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地理学是社会科学之历史学与自然科学之地理学之的边缘性学科，顾名思义为历史时期的地理学，为地理学的分支。是研究历史时期地理现象和人地关系之地理分布、变化及发展规律的学科。按内容分为历史自然地理、历史人文地理和历史地图学三大类。历史地理是中国古史重要的不可缺少的一门学科。史地组的建立，完全是国家任务促成的。

史地组成立后，分为两个部分，分别承担国家交来的两大政治任务。一是接受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任务。1954年9月，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期间，毛泽东主席召见人民代表历史三所所长（含近代史所）范文澜和北京市副市长、历史二所兼研究员吴晗，布置标点《资治通鉴》和改绘清末杨守敬编绘的《历代舆地图》任务。随后，范文澜、吴晗邀请中国科学院历史一所副所长尹达、历史二所副所长侯外庐，历史三所副所长刘大年，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翦伯赞，国家出版局局长金灿然及教育部、国家测绘局、地图出版社负责人传达毛主席交来改绘《杨图》的任务，立即成立了以范文澜、吴晗、尹达为首的专门委员会。《杨图》委员会一改决定聘请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教授任主编，负责主持编图任务，制图出版由地图出版社负责。改绘《杨图》任务由哲学社会科学部主办，其他参加工作单位为协办。1955年谭其骧来北京历史一所（东四头条一号，今社科院宿舍），开始编绘《杨图》的准备工作。1957年编绘《杨图》工作移到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范文澜任顾问，具体工作由吴晗、尹达共同负责，吴晗因工作太忙，无暇顾及《杨图》，尹达很认真、很积极、很负责，成为《杨图》实际工作的负责人。1958年任命国家测绘局测绘研究所刘宗弼研究员为制图和设计室主任。《杨图》急需大量工作经费，又必须开展全国大协作。1959年哲学社会科学部先后向国务院周恩来总理书面报告，请求国家拨专款给《杨图》委员会，邀请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韩儒林教授（元史权威）、云南大学历史系主任方国瑜教授（云南史权威）、中央民族学院傅乐焕（少数民族史专家）、民族研究所冯家升研究员、近代史所王忠研究员，考古研究所所长夏鼐研究员等负责边疆地区及石器时代的编绘任务。都得到周总理的批准。从此以后，《杨图》工程全面启动，正常有序的进行。《杨图》列为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在改绘过程中，不仅缺清图，而且问题较多，不能一般的改绘，必须重起炉灶，重新编绘，不少委员及具体工作者，如测绘局局长“杨图”委员白敏，公开提出《杨图》之名不妥，后改为《中国历史地图集》。《地图集》工作全面展开，历史所当然是重要协作单位，派出陈可车、田尚、徐寿坤、陈有忠、王立本五人去上海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室参加编绘工作。去上海工作的几位同志（初以陈可畏为负责人，后改为田尚），在谭先生的领导下，敢于承担艰难的编绘任务，在如何编好《地图集》，献计献策，为提高《地图集》的质量作出积极的贡献。1965年分配来所的复旦大学历史地理专业毕业生全部参加《地图集》工作。1966年“文革”开始后，《地图集》工作全部中断，主要负责人及专家学者都成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成为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对象。1969年周总理指定外交部副部长余湛主持审查《中国历史地理集》边界问题，历史所派陈可畏一人参加，时达一年之久，1973年周总理指示历史所审查《清图》，宣传队置之不理，将《清图》珍藏在近代史所保密柜里。1974年《中国历史地图集》八册，以中华地图学社名义出版，为内部发行试行本。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恢复了《地图集》主办单位的地位，1981年组织修改增补定稿，1982年由地图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历史所副所长、《地图集》的主要负责人之一的尹达及历史所参加《地图集》的史地组同志，虽未参加后期工作，但对《地图集》的编绘与出版，作出了积极的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是接受完成外交部关于边界的任务，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与邻国的边界问题提上了日程，特别是东北与西北的中苏边界。历史所副所长侯外庐是“国务院边界委员会”的成员，接受了外交部的边界问题的任务。所领导决定将边界任务交给史地组留京的邓自欣、吕叔桐、苏治光（曾调出，由郑克晟补）、智天成四人，侯外老科研行政外事活动任务繁重，具体工作交组长姚家积先生、邓自欣协助做事务性工作。第一阶段是搜集中苏（俄）边界历史资料，外交部催得很紧，1960年8月25日开会布置广为搜集有关资料，9月20日汇报边界资料的收集和研究进展情况。我们接受任务后，全力以赴，夜以继日，无节假日工作，争取尽快完成任务，外交部要求搜集的资料，一定是真实可靠的官方资料，在翻阅抄录大型图书资料，如《清实录》、《明实录》需要时日，请著名的历史学家负责行政工作的副所长熊德基研究员，动员先秦史组、明史组部分同志帮助。在1960－1961年间，先后送交外交部苏联东欧司的资料在100万字以上。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将重要资料编成《中苏边界历史文件集》，给史地组一套，作为我们进行研究边界问题的参考。第二阶段是写出参政性的专题文章。1961年1月18日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决定，历史所负责西段边界，近代史所负责东段边界。我们按照外交部的要求写了参考性的文章，每一篇文章，首先由姚先生审改，随后交侯老审改批准，然后打印送外交部。外老有事不在北京，外交部的任务托给熊德基副所长。有一次，我送稿至交道口北三条科学院宿舍德老家，已午饭后，德老强留我吃饭，在凭票证供应时代，德老的关爱，使我倍加尊敬，心里充满温暖感激之情。外老审稿非常认真，1961年写给姚先生便条云：“稿初阅，我于此项研究不熟悉，难提意见，惟觉同志们很仔细，很用功。此稿前部总述，继看后面郑同志写此难以论证，拟先将前部打印出手再讲。至文字清通、易懂。”姚先生根据意见进行了加工补充，才打印交外交部。除外，为亚洲司写了多篇文章，为1964年中苏边界谈判作出积极的贡献。

特别提出1964年外交部交给历史所关于东北史资料与研究的任务，根据张泽咸研究员的回忆：这个任务是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的国家任务。是年初，所内大部分同志去山东海阳县朱吴公社“四清”，留所全是老弱病残同志，组长姚家积先生经领导同意，组织老先生来完成这个任务。业务由张政烺、孙毓棠两研究员负责，参加工作的有胡厚宣、王毓铨、谢国桢、赵幼文、陆峻岭等研究员，张泽咸兼做借还图书等杂务。老先生们为接受国家任务而高兴，不顾年老体弱，加班加点，任劳任怨，积极认真负责的完成了任务。他们写出了《石器时代至辽代的专题》研究报告，考古所所长夏鼐、北大历史系教授汪  ，认真审阅报告，在打印初稿、二稿上写下了详细的意见与建议，尤其是夏鼐所长，在稿上修改补充重要内容，大大提高了研究报告的质量，定稿后打印上报。老先生们所搜集的资料，在1964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东北古史资料  编》上中下三册，供研究东北古史者参考。

1972年全所人员从河南息县“五七干校”回京，是年12月，国务院出版口召开了“沙俄侵略史编写工作座谈会”决定由中华书局负责出版历史常识通俗读物，使广大工农兵和知识青年了解沙俄侵华的种种野蛮罪行及掠夺中国领土的历史。1973年责任编辑何炳然同志来历史所约稿，所领导决定史地组来承担，当时史地组的陈有忠、田尚、李志庭、黄永祥、杜瑜弟、杨鸿嵩、史为乐、卫家雄、邓自欣、苏治光等都参加了这项任务。70年代末，中华书局先后出版发行了我们编写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中俄伊犁条约》、《血与火的历史》、《文明传播者还是刽子手》、《中俄密约与中东铁路》、《新疆人民抗俄斗争简述》等书。所里接受外交部关于中越关系史资料任务，副所长尹达亲自动员，指出任务的重要性、紧迫性，为一项光荣的政治任务。具体工作内由陈智超负责，从先秦至清各室都有人参加，史地室有卫家雄、邓自欣、陈可畏参加。1982年《古代中越关系史资料选编》由社科出版社出版发行。南海诸岛也是中越边境问题的焦点，由陈可畏、邓自欣撰写的《南海诸岛历来是中国领土》一文送交外交部。1987年《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第一集发表。

80年代初，室内全体同志参加编绘《中国史稿地图集》下册。《中国史稿》是50年代，毛泽东主席交给中国科学院院长、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历史研究一所（后与二所合并为历史所）所长郭沫若的任务，是一部供干部阅读的通史。1958年成立以尹达领导的《中国史稿编写组》全面开展了编写工作，郭老“特别提出历史地图必须尽可能编绘，使读者有比较准确的历史地理的概念”。1962年出版《中国史稿》第一册的“地图及图版经过郭老一再审阅才定下来的”。1966年“文革”开始，尹达被打成走资派，《史稿编写组》的工作全部停止。1970年中央指示恢复《中国史稿》的编写工作，《史稿编写组》全体成员，从河南息县“五七干校”回京，积极开展编写工作，郭老再指示：“这次付印要配齐，应有的历史地图，要求编绘达到一定水平”。尹达指定陈可畏负责《地图集》工作，要求与上海复旦大学史地室协作。1972年12月，尹达在给陈可畏的信中写道：“一定要把协作关系搞好，有事多的同历史地理组的负责同志商量，多请教谭其骧同志”。《地图集》的起步是比较艰难的，根据书的内容，编绘原始社会（旧、新石器时代），（王朝）政区、民族、经济、交通、战争、中外关系等大小不同类型的图幅。上册图目录及进展情况上报郭老，后来郭老为《中国史稿地图集》题字，后调卫家雄、刘宗弼参加《地图集》工作。1979年《中国史稿地图集》上册由中国地图出版社出版发行。此时郭老已仙逝，尹达在上册前言中写道：“郭沫若同志生前一直关怀着指导着这部地图集的编辑工作，现在它就要付印了，而郭老却离开我们已经一年多了，我们深为遗憾！谨将这本《地图集》，献给尊敬的导师”。《史稿》隋唐以后各册编写进展很快，要求《地图集》下册加速进行，尹达要求史地室全体同志承担。每幅图要求搜集大量的文献资料，古今对照草图，都由承担者去做。经过全室同志的努力劳动，陈可畏、刘宗弼两主任的精心设计审定，朱力雅认真编绘定稿图，终于在1990年由中国地图出版社出版发行。主持《史稿》十分关心史地室及《地图集》下册的尹达同志已经谢世。我们为他没有看到《地图集》下册的出版深感遗憾！《中国史稿地图集》为室重要研究成果，教育部定为高等院校文科教材，受到广大师生和史学爱好者的欢迎，多次重印。1995年被评为全国高校优秀教材一等奖，为史地室在社会上争得一份光彩。

与编绘《中国史稿地图集》下册的同时，接受中国青年出版社编写《中国历史常识历史地理分册》由田尚主编，全室同志分担题目，内容包括历史地理各个方面，重点是大好河山，朱力雅绘图，1981年正式出版，多次重版。《光明日报》发表专门评述表彰的文章，被评为全国爱国主义优秀通俗读物奖，在社会上产生很大的影响。为史地室第一次得到国家重奖的集体项目。

继之，研究室全体同志参加了《中国历史大辞典·历史地理分册》的编写任务，陈可畏任副主编，田尚、史为乐、刘宗弼、陈可畏任编辑委员，主要承担了山西、山东、河南等省的历史地名。1996年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发行。

1983年全室同志参加了社科院主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大地图集》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在1954年，国务院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地图集》，其中《历史大地图集》在80年代才开始工作，由社科院主办。1982年底在北京召开第一次编委会，社科院顾问张友渔任主任，谭其骧、侯仁之（北大地理系主任）、史念海（陕西师大副校长）、夏鼐（考古所所长）、翁独健（民族所所长）任副主任。谭其骧副主任兼任总编辑，主持地图集的编绘工作，历史所史地室副主任刘宗弼任设计室主任；院科研局副局长高德任秘书长，协调全国大协作及地图集的日常事务。参加编委会的陈可畏主动承担战争图集分册任务。我们从先秦至清时期编绘大小战争图140多幅，史为乐承担上古图（包括传说时代的古史地图和夏代地图）的编稿任务。1991年谭其骧病重，编委会决定成立有高德、林甘泉（历史所所长）、邹逸鳞（复旦大学史地所所长）三人小组代行总编辑的职权。次年主任张友渔、总编谭其骧先后逝世。副院长汝信曾一度署理编委会主任，不久由副院长王忍之任主任。据秘书长高德云：《历史大地图集》，将按分册出版发行。

90年代，史地室完成出版一批重要的科研成果：卫家雄、邓自欣、杜瑜、陈可畏参加的田尚主编的《中国的寺庙》，1991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邓自欣、田尚、苏治光参加的贾大泉（四川社科院历史所所长）主编的（四川历史词典），1993年由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卫家雄、朱力雅、杜瑜、陈可畏参加的《中华古文明史》，1993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卫家雄、邓自欣、华林甫、辛德勇、杜瑜参加的施丁主编的《资治通览大辞典》，1994年由吉林出版社出版；卫家雄、邓自欣；田尚、朱玲玲、文锡进、苏治光参加史为乐主编的《中国地名语源辞典》，1995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卫家雄、邓自欣、杜瑜、朱玲玲、苏治光、陈可畏（编委）参加《中国百科大辞典》，1999年大百科出版社出版，荣获国家重点图书奖。

编写《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是史地组的一项重要工作。这是一部大型工具书，原拟在《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的基础上进行改编，原书名不变。1975年由史地组向哲学社会科学部及有关单位提出书面报告，主管学部的中央政治研究室负责人胡绳批示同意。1978年又写报告，社科院院长胡乔木批示同意，领导的重要批示，给全组同志很大的鼓舞，于是积极开展准备工作，先将《中国古今地名辞典》编撰体例，分送所内外专家学者征求意见。1976年先后收到所内顾颉刚、杨向奎、姚家积、李学勤等同志，所外陕西师大历史系历史地理组、河南地理研究所、四川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云南大学历史系、武汉大学石泉、陈玉灿、福建测绘局、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2935部队等单位及个人的书面意见。同时，派组的召集人薛瑞录等出差上海，在复旦大学史地室召开座谈会，另一召集人田尚在所内召开座谈会征求意见。80高龄的顾颉刚研究员在医院里，在手发抖的情况下，写了近三千字的意见，其中建议：1、“三江黑水都有若干种说法，使得我们一时无法作出决定，写入今天的辞典。这惟有卢列群说，就其先后排列，以待他日的研究。”2、提出“《中国地名辞典》是今日大众迫切需要的一部书，而我上面所说，则多属问题的研究方面，不能按日成功，这是一个矛盾。我想要解决这个矛盾，惟有把这工作分成两截：先出一部普及本，再出一本提高本，必须附有地图表格及照片，使翻读这部辞典的人，对某一地名有确实的认识”。3、“谭其骧教授在座谈会上提出：你们把前四史翻一下，还有以后的主要志传，例如地理志、货志等，一定要翻一翻，这是不可缺的。统志的地名太多，不能多收，但是地理志的地名，在辞典上应该都收。”2、书名定为《中国历史地名辞典》为宜，如果叫中国古今地名辞典的话，那朝鲜、越南的地名就不好处理，甚至这部辞典就出不来。顾名思义，今地名是地理所的事，是地图出版社的事，当时将各单位及个人的意见与建议束之高阁，存档不示与人。组内同志将《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辞条剪贴卡片；又派翟清福、李芝庭、邓自欣去上海复印历史地名资料，得到复旦大学史地室的全力支持，后因接受其他科研任务中途停止。从1982年开始，大家陆续着手自己所承担省区的编纂任务。90年代初，向所提出申请，所领导很重视，批准为“八五”重点科研项目，给以力所能及的课题费。1992年与社科出版社签订为期十年的合同，并以予支付部分稿费的办法，解决了编纂者工作和生活上的困难，重新组合的课题组，采取主编负责制，决定以史为乐为主编，邓自欣、朱玲玲为副主编，仍采取全国大协作方式开展编籑工作，计有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云南大学、安徽大学、安徽师范大学、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国家测绘局等。要求编纂者尽量录用《古今地名辞典》词条，并接受顾问谭其骧教授的建议：《读史方舆纪要》重要地名全收，尽量找出地名的最早出处。我们对编者交来的书稿，一般采取初审和复审两程序，尽量减少差错和遗漏，终于在2003年下半年大功告成。初步统计辞目有7万多条，700万字左右。书中附有以1994年行政区划为准的地图，1995－2001年的政区变化表，使《辞典》成为有长期使用价值的工具书。

1992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筹划论证多年的修建长江三峡大型的综合性水利工程的决议。为了使广大人民群众了解三峡地区的历史地理状况，加深对兴建三峡水利工程的全面认识及其必要性，1994年7月院科研局批准了史地室申请的关于长江三峡历史地理研究课题，列为院重点科研项目，参加这个为社会主义现实服务的课题有卫家雄、朱玲玲、朱力雅（绘图）、华林甫、辛德勇、杜瑜、陈可畏为主编。1995年9月－10月，课题组同志去长江三峡地区进行实地调查侦察，受到当地政府有关部门的热情接待，搜集了不少珍贵的资料，为充实课题的内容及提高质量打定了坚实的基础。主编陈可畏不辞劳苦，在数量较大的分题基础上，综合编写成五万多字的报告，上报社科院及中央有关部门。继之又编写成26万多字的《长江三峡地区历史地理之研究》一书，2002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参加全国科研学术交流活动，是史地组（室）一项重要任务。从1979年开始，我们室参加了历史地理学会。历史地理学会是全国地理学会下属专业学术团体组织，在“文革”以前，召开两次学术讨论会，每次只有十几人。1979年历史地理学专业学术会议，在陕西西安市召开，参加有47个单位，代表为88人，为第一次空前盛大的专业学术讨论会，也是历史地理学者一次大聚会。参加的有著名的地理学家郭敬辉（地理学会副会长、地理所所长）、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北大地理系主任）、史念海（陕西师大副校长），专业研究机构有地理所、历史所、复旦大学、陕西师大四个史地室。我们室陈可畏、邓自欣参加，提交《沙俄对我国新疆地区的侵略和新疆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论文，陈可畏指派为历史经济组召集人，在大会上作了发言。自此以后，历属历史地理学会学术讨论会，室内同志积极参加，在学术交流、团结同行方面，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中国地名学会成立，室内史为乐、田尚参加，史为乐被选为历史地理专业学术委员会主任，积极开展地名学的研究，主持历史地名学的学术讨论会，主编的《中国地名语源词典》，在现代地名学领域起着开创性的作用，华林甫接替史为乐为地名学学会重要成员，在地名学研究方面取得不少的成果，陈可畏多次参加军事博物馆战争图的审定工作。从此，史地室在全国历史地理学科领域占有一席之地，与复旦大学历史地理室、地理所历史地理室，并称为历史地理不的三大支柱。在80年代中，陈可畏、杜瑜先后参加访日学术代表团，在日本积极开展学术交流活动。此外，室内同志参加了都江堰、徐霞客、古都、长城、郑和，比较学等学术团体及学术讨论会，扩大了研究室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地位与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