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广舆图》分省图绘制数据的来源

（二）其他分省舆图

如前文所述，《北直隶舆图》中顺天府部分很可能是依据地方志中的材料绘制的，这一结论还应当可以推广到《广舆图》的其他各分省图，但保存有类似于永乐《顺天府志》中如此详细的各级城市之间相互位置关系数据的明代方志极为少见，大部分现存明代方志中的位置关系数据基本是单向的，即主要是县治与府（州）治之间的位置关系数据，缺乏同级城市之间的位置关系数据，不过可以推测，在绘制《广舆图》时，罗洪先应当能看到更多的类似于永乐《顺天府志》中的位置关系数据。即使如此，使用这些单向的数据，也能绘制出类似于《广舆图》的地图。下面举出两例：

1、《浙江舆图》温州府部分

下表是嘉靖《温州府志》卷一“建置沿革”中记载的温州府以及温州府与其所属各县的位置关系数据：

嘉靖三十四年初刻本《广舆图》《浙江舆图》温州府部分

将表中收录的资料与《浙江舆图》相比较，其中温州府、乐清、瑞安的位置大致准确，但平阳县和泰顺县的位置则存在差异。

《浙江舆图》中将平阳县绘制在温州府正南约150里，与嘉靖《温州府志》相比，距离相符，但方向存在差异。再核对隆庆《温州平阳县志》，其“疆域”条载县治“东至海二十五里”、“西北至湖滨二十里，自县抵府城一百五十里”[2]，绘图时有可能是参考了这两条资料，将平阳县定位在靠近海滨的位置，由此将平阳县绘制在温州府正南的方向。

《浙江舆图》中将泰顺县绘制在温州府西南二百六十里的位置，方向相符，但距离存在一定误差。查乾隆《温州府志》载“泰顺县，在府治西南二百九十里”[3]。这条材料中的数据，与地图中所绘泰顺县与温州府的距离、位置关系基本相符。中国古代的地方志存在后志抄前志的习惯，可以推测罗洪先绘图时可能采用了与这一数据相近的明代方志或者其他材料。

此外，关于《浙江舆图》中所绘温州府境内其它景物的位置，明代的各种方志中有着如下记载：

其中自然景物中西山、南雁宕山的位置与图中所绘相符。

卫所堡寨的资料中，虽然永乐《乐清县志》记载了陆路和水路距离，但只使用了东西南北四至方位，难以作为绘图的依据。将《浙江舆图》与乾隆《温州府志》的资料进行对比，图中所绘各卫所堡寨的方位、距离，除盘石卫、宁村（柯）寨城之外，其余与文字材料所记方位存在稍许出入。其中海安所城，嘉靖本《广舆图》中标绘在乐清县以东，但乾隆《温州府志》记在“瑞安县”下，查《大明一统志》中记“海安守御千户所在瑞安县东”，由此可以认为嘉靖本《广舆图》此处绘制错误。可能正是发现了这一错误，在万历本《广舆图》中删除了“海安”。“蒲岐千户所”，文献与《浙江舆图》所绘位置存在差异。

通过上文分析，可以认为使用方志材料，可以绘制出与《浙江舆图》中温州府相似的地图。

2、《广东舆图》琼州府部分

下面是从万历《琼州府志》和正德《琼台志》中整理出的琼州府与所属各州县相对位置关系的数据表：

万历《琼州府志》“府境图”

正德《琼台志》“琼州府地”

嘉靖本《广舆图》《广东舆图》琼州府部分

将两部方志与《广东舆图》相比，可以认为这两部方志很可能只是绘制《广东舆图》琼州府的部分资料来源。将《广东舆图》中琼州府部分与万历《琼州府志》和正德《琼台志》所附地图比较，其与后两者存在明显的差异：首先，两幅方志图都将琼州府绘制在岛屿中部偏北，而《广东舆图》则绘制在岛屿的东北部；两幅方志图中儋州、昌化县、崖州、乐会县、会同县、文昌县的大致方位与方志中的材料吻合，但陵水县和感恩县则与方志材料不同，《广东舆图》琼州府部分中文昌县、安定县、陵水县和感恩县的位置与方志材料相合，其它各州县则与方志材料存在差异。因此，《广东舆图》的绘制并不只是参考了这两幅方志图。

与现存的其他一些明代全国总图对比，可以发现《杨子器跋舆地图》上海南岛的形态与《广东舆图》琼州府近似：岛屿都稍向北突出，东北部都形成类似于半岛的形态，两者有些近似；琼州府都位于岛屿的东北角，儋州位于西北角并位于琼州府西部偏北，昌化县位于儋州的西南，崖州位于儋州以南，只是万州与琼州府的相对位置存在差异。同时《舆地总图》中海南岛的形态虽然与《杨子器跋舆地图》稍有差异，但琼州府、儋州、崖州和万州的相对位置，两者则非常近似。因此，《杨子器跋舆地图》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方志材料与《广东舆图》之间的差异，可能也是绘图是重要的参考资料。

《杨子器跋舆地图》中的海南岛

通过上文分析，可以认为使用方志材料，并结合明代的一些舆图，可以绘制出与《广东舆图》琼州府相近的地图。

由于现在留存下来的明代方志数量较少，尤其是缺少北方、西北地区的材料，因此由于资料的缺失，一一复原《广舆图》绘制时所依据的材料基本不可行。不过通过分析可以认为，仅仅依靠方志材料，并结合一些现存舆图可以绘制出《广舆图》的各分省舆图。

二、《广舆图》中海岸线（河流）的绘制数据来源

在分析《广舆图》海岸线（河流）的绘制数据来源之前，先要考虑绘图的顺序问题，即在绘制地图时，是先绘制海岸线，还是先绘制各级治所。对于这一问题，文献中没有相关的直接记录，只是刘献廷在《广阳杂记》卷三中提及“紫廷欲作四渎入海图，取中原之地，暨诸水道，北起登莱，南至苏松，西极潼关为一图。苦无从著手。余为之用朱墨本界画法，以笔纵横为方格，每方百里，以府州县按里至填之。府州定而水道出矣”[10]，按照刘献廷的绘图方法，绘图的顺序应当是：首先，在纸上绘制出“计里画方”的方格线；其次，绘制府州县；最后，依据府州县绘制出水道。这种绘制顺序也符合中国古代文献中绘图数据的实际情况，因为无论是在全国总志，还是在地方志中，河流、海岸线都是记载于府州县之下，因此理论上，在确定府州县的位置之后，将文献中记载的河流、海岸线与府州县的方位、距离，按照“计里画方”折算成图上距离后，点在地图上，然后将这些点连在一起，经过一些曲度的修饰即可绘制出海岸线和河流。反之则不可行，这主要是由绘图数据的特点决定的：海岸线和河流是一条线，即使通过文献在图上确定了海岸线和河流的起点，但文献中除了海岸线与府州县的距离之外，没有其他可以用于绘制海岸线的数据，没有海岸线（河流）各段之间的距离、方位数据，无法从起点开始绘制海岸线（河流），因此脱离开府州县，根本无法绘制出海岸线与河流。所以在理论上，刘献廷的方法可能是中国古代绘制海岸线与河流唯一可行的办法。

不过，对于《广舆图》而言，还存在另外一种可能，即在绘图时可以延用之前其它一些地图的海岸线[11]。关于这点前人已经做过这方面的分析，以山东半岛为例，周运中《<大明混一图>中国部分来源试析》一文认为：“《大明混一图》上圆形的山东半岛最早可以追溯到咸淳明州《舆地图》，与《杨子器跋舆地图》和《广舆图》同源”[12]。确实，在形态上，《广舆图》的《舆地总图》和《山东舆图》中山东半岛的形状与《杨子器跋舆地图》、《大明混一图》、宋代《墬理图》非常相似，都是向东延伸，在末端呈近似于圆形；但与宋《舆地图》整体大致为圆形的山东半岛，以及与《禹迹图》、《九域守令图》狭长、东端逐渐收束的山东半岛存在差异；也与《华夷图》和《历代地理指掌图》为代表的收录于各种书籍中的地图上几乎不向外突出的山东半岛截然不同。与今天山东半岛的实际形态相比，《广舆图》显然是不准确的，较为准确的应为《禹迹图》、《九域守令图》，不过可以认为《广舆图》继承了自宋代以来山东半岛的几种画法之一。

嘉靖本《广舆图》《舆地总图》中的山东半岛

宋代《墜理图》中的山东半岛

基于上述分析，《广舆图》中山东半岛海岸线的绘制很有可能来源于之前的一些舆图，不过罗洪先也进行了一些改绘，最为典型的就是在《广舆图》《山东舆图》中将登州绘制于一座与陆地不相连接的岛屿上，这在现存的《广舆图》之前的舆图上是看不到的，很可能是罗洪先依据某些材料改绘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在《舆地总图》登州依然被绘制于半岛上，没有脱离陆地。

基于上述推测，下文以宋代史料为基础验证山东半岛的绘制是否依据地理志或者方志材料。宋代现存四至八到数据最为完整、详细的地理总志，当属《太平寰宇记》，下表是从《太平寰宇记》中汇总的与山东半岛海岸线绘制有关的数据：

以《太平寰宇记》为资料绘制的山东半岛[14]

令人惊讶的是，依据如此少的材料绘制出的山东半岛，与《广舆图》《舆地总图》和宋代《墜理图》中的山东半岛在形态上近似，不仅东段比西段要宽，而且在半岛南侧同样显示出一个向北的凹陷。因此，无论《广舆图》《舆地总图》中的山东半岛的是罗洪先自己依据材料绘制的，还是来源于对宋代以来舆图中某种山东半岛绘制方法的模仿，其绘制材料应当与总志或者地方志有关。

再以雷州半岛为例。下表是从万历《雷州府志》[15]中摘录的与绘制海岸线有关的材料：

《广舆图》《广东舆图》雷州半岛

将万历《雷州府志》中的数据与《广东舆图》进行对比，两者除了雷州府、徐闻县与东西两侧海岸的距离之外，其它都基本相符，而雷州府与东西两侧海岸距离的大致比例，即距离东侧的海岸线较近，距西侧的海岸线较远，与图中所绘基本相合。根据万历《雷州府志》的材料绘制出的半岛形状大致呈长方形，且东南方徐闻县向东的凸出，基本与《广东舆图》相同。

由于受到史料和篇幅的限制，本文无法对《广舆图》中的海岸线与河流一一进行复原，但通过上述分析可以推测，使用方志材料或者总志材料，应当可以绘制出与《广舆图》相近的海岸线和河流。

三、《舆地总图》与分省舆图的关系

按照一般的理解，《广舆图》中《舆地总图》与分省舆图的关系，应当是以分省舆图为基础绘制《舆地总图》，具体而言就是在绘制有方格网的底图上，首先标绘京师；其次，在分省舆图上测量各省会治所与京师的距离和方位，然后以每方五百里为基础，标绘在舆地总图上；再次，测量各府（直隶州，《舆地总图》中未绘制县级政区）与省会治所之间的距离与方位，然后标绘在底图上，由此就可以绘制出《舆地总图》。需要说明的是，《舆地总图》中只标绘了省会、府级治所的名称，没有标绘代表各级治所具体位置的点，这使得准确估计各级治所之间的距离和方位变得比较困难，因此在下文中只能给出一个大致的约数，误差在0.2-0.3个方格（每方五百里）左右。下面以陕西、广东、福建为例进行分析：

1、陕西

西安，按相关各分省舆图（《陕西舆图》、《山西舆图》和《北直隶舆图》）测量，西安至北京东西向大约18个方格，南北向大约13个方格，《舆地总图》上西安（图中标为陕西）与北京之前东西不到4个方格，南北不到3个方格，基本符合。

延安，《陕西舆图》中标在西安正北稍偏西大约6个方格的位置，在《舆地总图》中大致位于西安以北稍稍偏东1个方格多点的位置上，两者大致相合。

宁夏，《陕西舆图》中标在西安以西六个方格，以北大约11个方格处，在《舆地总图》标绘在西安以西1个方格多点，以北大约2个方格的位置上，也基本符合。

华州，《陕西舆图》中标在西安以东偏北2个方格的位置上，《舆地总图》中标在西安以东偏北0.3至0.5个方格左右的位置上。

同州，《陕西舆图》中标在西安以北1.5个方格左右，以东2个方格多点的位置上，《舆地总图》上的位置与此大体相符。

由此，可以认为《陕西舆图》应是《舆地总图》中陕西部分的绘制数据来源。

2、广东

《广东舆图》与《舆地总图》中各府级治所与省会的相对位置关系参见下表：

从上表来看，由《广东舆图》可以绘制出《舆地总图》中广东的部分，而且对比两者可以发现，不仅府级城市与省会城市之间的相对距离、位置关系大致符合，而且府级城市之间的相对位置关系也基本符合。

3、福建

《福建舆图》与《舆地总图》中各府级治所与省会的相对位置关系参见下表：

从上表来看，《福建舆图》与《舆地总图》的福建部分稍许一些差异，不过需要注意的，存在差异的多是《福建舆图》中与省会距离较小的府，对此可以做如下解释：《舆地总图》中没有表示各治所位置的点，只是标写了治所名称，这些字在图中占据了较大的位置，影响了绘图时距离的测量，而且有时可能也是为了避免与河流线条交叉，而对字的位置进行了调整。因此，虽然两者存在稍许差异，但并不存在根本性的区别。

通过上述三例的分析，可以证明最初的假设，即《舆地总图》应当是以分省舆图为基础绘制的。不过，仔细对比各分省舆图与《舆地总图》也能发现一些存在较大差异之处，如台州府与海之间的距离，在《浙江舆图》中将台州府绘制于距海大约1.2方格，也就是120里左右的位置，在《舆地总图》中则被绘制于距海大约1个方格，也就是大约500里的位置，而且虽然两图在台州南侧都绘有河流，但无论是河流的形态还是长度都截然不同。还有山东半岛的形状，《舆地总图》与《山东舆图》中山东半岛的绘制虽然大致相似，但是整体轮廓上存在一些明显的差异，如《山东舆图》中半岛东南部的海岸线基本是平直的，但《舆地总图》中则为圆形。对于这种差异的来源，现在难以得出确实的结论，也许仅仅是绘制时产生的误差。

四、总结

（一）《广舆图》绘制数据来源以及准确性

根据上文的研究，可以证实《广舆图》是以道路距离和四至八到为基础数据，按照极坐标投影的方法绘制的，这证实了汪前进在《现存最完整的一份唐代地理全图数据集》一文中提出的推测，同时也说明《广舆图》的绘制即没有经过大地测量，也没有使用裴秀的“制图六体”[16]。

由于采用的是道路数据，以及模糊的方位数据（也就是四至八到），因此《广舆图》绘制的非常不准确，而且还存在不少错误，比如顺天府的永清县、温州府的海安所，与一些之前的地图，如《杨子器跋舆地图》、《大明混一图》相比，实际上难以确定《广舆图》绘制的是否更为准确。

本文对《广舆图》分省舆图绘制数据来源和绘图方法的研究，实际上进行的是一种逆推分析，以《北直隶舆图》顺天府部分为例，主要是通过对永乐《顺天府志》中可以用于定位府州县的资料进行分析，从而找到其中可以绘制出《北直隶舆图》顺天府部分的数据，因此这一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我们可以用方志数据绘制出《北直隶舆图》顺天府。这一方法显然过滤掉了一些与《北直隶舆图》顺天府部分不相符合的数据，虽然分析中强调以县级政区与上级政区的关系数据为主导，但还是有很多不符合舆图上位置关系的县级政区之间的数据被舍弃。这种舍弃当然不会影响本文的结论，但如果抛开《广舆图》，使用同样的数据，在面对这些矛盾数据的时候，基于自身对数据的主观取舍，不同的绘图者肯定会绘制出存在各自不同的地图。这种情况是由中国古代特有的绘图数据和绘图方法所决定的，也决定了《广舆图》以及其他中国古代的舆图不可能绘制的非常准确。

从使用的角度来看，《广舆图》的总图和各分幅图以及专题图中都没有绘制最具实用性的道路，至少从现代的角度想像不出该图的实用价值，大概只能用于了解大致的地理形势、府州县的分布以及某些山脉的大致位置、河流的走向等等，换言之其使用价值应该只局限于作为读史、读书的辅助，成为士大夫论述古今得失的工具，至多可以作为制定某些宏观政策的参考材料。这一猜测也得到了《广舆图》一些序跋的证实，如罗洪先《广舆图序》“其后往来京师，从交友人，闻天下缓急大势，始知考次古今名人经略之迹，独恨于山川险易、郡邑联络，有不得尽闻者，则既无以即其形实以究其当时趋避取舍之所在，况得校论其失得哉！”。又如韩君恩《刻广舆图叙》“观兹图，计里画方形实毕具，天下之象，尽是矣。随图纪载，方略备陈，天下之势，审是矣。按图以索，不必足迹遍天下也，一披阅之间，而四海、九州宛在目前，无烦搜罗尽古今也。一讨论之际，而经制绥驭如指掌上，经世君子执此以往如持左券，又焉往而不利哉。昔者，禹纪《禹贡》，后世之辨方者祖之；周公作《周礼》，天下之谈王道者准焉。要皆其书有切于世道，故世不可少如此。矧斯图，广大悉备，视《禹贡》为加详，简要详核比《周礼》尤明，尽独可少哉”。实际上，其绘制目的与《杨子器跋舆地图》跋文中所述“若京师、若省、若府州县、若卫、若所、若卫所之并居府州县者，若内外夷方之师化与宾界者，势同异其形。远近险易，一览可视，愿治者常在焉，则用人行政，谅能留意”，并无二致。

因此，从使用的角度而言，《广舆图》没有必要绘制的非常精准，毕竟只是表现全国的大势而已，当然其所使用的数据也决定了其不可能绘制的十分精准。在《广舆图》的一些序跋中虽然对其“计里画方”的绘图方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但并没有强调由此带来的细节上的“精准”，而强调的是由此可以清晰、准确的表现天下大势，如霍冀撰《广舆图叙》中“天下虽大，指掌千里，经纶之迹，若是乎具在是也。君子曰：是图也，其义有四焉。其一，计里画方也。计里画方者，所以较远量迩，经延纬袤，区别域聚，分析疏数，河山绣错，疆里井分，如鸟丽网而其目自张，如棋布局而卦自列，虽有沿革转相易移，而犬牙所会，交统互制，天下之势，尽是矣”。而且，后世以《广舆图》为基础绘制的很多地图并没有在意该图的准确性，而是随意的进行变形、修改，如明新安朱绍本、吴学俨、朱国达、朱国干等编制的《地图综要》，虽然以《广舆图》为基础，但是从总体绘制技术来看，则较远《广舆图》粗糙。以《天下舆地分里总图》和《广舆图的》《舆地总图》相较，虽然都是“每方五百里”，但不仅海岸线失真较大，而且河流的走势也有失真，尤其是西南地区的河流，地名的标绘也不准确。由此来看，《地图综要》与《广舆图》只是形似而已，作者并没有刻意的去遵从《广舆图》的“准确”[17]。甚至《广舆图》一些后期版本也是如此，如嘉靖四十三年（1564）吴季源刊本，就将《舆地总图》中画方的纵线和横线任意减少了一半，但仍注为“每方五百里”。显然，《广舆图》的准确性，并不是他们所真正在意的。即使是后来影响较大的、评价较高的万历本《广舆图》也不是对嘉靖本的“复制”（增加了表示城市位置的符号），某些局部存在明显差异，如福建部分，福州（图中标为福建）与兴化府以及泉州的相对位置，泉州与漳州的相对位置。

此外，根据上文分析，罗洪先在《大明广舆图序》中对朱思本《舆地图》的评价，即“偶得元人朱思本图，其图有计里画方之法，而形实自是可据，从而分合，东西相侔，不至背舛”，实际上阐释的也是该图总体上的准确，而不是具体细节绘制的非常“精准”。

那么为什么《广舆图》在当时具有如此大的影响力，并且后世产生了大量以此为基础绘制的地图呢？原因可能有两点：

第一，使用了“计里画方”的绘制方法，因此便于距离的测量，当然其测量的应当是道路距离。

第二、与之前各种地图不同，《广舆图》是刻版印刷的，可以大量出版，而且翻刻也比较便利，因此易于传播，这是之前所未曾有过的，由此使其具有之前其他舆图无法比拟的影响力。

（二）关于中国古代地图绘制的一些问题

1、中国古代全国总图绘制数据的来源、绘图方法

上文对于《广舆图》绘制数据和绘制方法来源的分析是否可以推广到其他全国总图（不包括明末和清代康雍乾时期利用西方绘图技术绘制的舆图）。要回答这一问题，先看《明史》中的一则记载记：“今各省差数未得测验，据《广舆图》计里之方约略条列，或不致甚舛也。南京应天府、福建福州府并偏东一度，山东济南府偏东一度十五分，山西太原府偏西六度，湖广武昌府、河南开封府偏西三度四十五分，陜西西安府、广西桂林府偏西八度半，浙江杭州府偏东三度，江西南昌府偏西二度半，广东广州府偏西五度，四川成都府偏西十三度，贵州贵阳府偏西九度半，云南云南府偏西十七度”^[18]。由此，可以认为明末确定各地经度时并未进行测量工作，只是利用《广舆图》所载的方位距离数据进行推测而已。这条资料说明，正是由于《广舆图》是用计里画方绘制的，因此可以用来计算距离，从而推测经度，而当时其它舆图都缺乏这种能力。此外，这进一步说明明朝没有进行过大地测量工作，试想如果明政府曾经进行过大地测量，或者至少用“制图六体”进行了全国范围的测量，有着一套数据集的话，那么在用直线距离推算各府经度的时候，就不应当使用罗洪先私人绘制的《广舆图》了，从而再次证明古代舆图绘制不可能是在大地测量基础上进行的。而且，当时可能也知道《广舆图》的数据存在问题，因此才会说“或不致甚舛也”。

结合后文对“制图六体”的分析，可以认为中国古代大部分全国总图都应当是使用与《广舆图》相似的绘制方法绘制的，因此肯定是不准确的。

对于上文关于中国古代绘图数据和绘图方法的结论，还有一些旁证。

清末光绪年间“会典舆图”的绘制是清康乾以来第一次全国规模大地测绘工作，编纂舆图的工作首先是要求各省绘出省、府、州、县地图报送会典馆，并制定了具体的要求，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各省都遇到了缺乏掌握测绘和算学方面技术人才的问题[19]。这一普遍存在的现象至少可以说明，清代中后期各种测量技术以及相关的数学计算方法在绘制各类地图时并没有普遍使用，需要强调的是仅仅在100年前康雍乾三朝用西方技术测绘绘制了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的《皇舆全览图》，培养了大量掌握这一技术的人员。

同时，各省为配合《会典》图的绘制还颁发有一些绘图章程，如《陕西绘舆图章程》、《广东全省舆图局饬发绘图章程》，从这些章程来看，当时主要使用的测量方法是：逐段测量道路的长短，并在曲折处测定道路的方向，然后根据比例，将道路绘制在绘制有方格网的底图上。道路两侧景物方位和距离的测量，则是在道路上两个相距一定距离的基点上，分别测量景物的方向，然后在底图上将景物绘制于由两个基点出发的所测方向的延长线的交汇处。通过这种测量方法，可以在底图上比较准确的绘制两点间的直线距离和方位关系。当然这种测量方法全面实施需要大量的人力和时间，因此当时在具体实施时忽略了地形的起伏和道路上较小的曲折。这种测绘方法是否有着更早的起源，现在难以断定，不过从大量明代和清初的地图来看，虽然难以断然否定这种方法有着较早的起源，但至少可以认为这种方法使用的范围极为有限。

2、对“制图六体”影响力的再评价

上文对于《广舆图》以及全国总图的分析实际上也证明了裴秀的“制图六体”在中国古代绘图史中可能仅仅是一种理论，基本上没有应用于实践，至少经过分析可以认为不依据“制图六体”就能绘制出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各种中国古代的舆图。对于这一观点，清初胡渭的《禹贡锥指》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

胡渭在《禹贡锥指》中虽然对“制图六体”进行了解释，但并未用来绘制地图，这点他自己叙述的也很清楚，即“于是不揣孤陋，既作《锥指》，辄据《九州》、《五服》、《导山》、《导水》之文，证以《地志》、《水经》，参之诸家传记，略倣朱思本意，计里画方，为图四十七篇……但使东西无易面，远近不相背，说之所及，以图证之，图之所不及，以意会之，辨正方位，存其梗概而已”[20]，也就是其主要是依据文献，使用计里画方的方法绘图，而且只是示意图；又“右《禹贡图》四十七篇，皆余所手摹也。凡九州之疆域，山海川流之条理，原隰陂泽之形势，及古今郡国地名之所在，八方相距之远近，大略粗具，而独恨《晋图》既亡，诸地记道里之数，无以得准望远近之实也” [21]，则明确说明没有使用“六体”。此外，根据研究四十七幅图中有十六幅是艾南英《禹贡图注》的翻版[22]。

《禹贡锥指》中最为关键的实际上并不是胡渭对与六体的解释，而是他的一些感慨，现摘录如下：

“……古之为图者，必精于句股之数，故准望絫黍不差……后之撰方志者，以郡县废置不常，而无暇以句股测远近之实。其所书唯据人迹所由之里数，而高下、方邪、迂直之形一切不著，虽有精于句股者，亦孰从而测之。故四至八到之里数，与准望远近之实，往往不相应，此图之所以难成，而地理之学日荒芜也。今杜氏《通典》、《元和郡国志》、《太平寰宇记》、《九域志》等书皆于州郡之下，列四至八到之里数，可谓详矣，而夷险之形不著，吾未知其所据者，著地人迹屈曲之路乎，抑虚空鸟道径直之路乎？至于近世之郡县志，尤为疏略，其道里亦未必尽核，况可据以定准望邪！昔人谓古乐一亡，音律卒不可复。愚窃谓《晋图》一亡，而准望之法亦遂成绝学。呜呼惜哉！”[23]

从上述文字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三点认识：1、至少在胡渭的时候，已经和我们现在一样，不清楚“制图六体”的具体含义了；2、至少胡渭认为绘图的数据主要来源于总志和方志，否则不会在文中一再强调这两者所记录的材料的粗略和数据的性质，由此也可以认为在当时绘制地图并没有进行相应或者专门的实地测量；3、在胡渭看来，裴秀所绘地图的散佚使得“准望之法亦遂成绝学”，也就是“六体”的具体内容很早之前就已经不为人所知了[24]。

3、对于“计里画方”的评价

上述分析也从侧面证实了《<广舆图>绘制方法及数据来源研究（一）》中提出的观点，即“计里画方”仅仅是一种绘图的辅助手段，能在地图上将各个地理要素的相对位置布置的更为准确，但由于中国古代绘图数据本身就不准确，因此“计里画方”并不能使得地图绘制的更为准确。此外，还需要注意一个现象，即在现在保存下来的地图中，“计里画方”通常用于全国总图、区域图等涉及地理范围较广、图中要素较多的地图，而城市图、河渠水利图等涵盖地理空间较小、地理要素较少的地图中基本没有见到这一方法的运用，这也从侧面证明了“计里画方”只是在绘图时控制绘图要素的方法。而且，从上文对《广舆图》的分析中也可以看出，用于标定某个位置点的数据相互矛盾的情况非常普遍，由此也证实了刘献廷所说的“彼若为界画，是自穷之术也”[25]。

另外，以《广舆图》为基础绘制的《大明舆地图》，其中的《舆地总图》是画方的，而各个分幅图则不是，这也证明了曹婉如的观点，即“画方固然是分率的具体表现，但有分率的图不一定都画方”[26]。

总之，对于中国古代地图而言，“计里画方”与地图的准确性无关。

4、中国古代对地图传播的控制

    由于中国古代地图绘制所需要的资料非常简单，不需要进行实地测量，只要努力搜集、整理相关的全国总志以及地方志即可，而且就目前掌握的材料而言，似乎也不存在禁止私人绘制地图的禁令，因此中国古代存在一些私人绘制并具有深远影响力的地图，除了本文分析的罗洪先的《广舆图》之外，如宋代黄裳的《墜理图》，郑若曾的《万里海防图》、许论的《九边图》等等。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些绘图者当中很多都具有“官”的身份，因此他们应当也可以看到一些藏在官府机构中的档案，并用于绘制地图，因此也使得这些地图某种程度上带有了些许官方色彩。总体而言，中国古代政府对于地图的绘制极少加以限制。地图的流传也是如此，现存的一些宋代地图都是保存在庙学中的，如《华夷图》、《禹迹图》、《九域守令图》和《平江图》，显然这些图是公开的。更不可思议的是，迫于元军军事压力大规模修建城池后绘制的《静江府城图》居然刊刻在城外鹦鹉山的石崖上，显然当时并没有太多的考虑地图的保密问题。

当然，我们也可以举出一些限制地图流传到国外的例子，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梦溪笔谈》中记载的一则故事“煕宁中，高丽入贡，所经州县，悉要地图，所至皆造送，山川、道路、形势险易无不备载。至扬州，牒州取地图。是时丞相陈秀公守扬，绐使者：‘欲尽见两浙所供图，仿其规模供造’。及图至，都聚而焚之，具以事闻”[27]，虽然这则故事中最终烧毁了高丽使者搜集的地图，但实际上从中可以看出，至少当时对于地图携带出境没有明确的规定，各地官员也应使者的请求给予他们当地的地图，而且这里也没有记载“具以事闻”之后，是否得到了朝廷的认可。《梁溪漫志》中在引用这则故事之前，又记载了另外一个故事作为对陈秀这一举动的解释“士大夫多识前言往行，岂独资谈柄为观美，盖欲施之用也。国初，遣卢多逊使李国主还舣舟宣化口，使人白国主曰：‘朝廷重修天下图经，史馆独阙江东诸州，愿各求一本以归’。国主亟令缮写，送与之，于是多逊尽得其十九州之形势、屯戍、远近、户口多寡以归，朝廷始有用兵之意”[28]。显然，李后主根本没有意识到《图经》的军事价值。仅从上述两则故事可以看出，至少宋代并没有限制地图的流传。这种情况，对于当代人而言是不可思议的，要理解这一点还是需要从中国古代地图绘制的角度入手。

如上文所述，中国古代地图由于绘制的非常不准确，因此使其不具有实用性，以《广舆图》为例，图中虽然绘制有河流、山川，但无法像现代地图那样表现山脉的高度、险夷，河流的宽窄以及水流的急缓，因此单独使用地图是无法制定行军路线，甚至出行路线的。再如带有浓厚军事色彩的明代许论的《九边图》，图中绘制有明代长城沿线的堡寨、重要的关口以及山川，但这些景物之间的相对方位、互相之间的远近根据地图都是无法具体确定的，也就是说仅仅根据地图，我们无法制定任何具有实际意义的军事部署。

中国古代虽然也存在一些道路图，如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的五幅明代的驿路图[29]，但这些图从现代的角度来看，多类似于山水图画，图中景物的位置关系并不具有太多的参考性，甚至道路的长短也不能根据图中用于表示道路的线条的长短来衡量，这些图大部分都配有相应的文字说明。

图与文相配合，是中国古代地图的重要特色，图只是示意性质的，即使使用“计里画方”的地图也是如此，而文则是对图的说明、解释，两者配合这些交通图才有一些实用意义。不过，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大部分地图中的说明文字，很多来源于对原有文献的摘抄、缩编，如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的五幅明代驿路图中的《岳州至龙州驿铺图》和《南京至甘肃驿铺图》与成书于洪武二十七年的《寰宇通衢》近似。如果再考虑到绘图数据本身也是公开的，换言之，所有可以用于地图绘制的材料都是公开的，因此这大概就是中国古代政府不限制地图绘制和流传的主要原因。当然，上述分析带有推测成份。

总体而言，今后对于中国古代地图的研究，不应再关注地图绘制的技术以及准确与否，而应将的研究延伸到与国家、社会、文化有关的领域中。

（三）本文存在的一些问题

本文的研究存在以下两点问题：

1、作为一篇实证性的研究论文，本文并没有对《广舆图》所有分省舆图、海岸线、河流的数据来源，以及分省舆图与《舆地总图》之间的关系进行全面的研究，对于山脉等其它要素涉及的也较少。从方法上而言，本文得出的结论是建立在不完全归纳基础上的。当然由于史料留存的问题，进行全面的分析也不太现实，不过这使得本文得出的结论在今后还有进一步讨论的余地，如“虽然明朝没有进行过全面的大地测量，但是否某些局部地区进行过测量工作？”等问题。当然，本文最为重要的结论，即《广舆图》（还包括中国古代其它大量的全国总图）绘制时采用的是方志材料以及极坐标投影法，而并不是建立在实测基础上的，以及中国古代全国总图的绘制并不追求准确性，应当不会有根本性的错误。