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外庐先生是20世纪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从1954年建所起，长期担任历史研究所的领导工作。他以独创的思想史与社会史结合的科学研究道路和科学的育才之道，培养出一代又一代的人才，形成了新的学术流派——外庐学派（又称侯门学派）。我，作为他的学生，能在较长时间内直接接受先生的教导，并曾在师兄们的辅导帮助下学习和工作，回忆往事，备感亲切和幸福。追忆外庐师在学术研究中的育才之道，缅怀恩师的深情培育，以纪念历史研究所建所50周年，也希望能对后人有所启迪。

一、要遵循历史科学研究的规律

1959年夏，我从山东大学历史系毕业，分配到历史研究所，进入由侯外庐先生亲自创建的中国思想史研究室。当时，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先生兼任历史研究所所长，侯外庐先生任副所长兼思想史室主任。同时分配进室的青年还有黄宣民等3人。

那正是轰轰烈烈的全民“大跃进”的年代。第二年，思想史室就制订了一个“跃进”的规划：一年之内集体创作完成一部数十万字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赶在1961年“七一”党的40周年生日前，向党献礼。我们这批青年更是热血沸腾、跃跃欲试，认为大显身手的机会已到。于是就日夜苦战，猛干一场，把分配撰写的篇章及时完成交卷。但由于质量问题，全书均未通过，我们写的那些就更差了。于是，几个年轻人迅速地陷入苦闷和彷徨之中，个个都垂头丧气。

从一开始就对这个“跃进”规划表示沉默的外庐师就召集我们谈话。他语重心长地说：“写书是个科学研究的细致工程。既然是科学研究，就要有个艰苦的科研过程。倘若忽略这个过程，必然要吃苦头，要付出代价。”他又和蔼地说：“你们这次大跃进写书，热情很高，就是缺乏科学研究过程。即从搜集资料、研证资料到科研课题的提出，再从认真阅读资料到课题写作提纲的产生，再从事研究和写作，直到修改发表。这个繁杂艰巨的研究过程，也是一个从具体到抽象的理论思维过程，这都必须亲自经历磨练，一遍、二遍、三遍……这样才能成长起来。你们这次编书虽然失败，但不可灰心丧气，要善于总结经验教训。”外庐师的谆谆教导，温暖着青年学子的心，启发我进行反思。

此后，我仔细回顾了这段编书的经历，认识到对自己的教训就是：一、虽然也从资料入手，但缺乏对资料的深入研究、去粗存精、从中提炼出或萌发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只是形成资料的无序叠积。二、急于求成，往往不从资料出发，就形成抽象空谈，缺乏说服力。“大跃进”编出的书虽然成了废品，但外庐师强调的要读书、“打基础”的要求，引导我们滋生出强烈的读书渴望。而先生已经在考虑我们几位青年学子的学习问题了。

外庐师针对我们基础理论知识不足的缺陷，为我们提出了一个读书计划，要求我们集中一年多的时间埋头读书“打基础”。在他开列的书单中，有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路得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列宁的《哲学笔记》，毛泽东的《矛盾论》和《实践论》，以及他主编和研撰的《中国思想通史》（1——5卷）。在此基础上，再选读先秦诸子的著作。与此同时，又请室内的何兆武先生为我们讲解西方思想史，张岂之、林英师兄给我们上逻辑课等。

根据外庐师的要求，我们确实做到了集中精力、抓紧时间认真读书，即使是假日也不休息。记得有很多次在星期日上午，先生还带着幼小的孙儿从他住处（小雅宝胡同）散步来所，看看我们是否在办公室里埋头读书、记笔记。他不时地还和我们聊上几句心得体会，并翻阅我们的读书笔记。如今回忆起当年的情景，历历在目，深感于外庐师对培养青年学子的重视和用心之良苦！

在认真读完五卷本《中国思想通史》后，令我印象尤为深刻的是第一卷中对先秦诸子百家学说的论述，荀子“综合百家学说”、成为战国时期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思想的高峰，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我就上溯春秋时代这一思想的起源和循序发展过程，沿着这个思路去研究探索，严格遵循科学研究的规律。首先，从查寻和搜集资料入手，阅读了《诗经》、《左传》、《国语》等先秦典籍，继而对搜集的大量思想资料做了排比，并与春秋时代的社会危机以及维护奴隶主贵族利益的宗教信仰和神权思想的动摇等大量史实相结合进行研究，终于找出了问题踪迹，得出了自己的观点。我开始动笔，加以详实的论述，写成了学术论文《春秋时代的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思想》，发表在1963年第9期的《历史教学》上。与此前已经发表论文时一样，在外庐师得知后，他总是满脸笑容，点头赞许，看到学生的研究出了成果，好象比他自己出成果还要高兴。

20年后，在参与《宋明理学史》的研撰过程中，在外庐师和汉生师的指导下，我依然严格要求自己遵循这一科学研究规律认真进行研究，突出地表现在对传主杨万里和顾宪成、高攀龙的研撰。当年，史学家杜国庠先生在参与《中国思想通史》的研撰时曾指出：杨万里不仅是诗人，还是思想家。但因种种原因，没有顾得上研究撰写。我通过研究，首次全面地论述了杨万里的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和重视。对于东林学派的研究，早在《中国思想通史》中就指出其进步性后，学界反映不一，有的批判文章认为东林学派是反动的。在把顾宪成和高攀龙作为“恪遵洛闽”、“以朱为宗”的理学家进行细致研究的过程中，我得出了不同于此前的结论，发表了《明末东林学派的思想特征》（《文史哲》1985。9）一文，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此后的研究又不断深化，汇入对明清实学思潮史的研究。而对于东林学派的总结性研究，体现在《顾宪成高攀龙评传》（与张安奇合撰，1998，南京大学）一书中。经历了多次反复而全面、细致而严谨的研究，加上又发掘出新的史料后，确立了对东林学派的理论分析和定位是：一、东林学派继承了传统儒学的“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和程朱理学理性精神，突破理学教条，崇尚实学，开启了明清实学思潮之端绪。二、东林学派代表了地主阶级的中、下层及其知识分子和开明士绅，反对封建专制政治，具有早期启蒙色彩；代表开明正直势力与腐败邪恶势力斗争，要求改革和发展经济，代表了新兴市民阶层利益。三、学术上批判王学末流，修正和改造朱学，兆示了明清之际总结和终结理学的思想倾向。四、赞美泰州学派“异端”，与之有不少的思想共同点，同为进步学派。这些观点，得到学界的多数赞同。张岱年先生评为：“（本书）是对于明代思想史研究的一项重要贡献。”

之所以我在思想史研究中有些收获，离不开外庐师的悉心栽培，同时也正是实践先生所教导的要遵循科学研究规律的结果。    

     二、 思想史研究要“通”而后“专”

               “博”而后“深”

侯外庐先生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最早翻译了马克思的《资本论》，“他是从源头上接触马克思主义较早的一位史学家……他的著作中教条主义、形而上学的缺点也较少。” （任继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侯外庐先生》，载《中国思想史论集》第二集，《纪念侯外庐先生百年诞辰专集》张岂之主编，2003。8广西师大出版社）外庐师创建的侯门学派遵循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原理，创造性地把思想史和社会史研究融为一体，用这一新的研究方法来全面揭示历史的本来面目和中国思想发展的轨迹。

外庐师在引导我们进入中国思想史研究领域时，首先要求我们读懂马克思主义有关人类思想文化、意识形态发展的基本理论。在此前提下，进入阅读我国历史文化典籍资料时，则强调要纵向的“通”而后“专”，横向的“博”而后“深”。

我领会到：从纵向说，“通”是要求对中国思想发展史自先秦以至近代总体脉络的了解和掌握。由外庐师主编和研撰的《中国思想通史》集中了老一代史学家开创性的研究精粹，为我们提供了一部经典性论著。学习这部书，从总体上领会和把握中国思想发展史的脉络就显得十分重要。只有在“通”——总体把握后，在分段“专”攻时才能有所依据，从而在研究中不断加以发展乃至新的开拓。

此外，由于这一学科的研究方向不是局部的单纯的历史，而是“从文化的整体、社会的整体看问题，而不是孤零零地看一个问题。从整体、全局看局部，跟站在局部看局部不一样……”。（同上）故而外庐师又要求我们掌握的资料要“博”，在研究某一专题时，必须对当时社会的历史情况、社会形态从政治、经济、阶级关系、思想、文化、哲学、乃至自然科学和民俗民风……等等，都要通盘掌握，特别要关注思想文化的方方面面。还要上联下挂，考察思想渊源和其社会效果、后续影响等等。在此基础上，才能做到“深”而有所发现和提出创见。

外庐师对学生的一系列要求，他身体力行的榜样，我经过多年的摸索和一步一个脚印的实践，才逐步深入地领会到先生的苦心孤诣和育人方法之科学。

早在60年代，我起先是把注意力放在近代思想史上，对辛亥革命和义和团运动做了一些研究。静心读书后，对先秦思想发生兴趣，发表了学术论文。正想对先秦诸子做深入细致的研究时，十年“文革”中断了一切。

“浩劫”过后，黄金时代已经离我遥远，近半百之年，奋力追赶。于是，和何兆武先生等合著《中国思想发展史》，研撰了自秦汉魏晋至隋唐五代的思想文化史。接着就参与了由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主编的《宋明理学史》的撰写。此后又参与了《明清实学思潮史》的研究撰写。这一系列的学术研究，促使我对中国思想发展的历史，有了系统和更为深入的认识。在担任十卷本《中华文明史》“学术思想”学科主编、研撰自先秦至辛亥革命的58万言（与张安奇合著，本人撰46万言）中，我力求科学判断，努力消除“左”的消极影响，得到了学术界的好评。（本书列为1994年五个一工程奖项，河北教育出版社、台湾地球出版社出版）

在《顾宪成高攀龙评传》的研撰中，除了反复认真读书、详实地占有资料和严谨地分析比较外，按照师训，把个体研究和总体研究相结合，追本寻源和后续追踪相结合，层层扩大和深入，最后落实定位。经过多次纵向横向研究，在以下几个方面有了重要的突破：一、严格区分了东林学派和“东林党”；二、将东林学派定位在开理学思潮向实学思潮转变之端绪上；三、关于“启蒙思潮问题”，定位在“早期启蒙思想”上；四、发掘出新的史料，更有力地论证了东林学派与泰州学派同为进步学派。

在以后的几年中，又就中朝两国的理学和实学的比较研究课题，研撰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

回首自己数十年的研究道路，之所以小有成绩，是努力实践外庐师教诲的结果，就更加深切感念外庐师的悉心教导！

           三、 “要关心和参加当前学术界的讨论”

回忆在1961至1964年间，外庐先生有个习惯：每天上午来所时，不是先去所长办公室，而是先到思想史室我们几个年轻人的办公室里坐上一会。这时，师兄张岂之、杨超、李学勤和何兆武先生、学术秘书林英也就随之而来围坐漫谈，我们则在旁静听。一般都由外庐师先讲他对一些学术问题的思考，然后再逐一解答师兄们在专业研究中所遇到的困难和学术界研究的难点问题等等。当时，我们青年人都认真仔细地聆听并进行思考。有些问题，往往似懂非懂，事后还要查阅书籍资料才能弄明白。长期积累，从中也学到不少知识。其中，印象尤为深刻的是：外庐师强调学生们必须“关心和参加当前学术界的讨论”和关心历史研究对现实的密切联系。

1961年夏，辛亥革命50周年纪念日将临，外庐师很关注这个重大节日。当时他的好友张友渔先生是《新建设》的主编，派了一位编辑到思想史室征集稿件，老师就鼓励我们积极投稿。我在此前研究近代思想史旧稿基础上修改提高后，写成《辛亥革命准备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对“君权”和封建道德的批判》一文，交给先生，先生大为高兴，让我送到杂志社去。不久，杂志编辑来传达张友渔先生的意见是：决定刊用，文章的中段可以，头尾要稍加修改。外庐师十分重视，让室内3位青年一起参加讨论，最后由张岂之修改定稿。当编辑送来文章校样时，先生亲自仔细阅读校核，并在校样上修正几处错字。文章发表在《新建设》1961年第10期，以黑体目录、作为本期唯一的一篇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的重点文章刊载，这也是我第一次正式发表的学术论文。

在60年代初的学术界、戏剧界，曾展开了一场关于道德的阶级性与继承性问题的热烈讨论。我们当时面临着是否应该参与这场讨论的问题。有的同志认为参加社会的学术讨论会影响自己正在进行的学术研究工作。外庐师针对这一思想活动就明确地对我们说：“你们应该关心和积极参加这场讨论，切不可关门搞学问。参加讨论也是一次学习，更是一次活的学习，可以从中检验你们平时所学到的马克思主义能否具体运用到实际中来。”他又说：“把问题讨论明白了、论述清楚了，也会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

引起道德问题的讨论，源于有的同志提出：历史上统治阶级的某些道德观念（如“忠”“孝”等）今天仍可批判继承，其理由是在对立阶级的道德之间存在着“互相接受”、“互相包含”的一种对立融合的关系。因此，今天的无产阶级完全可以把过去的道德“移用在今天”。这一场讨论涉及到阶级道德的含义、对立阶级之间道德的关系以及有无共同的道德、阶级道德如何继承等问题。这些对我来说，是比较陌生的。外庐师就鼓励我投入，他说：“必须及时补课，缺什么就补什么。”经过一段时间的补课，我撰写了长篇论文《对目前道德继承问题的几点商榷》一文，刊载在1963年11月16日的《光明日报》，投入了这场讨论。

尽管这场关于道德的阶级性和继承性的学术争论，到后来因被“林彪、四人帮的插手破坏和左倾思潮的影响而偏离了正确的方向，至'文革'而发展成为对一些学者的批判斗争或人身攻击，教训十分深刻。”（参见《20世纪中国学术大典·哲学》第336页，福建教育出版社2003）但是，当时的争论却纯粹是学术问题。外庐师对学生们的要求，正体现了他对史学界学术理论问题的重视和他教育学生要关心学术界学术活动的初衷。

             四、 吸纳人才，组织梯形研究队伍

    为了培育一支中国思想史研究队伍，侯外庐先生在组织和吸纳人才方面，有长远的思考和周密的步骤，形成了一支梯形的研究队伍。

学术研究、学术繁荣需要代代传承。第一代树立榜样、科学示范，后代人继承发展。薪火相传，学术发展，学派也就自然地形成了。而学术的发展，又必须依靠学术成果——作品来凝聚研究人员的力量。外庐师亲自主编和研撰的五卷本《中国思想通史》就是范例。

外庐先生以他宏大的学术气魄和富于创造的人格魅力、深邃的理论思维和坚韧不拔的毅力， 团结聚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史学家，又培育了一批又一批学生，形成了研究梯队。

早在上个世纪的40年代抗日战争时期的重庆，外庐师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进行学术组织和研究工作时，与杜国庠先生就有深交。1946年在上海与著名史学家杜国庠、赵纪彬合作撰写了《中国思想通史》的第一卷。在第二、三卷的研撰中，增加了时任复旦大学历史系讲师的邱汉生，他是杜国庠先生所推荐的，此后就有了外庐先生与汉生先生40余年的友谊和合作。建国后在历史研究所研撰第四卷时，则又有与著名的史学家白寿彝、杨向奎、杨荣国等的合作。当时，他还组织了何兆武和自己的弟子张岂之、杨超、李学勤、林英参加研撰（在书中署名为“诸青”）。而第五卷则是外庐师早在抗战期间所研撰的《中国早期启蒙思潮史》。《中国思想通史》是系统研究中国思想史的开山之作，在中国史学界和学术界的著作中是浓墨重彩、别开生面的巨著，在国内和国际学术界都有相当大的影响。

外庐师十分重视吸纳年轻人才，关注并发现人才后就千方百计纳入麾下。建所伊始，他就在他讲学的北京大学哲学系选择了大弟子张岂之，由考古所选择调入了李学勤和从行政单位调入并亲自委任为学术秘书的林英。此后又从北京图书馆物色到毕业于西南联大的何兆武。1955年，先生从《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版读到一篇研究唐代大诗人李白的论文后，通过各种渠道，把因病退职、远在上海养病的年轻作者杨超召入室内。1958年经他招为副博士研究生的有祝瑞开、冒怀辛、胡一雅三位。这第一批弟子人才济济，虽然其中有的后来工作岗位和专业有所变动，但多数都在史学领域有卓越的成就。而在“文革”中杨超的不幸离世，则带给先生深深的悲痛和惋惜。

外庐师的第二代弟子基本上是从1959年至“文革”前进室的，有步近智、黄宣民等4人和从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来进修的陈谷嘉。1963年后又分别招收了研究生卢钟锋、孟祥才和调入了樊克政等多人。出于种种因素考虑，外庐师曾计划要在历史学界物色几位已经具有相当学术基础的中青年学者，以加强思想史研究的力量。但是，客观条件的日益恶化，终究未能如愿。直到“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侯外庐先生和邱汉生先生共同招收了崔大华、姜广辉等3位研究生。

80年代由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主编的《宋明理学史》的研撰，主要则是著名史学家邱汉生先生和时任西北大学校长的张岂之先生带领侯门几代学人集体完成的。2003年，在历史研究所《纪念侯外庐先生百年诞辰暨中国思想史学术研讨会》前，由姜广辉主编、

主要由思想史室一批中青年学者合作研撰的《中国经学思想史》的出版，兆示着侯门学脉正在代代传承。

侯外庐先生为中国历史研究事业留下了丰厚而又宝贵的精神财富，也为历史研究所的历史研究、中国思想史研究和人才培养等等方面，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的博大精深的学术建树、高尚纯正的道德情操和气度恢弘的大师风范，将永远彪炳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