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初，日本几位知名学者有过一番评说：中国大陆上甲骨研究的第一人者是胡厚宣先生。几十年过去，胡先生仍克躬斯学，执着于甲骨研究，以近耄耋之年犹耕耘不辍，60 年学术生涯， 著述百又六十余种，在甲骨文殷商史研究上建下了不朽业绩。

胡厚宣先生1911年12月20日出生于河北省望都县大王庄一户乡儒之家。父亲名步云，字倬汉，前清秀才，在天津教家馆。所生子女7人，先生行六，小名福林。父亲收入不多，家乡土地又少，家境比较清贫。

先生10岁即离家，就读保定第二模范小学，前后4年，成绩出众，并有白话诗文发表于《天津儿童周报》。后入保定培德中学，学习上敢争第一，刻苦用功，常连几分钟课间休息也不轻易放过，往往读记英文单词若干。在4年制中学期间，成绩一直名列全校榜首。最得国文教师缪钺〈现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 〉赏识，曾赠律诗一首：

胡生诚秀出， 卓尔凤凰群。

美志云霄上， 清才兰蕙芬。

荷衣须自洁， 聋俗岂相闻。

马帐多高足， 传经还望君。

对胡厚宣的未来寄予厚望。

1928年胡先生中学毕业，母校培德中学破例以1200元奖学金，助先生完成北京大学预科2年及史学系本科4年的学业。在北大因成绩优秀，还得到过大学奖学金280元。

胡先生与甲骨文结缘，正是在北大期间。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广州筹备成立，1929年冬迁北平北海公园静心斋， 为了物色人才，所内专家纷纷为北大兼课。如傅斯年讲授“中国上古史择题研究 ”，李济、梁思永合开“考古学人类学导论”，徐中舒讲授“殷周史料考订”，董作宾讲授“甲骨文字研究”。董因常赴殷墟，则由唐兰讲授“殷墟文字研究”及“先秦文化史”两课。20岁英年的胡厚宣，尤神往于史语所起步伊始的殷墟发掘，追求甲骨文研究的新知。

 搞甲骨文，对胡先生毕竟是穷学生择了门富学问。甲骨书籍贵极，如何买得起！办法是借来抄，一部《殷虚书契考释》，先生竟手录一过。北京大学，校风民主，学术自由，先生与杨向奎、张政烺、王树民等校友结为潜社，共同切磋学问，还办有社刊《史学论丛》。先生的首篇论文《楚民族源于东方考》，即发表于创刊号。最初对甲骨文及殷商文化研究的尝试是先生写的《殷商文化丛考》一文，此外还译日人《卜法管见》一文。

1934年北大毕业，先生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海阔鱼跃，先生从此进入甲骨文殷商史研究新天地。

从1934至1940年在史语所共7年，史语所良好的治学条件和浓厚的学术气氛，是胡先生最为留恋的时光。

先生到史语所不久，即南去安阳参加殷墟发掘，刘耀（即尹达）、祁延霈先生亲到车站把先生接到驻地。当时殷墟发掘在梁思永先生主持下，进入第10、11次发掘，先生参加了同乐寨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殷商文化3叠层的发掘，又承担了西北岗1004号殷王陵的发掘。这座面积约320平方米、有4条墓道的大墓，出土品极丰，有著名的牛鼎、鹿鼎，数目众多的仪仗品；在南墓道，出有成层成捆的青铜戈、矛、头盔，约计70 套之多，其中青铜戈竟达700件，墓中又发现人殉15具。几次考古实践，大大丰富了先生对殷代文化的感性认识。

这期间，史语所南迁，先是从北平南迁上海沪西小万柳堂，旋又迁往南京北极阁下，先生在安阳工作一年，此后数年主要转到室内考古整理研究，协助董作宾先生编辑《殷墟文字甲编》，并给这批1至9次出土甲骨 3942 片做了释文。

1936 年，殷墟第13次发掘，又有重大收获，由王湘发现的小屯 C 区127坑出土一大坑甲骨，实属空前。这大坑甲骨共计17096片，整坑甲骨运到南京，先生参与了剔剥、编号、绘图，自7月12日至10月15日，前后足足工作三个多月。随后又进行清洗、初步拼合。同时还写了《第13次发掘殷墟所得龟甲文字举例》、《中央研究院殷墟出土品参观记》、《论殷代的记事文字》、《甲骨文材料之统计》等文。又与董作宾合著了《甲骨年表》。还翻译了日本梅原末治的《中国青铜时代考》。在此期间，先生积累起甲骨资料卡片万张以上，以至傅斯年见后，称赞为一笔不可小观的文化财富。1937年8月13日日寇飞机炸上海，14日炸杭州，15 日炸南京。19日史语所也仓猝撤出南京，几经辗转，最后迁到昆明城北7.5公里龙泉镇棕皮营龙头村。借住民房，上面住人，下面是猪舍。办公在破庙。地僻人少，时有狼嗥，先生仍日夜研读，唯门侧别置一根铁棍，以备不测而已。

一次偶然机会，先生在撤到昆明的北平图书馆中借到一部《殷契遗珠》，著录了日本三井、河井、中村、田中氏等六宗甲骨藏品近 1500 片，大喜过望，遂竭6日之力尽数摹录。在昏暗摇曳的油灯蜡烛光照下，研读相当吃力。但先生相继写出了《释牢》、《释兹用兹御》、《卜辞同文例》、《卜辞杂例》、《卜辞下乙说》等出色论文。

胡厚宣先生治学的显著特色，体现在通盘彻底整理甲骨材料，并用科学的方法去统计、比勘、分析、考证、释读，作精密的研究。先生自进史语所，即立下宏愿，要遍集天下公私收藏甲骨材料，进行各类实证性专题研究，完成“甲骨学概论”和“商史新证”两大课题。

但那时，搜集材料谈何容易。私家藏品，常秘而不宣，虽婉辞以请，也未必肯轻易示人。公家所藏，一般也都没有发表。史语所发掘殷墟所得25000 余片甲骨文，因战乱播迁和正在整理诸原因，加以先生当时是本所助理研究员，也是不能随便利用的。

当时有很大一宗甲骨，为一位在中国传教的加拿大人明义士牧师收藏，据说有 5万片以上。“七·七事变”，明氏返国，大批甲骨存于济南齐鲁大学。其后齐鲁大学内迁成都。寻访这批东西，就是先生的愿望之一。

恰好1939年秋，原在昆明云南大学执教的顾颉刚教授，应成都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之请，往任主任。他聘请胡先生去做研究员，为了寻访明氏甲骨，胡先生决定应聘前往。傅斯年闻讯，极力挽留，特派王崇武、石璋如和秘书汪和宗3人反复劝说。事后傅斯年还责备董作宾留不住人。

1940年夏，先生终于辞别工作过7年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离开昆明，受聘来到成都，先生以自己从事的是历史研究而不是中国文学，力辞中国文学系主任及教授的兼职，后又改任历史社会系主任。先生时年才29岁。在齐鲁执教前后共6年半，直到 1946 年。遗憾的是，进得齐鲁大学，才打听得明氏甲骨藏品仍留在济南。虽看不到明氏甲骨，但先生的学术研究，自到了蜀中，却突飞猛进。早先在史语所时，先生已悟到，治史功底的厚实，必先有各类专题的精深研究。写书容易，这样的论文难作。每年都能推出一至二篇极扎实的论文，更非易事。自1941年10月至1942年2月，先生竟在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责善半月刊》上，连续发表7文。如《甲骨文所见殷代之天神》，提出殷人已有至上神帝及先祖配帝之观念。《甲骨文中之天象记录》，从交食、星象论述殷人预测日月食以及星历知识之进步程度。《一甲十癸辨》针对有人主张殷历月无大小，皆为三十日，逢一日为甲，逢十日为癸之说，提出三组卜辞作反证，以驳误说。《卜辞零简》一文分论了殷代纪四方之序、五方观念、中国称谓的起源、殷人的乐舞、牙病记录等等。特别是《甲骨文四方风名考》，利用卜辞揭出《山海经》和《尧典》两个系统中有关材料可信。此文曾震动了整个学林。杨树达先生曾说：“昔王静安以楚辞、山海经证王恒、王亥，举世莫不惊其创获，及君此文出，学者又莫不惊叹，谓君能继王君之业也”；“甲学诸家能以故书雅记稽合甲文以证明古史者，寥寥不过数人，胡君厚宣其一也”。（《京津》序）日本贝塚茂树教授在60年代著《神们的诞生》一书，说是直接受启于“中国甲骨学者胡厚宣氏发现了殷代四方神和四方风神的祈年祭行事卜辞”。

在蜀地6 年多，先生前后发表论文近20 篇，专书8种。1944 年列为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专刊之一的《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4册，1945年的《甲骨学商史论丛二集》2 册，汇集了先生研究的精华。《初集》“论文二十篇，都四十万言”，高亨谓，榷论厥长，要有五端：“取征甚详、立论不苟、匡正旧说、创获新义、证实古书。”徐中舒序云：“余生既逢甲骨之发露，故师友间治此学者尤众，而陈义丰长，用志专笃，翕然为世所崇信者，则不得不推三人焉，曰海宁王静安先生，南阳董彦堂先生，望都胡厚宣先生。”昔日恩师缪钺亦从战乱内迁遵义的浙江大学寄赐长诗相贺，有“滋兰忆曩时，观松喜千尺”之赞句。各地前辈师友，纷纷给先生以精神上的鼓励，相继致函研讨。顾颉刚特写下七绝一首（收入《赖园杂咏》）：

忽地黄昏起异军，凤雏才调信超群；

一声裂帛惊天下，燕赵悲歌今又闻。

《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问世，荣获当时教育部颁发的著作发明二等奖，奖大洋8000元。此书影响深远，至今饮誉海内外。最近，台湾史语所张秉权评述《初集》中《武丁时五种记事刻辞考》，谓胡先生“对于刻辞义例，析论甚详，从此以后，甲骨上的记事刻辞，遂为世所共知。”又评解《二集》中殷代农业一文云：“不但对以前的种种歪曲事实的说法，有摧陷廓清之功，而且对以后的研究，开辟了一条正确的途径。”（《甲骨文与甲骨学》，1988年〉

先生对甲骨材料的搜集刊布一直极为留意。华西大学古物博物馆馆长郑德坤先生惠赠一份厦门大学所藏甲骨的拓本，先生刊出了摹本和考释。在成都、重庆等地，搜集到中央大学、华西大学、清晖山馆、双剑誃、束天民及曾和窘氏等6批甲骨拓本摹本，约 600 余片，先生编成《甲骨六录》，作为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专刊出版。在当时的条件下，先生可谓竭尽了最大的努力。

1945年抗战胜利，先生为赓续前志，探寻济南齐鲁大学本部明义士旧藏甲骨下落，二为搜访散落民间甲骨，东行心切，但艰于成行。幸赖马衡等师友相帮，总算弄到了去北平的机票。

在北平前后逗留了40余日，到天津住了一周，“访遍了北平琉璃厂、前门、东四、西单和天津天祥商场一带的古玩铺、碑帖铺、书店、寄卖行、旧货摊，以及各地公家机关和私人的收藏。凡是战后新出，没有著录过的材料，无论实物拓本，有见必购。不能买的；也总要托人设法，或借拓，或钩摹。计得甲骨实物二千余片，拓本六千张，摹写的二千片，共约万片而强。”( 《五十年甲骨文发现的总结》 )

先生从北平庆云堂碑帖铺购得400片甲骨，里面有人头骨和牛肋骨的刻辞各一片，十分难得；还有半块腹甲，记四方风名，和先生昔年作《甲骨文四方风名考》有关，竟可以与史语所13次发掘出土甲骨缀接。另从李泰棻那里购得甲骨448 片，大片得300， 其中有完整大龟3版，卜兆刻过，甲桥部位有朱书记事刻辞。特别是从粹雅堂碑帖铺买到甲骨拓本两厚册，多达6000片，不少是战后新出土之品，先生大喜过望。

先生搜集甲骨纯然出于学术研究，而古董商重利，以为不知有多少重庆来人买甲骨，价格暴涨。北平富晋书社有两份《谢（伯殳）氏瓠庐殷墟遗文》，是战后新出甲骨之拓本，先生用两万元买下一份，另一份几天内就抬价到25万元。

但在市侩商贾之外，平、津诸师友却另有一番情谊。北平容庚和天津谢午生，欣然出示所有甲骨，慨允先生施拓。于省吾把全部藏品，让先生手录一过，其中包括一片甲骨文中字数最多、材料极珍贵的长篇战争虏获祭祖刻辞。曾毅公、黄伯川、李革痴、乔友声等，还以甲骨拓本相赠。

平、津之行虽收获甚丰，然而南下济南的铁路交通尚未通畅，遂重返成都。1946 年秋，学校迁归济南本部，先生同往，此行终于得悉明氏甲骨确实尚存原校保险箱内，由校方外籍医学院院长杜儒德教授代为保管。杜氏同意函询明氏本人。但先生此时却因内战爆发不得不寄居上海。后因暨南大学丁山、陈述两教授之绍介，受聘于复旦大学。夫人桂琼英先生一直担任先生的助手，这回到上海来，就进了上海师范学院执教。

1947至1956年，先生在复旦大学10年，前后著书8种，论文一批。对50年甲骨文的发现作了总结，又编成《五十年甲骨学论著目》，用先生的话说：“是对这五十年来的甲骨学作了一个小小的清算。”当时先生有两个希望：“只希望生活能够安定，材料能够集中，写出文章来，有地方可以出版”；“更希望殷墟能够继续发掘，根据过去的经验，小屯地面下的宝藏，是无穷无尽。在以后的甲骨学研究中，应该不会再有垄断、包办、剥削和榨取，应该不会再有‘怠者不能修，忌者畏人修’的现象了”。由于当时有关殷墟前15次发掘资料大都没有公布，先生又写出《殷墟发掘》一书，用生动文笔和大量图片，介绍了过去发掘工作成绩，以及许多令人瞠目的考古发现事实。此书一时成为了解过去 15 次发掘的权威著作。

这时先生已步入中年，搜集总汇全国甲骨加以刊布的宏愿仍拳拳于心，常利用公差假期奔走各地。桂夫人亦倾力协助，凡甲骨墨拓、校重、辨伪、缀合乃至手稿誉录等等，无役不与。这一时期进展最大的，还是在甲骨材料的搜集刊布方面。在上海昭通路禹贡古董行叶叔重处，购得抗战中新出土甲骨约1000片，都是廪辛、康丁、武乙、文丁时物，为定居江南后所获最大一批。另外又抄录了上海市博物馆所藏1000多片甲骨，是殷墟早期出土物。上海新闸路住着一位刘体智的老人，他收藏甲骨实物 28000余片，分装在100个楠木盒内，且附有释文的拓本集，共18大册，题为《书契丛编》，编次与实物相同。先生几度造访刘氏，详察细录了这批东西，也与刘老先生成了忘年交。

1954年先生实现了赴东北几省探访甲骨之行。1956年2月出席北京全国考古工作会议，在北京饭店与山东博物馆王献唐先生同屋，会后被约去济南一周，揣摩彼馆收藏甲骨5000多片，其中三分之二即昔日两访未遇的齐鲁大学明义士原藏。此外，先生频年利用出差、讲学、休假旅行，于东西南北各地所见所获甲骨实物、拓本、摹本，更难—一缕述。

50年代初，先生相继刊布了《战后宁沪新获甲骨集》、《战后南北所见甲骨录》、《战后京津新获甲骨集》和《甲骨续存》四书，著录甲骨近13000片。于省吾先生曾说，胡氏四书，加上罗振玉《前》、《后》、《续》、《菁》四书，以及《甲》、《乙》二编，研究甲骨文殷代史可以相安。并盛赞先生“当今天下无敌手。”（信函）

先生嗣后又编有《甲骨续存补编》，拓本、摹本各40大册，拓本编号就达万片以上。凭着先生执着不倦的努力，对甲骨的收藏、流传与著录已经是了如指掌，为今后大规模总汇整理工作，先期准备了条件。

先生在多年治学实践中，逐渐创立了自己的“分期别类”科学编集甲骨体系。杨树达先生曾说：“君既擅静安考释之美，又兼叔言播布之勤，以一人之身，殆欲并两家之盛业，何其伟也。抑罗氏诸书，编次凌杂，散无友纪，而君则分时代，别门类，条理井然，于学者尤便，此又突过罗君，后来居上者也。”（《京津》序）

1956年秋，《甲骨文合集》列入当时科学院的12年科学远景规划中，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组列之为历史科学资料整理重点项目，先生因此调京工作。

1958年历史研究所一、二所合并。尹达副所长主张组织集体编甲骨文合集，并告胡先生不用费心写文章，只要搞出成果，带出一班人，即是最大贡献。邀请了全国一些知名学者，组成以郭沫若为主任委员的编纂委员会，在所内先秦史研究室成立合集编辑工作组，由胡先生以室主任兼工作组长。经过一、二年经营筹措，1961年4月编辑工作正式开始。

但是工作展开并非一帆风顺。先生不能随意选拔人才，从复旦大学带来的最得力研究生裘锡圭，另外分配了工作。其他成员起先都是生手，也有人根本不想搞甲骨这一行。先生循循善诱，不辞辛苦，开大课，讲小课，细心指导，多数人逐渐由生而熟，由知之不多而最终成为内行里手。

全面搜集国内外所有公私已否著录之甲骨材料，是首要一步。60年代初期交通、住宿条件和现在无法相比，地僻人稀之地，在今天看来真是举步维艰。但是先生一闻信息，哪怕一两片甲骨一定奔波前往或徒步，或搭乘牛车、独轮车，住宿也随遇而安，一次竟不得已借住于动物园的门房，彻夜饱闻狼嚎虎啸之声。

为了编纂甲骨文合集，先生把自己多年搜集得的甲骨实物、照片、拓本、摹本，共约 9000 余片，包括一批十分难得的甲骨著录珍本，捐给了历史所，作为编选之用。同时又率领编辑工作组，千方百计搜集过去已著录的100 余种甲骨书刊，进行了大量繁复的先期整理工作。对于全国各协作单位所藏甲骨实物，作了实地探访和选拓，先后去过几十个城市，不能去的，则用委托或通信的办法联系。探访时所见甲骨拓本，一般就地选照，也有委托或借回翻拍的。对于国外所藏，或利用出访和讲学机会，或托请外归专家顺便搜集，或直接请外国朋友帮忙。

搜罗探访甲骨不易，编辑更有难言之苦。总汇数达二、三十万甲骨材料，先生率全组成员全面进入校重辨伪、追本索源，墨拓照相、去粗取精、拼合断片、类聚同文、分期别类、剪裁粘贴、登记卡片，均非易事，不知者叹为徒费岁月。浩繁、细致、严密而专业性极强的一系列整理工作，常人不察，或报以冷眼。先生孜孜以求，泰然处之。

但最难堪的是无休止的运动，使工作时作时辍。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起，工作彻底中断。1968年搞所谓“战备”，所有甲骨材料装进战备箱，先运藏河南，又运藏陕西，播迁折腾，直到1972年12月才运回北京，到历史所又有人私自拆箱！先生在悲愤中上下多方呼吁，整理工作遂又艰难起飞。1976年10月，“四人帮 ”粉碎后，工作趋于正常。录用的4万多片甲骨基本选定，眼看就要成稿，可是与先生朝夕患难与共，在甲骨缀合上极有贡献的老伴桂琼英，却在此时病倒，于1977年2月病逝。先生坚持不渝，决以斯书之成告慰于逝者。

1980年《甲骨文合集》全部贴版成册，两年后13册巨帙陆续出齐。1989年《合集释文》交付出版社，《合集来源表》也基本制成，《合集精选》已梗概初具。一系列成果为举世所瞩目。《合集》的问世，世人称誉为“自清末发现殷墟甲骨文以来划时代的一部甲骨文汇编”，“对古文字的研究，殷代社会史的研究，作出了相当完备的学术贡献。”《合集》集80年出土甲骨之大成，“是建国以来文化上最大的一项成就”。曾先后荣获国务院全国首届古籍整理国宝秘籍特别奖、第一届吴玉章基金委员会历史学特等奖、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届优秀科研成果表彰奖、第一届国家图书荣誉奖等四项大奖。国内外评述多达30 种以上。

先生先后有过6次出访或讲学。其中5次是在国家实行改革开放以后。第一次是1958年赴苏联讲学，在苏期间曾从爱米塔什博物馆访得一批甲骨并且为对方所藏甲骨的真伪作了鉴别。又曾于1981、1987年两访日本，1982、1983 年两度访美，一次是出席在美国夏威夷召开商代文明的讨论会，一次是应美中文化协定规定的高级学者交流，赴美国加州大学、史坦福大学、华盛顿大学讲学。遂又应邀去加拿大哥伦比亚大学讲学。1983年9月又去香港出席香港中文大学的中国古文字学国际讨论会。先生出访除讲学和与国际学者进行文化交流以外，也从不放弃机会造访各收藏单位的甲骨。

先生同时兼任中国史学会、中国考古学会、中国古文字学会、中国先秦史学会等学术团体理事或副理事长，中国训沽学会顾问，西德《东亚文明》研究会顾问委员，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东亚人文科学研究所特聘理事。耄耋之年仍为弘扬甲骨学事业克奉厥力。1984年8月先生为西安古文字第5届年会大会主席，公布《八十五年来甲骨文材料之再统计》，揭示国内外收藏殷墟出土甲骨文总数为154604 片。同年10月主持安阳全国商史学术讨论会。1987年9月主持安阳殷商文化国际讨论会，有中、日、美、加、英、法、德、澳、意等国专家学者百余人出席。1989年9月又在安阳主持召开殷墟甲骨文发现9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宣布正式成立殷商文化学会并担任会长。

先生在1987年第2次访日期间，日本著名学者白川静曾题诗相赠云：

合集书成蔚似林，

遗珠十万彩华新；

四堂渐没金声已，

犹听丁当是玉振。

这“玉振丁当”，不正是八旬老人胡厚宣先生作为中国甲骨学界最有声望者的颂辞么！

                                                        （原载《文物天地》1990年第5、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