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毓棠先生（1911－1985年）是我的老師。他從1978年起指導我學習中亞史和中外關係史，直至去世。在他晚年的學生中，我是追隨他時間最久，受到教誨最多的一個。 先生平易近人，和藹可親，唯獨對我十分嚴肅，難得露出笑容；見面時，祇指點學問，話題極少涉及其他。他患有多種疾病，其中以哮喘最爲嚴重；工作卻很繁忙，特別是進入《中國大百科全書》總編委以後，主持了中國史卷的全面規劃工作，還親自主編秦漢史分卷，常常在病榻上也手不釋卷。爲此，我多次提出協助他處理一些事務，他總是婉言拒絕；其原因，用他的話來說：“使用自己的學生是不允許的”。 在我的記憶中，他正式委託我辦的事祇有二件。一件是1981年他赴美講學前夕，要求我參加秦漢史分卷的編輯工作。然而這與其說要我幫忙，毋寧說有意給我一個鍛煉的機會。再一件便是編輯這個詩集了。 早在1979年，他就有意收集過去發表的詩作，但事實上並未進行。1985年一月起，他的舊病一再發作，終於在五月初住進北京協和醫院。治療期間，我多次去探視，見他身體狀況一天不如一天，曾一再請求允許我編輯他的史學論文集，他始終沒有同意。有一次，他說：“我的論文，質量不高，特別是解放前寫的，當時條件太差，資料奇缺。時隔多年，史學界已有長足的進步，考古工作更是突飛猛進；既無力增補，你看有重新發表的價值嗎”？見我頗不以爲然，他又說：“你如有興趣，將來不妨收集一下我的詩作”。並叮囑：“我寫詩曾用過一個筆名：‘唐魚’，是‘毓棠’兩字的諧音，祇用過一次”。說了這些話，他已喘息不已。我祇知道先生在三十年代寫過不少詩，但讀過的祇有《寶馬》等二三首而已。其他是些什麽詩，發表在何處，一概不知。當時的情況，又不容我多問，祇是在心中發願，一定要把先生託我的這件事辦好。這便是我編輯這本詩集的緣起。 關於先生詩作的特色、成就和在近代詩歌史上的地位，卞之琳先生的序文已經說得很清楚了。在此，我祇想就史詩“寶馬”談一點看法。 我每完成一篇論文，總要請先生審閱。一次，他皺著眉頭說：“你的文章越寫越枯燥，令人難以卒讀，這樣不好。一個史學家應該是半個文學家”。我率爾而對：“難道不應該是半個數學家”。先生莞爾一笑，說：“這並不矛盾”。由此可見，先生創作“寶馬”固然有其特定的背景（參見卞序），但從他採用歷史題材這一點來看，很可能是出於這樣一種信念：史學家之所以要恢復歷史的本來面貌，不僅僅是爲了發現作用於其中的規律，還在於以文學的形式生動地再現莊嚴燦爛的歷史畫卷，豐富當代的生活，陶冶人們的性情，使史學研究的成果最大限度地發揮作用。聽說現在有人提倡作家要學者化，我因此想到，學者（至少史學家）也應該作家化，不僅要具有邏輯思維的能力，也要有形象思維的能力。“寶馬”在這方面可以提供豐富的啓示。 至於詩人在當時選擇李廣利征大宛這一事件爲題材，無疑是經過深思熟慮的。這場戰爭是漢武帝發動的。如所週知，武帝在我國歷史上是一位有作爲的皇帝，不論他組織這次遠征的個人動機如何，其後果具有積極意義是可以肯定的：由於大宛被征服，漢朝的威望大大提高，西域諸國皆背匈奴而向漢；李廣利回軍後不久，漢就在西域設使者校尉，護田積穀，這可以說是設置西域都護的前奏，漢和西域的交往從此暢通。李廣利萬里遠征，歷盡險阻而終於奏功這一過程本身，也說明這次戰爭根本上是符合當時西域各國同中原開展文化、經濟交流的願望的。詩人身處積貧積弱、內憂外困、風雨飄搖的舊中國，憧憬漢唐盛世，渴望炎黃子孫能繼承祖先開創的豐功偉業，是極其自然的。但似乎應該強調指出：詩人謳歌的不是那位雄才大略的漢武帝（全詩八百行，勾勒武帝者僅寥寥數筆，且對這位“無上的漢天子”不無揶揄），也不是這次意義重大的、勝利的遠征，而是在這次遠征中表現出來的我們祖先剛毅不拔、堅苦卓絕、一往無前的精神。顯然，在詩人看來，這種精神乃是漢唐盛世賴以建樹的基礎，乃是炎黃子孫最可寶貴的東西，乃是祖國未來希望之所寄。詩人創作“寶馬”，歸根結蒂是要喚起這種精神，要喚起一個具有這種偉大精神的民族應有的自豪感。 詩人是史學家，因此誠如卞序所指，全詩雖五光十色、眩人眼目，卻並不違反歷史的真實，句句有來歷，字字有出典。但我認爲史學家作爲詩人，可貴之處還在於他嚴格遵循著我國詩歌史上優秀的現實主義傳統。他著意謳歌遠征士兵披荊斬棘的大無畏精神，但毫不諱言封建軍隊的殘暴和腐朽作風，便是明證。依據史料而不爲所囿，進而駕馭史料，抓住歷史最本質的東西，使“寶馬”不同於一般膚淺的藉古諷今之作，而具有永久的魅力。 “寶馬”發表後，一直備受讚賞。但也有人認爲這首詩在某種程度上反映出作者的大漢族主義，不無遺憾。我細讀此書後，認爲這種看法是不能成立的。詩中對封建夷狄觀確有所表現，因爲這是客觀存在的歷史事實，不容抹煞，但不能因此認爲詩人自己有大漢族主義思想。全詩一開頭，就以飽含感情的筆觸，詠歎大宛美麗富饒的河山、善良勤勞的人民；詩中對這場戰爭給中原人民和大宛人民帶來的災難，同樣寄予了深厚的同情。完全有理由認爲，詩人對封建夷狄觀是持否定態度的。事實上，作者作爲當代最早注意中亞史和中外關係史研究的學者之一，始終對我國各族人民和世界各國人民懷著友好的感情，並身體力行爲發展漢族同各兄弟民族、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之間的文化交流事業作出了貢獻。凡是熟悉作者的人，無不清楚這一點。 按照出版社的要求，本書應該是一本選集。但由於我無法覓全作者的詩作（例如，署名“唐魚”的那一首就沒有找到）[1]，既未睹全豹，也就談不上選了，且不說對於我這樣一個門外漢來說，要確定一個選擇的標準亦非易易。因此，祇能籠統地稱之爲《詩集》；而在篇幅允許的範圍內儘可能多收幾首。 先生的詩集曾出版過兩種：《海盜船》和《寶馬》。前者係短詩集，未見。後者收長詩“寶馬”和短詩三十六首。據唐弢先生回憶，前者已包括在後者之中，考慮到後者係先生自選集，故這次悉數收入。至於補充的數首，由於上面所說的原因，就帶有很大的隨意性了。但其中“漁夫”、“北行”、“山溪”三首（刊於朱光潛先生主編的“文學雜誌”）和“秋燈”一首（原刊待查），卻可以肯定是先生得意之作。尤其是“秋燈”，1979年先生於廬山療養期間曾抄贈唐弢先生；後來又用毛筆謄錄在李賦寧先生的紀念冊上；在他七十歲生日那天，還給我寫了一遍；並告訴我，此詩頗得朱自清先生賞識，言下不勝思念之情。 《詩集》分上下卷，上卷收長詩“寶馬”，下卷收短詩，題爲“漁夫”。短詩先列原刊《寶馬》集諸首（順序照舊），繼之以這次補充者，略按發表年代排列，並附出處。此外選入譯詩三種，作爲附卷，以見先生譯事之一斑。分卷設計都是卞之琳先生的主意。 《寶馬》用典較多，一般讀者或有困難，特收入先生“我怎樣寫‘寶馬’”一文。該文談到了此詩的構思經過和史料依據，足資參考。又因短詩多以大海爲題材，另選入先生題爲“海”的抒情散文一篇，於讀者體會詩意或有裨益。以上兩則，作爲全書的附錄。 在搜集、編輯的過程中，得到先生許多友好的鼓勵和指點。其中特別要感謝卞之琳先生、蕭乾先生和唐弢先生。這些前輩的熱誠幫助，使我克服了不少困難，也使我認識到先生詩作的價值所在。我更熱愛我的老師了。 *《漁夫與寶馬──孫毓棠詩集》，臺北：業強出版社，1992年10月初版 [1] 可以告慰於先生的是，我終於設法找到了署名“唐魚”的詩篇，題爲“明湖商籟”，凡八首，登在1943、1944年昆明所出“當代評論”上。希望將來《漁夫與寶馬》有重版的一日，可以悉數收入。 孙毓棠先生临终前，中外关系史研究室郝镇华先生去协和医院探视。孙先生对他说：“余太山老问我人生的终极意义是什么。你去告诉他，人活着的意义和一条狗活着的意义没有什么两样”！郝先生如实地向我传达了孙先生的话。 多年来我常因思索孙先生这一番话而不无困惑：按之先生的诗歌创作、治学和为人，不难看出他老人家一贯持有一种积极的人生观。这难道竟在临终之前改变了？ 后来终于明白，我的困惑无非是狭隘的“人为万物之灵”这一世界观作祟的结果。随着环保意识的加强，以地球上其它生命为友，和平共处的思想正在越来越深入人心。人类已经认识到自己不可能单独生活在宇宙之间，不和其他生命相比，也没有什么特别高贵之处。 最近报载，科学家评出了地球上最成功的物种，号称“十大杰出生物”：银杏树、磷虾、原绿球藻、蚂蚁、极限微生物、蘑菇、流感病毒、白蚁、人类、甲虫。评判的标准为：种群遍布整个星球；个体数量巨大；对地球上生命的繁衍生息作出过贡献。 这就是说，在某种意义上，人类的价值和白蟻、甲虫之类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差别。 孙毓棠先生的远见卓识由此可见一斑。 2004年2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