，详细占有材料，阐发了自己的独到看法……这本著作反映了陈祖武同志的求实学风。”[17]

　　是书面世后，一则由于印数有限，内地学者觅览不易，一则陈先生续有新得，故时隔14年后，上海东方出版中心为满足学界需求，于2008年12月推出了经陈先生修订后的同名作《中国学案史》，而著名哲学史家任继愈先生欣然为是书亲笔题签。本书甫一面世，即时引起学界同仁的广泛关注和热议。如乔治忠先生论是书“优胜之处”曰：“1.梳理出中国传统学术史的主脉……2.择重析疑、考论结合……3.注重学术背景的意义，增强研讨的系统性。”并指出：“广义而言，《中国学案史》是一部学术史著述，而细致分析，则实为‘学术史之史’，乃考察前人学术史著述的著述。进行这样的研讨，需要具备深厚的学术史造诣，而对以往学术史著述的总结、评析，也会进一步推动中国学术史的研究。笔者认为，研读《中国学案史》一书，可对学术史研究提供不少启迪。”[18]朱端强、吴航二先生认为：“首先，就全书来看，今本与台北本相比，体例更严整，内容更充实……其二，重点突出，见解精辟……其三，阐幽发微，考证精当……我们认为，循作者之路，继续将‘学案史’作为一种专门史加以研究，是独立可行的，未必非要将其掩之于大而化之的‘学术史’之下；而且，通过‘学案史’的深入研究，推陈出新，使‘学案’这一史体进一步发挥其应有的史学功能，或许更加兼具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19]周少川、吴漫二先生亦从“独辟蹊径的学案史研究”、“多维研究视角的有机结合”、“批判创新的问题意识”三个方面，对本书之价值作了肯定，并由此引发感想，认为“晚近一些学术史专著常常重于学术思想的剖析，而疏于文献考辨和学派史的研究。其实，充分利用古代学案史所提供的史料和线索，还可以把学术史写得更为丰满和精彩”。[20]又王瑞、钱茂伟二先生强调，“全书融贯了一种会通的精神……是一项填补学案史研究空白的开拓性著作，之前的研究平台是相当有限的……而该书在学案史研究中的前瞻性，又决定了其论述上端庄大气的风格”[21]。徐道彬先生亦强调，“此书的出版，无论是对传统思想的继承与发展，还是对学术研究的开拓与创新，无疑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并从“历史眼光，高屋建瓴”、“实事求是，公正平实”、“言而有征，考证翔实”三个方面谈了读后感。[22]诸先生所论，彰显了陈祖武先生是著的重要性；而他们由此引发的思考，对于学案史研究来说，无疑具有启示意义。[23]

　　尽管陈先生在中国学案史研究方面取得了重要成就，但对“学案”一词究竟如何理解才更为到位，则一直萦绕于怀，探求不已。《“学案”再释》一文，即体现了陈先生的新思考。在文中，先生从“先从《明儒学案》谈起”、“追溯文献渊源的启示”、“关于学案释名的困惑”三个方面，再度对“学案”名义做了辨析。陈先生认为：“无论是‘学术公案’也好，还是‘学术定论’也好，凭以解释‘学案’一语，依然都是一种揣测，并没有语源学上的文献佐证……‘案’字似不当释为‘按断’、‘论定’。如此一来，思路再行调整，可否迳释为‘学术考查’，或引伸为‘学术资料选编’呢？”虽然陈先生自谦地称对此认识没有把握，但不难看出其解读是更进了一步的。基于此，陈先生对学案体史籍做了界说：“学案体史籍，是我国古代史家记述学术发展历史的一种独特编纂形式。其雏形肇始于南宋初叶朱熹著《伊洛渊源录》，而完善和定型则是数百年后，清朝康熙初叶黄宗羲著《明儒学案》。它源于传统的纪传体史籍，系变通《儒林传》（《儒学传》）、《艺文志》（《经籍志》），兼取佛家灯录体史籍之所长，经过长期酝酿演化而成。这一特殊体裁的史书，以学者论学资料的辑录为主体，合案主生平传略及学术总论为一堂，据以反映一个学者、一个学派，乃至一个时代的学术风貌，从而具备了晚近所谓学术史的意义。”[24]陈先生治学之精进不已，由此可窥一斑。

 

五

 

　　在陈祖武先生的治学历程中，始终对文献的重要性给予高度重视，并用了很大精力从事文献典籍的整理。可以说，重视文献为陈先生治学奠定了厚实的基础，而整理文献的学术实践又进一步深化了相关问题的研究。

　　关于文献之于学术研究的重要性，陈先生曾多次撰文予以强调。如在《谈乾嘉学术文献整理》一文中，指出：“古往今来，学术前辈们的实践一再告诉我们，学术文献乃治学术史之依据，惟有把学术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做好，学术史研究才能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之上。”在充分肯定学界同仁整理乾嘉学术文献（如著作、诗文集、年谱、书目等）成绩的同时，陈先生亦呼吁：“整理和研究乾嘉学术文献，在推进乾嘉学派和乾嘉学术的研究中，其重要意义略可窥见。鉴于一二十年来乾嘉学派研究起步甚速，文献准备似嫌不够充分，因此未来一段时间，在这方面切实下一番功夫，或许是有必要的。”[25]又在《董理乾嘉名儒年谱的意义》中，对年谱之于乾嘉学派与乾嘉学术研究的意义做了强调：“年谱为编年体史籍之别支，乃知人论世的重要文献……董理乾嘉时期学者的年谱，于研究乾嘉学派与乾嘉学术，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此次所选之九十种年谱，涉及八十二家名儒，或出一时学者自订，或系谱主门生后学追辑，或代经董理，而由晚近贤哲总其成。分而细究，可见一人一家之学，合而并观，则可据以窥见百余年间学术演进之历程，知人论世，弥足珍贵。”尽管乾嘉学派主盟学坛的一页已成过往，“但是此一学派中人整理、总结中国数千年学术的卓著业绩和实事求是的为学风尚，则是中华民族一份极可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认真整理和总结这一份历史文化遗产，对于提高今日及尔后的学术研究水准，促进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建设，无疑有其重要的借鉴意义”。[26]

　　陈先生之所以对学术文献如此重视，乃得益于业师杨向奎先生和郑天挺先生的教诲。当年向老开始结撰《清儒学案新编》时，即采取了清代学术思想史和思想史料选辑兼重的方法，而陈先生参与了学术资料选辑和文字抄写工作。这一学术实践，开启了陈先生日后治学重视文献的基础。在与郑天挺先生的交往请益中，陈先生更对文献的重要性有了深入的认识。据陈先生回忆：“20余年来，秉向奎先师勤于读书之教，不间寒暑，朝夕伏案，皆在清儒学术文献之中，以勤补拙，遂成终身恪守之信念。更有幸亲聆一代史学大师郑天挺先生之教诲，对历史学的基本学术特征和为学方法论，有了更深入的认识。郑先生曾告诫说：治史必须依靠积累，讲究字字有根据，句句有来历；要充分占有资料，入乎其里，出乎其外，学会广泛联系，在纷繁复杂的历史资料中，努力寻求其间的联系，把握本质，揭示规律。郑先生此一教言，遂成为我此后日夕实践的目标，使我终身受益……我还在做学生的时候，南开大学的郑天挺先生曾经跟我说，要牢记历史学的特点，做到字字有根据，句句有来历。郑老还说，历史发展错综复杂，不能简单化，要广泛联系前后左右、上下四方。这些话使我终身受益。”[27]

　　正是秉承杨向奎、郑天挺二先生之治学方法，所以陈先生自20世纪80年代起，在清代学术文献整理方面取得了诸多成就。如《李塨年谱》（中华书局，1988年）、《颜元年谱》（中华书局，1992年）、《榕村语录　榕村续语录》（上下册，中华书局，1995年）、《杨园先生全集》（上中下三册，中华书局，2002年）、《清儒学案》（全四册，河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榕村全书》（全十册，福建人民出版社，2013年）等，皆凝聚了先生无数的心血。目前，先生正在从事的《清代学者象传校补》工作，既是以上取向的延伸，又是其拓展晚清学术史研究的一种新尝试。陈寅恪先生曾强调：“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28]我们对于清代学术史的研究，亦应做如是观。

　　

六

 

陈祖武先生不惟将清代学术史研究作为其毕生致力的事业，作为新中国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他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中国文明的演进也倾注了无限的热情，在中国儒学精神、儒学特质、儒学与当代文明的关系等问题上，进行了深入地思考。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坚的儒学，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极为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陈先生指出：“中国数千年儒学的基本精神，后先一脉，愈阐愈深，宛若有一无形红线通贯其间。这种精神一言以蔽之，就叫做立足现实，经世致用。”[29]他论述说，中国儒学之所以数千年连绵不绝，就是因为有一种基本精神贯穿其间，这一基本精神表现在《礼记·大学》篇中有关“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经典表述中，强调从个人修持入手，直到经邦济世，概括了中国儒学自其形成时期所固有的基本精神。这种精神发展到北宋，由著名思想家张载再度归纳成“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四句名言，与张载同时的范仲淹则把这种精神表述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洋溢于其间的，依然是传统儒学人我一体、经世致用的精神。到了明清之际的大动荡时代，终于迸发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历史强音。儒学的这种经世精神伴随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演进而升华，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在中国学术史上，各种学术形态的盛衰和更迭，环境不同，原因各异，未可一概而论。然而归根结底，无不以儒学经世精神的显晦升沉为转移。

传统儒学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它与中国数千年的历史并进，同中华民族的文明共存，确立了我们的国家作为文明古国、礼义之邦的基本历史形象，赋予我们的民族以自强不息、“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坚韧不拔的民族性格。古往今来，伴随中华民族先民的迁徙以及同世界各国的交往，儒学早已逾出国界，超越民族，成为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陈先生认为，中国儒学之所以能够赢得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地位，除了蕴含其间的经世精神之外，也同它自身所具有的历史特质分不开。

那么，什么是中国儒学的历史特质呢？陈先生做了如下阐释：首先，儒学讲“修己治人”，是以谋求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为论究对象的学问。这种学问追求的境界是孔子所讲的“仁”，把一己同他人合为一体，谋求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这就是孔子为儒学确立的根本目标。无论是孔子说的“仁”，还是后世儒学大师加以发挥而提出的“修己治人”，都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只要有人生存，只要人类社会存在，那么儒学就有其存在的历史价值。因此，“实现和平和发展，不仅是当代世界的事情，而且也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惟其如此，谋求人类社会和谐发展的中国儒学，也就有了它存在的历史依据”[30]。其次，儒学是一个历史范畴，伴随着中国历史的演进，也在不断地丰富、充实和发展自己。我们今天所讨论的儒学不仅指先秦的儒家及其学说，而且更包括在其后两千多年的历史上，接受儒家学说影响而争奇斗妍的众多学说和学术流派。这些学说和学术流派皆与儒学相互渗透，相互补充，从而共同推进了儒学的发展。再次，儒学自成体系，悠久而深厚的历史积累，使之始终如一地保持着鲜明的民族个性。所以，中国儒学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它既讲个人修持，又讲社会和谐，还讲治国平天下的道理，乃至天文历法、方舆地志、医药博物、文学艺术，通天人之际，究古今之变，可谓博大精深，无所不包。儒学同国家、社会、民众生活的紧密结合，既使它获得了历久不衰的生命力，同时又使它的民族个性磨砺日新。因此，古往今来，当外来文明传入中国，儒学不惟没有失去其鲜明的民族性格，相反，则是兼容并蓄，融为我有，从而丰富了自己的民族个性。

基于以上认识，陈先生从学以经世的角度，对促进中国文明的发展进行了理性的思考，明确指出：经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不可偏废。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还应当尊重精神文明建设的客观规律，要用精神文明建设的特殊手段去处理其间的问题。何况发展经济并非只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从长远来看，脱离精神文明，甚至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而取得的经济发展，也是不可能持久的。他认为，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不是一句空话，贬抑儒学是不妥当的，更不赞成否定儒学。他力主弘扬儒学的经世精神，进而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的实际出发，对儒学进行创造性的改造，以使其在促进中国文明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陈先生强调：“发展中国文明要坚持走自己的路。以儒学为中坚的中国文明，是一个具有鲜明民族个性的文明体系。数千年的中国文明之所以历久不衰，至今依然屹立于世界文明之林，就在于中华民族世世代代的创造性劳动，赋予中国儒学以久而弥新的民族个性……惟有弘扬中国儒学的经世精神，推陈出新，精进不已，进而融域外文明之优秀成果为我所有，才是谋求中国文明发展的正确途径。”[31]

当前，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实践中，陈祖武先生对中华文化的和谐精神进行了梳理和归纳，将中华文化的和谐精神的表现归纳为五个方面：

第一，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的《五子之歌》中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泰誓》中的“民之所欲，天必从之”，这些以人民为国家的根本，视民心向背为国家兴衰的决定性力量的主张，是在中国上古时期就已经形成的可贵思想。此后，这样的思想为历代政治家、思想家所认同，不断得到充实和发展，“民本”思想成为我国古代政治思想中的宝贵财富。第二，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一书开宗明义倡言：“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 司马迁以管仲在齐国助桓公富国强兵的历史为依据，把《管子》一书的重要经济思想化为自己的主张，那就是：“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第三，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中国素称礼义之邦，礼乐文明，世代绵延。在国家形成早期的夏、商、周三代，为了稳定社会秩序，即“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逐渐形成以礼为本，礼、乐、政、刑互补的独特治理格局。此后两千年间，以礼为本，礼法并用，德刑相辅，遂若车之两轮、鸟之双翼，承载着中国古代社会，迭经盛衰，曲折向前。第四，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中国古代学人有一个好传统，那就是慎终如始地重视个人的道德修持，并将一己操守的提高同读书求学的实践相结合，在不断增长学问的同时，不断完善自己的人格。第五，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一可贵思想发轫于孔子的仁学，孔子以实现仁为毕生的社会责任。孟子光大孔子学说，主张“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而且呼吁学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北宋著名思想家张载主张“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则使之推向一个新的理论层次。明末清初，由顾炎武倡导，关心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强烈社会责任意识，最终汇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主张确立社会责任，关注民生疾苦，同民众忧乐与共。这是中国古代社会建设中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

 

七

 

多年学史、治史、用史的实践中，陈祖武先生对中国史学的健康发展十分关注。

他强调，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确保我国史学工作发展的正确方向，中国历史学才能历久弥新地生机勃勃，永葆青春。对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历史学的联系，他揭示说：“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讲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讲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讲人类的社会形态如何从低级向高级发展，讲阶级社会中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讲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如此等等，准确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本质和规律，是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20世纪20年代以来，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历史和现实的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历史进程，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有这些宝贵的理论财富，确保了新中国建国60年来历史学发展的正确方向，是新时期中国历史学发展的指导思想。”[32]

陈先生认为，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优良学风的继承和发扬，是中国历史学健康发展的生命力。只有坚持这一原则，从本质上所复原的历史真相才是可信的、揭示的历史规律才是科学的。他指出：“历史学是一门讲究积累的学问，认识对象的纷繁复杂，揭示规律的学科属性，规定了史学工作者的治史实践是一个艰苦繁难的创造性劳动过程。其间，无论是个人认识历史问题、解决历史问题能力的培养，还是一个群体、一个时代学术研究水准的提高，都需要史学工作者为之付出长期的乃至几代人的艰苦努力。因此，研究历史问题，撰写历史论著，从事历史教学，必须脚踏实地，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一丝不苟，不能急功近利，人云亦云，来不得半点的虚假和浮夸。”[33]他认为，理论来源于实践又服务于实践，因而主张史学工作者走出书斋，深入生活，深入实际，深入到广大人民群众中去，选取关乎社会发展的重大课题。“在实践中，了解国情、研究国情，总结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使之升华为理性认识，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回答广大人民群众提出的重大现实问题，是理论研究包括史学研究取得重要成果的有效途径。”[34]

他主张从大处着眼，用全局的、发展的、历史的观点来看问题。在评价历史人物时，必须实事求是。比如，对于郑成功、施琅等牵涉国家、民族根本利益的历史人物，我们尤其需要牢牢地握住国家、民族的大义。是否承认台湾是中国的领土，是否维护台湾与祖国的统一，这是一条大原则，是国家、民族的大义所在。在这个重大的原则问题上，施琅与郑成功作出了同样重大的历史贡献，具有同等重要的历史地位，他们都是中华民族的英雄！

 

八

 

史家修养，是中国传统史学上的一个重要论题。唐代的史学大师刘知幾进行理论总结，在史家修养问题上，提出了“才、学、识”三个字。到了清代乾嘉时期，史学大师章学诚《文史通义·史德》篇发展了刘知幾的主张，在“才、学、识”三个字之后，加入“德”字，将“才、学、识”和“德”合并而称。陈祖武先生认为，这四个字是我们史学工作者要尽职尽责做到的。如果把这四个字与我们新的时代任务结合起来解释，就是说作为一个史学工作者，应当有正确的立场、观点和良好的学术素养。基于这样的认识，在史学工作者的素养方面，陈先生强调了如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史学工作者应当有自己的时代责任。他指出，任何一个时代的历史学家都有一个时代责任的问题，任何时代的历史学家都要践行那个时代的社会责任。中国史学自先秦时代发轫，古老的《周易》即主张“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其德”，孔子修《春秋》，旨在通过记录信史以寄寓其政治理想。之后，中国历史学伴随中国社会的演进而不断丰富发展。从司马迁著《史记》，提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史学思想，中经刘知幾撰《史通》而加以阐发，至章学诚倡导“六经皆史”、“史学所以经世”，治史经世、资政育人成为贯穿数千年中国历史学的一根主线。立足于社会实践、立足于时代需要，是史学的生命之源、发展之路。能否把握时代脉搏，研究重大问题，是史学研究能否创新的重要条件。

他认为史学工作者一定要为国家的长治久安去进行研究，这是史学工作者的时代责任，也是我们应有的立场。他指出，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史，把优良传统继承发扬下去，是史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他说：“世界上几个古代文明为什么只有中华文明能不间断地传下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中华文明具有自成体系的史书，有五千年一以贯之的史学传统。史书就是中华文明得以传承的一个重要载体，因此，史学工作者可以说是中华文明的重要传承者。我们应当把工作做好，用我们编纂的史书把中华文明的优秀传统传承下去。” [35]

第二，史学工作者应当确立服务于社会的意识。他认为，除了治史经世、求真务实两大传统，对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的强烈关注无疑也是史学的一个具有永恒价值的可贵精神。以天下为己任，“国可灭，史不可灭”，是中国古代史家追求的人生境界。为此，佚名史官秉笔直书而献出生命，司马迁身遭摧残而不顾个人屈辱，万斯同则以布衣而隐忍史局，顾炎武更喊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时代强音。当中国社会迈入近代门槛后，面对反帝反封建的艰巨历史任务，史家的人生追求又融入爱国主义的时代洪流，从而形成历久弥坚的社会责任意识。时代在前进，社会在发展，今天我国已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面对新的历史任务，史学工作者的社会责任不仅没有丝毫削弱，反而愈加沉重。历史学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一个有机部分，学术的使命，社会的责任，要求我们必须立足现实，服务社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去指导我们的学术实践，创造出无愧于时代的精神产品。[36]2006年在当代史所的讲座中，陈先生指出：“我们国家改革开放已经20多年了，取得了大踏步的前进，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但是各位如果冷静地看一看，就会发现现在的问题也不少。为什么邓小平同志说要韬光养晦？为什么江泽民、胡锦涛同志说要居安思危，要有忧患意识？道理就在这里。我们要正视存在的问题。我们虽然建国已经56年，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有很多目标还没有达到。苏联建国70多年，国家照样变色，这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个教训。因此，我们面临着一个如何保证社会主义制度不变、人民民主专政的体制不变、如何保持国家的长治久安的问题。这是最近若干年来党中央关注的一个大问题，也是党中央给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提出的一个大课题。今天我们无论研究任何课题，脑子里绝不要忘记这个根本的题目。”[37]他还曾对青年学子说：“事实上，许多具体研究看起来与今天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并没有多大关系，但是把这些问题搞清楚了，就能够直接或间接地为其他更有关联的问题的解决提供帮助和线索，最终能够有助于完成我们史学研究的时代任务。因此，只要我们心中有时代观、大局观，有责任感和服务意识，就一定能够做好具体的研究，并且在此基础上把自己的研究与时代发展的主题紧密结合到一起，写出大手笔的好文章，为社会贡献富于时代价值的研究成果。”[38]“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所追求的修身境界。新中国成立 60 多年来，为了中国历史学的发展，我国一代又一代的史学工作者刻苦治学、不断进取，作出了突出贡献。陈祖武先生强调，在新的历史时期，史学工作者只有秉持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坚持严谨笃实、一丝不苟、开拓创新的精神，才能承担起自己的时代责任，为国家和人民作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第三，提倡求真务实的学风。近年来，学风建设一直是我国学术界关注的重要问题。广大史学工作者不断呼吁，要加强学风建设，杜绝急功近利，坚持实事求是、一丝不苟的严谨学风。陈祖武先生认为，历史学是一门求真务实的学问，讲究字字有根据，句句有来历，言必有本，无征不信。学科的自身特点，规定了历史研究必须从史料出发，依靠坚实的学术积累，脚踏实地，锐意求新，来不得半点的虚假和浮夸。这里所说的积累，不仅是指史学工作者个人几年、几十年乃至毕生的积累，还包括史学界一代接一代的群体劳作。因此，在学术实践中，我们应当提倡进行艰苦的创造性劳动，不赞成人云亦云的低水平重复；必须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尊重他人的首创精神。这种成果和精神，既包括前辈大师的业绩，也包括同时代众多史学工作者一点一滴的劳动。这就是今天学术界大声疾呼的学术规范。良好学风的建设要靠严密的学术规范来保证，但在建立严密、科学的学术规范的同时，史学工作者最要讲素养，因为历史学科是讲求积累的学问，如果积累不到一定的程度，是不能取得发言权的。因此，提高史学工作者自身的素养，尤其是道德素养，是一个值得高度重视的问题。

陈先生还对加强学习、加强实践、拓宽眼界、开阔胸襟、提升境界的重要性，给予了高度关注。主张应在史学工作者队伍中大兴学习之风，倡导认真读书、刻苦钻研的精神，坚持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而焕发出理论创新的强大动力。希望史学工作者既要立足国情现实，又要具有世界眼光，善于在更广阔的时空中认识和解决史学发展中的问题，勇于在国际学术舞台上展示聪明才智，掌握学科前沿问题的发言权和主导权。同时，也要尊重不同意见，听取不同声音，摆事实、讲道理，多协商、多沟通。对于一些一时难以达成共识的学术分歧，可以搁置争议、求同存异。史学工作者应当脚踏实地，认真做好自己的事情，无论办什么事情、讲什么道理，都必须从实际出发，从国家的大局出发，以期有所作为。

 

九

 

“博学于文，行己有耻”是陈祖武先生屡次讲到的一个话题，无论是讲座、会议，还是谈学风、谈素养、谈做人时，他都会提到，这也是陈先生的一生追求。2006年，在当代史所演讲时，他说：“这十多年来，有感于学术界和社会的风气，我把这种追求公开讲出来。”[39]

“博学于文，行己有耻”最早出自《论语》。关于为学，孔子主张：“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40] 其弟子子贡问应当怎么行事才能称之为士，孔子回答道：“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41]至明清之际，大儒顾炎武更将之提升到“圣人之道”的高度。他说：“愚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学于文’，曰‘行己有耻’。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也。”并强调：“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而多闻，则为空虚之学。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日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42]

　　陈先生指出，在孔子的仁学体系中，“博学于文”、“行己有耻”这八个字十分重要。“博学于文”讲的是为学，“行己有耻”讲的是为人。孔子在这里所说的文，不是文章、文字之文，而是文献，是人文，博学于文是与用礼来约束自己、行事不忘廉耻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为人为学，浑然若一，不可分割。对学人而言，“文”是学术素养。在整个中国古代社会，将为人为学合为一体，是学林中人立身治学所追求的一个理想境界。

陈先生多次强调，事实上，做人与做学问，本来就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他说：“除了要贯彻孔子‘博学于文’的教诲，还要做到‘行己有耻’，就是说要知道什么是耻辱。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自己脑子里要十分清楚才行。现在有些人拿了洋人的钱，就公然地在国外讲坛上骂自己的老祖宗，诋毁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这里面原因很多，但和一些学人不注意自身素养、忘记‘行己有耻’的古训不无关系。在一些人眼里，似乎没有钱就不成其为人了，就办不成事了。我们过去没有课题费，不是照样可以做出学问来吗？现在有的课题，钱越多越靠不住。因此，我们不仅要‘博学于文’，而且要‘行己有耻’。学人要律己，应当树立一个做人的原则，就是什么事情对国家民族有利就要做，对国家民族不利就不要做。”[43]“博学于文，行己有耻”是中国有益的古训，古往今来，这一思想早已成为历代杰出学人的共同追求，这要求我们应当树立一个做人做学问的起码原则：在求学上要勤奋刻苦、博赡通贯，在为人上要严于律己、有所为有所不为。

 

陈祖武先生虽已年逾七秩，但依然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孜孜以求，精进不已，践行着“博学于文，行己有耻”的追求，合为人为学于一体。而尤其值得向大家介绍的是，前些年在接受我们的访谈中，陈先生曾用三句话概括了他对如何做学问的体悟。先生说：“治学术史，须从熟读文献入手，在这个问题上，一点儿不能含糊。在迈入学术史门槛的时候，先选一位大师的代表作，通读、熟读、精读，积以时日，往往可以由此及彼，举一反三，触类而旁通。这是第一句。遇到问题，要一个个地去解决它，没有什么捷径，唯有刻苦读书，不可畏难不前，浅尝辄止，而当知难而进，矢志以往，纵然难免会碰到这样那样的困惑，但终究是会成功的。这是第二句话。我要说的第三句话，就是学术研究之能继往开来，就在于不断地解决前人留下的问题。否则，人云亦云，陈陈相因，学术事业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了。希望以此三句话与大家共勉。”[44]甘苦之谈，很值得后学体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