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建所五十周年。在庆祝所庆的时候，怎能不深切怀念各位笃实治学、谆谆诲人的前辈方家。已故的杨希枚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他是享誉海内外的著名学者，我国著名的人类学家、历史学家。 希枚先生是1993年驾鹤仙逝的，迄今已有11个多年头了。往事并不如烟，每一念及，其形象如在眼前，其声音如在耳畔，其为人治学的风采、忧国忧民的风范，恰似电影一样，一幕幕浮现在脑海。 一 我与希枚先生第一次见面，是在共和国经历一场大劫难后一个晴空万里、春光明媚的上午。在这之前，我拜读了他的《姓字古义析证》、《先秦赐姓制度理论的商榷》、《<左传>因生以赐姓解与无骇卒故事的分析》等三篇论文，其独到的见解、翔实的材料、严格细致的考证，使我大为折服。我登门拜访他，是为了向他请教文化人类学的。他那时住在北京朝阳区劲松二区209楼的一个单元里，离我的住家不过百米，所以不一会就到了。我轻轻按了按门铃，门吱扭一声开了，杨先生笑容可掬地迎了出来。他中等身材，面容清秀，戴近视眼镜，身穿一身咖啡色的中式服装，脚踏一双布鞋，朴实谦和，平易近人。家人端上来一盘红焉焉的苹果，一盘黄澄澄的鸭梨和两杯清香的绿茶。热情的接待，使我如沐春风。在亲切温馨的氛围里，我俩倾心交谈起来。当谈到我的研究生导师张政烺先生时，他微笑着说：“张先生是中国第一流学者，古文献、古文字、古器物全都精通，知识面广，学问扎实，对学生授业解惑，毫无保留，不像有的先生对学生还留一手，他的确是个好人啊！”此后他同我谈起学界的人，总是只谈成就、长处，不背后言短处和不足。他没有文人相轻的陋习，作为名家却没有一点架子，这在学界是不多见的，也是难能可贵的。 接着，杨先生给我讲解文化人类学。他说：文化人类学是1901年美国人类学家霍姆斯创用的术语名称。它是人类学的分支学科。以人类学的观点和方法，研究人类文化的起源和进化；比较分析各部落社会、各民族、各地区文化模式的异同；探索人类文化的性质和演变规律。主要研究人类的婚姻家庭、亲属关系、宗教巫术、原始艺术、风俗习惯以及语言、心理等。我觉得他讲的深入浅出，又简明扼要，使我顿开茅塞，为之心明眼亮。他还指出：做研究工作要善于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要把问题削尖。他主张要有好奇心，要善于观察，要从各个角度去看问题；更要全面占有资料，最后才能解决问题，找到问题的所在。经过这样的努力，提出有创见的说法。他认为做学问不仅要多读书，勤思考，而且要作调查；无论论证还是铨释均必须十分小心，必须作到十分精确，这就是作为学者应毕生追求的科学精神。这使我受益非浅，终生难忘。此后我按照他的指导去做学问，使研究工作登上了新台阶。 从这以后，我和希枚先生遂成为忘年之交和古史研究的同好。我常通过电话，或到他寓所，向他请教古史问题，聆听他的教诲。后来，他乔迁新居，搬到紫竹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专家楼居住，离我住的地方远了，加以我怕耽误他黄金般的光阴，打断他宝贵的文思，去他那里少了，但我们还保持着较为密切的联系。 记得1986年，我去看望他，他严肃地对我说，何新同志年纪不大，却涉猎广泛，才思敏捷，最近出了一本题为《诸神起源》的书，颇有分量，你不妨买一本看看。我推想这是先生用旁敲侧击的方法鞭策我。我那时年纪比何新大，但成果反不如何新多，听了先生的话，不禁为自己的愚钝而汗颜。 几天后，我买到了《诸神起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1986年第一版）。翻开目录，上有“杨希枚序”和“自序”。在杨序中，希枚先生对《诸神起源》给予了较高而中肯的评价，称“这部书引用的材料包罗宏富”，“他归纳出他的中国神话演变规律说。在神话学的研究上这该说是一项大胆而极有趣味的尝试。”又“论述的广泛重要”，“提出了一些自成系统的新见解，使读者颇有如临沧海、极目无垠之感”，“必将引起治神话和上古史学者的注意”。杨先生扶植青年，提携后进，繁荣学术的良苦用心，跃然纸上。何新的自序有如下一段话：“在本书的写作中我曾得到历史学家杨希枚先生的许多帮助。希枚先生是八十年代初自海外归国的著名学者。他曾对中国古代的纹饰图徽作过深入的研究，有许多创获，积累了丰富的资料。本书虽未直接使用杨先生收集的这些资料，但从杨先生的方法——特别是他所倡导的以文化人类学方法研究中国上古史这一重要思想中，却得到了深刻的启发。（在国内史学诸学派中，杨先生的方法和思想自成一家。遗憾的是杨先生的一些主要著作，目前尚未在大陆出版。他所收集的大量资料也尚未得到整理、印行。因此国内学术界对杨先生的成就似了解不多。）杨先生慨然惠借和允许我使用他的未刊译稿《生与再生》，并且惠借了德尔维拉的《 The Micration of Symbols》等书。这些外国人类学者的著作，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可资比较的背景。……现在，当此书草成之际，是不能不为希枚先生的这些帮助而再一次向他表示感谢的。”希枚先生慨然惠借和允许别人使用他的未刊稿，这与当前少数硕导、博导剽窃学生研究成果的行径相比，真是不可同日而语，而有天壤之别。希枚先生的高风亮节，令人肃然起敬，可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诗经•小雅•车辖》） 除何新外，希枚先生还指导、帮助过不少中青年学者，就我所知，就有纳日碧力戈、芮传明、余太山、孙开泰四位，兹分述于下。 纳日碧力戈同志是蒙古族人，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研究员、民族学研究室主任，他在其名著《姓命论》的《后记》中写道：“博士论文选题几经周折，……最后选定以“民族姓名的语言辩析研究”为博士论文题目。这是一项艰难的事业，论文既定，我就忙着撰写大纲，搜集资料。许多老师和同志都无私地为我提供了帮助。其中最让人难忘的就是已故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杨希枚研究员。他的著述不仅是我选题的灵感来源，而且也为我的论文提供了重要观点和材料。我曾多次拜访老生先，聆听他的教诲。遗憾的是，正当我于1992——1994年在英国剑桥大学人类学系作博士后研究时，杨希枚先生溘然长逝。他终未能看到学生拙作的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二版第272页）由此可见，希枚先生为这部书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这种甘作人梯的精神在学术腐败（如有的硕导、博导把学生当劳动力，令其为自己无偿服役）的今天，尤其显得可贵、高尚，放出熠熠的光辉。 希枚先生尽心尽力培养中青年人的又一例证，是指导与帮助芮传明、余太山同志完成中西艺术纹饰的比较研究。杨先生对这一课题有浓厚的兴趣，几十年来从未中断资料的收集，也写过若干篇有关的论文。只是由于其他研究任务繁重，直至古稀之年，也未能真正着手这方面的深入研究。在杨先生看来，中西艺术纹饰的比较研究，是研究古代、尤其是上古中西交通史的一个重要手段。以往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主要是国外学者，中国学者的建树不是太多，在他的心目中是很遗憾的。当他了解到芮传明、余太山对中西交通史有兴趣时，便希望由他们俩位来进行此项研究，实现他多年未了的心愿。为了保证此项研究工作的顺利进行，杨先生不仅把多年积累的资料全部拿出来供芮传明、余太山使用，这领衔为他们申请到了社科研究基金。杨先生认为在研究过程中，为了不使青年同志有先入之见而受到拘束，他只作原则指导，但答应在审阅书稿后作序。想不到这项工作进行不久，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告一段落，研究工作即将开始之际，杨先生突然病倒，且不久就去世了。杨先生未能看到这项他多年以来盼望完成的研究成果的问世，真是太遗憾了。（详见芮传明、余太山：《中西纹饰比较•后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杨先生尽心竭力培养中青年研究人员，还能够从对孙开泰同志的帮助与支持上体现出来。孙曾向他请教有关邹衍研究的问题，他不仅给孙讲了他的见解，还给孙审阅《邹衍思想与齐文化的特点》文稿，并把他从台湾带回来的王梦鸥先生著《邹衍遗说考》一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66年3月版）赠送给孙，而且鼓励孙与王梦鸥先生商榷。这既有利于加强海峡两岸的学术交流，又对孙开泰研究邹衍起了相当大的促进作用。当杨先生了解孙开泰对先秦思想史有一定研究之后，还极力推荐孙参加评审北京师范大学赵光贤先生的博士生彭林的博士论文《<周礼>主体思想与成书年仅研究》的工作。 二 1990年，是杨希枚先生从事学术研究五十周年，历史研究所杨向奎先生、王毓铨先生、胡厚宣先生、张政烺先生从事学术研究五十五周年。为了对五位前辈学者表示祝贺和敬佩之忱，历史研究所作出了一项很有意义的决定：全所举行庆祝五老从事学术研究半个世纪大会；《中国史研究》编辑部出版纪念专刊。该刊编辑部约我为杨希枚先生写传略，这使我有幸对希枚先生多次采访。他向我敞开了心扉，使我得以全面、深入了解他的多彩人生经历和杰出的学术贡献。 杨希枚先生，字铮曜，回族，无党派民主人士。1916年2月生于北平市宣武区牛街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于1930年——1935年7月在北平宣武区牛街西北中学高中毕业，1935年——1938年先后在辅仁大学和中法大学生物系学习，1942年毕业于武汉大学生物系，获理学士学位。1943年——1946年他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人类学组，先后从事体质人类学和民族学的学习与研究，1961年——1980年任研究员。1952年——1969年他还兼任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的教授和民族学会理事。1981年克服重重困难，毅然自台湾经美国返大陆定居。因夫人吴秀英女士1979年在台湾去世，回国后与马钟勤女士结婚组成新家庭。 希枚先生归国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任研究员和学术委员。1983年被选为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中国民族研究会常务理事。1984年被选为中国先秦史学会副理事长。1987年被聘为殷商文化学会顾问和河南大学兼职教授、武汉大学校友总会理事。1991年被聘为先秦史学会学术顾问。从1984年起，被选为第六届、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希枚先生参加过一系列国际性的科技、文化活动，如1973年在美国芝加哥召开的第九届国际人类学会议等。从60、70年代开始，希枚先生在学术上的声誉和知名度显著提高。1973年，他被列入台湾《中国年鉴名人录》（英文版）；1975年，他被刊入第五版《国际人类学家人名录》；1987年列入《中华文化名人辞典》。 希枚先生从事先秦史和人类学研究已近半个世纪，其译著宏富。除主编专著《安阳殷墟头骨研究》外，还发表专题论文及书评50余篇，约100万字。此外，译书二本（暂未出版）：胡顿《体质人类学》（约100万字）、伊利亚德《生与再生》（约10万字）。他还翻译了10篇人类学论文。希枚先生虽年逾古稀，依然精神焕发，勤奋笔耕。1995年8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先秦文化史论集》，约753000字，收入杨希枚论文三三篇，这是他五十年来研究成果中的精粹。堪称代表作。 希枚先生倡导的以文化人类学方法研究中国上古史，给我们以有益的启迪。他身体力行，从文字训诂入手，正确解释经文，以治古史，破旧说，立新说的方法，也是富有成效的。 希枚先生的著述具有系列性，开拓性和创造性。他在学术上的主要贡献如下： （一）、关于殷墟头骨的研究 希枚先生曾对殷墟1928年——1937年考古发掘出土的398个头骨进行过多年精心的整理与深入的研究，在大量测量的基础上，加以分析，又作了形态学的观察，写出了他的研究成果：《卅年关于殷墟头骨及殷代民族种系的研究》、《河南安阳殷墟墓葬中人体骨骼的整理和研究》等论文。他的结论属异种系说，即殷墟西北岗组头骨虽主要属蒙古人种成分，但可能包括其他种系成分。他的研究成果对于今后殷墟头骨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迄今为止数量最大的可靠数据、谨严深湛的分析和富有启发性的推论。 （二）、关于民族学的研究 希枚先生发表了三篇论文。其中《古饕餮民族考》一文认为：先秦所谓饕餮民族应即分布于中亚吉尔吉斯草原、并与秦汉以来的匈奴和塞种有种系关系的强悍游牧民族。中西民族应远在夏后或唐虞时代已有所接触。《论汉简及其他汉文献的黑色人问题》一文主要讨论《居延汉简》中属于户籍性质的46条简牍所记载的“黑色”人的人种系属问题。其结论是：《汉简》所载的黑色人形体较现代汉族人为高，应非一般汉族的个体差异，而属非蒙古人种的异种族人，疑即前此居住河西的月氏或乌孙种族，尤可能即是《易林》所载“深目黑醜，嗜欲不同”的乌孙人而留居中国的侨民，因从事居延边务，故任公乘、书佐或燧长等职。 （三）、关于中国先秦姓与氏制度的研究 首先谈希枚先生对姓字古义的研究。他在《姓字古义析证》一文中指出，先秦文献所谓“姓”应包括三义，即①子嗣，故或合言“子姓”；②族嗣，故或合言“族姓”；③属民，故或合言“民姓”。史学论著一般所谓“氏族”系“姓族”之误译。而先秦文献所见轩辕氏、夏后氏之类的“氏”和鲁、卫之类的诸侯国，以及叔孙、仲孙之类的邦国氏族，才是当时社会政治分封下的大小氏族集团。先秦“姓”、“氏”二字所代表之集团含义不同。这种差别才是“三代已来姓、氏有别”的本质。 在《<左传>因生以赐姓解及无骇卒故事的分析》和《先秦赐姓制度理论的商榷》两文中，希枚先生以“姓”字古义为依据，推正《左传》所谓“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应即先秦统治者“选建明德，以屏藩王室”的政治分封制度的三要素，其意则指“分民、裂土、封国”。易言之，“赐姓”之“姓”字于此应指族姓、民姓，即所征用的异族异姓的属民，也即亡国奴隶。至于“命氏”之“氏”，其意应指所封的邦国氏族。以此观之，先秦赐姓与汉唐以来的赐姓氏为绝然不同的制度，尤无关乎因所生之地而命名族名之制。《左传》所谓“因生”，意指因功臣生时而赐之，死后则不追封也。 而在《先秦诸侯受降献捷遣俘制度》一文中，作者用史例论证封建赐性制度，证明王朝所赐予功臣的属民系源于诸侯征灭异族后所献给王朝的亡国奴虏。 希枚先生还撰写有《<国语>黄帝二十五子得姓传说分析》一文，该文考定《国语》黄帝二十五子父子或同姓，或异姓，说明这是传说时代母系社会族嗣的从母姓制的反映，并依据文献材料指出至迟周以来应存在子从母姓制。 希枚先生还研究了联名制与从名制之演变关系。在《联名制与姓氏制度的研究》一文中，他指出：联名制见于欧亚非各州的古今许多民族中，为从亲名子制与固定姓名制间的过渡性名制；春秋时代的“孙以王父字为氏”制应即联名制，可见中国先秦应存在联名制，且为后代姓氏起源的途径之一。 （四）、关于古代神秘数字的研究 数字除用为一般量词外，尤常用为表示某种宗教信仰的象征和符号，具有一定的神秘意义或神秘力。西方许多民族和中国古代社会皆如此，但国人于数字甚少系统研究。杨先生先后发表《中国古代神秘数字论稿》等五篇论文。这些论文主要说明： （1）中国古代神秘数字应分为四类，即（A）基本天地数，即从一至十的十个自然数，象征天地；（B）真正天地数，即天三地四两数，与天圆地方及几何学圆方周经之比有关；（C）天九地八，为天地数中之极数；（D）“参天两地”的大衍和小衍神秘数字，即大于十数且分别是真正天地数之积和天地极数之积的倍数的数字，如12、24之数；（2）神秘数字不仅象征天地，尤象征“天地交泰、阴阳合德”的意义及万物万事所以兴的交感力量。因此，要达到“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的目的，人类社会生活便无往不与神秘数字结合，而最常见的神秘数字便是七十二。它与五行无关；（3）神秘数字与《易经》八卦阴阳爻策及成卦，尤其与天地合德（天人合一）思想体系有关。虽然，神秘数字仅属古代宗教符号学的一部分，其他如器物造型，尤其饰纹也均就宗教符号学观点加以研究，从而即可以具体了解其象征的意识形态。 （五）、关于古代太阳崇拜的研究 欧亚非美各洲的古今许多文明和原始民族几乎普遍存在着太阳崇拜的宗教信仰。这种信仰在中国古代是否存在？中外学者过去几乎无人问津。希枚先生在其新作《中国古代太阳崇拜研究》一文中，从古代的语文诗书、宗教祀典、歌舞、服舆、建筑及器物研究各方面说明：（1）中国古代，即自传说时代以来，历商周，至两汉时代，不仅存在太阳崇拜之俗，而且太阳崇拜应是较祖先崇拜更为重要的宗教信仰；（2）太阳崇拜表现于古代社会各方面的生活，关系十分密切。 希枚先生的主要学术论著还有：《再论商王庙号问题》、《神秘数字七十二》、《春秋隐公射鱼于棠说驳议》、《<论语>子罕章句评断》、《论久被忽略的<左传>诸侯以字为谥之制》、《<孟子>滕文公篇三年丧故事的分析》、《苏雪林 <天问研究>评介》、《评德孝骞<中国境内的一个罗马人的城市>》等。 希枚先生学术上的真知灼见在海内外都产生了明显的影响，赢得中外学者的重视和好评。首先，屈万里氏《尚书释义》（1956年）第一次改《禹贡》“锡土姓”句解为赐土赐民众。其后，中国现代考古学家李济在《安阳》（1977年）一书，日本京都大学教授伊藤道治在《中国古代国家的支配构造》（中央公论社刊，1987年）一书和《读杨希枚先生<先秦赐姓制度理论的商榷>》（载1959年《东洋史研究》第十八卷第一号）一文，前苏联东方学家刘克甫的《姓和氏》（载捷克斯洛伐克科学院《Aror》1966年34期）一文，也均引用了希枚先生的一些说法。又《<论语>子罕章句评断》一文虽非希枚先生专业，却自该文发表后，在新版的有关《论语》注释的著作上，也逐渐出现了异于千百年来传统的利命仁三者均孔子罕言的说法。 三 希枚先生在治学上非常严谨、勤奋。1949年，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搬到台湾南港镇归庄里后，他在那里安家落户三十年，在安定的环境中开始了研究工作。他每天上下班，没有星期天、节假日，几十年的潜心研究，打下了作学问的基础。他坚持实事求是的学风，甚至已经自发地融会于他的生活中了。 希枚先生在研究方法上十分开放、求新，而对不同学术领域，也敢于涉猎并力求有所创造发明。他认为做学问要知错必改，他常说“不能承认自己的错误，就无从改正”，并且要有主见，认为没有主见的人是无法作学问的。他做学问十分认真，据他的次子回忆，他常说“这篇稿子已经改了又改，已改了十几次了！还是不喜欢，还是有地方不对！”当时还没有电脑，稿纸上的字剪了又贴，贴了又剪，又贴。 希枚先生尤为可贵之处，还在于做学问颇有棱角，不轻易苟同，敢于坚持自己的学术见解，不随意为一时风气所支配。例如，何新在《诸神起源•自叙》中说：“当然，对于（《诸神起源》的）某些具体问题的看法，我和杨（希枚）先生也时有分歧，有时甚至争得不亦乐乎。但君子贵和而不贵同。”（何新：《诸神的起源》第9页）。又如台湾自学成才的毕长朴教授在其著作《中国人种北来说》（台湾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6年2月版）的《自序》的注释中说：“当时杨先生任职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此之前我们曾有书信往来，未见过面；但是见面后杨先生对我书曾用力的指摘了一通。……他主要责问是‘全书的次序编排不当’，他认为考古发现应列在最前面才对。但不幸此书……仍未能将考古章节前移。”希枚先生出于在学术研究上的求真求实，不仅能批评别人，而且能接受批评。例如毕长朴教授在《中国上古图腾制度探赜》一书的《自序》中，谈到他的著作送出后收到多封回信，“其中最使人鼓舞者，厥惟中央研究院杨希枚先生之来示。原此书之撰写，取材于杨先生之著作处甚多，而其中对杨先生诸文字，朴不量力，亦曾肆予妄评，但杨希枚先生竟不以此为忤，反力予引导。由此亦见杨先生之海涵，朴则因此获得甚大之精神鼓舞。这是在这里所应首先述及的。”杨先生与毕长朴、何新之间真诚相待的朋友交往，被传为学术交往中的佳话。这体现了杨先生宽容的胸怀和学术民主的风范。 希枚先生的前辈风范，还表现在他在近垂暮之年，仍以惊人的毅力刻苦钻研。八十年代后期，虽然腿部有病，行动不便，依然对学术充满雄心，他孜孜不倦地查阅资料，从事研究，著述不辍。真可谓“老骥伏枥，……壮心不已”，（三国魏•曹操《步出夏门行•龟虽寿》）。他并且出于一个专家学者推动学术事业发展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关心着学术事业的发展，关心着历史所如何能在史学界作出更大的贡献，因此常到所里来，参加学术委员会议，建言献策，参与指导。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所专业队伍日益扩大，学术水平不断提高，研究成果明显增多，这与希枚先生不无关系，其中也凝聚有他大量的心血。 希枚先生不仅是著作宏富、造诣高超的著名学者，而且是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导师和教育家。他在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供职期间，曾经兼职于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和考古学系。他用红烛精神，象花园的园丁一样辛勤育人，言传身教，析疑解难，指点治学门径，兼及如何做人。以致桃李满天下，其中不乏佼佼者。已故大名鼎鼎的张光直教授就是其中的一位。张光直1954年毕业于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1960年获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哲学博士。从事人类学和考古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曾先后任耶鲁大学人类学系教授、系主任，哈佛大学人类考古学系教授、系主任。著有专著十余种，论文百余篇。1994年任台湾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兼任哈佛大学讲座教授、北京大学考古系客座教授。真是名师出高徒啊！对于这位高徒，希枚先生推崇备至，赞许有加。有一次他对我说：“张光直是我的学生，如今已是成就斐然，驰名中外的考古家了。张善于吸收别人的研究成果，结合自己的研究成果，加以系统化、条理化，提高升华，寻求原委和规律，对一个又一个专题提出完整的、全面的看法，出版了许多专著。在这一点上，是我所不及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嘛！我主要写学术论文。”希枚先生的话出于至诚，这不仅表现了他为人治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也反映了他一辈子视名利为身外之事的磊落开阔的胸襟。这同有些胸怀狭窄，生怕学生超过自己的“老师”相比，难道不是偌大的反差吗？ 希枚先生育人有方，循循善诱，还表现在家教方面。他教育子女爱国、孝亲，自立自强，继承发扬传统美德。杨希枚回到祖国的前夕，在美国西亚图，写了一封给儿子们的发自肺腑、震撼人心的信： “ 勿忘我们是中国人，中国是一个文化和历史悠久的国家，现在仍是世界上举足轻重的一个国家。我们应以做为一个中国人为荣。 勿忘中国大陆有我们杨家的亲人，有我们的骨肉同胞；那里有我们的根源。无论迟早，我们都该回到祖国的怀抱。我就要回到那里，并在那里等待你们，直到我去世。人而无根，将永远飘萍，将永远遗憾。 勿忘祖先灵墓在中国大陆；在北京，在兰州。我故后，可与母亲合葬大陆或台湾。 勿忘你们母亲灵墓在台湾。在台北六张犁。她的生日是农历正月二十四日（1917），冥辰是五月二十一日（1979）；届期勿忘向她致念。 ……忘记根本为可耻。 勿忘兄友弟恭，永远互相扶持。 勿忘以爱心诚实待人；谦虚总胜于骄纵。 临别，书此以告诸儿，希终生谨记，并告诫你们的子孙。 希枚一九八一年五月二十一日秀英逝世二周年冥辰 在美国超爱城” 这封信写于1981年6月18日（农历五月二十一日），次日就要飞回祖国北京。信里表达了他对下一代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也充满了他对大陆的无限眷恋。 杨先生的子女由于从小受到良好教育，所以个个成器成才，有的还作出了突出的贡献。长子杨月荪，美国加州蒙诺瑞外事学院比较文学硕士，曾任台湾师范大学新闻系教授（已退休）；次子杨宁荪，美密西根州立大学分子生物系博士，曾服务于美国一家生物遗传工程公司，任高级研究员，现为台湾中央研究院农业生物研究所所长，中国医学科学院顾问，与北京肿瘤研究所有长期的合同项目；三子杨梅荪，美国华盛顿大学海洋生物系硕士，在西亚图海洋资源调查研究部任研究员；四子杨东荪，美国太克萨斯大学英语教学硕士，服务于西亚图邮政局。长女杨蓓，重庆建筑工程学院毕业，美国底特律州立大学建筑系硕士，现服务于美国GM通用汽车公司，任资深工程师；次女杨茜，中央民族学院哲学系毕业，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任编辑，后随夫去广西，现在桂林市国税局任职。 四 杨希枚是个爱国主义者，他在台湾中央研究院组织文娱活动时竟然唱起了抗日救国歌曲：“我们是开路的先锋！”“我们都是神枪手！”“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等歌曲，他竟然毫不在意！后来有人说：“杨公这（歌）已经是大陆的‘国歌’啦，你怎么还唱这？”他才吃惊地问：“是吗？……”可见他是个民族主义相当强的人。加上他许多对贪官污吏的批评，被认为他有“政治问题”，从而遭来了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的精神压力。但是他并不畏惧。他坚持独立思考，对事作出公正判断：他在台湾曾对家里人说，“说人家（指中共）这个不好，那个不好，人家把铁路建起来了，吃饭问题解决了，原子弹爆炸了，人造卫星上天了，中国人不受洋人欺负了。这些是事实，咱们却否认，不去面对，甚至还扭曲事实，这行吗？光靠骂就可以把人家骂倒吗？这样做不合乎科学态度嘛！”他又曾说：“‘外国人’得为他们自己着想，那能为咱们中国人着想呢？他们哪有那么好的心肠？咱们自己的国家不自救，总等别人来救？这可能吗？自救而后人救！这是常识嘛！难道连这个简单的道理也不能说吗？” 希枚先生对于发达国家在科学上取得的成就非常赞赏。当20世纪60年代美、苏两国太空竞赛时，从双星子计划，Titan五号到阿波罗计划的每次升空，他都既惊叹、羡慕，又难过。他说：“唉！瞧瞧！人家多厉害，简直就没有什么不能做的！啊，咱们（指台湾）呢？就能造点酱油，连真空管都不行，这样将来怎么能行啊？……唉！”他忧国忧民，溢于言表。他甚至因此而忧愁、伤感、落泪。他期望“咱中国人要是有一天也能行，该有多好啊！”他这种为国分忧的情怀，是甲午中日战争以来，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爱国、图强的典型写照。 杨先生的爱国主义思想，还体现在他能科学研究人类学，用确凿的事例，有力地批驳了西方学者的一些谬论。不少西方学者在欧洲、非洲等人类头骨、面型、脑量等差异与人类之进化等等问题，“尚未找到是否有一定规律可循的”前提下，却终其一生之力来努力想证明有现代人头型优与劣之分别或演进！杨先生对此很有意见。强烈地不接受西方体质人类学上的简单而数据不多的论点：把欧洲人种的肤色、面型、头型推论为进化的，而把其他人种型解说为较原始的！杨先生曾对其二儿子说：“那欧洲人种之体毛较多，及身体常有狐嗅，跟许多非人类的猿类较相似，这到底如何定义呢？又如鼻梁骨之高低与许多不同动物有不同鼻骨一样，又有何所谓先进与后进的呢？”杨先生坚持人种进化及演化是个复杂的问题，不是靠某些西方学者，甚至不少东方民族主义学者可以轻易以一两个面部、头部特征而轻浮地讨论，就得出什么结论来的。 杨希枚先生因长期居留海外，非常思念故乡。为了实现落叶归根，与亲人团聚的夙愿，他置海外优厚的待遇，优越的生活条件和亲友的恳切挽留于不顾。杨先生在台湾中研院是一级研究员，按规定可以工作到70岁或终生工作，但他65岁就提前退休了。那时夫人已去世，他安排好孩子们，绕道美国，毅然放弃美国绿卡，回到祖国怀抱。当时的情况是大陆的学者纷纷往美国跑，只有极少数的几个人从美国回大陆，他就是这极少数人中的一个。回到祖国回到故乡，是他几十年梦寐以求的事。这表现了他渴望光明，追求真理，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的进步思想，也反映了他愿以赤子之心报效祖国的爱国精神。 希枚先生回国后感，慨万千，他说：“无限欣慰，无数惊叹！无言的唏嘘，老泪纵横，由衷愧歉，生命的再出发！”他欣慰自己幸运，回国时间选择的好，“四人帮”被粉碎，遇到了太平盛世，迎来了科学的春天；他惊叹祖国和北京日新月异的巨大变化；他感到欢欣鼓舞，决心像夕阳一样散发余热；踏上新的学术研究征程，为繁荣祖国学术大干一番。这就是回大陆定居后希枚先生精神世界的真实写照。 希枚先生的生活很简朴，抗日战争时期他在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住在四川南溪李庄，大家都过着很清苦的日子，他“天天吃花生米当菜，就饭吃”。从此养成了爱吃花生米的习惯，他后半生中除了花生米之外“其他几乎没有什么东西他爱吃。”他从不讲究穿着，常常穿着普通的两三件旧衣服。对于住房也没有什么高要求，人家都增加了住房，搬进了新居，他还是住老房子。 希枚先生多才多艺。他通今博古，精于先秦文化史、考古学、民族学、人类学，古文和外文都相当好。还擅长拉京胡和唱京戏。他的精彩表演，几乎成了历史所每年春节联欢会的保留节目。他演奏的旅律悠扬悦耳，他演唱的老生唱腔优美动人，给人们带来了传统文化精华的美，也带来了醉人的欢乐和甜蜜的微笑。 五 1992年10月30日，希枚先生的夫人马钟勤女士打电话给我，说希枚积劳成疾，住进了协和医院。我当天即去医院看他。他躺在病床上，平静地对我说，他的胃不大舒服，很快就会好的。我想：他多么乐观啊，康复指日可待。然而几天后传来消息，说他的病经过医生诊断为胃癌。我的心田像落了一块石头，不禁沉重起来。以后我又几次去看望他。有一次他脸色苍白，声音微弱，吃力地对我说：“我还有一些未做完的工作，我多么想完成啊！”他在重病期间还想着学术研究，他的事业心有多强呀！他的《先秦文化史论集》只收了他的33篇论文，还有二十多篇论文没有收入文集，他大概打算再写几篇文章，再出一本论文集。 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历史研究所领导对希枚先生的生命非常关心；对于把他从病魔掌中抢救出来十分重视，经胡绳院长批示，院办公厅曾出具证明动用外汇尽力抢救。历史所领导林甘泉到医院看望杨希枚先生，他动情地对林甘泉说：“我回到祖国12年来受到各级领导的关怀，我对各方面的领导与同志们的关怀与照顾非常感谢！”希枚先生本人的收入并不丰厚，却嘱咐夫人马钟勤不要向领导提什么要求，告诉她在他去世后把他的专业书籍全部无偿献给历史所；为纪念其父亲杨同璞供他读书，在他的母校北京市回民学校设立杨同璞奖学金，每年捐款数千元人民币，奖励优秀学生；鉴于中国先秦史学会经费有困难，捐款数千元人民币给先秦史学会（据马仲勤女士开出的清单，1993年——2004年，捐给北京市回民学校36200元，其他捐款3000元；1993年——1998年，捐给中国先秦史学会6000元）。他临终还念念不忘为国家科学文化教育事慷慨解囊，赢得了人们的普遍赞扬。 1993年3月8日上午10时50分，杨希枚先生不幸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享年77岁。噩耗传来，我感到无比的失落，极大的伤感，不禁潸然泪下，沉痛地说：“尊敬的希枚先生，我为您祈祷；一路走好！” 著名诗人臧克家先生在其代表作《有的人》中写道：“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希枚先生就是这样的人。他虽然走了，去到另一个世界，但是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他的人品学问、道德文章，活在我们心里。我们深切怀念他，我们永远记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